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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张洪炉
我的记忆文字里,不能没有张洪炉。
记不得初次见面情形了。只记得与他交往以后,便渐渐喜欢上这个人。因为他坦率真诚,不说官话套话,让人觉得彼此亲近,用不着提防;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看法都可以交流。他告诉我:“反右派”的时侯,Z某某不知道多积极,声嘶力竭,凶神恶煞,活脱脱一个小土匪。他告诉我:县委副书记H某某,看上去道貌岸然,却毫无人性,“土改”中亲手把自己父亲打死了……这些话,当时是不能说的。
张洪炉江北人,是个大个子,当有一米八以上,自己取个笔名:长人。他是个大学生,好像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了。五十年代初调来泾县,在县人委民政科任科员。那时候科员不小,仅次于科长,很有实权。读初中的时候常常听人说起他。说他有学问,会写小说,正准备出书。1958年“大跃进”,县里办起好几所中学,把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调去当教师。张洪炉也在内,当了茂林中学语文教师。领工资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工资少了。原先每月五十七元,怎么变成四十五元五角?从行政二十一级变成二十三级,整整低了两级。他以为是调动过程中搞错了。总务处经过核查,没错。这就怪了。他找到他的老领导、民政科长蒋尔宏。蒋科长告诉他:受处分了,降了两级。原来,上半年“反右”运动,曾经从他床底下搜走一包文稿,是他写的一部小说(尚未定稿,更没出版)。说是“有严重问题”,“组织上”便给了他行政降两级处分。却不通知他,故此一无所知。他当时年轻气盛,要去找“组织上”论理,蒋科长劝阻了他。说:“哪个跟你论理?说不定给你加重处分。想开点,没打你右派就算万幸了。”(上层“反右派”是1957年,而基层多在第二年。且“反右派”还“补课”,不少“右派”都是“补课”补上的。)处分人却不与本人见面,“黑”到何等地步!现在年轻人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一定会说是杜撰。岂不知当年实实在在就是这样荒唐。
张洪炉是书法家,擅长行草。“文革”期间,书法这门艺术并不被人看好。张洪炉原本有些基础,不再写小说了,又没有其他爱好,便关起门来研习书法。纯属兴趣,绝无功利。他妻子在宣笔厂搞销售,认识一些书法家,张洪炉也就较快地融进了书法圈子。改革开放初期,有日本客人来到泾县城,在荷花塘宣笔门市部看见张洪炉写的一张字,觉得好,问多少钱?业务人员从未做过外国人生意,不知底细,狠狠心说了个在他们看来很高的价格:人民币四十元。日本客人二话没说,买下来了。
张洪炉一张字卖了四十元!一时间成了新闻。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赞誉,有人羡慕,也有人不屑一顾:认为写写字可以,但不能拿来卖钱;拿了国家的工资,又写字卖钱,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可见当时也还是很“左”的。张洪炉不管,任人议论,还是写他的字。
向他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与他联络的书法名人也越来越多,张洪炉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不久,因为“组织上”需要,他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名至实归。他这个副主席不同于别的副主席,他不去办公室办公。而是呆在他的书房里,写字,看书,会客。单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也不去。他说在办公室无事可干。要开会了,通知他,他才去。要到哪里参与什么活动了,通知他,他也按时到。但不讲话,一概不讲。有人客气,坚持要请“张主席作指示”,他也不应承。他说他“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大道理说不来。总不能讲书法吧。”干脆不讲。时间长了,了解他的脾气了,也就习以为常。他说在政协工作一身轻松,就是肚子不轻松--几乎天天都要应酬陪餐,都要喝酒。肠胃又不好,经常拉肚子。坊间俚语:“人大举手,政协喝酒”,真的如此。
