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黄田记忆 》遭遇“阳谋”的人(三)
分类:

 

2.gif

——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遭遇“阳谋”的人(三)

 

汪国胜

汪国胜,1955年南陵师范毕业。先后在茂林小学、孤峰小学当教师。1957年冬天“反右派”的时候还不满十八周岁。他先是“积极分子”,后来不是了,但也没有遭到批判斗争。回到孤峰小学以后,却被宣布为“右派”。据说是因为“右派”数额不够,“指标”完不成,而“补”到他头上的。说他有三条“右派言论”:一、说粮食不够吃。年轻人饭量大,吃不饱。二、说知识分子“改造”二字对年轻人不合适。因为年轻人都是党培养的,身上没有旧的东西,谈不上改造。三、说皮鞋价格贵了;说百货公司出售烂苹果--攻击党的价格政策。

汪国胜说:这一届南师的泾县学生大约五十人,有十人划成“右派”(不含“中右”与遭批判者)。此后,他便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最无助最黑暗最没有尊严的生涯。

他在学校劳动改造。1959年调到城关小学,上午教课,下午劳动。说是上课,其实是凌辱:预备铃响过,学生们就坐在教室里唱歌:“反右派,反右派,右派分子真正坏……”在这样的歌声中走进教室,一定是万箭穿心吧。学生不喊“起立”,不喊“老师好”,而是直呼其名。都是学校布置的。对学生说他是“右派”,不要喊他“老师”,但讲课要听。

1960年,汪国胜到官塘文卫口饲养场劳动,一共四十多名“右派”。场长章长富是个狠人,极左。一年之间,这里就死了两个人。一个姓左,是我一位同学的父亲,另一个姓戴,都只有四十多岁。主要因为饥饿,因为缺医少药,因为不把人当人。有个“右派”潘祥国,机伶得很,发现住地阁楼上藏有几百斤红豆种子,便伙同汪国胜一共四个人去偷来煮吃。后来被发觉了,但没人承认,也就不了了之。八月中秋,食堂加餐,做了一些糍粑。他们四个人半夜间从地垄中钻进厨房去偷。第二天被发觉了,场长章长富把他们四个人绑在树上,用牛鞭抽打,浑身血淋。中午没人的时候,他们挣脱绳索,从后山跑往县城,找到宣传部告状。鲍福忠部长倒是不错,叫人到食堂买了饭给他们吃。还派人将他们送了回去。因为宣传部的干预,这件事情也就没再追究。四个人还在养羊场偷过两只羊,杀吃了,谎称夜里“狼来了”。有时候派他们到县城买米,他们就在路上抓生米吃……

此后,汪国胜又调到“文卫口基建办公室”劳动,就是建造电影院;又调到茂林药材培植场。场长王寿南,是个好人。茂林中学同药材场连在一起,校长吴锡尧也是个好人,能通情达理地对待他们;劝他们想开些,看透些。1962年,又调他到厚岸小学搞“勤工俭学”,因为太远太偏僻(在泾县最西南边,离城一百多里),遂擅自离岗。依仗着自己年轻有力气,到南街拉板车。南街的板车队有一定规模,不少倒了霉的知识分子都在里面干活。他们被打成各种各样的“分子”,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凭力气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正是这段日子,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一位姑娘,是火柴厂女工。姑娘很年轻,比汪国胜小九岁。她仿佛中了邪,全然不顾家人反对,泼了命地要嫁给他。一个拉板车卖苦力的“右派”,有什么好呢?往后还要不要政治前途?姑娘却不管这些,口口声声说他人好。1968年,他们结婚了。说起这件事,汪国胜至今还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妻子的真情。在那种鼓励背叛、鼓励斗争、鼓励忘恩负义的年代,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了不起啊!

