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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文革”拾荒(外三章)

 

泾县的“文化大革命”,当从196665日算起。

这天下午,有人在我们文化馆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馆为什么不宣传?无动于衷?二、文化馆的干部养尊处优,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三、文化馆组织交谊舞会,宣扬封资修。四、文化馆组织讲座,请江流做报告,放毒,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群众;是文艺黑线在泾县的“分店”,是“黑馆”……江流是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中篇小说《还魂草》被列为“毒草”,遭到批判。

这就是后来被他们自己引以为荣的“泾县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署名是泾县中学十几名师生,如政治教师黄胜非,高三学生曹德源。无疑,他们是受到聂元梓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影响。然而,聂元梓的大字报是针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而黄胜非等人的大字报却选择一个毫无权势的文化馆开刀,分明是挑了一只“软柿子”。姑且不论是非如何,仅其魄力而言也逊色多了。

来势汹汹,风起云涌。县城各大小单位纷纷响应,文化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至天黑,门口一段大街贴满大字报。没地方贴了,大字报还在不断涌来。文教局的领导立即叫我们在大门口小广场上拉起一道道绳索,把大字报别在绳索上。 

我慌了,止不住地浑身颤抖。参加工作五年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写大字报成了革命行动。谁不想革命呢?于是争着写,疯狂地写,不再是单单指向文化馆了。文化馆这么个小单位,再坏再烂再黑还能有多少事情供人去写?“炒冷饭”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四面八方开炮,你单位写我单位,我单位写你单位;光写单位不过瘾了,干脆指名道姓,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从政治立场到个人隐私,从光冕堂皇到恩怨情仇,乃至于操娘日妈,无奇不有。也不光在文化馆门口的大街上贴了,满街都是。

泾县城乱了。

县委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了。首先要求各单位将相关大字报贴到各单位去,大街上不让贴。各单位开始学习,开展运动。当时,领导们对这场运动都不理解,以为又是一场“反右派”,便按照“反右”时的惯例,在人群中划分左中右。把一些人打成“黑帮”、“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组织揭发批判。但挨整对象不叫“右派”,统称“牛鬼蛇神”。

文教局、教研室、视导员、扫盲办事员、新华书店、文化馆、电影公司、剧场、体委等文口单位在一起学习。地点在文化馆。首当其冲的是文化馆长杨德柱,说他是“十七年文艺黑线在泾县的代理人”。真的是抬举他了。一个小小的县文化馆长,代理的了吗?

杨馆长三十多岁,安徽全椒县人。五十年代初,他在省电影教育工作队担任第12队队长,于全省各地巡回放映。1956年,他担任联队长,率12队、32队、56队到泾县巡回放映。1958年这支电影联队落户泾县。杨馆长可称泾县电影放映的“鼻祖”。

杨馆长性格倔强。平时就不大买别人账,也不善于逢迎拍马。现在遭到这么多大字报“炮轰”,这么多“革命群众”批判,哪里受得了!他脸色铁青,两眼通红,像只斗败了而又不服输的大公鸡:“说我们黑馆,黑在哪里?哪件工作不是在宣传部文教局领导下干的?我想不通。我不怕,屁股上没屎。”

杨馆长成分好,根子正,自来红。所以不怕,所以不买账。

这便让组织者十分尴尬。于是组织力量轮番轰炸,上纲上线。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历数其“恶状”,而且不准“狡辩”。不是和风细雨,更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强词夺理,声嘶力竭,间杂以暴力性十足的“革命”口号:打倒谁谁谁,火烧谁谁谁!把谁谁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谁谁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反省,抄家,诱供,诈供,监视,隔离……都用上了。一个崇尚阴谋与暴力的年代,所有运动无不充满血腥与凶残。

然而,杨馆长宁折不弯。

第二个遭批判的是我--说我是“杨家黑馆”得力干将。

1963年,我从潘村中学调进文化馆。据说,原本是安排到榔桥文化站。正赶上一次关于经济方面的运动(不记得运动名称了),叫我参加学习,结束以后再下去。其间,杨馆长叫我写了一份关于开展幻灯放映的工作小结。他觉得我写得不错,很满意,便经文教局同意,把我留在县馆。这便成了杨馆长一条“罪状”。为什么独独看中了出身不好的朱普乐?推定结论是网罗牛鬼蛇神,建立自己的黑班底,野心勃勃,图谋不轨。

我的“罪状”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反动日记”;二是“反动文章”。

我确有写日记习惯,也曾经积累过几本原始文字。1966年春,我从省文化干校学习回来,感到时局有些异样,心中常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便把多年的日记和一些自认为“不健康”的文字付之一炬。“炮轰文化馆”期间,一天晚上,我的女友赵士华来探望我(她亦深感不安),临走时用一只网袋将我换下来的内衣带去洗,被正在观看大字报的副局长凤春杏看见。凤局长当面啥也没说,还客客气气打招呼。学习会上却说我转移了什么东西,推定为“反动日记”。真的是有口难辩。

我原本就是个业余作者,喜欢写点所谓的诗歌散文小说之类,零零散散也发表过一些狗屁文字。譬如“大跃进”的时候,我就写过一首民歌(其实就是顺口溜)发表在报纸上:“穗儿重,穗儿黄,棵棵稻穗尺把长,砍根穗儿扛回家,奶奶把它当高粱。”到处都在饿死人,哪有什么尺把长的稻穗?不是狗屁又是什么?只能说明我也曾经是“大跃进”的吹鼓手。抄家的时候,把我发过的没发过的文字统统抄走了。还在县委机关专门抽了两个人审查批判,并写成大字报集中张贴了一个大房间。真没想到,我这些狗屁文字居然得到如此青睐。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是此类批判的“精髓”。譬如我文章中写“东山的炭窑裂了缝,急需修整”,就说是隐射攻击社会主义。“为什么偏偏是东山,而不是西山?”“东是社会主义,西是资本主义”,“裂了缝,多恶毒!”譬如写一个老太婆“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就说是“攻击社会主义日暮途穷”。

主持会议的卢廷俊(新华书店经理,文教局党支委)在会上说:“朱普乐,对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这无疑是宣判我的“死刑”。

冤枉!那年月,我对共产党确实是十分虔诚的。它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我也就相信它“伟大光荣正确”,丝毫没有半点质疑,哪里还敢“仇恨”?那时候,我年轻幼稚,我天真单纯,我提心吊胆,我愚昧无知,哪里还敢有半点独立思考?