张洪炉生活上极不讲究。不拘一格,随随便便,甚而有些邋遢。他告诉我,最不喜欢洗脚。又是脱鞋子又是脱袜子,真麻烦。可是不行,妻子天天盯着他,要他洗。常常是妻子把水端来了,他也不应声,以致招来数落埋怨。更不喜欢运动,慵懒得很。我以为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果他能懂得一点保健知识,实践一些健身活动,当不至于六十出头就离开人世的。他得的是中风,半身不遂,语言不清。不久二次发作,匆匆“走”了。还没退休(那时候,党外县级干部六十五岁退休)呢,无论如何是太早了一些。可惜。
李秀峰
李秀峰,泾县城关一小教师。2011年3月,我去采访她时,她八十三岁,早已退休。前些日子不慎跌倒骨折,长时间行动困难,由儿子帮扶照应。头脑非常清楚 ,一点都不糊涂。
李老师琴溪镇洗马桥人,家庭地主。兄弟姐妹五人,两兄两姐。她的大哥曾经在“培风中学”读书,1950年“土改”中被“镇压”了。此后,大嫂一直随她生活,帮助她照应小孩。
1951年,李老师从宣城师范毕业,分配在黄村平垣当教师。这所学校只有她一个老师,十三个学生。后来发展了,达到一百多人。后来,她调到黄村中心小学,又调到晏公、潘村、巧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去巧峰小学看望曹远芳,见到过她。她是学校负责人,领导四、五个教师。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人极瘦,精神倒不差。风风火火,礼貌热情,仿佛有使不完的劲。1978年,她进了城,在城关一小教书,总算安定下来。
李老师毕生致力于小学教育。尤其在小学语音教学方面,是有造诣的。她早年被派往芜湖、合肥等地学习语音教学,是优秀学员;回县以后辅导培训全县的初小语文老师;1956年被评为省级劳模。那段日子,应当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然而不久,噩运开始了。1958年,丈夫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大女儿也随之夭折。她带着几岁的儿子和小女儿(遗腹女),以及大嫂,开始了漫长的苦难人生。在那个年代,一个寡居的“黑五类”家属,能有好果子吃么?政治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说:“最可怜的还是两个孩子。”在巧峰小学教书期间,配给的口粮要到县城粮站去买,还不全是粮食,其中一部分供给萝卜菜、山芋干。从巧峰到县城,往返四五十里,总是大儿子随同她一道去买。大儿子也才十岁左右。有一次,他走不动,赌气不走了。天就要黑下来了,怎么都说不动他。于是她打了儿子。打着打着她心里一软,觉得儿子已经太可怜了,悔之不及,便捶胸跺脚地痛哭起来。及至回家,自己仿佛成个疯婆子了。“三年大饥荒”期间,她是居民户口,虽说每人每月还能供应二十五斤半粮食(一度减为二十一斤),也是不够吃的,也是忍饥挨饿。直到1961年农村推行“责任田”以后,周边环境有了一些松动,她便乘机利用课余时间(甚至月光下)开荒种地。第二年,她收了三百斤麦子,八十斤高粱,才算度过大饥荒。
交谈期间,李老师颇为谨慎。她只是泛泛地诉说曾经的日子多么艰难困苦,却并不怪罪于谁,也很少涉及具体细节。我不好意思刨根究底,强求细问。因为有的人常常讳忌过去,也不想触及她的伤痛,便顺其自然了。她也没有说及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没有“大救星”一类的拍马之词。她到底不是那种“马列主义老太”,而是一位暴政年代的受苦受难者。孰是孰非,她心里一定很清楚。
倒是一个无意中流露的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李老师的丈夫曹作民,曾任小学校长、教育工会主席,在县人委工作。1958年那场政治运动中,他遭整肃,忍受不了,自杀了。当时,李老师正在省城合肥学习,“组织上”通知她回来并找她谈话。乍听噩耗,她脑袋一“木”,泪水涮涮涮地涌了出来;转而又立刻抹去泪水,做出一副六亲不认状,说:“死得活该!该死!该死!”连说几个“该死”,硬是把泪水呑了下去……
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此时此刻,她肚子里还怀着丈夫的孩子。就这么一连串的“该死”,能了断他们多年的夫妻之情么?当然不能。然而,在那种腥风血雨的岁月,她不得不这么说,不得不这么做。前面的泪如泉涌是真情,后面的“该死该死”是扭曲。一个人性泯灭的年代,才会有如此被扭曲人性的臣民。
五十多年了,说起这件事,李老师仿佛历历在目,悲伤万分,不住地唸叨:“他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他没有什么错误……”是的,李老师:岂只曹作民先生是个好人,回首难以数清的政治运动,那些被批被斗被关被杀的人能有几个不是好人呢?无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