然而不久,官方号召街道居民到农村落户。其中一句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南街居委会主任,外号“小脚奶奶”,是个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挨家挨户上门动员,不遗余力。说:“小汪呀,农村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以养两头猪,养许多鸡……比城里好!”--农村如此之好,她的家人怎么不去呢?说是动员,其实就是强迫。对于不愿下乡的人,他们就没收户口本与粮本,不再供应粮食,逼人下去。那是1969年初,农历腊月二十二,街道上用大卡车把他一家(包括妻子和抱在手上的大女儿)送到黄村公社九义大队铭坑生产队。那天下雪,很冷。当地老百姓还是很好的,纷纷赶来帮他们搬东西,也有人送这送那。居住的房屋只有一间,很差,四面冒风,冻得不能入睡。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不难想象,这一家三口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之中!生产队长还算不错,后来替他们换了一间屋,稍好一些。

村里多是桐城人,喜爱黄梅戏,成立了业余剧团,要求汪国胜给他们排戏,记工分。汪国胜并没当过导演,也没排过戏。但毕竟是城里人,见的世面多一些,就答应下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排戏的,演出以后居然大受欢迎。别的村子也来请,轰动黄村。因此,人们觉得他有本事,不要他参加劳动,专门做些轻巧事情。

1971年,“9.13”林彪事件以后,风声紧起来了。对“四类分子”的管制也更严了,汪国胜的日子不好过,只能老老实实参加劳动。又不会农活,日子十分艰难。于是他提出还是出去拉板车,每个月交三十元钱给生产队,队里给他记三十个工(实际上每个工值只有0.25元)。于是,他又回到南街拉板车。而妻子则带着女儿在农村劳动。

汪国胜路子广人缘熟,拉板车的生意不差。拉砖、拉瓦、拉石灰、拉水泥,一天能挣二三十元钱,最多的一次,一个小时挣了九十几元。后来,村里人眼红,不让他单干,将他安在大队砖瓦厂,做砖,是个力气活,一天也可以记三、四个工。村里人还是眼红,硬要他回乡务农。不久,全国学习小靳庄,大队又抽调他去排戏,这一回排的都是京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小靳庄是江青的“点”,排的是八个“样板戏”。快要去县城会演的时候,问题来了:他这个“导演”因为是“右派”,不能上台。怎么办?大队连忙央求公社给县公安局报告,说这个人改造得非常好,摘了“帽子”,就可以上台了。

不久,小学增设初中班,又将他抽去当民办教师。为了养家糊口,正当年轻的汪国胜拼命地干活。学校离家三四里路,教学之余,他每天中午从学校挑一担粪到生产队,晚上放学又挑一担,队里给他记上几个工。

1978年,汪国胜“右派”改正,恢复工作,安排在太元中学。后来,妻子与女儿都回来了,开始了稳定的生活。1984年又调到城关二小,任教导主任,分了房子,直到退休。

高大魁梧的汪国胜,将一身力气,连同他的青春岁月,消耗在被“改造”之中。

所幸挺过来了。

不是人人都能挺过来的。

王秀岩

王秀岩,赤滩人,1925年生。父亲在赤滩街上开杂货店。生意做得很大,店号“义记和”。有田有地有权势,“土改”时毫无疑问地划了“地主”。

“解放”前泾县不通公路,行旅多为徒步,俗称“起旱”。少数宦绅富商则坐轿代步。货物运输主要依托青弋江航道,木帆船运载为主,上行至县西小河口,下行至芜湖。而赤滩濒临青弋江,主要码头之一,其货物运输量名列全县三甲。商贾云集,作坊棋布,热闹非凡。

王秀岩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老大王栋廷,是个做学问的人,泾县名师贺吉祥的早期学生。他不但国文好,数理英语都好。国民党县参议会秘书,兼泾县日报总编辑。“解放”后被捕入狱,在普济圩农场劳改,卒于狱中。老二王季桢,当过保长,“土改”中遭镇压。老三一直在芜湖做生意。老五王建群,“三年大饥荒”中,有一天悄悄溜进隔壁饭店,偷食了许多锅巴,然后赶到乡下去找四哥,路上口渴,趴在河沟里喝了一饱水,胀死了。

他们的父亲去世早,家中一应事务交由老二王季桢管理。某日,附近的chang山游击队攻打赤滩,目的是要抓住王季桢。乱世游击,“绑票”盛行;有事没事绑架个财主,令其家人用钱来赎,不予就要“撕票”;是游击队重要敛财手段。他们有人在王家店中潜伏,知道王家人行踪。没料到那天王季桢突然送货去芜湖,兼带送四弟王秀岩到湾址上学。与此同时,宁国县自卫队又鬼使神差地来到赤滩。是夜,游击队不但扑了空,没能抓获王季桢,反倒吃了败仗。于是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怀疑王季桢的两个妻舅(也是该游击队员)走漏了风声,遂将其二人杀害。