家庭出身地主,“自来黑”,我无法像杨馆长那样不屈服,那样有气节。我只能包揽一切批判之辞,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认罪服罪。

我虽然没有亲历“反右”运动,却见过不少“右派”。他们的苦难,他们的艰辛,他们的非人生活,我是清楚的。我绝望了,这一次轮到自己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曾经想到自杀。不久,被揭发批判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先是几天揪一个,后来一天揪一个。也就不感到孤立了,反倒暗暗高兴。不想死了,安慰自己:看最后结果再说吧。

随后,指派我们到幕山农校开荒种山芋。先是与“革命群众”一道去,渐渐地“革命群众”不去了,只剩下我们“牛鬼蛇神”。天天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或是在宿舍里写“反省”。我与文教局章炳先同住一间,他在外间,我在内间。偶尔也能小声地说说话。章炳先的“罪行”是“教儿子喊反动口号”--“喊国民党万岁”。大字报是这么揭发的。他儿子只有三、四岁,会么?章炳先会这样做么?我不相信。章炳先说“根本就没这回事,造谣。”他比较从容淡定,不着急,也不怎么害怕;总是将一本《毛选》摊在桌上阅读,看上去很认真。

院子里有人值班,看守我们,白天晚上都有。有个叫王文汉的视导员,喜欢别出心裁。他值班时,总要叫我们向他汇报:这一天干了些什么事?出去了没有?出去干什么?心里怎么想的?有什么变化?等等。然后教训一番。别人值班都不这么做,只有他。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向我们一个个赔礼道歉,说“希望得到谅解”。

我们“造反”了,他是怕我们找他“算账”。

因为我,胡家银受到株连。

我们同学。毕业以后,他分在榔桥当小学教师。两年后调到电影公司(那时候叫电影管理站),先在电影院搞宣传,后经要求下乡巡回放映电影。那几年农民能吃饱了,文化生活要求日趋迫切。电影队在农村十分吃香。胡家银他们那个队包榔桥汀溪一片,日子过得实惠自在。我们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来(那时候没有手机),说的都是年轻人最关心的事情:找对象。

我当上“牛鬼蛇神”以后,有好事者揭发,说胡家银与我联系密切,很可能密谋反党。就叫他揭发我,叫他交待。胡家银是个老实厚道人,不会刁钻滑坏,也不会卖身求荣落井下石。始终交待不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于是说他不老实,批斗。无奈胡家银既不写文章,也不多说话;又长期在乡间工作,与大家接触甚少。实在没什么“罪行”可供批判,有些大煞风景。

这时候,有人站出来揭发:胡家银在搞“胡家银语录”。

这可不得了!只有“毛主席语录”,没有第二个人搞“语录”。胡家银胆子太大了,欺君之罪。这便有了重磅炸弹,稀里哗啦炸开了锅,把众人胃口调到极致。

胡家银却说:“我没有。”--“没有?我亲眼所见。”--“那不是‘语录’,是‘录语’。就是胡家银录的话。”

众人不信。第二天派人一道去榔桥住地搜查。在乱七八糟的桌子上,确实搜出一张纸,纸上写的是“胡家银录语”。

就如买彩票,数字确是那几个数字,但顺位不对,没有中彩。

电影公司一些人,似乎很追求运动效应。喜欢骚动,喜欢鬼弄鬼。不论什么运动,都极易在他们之中掀起。所以揪了不少人。所以后来“造反”也最早,最坚决,最玩命。

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林玉章也来了。“组织上”派王静山去“押”来的。随同“押”来的还有几只木箱,都是林玉章的文稿。林玉章是纪念馆的筹建负责人(后来担任副馆长),也舞文弄墨。几箱文稿是准备逐一审查批判的。

却没有马上批判他。只是将他安排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和我们一起劳动,学习。正是大搞“忠字化”、大搞“红海洋”的时候,就叫他专门在墙上写大标语,写“毛主席语录”。大热天,他穿一件不合时宜的旧制服,不说话,也不与人寒暄。好像预感到自己未来。干起事来很卖力,不敢偷闲藏奸。七月天,太阳灼得人身上发烫。爬在高高的梯子上写标语,写语录,一个字大似桌面,用红漆或是红广告色书写,爬上爬下,实在不是件省力活。前些天,对门幼儿园园长高秀兰来找人写标语,有人说“你找朱普乐嘛,他写得好。”高园长不屑一顾:“找他?牛鬼蛇神。”此刻我才体会到,当“牛鬼蛇神”也不是一无好处,比如这种苦力活,人家就不要我干了。只是苦了林玉章,他是准“牛鬼蛇神”,人家还要他干。

后来才知道,上面风向变了。在“伟大领袖”的直接干预下,斗争矛头从共产党的传统敌人,转向各级党组织和官员们。“文化大革命”开始显示出不同以往政治运动的特点。“伟大领袖”告诉我们,运动前期整你们,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恍然大悟:噢--我们被刘少奇们整了。是“伟大领袖”解救了我们。于是感恩戴德。

不再继续整群众了,林玉章逃过一劫。我也逃过一劫--虽然挨批,却搁置下来,不了了之。既没有任何结论,也没有任何说法,一律派到农村搞“样板工作队”。分散包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作队队长张元涛,政委张金根,他们二位没有被整被揪;其他就连队部秘书肖云中,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怪了:这么一支几乎全是“牛鬼蛇神”的工作队,能搞什么工作呢?后来知道,这时候县委都自身难保了。一不小心揪出这么多人,不知如何交待,也无力处理。不知哪位“高参”想出这么个点子,化整为零,转移农村,力免是非罢了。

我分在章渡公社徐村大队大路徐生产队。住在大队长家里,吃派饭,参加劳动,晚上带领社员读读报纸。杨馆长分在安吴公社紫阳大队,他到我那里去过一回。大队干部和社员对我很好,没有为难我,也没有歧视我,客客气气,我觉得很宽松。后来,大队书记对我说,当初分来的时候,上面是招呼过的,说这些人“有问题”,下来劳动,要注意他们的思想动向。

不久,县城开始“造反”。我们要求回去“闹革命”,工作队领导不同意,说要“坚守岗位”。于是我们互相串动,零零星星地溜回去观望。一天晚上,我参加“斗批改”造反队的批判大会,在大会堂。“斗批改”是电影公司造反队。他们挨整的人很多,他们反抗了,得风气之先。