李老师叫儿子拿出一包东西给我看:都是她的获奖证书与奖章,从单位先进工作者到省级劳模,大大小小十多项。她十分看重这些东西,我深深理解。对于她,这是一生中努力“改造”自己,努力顺应残酷的时局与环境,甚至不惜扭曲自己的“成果”,是数十年来血汗与泪水的“结晶”。
不知为什么,我猛然间想到“传销”。我们曾经的体制,不就是一个大大的“传销”网么?我们被“洗脑”、被欺骗、被裹挟、被愚弄;自己被“忽悠”了,却又去“忽悠”别人。最终,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得到的,都只能是贫困与灾难。
不再相信“忽悠”了,也不再“忽悠”别人。
龙套会
“龙套会”是泾县一桩冤案,受害者是早年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十二位干部。因此而受到株连的人,就难以述清了。
笔者年轻时即闻此案,半个世纪以后忽然想将它弄清楚。然而此时,十二位当事人只剩三位,且都是八旬翁了。经张元涛先生介绍,与其中最低高龄的刘荣林先生取得联系 。2012 年3月18 日,刘先生约来陈建华、王仕微一起座谈。三位先生虽然高龄,但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记忆清楚,言谈得体。不啰嗦,不反复。除陈先生有点耳背以外,整个交流过程顺顺当当,水到渠成。根据记录整理,并由刘荣林先生校阅,全文如后。 1952年,泾县“整党”。抽调了部分党员干部组成“整党工作队”。后来“龙套会”中的若干人即为其工作队员。在“党员调查”中,发现有些人自首过,政治上有问题;有些人为国民党做过事,历史上有问题;还有人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而这些人中,有的却在1953年初被提拔。据三位先生说,当时这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就主持了“四个部门”。而他们这些大都是革命老区茂林及其附近的人,参加过地方游击队、地下党、地下交通、民兵和农会组织,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却未被提拔,情绪有些不满。常在一起说怪话,发牢骚。说这个“拍马屁”,那个“煽小扇子”。自己则是“戏台上跑龙套,不中用的东西”。
刘先生说:此前,他们曾经与县委有过一次“交锋”。经查实,那些“历史不清”的人,有的被免职了,有的被调走了,有的重新入党。为此,芜湖地委组织部惠部长来泾县调查时,曾表扬“整党工作队”,说他们“坚持真理”。这样一来,他们这班人就格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1953年10月,县委“三干会”期间。潘祥峰病了,住在县委会“中苏友好协会”的宿舍里(他哥哥住处),一班朋友去看望他。潘绳武还买了香烟糖果招待大家。一起开玩笑,发牢骚,渲泄不满情绪。说是“龙套大会师”,自我表扬,自我吹嘘,头脑膨胀,口无遮拦。说倪晓华虽然是区委书记,但他敢讲话,可以当“龙套会名誉主席”;说刚刚调来的区委副书记王仕微也是个“大炮”,可以当“候补委员”。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刘荣林先生还在香烟盒子上(香烟抽完了,将空盒子摊开抹平)写了“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反对煽小扇拍马屁,向一切坏人坏事做斗争……这是我们的准则。”全文由陈建华口述,刘荣林书写并念了一遍。所以后来说是陈起草的“纲领”,成了主要人物。散去的时候,陈建华在门口将写了字的香烟盒撕掉了。并说“这个玩笑开大了,不能再开了”。此后,陈、刘二人便不再提起,作回避状。他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这时候,陈建华是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二十三岁;刘荣林是组织部(区级)组织员,二十一岁。
老百姓说:上面打个喷嚏,下面就鸡飞狗叫。这话一点不错。1954年,上层出了个“高饶反党集团”。全党组织学习,号召大家向党献忠心,自我检查上纲上线。此时陈建华已调宣纸厂任厂长,马翰章接任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会上自我检讨了“龙套大会师”的事情,说自己讲过对党不利的话,做过对党不利的事,深深忏悔。宣传部理论学习组组长孟广棣把马的检讨写进汇报,以此证明“学习成果”。这一来,地委重视了。县里一些对他们有意见的人也行动起来,把“龙套会”当做典型来抓。后经地委调查,除倪晓华因为谩骂县委领导而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以外,其他人未予追究,也没有将“龙套会”定性,只是叫各人写一份思想检讨便了结了。