王秀岩没有从政,也没有当家理事,而是一直当小学教师,当校长。年轻时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也很能干,带高年级课,能写会画,有文艺才能。只是因为有些高傲,常让人看不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城厢小学任教导主任,与校长张燮成关系不怎么和睦。其间,张校长看上了学生赵什么娥,给她写了一封信(信封是找学生代写)。在“伙食团”买饭时,张校长将这封待发出的信插在呢子大衣口袋里,露出一角。在他后面排队的王秀岩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干了件十分不应当的事情--顺手将信封抽出。众目睽睽之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恰恰女教师里面也有个赵什么娥,同名同姓,误以为是给她写信。这位有夫之妇觉得窝囊至极,闹到上面去了。“组织上”派人调查,结果将张王二人分别调出城厢小学。

王秀岩调到孤峰小学任教师。两年后“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一是他出身不好。二是他在“工农阶级好,还是知识分子好”的“专题鸣放”中,不识时务地说出“知识分子也有好的”这样的话。三是其间还揭发出一个“十大拜把兄弟”事件,满城风雨,教育界没有不知道的。“十大拜把兄弟”中不少人都被捕判刑了。王秀岩最年轻,也没有历史问题,没有被捕,月工资由四十九元降为十元。与所有“右派”一样,王秀岩先是集中服劳役,而后一直在爱民、宋村、西阳等地边教书边改造。那里一片深山老林,十分偏僻。他已经无力顾及家人,仅凭每月十元的生活费苟延残喘。“三年大饥荒”,他饿得脱了形,拄着拐杖回赤滩,风一吹都要倒,坐在路边半天站不起来。

妻子朱霓珍,黄田李村园人,小学教师。她的叔叔惕燕(音)先生在李村园开办过“静安职业学校”,教习纺织;与侠骨先生办“培风中学”同时。朱霓珍先后带着四个儿女,辗转于李园金冲,黄田,宋村,爱民隆培,西阳石柜等山村教书,承担起全部生活重担。其中还有过一段退职后又复职的经历。她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三元五角,除了买米买盐已经所剩无几。小儿子朱高潮告诉我,娘舅们帮了大忙,要不然是过不过去的。娘舅是农民,不会多宽裕,拉扯而已。在隆培小学教书时,全家辛辛苦苦养了一头猪,权力者还不准养,说是“资本主义”,硬是给杀了,“毛屎”才一百二十斤。大儿子朱渡初中毕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让上高中。朱渡的篮球打得好,黄田中学体育教师何老师帮忙说好话,公社五七干部就是不同意。改革开放以后,朱渡得以招工到荻港造船厂,后来回泾县,在石油公司工作,当过副经理、经理兼书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秀岩的“右派”身份得以“改正”,于西阳中学退休。20125月,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老伴撒手西去。王秀岩也近九十高龄。日子好过了,却又失去健康,出门须轮椅代步,思维也不是很清晰。却终日西装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毫无那种老年病人所常有的邋遢与烂污。

王元生

王元生是“遗腹子”,1935年出生于宣城。不久即遭遇日本人进攻,小时候印象就是“跑反”,饥饿,家人离散。他有个姐姐,一次“跑反”中冲散了,听人说死在江西。有一次日军飞机大轰炸,他们躲藏在一个水塘边,母亲趴在他身上,护卫着他。五岁那年,他们辗转来到赤滩,母亲改嫁于一位姓丁的老头。老头六十一,比母亲大了二十岁。却对王元生很好,视若己出。后来,母亲又生了个男孩。

父亲吃苦耐劳,仗义,好打抱不平。遇上灾害年景,他常常领头募捐,赈济穷人。穷苦人死了,他还施舍棺材。有一次国民党部队在赤滩练兵,长官狠毒地殴打壮丁,父亲看不过去,带头制止,把那个长官弄得很狼狈。父亲先是雇人开棺材店。后来因为年岁大了,生意越来越不济,倒闭了。只能做些零头碎脑的小生意,供王元生读书。1951年,王元生小学毕业,考上泾县初中,但交不起一个月六元钱的伙食费,停学了,在家砍了一年柴。第二年,宣城初师自主招生,父亲叫他去考,也考取了,因为交不起书本费,迟迟未能报到入学,而是随父一道走乡串镇卖黄烟。父亲感到十分惭愧:“再不把你送进校门,我就不能算个老子了。”想方设法凑足钱,进了学校。学校不收伙食费,还有生活补助,王元生享受甲等,每月两元。自己做了新衣服,个子也长高了,放假回家,母亲很高兴。

