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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张洪炉
我的记忆文字里，不能没有张洪炉。
记不得初次见面情形了。只记得与他交往以后，便渐渐喜欢上这个人。因为他坦率真诚，不说官话套话，让人觉得彼此亲近，用不着提防；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看法都可以交流。他告诉我：“反右派”的时侯，Z某某不知道多积极，声嘶力竭，凶神恶煞，活脱脱一个小土匪。他告诉我：县委副书记H某某，看上去道貌岸然，却毫无人性，“土改”中亲手把自己父亲打死了……这些话，当时是不能说的。
张洪炉江北人，是个大个子，当有一米八以上，自己取个笔名：长人。他是个大学生，好像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了。五十年代初调来泾县，在县人委民政科任科员。那时候科员不小，仅次于科长，很有实权。读初中的时候常常听人说起他。说他有学问，会写小说，正准备出书。1958年“大跃进”，县里办起好几所中学，把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调去当教师。张洪炉也在内，当了茂林中学语文教师。领工资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工资少了。原先每月五十七元，怎么变成四十五元五角？从行政二十一级变成二十三级，整整低了两级。他以为是调动过程中搞错了。总务处经过核查，没错。这就怪了。他找到他的老领导、民政科长蒋尔宏。蒋科长告诉他：受处分了，降了两级。原来，上半年“反右”运动，曾经从他床底下搜走一包文稿，是他写的一部小说（尚未定稿，更没出版）。说是“有严重问题”，“组织上”便给了他行政降两级处分。却不通知他，故此一无所知。他当时年轻气盛，要去找“组织上”论理，蒋科长劝阻了他。说：“哪个跟你论理？说不定给你加重处分。想开点，没打你右派就算万幸了。”（上层“反右派”是１９５７年，而基层多在第二年。且“反右派”还“补课”，不少“右派”都是“补课”补上的。）处分人却不与本人见面，“黑”到何等地步！现在年轻人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一定会说是杜撰。岂不知当年实实在在就是这样荒唐。
张洪炉是书法家，擅长行草。“文革”期间，书法这门艺术并不被人看好。张洪炉原本有些基础，不再写小说了，又没有其他爱好，便关起门来研习书法。纯属兴趣，绝无功利。他妻子在宣笔厂搞销售，认识一些书法家，张洪炉也就较快地融进了书法圈子。改革开放初期，有日本客人来到泾县城，在荷花塘宣笔门市部看见张洪炉写的一张字，觉得好，问多少钱？业务人员从未做过外国人生意，不知底细，狠狠心说了个在他们看来很高的价格：人民币四十元。日本客人二话没说，买下来了。
张洪炉一张字卖了四十元！一时间成了新闻。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赞誉，有人羡慕，也有人不屑一顾：认为写写字可以，但不能拿来卖钱；拿了国家的工资，又写字卖钱，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可见当时也还是很“左”的。张洪炉不管，任人议论，还是写他的字。
向他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与他联络的书法名人也越来越多，张洪炉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不久，因为“组织上”需要，他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名至实归。他这个副主席不同于别的副主席，他不去办公室办公。而是呆在他的书房里，写字，看书，会客。单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也不去。他说在办公室无事可干。要开会了，通知他，他才去。要到哪里参与什么活动了，通知他，他也按时到。但不讲话，一概不讲。有人客气，坚持要请“张主席作指示”，他也不应承。他说他“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大道理说不来。总不能讲书法吧。”干脆不讲。时间长了，了解他的脾气了，也就习以为常。他说在政协工作一身轻松，就是肚子不轻松－－几乎天天都要应酬陪餐，都要喝酒。肠胃又不好，经常拉肚子。坊间俚语：“人大举手，政协喝酒”，真的如此。
