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
人们将侠骨先生称之为“教育家”，是一点不过分的。
先生年轻时教书，中年以后致力办学，可谓将一生奉献教育。他所创办的培风小学不仅为家乡新学之始，还开启了农村免费教育之先河；其女子职业专科，教习纺织、缝纫、打字、簿记、烹饪等技能，实在是个大胆创新，在当时是十分鲜见的。那时候，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均无中学，培风中学创建后招收三县高小毕业生入学，也是这一地区范围内中学教育之开端。三县文脉之溯源，是无法绕过先生的。
先生名瀛洲，侠骨是其字，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其父朱大学于扬州盐号任职，略有余积，供侠骨就读私塾，考中秀才后补廪生。后来，先生赴上海朱姓公馆任馆师，并经常撰文于《申报》馆投稿，受聘为该报副刊编辑。后经朴学大师、国民大学教授胡朴安介绍，任神州女子中学教员。
民国九年（1920年）春，先生回黄田探亲，目睹家乡教育之落后，风气之闭塞，深感不安。返沪后与朱姓同乡说及，皆为之关注。经过商议，大家支持他辞去上海任职，回乡创办学校，以振兴教育。然而，等先生动员家乡父老协同办学时，却遭到守旧势力反对。包括一些绅士在内，都不赞成办新学，说“办洋学，读洋书，乃欺祖灭宗！”先生始所未料，处境十分尴尬。
再去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寻求支持，先生得到同乡们的热情鼓励与赞助。便在上海购置教具，从商务印书馆赊购课本，又从南京、浙江等地请来教员；借用本村“德邻书舍”为校址，于次年三月一日办起了黄田第一座新型小学。并通告全乡：凡男女学龄儿童不论朱姓或外姓，一律免费入学；但报名的学生只有二十八名。
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学校有了较大发展，遂迁入“培风阁”，名“培风学校”。“培风阁”是祖先朱武勋创建的“藏书楼”，旧县志上说他的父亲曾在此“捐田建学馆”，朱武勋复购买旗峰山下坡地扩建为“培风阁”，藏书三万二千余卷，供族人入学并阅读。
1923年，培风学校学生达八十多人。校舍也逐步扩充。
1924年，学校大礼堂落成。大厅正中悬挂孙中山画像，及旅外同乡赠送的银匾“培风万岁”；还有黑底金字的校风匾额“勤俭朴实，礼义廉耻”；两边的楹联是“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阴”。
1925年11月，安徽省教育厅长王家驹赠“百年树人”匾。
1926年，由上海李裕宏女士和侠骨先生夫人吴杏徽各捐资一千大洋，创办女子职业专科。
1927年，职业专科建实习工厂。厂址与校园两墙打通，联成一片，架天桥，命名“裕宏桥”。增添职业专科教员，开设了纺纱、织布、染纱、刺绣、织袜、缝纫等课目。
同年，筹备扩建增设初中部。
1928年，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入学；省教育厅批准为“安徽私立培风初级中学”。
1930年，学校校舍扩大到一百多间，各项设施齐全。被誉为“皖南模范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培风阁藏书楼原址上新建的图书馆，经多次充实，藏书极为丰富。其中有清版《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不少为明清版善本。为纪念前清进士、着名经学家朱珔（字兰坡），定名为“兰坡图书馆”。
同年12月，学校举行建校十周年纪念和第一届初三毕业典礼，有《培风学校十周年刊》为证。
学生也越来越广，越来越多，除了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以外，还有来自南陵、繁昌的学生。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青年学生更是大量涌入，培风中学有过特别的繁荣。学校里有国民党的组织，如国民党、三青团。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有一些似国似共非国非共的组织。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来了。
最大的困难是办学经费问题。先生为此不辞辛劳，到处奔走，利用寒暑假往来于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向校董报告工作，洽谈有关经费筹措与使用情况，深得各方面支持。除几个大公堂捐助资金以外，校董事会成员也自动捐资，其中朱砚涛、朱幼鸿、朱蕊初、朱良臣、朱德辉、朱玉田、朱执甫、朱季善等，均从各自商号中每年提取利润一分，作为学校常年固定经费。
有关人士的捐款，大都用于扩建校舍和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因此校内一些建筑物多以捐款人命名。如新建的初中部三层楼，初一教室命名“尚德堂”（系校董朱蕊初的母亲尚德夫人捐大洋五百元）；初二教室命名“秀文楼”（系朱蕊初之女秀文小姐捐大洋五百元）；初三教室命名为“杏楼”（系侠骨先生的夫人吴杏徽捐大洋一千三百元）。这是一座西式建筑，四面玻璃长窗，有两米宽的走廊和红漆栏杆，凭眺四周，峰峦田陌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就连原来反对办学的大绅士朱典卿也为之感动，自动捐大洋五百元，建学生宿舍一座，十数间。学校命名为“典卿市”。