台上被批判的是副县长曹中山。听说县领导都跑了,留下他维持局面。大会堂里人山人海,踊跃无比。我去迟了,挤在最后面。也听不清,只见曹中山力图镇定,但仍然很狼狈。被批判的人可以扬眉吐气地批判别人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觉得“斗批改”了不起,硬是多了几分仰慕。

第二天蒙蒙亮,我便骑着文化馆的破自行车,赶回章渡徐村。路过黄村大桥的时候,自行车前轮卡进枕木槽里(桥是一根根枕木铺成),车翻了,人倒在木头栏杆上。下面是滚滚河水。路边一农民见了,说:“亏得有个栏杆,要不然你就没命了。”我当时倒没什么感觉,事后却越想越害怕:要不然,没有被整死,反倒被淹死了。

回到大路徐村,简单地同大队干部告别,说是要回去“闹革命”,卷起铺盖,一溜烟跑了。大队领导并没阻拦,他们也知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知道眼下最时髦的就是“闹革命”,当然不能阻拦。

除了电影公司“斗批改”战斗队,文教局成立了“换新天”兵团--他们人多,号称“兵团”。我们文化馆成立的是“追穷寇”战斗队,大家推选胡德茂为队长。刻印章,做队旗,制袖标,不须报谁批准,不需要任何单位盖章,说办就办。一生中第一次尝到“结社自由”--虽然《宪法》上早有明文。联络别的造反队,参加一切可能参加的谈判会,批斗会。批斗文教局的当权派,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他们是“文艺黑线头头”,说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乎天天开会,游行,呼喊口号,挂牌游街。

各单位都是如此,整个县城都是如此。

有一位老革命,姓李,原本也是领导,因为没有文化,能力差,还因为头脑有些不正常,职务便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般干部,在一个小单位拿俸晌。

“文革”了,“造反”了,老李陡然精神起来。可是人家不带他玩,不欢迎他参加自己的造反队。老李并不颓丧,“老子一个人还不照样反?”他要独树一帜。他一个人成立了“造反队”,什么名字记不清了。队长,队员;撑旗帜的,拿喇叭筒的,主持会议的;都是他一个人。喊口号,散传单,批斗“走资派”,龙腾虎跃地战斗在县城大街上。

他的批斗对象只有一个人:商业局H局长。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他迫害革命群众;勒令他检讨,勒令他交待,勒令他低头认罪。

H局长迫害了谁呢?

老李。

原来,几年前,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老李竟然将自己的男根剁了(都说是精神不正常所致)--没有完全剁掉,还有一层皮连着。送到医院,医生犯难了:是缝合呢,还是切掉?(估计那时候医院的技术水平也不怎么样)缝合吧,也会失去正常功能,反倒痛苦,不如干脆切掉。但医生不能作主。于是向老李的领导征询意见--那年月,个人的一切事情都是“组织上”说了算,老李的男根问题也是如此。H局长问:“缝上以后还能不能做那个事呢?”--“不行,肯定不行了。而且容易发炎,容易出问题……”H局长想:既然没用了,留它干什么?随口说:“那就切掉算了。”

于是,老李同志再也没有男根了。小便的时候只能蹲着,不再是一条线一样地撒出来,而是四面喷射,常常弄湿裤子。这倒不要紧,要紧的还是性欲问题。据传,性欲上来的时候,老李常常抱着老伴屁股,一面使劲拍打,一面大骂领导。歇斯底里,疯疯癫癫……

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记不清谁领头,我们也到北京“串联”去了。文化馆就我一个,追随文教局一些人。先到合肥,找到省教育厅明厅长,与他谈判,问:“我们要去北京串联,是不是革命行动?”--“是革命行动。”--“你支持不支持?”--“支持。”--“那好。你批钱给我们买车票。”于是上了火车。

火车上人满为患。所有地方挤得满满,连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塞了人,无挪脚之处。我们将背的棉被搁在地上,坐到北京。正当年轻,才二十多岁,不怕挤,不怕累。只觉得十分亢奋。

走出北京火车站,正当上午八点多钟。车水马龙,人流如潮。高楼大厦的墙面上贴着一幅幅巨大漫画。我在一幅《打倒陶铸》的漫画前呆了,那个陶铸的头足足有一层楼高,从未见过这般气势。就因为多看了几眼,身边的同伴不见了。我急切切往前找,没有。又转身往后找,也没有。我慌了。怎么办?刚到北京,就冲散了!我站在一旁怔怔地呆了好一会儿,仍然不见同伴踪影,只好另想办法了。我花了五元钱,雇上一部人力三轮车,将我拉到“文化部接待站”。又掏出原先备用的空白介绍信(盖有造反队公章),填写完毕,递上去。接待的人给我一纸函,介绍我到“中国文联”大楼食宿。限时七天。

文联大楼也是人满为患,所有空间都横七竖八地铺满地铺。插不进去。只好在走廊上一个靠近暖气片的拐角呆下来,寻来两张草垫,解开背包,开了铺。有一位中年男子先来了,一问,是芜湖人。顿时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当天晚上,我特地去教育部,想找到失散的同伴。教育部很大,全是老式房子,边边拐拐都住满了人。自然是白跑一趟。死心了,早出晚归,一个人到处乱窜。

倒也自在。有的吃有的住。虽然说不上好,却免费。餐餐是大白菜,里面搁一点点肉末,能吃饱。只是供餐时间有限,稍过便没有了。而且人太多,事事都要排长队,连上厕所都要排长队。

本想去故宫、颐和园游玩,但关门了,不再开放。天安门广场上也是杂乱无章,连观礼台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上不去。坐公共汽车去清华园游玩了大半天。一个无缘大学的年轻人,进得最高学府一睹为快,一瞬间确也多了些许感慨。但这种感慨转瞬即逝,此时的清华园已经糟蹋得令人作厌了。

突然间嗓子痛。而且痛得不能进食,只能喝水;很快连喝水也困难了。我心里有些紧张:怎么啦?我是从来没有这么痛过呀。于是去协和医院看医生。协和医院人很多,第一次看见不少外国人。如此冬天,外国女人竟然穿短裙,露出长长的丝袜;外面套件大衣。她们怎么就不冷呢?我在替她们操心。医生给我开了几片黄黄的药片,嘱咐我多喝水。第二天,嗓子就不痛了,就能吃饭了。我大为惊奇:北京的医生本事真大,北京的药也好,怎么就如此灵验呢?后来才知道,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药片,就是土霉素。因为我从未吃过,所以特别有效。

