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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文革”之中,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泽东真的成了一尊神。然而,攻击毛的“反动标语”却屡出不穷,泾县也无例外。下面记述的四位“反标”案涉事者,分别是我的亲戚、朋友、学生与熟人。除了一位已经罹难,死无对证以外;其他三人均予以否定,且至今都不清楚,这种事情怎么就落在了自己头上。

然而,却无一例外地遭殃了。

郑家瑾

郑家瑾,1959年徽州师范毕业,分配到泾县苏红初级中学任教。后来调入黄田中学,连续多年担任数学教研组组长。都说他数学教得好。除了教数学,还教全校的音乐和美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文化大革命”之前,他经常在县教育局安排下,于暑期进行观摩教学。可见其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是被广泛认可的。

郑家瑾会多种乐器,还会多门绘画,尤以版画和水粉画见长。徽州师范是个老牌学校,文化底蕴极为深厚,能出这样的学生并不为怪。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林副统帅”的极力倡导下,“忠字化”、“红海洋”、“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成了新的宗教仪式,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达到从未有过的巅峰。譬如,每家必布置一个“忠字台”,“台上”必供毛的石膏像(街道居委会的人挨家挨户检查落实)。因此,石膏像一时供不应求,买不着--不能说“买”,要说“请”--请不着。一时大胆--也是一时糊涂的郑家瑾,也许是被时代的狂热所感染,也许是对美术的偏好,他犯了个大错:自己动手制作毛泽东石膏像。就美术的角度而言,制作石膏像并不难,制好模具,灌注石膏,脱开模具以后,完好无缺者便为正品;若有瑕疵,毁了重来。然而他忘了,他的工作对象不是一般塑像,而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稍有差池,罪责难逃。

果然,一次制作中,不小心碰破了石膏像的手臂,趁无人之际赶忙放进一只小木箱,谁知当合上箱盖时又压破了像的头部。次日清晨,当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要将石膏碎片倒入厕所时(黄田中学的厕所有一人多高,粪池很深),恰遇一位腹泻的教师。于是被指控为毁坏毛像,“恶毒攻击”。这是他的妹妹朱建秋介绍的。

还有一个版本:郑家瑾在家不慎弄破毛石膏像,被他的妻子检举揭发。连同他的“反动日记”一并交给学校。妻子是他同学,一道分配来的。这时候,妻子已经不再当教师,而是在浙溪公社任妇女主任。传说这位妇女主任经常不回家。郑家瑾遭到内外夹攻,痛苦极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鼓励人作恶,鼓励人背叛,鼓励人丧尽天良。人性中一切恶的东西彰显到极致。如此,也就不足为怪了。

郑家瑾因此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每周都要批斗三、四次。还用报纸糊成高帽子,戴在被斗教师头上。郑家瑾出身地主,又有“现行”,他不挨揪谁挨揪?当然,被揪的还有几位,大都出身不好。据说,当时遭批斗最凶的并不是郑家瑾,而是另外一位姚老师。但姚老师的妻子好,贤惠。不但不“反戈一击,划清界线”,还尽心尽力安慰他,照料他。妻子白天到五里以外的信用社上班,晚上回来后弄好的给他吃,做他的思想工作,稳定情绪,安抚心理。两相对比,差别就大了。如今,姚老师夫妇双双退休,形影相随,颐养天年。而郑家瑾已遭残害,与家人阴阳相隔了。

都说家庭是航行中的港湾。平时不觉得,遇到狂风巨浪,港湾就显得重要了。

如果仅此为止,倒也没什么要紧。“文革”中被揪的“牛鬼蛇神”当数以千万计,后来大都没事了。却偏偏在1968年3月,学校操场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打倒毛泽东”。这可不得了!于是侦查,破案,说是郑家瑾所写。也不知道郑家瑾承认与否(承认不承认都一样,栽到谁的头上谁都挣脱不了)。3月11日,郑家瑾遭逮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1970年7月17日,郑家瑾遭枪杀,年仅三十三岁。

