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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迟到的忏悔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曾褀先生一篇散文。初读的时候觉得有些新奇;再读,感觉惭愧;三读四读便渐渐生出忏悔来了。而今读过十几二十遍了,决定也来写篇短文,题目就叫“迟到的忏悔”。

汪先生这篇散文不长,两千多字。说的是他父亲与他,以及他与他儿女之间的事情。多年来,我一直偏爱汪先生的文风与语言。而这篇散文打动我的,却是父与子的关系。简言之,父亲应当怎样对待儿女。

妻子去世的时候,两个儿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能把他们拉扯大,我自然付出了足够多的心血,苦不堪言。然而我却不是一个好父亲。我自私,粗暴,自以为是,对他们缺少尊重。

坊间熟人多认为我对儿子学习抓得紧,要求严格,所以成才。殊不知恰恰是我自私的地方,恰恰是我痛心的地方。因为穷困,也因为权力者的“种姓迫害”,我没能上大学,成了一块心病。那个“打伞的和尚”圆寂以后,改革开放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于是贼心不死蠢蠢欲动,将上大学的标杆横在儿子面前。自己年岁大了,一心指望他们跨越这一高度,以了夙愿,以慰残生。不是自私又是什么?

我性情急躁,不随和,包容性差,也因为人文修养的缺失,对待儿子总是疾言厉色、简单粗暴。一旦考差了,便要惩罚他们,毫无回旋余地。有一次,儿子考试过后,我得知分数不高,便加罚于他。第二天才知道是老师将分数统计错了,儿子考的并不差。明明是件“冤案”,也没有向儿子认错道歉,唯恐有失自己尊严,全然不顾儿子感受。一直问心有愧。因为学习,孩子们受尽委屈,也不知流过多少泪。心理负担重极了,总害怕考不好。高考的头天晚上,儿子竟整夜没能睡好,压力太大。好在挺过来了,没有崩溃,才不致酿成苦果。填写报考志愿的那几天,我住在宣城,替他主张。叫他只填本科及重点院校,专科不填;真考差了,也不要屈就,明年重考。等我离开学校以后,他竟然取回志愿表,悄悄地补填了专科。好在高考成绩不差,上了重点。如果真考差了,岂不可能落在专科?我猜到,他也真想走了,不想补习重考。我从心底感到一阵悲凉:考试不亚于虐杀,就因为他老子的缘故。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儿子咆哮过:在你们面前,我就是皇帝!我的话就是圣旨。对也要听,不对也要听。“人五人六”,专横跋扈。如今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什么狗屁皇帝?有些类似官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何其霸道!就连我这个最底层的草根贱民,竟也不忘专制,也要将唯一可能掌控的两个孩子,当作臣民来统治。还是一位学者说得好:中国的专制传统,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专制病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专制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蛰伏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难怪就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只是当不了),也难怪就曾经出过那么些治国无方的“万岁”。

只关注成绩,只追求分数,也让我误导了孩子。我曾经对儿子说:你们只管把学习搞好,拿高分,生活上的事情不要你张罗。结果成绩是不差,自我生活能力却不济了。乃至于工作以后什么都不会照料自己。及至发现,已经迟了,改不过来了。只能怪罪自己。我也确实负到了责任,多少年来既当爹又当娘,从生计学业到缝补浆洗,虽然照料得不算很好,倒也差强人意。然而,他们的日子必定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打理。做父亲的,理当全面关注他们的能力,任何偏废都将给日后带来困难。

最歉疚的,是很少给他们温情,很少有过慈祥的爱,很少与他们平等交流,无拘无束地沟通。简言之,缺少温馨的父子亲情,缺少温馨的家庭氛围。年幼的他们一定很企盼,很无助,也一定很无奈吧。他们的母亲去世太早,缺少的正是那种充满人性的温情,而我却忽略了,没能做到。好在他们的外婆帮助,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否则,就更加可怜了。

