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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
人们将侠骨先生称之为“教育家”,是一点不过分的。
先生年轻时教书,中年以后致力办学,可谓将一生奉献教育。他所创办的培风小学不仅为家乡新学之始,还开启了农村免费教育之先河;其女子职业专科,教习纺织、缝纫、打字、簿记、烹饪等技能,实在是个大胆创新,在当时是十分鲜见的。那时候,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均无中学,培风中学创建后招收三县高小毕业生入学,也是这一地区范围内中学教育之开端。三县文脉之溯源,是无法绕过先生的。
先生名瀛洲,侠骨是其字,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其父朱大学于扬州盐号任职,略有余积,供侠骨就读私塾,考中秀才后补廪生。后来,先生赴上海朱姓公馆任馆师,并经常撰文于《申报》馆投稿,受聘为该报副刊编辑。后经朴学大师、国民大学教授胡朴安介绍,任神州女子中学教员。
民国九年(1920年)春,先生回黄田探亲,目睹家乡教育之落后,风气之闭塞,深感不安。返沪后与朱姓同乡说及,皆为之关注。经过商议,大家支持他辞去上海任职,回乡创办学校,以振兴教育。然而,等先生动员家乡父老协同办学时,却遭到守旧势力反对。包括一些绅士在内,都不赞成办新学,说“办洋学,读洋书,乃欺祖灭宗!”先生始所未料,处境十分尴尬。
再去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寻求支持,先生得到同乡们的热情鼓励与赞助。便在上海购置教具,从商务印书馆赊购课本,又从南京、浙江等地请来教员;借用本村“德邻书舍”为校址,于次年三月一日办起了黄田第一座新型小学。并通告全乡:凡男女学龄儿童不论朱姓或外姓,一律免费入学;但报名的学生只有二十八名。
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学校有了较大发展,遂迁入“培风阁”,名“培风学校”。“培风阁”是祖先朱武勋创建的“藏书楼”,旧县志上说他的父亲曾在此“捐田建学馆”,朱武勋复购买旗峰山下坡地扩建为“培风阁”,藏书三万二千余卷,供族人入学并阅读。
1923年,培风学校学生达八十多人。校舍也逐步扩充。
1924年,学校大礼堂落成。大厅正中悬挂孙中山画像,及旅外同乡赠送的银匾“培风万岁”;还有黑底金字的校风匾额“勤俭朴实,礼义廉耻”;两边的楹联是“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阴”。
1925年11月,安徽省教育厅长王家驹赠“百年树人”匾。
1926年,由上海李裕宏女士和侠骨先生夫人吴杏徽各捐资一千大洋,创办女子职业专科。
1927年,职业专科建实习工厂。厂址与校园两墙打通,联成一片,架天桥,命名“裕宏桥”。增添职业专科教员,开设了纺纱、织布、染纱、刺绣、织袜、缝纫等课目。
同年,筹备扩建增设初中部。
1928年,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入学;省教育厅批准为“安徽私立培风初级中学”。
1930年,学校校舍扩大到一百多间,各项设施齐全。被誉为“皖南模范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培风阁藏书楼原址上新建的图书馆,经多次充实,藏书极为丰富。其中有清版《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不少为明清版善本。为纪念前清进士、着名经学家朱珔(字兰坡),定名为“兰坡图书馆”。
同年12月,学校举行建校十周年纪念和第一届初三毕业典礼,有《培风学校十周年刊》为证。
学生也越来越广,越来越多,除了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以外,还有来自南陵、繁昌的学生。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青年学生更是大量涌入,培风中学有过特别的繁荣。学校里有国民党的组织,如国民党、三青团。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有一些似国似共非国非共的组织。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来了。
最大的困难是办学经费问题。先生为此不辞辛劳,到处奔走,利用寒暑假往来于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向校董报告工作,洽谈有关经费筹措与使用情况,深得各方面支持。除几个大公堂捐助资金以外,校董事会成员也自动捐资,其中朱砚涛、朱幼鸿、朱蕊初、朱良臣、朱德辉、朱玉田、朱执甫、朱季善等,均从各自商号中每年提取利润一分,作为学校常年固定经费。
有关人士的捐款,大都用于扩建校舍和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因此校内一些建筑物多以捐款人命名。如新建的初中部三层楼,初一教室命名“尚德堂”(系校董朱蕊初的母亲尚德夫人捐大洋五百元);初二教室命名“秀文楼”(系朱蕊初之女秀文小姐捐大洋五百元);初三教室命名为“杏楼”(系侠骨先生的夫人吴杏徽捐大洋一千三百元)。这是一座西式建筑,四面玻璃长窗,有两米宽的走廊和红漆栏杆,凭眺四周,峰峦田陌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就连原来反对办学的大绅士朱典卿也为之感动,自动捐大洋五百元,建学生宿舍一座,十数间。学校命名为“典卿市”。