“反动标语”真的是郑家瑾所写?他“认罪”了?还是“拒不认罪”“顽抗到底”?抑或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气焰嚣张”?不得而知。有黄田人告诉我:郑家瑾疯了,被捕前就疯了。也有人说曾经找外地医生鉴定过,结论是没有疯。说法不一,难辨真伪。曾经多方打听,均无果--不知情者喜欢说自己知情,甚至夸口“一本全知”,却又总只能泛泛而谈;真正知情人反倒推说不知情了。

据陈兴源先生回忆:当时公检法合并办公,军代表徐柏瑗“当家”。成立了领导组:公检法各一人,军代表二人。陈兴源是领导成员之一,代表检察院。讨论案件时,陈先生主张教育释放。徐柏瑗批评他“三杯黄汤一喝,原则都不要了。”黄汤,民间对酒的俗称。陈不服,于是冲突起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不久,陈先生到汀溪公社当了书记。后来省公安厅为郑家瑾平反时,找他核对过材料。

当时,中央有个“公安六条”: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严惩不贷。为此,枉杀了众多生命。如林昭,女,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1957年被划“右派”,判刑二十年。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押赴龙华机场枪杀。口中塞着橡皮塞子,防止她喊口号;颈部绑着塑料绳,扣紧喉管,防止她发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作“平反裁决”。又如王佩英,女,“现行反革命”,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执行死刑。刑前,用一根细绳勒住她的咽喉,让后面人拽着;绳子陷进肉里,使她发不出声来。据说,在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她就已经被勒死了。1980年平反。(以上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五期)

这种行刑前的“特别处理”,盛行于“文革”之中。如:蔡铁根,原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长,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3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发不出声,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用板子压住舌头,不让他们发声。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刽子手割断其喉管……

毛远新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期间,更是把割喉这一“新生事物”发展到极致。至1975年处死张志新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张志新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旁边一个女管教员见状,惨叫一声,吓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以上据“炎黄论坛”《行刑前,那些人被这样处理过》)

据传,为防止郑家瑾刑前呼喊口号,以裹藏大头针的棉团将他口腔塞满——小县城的人,也学会如此残忍了。那时候执行死刑是要游街示众的,目的当然是“充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威力”,杀一儆百。于是人们争相观看,万人空巷。我站在大会堂楼上,看见郑家瑾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反剪双手,被几个武装人员押着,推推搡搡,跌跌撞撞,疯了般匆匆而过……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枪杀了!彼时彼状,凄怆惶恐,多少年都拂拭不去。

1981年,郑家瑾获得平反。他那唯一的女儿,领回了他的“补发工资”。却领不回他的生命了。

翟克澄

翟克澄,1966年南陵师范毕业。1967年分配到泾县包合小学任教。1969年调陈村小学。1970年5月21日被拘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我认识翟克澄是1975年,那时候他已经释放,结论是“查无实据”,恢复工作,补发工资,调泾县黄梅戏剧团任后勤工作。那年月怀疑你犯罪了,不是查实了再拘捕,而是先拘捕起来再查。莫名其妙地坐上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令人不寒而栗。

翟克澄看上去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情绪低落,吊儿郎当。不知道原本如此呢,还是四年八个月的冤狱所造成。

事情也是起始于“反动标语”。1967年10月18日,陈村小学出现一条大字标语:“炮轰周恩来,火烧林彪,绞死毛泽东,彻底闹革命!”那时,翟克澄还在包合小学,而家居陈村(当时名水东公社),两个乡镇毗邻,可以经常回家。当天,他正在家休息,听人说了,还赶去看过标语,凑过热闹。标语是排笔写的,位置较高,在一面墙上。字写得很好,中规中矩。与他的字相比,讹错十万八千里。因为他的字太差,同狗扒的一样--这是他自己评价。此案一直未破。两年以后,翟克澄调到陈村小学(当时名水东公社五七学校)。1970年5月10日,他突然被隔离审查。十天后,水东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逮捕翟克澄。这天,万人空巷,轰动一时,全公社“专政大队”集中一起,六十四根“红棍子”(专政大队凶器)押着翟克澄游街示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居然惊动这么多人,如临大敌。难怪他事后调侃:“真是风光极了!”