先生忠于职守，生活十分规律。他每天五点起床（冬天为六点半），晚上十一时就寝，午饭后休息一小时。冬天早晨六点半，在黄田，天不过麻麻亮，先生便开始一天的劳作了。他的办公室同教员们在一起，以便随时讨论工作。办公室外间为接待室，接待来访的客人和学生家长；墙上挂着“会客不超过十分钟”的小牌子，藉以自律。人们经常看见他手执鸡毛掸帚和小铁锤，于校内各处行走，随手掸扫灰尘或修理一些瑕疵。有时也在校园内修整花圃，包括剪枝、插条或播种。这一切都做得十分认真。学生晚自修，虽有值日老师辅导，先生仍要到场查看；就寝前还要到学生宿舍检查一次。如此校长，是不是有些事无巨细婆婆妈妈？或许，先生不这样认为，倒觉得也是一种尽心尽力吧。难怪校友们赠其辞：侠骨婆心。
先生不只努力于校内，也很关心时政和社会公益事业。上海“五卅惨案”以后，先生和老师们带领学生到各村宣传，募集480余元大洋，支援上海工人运动。孙中山逝世，学校举行追悼大会，并组织学生植树造林以示纪念。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全县大旱，他奔走外地募集捐款和寒衣，回来救济灾民。他还带头捐资倡修黄田至县城大路七十华里，建石桥一座。他痛恶乡村各种不良习气，发动学生利用星期天到各地宣传破除迷信。学校购置了广播器材和无声电影，除用于教学外，还向村民广播并让他们在大礼堂看电影，传播科学知识，启发人们消除各种恶习。
为了表彰先生的办学精神与劳绩，校董会及本族人士议定，在校园内建一座“侠骨亭”，朱如山还赠其住宅一幢（敬修堂右首）。
1937年暑期，先生转辗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归来后染疴病故，终年六十三岁。于是有人想起他的未竟计划来：普及各乡完全小学教育；增设“高师”以培养师资；扩充图书馆；增加理化仪器；设农场数亩，供学生实验用；通过校董会选出继任人；年老退休迁居扬州－－那里，有一班老友在等他。然而，先生还是过早地“走”了，“走”得有些匆忙。
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以后，培风中学于次年停办。那一年，我目睹了培风中学的学生们欢迎共产党的热烈场面。他们排起长长的队伍，手执五彩三角小旗，喊着口号，唱着歌－－“将革命进行到底”，从学校出发，沿着潺潺的凤子河，踏上十里大道，走到榔桥，再走回来。二十里游行，风光极了。我跟在后面走了很长一段。他们不带我去，说我太小－－那年，我七岁。
侠骨先生是黄田一带的乡绅，名望甚高。据别人说，曾任国民党的区长。而我的老师洪君瑞说，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那时候不叫区长，叫“都董”－－先生担任过黄田一带的“都董”，包括东乡一片九个都，相当于后来的区长。“都”相当于后来的乡，辖甲－－这个甲不是后来的甲，而是相当于后来的保。区长不小了－－在我的采访资料中，黄田一带几个国民党的乡长，“土改”时均遭“镇压”。距离黄田不远的绩溪县上庄，是胡适先生老家。他的堂弟胡冠英只因在中共执政前夕当了几天乡长，即被“镇压”（《传记文学》1995年第四期第7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那末，假如先生不是早早地谢世，而是活到新的政权之下，又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侠骨先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嫁马渡桥谭村，未育。儿子朱际虞当过保安团团长，带有武装，相当于乡自卫队长；也在培风中学当过总务主任，更多时间还是在外地经商。1950年“土改”的时候，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朱际虞遭“镇压”。永华告诉我：朱际虞当保安团长期间，在漕溪与一女子有染，引发“民愤”。1950年，他在芜湖做生意，被漕溪一班人抓捕。押解途中，朱际虞跳河自杀未遂，被武装人员打伤了脚。先押至漕溪斗争，再押到黄田斗争，尔后在黄田村口“大圣殿”枪杀。行刑时正值寒冬，朱际虞被令仅着内衣内裤，赤脚。收尸时，“土改”工作队又不让他睡棺材，仅以上下各一块松树板捆绑入葬。永华不仅目睹了一切，还当场帮助收殓。她说：枪籽把头打开了，血喷一地，好怕人。
朱际虞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朱葆初，二女儿朱葆华，小女儿朱葆生。二女儿嫁给黄村一王姓公子哥。王家十分有钱，迎亲时坐的是“八抬大轿”，且为“夜轿”，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流光溢彩于静静的夜幕之中，煞是风光。后来，二女儿难产去世。
“土改”的时候，因为朱葆初是当家人，不仅被关押，还被吊了一夜，吃尽苦头。永华与朱葆生也遭关押与恫吓。永华四岁时即被侠骨先生收养，虽说是佣人，却待之若孙女，她的任务就是陪伴朱葆生。“土改”那年，永华二十一岁，朱葆生十八岁（黄田人都说虚岁）。土改工作队把她俩也抓起来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被押到石井坑口，罚跪于地上，威逼她俩交待“浮财”和枪支藏在哪里，说交待不出就要枪毙，枪栓拉得哗哗响。朱葆生吓哭了，以为自己到鬼门关了。永华说，她倒不很怕，估猜他们是搞“假枪毙”。黑暗中，她碰碰朱葆生的手，示意她不要怕。一个二十一岁的农村姑娘，临危不惧，方寸不乱，实在少见。