老来“盘点”,愧悔不已,真的对不起他们。因此我必须检讨--检讨我在孩子面前的专横与霸道;检讨家长制作风;检讨“骨子里的专制基因”。有人说:家长制下的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小朝廷,犹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样,家长虽无皇帝之名,在家中却拥有绝对权威,是一个说了就算的角色。相比而言,孩子是弱者,其他人是弱者。“家权主义”者是不与他们讲民主的,是没有商讨余地的,唯其独尊。倘若有了失误与过错,根本无须检讨,而别人还必须避讳,更不允许批评。时至今日,“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世风依然不减。季承先生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多角度多侧面地记述了这位“由矛盾着的各方面组成的”国学大师林林总总的往事,自然是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这便招来一些人指责,认为他没有“为长者讳”。其实,季承先生恰恰为我们记录了一个立体的大师,一个真实的大师。大师也是人!

由此可见:我曾经是个“家权主义”者。而“家权主义”恰恰是“皇权主义”的有力维护者。如此,我这个饱受专制主义迫害的人,竟也是专制主义赖以生成的土壤了。

真的太可怕。

所幸两个孩子也还争气,完成了应有的人格修养与学识修养。没有因为母亲的早逝而沦落困境,也没有因为我“教子无方”而受到太大影响。有了自己新的生活,让我得到不小的安慰。

正如汪先生文中所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的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

我就是这种“可恶”的父亲。

提拔

 

1982年,我在文化局创作组工作。领导要调我去剧场任副经理。宣传部说:他到剧场不太合适,不如去图书馆。于是任命我图书馆副馆长。已经有一位副馆长了,我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原来的副馆长主持工作,我的名字放在后面。二、给我一个小房间办公。领导答应了。没有正规房间,将楼梯间腾出来给了我。我只分管农村图书一块,工作弹性很大,没事就看看书,写写文章,倒也清闲自在。我那时有个错觉,以为自己能写出个所以然来,稀里糊涂穷折腾。

两年以后,组织上任命我为馆长。这就打破了原先平衡。我不擅于处理人际关系,感到“头痛”。好在这时候,县政府要求各个科局抽专人编写专业志书。泾县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是个重点部门,当然不能怠慢。于是抽我编写文化志。我也乐意。但要我两边兼着。我难以奉命,要求免去图书馆长,一心一意编志。否则一头都弄不好。领导说,涉及到干部政策问题,怎么能无缘无故把你免了呢?我说是我自己要求的,可以写张字据给你们,免得日后说不清。领导见我心诚,也就答应了。

《文化志》编成了,在省里获奖,皆大欢喜。不久,文化局副局长陈家刚调任书画院长,需要补配一名副局长。原先物色的人选,在征求意见中卡了壳,搁置下来。这一搁就是两三个月,其间有几位人士都乐意在这个职位上“为人民服务”,难免生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估计是组织部门搞烦了,有人放风:“一个都不提。找个不想干的人来干。”

于是找到我。

那天,接到电话通知,到组织部谈话。我问组织部在哪里,人家说:“组织部都不知道?”告诉我在哪里哪里,二楼。赶到组织部,不少人在等候。轮到我的时候,进去一看,是洪部长找人谈话。洪部长开门见山:“我受县委委托,通知你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这时候,我的“台词”应当是“感谢组织培养,我一定……”而我却不会,竟然说:“洪部长,我不行欸。”

洪部长一定觉得奇怪:这“台词”怎么改动了?洪部长是老部长,立刻镇定下来,问:“你怎么不行?”

“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当副局长?”

“唉呀--你这个同志,怎么现在说这种话?”

我不明白现在怎么就不能说这种话,那就不说吧。于是改口:“我没有能力--当领导是要能力的。”

“哪个天生当领导的料?不都是学来的?”

说得也对,又被他驳倒了。仍不死心:“我这个人,只能做做具体事情。领导布置什么,我做什么。要我领导别人,就不行了。”

“副局长嘛,又不是局长。拍板的是局长,副局长就是做具体事情的。好好好,就这样吧。”

我不走,找出许多“理由”,申述自己担任不了这个副局长。洪部长有些恼火了,脸上通红,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说,将抽屉锁好,离开了。

我感到有些尴尬,有些害怕。怕惹恼洪部长。这时候,张华谊从隔壁房间过来了。他听见我们对话,不无关心地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上呢。怎么能不服从分配?搞僵了,把你搞到乡下去。你也不年轻了,真把你往汀溪爱民一调,哪天才能回城?”