1956年“审干肃反”运动中,又一次提出“龙套会”问题。将他们十二人隔离审查。当时倪晓华在省委干校学习,被戴上手铐,押回泾县。陈建华在省工业干校学习,回县进厂即被关押抄家。经省地县三级专案调查,这十二人历史家庭都没有问题,遂定“龙套会”为“落后小集团”。以态度不好为由,给倪晓华延长留党察看一年、王仕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有一些人被调离泾县:陈建华调广德,王仕微调庐江,凤兆华调和县,潘绳武调当涂,潘祥峰调宣城。
1959年,县委书记焦伯祥、纪委曹文荫等在省里参加“反右倾动员大会”。会议规定每个与会者必须写李世农多少张大字报。焦等就写了“龙套会”的事情,把它与李世农挂起钩来。李世农先后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1958年1月被划“右派”,同年11月被罢免职务。他与“龙套会”绝无瓜葛。然而那个年代就提倡这样无端地上挂下连。于是地委重新结论报省委批复,以“龙套会”一案,是在李世农右倾思想包庇下定为“落后小集团”的为由,改定为“反党小集团”。
“龙套会”被做大了,倪晓华、凤兆华、陈建华、王仕微被开除党籍;潘绳武、童天鑫、刘荣林等六人被留党察看;李贵涛被严重警告。每人都被降三至四级;降级二十年,所降工资分文未补。
与他们接触亲密者也都受到株连,被撤职或者反省。
三位先生说:1961年,中央改组安徽省委班子。省委书记李葆华要为李世农平反。所涉事件也都逐一调查了解。地委纪检委陈正农专门来泾县调查一个月,查实“龙套会”与李世农并无关系,应当平反。无奈焦伯祥坚决不同意;还说倪晓华是“带枪投敌”的“坏分子”,说“龙套会”被“坏分子”操纵。
直到1979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胡耀邦总书记排除一切干扰,平反如山冤案。根据地委指示,在地委组织部派员协助下,又一次对“龙套会”案进行复查。报经地委芜发(1979)27文件批复:撤销原来的处分决定,给倪晓华等十二人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至此,这一冤案才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世事沉浮,星转斗移。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班当年的小“愤青”们,大都去天国了;眼前的三位当事人,也都是耄耋之年。此刻,他们回顾过去,检点自己,竟有了足够的冷静与淡定。他们说,“龙套会”冤案之形成,固然因为历史环境的凶险,因为“斗争”学说的作祟;他们自身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自以为是,飞扬跋扈,唯我革命,左得可恨,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譬如有个别人,是多次运动中不遗余力整人的积极分子;甚至充当过“打虎队”队长,吊过人,打过人,无法无天,得罪过不少人;再遭别人整肃,既是一种报应,也是一种必然。譬如被隔离反省中,有人扛不过去,就瞎招供。以致招出要杀掉谁谁谁,其实根本没那么回事。
一切不正常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似乎都很正常。因为,那是一个以人为敌的年代,鼓励说假话的年代,崇尚杀戮的年代。
逝者如斯!希望它不要再来。
“洋船屋”人家
两扇厚重的大门紧闭着。拉动大门上方一根铁丝,屋里的铃当便响了,于是会有人来开门--这是我最早见到的门铃。现在是不屑一顾了,然而在1940年代是很新鲜的;全村几百户,唯“笃诚堂”才有。
“笃诚堂”位于黄田村马冲河边。是一组外廓形似“洋船”的建筑群,依马冲河地势构筑院墙,平面呈长方形。“船头”向北为尖角状,院墙略向上翘,将溪水分为两股,依院墙而下。院墙上开空花漏窗,形似“船舷”。小河上架设两座石桥,如登船的“跳板”。中部有二层楼房“梅村家塾”,是主人家课读子孙的地方。楼房的马头墙明显高出其它屋脊,恰似“洋船”的“驾驶舱”。其后为三角形花园,即所谓“船头”部分。整个建筑物像一条溯流而上的轮船,俗称“洋船屋”。院内的屋宇方向与“船体”相反,坐北向南,一共四进。厅堂馆所,楼台亭阁,巷陌相通,自成一体,占地面积四千多平米。在这大山深处,算得上一座奇特建筑了。相传是朱一乔、朱宗怀父子建于清道光年间。他们在汉口等地开当铺,家资巨富。回乡省亲时,朱一乔的母亲问及“洋船”什么样子,想出去看看。但母亲年迈,又是小足,不便远行。于是就在家乡建了这座形似“洋船”的大宅院,以满足母亲愿望。
我所见到的“洋船屋”主人,是第五代传人了。他是我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的亲戚,人称鸿祖先生,我们学生称祚先生--名普祚,鸿祖是他的字。据他说,祖上共有七房,人丁兴旺。然而临到国民党溃败大陆时,大多远走高飞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美国;有的虽未能出国出境,也到别的大都市谋生去了。只有他祚先生--六房的后嗣--不知是热土难离呢,还是目光短浅,居然抱守着这份祖产,等待噩运降临。