与别人家的佣人不一样，永华有良心，没有“反戈一击”，也没有与东家划清界限。被关押十多天，又被隔离半个月以后，还是将她放了。此后数十年，她与朱葆生常有来往，年老以后还长时间一起生活。朱葆生一直称呼她姐姐，而她的孩子也一直称呼朱葆生为姨妈。永华说，为什么葆生与我这么好？那次“假枪毙”，让我们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朱葆初一直在培风任小学教师，共产党来了她也一直当教师，直至退休。其丈夫戴述，在国民党专员邓昊明处工作。戴的前妻就是邓的侄女，生一子一女，儿子曾在白华开豆腐店，女儿现居县城。前妻去世后，戴述娶朱葆初，生二子一女。1949年，戴述跟随邓昊明在芜湖起义，投诚共产党。据说，邓昊明后来官至江苏省财政厅长，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身份退位（未经考证）。而戴述就遭孽了，他被安排到泾县糖烟酒专卖处工作。1957（1958）年打成“右派”，又有“历史问题”，1958年送往徽州劳改（估计是徽州劳改茶场），不久去世。不知怎么死的，家人也不敢过问。三个子女原本姓戴，朱葆初将他们改姓朱。目的是想回避戴姓，减少“株连”，好重新做人。岂知那时候“株连”政策胜过封建王朝。改了姓，就会有好日子过吗？朱葆初一直在农村当小学教师，月工资三十三元。带着三个子女苦苦度日。物质的贫困，政治的高压，艰难极了。“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实在找不到值钱东西，竟然连一斤茶叶都抄走了。
我与这家人接触较多的，只有朱葆生。“土改”那年，我在“长房”里玩耍，于她家大门口，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屁股后面围着围裙，趴在台阶上玩，那就是朱葆初的大儿子路瑾。继而又看见朱葆生和她母亲从院子外面进来，她告诉别人：扒松毛回来。穿着大方格长裙。长得白白净净，标致极了，我很是注意地多看了几眼。随后听外婆说：那就是侠骨先生的小孙女。可怜，也学着扒松毛了。其实，扒松毛并不是什么重活，只要不缺胳膊少腿，都可以胜任。这次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文化馆工作，朱葆生已经从农村小学调到新华书店，一个街西，一个街东，门对门，见面就多了。
朱葆生在门市当营业员，有机会读了不少书。尤其喜欢诗词歌赋，虽未专攻，倒也懂得一些，说起来也能沾上边。不像有的营业员，书名都说不全。后来，她研习书法，坚持不懈，大大小小的书法展览参加过不少。尤其隶书，堪称老到。她文雅而不清高，随和而少侩俗，驯良顺从而不失底线，平静做人而力戒浮躁。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也是一个努力尚德之人。在那长年累月的腥风血雨之中，既能保持自身清白，不去参与害人整人；又能免遭批判斗争乃至牢狱之灾。对于一个有着极差政治背景的人，一生走来吊胆提心，实在不是件容易事情。大概，这也得益她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性格吧。她常年身体不好，没有生育－－有一继女。她的先生王明，本县安吴一大户人家出身，是位工程技术人员。数十年来琴瑟和谐，自得其乐，晚年生活倒也清闲自在。
而今，朱葆生和她的姐姐都相继离开人世了，三个侄子女－－也就是朱葆初的三个子女，都已年过半百。这几个子女的子女也长大了，他们自食其力，认真生活。时代是渐渐变好了，他们的日子也渐渐变好了。朱小平的儿子许国，于同济大学毕业以后，赴德国深造，学成回国，在上海工作。不知道小许国工作之处，距离当年侠骨先生在上海的工作之处有多远，也不知道是否会记起他那位祖先。
岁月就是一道河，流淌的都是记忆：甜的，酸的，苦的，辣的……
遭遇“阳谋”的人（一）
1957年夏天，由毛泽东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镇压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运动采取诱骗方式，号召“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最后一网打尽，使上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大搞阴谋。他却辩解为“阳谋”。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汇－－“阳谋”。正如孙乐涛先生所言：“权力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可以采取各种欺骗手段，可以信誓旦旦，暗下杀手，可以‘钓鱼’、‘引蛇出洞’，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然，这种‘目的’总是被宣称为利国利民的。”
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全国共定552877个右派分子。他们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去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据说，这55万多“右派”是根据“改正”时的统计数字。“反右”运动中遭整肃的远不止这些。据《文摘周刊》2011年3月7日转摘穆广仁文：“全国打出右派3178470人”。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数字。但深信在正式划“右派”以外，确有大量被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如“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等。四川省在李井泉的指令下，还在高中学生中开展“反右”运动，被整肃者不叫“右派”，叫“反动学生”，与“右派”相同命运。所以说，“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绝对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