后来,宣城师范与宣城初师合并,原来的宣城初师改为教师轮训学校,压缩学生人数,一些人上了中学。王元生贫穷,没钱读中学,转到南陵师范。

1955年,王元生于南师毕业后分配到泾县马头小学教书。经历过苦难的他,高兴之余,思绪万千,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决心努力工作,矢志报答。1957年,他出席了全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会议。

这年寒假,全县五百多教师集中在城厢小学学习,“帮助党整风”。开始,因为成分好,又是乡政府培养的建党对象,王元生被内定为“左派”,参加积极分子会议,担任大组学习记录。积极分子身份不是公开的。积极分子经常开会,也不是公开通知,而是给个暗示,传递个眼神,或者借机碰一碰。开始是“自由鸣放”,半个月以后是“专题鸣放”:出题目叫大家讨论。如,有人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你的看法如何?一共一百多个问题,诱导人发言。王元生视共产党为救命恩人,绝对信赖,毫无怀疑,根本没料到是“阳谋”,就带头提意见。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有些冒进。说统购统销搞过头了。说有个亲戚家里只剩二百多斤稻子了,还要他卖,难道不吃饭了?这便成了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

一天中午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黄胜非发言,说“积极分子中也有不好的言论。”王元生感到不妙。下午开大会就有人揭发他。他连忙站起来申辩,说自己“一惯忠于党”。一道毕业的同学凤什么翔,立即说他“忠于国民党”。那时候无论是谁,只要被揭发,大家就一轰而上,被批得狗屎不如。即便夫妻也要揭发。夫妻之间揭发的问题就更加有口难辩,不是的也是。这种例子多得很。

这年暑假,王元生被定为右派。月工资由三十三元降到二十六元五角。

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先是在茂林中学劳役。总务主任吴锡尧是个好人。右派们被安排给砖匠做小工,吴主任对砖匠师傅说:“这班人眉毛都是空的,以后还要工作,你们不要为难他们。”所以没吃大苦。后来到药材养植场,大饥荒开始了,不少人开始浮肿,然后又消瘦,有的就拖死了。也有自杀的。王元生本是个壮实小伙子,拖成一身病。有一次急性腹泻,一天泻了二十几次。他慌了,怕死,跑到茂林医院找到吴孟芹,跪下来哀求。吴大夫没有歧视,认真负责地抓紧治疗,救了他一条命。还有一次从茂林到县城,走到湾滩实在走不动了,想歇一夜。店家见他瘦得怕人,担心死在店里,不肯留宿。王元生哀求许久,店家听他说话还不象马上会死的人,勉强留宿一夜。还有一次从城里拉板车到茂林,连人带车翻入河中。另一次拉板车走到黄村,下坡控制不住,撞上山崖,险些重伤。

后来到官塘口养猪场,是同学陈绍斌送的。总共八里路走了三小时。可见身体差到什么样子。在场里也不能劳动,只能放牛。一天,难友潘祥珍感到自己不行了,去找潘祥国,托他带信给茂林家人,谁知还没走到就倒了下来,被搁置在屋檐下,奄奄一息。当时,哪怕只要一碗米汤就可能救过来,却无人过问。潘祥珍死了,场长章长富说:“又报销一个右派”。

1962年,王元生重回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劳动。文教局开出的介绍信上,把“同志”二字杠掉了,写上另外两个字:右派。刚回学校尚未“摘帽”。一次与凤什么翔一起时,凤问他怎么看待当右派的事情,他说了实话:不服。为此,“摘帽”推迟了一年多。

如今,孩子们都各立门户了。王元生与老伴有时也去帮忙照应照应。更多日子还是二人相伴地住在赤滩老街上。日子的确好起来了,闲适轻松。然而,不苟言笑的王元生似乎并不轻松。一旦回首这段往事,总是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常常说不出话来--王元生心里有着太多的屈辱。据医学专家研究发现: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段,会储留、堵滞在“杏仁核”内,不能正常上传到皮质。因此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虽然右派身份已经“改正”,噩梦已经醒来,然而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的伤痛说句该说的话,没有人真正地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王元生说,他想依据自身经历,写出一本书来。