先生忠于职守,生活十分规律。他每天五点起床(冬天为六点半),晚上十一时就寝,午饭后休息一小时。冬天早晨六点半,在黄田,天不过麻麻亮,先生便开始一天的劳作了。他的办公室同教员们在一起,以便随时讨论工作。办公室外间为接待室,接待来访的客人和学生家长;墙上挂着“会客不超过十分钟”的小牌子,藉以自律。人们经常看见他手执鸡毛掸帚和小铁锤,于校内各处行走,随手掸扫灰尘或修理一些瑕疵。有时也在校园内修整花圃,包括剪枝、插条或播种。这一切都做得十分认真。学生晚自修,虽有值日老师辅导,先生仍要到场查看;就寝前还要到学生宿舍检查一次。如此校长,是不是有些事无巨细婆婆妈妈?或许,先生不这样认为,倒觉得也是一种尽心尽力吧。难怪校友们赠其辞:侠骨婆心。
先生不只努力于校内,也很关心时政和社会公益事业。上海“五卅惨案”以后,先生和老师们带领学生到各村宣传,募集480余元大洋,支援上海工人运动。孙中山逝世,学校举行追悼大会,并组织学生植树造林以示纪念。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全县大旱,他奔走外地募集捐款和寒衣,回来救济灾民。他还带头捐资倡修黄田至县城大路七十华里,建石桥一座。他痛恶乡村各种不良习气,发动学生利用星期天到各地宣传破除迷信。学校购置了广播器材和无声电影,除用于教学外,还向村民广播并让他们在大礼堂看电影,传播科学知识,启发人们消除各种恶习。
为了表彰先生的办学精神与劳绩,校董会及本族人士议定,在校园内建一座“侠骨亭”,朱如山还赠其住宅一幢(敬修堂右首)。
1937年暑期,先生转辗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归来后染疴病故,终年六十三岁。于是有人想起他的未竟计划来:普及各乡完全小学教育;增设“高师”以培养师资;扩充图书馆;增加理化仪器;设农场数亩,供学生实验用;通过校董会选出继任人;年老退休迁居扬州--那里,有一班老友在等他。然而,先生还是过早地“走”了,“走”得有些匆忙。
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以后,培风中学于次年停办。那一年,我目睹了培风中学的学生们欢迎共产党的热烈场面。他们排起长长的队伍,手执五彩三角小旗,喊着口号,唱着歌--“将革命进行到底”,从学校出发,沿着潺潺的凤子河,踏上十里大道,走到榔桥,再走回来。二十里游行,风光极了。我跟在后面走了很长一段。他们不带我去,说我太小--那年,我七岁。
侠骨先生是黄田一带的乡绅,名望甚高。据别人说,曾任国民党的区长。而我的老师洪君瑞说,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那时候不叫区长,叫“都董”--先生担任过黄田一带的“都董”,包括东乡一片九个都,相当于后来的区长。“都”相当于后来的乡,辖甲--这个甲不是后来的甲,而是相当于后来的保。区长不小了--在我的采访资料中,黄田一带几个国民党的乡长,“土改”时均遭“镇压”。距离黄田不远的绩溪县上庄,是胡适先生老家。他的堂弟胡冠英只因在中共执政前夕当了几天乡长,即被“镇压”(《传记文学》1995年第四期第7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那末,假如先生不是早早地谢世,而是活到新的政权之下,又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侠骨先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嫁马渡桥谭村,未育。儿子朱际虞当过保安团团长,带有武装,相当于乡自卫队长;也在培风中学当过总务主任,更多时间还是在外地经商。1950年“土改”的时候,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朱际虞遭“镇压”。永华告诉我:朱际虞当保安团长期间,在漕溪与一女子有染,引发“民愤”。1950年,他在芜湖做生意,被漕溪一班人抓捕。押解途中,朱际虞跳河自杀未遂,被武装人员打伤了脚。先押至漕溪斗争,再押到黄田斗争,尔后在黄田村口“大圣殿”枪杀。行刑时正值寒冬,朱际虞被令仅着内衣内裤,赤脚。收尸时,“土改”工作队又不让他睡棺材,仅以上下各一块松树板捆绑入葬。永华不仅目睹了一切,还当场帮助收殓。她说:枪籽把头打开了,血喷一地,好怕人。
朱际虞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朱葆初,二女儿朱葆华,小女儿朱葆生。二女儿嫁给黄村一王姓公子哥。王家十分有钱,迎亲时坐的是“八抬大轿”,且为“夜轿”,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流光溢彩于静静的夜幕之中,煞是风光。后来,二女儿难产去世。
“土改”的时候,因为朱葆初是当家人,不仅被关押,还被吊了一夜,吃尽苦头。永华与朱葆生也遭关押与恫吓。永华四岁时即被侠骨先生收养,虽说是佣人,却待之若孙女,她的任务就是陪伴朱葆生。“土改”那年,永华二十一岁,朱葆生十八岁(黄田人都说虚岁)。土改工作队把她俩也抓起来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被押到石井坑口,罚跪于地上,威逼她俩交待“浮财”和枪支藏在哪里,说交待不出就要枪毙,枪栓拉得哗哗响。朱葆生吓哭了,以为自己到鬼门关了。永华说,她倒不很怕,估猜他们是搞“假枪毙”。黑暗中,她碰碰朱葆生的手,示意她不要怕。一个二十一岁的农村姑娘,临危不惧,方寸不乱,实在少见。
