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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饿

 

“肚子空空的,想吃东西”--这是某词典对“饿”的解释。“饿”的感觉多种多样,“想吃东西”只是一般反应。长时间吃不饱,饿狠了,头昏眼花,走路打漂,饥肠辘辘,五心烦躁。甚至呕吐清水,心如刀绞。久而久之,身体急剧消瘦,各个器官损伤,各项机能衰竭;躺下坐不起,坐下站不起,诸多毛病趁虚而来。直至奄奄一息,恍恍忽忽,但求速死而已。这是一位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农村长者,所述的关于饿的体验。

我也经历过“三年大饥荒”。但因为在学校读书,尚有定量供应粮食,没有断过炊。所以对“饿”的体验未达极致,只是一般,如词典上所说。1958年下半年开学,我们还是可以吃饱的。那时候,高中生每月定量30斤,渐渐地定量逐减,减到24斤。城镇居民也由25斤半减至21斤。不光是口粮减少。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副食品供应也越来越奇缺。所有能吃的东西都不见了,找不到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譬如“大办钢铁”中,我们以前挑矿石回校,途经榔桥,总可以在饭馆里买上几个米饼,二分钱一个,不贵。后来就见不着了。

最初的感觉是每餐都不够吃,总是饿兮兮的,好像没吃一样。晚饭更少些。我们就尝试将饭菜倒在一起,加水煮成“涨饭”。看上去多一些,当时也可以吃饱。但两次厕所一跑,又饿了。正是年轻小伙,需求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后来,学校改成一干两稀,晚餐是稀饭。更饿了。

分饭,成了不小的矛盾。第一必须全桌八个人全部到场。第二,主持分饭者轮流值日。第三,必须绝对公平。前两项都好办。唯有第三项很难把握。一人在分饭,其余七双眼睛“滴溜溜”盯着,神色严肃紧张。为了避免主持分饭者有亲疏好恶之分,大家相约先将八碗饭分好以后,依次拿取,最后一份属分饭人。这一顺序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每日顺次推移。应该很公道了,却有人觉得仍然可能“作弊”。定量供应并非全是大米,每每搭配杂粮,如山芋,泥豆,霉了的山芋干。一桶山芋大大小小,怎么分才公平?有人想出点子,做一杆秤,称。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全校推开,一个桌上一把秤。后来分饭也就延用这一办法了。还是女同学爱意思,一般不用秤。虽然她们也吃不饱,但不像男生那样“恶辣辣”计较。

也许你不相信,以为我杜撰;也许你鄙视,以为这些学生卑劣。其实不然。民以食为天,饥民们可以揭竿而起,可以疯狂妄为,怎么不可以斤斤计较呢?

偷食是常有的事。胆子大的学生,三三两两结伴游弋于伙房之中,见到什么拿什么,只要是能吃的:锅巴、馒头、萝卜、山芋,乃至于咸菜。后来炊事员警觉了,收得紧紧,什么也偷不到了。也有少数女生流窜其间,她们不是偷,是要。有个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眼疾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逗,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次,老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的女生。女生吓得掉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然毫无愧色,一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捆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烈,如同一座监狱(现在的监狱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堂”。食堂为大队干部所掌控,任意克扣老百姓。当时的民谣称:“炊事员呵卵脬,干部打饭底下捞,社员打饭上头漂……大队长吃得胖墩墩,小队长吃得刚刚好,社员吃得歪歪倒。”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

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

1960年暑期,我们全班寄读于宣城师范。同时寄读的还有广德县和郎溪县各一个师范班,与宣城师范的学生混合编成一个数理班,两个文史班。我们数理班人多,有六十几个学生。宣城师范是一所老学校。国民党时期,民盟的章伯钧先生当过校长。图书馆、实验室、阶梯教室、运动场……应有尽有。不像黄田师范如同一座破庙,我们大开眼界。师资力量也很雄厚,教学正规。然而饥荒则更加厉害了。“大跃进”已经搞了两年,“大饥荒”也已经延续两年。日积月累,苦不堪言。

开学不久,我们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都是地铺。夜里,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里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账,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

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麦菜、刺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山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荒年间救命于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会胀痛致死。