“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家也划了地主。然而他本人却一直当教师,无论国民党时期还是共产党年代。按政策他的本人成分应当是“自由职业”。然而那年代对于政策的解释是太随意了,说他是地主他敢说不是?于是“运动”来了,便将他“清洗”回家;“运动”过了,又将他“甄别”复职。祚先生呢,倒也“若无其事”,叫他回家就回家,叫他复职就复职。不过是一副简单的行李挑进挑出,心情态度十分淡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能将万般无奈表现为一种“随和”,不能不说是那个专制年代的特殊造就。
祚先生有过两房妻子,前一位叫三姑娘。穿着打扮十分洋气。浓浓的黑发烫成卷曲状,高开叉的旗袍露出长长的丝袜,镶金牙,抽香烟。村子里抽烟的女人不少,但多是抽水烟。抽香烟的极少,身份也就不一般了。那时候不叫香烟,叫纸烟。老人们形容:“纸烟叭叭的。”三姑娘常年在江西上饶一家店号管账。能写会算,精明能干。而且一手记账一手打算盘,还一边与人说话。她与祚先生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素珍。后来,她在上饶找到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说服她嫁给祚先生为妻。永华告诉我:“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并没吃苦,因为他不当家不管事,“土改”队觉得抓不上手,倒是把三姑娘关起来了。“土改”以后,三姑娘复去江西,便杳无音信了。
后一位妻子叫秀姑娘,人们背后多称呼新娘子。为了区别于别的新娘子,就叫“洋船屋里的新娘子”。有点像通俗推理小说的题名。农村人有个习惯:谁家来了陌生人都觉得新鲜,总喜欢探望和围观。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大概是深山里面鲜有陌生人来往的缘故。可是“洋船屋里的新娘子”不习惯,甚而有点恼火,也只好强忍着。于是,她足不出户。除了必要的接待应酬,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做针钱:绣花挑朵做鞋制衣。而且会裁剪--一块布交给她,就能做出一件合身的衣衫,前襟上绣朵小花,十分别致。这就很不简单,叫那些粗手笨脚的娘们看得发呆。原来,这位新娘子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是一富户人家的“细丫环”,专事“女红”,所以才有这般身手。然而不久“土改”了,新娘子也不新了,立马沦落成“地主婆”--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享受地主生活三年以上,才算地主。秀姑娘还不到三年呀!那可不管,这么个雪白粉嫩如花似朵的娘们不当地主婆,谁当?必当无疑。从那以后,伴随她的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劳役、训话、检讨、悔过……秀姑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秀姑娘生有两男两女。大女儿随母学裁缝,以此为生。大儿子小学毕业时正值“文革”,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拒之于中学门外,在家务农。他心气甚高,终日里郁郁寡欢,不久遭遇车祸丢了性命。肇事方是泾县汽车客运站,赔了一千元钱。秀姑娘抱着这一千元钱,愣愣地靠在床上,不说话,也不吃饭,好久好久……
小儿子出生于1958年,正逢“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为了给孩子一条生路,那年冬天,秀姑娘在继女素珍的陪伴下,抱着小儿子来到县城,住进车站饭店。次日天未亮,便将儿子包裹着丢在百货公司门口。她二人远远地观望着。她看见一位上早班的女子来了,把孩子抱了起来;看见一伙人围观议论纷纷;看见那女子高高兴兴把孩子抱走了,走进西门口一所住处。秀姑娘左看看右看看,认准那个住处,打听了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姓甚名谁。于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小儿子被人抱养以后,从糠箩掉进米箩,饱受疼爱。那人家成分好,还是公社武装部长,于是上学,参军,入党,当干部。正应了一句古话:因祸得福--这自然是后话。过了几年,秀姑娘托人去说情,想看看儿子,绝无别的想法。对方却一口咬定没那么回事,儿子是自己生的。秀姑娘思子心切,辗转找到城关小学朱文华老师,请求帮助。朱文华是她小儿子的数学老师,黄田人,说等到上课时让其站起来回答问题,叫她们悄悄地站在教室外面望一望。但不得声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上课时,朱老师特意提了个很难的问题,小儿子回答不出,朱老师迟迟不喊他坐下。