一天,我去工人体育场,参加首都文艺界批斗文化部长肖望东大会。体育场很大,人也很多。好多人都带了望远镜,我没有,看不清,觉得没趣。但还是坐在那里看热闹,跟着起哄,跟着喊口号,直到批斗大会结束。走下公共汽车时,恰遇文教局的同伴们,彼此惊讶一番,倾诉几日来的离散之情。原来,他们发觉我丢失以后,便四处寻找,还在天安门城楼里面张贴了寻人启事,只是我没见到。我将他们带到文联大楼,他们说这里好,比他们的住处好得多(这时我已搬进房间)。我问他们愿不愿意来住,我说还有一张空白介绍信。于是他们立马拿来背包衣物,也住进文联大楼。我便可以同大家一起行动了。

没几天,动员来京串联的人们“返回原地闹革命”了。还给我们每人送上一张火车票,直达芜湖。我们也想回家了,外面的日子终究不如家里,很累。我们这次所谓的“串联”,是“串而不联”。挂羊头卖狗肉,借助“伟大领袖”号召,混迹北京玩玩而已。

运动后期,上面来函索讨车票款,每张二十四元。由单位支付了,要不会心疼的--那时候我月工资三十四元五角。

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就不想继续“造反”了。原来被整被压,劲头十足。现在“资反路线”批倒了,“走资派”打倒了,自己也是“革命群众”了,觉得无事可做,“革命意志”急剧衰退。“伟大领袖”也正在号召“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似乎就要正常了。我提醒自己,凡事适可而止,出身不好,不要惹事。于是渐渐远离运动,远离人多的地方。名份上参加“三筹处”(一派组织),却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及至两派武斗,更是足不出户,避之不及,成为地地道道的“逍遥派”。

其实,泾县的“文革”武斗也是厉害的。只是自己从未涉及,也就无从着墨了。

“文化大革命”把一切人性中恶的东西,彰显到了极致。有两项数字必定是惊人的:一是被整的人数,二是作恶的人数。不过,好人还是有的。只是这些好人或者说他们所做的好事,通常都以极平淡极细微极不引人注目的形态出现,稍不经意常常会忽略的。

徐书明是县体委主任。这个主任手下无一兵一卒,就他一个人,既是领导也是办事人员,归口于文教局。徐主任十几岁打游击,响当当的老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被隔离了,同几个“牛鬼蛇神”一起,住在一排平房里,白天晚上都有人看守。一天,徐主任来了,他们体委从外面弄来一些平裤头,内部优惠价出售,很便宜,三元钱两条。那还是票证年代,布票紧张,能遇上免票衣物,不容易。我远远地看着,不便上前打听。因为我是“牛鬼蛇神”,要自觉。单位里该买的买了,徐主任要离开了,对我说:“小朱,你也搞两条?划得来。”我乘机上去翻了翻,确实不错,买了两条。

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四十多年了,却一直记在心上,常常想起。为什么?因为徐主任将我与那些“革命群众”一样看待了,没有歧视。那一刻,我的人格得到尊重。原来,人生在世不单单为了活命,很多时候也为了尊严。

郑建华在文化馆工作,是我的同事。我被揪以后,她和别的人一样,参与值班,看守我们“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是不能擅自外出的;一些必须外出的事情,譬如上厕所,譬如买香烟,都要请假。有些看守者特别“敬业”,你要上厕所,他跟往厕所;不便入厕就在门口站候,真难为了他。你要买香烟,他跟你到商店,也站于柜台前,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就像看魔术表演“大变活人”一样。弄得你十分尴尬。有一天,郑建华值班,我要买香烟了,跟她请假。她说:“你去吧。”--“你要跟着吧,要不……”--“不要不要。哎呀,派到我值班,没办法。”十分委婉地流露出她的不自在。

我买了香烟,很快回来了--我不能带她为难。她没有盯梢,我心里高兴。也是因为那一刻我得到尊重,所以感激她。

王桂香是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她的丈夫曹中山是副县长。在“一元化”的权力场上,其身份与我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抄家风四起。我一只箱子(还有箱内一些物品)搁置在赵士华家里。我们正在恋爱,特意到南京购置准备结婚的用品。不外乎被面、床单、枕套、枕巾等等。被街道上的“革命群众”抄走了,说是“四旧”。过了一段时日,我据理索回,自然是费尽周折。最后落实到城关公社。我找到王书记,小心翼翼据实陈述。王书记立刻叫来相关人员,说:“你们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就离开了,又回过身补了一句:“让他打个收条,一样一样点清。”

王书记就说了这么两句话。没有寒暄,没有拉呱,也没有赐座。但我还是很感谢她。因为她也没有将我视为“牛鬼蛇神”来教训我;没有给我上共产党经常给人上的那种“政治课”,没有“哼呀哈”,没有装腔作势。她的政策水平显然比那些抄家的“革命群众”强得多。她心里知道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该“抄”,于是痛痛快快还人家了事。我以为王书记也是个好人--凡不是刻意使坏,刻意刁难别人的,都是好人。

“文革”之疯狂,表现多多。其中核心是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忠心”。这种“无限”的表现形式得到别出心裁的创造与发挥,形成一套套“宗教仪式”。无论真心还是假意,一律沿袭套用,不敢置疑。

一、游行与口号。动辄一群人涌上街头,手执“红宝书”,抬着标语牌,捧着“伟大领袖”画像,敲锣打鼓,口号连天,大街小巷游走一圈。诸如批斗“走资派”,揪斗“反革命”,“欢呼”什么什么,“庆祝”什么什么,“公判”什么什么……群情振奋,慷慨激昂。

游行是狂热分子所追捧与热衷的。而对于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无疑是一种虐杀,常常会心惊肉跳,寝食不安。

游行是口号的载体,口号为游行助兴。如果没有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游行也就没有气势了。口号千奇百样,从“砸烂狗头”到“万寿无疆”,应有尽有。口号多从大城市传过来的。尤其北京,得风气之先,广为传播,供全国人民学习。林彪当为第一口号手,他的“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最最最最”,是应当载入史册的。周恩来亦步亦趋,也很善于运用口号。他的“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至少足以说明他的机伶与乖巧--当然,这都是后来思考。当时谁都不敢置疑。

