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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

 

人们将侠骨先生称之为“教育家”,是一点不过分的。

先生年轻时教书,中年以后致力办学,可谓将一生奉献教育。他所创办的培风小学不仅为家乡新学之始,还开启了农村免费教育之先河;其女子职业专科,教习纺织、缝纫、打字、簿记、烹饪等技能,实在是个大胆创新,在当时是十分鲜见的。那时候,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均无中学,培风中学创建后招收三县高小毕业生入学,也是这一地区范围内中学教育之开端。三县文脉之溯源,是无法绕过先生的。

先生名瀛洲,侠骨是其字,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其父朱大学于扬州盐号任职,略有余积,供侠骨就读私塾,考中秀才后补廪生。后来,先生赴上海朱姓公馆任馆师,并经常撰文于《申报》馆投稿,受聘为该报副刊编辑。后经朴学大师、国民大学教授胡朴安介绍,任神州女子中学教员。

民国九年(1920年)春,先生回黄田探亲,目睹家乡教育之落后,风气之闭塞,深感不安。返沪后与朱姓同乡说及,皆为之关注。经过商议,大家支持他辞去上海任职,回乡创办学校,以振兴教育。然而,等先生动员家乡父老协同办学时,却遭到守旧势力反对。包括一些绅士在内,都不赞成办新学,说“办洋学,读洋书,乃欺祖灭宗!”先生始所未料,处境十分尴尬。

再去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寻求支持,先生得到同乡们的热情鼓励与赞助。便在上海购置教具,从商务印书馆赊购课本,又从南京、浙江等地请来教员;借用本村“德邻书舍”为校址,于次年三月一日办起了黄田第一座新型小学。并通告全乡:凡男女学龄儿童不论朱姓或外姓,一律免费入学;但报名的学生只有二十八名。

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学校有了较大发展,遂迁入“培风阁”,名“培风学校”。“培风阁”是祖先朱武勋创建的“藏书楼”,旧县志上说他的父亲曾在此“捐田建学馆”,朱武勋复购买旗峰山下坡地扩建为“培风阁”,藏书三万二千余卷,供族人入学并阅读。

1923年,培风学校学生达八十多人。校舍也逐步扩充。

1924年,学校大礼堂落成。大厅正中悬挂孙中山画像,及旅外同乡赠送的银匾“培风万岁”;还有黑底金字的校风匾额“勤俭朴实,礼义廉耻”;两边的楹联是“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阴”。

192511月,安徽省教育厅长王家驹赠“百年树人”匾。

1926年,由上海李裕宏女士和侠骨先生夫人吴杏徽各捐资一千大洋,创办女子职业专科。

1927年,职业专科建实习工厂。厂址与校园两墙打通,联成一片,架天桥,命名“裕宏桥”。增添职业专科教员,开设了纺纱、织布、染纱、刺绣、织袜、缝纫等课目。

同年,筹备扩建增设初中部。

1928年,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入学;省教育厅批准为“安徽私立培风初级中学”。

1930年,学校校舍扩大到一百多间,各项设施齐全。被誉为“皖南模范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培风阁藏书楼原址上新建的图书馆,经多次充实,藏书极为丰富。其中有清版《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不少为明清版善本。为纪念前清进士、着名经学家朱珔(字兰坡),定名为“兰坡图书馆”。

同年12月,学校举行建校十周年纪念和第一届初三毕业典礼,有《培风学校十周年刊》为证。

学生也越来越广,越来越多,除了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以外,还有来自南陵、繁昌的学生。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青年学生更是大量涌入,培风中学有过特别的繁荣。学校里有国民党的组织,如国民党、三青团。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有一些似国似共非国非共的组织。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来了。

最大的困难是办学经费问题。先生为此不辞辛劳,到处奔走,利用寒暑假往来于上海、汉口、扬州等地,向校董报告工作,洽谈有关经费筹措与使用情况,深得各方面支持。除几个大公堂捐助资金以外,校董事会成员也自动捐资,其中朱砚涛、朱幼鸿、朱蕊初、朱良臣、朱德辉、朱玉田、朱执甫、朱季善等,均从各自商号中每年提取利润一分,作为学校常年固定经费。