我说:“部长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吗?我不想干,说的实在话。”

“什么征求意见?”张华谊拿来一叠文件:“你看你看,县委常委通过了,任命通知都印好了。只等谈完话,就发了。”

我太不了解官场规矩了。我有些懊恼,又害怕到乡下去。都快五十岁的人了,真弄到乡下去,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洪部长回来了--他去上了趟厕所。不再生气,口气平缓许多:“你怕工作搞不好,对不起组织,这是有责任心的表现。现在事情是难办,不容易。大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不可能尽善尽美。再说,你是副局长,遇到事情多向局长请示汇报。局长说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不就行了?胆子大一点,啊?”

我不再犟了,半推半就,说:“谢谢部长关心。”

回来以后,仍不死心,去找陈永康。陈永康是组织部副部长,之前是文化局副局长,我的老领导,很熟悉。陈部长说:“上上下下都推荐你。你就先干吧,以后再调整。”

“听说上面有个文件,自己不愿意当行政领导的业务人员,就不要让他们当,是不是?”

陈部长当即否定:“没有,没有这个文件。”

后来听说,我当副局长的事,确实经过民主测评,动众了一番。因为我从未当过领导,基本上没有对立面。资格也老老的。在小县城里算个文化人,有点虚名。所以都推荐我,一路绿灯。常委会上讨论时,都说不认识我。县委书记说话了:“这个人我认识,可以当。”事情就定下来了。县委书记邓本忠,秘书出身。七十年代,当时的县委书记王乐平在太美大队做“点”,章延林是驻点工作队负责人,邓是秘书。王书记要在太美建村史展览馆,把我抽去工作了一阵。王书记曾多次要求我参与“蹲点”工作,说:“大的材料不要你搞,有小邓。你就专门写通讯报道。”因为妻子身体不好,两个孩子又小,我必须顾家。“私”字多了点,屡屡推辞。王书记也许觉得此人不堪造就,放弃了。所以邓书记认识我。

接连三个晚上睡不好觉,竟然想到去找地委组织部,那里有个熟人吴新民,地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给胡晓华布置写材料的事情。胡晓华是泾县人,后来官至辽宁省副省长。当时是地委组织部秘书。我问吴主任是不是有个文件,搞业务的人可以不当行政领导。吴主任说文件是没有,但上面开会有这个精神。又说:“你不想当副局长我能理解。两天后你们洪部长要来开会,我找他聊聊。一周以后你再来一趟。”

一周后我如期再去,吴主任说:“把你的事情跟洪部长说了。洪部长说,也知道你行政能力不怎么强。但文化系统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县委刚刚任命,总不能又下个文件把你免了吧?叫你先干再说,组织上心中有数,有机会再作调整。”

跑了一圈,依然如故。人哪,想得到不容易,不想得到也不容易。

局里只有一正一副。局长抬举我,叫我分管财务。我谢绝了。我说我不懂财务,只懂点文字,就把文字工作包了吧,局长答应了。却又带来新的难题,局长请示组织部:“开党组会的时候,请他参加吧,他不是党员;不请他参加吧,他又是局领导。怎么办?”组织部回答:“这还不容易?开党组扩大会,把他扩大进去呗。”从此,我便一直被“扩大”。

一开始,总感到不自由,蹩手蹩脚。原先听报告,我总是在大会堂里找个顺路的位置坐下来,先看“会标”--什么会议?再看谁作报告。好听就多听一会儿,不好听拔腿就溜。现在不行了,必须到前几排入坐,掏出笔记本,仔细记录。或者要回来传达,或者要回来讨论。还要写贯彻会议的文字材料。不散会是不能离开的。上面来人了,原先只要与熟人见见面,寒暄寒暄就退出了。现在不行,要一直陪着,还要陪酒,很不习惯。

局长关心我,动员我入党。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不入党总不太方便。你写个申请,我们给你优先考虑。”我说:“谢谢局长好意。我是过了四十望五十的人了,也不指望干出什么所以然。自己优点不多,缺点不少,就不给党组织添包袱添麻烦了。”局长淡淡一笑,转而改了口气:“也是的。体委的人动员我家小吴入党,她也不入。唉,我们这些人真是……”

有一天,县委统战部葛部长在街上遇到我,问:“朱普乐,你有没有写入党申请书?”我以为又是劝我入党,说:“没有。怎么?”