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

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后,被人挖开来,割其肉(其实巳经没有肉了)而食。二是将活人弄死,食其肉。黄田小学朱寿根老师,打成“右派”以后死了。他女儿七、八岁,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亲戚的妹妹,八、九岁,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这是永华告诉我的。苏红乡桃岭村一女人,挖了点葛根在塘边洗,村里一小孩在旁边观望。女人说:“晚上到我家去,给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煮吃了。后来,这个女人无人敢娶,说她是吃过人的人。

爱民乡一中学生,翻杨尖岭去桃东中学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出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三年大饥荒”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批拨粮食。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淮北萧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

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回忆,泾县大约饿死四、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阅新《泾县志》。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志却回避了“大饥荒”,没能“秉笔直书”。可贵的是在“人口”栏目做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含因饥饿致病死亡)四分之一人口,平均每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人非正常死亡!

也有极少数地方好一些。譬如云岭公社,饿死人就少些。1959年春节,那地方的农民每人还有几个“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黄豆……对于许多地方饿饭的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住云岭的学生带回学校的信息,我们羡慕不已。原来,云岭公社书记吴书是个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农民。比较求实,不主动浮夸,不积极追捧高指标。一句话:他还能拿老百姓当人。因此,他也一直被认为“右”得很,“落后”得很。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再迟些日子“揭盖子”,就要划他的“右倾”--材料都准备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云岭李家岗下乡“蹲点”期间,不少农民还在念念不忘他的好处。我便写了篇散文《轻舟掌舵人》,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当然,我没有写饿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不敢写。

 而今网上有人发帖:“右粪们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证据呢?‘万人坑’在哪里?死人照片呢?拿出来看看!”此人一定年岁不大。大概从“南京大屠杀”知道了“万人坑”,便以为死人多了都有“万人坑”。殊不知“大跃进”饿死人不是集体屠杀,不是地震,不是瘟疫;而是一个个熬不过去慢慢死去的。路死路葬,沟死沟埋;或陈尸荒野,或草草成冢。哪能“享受”到“万人坑”?说到照片,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极低,莫说农村了,就是城市里,也是极少人才买得起相机的。即便买得起,人们也不敢买。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高档”用品是很容易惹起祸端的。因为拥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见不鲜--说你“偷听敌台”,便是“反革命”了。如果有人胆敢拍摄饿死人的照片,不立马遭到逮捕那才怪哩。且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日子,凡“大跃进”中饿死者的家属,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视为“反动社会基础”(俗称“危险分子”)而遭到“内控”。如此招数,常人是难以想像到的。“右粪”们说的都是真话。“左粪”们不信,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邪恶,便是因为足够的无知。无知倒不可怕,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就会明白了。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急于取代他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无奈国力贫穷,说话不响,难服“社会主义阵营”之众。于是发动“大跃进”,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高压下,全国浮夸成风。所谓的“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在报纸上出现。仅以水稻为例:……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亩产43869斤(1958830日人民日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公社亩产52599斤(同年91日人民日报),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60437斤(同年95日人民日报),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同年918日人民日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同上)。这些子虚乌有的“高产量”,带来了残酷的“高征购”。谁不拥护,谁不追捧,谁就是“右倾”,谁就是反动;轻则遭批判斗争,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农村中以“反瞒产私分”为名,挖地三尺,搜刮粮食。官方强征暴敛,民间颗粒无存。不少基层干部更是泯灭良知,迎合上级,为虎作伥,横行乡里,涂炭了千万生灵。

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大一点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守在厕所门口,有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掏,鲜血直滴。

每个班都有一块菜地,由班上劳动委员安排种菜,如萝卜、青菜、甘蓝菜等。收的菜以低于市场价格卖给食堂,其所得作为班费。为防止有人偷菜,全校各班轮流值夜。我们巴望着值夜。因为值夜有一顿“美餐”。其实就是每人二两稀饭,或者两个馒头,由食堂按人头分发。美就美在自己可以到菜地砍菜来煮食。譬如砍一些甘蓝菜,切碎,于大锅里煮熟,放点盐,没有油,却觉得很好吃。剩下半锅,大家平分。每人一小盆,带回寝室收好,第二天乃至第三天吃。只能在本班菜地砍,不能动别班的菜。无任何人规定,却都这么遵守。心照不宣,不约而成。