有关人士的捐款,大都用于扩建校舍和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因此校内一些建筑物多以捐款人命名。如新建的初中部三层楼,初一教室命名“尚德堂”(系校董朱蕊初的母亲尚德夫人捐大洋五百元);初二教室命名“秀文楼”(系朱蕊初之女秀文小姐捐大洋五百元);初三教室命名为“杏楼”(系侠骨先生的夫人吴杏徽捐大洋一千三百元)。这是一座西式建筑,四面玻璃长窗,有两米宽的走廊和红漆栏杆,凭眺四周,峰峦田陌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就连原来反对办学的大绅士朱典卿也为之感动,自动捐大洋五百元,建学生宿舍一座,十数间。学校命名为“典卿市”。

先生忠于职守,生活十分规律。他每天五点起床(冬天为六点半),晚上十一时就寝,午饭后休息一小时。冬天早晨六点半,在黄田,天不过麻麻亮,先生便开始一天的劳作了。他的办公室同教员们在一起,以便随时讨论工作。办公室外间为接待室,接待来访的客人和学生家长;墙上挂着“会客不超过十分钟”的小牌子,藉以自律。人们经常看见他手执鸡毛掸帚和小铁锤,于校内各处行走,随手掸扫灰尘或修理一些瑕疵。有时也在校园内修整花圃,包括剪枝、插条或播种。这一切都做得十分认真。学生晚自修,虽有值日老师辅导,先生仍要到场查看;就寝前还要到学生宿舍检查一次。如此校长,是不是有些事无巨细婆婆妈妈?或许,先生不这样认为,倒觉得也是一种尽心尽力吧。难怪校友们赠其辞:侠骨婆心。

先生不只努力于校内,也很关心时政和社会公益事业。上海“五卅惨案”以后,先生和老师们带领学生到各村宣传,募集480余元大洋,支援上海工人运动。孙中山逝世,学校举行追悼大会,并组织学生植树造林以示纪念。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全县大旱,他奔走外地募集捐款和寒衣,回来救济灾民。他还带头捐资倡修黄田至县城大路七十华里,建石桥一座。他痛恶乡村各种不良习气,发动学生利用星期天到各地宣传破除迷信。学校购置了广播器材和无声电影,除用于教学外,还向村民广播并让他们在大礼堂看电影,传播科学知识,启发人们消除各种恶习。

为了表彰先生的办学精神与劳绩,校董会及本族人士议定,在校园内建一座“侠骨亭”,朱如山还赠其住宅一幢(敬修堂右首)。

1937年暑期,先生转辗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归来后染疴病故,终年六十三岁。于是有人想起他的未竟计划来:普及各乡完全小学教育;增设“高师”以培养师资;扩充图书馆;增加理化仪器;设农场数亩,供学生实验用;通过校董会选出继任人;年老退休迁居扬州--那里,有一班老友在等他。然而,先生还是过早地“走”了,“走”得有些匆忙。

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以后,培风中学于次年停办。那一年,我目睹了培风中学的学生们欢迎共产党的热烈场面。他们排起长长的队伍,手执五彩三角小旗,喊着口号,唱着歌--“将革命进行到底”,从学校出发,沿着潺潺的凤子河,踏上十里大道,走到榔桥,再走回来。二十里游行,风光极了。我跟在后面走了很长一段。他们不带我去,说我太小--那年,我七岁。

侠骨先生是黄田一带的乡绅,名望甚高。据别人说,曾任国民党的区长。而我的老师洪君瑞说,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那时候不叫区长,叫“都董”--先生担任过黄田一带的“都董”,包括东乡一片九个都,相当于后来的区长。“都”相当于后来的乡,辖甲--这个甲不是后来的甲,而是相当于后来的保。区长不小了--在我的采访资料中,黄田一带几个国民党的乡长,“土改”时均遭“镇压”。距离黄田不远的绩溪县上庄,是胡适先生老家。他的堂弟胡冠英只因在中共执政前夕当了几天乡长,即被“镇压”(《传记文学》1995年第四期第7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那末,假如先生不是早早地谢世,而是活到新的政权之下,又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侠骨先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嫁马渡桥谭村,未育。儿子朱际虞当过保安团团长,带有武装,相当于乡自卫队长;也在培风中学当过总务主任,更多时间还是在外地经商。1950年“土改”的时候,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朱际虞遭“镇压”。永华告诉我:朱际虞当保安团长期间,在漕溪与一女子有染,引发“民愤”。1950年,他在芜湖做生意,被漕溪一班人抓捕。押解途中,朱际虞跳河自杀未遂,被武装人员打伤了脚。先押至漕溪斗争,再押到黄田斗争,尔后在黄田村口“大圣殿”枪杀。行刑时正值寒冬,朱际虞被令仅着内衣内裤,赤脚。收尸时,“土改”工作队又不让他睡棺材,仅以上下各一块松树板捆绑入葬。永华不仅目睹了一切,还当场帮助收殓。她说:枪籽把头打开了,血喷一地,好怕人。