写吧,想写的人都来写--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人就是一本书。

许植元

许植元,安徽枞阳人,家庭贫农,中共预备党员,泾县新华书店副经理。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担任学习组记录。当时,各组组长和记录都是“组织上”统一指派。说明许植元深得领导信任。

组长和记录还须每周到县委宣传部集中汇报半天。一次汇报中,不知怎么就谈及到“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事情,都是报纸上的报道。许植元不知道哪根筋胀了,鬼使神差地说:“葛佩琦也不是一开始就说要杀共产党。他是说如果不好好为人民服务的话,就杀。”宣传部长董增林说:“老许呀,你怎么这样说呢?”--“本来就是嘛。”--“你把话再说一遍!”--“再说就再说。”于是把话重复一遍。董部长有些气愤了:“你把你说的话写下来。”--“写下就写下。”

第二天,就把他的记录撤掉了。

没过几天,由“左派”带头,贴出大字报,说“许植元同意葛佩琦杀共产党”。于是大字报一轰而上,许植元遭到批斗。许植元态度强硬,不服输,不低头,不认罪。大会批斗“拿”不下他,就改为小会批斗,乃至于两三个人批斗。这种批斗,实际上就是面对面地折磨与施暴。且多在晚上,一盏油灯昏昏暗暗,宛如阴曹地府一般。只要“不老实”,就是拳打脚踢;揪住其头发朝墙上猛撞;罚他跪他不跪,就一脚把他踹倒,咚地一声跪于水泥地上。以至于一条腿被打坏。尤以两位“左派”最甚:张牙舞爪,声嘶力竭;大打出手,凶狠残暴。且都是文化人,伶牙俐齿,巧舌如簧,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说事者不愿道破此二人名字,只是说:都姓章,立早章。

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一百零几次,许植元始终不低头,不认罪,不承认错误。老许身体被折磨垮了,“组织上”到医院打过招呼,给这些人看病都是应付,随便开几粒药片了事。因此老许得不到认真负责的治疗。他要求到外地医治,“组织上”不同意,新华书店也说没钱。老许说:“那就预支我的丧葬费。以后死了,不问你们要丧葬费。”于是县纪委书记陈朝周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许植元,说他要挟县委,抗拒改造。

许植元被划“极右”,工资没了,每月仅发生活费十元。别的“右派”都是到农场集中劳动改造,偏将他一个人下放到下坊一个生产队,住在一间小茅棚里,由生产队监督他参加劳动。岂料农民们对“右派”并没有多强的概念。觉得这个外来人与自己既无矛盾,也无瓜葛。而且这个人成分又好,待人和气,也能吃苦,犯了哪门子错呢?开始还有几个干部管管他,后来干脆就懒得管了。他劳动时干多干少也不计较,甚至他劳动不劳动都不管了。他用柴棍与毛竹把自己住的小茅棚整修了一遍,还围起一块菜园,种了菜,养了鸡;与附近农民处得很融洽。后来,书店同事去看他,他还杀了鸡,在附近茶馆里招待大家。

1962年以后,许植元回书店。他在库房打包图书,用板车到车站拉货,将分发到各集镇的图书送往车站上车……我们文化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演出,书店指派他参加,挑着图书到各地摆摊。

“文革”中,许植元再一次被打倒,被游街,被挂牌。这次,他不硬顶了,百依百顺。每天下午钟点一到,他便自觉地挂上牌子,站立在书店门口“示众”。牌子上写: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许植元开口多“同志”。去找县委书记也不是称呼某书记,而是称呼某同志。有人说他对领导不尊重,他说“我们党内应当称同志。”

许植元有两个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字也很怪异:大儿子叫许本和,小儿子叫许和本。以至于别人常常分不清谁是本和,谁是和本。

李珊柳

李珊柳,泾县包合人,从小随母亲在舅舅家长大。舅舅家是地主,她自己家也是地主。她家是书香门第。那年代一般人家的女孩子是不读书的,而她的母亲却毕业于屯溪师范学校。母亲一直在镇上开药店。土改以后,两家都破产了,都依靠母亲的药店维持生活。