张洪炉生活上极不讲究。不拘一格，随随便便，甚而有些邋遢。他告诉我，最不喜欢洗脚。又是脱鞋子又是脱袜子，真麻烦。可是不行，妻子天天盯着他，要他洗。常常是妻子把水端来了，他也不应声，以致招来数落埋怨。更不喜欢运动，慵懒得很。我以为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果他能懂得一点保健知识，实践一些健身活动，当不至于六十出头就离开人世的。他得的是中风，半身不遂，语言不清。不久二次发作，匆匆“走”了。还没退休（那时候，党外县级干部六十五岁退休）呢，无论如何是太早了一些。可惜。
李秀峰
李秀峰，泾县城关一小教师。2011年3月，我去采访她时，她八十三岁，早已退休。前些日子不慎跌倒骨折，长时间行动困难，由儿子帮扶照应。头脑非常清楚 ，一点都不糊涂。
李老师琴溪镇洗马桥人，家庭地主。兄弟姐妹五人，两兄两姐。她的大哥曾经在“培风中学”读书，1950年“土改”中被“镇压”了。此后，大嫂一直随她生活，帮助她照应小孩。
1951年，李老师从宣城师范毕业，分配在黄村平垣当教师。这所学校只有她一个老师，十三个学生。后来发展了，达到一百多人。后来，她调到黄村中心小学，又调到晏公、潘村、巧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去巧峰小学看望曹远芳，见到过她。她是学校负责人，领导四、五个教师。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人极瘦，精神倒不差。风风火火，礼貌热情，仿佛有使不完的劲。1978年，她进了城，在城关一小教书，总算安定下来。
李老师毕生致力于小学教育。尤其在小学语音教学方面，是有造诣的。她早年被派往芜湖、合肥等地学习语音教学，是优秀学员；回县以后辅导培训全县的初小语文老师；1956年被评为省级劳模。那段日子，应当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然而不久，噩运开始了。1958年，丈夫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大女儿也随之夭折。她带着几岁的儿子和小女儿（遗腹女），以及大嫂，开始了漫长的苦难人生。在那个年代，一个寡居的“黑五类”家属，能有好果子吃么？政治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说：“最可怜的还是两个孩子。”在巧峰小学教书期间，配给的口粮要到县城粮站去买，还不全是粮食，其中一部分供给萝卜菜、山芋干。从巧峰到县城，往返四五十里，总是大儿子随同她一道去买。大儿子也才十岁左右。有一次，他走不动，赌气不走了。天就要黑下来了，怎么都说不动他。于是她打了儿子。打着打着她心里一软，觉得儿子已经太可怜了，悔之不及，便捶胸跺脚地痛哭起来。及至回家，自己仿佛成个疯婆子了。“三年大饥荒”期间，她是居民户口，虽说每人每月还能供应二十五斤半粮食（一度减为二十一斤），也是不够吃的，也是忍饥挨饿。直到1961年农村推行“责任田”以后，周边环境有了一些松动，她便乘机利用课余时间（甚至月光下）开荒种地。第二年，她收了三百斤麦子，八十斤高粱，才算度过大饥荒。
交谈期间，李老师颇为谨慎。她只是泛泛地诉说曾经的日子多么艰难困苦，却并不怪罪于谁，也很少涉及具体细节。我不好意思刨根究底，强求细问。因为有的人常常讳忌过去，也不想触及她的伤痛，便顺其自然了。她也没有说及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没有“大救星”一类的拍马之词。她到底不是那种“马列主义老太”，而是一位暴政年代的受苦受难者。孰是孰非，她心里一定很清楚。
倒是一个无意中流露的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李老师的丈夫曹作民，曾任小学校长、教育工会主席，在县人委工作。1958年那场政治运动中，他遭整肃，忍受不了，自杀了。当时，李老师正在省城合肥学习，“组织上”通知她回来并找她谈话。乍听噩耗，她脑袋一“木”，泪水涮涮涮地涌了出来；转而又立刻抹去泪水，做出一副六亲不认状，说：“死得活该！该死！该死！”连说几个“该死”，硬是把泪水呑了下去……
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此时此刻，她肚子里还怀着丈夫的孩子。就这么一连串的“该死”，能了断他们多年的夫妻之情么？当然不能。然而，在那种腥风血雨的岁月，她不得不这么说，不得不这么做。前面的泪如泉涌是真情，后面的“该死该死”是扭曲。一个人性泯灭的年代，才会有如此被扭曲人性的臣民。
五十多年了，说起这件事，李老师仿佛历历在目，悲伤万分，不住地唸叨：“他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他没有什么错误……”是的，李老师：岂只曹作民先生是个好人，回首难以数清的政治运动，那些被批被斗被关被杀的人能有几个不是好人呢？无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