1969年的一天,儿子捧着一本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在看,得意之下,竟然指着封面上的书名念起来,一字一顿:“打、倒、毛、万、岁”。我吓得跳起来,连忙低声制止:“不许瞎说!”儿子才一岁多,学会讲话不久,终日里充斥其耳的就是“打倒”哪个哪个,就是“毛主席万岁”。他也学到一点,又没真正学会,便张冠李戴乱用起来。好在门口没人,如果让好事者听见,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惊出一丝冷汗。儿子也吓呆了,扁扁咀,想哭,但还是没有哭。我连忙将他搂在怀里,摸摸他的头,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二、早请示晚汇报。无论大小单位,都要腾出一定的空间,装点布置一个“宝书台”,台上供“毛选”,供毛的“语录”,供毛的塑像;背景墙上用红纸、金纸剪贴或绘画出红太阳,光芒四射,海浪滚滚……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众人站成一排或几排,齐诵“三忠于”、“四无限”,齐诵“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然后学毛的“语录”若干段。

下班之前,如此仪式再来一遍,谓之“晚汇报”。

各家各户也要有“宝书台”,街道居委会的人上门检查落实,督促完成,说是“政治任务”,是对毛“忠不忠的问题”。有不少人都做成类似神龛的东西,供毛象于其中。    

三、忠字舞。以舞蹈的形式向毛表忠心,也是一大创造。泾县第一个跳“忠字舞”的是农机厂一位姓张的师傅。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他代表全县去北京开会,回来时县里组织许多人欢迎他。快走到大会堂的时候,他突然在人群中跳起舞来,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家亢奋极了,不少人跟着唱,跟着跳,激情四溢,近乎疯狂。据说是刚刚在北京学的。张师傅身着一套蓝色工作服,蹦蹦跳跳,左右来回窜动;举手投足僵硬呆板,似乎是乱蹦乱跳,也有点象京戏里的“跳加官”。

从此,“忠字舞”普及开了。“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又加上这段仪式,更加“多采”。我不会跳舞,也不想跳,但必须跳。只得跟在众人后面蹦哒一番。好在大家都舞技平平,无人苛求。认认真真、神情严肃地乱蹦乱跳,现在想起来有点象精神病患者。

四、红海洋。充分利用一切空间,以红色颜料书写标语,绘制宣传画,绘制毛和他的“亲密战友”画象,乃至于无端地将好好的白墙涂满红色油漆……

这方面的活动我参与不少。因为我当时在这个小县城里算得一个“能写会画”的人,又在文化部门工作,“打砸抢”无能为力,写写画画还是可以的,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常主动揽活干。

在墙上写标语,烈日炎炎,站在梯子上操作,爬上爬下,是件很累人的事情。各单位之间互相效仿、互相攀比:你写得大,我写得更大;你用红粉写,我用红漆写。光写标语不过瘾了,于是绘画:画“红太阳”,画“光芒万丈”,画“大海航行”,画“万紫千红”,画“莺歌燕舞”……于是所有空白墙面都是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红光弥漫……到处一片红,铺天盖地。在视觉上产生一种令人恐怖乃至于令人窒息的效果。俗称“红海洋”。

油画《去安源》出来以后,兴起了绘制毛像热。县革委会在西门口、汽车站砌了两人多高的水泥碑,从南京广告公司请人来画《去安源》。我和胡德茂当他们助手,向他们学习。我们第一次接触油画颜料,兴致很高。南京人很忙,画完一幅就回去了,我们接着画。就这么画开了,不少单位乃至乡镇都约请我们去画,觉得很开心。县革委领导突发奇想,在弋江大桥正中间竖起一块铁皮框架,两面都要绘制毛象。框框太高太大,下面人来车往。我也上去试了试,不要说绘画了,站在上面都心慌。我怕死,不敢沾边。最终是丁雪郁他们绘成的。他们的绘画水平高,胆子也大。私下里倒是坦诚地苦笑笑:“没办法。”

还有毛的“塑像热”。从小到大,从半身到全身,从家庭到广场,“请”来“宝象”供人顶礼膜拜。“宝象”一度紧缺,供不应求。张学寅胆子大,居然敢“纸塑”毛像,跟真人一样大,供人抬着在赤滩街上游行。张学寅原本是城厢小学教师,擅长绘画,还擅长纸塑飞禽走兽。老百姓说“同真的一样。”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历史反革命”,开除回家以后衣食无着落,即帮人绘画,帮寺庙塑菩萨神象,聊以为生。此刻,他的技能派上用场了,是当地革委会叫他塑的,他心里好高兴,不遗余力。后来混熟了,我说:“你胆子真不小,敢纸塑宝象?”--“怎么?”--“你那个纸塑,塑飞禽走兽可以,塑菩萨罗汉也可以,塑伟大领袖就不合适了。”--“怎么?”--“纸塑会收缩变形的,万一……”张学寅后怕了,点点头:“是有些冒险。”好在也就在赤滩那条小街上游过几回,没到县城来,要不然就很难说了。

朱排长是县革委会政工组军代表。年纪轻轻,模样周正。虽然只是排长,却领衔政工组,统揽一切,做主当家。 

一天,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说是有点事。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要写一条大会会标。他叫我坐下歇会儿,等他把手边事情处理好了,再详细布置。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给我。那时候,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都很稀缺。给我两张票,大概算是酬劳吧。

这时候,凤元康进来了,掏出一张写了字的纸递给朱排长,说:“朱吉民的报告。”--“干什么?”--“他想改行。”--“改行?教师不干干什么?”--“你把它收下来吧。收下再说。”凤元康是政工组干事,说着便退出了。

朱排长拈起报告,没看,丢进抽屉。自言自语地说:“有份差事干就不错了,还挑肥拣瘦。”又说:“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以后都要弄回去生产,或者弄到新疆那些边远地方去。”

我不知道朱排长为什么在我面前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这些话有什么来头。虽然他说得无意,我听得却十分有心。我不敢以为他在胡扯八道,却希望他是胡扯八道。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心里掂量他这几句话,忐忑不安。真如他所说,我们这些人就死定了。

2002年,我去新疆旅游,还特地关注过那里的生存环境。西出嘉峪关,茫茫大漠一片,零零星星地点缀着一些瘦小的骆驼刺。到了新疆,居然连这种寒碜的小生物都不见了,寸草不生;汽车开出去五六百公里不见人家,是常有的事。如果真的把我们“充军”于此,即便让我跑,都跑不出去啊!