押到县城关进看守所,与郑家瑾的“号子”对面。那时,郑家瑾已经被关两年多,戴了脚镣,从不说话,但做起事来(如搬粪桶)并不含糊。

办案人员对翟克澄进行强有力的审讯,施以车轮战术,不让休息,把他弄得疲惫不堪,精神崩溃。“但没有打,一下都没打--有一句说一句。”翟克澄说。

后来,他承认了。

既然不是你写的,干嘛要承认?又没打你。他说:“那滋味你没尝过。一天不承认,他们就一天不放过你。真受不了,只求早早了结。”又说,公社一位领导对他弟弟讲过:“当年不少人都不认为是你哥哥写的。但一把手硬要抓。还说这次抓了,就不会平反了。”

这个“一把手”是水东公社书记。翟克澄说:“就是他陷害我。”

他为什么要陷害你呢?因为你家是地主成分?其实他父亲是小学教师,并不是“分子”。那么,翟克澄只能算是这个地主家庭的“第三代传人”了。

于是,他道出一桩花边新闻。

翟克澄在陈村有个干妹妹,极漂亮。说是干妹妹,其实就是“娃娃亲”。而“一把手”相中了这位干妹妹,认定翟克澄是最大障碍,于是栽赃陷害,就这么简单。

此话当真?还是捕风捉影?我认识这位“一把手”的时候,他已经快要退休,因为多病经常住院;步履蹒跚,龙钟老态。难道说年轻时也是个万般风流的混世魔王?只能存疑了。

话又说回来,人都有七情六欲。在那种“一元化”的权力场上,有几个公社书记不曾风流过?美国总统还有“拉练门”事件哩。只是,如果因风流而陷害他人,那就是丧尽天良了。

朱世彪

朱世彪,黄田人,与我同乡,同学,还有亲戚关系--我的三叔奶奶,是他的姨奶奶。他很早便离开黄田了,随父母在县城居住。他的父亲朱永辉,我们称呼辉先生,毕业于武汉美术专科学校。后来在培风中学当教师,又在泾县中学当教师,教美术、音乐。后来当总务主任。朱世彪在泾县中学读书时,生存环境还是较为优越的。不料1958年,辉先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逮捕,劳改,直到1970年代末才获平反。因此,朱世彪一落千丈。其中的屈辱艰辛虽未及细知,当能想象出一二三四。

朱世彪在县粮食局参加工作,1966年结婚。1968年的一次“公判大会”上,据说是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三年。事情还是“反动标语”!粮食局也出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

我问他:“既然不是你写的?你干嘛要承认呢?”--“我没有承认啊!不承认也是你,没有申辩的机会。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怎么落到我头上了。”

不明不白地当了一次“反革命”。

因为当时的“反革命”太多,牢狱之中人满为患。一些不太严重的“犯罪分子”改为“监外执行”。朱世彪也没被收监,而是放到其妻子居住地太园公社桃园大队监督劳动。那年,他儿子刚刚一岁。此后,便一直以“四类分子”身份在当地劳动了十一年,直至1979年才获平反。平反书上写的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补发工资,恢复工作。

如今,朱世彪退休了,仍然宅居桃园村。虽是农舍,倒也空气清新,宽敞实用。屋前有大树,有空场。种了菜,养了鸡。树荫下聚二三好友,谈天说地鉴古论今,或慷慨激昂,或老泪纵横,有时真的感到曾经的创口不是那么锥心般疼痛了。桃园村在老县城对岸,一桥相通,早已划归泾川镇了。老俩口经常进城,卖点蔬菜,买点日用品,或者帮儿子家照应照应。所幸身体还好,骑在电瓶车上根本不像个七旬老翁。