李老师叫儿子拿出一包东西给我看：都是她的获奖证书与奖章，从单位先进工作者到省级劳模，大大小小十多项。她十分看重这些东西，我深深理解。对于她，这是一生中努力“改造”自己，努力顺应残酷的时局与环境，甚至不惜扭曲自己的“成果”，是数十年来血汗与泪水的“结晶”。
不知为什么，我猛然间想到“传销”。我们曾经的体制，不就是一个大大的“传销”网么？我们被“洗脑”、被欺骗、被裹挟、被愚弄；自己被“忽悠”了，却又去“忽悠”别人。最终，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得到的，都只能是贫困与灾难。
不再相信“忽悠”了，也不再“忽悠”别人。
龙套会
“龙套会”是泾县一桩冤案，受害者是早年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十二位干部。因此而受到株连的人，就难以述清了。
笔者年轻时即闻此案，半个世纪以后忽然想将它弄清楚。然而此时，十二位当事人只剩三位，且都是八旬翁了。经张元涛先生介绍，与其中最低高龄的刘荣林先生取得联系 。2012 年3月18 日，刘先生约来陈建华、王仕微一起座谈。三位先生虽然高龄，但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记忆清楚，言谈得体。不啰嗦，不反复。除陈先生有点耳背以外，整个交流过程顺顺当当，水到渠成。根据记录整理，并由刘荣林先生校阅，全文如后。 1952年，泾县“整党”。抽调了部分党员干部组成“整党工作队”。后来“龙套会”中的若干人即为其工作队员。在“党员调查”中，发现有些人自首过，政治上有问题；有些人为国民党做过事，历史上有问题；还有人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而这些人中，有的却在1953年初被提拔。据三位先生说，当时这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就主持了“四个部门”。而他们这些大都是革命老区茂林及其附近的人，参加过地方游击队、地下党、地下交通、民兵和农会组织，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却未被提拔，情绪有些不满。常在一起说怪话，发牢骚。说这个“拍马屁”，那个“煽小扇子”。自己则是“戏台上跑龙套，不中用的东西”。
刘先生说：此前，他们曾经与县委有过一次“交锋”。经查实，那些“历史不清”的人，有的被免职了，有的被调走了，有的重新入党。为此，芜湖地委组织部惠部长来泾县调查时，曾表扬“整党工作队”，说他们“坚持真理”。这样一来，他们这班人就格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1953年10月，县委“三干会”期间。潘祥峰病了，住在县委会“中苏友好协会”的宿舍里（他哥哥住处），一班朋友去看望他。潘绳武还买了香烟糖果招待大家。一起开玩笑，发牢骚，渲泄不满情绪。说是“龙套大会师”，自我表扬，自我吹嘘，头脑膨胀，口无遮拦。说倪晓华虽然是区委书记，但他敢讲话，可以当“龙套会名誉主席”；说刚刚调来的区委副书记王仕微也是个“大炮”，可以当“候补委员”。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刘荣林先生还在香烟盒子上（香烟抽完了，将空盒子摊开抹平）写了“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反对煽小扇拍马屁，向一切坏人坏事做斗争……这是我们的准则。”全文由陈建华口述，刘荣林书写并念了一遍。所以后来说是陈起草的“纲领”，成了主要人物。散去的时候，陈建华在门口将写了字的香烟盒撕掉了。并说“这个玩笑开大了，不能再开了”。此后，陈、刘二人便不再提起，作回避状。他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这时候，陈建华是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二十三岁；刘荣林是组织部（区级）组织员，二十一岁。
老百姓说：上面打个喷嚏，下面就鸡飞狗叫。这话一点不错。1954年，上层出了个“高饶反党集团”。全党组织学习，号召大家向党献忠心，自我检查上纲上线。此时陈建华已调宣纸厂任厂长，马翰章接任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会上自我检讨了“龙套大会师”的事情，说自己讲过对党不利的话，做过对党不利的事，深深忏悔。宣传部理论学习组组长孟广棣把马的检讨写进汇报，以此证明“学习成果”。这一来，地委重视了。县里一些对他们有意见的人也行动起来，把“龙套会”当做典型来抓。后经地委调查，除倪晓华因为谩骂县委领导而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以外，其他人未予追究，也没有将“龙套会”定性，只是叫各人写一份思想检讨便了结了。