1948年下半年,李珊柳在泾县中学读初三。第二年就要毕业了,时局动荡,人心惶惶。外婆怕她太小,又是女孩子,怕她丢失,怕她跟别人跑了,不放心,坐轿子来到学校,不容分说,把她带回家里。

第二年春上,泾县“解放”。

包合历史上也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文化底蕴颇为深厚。著名的清代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就出生于此。包世臣学识渊博,他的书论《艺舟双楫》对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变革影响很大,至今为书界称颂。包合乡间的业余剧团也一直红火,似有这种传统,在县里都有名气。以至不少人都成为后来专业剧团骨干。“解放”初,在业余剧团活动的都是一些家庭成份不好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读过书,有文化。李珊柳也参加了业余剧团。后来,大一些的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那时候工作好找),李珊柳太小,家人不放心让她外出,便于1952年在当地当起教师。前半年不是正式教师,一个月只有8元钱(当时用的是旧币,8万元)。半年后转正,于第二年调至厚岸小学,月工资25元。这一年她与周锦华结婚。

1955年,李珊柳考入黄麓师范轮训。次年结业,安排在城厢小学任教。这一年实行薪金制,她每月33元。1957年,城厢小学有两位校长:管政治的校长吴金红,共产党员。管业务的校长朱永璋,曾经是国民党员(我那时在泾县中学读书,也是两位校长:校长秦佩峰,留用人员,管教学;副校长倪肇鹏,中共党员,管政治--笔者注)。放寒假的时候,通知全县教师集中政治学习,“帮助党整风”。李珊柳因为临产,遂向朱校长请假,要求不参加学习,回家“坐月子”。朱校长理所当然地批准了。没料到吴校长为此生气,说李珊柳不向他请假,看不起共产党员,反倒看得起国民党员。吴校长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倒也没有反对,只是叫她参加了第二天的大会再走。李珊柳说家里接她的人来了,如果开过会再走,当日就到不了家(那时候都是徒步)。况且挺个大肚子,行动颇为艰难,宜早不宜迟。她没听吴校长的话,没有参加会议就离开了。

次年三月,56天产假尚未满,李珊柳便返校了。她说这样做是为了表现积极。一进校门,便听说许多人打了“右派”,或者被捕或者劳役去了。尤其朱成林也打了“右派”,李珊柳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全校的团支部书记呀!思想进步,觉悟高,怎么也是“右派”?后来,人家说她为“右派”鸣不平。

全县的教师集中学习结束了,但各个学校的“政治学习”还在继续。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反右派补课”。说是指标没完成。没几天,李珊柳即被人检举揭发批判斗争。王子学说她家划了地主,因此她恨死了共产党。王子学在包合当过教师,知道她家情况。同时遭批斗的还有凌巧云,也是个女教师。或许是刚刚经过“反右派”斗争“洗礼”的缘故,对她们的揭发批判一开始即剑拔弩张,气氛恐怖。那些原本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同事们,陡然间抹脸不认人了,凶狠若狼。动辄罚跪--令她跪在凳子上,跪在小石子上。李珊柳从未经历过,吓倒了,怕受苦痛,于是别人说什么她都承认,包揽了一切批判之辞。说她看不起共产党员,而是看得起国民党员--“是是是……”说她否认“右派”的客观存在,为“右派”鸣不平--“是是是……”说她恨死了共产党--“是是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弱女子,在那种恐怖中,除了“是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李珊柳被划为“右派”,凌巧云划了“中右”。

不可思议的是凌巧云的父亲在学校烧锅,居然也划了“右派”。学校有两个炊事员,另一个姓岳,与教育科长徐剑平关系好;而凌炊事员总看不惯徐科长。

李珊柳的月薪从33元降至19.50元。被发配到“文卫基建办公室”劳役,建造电影院,叫她充当炊事员。后来到水西烈士塔劳役,到太美农校劳役。她刚生小孩不久,要喂奶,要照应小孩,允许她晚上回家--早出晚归。

1962年“摘帽”以后,李珊柳到电影院检票,把闸子。次年调城关二小教书。因为批斗中受了惊吓,心脏出了毛病,一堂课都站不下来。后来转至机关从事总务工作。

常听人说她这个“右派”真冤,硬是因为家庭成份不好,硬“补”到她头上的。

哪个“右派”不冤呢?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