朱际虞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朱葆初,二女儿朱葆华,小女儿朱葆生。二女儿嫁给黄村一王姓公子哥。王家十分有钱,迎亲时坐的是“八抬大轿”,且为“夜轿”,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流光溢彩于静静的夜幕之中,煞是风光。后来,二女儿难产去世。

“土改”的时候,因为朱葆初是当家人,不仅被关押,还被吊了一夜,吃尽苦头。永华与朱葆生也遭关押与恫吓。永华四岁时即被侠骨先生收养,虽说是佣人,却待之若孙女,她的任务就是陪伴朱葆生。“土改”那年,永华二十一岁,朱葆生十八岁(黄田人都说虚岁)。土改工作队把她俩也抓起来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被押到石井坑口,罚跪于地上,威逼她俩交待“浮财”和枪支藏在哪里,说交待不出就要枪毙,枪栓拉得哗哗响。朱葆生吓哭了,以为自己到鬼门关了。永华说,她倒不很怕,估猜他们是搞“假枪毙”。黑暗中,她碰碰朱葆生的手,示意她不要怕。一个二十一岁的农村姑娘,临危不惧,方寸不乱,实在少见。

与别人家的佣人不一样,永华有良心,没有“反戈一击”,也没有与东家划清界限。被关押十多天,又被隔离半个月以后,还是将她放了。此后数十年,她与朱葆生常有来往,年老以后还长时间一起生活。朱葆生一直称呼她姐姐,而她的孩子也一直称呼朱葆生为姨妈。永华说,为什么葆生与我这么好?那次“假枪毙”,让我们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朱葆初一直在培风任小学教师,共产党来了她也一直当教师,直至退休。其丈夫戴述,在国民党专员邓昊明处工作。戴的前妻就是邓的侄女,生一子一女,儿子曾在白华开豆腐店,女儿现居县城。前妻去世后,戴述娶朱葆初,生二子一女。1949年,戴述跟随邓昊明在芜湖起义,投诚共产党。据说,邓昊明后来官至江苏省财政厅长,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身份退位(未经考证)。而戴述就遭孽了,他被安排到泾县糖烟酒专卖处工作。19571958)年打成“右派”,又有“历史问题”,1958年送往徽州劳改(估计是徽州劳改茶场),不久去世。不知怎么死的,家人也不敢过问。三个子女原本姓戴,朱葆初将他们改姓朱。目的是想回避戴姓,减少“株连”,好重新做人。岂知那时候“株连”政策胜过封建王朝。改了姓,就会有好日子过吗?朱葆初一直在农村当小学教师,月工资三十三元。带着三个子女苦苦度日。物质的贫困,政治的高压,艰难极了。“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实在找不到值钱东西,竟然连一斤茶叶都抄走了。

我与这家人接触较多的,只有朱葆生。“土改”那年,我在“长房”里玩耍,于她家大门口,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屁股后面围着围裙,趴在台阶上玩,那就是朱葆初的大儿子路瑾。继而又看见朱葆生和她母亲从院子外面进来,她告诉别人:扒松毛回来。穿着大方格长裙。长得白白净净,标致极了,我很是注意地多看了几眼。随后听外婆说:那就是侠骨先生的小孙女。可怜,也学着扒松毛了。其实,扒松毛并不是什么重活,只要不缺胳膊少腿,都可以胜任。这次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文化馆工作,朱葆生已经从农村小学调到新华书店,一个街西,一个街东,门对门,见面就多了。

朱葆生在门市当营业员,有机会读了不少书。尤其喜欢诗词歌赋,虽未专攻,倒也懂得一些,说起来也能沾上边。不像有的营业员,书名都说不全。后来,她研习书法,坚持不懈,大大小小的书法展览参加过不少。尤其隶书,堪称老到。她文雅而不清高,随和而少侩俗,驯良顺从而不失底线,平静做人而力戒浮躁。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也是一个努力尚德之人。在那长年累月的腥风血雨之中,既能保持自身清白,不去参与害人整人;又能免遭批判斗争乃至牢狱之灾。对于一个有着极差政治背景的人,一生走来吊胆提心,实在不是件容易事情。大概,这也得益她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性格吧。她常年身体不好,没有生育--有一继女。她的先生王明,本县安吴一大户人家出身,是位工程技术人员。数十年来琴瑟和谐,自得其乐,晚年生活倒也清闲自在。