1956年“审干肃反”运动中，又一次提出“龙套会”问题。将他们十二人隔离审查。当时倪晓华在省委干校学习，被戴上手铐，押回泾县。陈建华在省工业干校学习，回县进厂即被关押抄家。经省地县三级专案调查，这十二人历史家庭都没有问题，遂定“龙套会”为“落后小集团”。以态度不好为由，给倪晓华延长留党察看一年、王仕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有一些人被调离泾县：陈建华调广德，王仕微调庐江，凤兆华调和县，潘绳武调当涂，潘祥峰调宣城。
1959年，县委书记焦伯祥、纪委曹文荫等在省里参加“反右倾动员大会”。会议规定每个与会者必须写李世农多少张大字报。焦等就写了“龙套会”的事情，把它与李世农挂起钩来。李世农先后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1958年1月被划“右派”，同年11月被罢免职务。他与“龙套会”绝无瓜葛。然而那个年代就提倡这样无端地上挂下连。于是地委重新结论报省委批复，以“龙套会”一案，是在李世农右倾思想包庇下定为“落后小集团”的为由，改定为“反党小集团”。
“龙套会”被做大了，倪晓华、凤兆华、陈建华、王仕微被开除党籍；潘绳武、童天鑫、刘荣林等六人被留党察看；李贵涛被严重警告。每人都被降三至四级；降级二十年，所降工资分文未补。
与他们接触亲密者也都受到株连，被撤职或者反省。
三位先生说：1961年，中央改组安徽省委班子。省委书记李葆华要为李世农平反。所涉事件也都逐一调查了解。地委纪检委陈正农专门来泾县调查一个月，查实“龙套会”与李世农并无关系，应当平反。无奈焦伯祥坚决不同意；还说倪晓华是“带枪投敌”的“坏分子”，说“龙套会”被“坏分子”操纵。
直到1979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胡耀邦总书记排除一切干扰，平反如山冤案。根据地委指示，在地委组织部派员协助下，又一次对“龙套会”案进行复查。报经地委芜发（1979）27文件批复：撤销原来的处分决定，给倪晓华等十二人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至此，这一冤案才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世事沉浮，星转斗移。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班当年的小“愤青”们，大都去天国了；眼前的三位当事人，也都是耄耋之年。此刻，他们回顾过去，检点自己，竟有了足够的冷静与淡定。他们说，“龙套会”冤案之形成，固然因为历史环境的凶险，因为“斗争”学说的作祟；他们自身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自以为是，飞扬跋扈，唯我革命，左得可恨，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譬如有个别人，是多次运动中不遗余力整人的积极分子；甚至充当过“打虎队”队长，吊过人，打过人，无法无天，得罪过不少人；再遭别人整肃，既是一种报应，也是一种必然。譬如被隔离反省中，有人扛不过去，就瞎招供。以致招出要杀掉谁谁谁，其实根本没那么回事。
一切不正常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似乎都很正常。因为，那是一个以人为敌的年代，鼓励说假话的年代，崇尚杀戮的年代。
逝者如斯！希望它不要再来。
“洋船屋”人家
两扇厚重的大门紧闭着。拉动大门上方一根铁丝，屋里的铃当便响了，于是会有人来开门－－这是我最早见到的门铃。现在是不屑一顾了，然而在1940年代是很新鲜的；全村几百户，唯“笃诚堂”才有。
“笃诚堂”位于黄田村马冲河边。是一组外廓形似“洋船”的建筑群，依马冲河地势构筑院墙，平面呈长方形。“船头”向北为尖角状，院墙略向上翘，将溪水分为两股，依院墙而下。院墙上开空花漏窗，形似“船舷”。小河上架设两座石桥，如登船的“跳板”。中部有二层楼房“梅村家塾”，是主人家课读子孙的地方。楼房的马头墙明显高出其它屋脊，恰似“洋船”的“驾驶舱”。其后为三角形花园，即所谓“船头”部分。整个建筑物像一条溯流而上的轮船，俗称“洋船屋”。院内的屋宇方向与“船体”相反，坐北向南，一共四进。厅堂馆所，楼台亭阁，巷陌相通，自成一体，占地面积四千多平米。在这大山深处，算得上一座奇特建筑了。相传是朱一乔、朱宗怀父子建于清道光年间。他们在汉口等地开当铺，家资巨富。回乡省亲时，朱一乔的母亲问及“洋船”什么样子，想出去看看。但母亲年迈，又是小足，不便远行。于是就在家乡建了这座形似“洋船”的大宅院，以满足母亲愿望。
我所见到的“洋船屋”主人，是第五代传人了。他是我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的亲戚，人称鸿祖先生，我们学生称祚先生－－名普祚，鸿祖是他的字。据他说，祖上共有七房，人丁兴旺。然而临到国民党溃败大陆时，大多远走高飞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美国；有的虽未能出国出境，也到别的大都市谋生去了。只有他祚先生－－六房的后嗣－－不知是热土难离呢，还是目光短浅，居然抱守着这份祖产，等待噩运降临。