好好保重吧,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世界都在进步,中国能不进步吗?这是周有光老先生的话,他说得有道理。

胡炳南

胡炳南,1948年生。1961年,我在城关小学参加工作,他是五年级学生,我教他数学。这个人长得奇瘦,调皮捣蛋,善于逗笑 ,无论课堂还是课后,他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也能引得哄堂大笑,就有这种本事。因此,凡是他在的场合,大家会觉得趣味盎然。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他嬉皮笑脸,不当回事。常常让老师很生气,却又哭笑不得。他的班主任黄幼娟铁了脸教训他,他也是挤眉弄眼,一边答话一边搞笑。那时候经常体罚学生,却难以体罚到他。因为他总是跑,不甘于受罚,一边跑一边笑嘻嘻地做鬼脸,总是追不上他。有一次,老师将他堵在教室里了,他就与老师兜圈圈;老师喊同学们逮住他,同学们却只是做做样子,佯装逮不着。想必是觉得学生生活太乏味了,难得如此热闹有趣,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假如群策群力将他逮住,岂不终结了一场难得的热闹?眼看老师就要追上了,他突然跳上窗台,扭过身来对着老师一个鬼脸:“要想逮住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转身跳了出去。这是电影上一句台词,他竟然恰如其分地用上了。

这么一个会搞笑逗乐的人,一生却难以笑口常开。他出身不好,生父系“伪职人员”,“解放”后被镇压。因生活所迫,他的家人将他送人做儿子。养父母在泾县饭店工作,终生未育,遂领养了一男一女。胡炳南还有个姐姐,虽然并无血缘关系,姐弟俩却相依为命。小学毕业以后,胡炳南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到饭店学习“白案”。因为确有表演才能,1963年经文教局文化科员胡寿林介绍,到县黄梅剧团当演员。先是当学员,跑龙套;演“众将官”,演“匪兵甲”。后来演正戏了,演“梁上君子”,演“隐藏特务”,演一心想反攻倒算的“逃亡地主”,演做梦都想发财的“富裕中农”,好像从未演过“正面人物”。他舞蹈跳得也不差,乐感很强,我们经常抽他参加会演。有一年,我写了个小戏,参加地区会演,主题是批判农村中资本主义倾向。派他扮演一个贪小利、爱沾便宜的小商人。他的扮相,他的动作,他的脸部表情,一举手一投足,都将剧中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让人赞不绝口。也有人说他“过分”了,抢了“正面人物”的戏。不知什么缘故,“正面人物”通常都是苍白的。其实并不是抢了他的戏,而是他本就没有戏。一个个紧绷着脸学“语录”,一点人情味都没有,能有戏么?

后来,我看到赵本山的小品,便常常想起胡炳南来。我以为,胡炳南也是个很有喜剧天赋的人,只是未能逢时罢了。如果他机缘好,一路顺畅,或许就是个“胡本山”了。

1972年,不知什么原因,军代表将他调到县钢铁厂当工人。数月后即遭遇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一幅“伟大领袖”与他的“亲密战友”的画像后面,写了几句话:“这个人真稀奇,一切过错推给刘少奇……”公检法军管小组说是他写的,逮捕后施以“车轮战”逼供,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五年徒刑,送到白湖农场劳改。本来准备就绪的婚事也“吹”了。

“是你写的吗?”我问他。

“不是。我怎么会呢?出身又不好,敢乱写乱说?不要命差不多。夹尾巴还怕夹得不紧哩。”
“那怎么落到你头上了?”

“我也不知道。军代表说我对调出剧团不满,发泄私愤。他们是瞎估猜,想当然。反正那年月,说是你就是你,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又一个不明不白的“现行反革命”。

1977年,胡炳南刑满释放。后来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后来,钢铁厂倒闭了。后来,他也退休了。日子过得还算安稳自在。

一个可能成功的“笑星”,被践踏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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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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