小儿子长高了,活泼可爱。秀姑娘只觉得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不清了……
祚先生一直在农村教书,越调越远,最后调到汀溪乡大坑村--一座大山深处的小学校。不通公路,都是山间小道。进进出出全靠步行,要翻几座山,要过几道水。祚先生在那里默默地工作到退休。
祚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好色,除了教书,唯一的业余爱好是唱京戏。腊月天,该收的庄稼收了,该种的庄稼种了,石井坑的山林封了(封山育林),放寒假的教师回来了,大家凑在一起,排戏;排了一本又一本,正月里能唱过“上七”。元宵节再唱。有时也被邻近村子请去唱,说是“黄田的班子”,大戏。所谓“大戏”就是京戏。后来也有年轻人唱黄梅戏,唱花鼓戏,但年纪大的看不上,说是小戏,没看头。大戏有文戏,如《吊金龟》、《玉堂春》、《徐策跑城》;也有武戏,如《长阪坡》、《古城会》、《三打祝家庄》,刀枪棍棒,箭袖长靠,满台生气,煞是好看。祚先生唱的是文戏,专工旦角,或青衣或花旦,讲究的是唱功与做功。一出《苏三起解》,把个落难的烟花女子表演得惟妙惟肖;把那种女人的痴情唱得委婉凄楚,九曲廻肠,叫人感叹不已。不但唱得好,身段也好。祚先生是个“柴骨人”,从未发福过。所以他唱的青衣也好花旦也好,一个个出奇的苗条。走起台步来,水袖、裙带飘曳浮动,俨然风摆柳一样。祚先生戏德也好:认真,一丝不苟。票友中有种田的,有做手艺的,有当老师的,各色人等性情不一。祚先生都能处得来,毫无强人之处。都说他脾气好,人缘好。而且,政治上“风”紧了,不要他唱了,不唱就不唱;“风”过了,喊他来唱,来唱就来唱。从不计较,从不记恨,从不讲一句难过话。人说他“宰相肚里好撑船”。
能否“撑船”自不敢说,但心里确是出奇的宁静--用现今的话来说“心态好”,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情都能给它个不在意。记得“文革”中一次偶遇,他告诉我:不在黄田住了,搬到共和来了。原来,那正是“深挖洞”年代,黄田村驻扎了许多解放军,在这里挖山洞,修筑工事。于是把村里成分不好的人家,历史不好的人家,或是其他不顺眼的、调皮捣蛋的统统赶了出去。共和是黄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没有山林,全靠种田种地。祚先生家人本在黄田茶林队劳动,收入也比农田区好一点。现今到了农田区怎么过呢?犁耙水耖,一样都不会呀。他说:“不要紧,我同人家换工呀。”他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今年收了多少芝麻,多少黄豆,多少花生。红黑的脸上泛起一缕兴奋的神情,仿佛他搬家搬好了,沾便宜了。我心里未免一阵怆然:怎么了?豁达,还是无奈?顺从,还是麻木?
然而,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身板骨倒是少有的硬朗。从而熬到“红太阳”落山,迎来了改革开放,过上人的生活。退休了,让小女儿顶职当了教师;大女儿还在县城购买了房产。那个早年丢弃的二儿子也已到中年,常有来往。祚先生说:养身父母大似天,生身父母站半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能当作亲戚走走就很知足了。
而今,祚先生成了黄田的“古董”。他关心黄田的古往今来,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少不了有人与他打听黄田的来龙去脉,打听“洋船屋”的古今传奇。他也乐于这份差事,不厌其烦。那年,我陪同朱践耳先生到黄田寻根问祖,他二位老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谈得不忍离去。以至于下午两点多钟才吃午饭。2003年10月,当我陪同践耳先生的侄子朱永渊先生和上海电视台周雯华女士再访“洋船屋”的时候,却听说祚先生因病到县城住院去了。
祚先生脑袋里长了一个瘤。不久,去世了。
世道变好了,儿女们自立门户,祚先生可以享清福了,却又去世了。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缺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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