“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家也划了地主。然而他本人却一直当教师，无论国民党时期还是共产党年代。按政策他的本人成分应当是“自由职业”。然而那年代对于政策的解释是太随意了，说他是地主他敢说不是？于是“运动”来了，便将他“清洗”回家；“运动”过了，又将他“甄别”复职。祚先生呢，倒也“若无其事”，叫他回家就回家，叫他复职就复职。不过是一副简单的行李挑进挑出，心情态度十分淡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能将万般无奈表现为一种“随和”，不能不说是那个专制年代的特殊造就。
祚先生有过两房妻子，前一位叫三姑娘。穿着打扮十分洋气。浓浓的黑发烫成卷曲状，高开叉的旗袍露出长长的丝袜，镶金牙，抽香烟。村子里抽烟的女人不少，但多是抽水烟。抽香烟的极少，身份也就不一般了。那时候不叫香烟，叫纸烟。老人们形容：“纸烟叭叭的。”三姑娘常年在江西上饶一家店号管账。能写会算，精明能干。而且一手记账一手打算盘，还一边与人说话。她与祚先生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素珍。后来，她在上饶找到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说服她嫁给祚先生为妻。永华告诉我：“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并没吃苦，因为他不当家不管事，“土改”队觉得抓不上手，倒是把三姑娘关起来了。“土改”以后，三姑娘复去江西，便杳无音信了。
后一位妻子叫秀姑娘，人们背后多称呼新娘子。为了区别于别的新娘子，就叫“洋船屋里的新娘子”。有点像通俗推理小说的题名。农村人有个习惯：谁家来了陌生人都觉得新鲜，总喜欢探望和围观。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大概是深山里面鲜有陌生人来往的缘故。可是“洋船屋里的新娘子”不习惯，甚而有点恼火，也只好强忍着。于是，她足不出户。除了必要的接待应酬，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做针钱：绣花挑朵做鞋制衣。而且会裁剪－－一块布交给她，就能做出一件合身的衣衫，前襟上绣朵小花，十分别致。这就很不简单，叫那些粗手笨脚的娘们看得发呆。原来，这位新娘子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是一富户人家的“细丫环”，专事“女红”，所以才有这般身手。然而不久“土改”了，新娘子也不新了，立马沦落成“地主婆”－－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享受地主生活三年以上，才算地主。秀姑娘还不到三年呀！那可不管，这么个雪白粉嫩如花似朵的娘们不当地主婆，谁当？必当无疑。从那以后，伴随她的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劳役、训话、检讨、悔过……秀姑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秀姑娘生有两男两女。大女儿随母学裁缝，以此为生。大儿子小学毕业时正值“文革”，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拒之于中学门外，在家务农。他心气甚高，终日里郁郁寡欢，不久遭遇车祸丢了性命。肇事方是泾县汽车客运站，赔了一千元钱。秀姑娘抱着这一千元钱，愣愣地靠在床上，不说话，也不吃饭，好久好久……
小儿子出生于1958年，正逢“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为了给孩子一条生路，那年冬天，秀姑娘在继女素珍的陪伴下，抱着小儿子来到县城，住进车站饭店。次日天未亮，便将儿子包裹着丢在百货公司门口。她二人远远地观望着。她看见一位上早班的女子来了，把孩子抱了起来；看见一伙人围观议论纷纷；看见那女子高高兴兴把孩子抱走了，走进西门口一所住处。秀姑娘左看看右看看，认准那个住处，打听了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姓甚名谁。于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小儿子被人抱养以后，从糠箩掉进米箩，饱受疼爱。那人家成分好，还是公社武装部长，于是上学，参军，入党，当干部。正应了一句古话：因祸得福－－这自然是后话。过了几年，秀姑娘托人去说情，想看看儿子，绝无别的想法。对方却一口咬定没那么回事，儿子是自己生的。秀姑娘思子心切，辗转找到城关小学朱文华老师，请求帮助。朱文华是她小儿子的数学老师，黄田人，说等到上课时让其站起来回答问题，叫她们悄悄地站在教室外面望一望。但不得声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上课时，朱老师特意提了个很难的问题，小儿子回答不出，朱老师迟迟不喊他坐下。