“右派”并没有全部“改正”。据说，那些没有“改正”的“右派”是真正的“右派”。其人数90余人，其中中央级“右派”5人。即便真的如其所说，“反右派”斗争的“正确率”最高也只是百分之0.018；换算成错误率，高达百分之99.982。
茆家升
茆家升，安徽全椒县人，医生。“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芜湖地区医院，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口号声中，全体五百多职工分点下放，他来到泾县浙溪公社马渡卫生院，当了一名全科医生。
我那时在县文化馆工作，间或奉命鼓动“文艺创作”。当然，那是“三突出”年代，要像八个样板戏那样“创作”。茆医生也经常应邀参加我们的业余创作会议。发现他博闻强记，能说会道，反应敏锐，引经据典常滔滔不绝。肚子里藏有学问，却不肯动手，终不见他拿出稿子。给他分派任务时，他总是躲躲闪闪，努力搪塞。或者推说业务繁忙，无暇动笔；或者自称无能，“说说可以，真正动手作文就不行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老运动员”了。1955年于合肥医校毕业后在黄山疗养院任职。1956年一度任近代史上重臣沈钧儒老人的保健医生。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斗,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言论”主要是反对曾希圣的农业“三改”。安徽是多次政治运动重灾区，“反右”亦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标准之外，又加两条。一是反对单位领导，二是反对农业“三改”。此后，茆医生被发配到位于广德县境内的门口塘农场劳动改造，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劳役生涯。当时他二十一岁。这个农场全盛时期曾收容过一千五百多名右派。正值“大跃进”年代，“三年大饥荒”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茆医生也差点命归黄泉。“文革”中又再度遭到批斗，余悸在心，当然是不愿意舞文弄墨再生麻烦了。他参加我们的会议，也就是隔岸观火，逢场作戏罢了。
后来，芜湖地区医院重新开张，下放医生又陆陆续续回去了。他在传染科当临床医生。我利用一次参加会议的间隙，去探望过一回，就再也没有见面了。2005年的一天，忽然收到他给我寄来的一本书：《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茆家升著）。书中写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二十多位小“右派”的凄惨遭遇，令人不忍卒读。我很高兴，他终于又在作文著书了。而且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是身边的诸多难友；再现当年情境，“殷鉴不远”，是在做好事。后来，我又在一些网站上读到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令我敬重。
退休以后，我东奔西走常客居他乡，与他失去联系。多亏“五柳村”帮助，才将他找到；也才知道他下放泾县十年间的一段坎坷人生。
1969年5月，茆医生下放泾县以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他后来说：“我行医数十年，一生平庸，只有两个时段还聊可自慰：一是我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当右派医生时，没有顾及个人安危，全力救助素昧平生的难友们，帮助很多难友摆脱了绝境，乃至免于饿累而死；另一时段就是十年乡村医生生涯了。这里极度的缺医少药和交通闭塞，迫使我在拿起听筒的同时，又拿起了手术刀，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全科医生。并且竭尽全力，把一个小公社卫生院的工作，推向极致，做了很多一个乡村医院本来做不了的事，给了广大贫苦农民医疗上最实在的帮助，救活了不少几乎注定要死去的病员。特别是在邻近公社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情况下，这里一个人也没死。而当我上调之后，所有抢救危重病人的工作，包括各种进腹腔的外、妇科手术，均结束了，一切又恢复到一般公社医院的普通水平。所以有人说我在那里撑起了一方天，虽然过誉，也不全是虚饰之词。”然而，正当他努力治病救人时，却落入了人生最低谷。事件是他的第一次婚姻，而导致灾难的根源仍是“右派”－－虽然已经 “摘帽”，在一些人眼里，却依然是“右派”－－俗称“摘帽右派”。
茆医生不愿重提这件事，但我还是想简要地说一说。为的是记录那个年代的罪恶与荒诞。