真可怕。

四十多年以后才知道,朱排长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文革”前夕,毛泽东总以为别人要抢占他的金銮宝座,总觉得有人要谋害他。为了确保安全,他授意周恩来成立并主持了“首都工作组”。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工作内容有七项,其中之一是“清查清理社会人口”,把一些“四类分子”迁送外地。周恩来还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五期《“破四旧”的表与里》)遭迁送的并不仅限于“四类分子”,凡官方不信任者都在其列。我认识一位香港“两航”起义人员,“文革”前,他一家五口从北京被“下放”到泾县,开始了永无归期的“充军”生涯。当时俗称“保上下放”。所幸这一做法没有被基层普遍效仿蔓延,否则遭难的人就更多了。

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就努力实践过。他把城里人往乡下驱逐,结果搞死二百万。他们国家人口六百万,死了三分之一。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真传,所以有如此胆量与魄力。毛泽东赞许地说:我们没办到的事情,你们办到了。

朱排长没有得到毛的真传,只能说说而已。

徐柏瑗是6408部队一名参谋,派到泾县来“支左”。是公检法军管小组负责人,威风八面。

一天半夜,文化馆对面的鞋帽厂失火。周边群众得知以后,纷纷跑去救火。采用原始办法--用桶提水,用脸盆端水,将火浇灭。那时候救火就是这样。我也捞起脸盆跑了过去。尚未进场,只见徐柏瑗站在门口,高举手枪,声嘶力竭十分凶暴地命令众人撤退。并一再声明:再不退,就要开枪了!

我怔了一下,赶忙跑得远远。

这就怪了,仿佛这些人不是去救火,而是在闹事。如果怕有人“浑水摸鱼”,好好解释也就行了,何必掏出枪来吓唬民众呢?

老百姓真可怜,想做好事,都要面对恐吓与侮辱。从那以后,我对这位军代表的人品与水平产生怀疑。尽管他依然红得发紫,依然威风不减。

“支左”结束,部队撤走以后,徐柏瑗间或也来泾县玩玩,叙叙旧。据说每年茶季都要来一次,弄点茶叶。一天,我在荷花塘周边散步,只见县委会门前纠集了一大帮人,吵吵嚷嚷,纷烦杂乱。凑近一看,一位军人被团团围住,人们抓抓扯扯,推推搡搡。为首的有潘家禄父子,我认识。原来,徐柏瑗“支左”期间积怨甚多。今日遇上了,一些人将他包围,与他理论,发泄郁愤。似乎在向他讨要什么交待。

徐柏瑗被人推上街,一直推到邮电局十字街口。一路上谩骂声不断。你打一拳他踢一脚,军帽也被揪了,甩去多远。当年威风不见了,堂堂参谋,十分狼狈。

后来,章延林带了办公室几个人,硬生生地扒开众人,将徐柏瑗架走了。

有人怪章延林多事:“干嘛救他的驾呢?”

章延林怎么能不“救驾”呢?他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有责任。不像你我老百姓,可以装佯,可以看热闹,甚至可以幸灾乐祸。

人委办公室主任季汉章是个文化人,喜欢字画,收藏砚台。号称“百砚斋”主人。“文革”中没少受冲击。

文化馆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下乡演出。队员们都是从全县各地抽调来的下放知识青年。他们有文化,吹拉弹唱,能歌善舞;有一定的文艺天才。季汉章的女儿也在内,舞跳得好。女儿是前妻生的,芜湖学生,下放在潘村公社。季汉章现在的老婆很厉害,不认这个女儿,也不准老季与她来往。季汉章惧内,不敢对着干。便找到我,要借我的卧室与女儿会面。我当然成他之美,帮忙沟通与掩护。于是季汉章三天两头利用中午时间到我家。我便立马将他女儿找来,安排好茶水,将门带上,离去。有时候老季上午就来通知我,说中午来;我便早早地通知他女儿。吃过午饭,女儿也就早早地来了。

我觉得自己在做好事。骨肉亲情,顺乎天理。时间长了,我与季汉章之间互有好感,交往也多起来了。

一天,季汉章给我一份手抄的中央文件,发文单位四个;有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总政治部。大意是说今后“家庭出身”一栏,应为父母职业。譬如父母是工人的就填“工人”,父母是农民的就填“农民”,父母是机关干部的就填“干部”,父母是军人的就填“军人”。不再像以前,祖上是“地主”的,无论几代都填“地主”。文件只发到县团级,老百姓自然不知道。季汉章知道我出身不好,觉得对我有好处,便手抄一份给我。

我如获至宝。大儿子五、六岁了,肯定要上学。正在为“家庭出身”发愁哩。于是我一有空就把文件拿出来细细琢磨,一字一句推敲,唯恐理解错了。

不久,大儿子报名上学,我壮着胆子在花名册“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干部”,心里琢磨:如果有人质疑,我便请他去查某某字某某号中央文件。听说城关一小确有人质疑,但没当我的面,也就没有顶真了。好在不久,上面又有了新的规定,各种登记表格都将“家庭出身”一栏取消了。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土改”之后,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历史。而地主子女和农民子女的区别仅仅在于血统。在世界历史上,“阶级”是按经济情况划分的,只有“种姓”才按血统划分。因此,“土改”之后的“地主”这一称谓,不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一个“种姓”。那个时代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种姓迫害”。

勒令

院子里四下无人。贵馆长在我身边咕哝了一句:“小朱,公安局叫你写个东西。”--“噢,我一会儿就去。”--“别去了,到我这儿来一下吧。”

贵馆长递给我一张字条:“你先看看。”

“又要开什么会了?”在这个小县城,我的美术字写得很好,什么批斗大会啦,公审大会啦,学习毛主席着作讲用大会啦,几乎都叫我写会标,叫我布置会场。虽然那时候帮人做事没吃没喝,甚至连一杯茶都没有,我还是十分乐意的。

“你坐。坐下慢慢看。”说着,他便走到画桌前,斟酌起他那幅尚未完成的大老虎来。

贵馆长山东人,早年当兵,退伍转业时分配到宣纸厂工作。当过科长、工会主席。为人和善,不喜欢出风头,人缘比较好。因为经常有画家书法家来厂里活动,贵馆长耳濡目染,对国画颇具兴趣。得天独厚--用纸不花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一笔不成,撕了重来;再不成,再撕了重来,废纸可以打浆再生。贵馆长专门画虎。没有拜师,完全剽学--所有到厂里来的画家都是他的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长日久,贵馆长渐渐有了长进,他画的虎也小有名气了,人称“贵老虎”。于是有领导点名,要他到文化馆来,当馆长。

展开字条一看,我愣了--是一张“勒令”。

词典上说:勒令,用命令方式强制人做某事。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似乎特别多,“勒令”是经常被采用的:勒令走资派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右派分子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黑帮分子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现在勒令到我了,我是什么分子呢?我曾经被冠以“反动文人”,也曾经被称作“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但只有一段时间里“大字报”上这么写的,“组织上”并没有这样的结论,折腾过一阵也就遗忘了。现在怎么回事?