小儿子长高了，活泼可爱。秀姑娘只觉得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不清了……
祚先生一直在农村教书，越调越远，最后调到汀溪乡大坑村－－一座大山深处的小学校。不通公路，都是山间小道。进进出出全靠步行，要翻几座山，要过几道水。祚先生在那里默默地工作到退休。
祚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好色，除了教书，唯一的业余爱好是唱京戏。腊月天，该收的庄稼收了，该种的庄稼种了，石井坑的山林封了（封山育林），放寒假的教师回来了，大家凑在一起，排戏；排了一本又一本，正月里能唱过“上七”。元宵节再唱。有时也被邻近村子请去唱，说是“黄田的班子”，大戏。所谓“大戏”就是京戏。后来也有年轻人唱黄梅戏，唱花鼓戏，但年纪大的看不上，说是小戏，没看头。大戏有文戏，如《吊金龟》、《玉堂春》、《徐策跑城》；也有武戏，如《长阪坡》、《古城会》、《三打祝家庄》，刀枪棍棒，箭袖长靠，满台生气，煞是好看。祚先生唱的是文戏，专工旦角，或青衣或花旦，讲究的是唱功与做功。一出《苏三起解》，把个落难的烟花女子表演得惟妙惟肖；把那种女人的痴情唱得委婉凄楚，九曲廻肠，叫人感叹不已。不但唱得好，身段也好。祚先生是个“柴骨人”，从未发福过。所以他唱的青衣也好花旦也好，一个个出奇的苗条。走起台步来，水袖、裙带飘曳浮动，俨然风摆柳一样。祚先生戏德也好：认真，一丝不苟。票友中有种田的，有做手艺的，有当老师的，各色人等性情不一。祚先生都能处得来，毫无强人之处。都说他脾气好，人缘好。而且，政治上“风”紧了，不要他唱了，不唱就不唱；“风”过了，喊他来唱，来唱就来唱。从不计较，从不记恨，从不讲一句难过话。人说他“宰相肚里好撑船”。
能否“撑船”自不敢说，但心里确是出奇的宁静－－用现今的话来说“心态好”，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情都能给它个不在意。记得“文革”中一次偶遇，他告诉我：不在黄田住了，搬到共和来了。原来，那正是“深挖洞”年代，黄田村驻扎了许多解放军，在这里挖山洞，修筑工事。于是把村里成分不好的人家，历史不好的人家，或是其他不顺眼的、调皮捣蛋的统统赶了出去。共和是黄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没有山林，全靠种田种地。祚先生家人本在黄田茶林队劳动，收入也比农田区好一点。现今到了农田区怎么过呢？犁耙水耖，一样都不会呀。他说：“不要紧，我同人家换工呀。”他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今年收了多少芝麻，多少黄豆，多少花生。红黑的脸上泛起一缕兴奋的神情，仿佛他搬家搬好了，沾便宜了。我心里未免一阵怆然：怎么了？豁达，还是无奈？顺从，还是麻木？
然而，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身板骨倒是少有的硬朗。从而熬到“红太阳”落山，迎来了改革开放，过上人的生活。退休了，让小女儿顶职当了教师；大女儿还在县城购买了房产。那个早年丢弃的二儿子也已到中年，常有来往。祚先生说：养身父母大似天，生身父母站半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能当作亲戚走走就很知足了。
而今，祚先生成了黄田的“古董”。他关心黄田的古往今来，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少不了有人与他打听黄田的来龙去脉，打听“洋船屋”的古今传奇。他也乐于这份差事，不厌其烦。那年，我陪同朱践耳先生到黄田寻根问祖，他二位老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谈得不忍离去。以至于下午两点多钟才吃午饭。2003年10月，当我陪同践耳先生的侄子朱永渊先生和上海电视台周雯华女士再访“洋船屋”的时候，却听说祚先生因病到县城住院去了。
祚先生脑袋里长了一个瘤。不久，去世了。
世道变好了，儿女们自立门户，祚先生可以享清福了，却又去世了。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缺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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