与别人家的佣人不一样,永华有良心,没有“反戈一击”,也没有与东家划清界限。被关押十多天,又被隔离半个月以后,还是将她放了。此后数十年,她与朱葆生常有来往,年老以后还长时间一起生活。朱葆生一直称呼她姐姐,而她的孩子也一直称呼朱葆生为姨妈。永华说,为什么葆生与我这么好?那次“假枪毙”,让我们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朱葆初一直在培风任小学教师,共产党来了她也一直当教师,直至退休。其丈夫戴述,在国民党专员邓昊明处工作。戴的前妻就是邓的侄女,生一子一女,儿子曾在白华开豆腐店,女儿现居县城。前妻去世后,戴述娶朱葆初,生二子一女。1949年,戴述跟随邓昊明在芜湖起义,投诚共产党。据说,邓昊明后来官至江苏省财政厅长,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身份退位(未经考证)。而戴述就遭孽了,他被安排到泾县糖烟酒专卖处工作。1957(1958)年打成“右派”,又有“历史问题”,1958年送往徽州劳改(估计是徽州劳改茶场),不久去世。不知怎么死的,家人也不敢过问。三个子女原本姓戴,朱葆初将他们改姓朱。目的是想回避戴姓,减少“株连”,好重新做人。岂知那时候“株连”政策胜过封建王朝。改了姓,就会有好日子过吗?朱葆初一直在农村当小学教师,月工资三十三元。带着三个子女苦苦度日。物质的贫困,政治的高压,艰难极了。“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实在找不到值钱东西,竟然连一斤茶叶都抄走了。
我与这家人接触较多的,只有朱葆生。“土改”那年,我在“长房”里玩耍,于她家大门口,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屁股后面围着围裙,趴在台阶上玩,那就是朱葆初的大儿子路瑾。继而又看见朱葆生和她母亲从院子外面进来,她告诉别人:扒松毛回来。穿着大方格长裙。长得白白净净,标致极了,我很是注意地多看了几眼。随后听外婆说:那就是侠骨先生的小孙女。可怜,也学着扒松毛了。其实,扒松毛并不是什么重活,只要不缺胳膊少腿,都可以胜任。这次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文化馆工作,朱葆生已经从农村小学调到新华书店,一个街西,一个街东,门对门,见面就多了。
朱葆生在门市当营业员,有机会读了不少书。尤其喜欢诗词歌赋,虽未专攻,倒也懂得一些,说起来也能沾上边。不像有的营业员,书名都说不全。后来,她研习书法,坚持不懈,大大小小的书法展览参加过不少。尤其隶书,堪称老到。她文雅而不清高,随和而少侩俗,驯良顺从而不失底线,平静做人而力戒浮躁。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也是一个努力尚德之人。在那长年累月的腥风血雨之中,既能保持自身清白,不去参与害人整人;又能免遭批判斗争乃至牢狱之灾。对于一个有着极差政治背景的人,一生走来吊胆提心,实在不是件容易事情。大概,这也得益她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性格吧。她常年身体不好,没有生育--有一继女。她的先生王明,本县安吴一大户人家出身,是位工程技术人员。数十年来琴瑟和谐,自得其乐,晚年生活倒也清闲自在。
而今,朱葆生和她的姐姐都相继离开人世了,三个侄子女--也就是朱葆初的三个子女,都已年过半百。这几个子女的子女也长大了,他们自食其力,认真生活。时代是渐渐变好了,他们的日子也渐渐变好了。朱小平的儿子许国,于同济大学毕业以后,赴德国深造,学成回国,在上海工作。不知道小许国工作之处,距离当年侠骨先生在上海的工作之处有多远,也不知道是否会记起他那位祖先。
岁月就是一道河,流淌的都是记忆:甜的,酸的,苦的,辣的……
遭遇“阳谋”的人(一)
1957年夏天,由毛泽东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镇压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运动采取诱骗方式,号召“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最后一网打尽,使上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大搞阴谋。他却辩解为“阳谋”。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汇--“阳谋”。正如孙乐涛先生所言:“权力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可以采取各种欺骗手段,可以信誓旦旦,暗下杀手,可以‘钓鱼’、‘引蛇出洞’,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然,这种‘目的’总是被宣称为利国利民的。”
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全国共定552877个右派分子。他们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去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据说,这55万多“右派”是根据“改正”时的统计数字。“反右”运动中遭整肃的远不止这些。据《文摘周刊》2011年3月7日转摘穆广仁文:“全国打出右派3178470人”。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数字。但深信在正式划“右派”以外,确有大量被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如“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等。四川省在李井泉的指令下,还在高中学生中开展“反右”运动,被整肃者不叫“右派”,叫“反动学生”,与“右派”相同命运。所以说,“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绝对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