大意是这样的:勒令朱普乐三日内交待以下问题:一、你在培风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介绍人是谁?有过哪些主要活动?二、你在培风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的外围组织?介绍人是谁?有过哪些主要活动?下面的署名是泾县革命委员会“深挖两统办公室”。

培风中学座落在黄田村,是黄田朱姓开办的一所学校。创建于民国十年(1921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停办。全称是安徽省私立培风初级中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纷纷逃难于此,很是兴旺了几年。

“两统”,是指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公检法”被砸烂了,代之以“公检法领导组”和“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军代表当家,办公地点就在原来的公安局。公安局隔壁是我们文化馆,文化馆隔壁是文教局。“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觉得房子不够用,就把我们文化馆和文教局的人赶走了,鸠占鹊巢。

深挖“两统”办公室就在文教局的二层小楼里,“专政大队”派来十余人为之站岗,全是年轻女性。个子差不多高,短发。上着白“的确凉”衬衫(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下穿黑西装裤,平底布鞋或黄球鞋。一个个精神抖擞落落大方,眉清目秀,雪白粉嫩。标致极了,走在一起春潮涌动,真的是美女如云。“飒爽英姿五尺枪”--不过没有枪,代之以枪的是一根木棍,一米多长,一头红一头黑,专门用来打人的。偶尔看见他们在院子里站岗放哨,打情骂俏,那副轻松自若无忧无虑的样子,想想自己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心里常常泛起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羡慕?嫉妒?鄙视?自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同样都是人,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我对贵馆长说:“我没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啊。”

“啊?!”贵馆长愣了。

“培风中学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不久就停办了。”

“是呀。”

“‘解放’那年我才七岁,还没念小学哩。”

贵馆长说,敢情是把同名同姓的人搞错了。

我非常生气,立马就要去找他们评理。贵馆长不让我去,说:“他们那些人正得意忘形哩,跟你讲理?找个岔子把你往‘专政大队’一送,不打得你半死才怪哩。”

我也知道“专政大队”厉害。不论有事没事,也不论有理没理,只要被扭送进去,就像《水浒》上写的,先是一顿“煞威棍”,打过以后才开口问话。里面有个“猪头小队长”,五大三粗,勇猛过人,什么事情都敢干。因为嘴长得特别拱起,便有人送他这么个雅号。

贵馆长说:“打了还不让鬼打了?才不要去。你就在这张纸上写明你的出生年月,问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叫他们去查。不就没事了?”

“可我这口气出不了。”

“莫气,莫气。气坏了身子才划不来哩。”说着,贵馆长拿来一本《毛主席语录》,风趣地说:“遇到问题请教毛主席老人家呀--我们可以找一条语录,针对性强的,教训他们一下。”

是呀!“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不也说过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吗?我是真正的急用先学了。

很快便找到一条,二人会心一笑。拿来一张白纸,我便恭恭敬敬地写起来,用的是仿宋体:

最高指示                      

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下面就不用仿宋体了:写上我的出生年月。说明“解放”那年我七岁,没有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又何至于参加什么反动党团组织呢?算是我被“勒令”的交待了。

贵馆长把我的“交待”送了过去。后来告诉我,他们看了又看,半天不作声。还是一个穿军装的咕哝了一句:“恐怕是同名同姓,搞错了。”穿便装的顺手就要撕掉,穿军装的连连阻止:“怎么能撕呢?上面有最高指示呀!”

我心里一阵莫名其妙的得意。

数年以后,我陪伴妻子到黄田公社塘头街,找老中医朱治平看病,在他家住了几天。晚饭后,我们在小街上散步,看见墙上贴了一张红纸告示,大意是说家中不慎失火,多赖众邻里相救,特此致谢。署名是“朱普乐率子朱永道叩谢”。

这个朱普乐我不认识,但他的儿子朱永道我认识:比我大几岁,农民,喜欢唱戏,是当地业余剧团的角儿,唱武生,擅长“二花脸”。

那么,“深挖两统”挖出来的朱普乐,是不是这个遭遇火灾的朱普乐呢?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

现行

“文化大革命”挨整的人太多,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农民。如果当时能有一个精确统计,其数字一定是惊人的。同样是挨整,其缘由与途径却大相径庭:“伟大统帅”要“炮打司令部”,你这个司令部的人能逃脱吗?不能。组织上开个会,内定你为“牛鬼蛇神”,你能开溜吗?不能。一伙人约定“掷盏为号”,一二三--将你按倒,你能挣脱吗?也不能。而有人却不,哪种情况都不是,硬是好端端撞上的。

Z就是这种人。

Z是电影公司职工,会放电影,还能搞宣传。电影海报写得很大器,幻灯片绘制得很好看,是个人才,又是退伍军人,家庭成分又好,亲戚中不乏党员、干部,参加工作不久,也没什么积怨。按常理,这种人是不会遭遇伤害的。

然而,他却偏偏撞上“枪口”,而且伤得不轻。

“炮轰文化馆”开始,文教系统就开始学习--整人了。每天上午上班,下午集中学习,揭发批判“牛鬼蛇神”。晚上开领导层会议,决定第二天的整人事项;开积极分子会议,鼓励动员,写大字报。电影公司同机关不一样,他们每天晚上要放电影。放电影之前,一定要学习“最高指示”,学习中央文件,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以前没有这一套,都是近来新增加的。那时候的“重要社论”很多,几乎一两天就出来一篇,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章。譬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放手发动群众》、《毛泽东思想是显微镜和放大镜》等等。不学行吗?不学,就太不敏感了。

每天晚上值班放映的多半是肖爱华和詹兰英,两位女同志。学习社论的事情本应由她们做--在广播里读给观众听。但她们都推脱。尤其是肖爱华,说自己文化不高,许多字不认识,结结巴巴,影响效果。实际上是害怕--怕读错了遭遇不测。肖爱华的丈夫杨德柱--文化馆长,正被“炮轰”,她能不害怕?肖爱华私下说:放电影的时候,心里总是怦怦怦地跳,两只手时不时地发抖。不是担心话讲错了,就是担心卡片了,没声音了,没图像了,脑袋瓜嗡嗡叫,很少有清爽的时候。那当口,任何事故都足以“上纲上线”,都能归结到对毛泽东忠与不忠的问题上,都是阶级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问题。