而今,朱葆生和她的姐姐都相继离开人世了,三个侄子女--也就是朱葆初的三个子女,都已年过半百。这几个子女的子女也长大了,他们自食其力,认真生活。时代是渐渐变好了,他们的日子也渐渐变好了。朱小平的儿子许国,于同济大学毕业以后,赴德国深造,学成回国,在上海工作。不知道小许国工作之处,距离当年侠骨先生在上海的工作之处有多远,也不知道是否会记起他那位祖先。

岁月就是一道河,流淌的都是记忆:甜的,酸的,苦的,辣的……

遭遇“阳谋”的人(一)

 

1957年夏天,由毛泽东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镇压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运动采取诱骗方式,号召“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最后一网打尽,使上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大搞阴谋。他却辩解为“阳谋”。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汇--“阳谋”。正如孙乐涛先生所言:“权力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可以采取各种欺骗手段,可以信誓旦旦,暗下杀手,可以‘钓鱼’、‘引蛇出洞’,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然,这种‘目的’总是被宣称为利国利民的。”

红旗出版社19999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全国共定552877个右派分子。他们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去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据说,这55万多“右派”是根据“改正”时的统计数字。“反右”运动中遭整肃的远不止这些。据《文摘周刊》201137日转摘穆广仁文:“全国打出右派3178470人”。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数字。但深信在正式划“右派”以外,确有大量被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如“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等。四川省在李井泉的指令下,还在高中学生中开展“反右”运动,被整肃者不叫“右派”,叫“反动学生”,与“右派”相同命运。所以说,“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绝对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

“右派”并没有全部“改正”。据说,那些没有“改正”的“右派”是真正的“右派”。其人数90余人,其中中央级“右派”5人。即便真的如其所说,“反右派”斗争的“正确率”最高也只是百分之0.018;换算成错误率,高达百分之99.982

茆家升

茆家升,安徽全椒县人,医生。“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芜湖地区医院,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口号声中,全体五百多职工分点下放,他来到泾县浙溪公社马渡卫生院,当了一名全科医生。

我那时在县文化馆工作,间或奉命鼓动“文艺创作”。当然,那是“三突出”年代,要像八个样板戏那样“创作”。茆医生也经常应邀参加我们的业余创作会议。发现他博闻强记,能说会道,反应敏锐,引经据典常滔滔不绝。肚子里藏有学问,却不肯动手,终不见他拿出稿子。给他分派任务时,他总是躲躲闪闪,努力搪塞。或者推说业务繁忙,无暇动笔;或者自称无能,“说说可以,真正动手作文就不行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老运动员”了。1955年于合肥医校毕业后在黄山疗养院任职。1956年一度任近代史上重臣沈钧儒老人的保健医生。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斗,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言论”主要是反对曾希圣的农业“三改”。安徽是多次政治运动重灾区,“反右”亦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标准之外,又加两条。一是反对单位领导,二是反对农业“三改”。此后,茆医生被发配到位于广德县境内的门口塘农场劳动改造,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劳役生涯。当时他二十一岁。这个农场全盛时期曾收容过一千五百多名右派。正值“大跃进”年代,“三年大饥荒”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茆医生也差点命归黄泉。“文革”中又再度遭到批斗,余悸在心,当然是不愿意舞文弄墨再生麻烦了。他参加我们的会议,也就是隔岸观火,逢场作戏罢了。

后来,芜湖地区医院重新开张,下放医生又陆陆续续回去了。他在传染科当临床医生。我利用一次参加会议的间隙,去探望过一回,就再也没有见面了。2005年的一天,忽然收到他给我寄来的一本书:《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茆家升著)。书中写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二十多位小“右派”的凄惨遭遇,令人不忍卒读。我很高兴,他终于又在作文著书了。而且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是身边的诸多难友;再现当年情境,“殷鉴不远”,是在做好事。后来,我又在一些网站上读到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令我敬重。