“右派”并没有全部“改正”。据说,那些没有“改正”的“右派”是真正的“右派”。其人数90余人,其中中央级“右派”5人。即便真的如其所说,“反右派”斗争的“正确率”最高也只是百分之0.018;换算成错误率,高达百分之99.982。
茆家升
茆家升,安徽全椒县人,医生。“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芜湖地区医院,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口号声中,全体五百多职工分点下放,他来到泾县浙溪公社马渡卫生院,当了一名全科医生。
我那时在县文化馆工作,间或奉命鼓动“文艺创作”。当然,那是“三突出”年代,要像八个样板戏那样“创作”。茆医生也经常应邀参加我们的业余创作会议。发现他博闻强记,能说会道,反应敏锐,引经据典常滔滔不绝。肚子里藏有学问,却不肯动手,终不见他拿出稿子。给他分派任务时,他总是躲躲闪闪,努力搪塞。或者推说业务繁忙,无暇动笔;或者自称无能,“说说可以,真正动手作文就不行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老运动员”了。1955年于合肥医校毕业后在黄山疗养院任职。1956年一度任近代史上重臣沈钧儒老人的保健医生。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斗,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言论”主要是反对曾希圣的农业“三改”。安徽是多次政治运动重灾区,“反右”亦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标准之外,又加两条。一是反对单位领导,二是反对农业“三改”。此后,茆医生被发配到位于广德县境内的门口塘农场劳动改造,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劳役生涯。当时他二十一岁。这个农场全盛时期曾收容过一千五百多名右派。正值“大跃进”年代,“三年大饥荒”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茆医生也差点命归黄泉。“文革”中又再度遭到批斗,余悸在心,当然是不愿意舞文弄墨再生麻烦了。他参加我们的会议,也就是隔岸观火,逢场作戏罢了。
后来,芜湖地区医院重新开张,下放医生又陆陆续续回去了。他在传染科当临床医生。我利用一次参加会议的间隙,去探望过一回,就再也没有见面了。2005年的一天,忽然收到他给我寄来的一本书:《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茆家升著)。书中写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二十多位小“右派”的凄惨遭遇,令人不忍卒读。我很高兴,他终于又在作文著书了。而且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是身边的诸多难友;再现当年情境,“殷鉴不远”,是在做好事。后来,我又在一些网站上读到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令我敬重。
退休以后,我东奔西走常客居他乡,与他失去联系。多亏“五柳村”帮助,才将他找到;也才知道他下放泾县十年间的一段坎坷人生。
1969年5月,茆医生下放泾县以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他后来说:“我行医数十年,一生平庸,只有两个时段还聊可自慰:一是我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当右派医生时,没有顾及个人安危,全力救助素昧平生的难友们,帮助很多难友摆脱了绝境,乃至免于饿累而死;另一时段就是十年乡村医生生涯了。这里极度的缺医少药和交通闭塞,迫使我在拿起听筒的同时,又拿起了手术刀,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全科医生。并且竭尽全力,把一个小公社卫生院的工作,推向极致,做了很多一个乡村医院本来做不了的事,给了广大贫苦农民医疗上最实在的帮助,救活了不少几乎注定要死去的病员。特别是在邻近公社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情况下,这里一个人也没死。而当我上调之后,所有抢救危重病人的工作,包括各种进腹腔的外、妇科手术,均结束了,一切又恢复到一般公社医院的普通水平。所以有人说我在那里撑起了一方天,虽然过誉,也不全是虚饰之词。”然而,正当他努力治病救人时,却落入了人生最低谷。事件是他的第一次婚姻,而导致灾难的根源仍是“右派”--虽然已经 “摘帽”,在一些人眼里,却依然是“右派”--俗称“摘帽右派”。
茆医生不愿重提这件事,但我还是想简要地说一说。为的是记录那个年代的罪恶与荒诞。