她们的推脱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明智。

这便有了Z的事情。

Z的工作一是制作幻灯片:在空白玻璃片上平涂一层广告颜料,要涂均匀,厚薄一致,不能有花斑花痕;待干了以后,用铁笔或其他尖硬器物在上面刻写标语;还可以配上简单的装饰图案。这就成了,交给放电影的同志。二是写电影海报。每天把第二天的电影海报写好,晾干,由专门贴海报的人拿去,拎只浆糊桶,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在固定的地方固定的墙上贴好。Z是个热心人,总喜欢到放映室去转转,喜欢帮别人做事。因此,当肖爱华们推脱时,他便自告奋勇地把任务担当下来。

那是一篇“两报一刊”社论:《依靠左派,打击右派》。Z略略通读一遍,就在麦克风前登场了。

他很兴奋。能在千把人的观众厅朗读“两报一刊”社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章,那感觉别提多好了。哪里是读报纸?是革命!一字一句,抑扬顿挫。虽说普通话并不标准,但口齿不失清楚。一个南方小县城里,有几张嘴能说标准普通话?能听清听懂就可以了,人们不会苛求。

突然,观众厅里“轰”地一声--Z意识到自己读错了:他把“依靠左派打击右派”读成“依靠右派打击左派”,恰恰读反了。他心里慌了,连忙更正--把这句话重读一遍。没想到还是读成“依靠右派打击左派”。

这还得了?观众厅起爆了。Z脑袋懵了。

观众纷纷退席--出了这么大的政治问题,这电影还能看吗?这是无产阶级电影院吗?赶快离开--带着无比的愤懑。

Z连夜写反省。

文教系统的左派积极分子们立刻开会,连夜赶写大字报。社会上的狂热者更是捷足先登,一批大字报已经张贴上街了。题目众多不一,但给Z戴的“帽子”却都一样:现行反革命。

敢于在近千人的公共场所与党中央对抗,太嚣张了,不是现行是什么?确凿无疑。

要“依靠右派打击左派”哪,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情,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怎么不逮捕?现行嘛,当场抓起来才痛快。

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

Z百口难辩。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与反省,Z被送到黄田中学监督劳动。这在当时文化口,是独一无二的。

螳螂捕蝉

他当过我的老师。那是在黄田小学,一位老师请假了,县里派他来代课,时间很短,也不过两个月。他教课很认真,讲话也很认真。他讲的不是一般地方普通话,而是夹带着一点“京腔”。且有时特意加重,有时特意拉长,有时踮起脚、抬起头,望着很远的地方,好像不是对我们一个班讲话,而是对一大片人讲话。再配之以肢体动作,显得有些夸张。

后来,他调进文教局,任教育科员。

那时候机关人手少,领导也少--一个或者两个。不像现在,哪个科局都有十个八个领导。那时候的科员仅次于领导,既是中坚力量,又是实权派,说话很有份量。他熟悉教学业务,能讲,也能写,工作能力很强。都说他有本事。但那个年代光有本事不行,更要出身好,根子正,历史清白;还要三代以内的直系、旁系亲属都没有“问题”。这就难了。

他出身不好,历史上也不是很“清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种人自然排不上积极分子,成不了依靠对像,甚或还应当有些心有余悸。但他不,他好像心无余悸,且表现得非常积极。还有个政秘科员姓邵,真正的内当家。他俩关系一直不错,贴近得很,经常找点事与之切磋切磋。他是个“杠子头”--喜欢“抬杠”,很难与人切磋到一起。但与邵科员切磋起来却极少“抬杠”,总是那么一致,那么和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写大字报很积极。他能讲,能写,构思快,措辞得力。有些人想表达个什么意思,一时半刻常常找不到合适语汇。他不,出口成章,令人佩服,因此一度成了一些大字报的主要策划者。只是总不把自己名字写在第一,而是写在后面,越后越好。“炮轰文化馆”的时候,他写过不少文化馆的大字报,也写过不少杨德柱--文化馆长的大字报。还写过我的:“朱普乐深居简出心里有鬼”。没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心里是个什么鬼,倒是要我“老实交待”。那以后,我的大字报多了起来——揪出杨馆长以后,揪我了。

他发言也很积极,不甘落后。而且讲话有份量,坚定有力。他批判杨馆长:“……杨德柱口口声声自己根子正,出身好。出身好怎么啦?出身好也要不断地思想改造,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罪,就像你现在这样。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志就是要团结起来,同你作坚决斗争……”发言本没问题。那时候的大批判就是这种模式,天上一句地上一句,马屁拍得越凶越能表现自己革命,话讲得越狠越能表现自己积极。然而就在他发言不久,教研室一位姓胡的年轻人站起来说话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的发言问题很大。他号召出身不好的人团结起来。请问,出身不好的人团结起来干什么?不就是要与党与人民作对吗?出身不好的人只能是老老实实努力改造自己。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嘛,唯有改造才是出路。现在他不是要改造自己,而是登高一呼,号召这些人团结起来,与党对立,其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也难怪,他本来就是一个……因此,我们要把他揪出来,剥开他的伪装……”

当天夜里,就出现一批关于他的大字报。他就这么被揪出来了。如此轻巧。

正应了一句名言: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

其实,那个胡某出身也不好--那时候,在文教单位,真正成分历史好、社会关系也好的并不多。

那当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被揪的人,就不上班了,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参加学习,晚上写反省。劳动是到幕山头上开荒种山芋。其实比在单位快活。除了一两个带队的以外,其余全是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大家平等了,自在了,没有歧视了,也可以说说话了。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静静地躺在黄土地上,听泉水淙淙,看云起云飞;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清新空气,真的不知身在何方了。

没出三天,他就顺理成章地加入我们的劳动大军:头戴草帽,肩扛锄头,穿一身灰不溜叽的旧衣衫。

我故意落在后面,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竟动了一丝恻隐之心:按照官方潜规则,运动一来,你就该是我们其中一分子,却偏要想着跳槽,跳来跳去忙忽半天,结果还是没能跳出去。

有文载:老舍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表现积极,批判胡风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要求丁玲“挖净你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指责丛维熙的作品“意在煽动农民造反”。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先生却怎么也积极不成了,最终投湖自尽。

此类大人物不少;此类小人物更多。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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