退休以后,我东奔西走常客居他乡,与他失去联系。多亏“五柳村”帮助,才将他找到;也才知道他下放泾县十年间的一段坎坷人生。

19695月,茆医生下放泾县以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他后来说:“我行医数十年,一生平庸,只有两个时段还聊可自慰:一是我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当右派医生时,没有顾及个人安危,全力救助素昧平生的难友们,帮助很多难友摆脱了绝境,乃至免于饿累而死;另一时段就是十年乡村医生生涯了。这里极度的缺医少药和交通闭塞,迫使我在拿起听筒的同时,又拿起了手术刀,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全科医生。并且竭尽全力,把一个小公社卫生院的工作,推向极致,做了很多一个乡村医院本来做不了的事,给了广大贫苦农民医疗上最实在的帮助,救活了不少几乎注定要死去的病员。特别是在邻近公社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情况下,这里一个人也没死。而当我上调之后,所有抢救危重病人的工作,包括各种进腹腔的外、妇科手术,均结束了,一切又恢复到一般公社医院的普通水平。所以有人说我在那里撑起了一方天,虽然过誉,也不全是虚饰之词。”然而,正当他努力治病救人时,却落入了人生最低谷。事件是他的第一次婚姻,而导致灾难的根源仍是“右派”--虽然已经 “摘帽”,在一些人眼里,却依然是“右派”--俗称“摘帽右派”。

茆医生不愿重提这件事,但我还是想简要地说一说。为的是记录那个年代的罪恶与荒诞。

在下放的村落里,他认识了一位下放女知青。或许是因为类似的身份,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也因为身处异乡的落寞吧,他们两情相悦、顺理成章地相爱了。然而,这种顺乎天理的男情女爱,却被一些险恶的人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觉得他胆子太大了,太目无"王法"了!不严厉打击,怎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于是这场男婚女嫁和亿万人群千古如斯的普通婚姻,惹起了轩然大波。先是千方百计阻挠他们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把两人分别晾在一边,弄得他们十分尴尬。 虽然多次央求催促,有关部门就是不给办理。什么理由呢?他们未成年吗?有病吗?近亲吗?都不是!“摘帽右派”不准结婚?下放知青不准结婚?违犯哪一条宪法和婚姻法了?也都不是!那为什么不准婚姻登记呢?

不为什么,根据上级指示就是不给办!

他们先将茆医生调到外公社水库工地去,不让他俩接触; 然后给女方施加压力,说这个“摘帽右派” 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她检举茆医生如何破坏“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运动”,说她是怎样受蒙骗的。只要她检举,就可以给她安排工作。然而他们未能得逞,女知青果断地回绝了他们的诱供,明确回答是真心相爱,而且有爱的权利!这些人 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并不死心,依然软磨硬压不说,还把她调到一个劳动强度最大的生产队,妄图将她拖垮。他们大造舆论,从县里到地区。说他这个“摘帽右派”破坏“上山下乡”,老账新账一起算,要坚决打击……

茆医生濒临冤狱门槛。

然而,正直的人毕竟没有全部沦丧。最终,他们还是结婚了,却毫不讲理地给了茆医生一个“开除留用”处分,只发给生活费每月三十元。

当时我并不知情。因为那几年里,妻子长年患病,直至辞世,困难重重,焦头烂额。也就无暇顾及别的事情了。

茆医生很坚强。1979年“右派”改正,他结束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回到芜湖地区医院以后,虽然已经满身疮痍、心力交瘁,还是积极应对从生存到发展的重重压力,百折不挠,步步进取。早在1962年“右派摘帽”后,即攻读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文革”前本科毕业。下放十年,浪费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而后却以八年时间,完成了从医士到医师到主治医师再到副主任医师的职称晋级。在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想方设法张罗柴米油盐的同时,居然有不少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论文问世。 2004年出版的《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被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国内、港台诸多大学收藏。

茆医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幸存者,也是研究者。有多篇反映那场灾难,评毛,及评述暴力土改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散见于报刊网络。

茆医生还是胡适的追随者和研究者。曾受聘于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任助理研究员。参加过两岸学者合作的田野调查,发表过有关生殖崇拜的学术散文。关于“右派分子”的人数问题,我曾有疑惑而请教他。他说:“反右”的书,境内的朱正、境外的丁抒写的较好。至于反右人数,应该是五十五多万人。那三百多万,应是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农村大逮捕的人数。根据-是反右时人数虽是糊涂帐,但改正时的记录应是比较准确的,已明确到个位数。只有六个名人,和九十余位普通人未改正。二是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初中生才五百多万人,五十多万已超过百分之十了。我是当事人,觉得五十五万比较可能,您看呢?

有人说中国的“右派”多为知识精英,我觉得是正确的。当然,其中有铁骨铮铮的汉子,有天真的知识分子,也有卑鄙的小人,但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确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及其延伸)群体,无论出身如何,无论行当各异,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相对而言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过人之处。或许,这就是苍天对于不公平的公平吧。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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