在下放的村落里,他认识了一位下放女知青。或许是因为类似的身份,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也因为身处异乡的落寞吧,他们两情相悦、顺理成章地相爱了。然而,这种顺乎天理的男情女爱,却被一些险恶的人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觉得他胆子太大了,太目无"王法"了!不严厉打击,怎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于是这场男婚女嫁和亿万人群千古如斯的普通婚姻,惹起了轩然大波。先是千方百计阻挠他们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把两人分别晾在一边,弄得他们十分尴尬。 虽然多次央求催促,有关部门就是不给办理。什么理由呢?他们未成年吗?有病吗?近亲吗?都不是!“摘帽右派”不准结婚?下放知青不准结婚?违犯哪一条宪法和婚姻法了?也都不是!那为什么不准婚姻登记呢?
不为什么,根据上级指示就是不给办!
他们先将茆医生调到外公社水库工地去,不让他俩接触; 然后给女方施加压力,说这个“摘帽右派” 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她检举茆医生如何破坏“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运动”,说她是怎样受蒙骗的。只要她检举,就可以给她安排工作。然而他们未能得逞,女知青果断地回绝了他们的诱供,明确回答是真心相爱,而且有爱的权利!这些人 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并不死心,依然软磨硬压不说,还把她调到一个劳动强度最大的生产队,妄图将她拖垮。他们大造舆论,从县里到地区。说他这个“摘帽右派”破坏“上山下乡”,老账新账一起算,要坚决打击……
茆医生濒临冤狱门槛。
然而,正直的人毕竟没有全部沦丧。最终,他们还是结婚了,却毫不讲理地给了茆医生一个“开除留用”处分,只发给生活费每月三十元。
当时我并不知情。因为那几年里,妻子长年患病,直至辞世,困难重重,焦头烂额。也就无暇顾及别的事情了。
茆医生很坚强。1979年“右派”改正,他结束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回到芜湖地区医院以后,虽然已经满身疮痍、心力交瘁,还是积极应对从生存到发展的重重压力,百折不挠,步步进取。早在1962年“右派摘帽”后,即攻读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文革”前本科毕业。下放十年,浪费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而后却以八年时间,完成了从医士到医师到主治医师再到副主任医师的职称晋级。在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想方设法张罗柴米油盐的同时,居然有不少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论文问世。
2004年出版的《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被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国内、港台诸多大学收藏。
茆医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幸存者,也是研究者。有多篇反映那场灾难,评毛,及评述暴力土改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散见于报刊网络。
茆医生还是胡适的追随者和研究者。曾受聘于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任助理研究员。参加过两岸学者合作的田野调查,发表过有关生殖崇拜的学术散文。关于“右派分子”的人数问题,我曾有疑惑而请教他。他说:“反右”的书,境内的朱正、境外的丁抒写的较好。至于反右人数,应该是五十五多万人。那三百多万,应是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农村大逮捕的人数。根据-是反右时人数虽是糊涂帐,但改正时的记录应是比较准确的,已明确到个位数。只有六个名人,和九十余位普通人未改正。二是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初中生才五百多万人,五十多万已超过百分之十了。我是当事人,觉得五十五万比较可能,您看呢?
有人说中国的“右派”多为知识精英,我觉得是正确的。当然,其中有铁骨铮铮的汉子,有天真的知识分子,也有卑鄙的小人,但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确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及其延伸)群体,无论出身如何,无论行当各异,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相对而言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过人之处。或许,这就是苍天对于不公平的公平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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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