“你不要写噢,不要写。”--“干什么?”我有点奇怪,别人都劝我入党,他怎么劝我不要入党呢?葛部长说:“我们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建了四十二个党外知识分子档案,你是其中之一。至于以后怎么搞,能搞到哪一步,都说不准。反正你不要入党。”

不久,张洪炉给我透露:上面要求加强党外干部配备工作。以后,政协、人大、政府都要有党外的领导。我们县只是政协有两位党外的副主席(其中之一是张洪炉),其它都没有。上面批评多次了,谢书记决心改变。要先在人大配一名党外副主任。现在党外干部紧缺,合适人选难找。叫我推荐,我就推荐了你。可能要找你谈话,你心中有数。又说:“叫你干你就干。油水一点没有,图个快活。饭有的吃,酒有的喝。也没什么硬任务,配配相。”

一次,我去县委会办事。上楼梯的时候,遇到谢书记,他正下楼梯。我竟然没有招呼他,侧着身子擦了过去。谢书记侧过头来望了望我,可能有点认识我。我真木讷,遇上书记都不知道喊一声。谢书记十分大度,没有计较。

不久,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谢书记要去看看图书馆,请朱局长陪同。叫他现在就下楼,到大门口等候。”

这是我记忆中,县委书记第一次光顾图书馆。其间,谢书记问我:“你多大年纪了?”--“五十了。”--“你哪有五十?四十八嘛。”--“周岁四十八,论虚岁过年就是五十了。”谢书记笑了,他一定笑我废话。

1990年春上,县人大换届。我被安排为人大副主任候选人。一共五人,选出四名副主任,差额选举。我根本就没有落选的准备,因为张洪炉对我说过:“这次选举是党内保党外。党内的选不上不要紧,党外的是要保证的。”所以我心里一点不紧张。

没有想到,落选的恰恰是我。回过头来看,合乎情理。五个人当中,一个是上届人大副主任,一个是常务副县长,一个是政府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是经委主任。唯有我资历最浅,级别最低,知名度最小,能力也最差。我倒是口服心服。只是没有思想准备,情绪上一时接受不了。

谢书记很细心,立刻找我谈话:一、我们不好说保证党外同志选上,只能让代表们去选。二、你先安下心来,在人大干一年常委,明年给你增补。党外的职位还是空着的,可以补选。

第二年“两会”之前,谢书记又找我谈话:“补选不成了,地委不同意。我去年说给你补选,不是信口开河,是请示过地委的,地委也是答应过的。现在却不能兑现了……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

我无话可说。谢书记是位很负责任的领导,即便不成,也要努力解释清楚。

当了三年人大常委。1993年春上,又要换届了(那时候一届三年)。这一次,“组织上”经验丰富了,安排两名党外候选人。副主任差额选举,差额一名。无论怎么选,无论“差”掉谁,至少能保证一名党外人士当选。

我紧张了。另一位党外候选人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人缘广,影响大,能力强。相形之下,我就弱势多了。我征求很多人意见,人家都是委婉其词,冠冕堂皇。唯有凤良谦副主任快人快语:“我看你这次又要泡汤。你和他是四六开,你只占四成,他占六成。他的实力比你强。上次你落选,很正常。这一次如果泡汤,你就妥了。”妥了,就是完了的意思,方言。把我说得背心沟里直冒汗。凤主任可能觉得太直率了,转而口气平缓下来,安慰我:“不过,人总是同情弱者的。你是弱者,也许代表们就要投你一票,也不一定。”

感谢凤主任一番坦率真诚的剖析,帮助我做好了多种思想准备。

统计选票的时候,我竟然早早地过关了。暗自庆幸。从此,我在人大当了十四年副主任,三届。工作不忙,无非应酬。退休的时候,却觉得无比轻松。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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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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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先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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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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