在下放的村落里，他认识了一位下放女知青。或许是因为类似的身份，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也因为身处异乡的落寞吧，他们两情相悦、顺理成章地相爱了。然而，这种顺乎天理的男情女爱，却被一些险恶的人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觉得他胆子太大了，太目无＂王法＂了！不严厉打击，怎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于是这场男婚女嫁和亿万人群千古如斯的普通婚姻，惹起了轩然大波。先是千方百计阻挠他们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把两人分别晾在一边，弄得他们十分尴尬。 虽然多次央求催促，有关部门就是不给办理。什么理由呢？他们未成年吗？有病吗？近亲吗？都不是！“摘帽右派”不准结婚？下放知青不准结婚？违犯哪一条宪法和婚姻法了？也都不是！那为什么不准婚姻登记呢？
不为什么，根据上级指示就是不给办！
他们先将茆医生调到外公社水库工地去，不让他俩接触； 然后给女方施加压力，说这个“摘帽右派” 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她检举茆医生如何破坏“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运动”，说她是怎样受蒙骗的。只要她检举，就可以给她安排工作。然而他们未能得逞，女知青果断地回绝了他们的诱供，明确回答是真心相爱，而且有爱的权利！这些人 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并不死心，依然软磨硬压不说，还把她调到一个劳动强度最大的生产队，妄图将她拖垮。他们大造舆论，从县里到地区。说他这个“摘帽右派”破坏“上山下乡”，老账新账一起算，要坚决打击……
茆医生濒临冤狱门槛。
然而，正直的人毕竟没有全部沦丧。最终，他们还是结婚了，却毫不讲理地给了茆医生一个“开除留用”处分，只发给生活费每月三十元。
当时我并不知情。因为那几年里，妻子长年患病，直至辞世，困难重重，焦头烂额。也就无暇顾及别的事情了。
茆医生很坚强。1979年“右派”改正，他结束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回到芜湖地区医院以后，虽然已经满身疮痍、心力交瘁，还是积极应对从生存到发展的重重压力，百折不挠，步步进取。早在1962年“右派摘帽”后，即攻读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文革”前本科毕业。下放十年，浪费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而后却以八年时间，完成了从医士到医师到主治医师再到副主任医师的职称晋级。在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想方设法张罗柴米油盐的同时，居然有不少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论文问世。
2004年出版的《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被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国内、港台诸多大学收藏。
茆医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幸存者，也是研究者。有多篇反映那场灾难，评毛，及评述暴力土改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散见于报刊网络。
茆医生还是胡适的追随者和研究者。曾受聘于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任助理研究员。参加过两岸学者合作的田野调查，发表过有关生殖崇拜的学术散文。关于“右派分子”的人数问题，我曾有疑惑而请教他。他说：“反右”的书，境内的朱正、境外的丁抒写的较好。至于反右人数，应该是五十五多万人。那三百多万，应是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农村大逮捕的人数。根据－是反右时人数虽是糊涂帐，但改正时的记录应是比较准确的，已明确到个位数。只有六个名人，和九十余位普通人未改正。二是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初中生才五百多万人，五十多万已超过百分之十了。我是当事人，觉得五十五万比较可能，您看呢？
有人说中国的“右派”多为知识精英，我觉得是正确的。当然，其中有铁骨铮铮的汉子，有天真的知识分子，也有卑鄙的小人，但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确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及其延伸）群体，无论出身如何，无论行当各异，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相对而言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过人之处。或许，这就是苍天对于不公平的公平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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