有一次,我们全班到双桥公社拔胡萝卜。双桥公社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友安的发祥地,是宣城县一面红旗。他们的生产好像比别的地方搞得好一些,种了大片大片的胡萝卜。我们一边拔一边吃,非常开心。还将围巾解下来,拦腰将棉袄扎紧。再把一个个带泥的胡萝卜在裤子上蹭一蹭,揣进怀里。一个个揣成“大胖子”。公社的人并不干涉,知道这些学生太饿了,可怜。午饭由各班自己煮,每人半斤米(由学校食堂带来),再加二斤(其实不止)胡萝卜,一起煮,加点盐,没菜,却吃得很香。大多数同学都留下一碗或一茶缸,带回慢慢吃。唯独唐荣华肚子大,从来没说过一个“饱”字。他说:“还留?留什么?干光了事。”他真的全部吃光了,干干净净。稍过片刻,当别人下田劳动时,他却站在那里抱住一棵树,不能动了。也坐不下来。好在他消化力强,无碍大事。个把钟头以后才离开那棵树,可以慢慢走动了。遂成笑柄。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也是饿急了。

1961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一天晚上,我在食堂吃了三两米糊,根本不够。听说南门口饭店有饭卖,我便去了。买了半斤米饭(要粮票),外加一碗红烧茄子。味道不错,还是没饱。狠狠心又买了半斤米饭,又一碗茄子。这才饱了。这个晚餐,硬是吃了一斤三两,还有那么多菜。

班上有个姓彭的学生,说他爸是商店经理,可以买到“高级月饼”,问我要不要。当然要!立刻将钱与粮票交给他。第二天他带给我一个一斤重的月饼。趁着没有课的时段,我打来一瓶开水,将宿舍门关上,独自享用。本准备吃一半留一半,却刹不住嘴,居然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赵步岳还是“右派”,在城关小学一边劳动一边教课。他人缘关系好,路子广,间或能弄到吃的东西。一天,他从幕山园艺场买来两大篮新鲜山芋,晚上把我们五、六个单身汉邀去共享。赵步岳吃得太多,第二天肚子痛,急性胃肠炎,病了几天才好。听说还有人连吃十几个茶叶蛋,结果胀死。后来才知道,长期吃不饱的人,突然吃的太多太胀,肠胃一时适应不了,容易出事。饿狠了,难以控制进食,也是饥荒年代的真实写照。

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坵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放牛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的。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

收割那天,县城里来了三个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来,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得合不拢嘴。饱了,就是这个样子。

只此一季,第二年就不准这么干了。

炊事员对我也很客气。因为我经常为他们做点文墨事情,如写信,写请假条,写借据等等。他们都不识字。买饭的时候,总要给我多打一点。明明四两,实际给我半斤。从此,我是餐餐都能饱了。

一个从“三年大饥荒”爬过来的人,此时觉得无比幸福。

对不起,我的亲人

 

外婆

外婆一直寡居在“长房”里,与姑奶奶家相距不过五十米。姑奶奶就是外公的妹妹,人称凤奶奶。

姑奶奶也是早年守寡,儿子在江西上饶经商。家里有儿媳和孙子,三个人过。外婆便常常去她家打发日子。姑嫂俩谈谈心,说说天气,说说各自的孙子外孙。有什么好吃的了,或者逢时过节,姑奶奶总是喊外婆吃饭。不是光吃,也帮她家做做事,都是手边上的事。姑奶奶青光眼,瞎子。儿媳妇做事不大在行。“土改”前请了佣人,“土改”后不允许了,不能再“剥削”人家。因为有儿子在外面谋事,“土改”以后,姑奶奶一家依然过得光鲜。外婆深得她们照应。姑奶奶的孙子朱永康,小名长生,1955年小学毕业以后没有考取中学,到上饶去了,听说后来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土改”以后,外婆把自己名下的一份田托付给村民耕种,按例收获一份稻子。虽然母亲无力照管她了,日子还是可以过的。她也间或帮人家绣花,搓搓蔴索(纳鞋底用),做点手边活。老了,眼力不济,做起事来很慢。

外婆希望我晚上与她作伴,我也乐意去陪她。条件是给我讲故事。外婆不识字,肚子里却有许多故事:《昭君和番》、《珍珠塔》、《玉堂春》……外婆是怎么知道这些故事的呢?原来,是在汉口看戏看来的。外婆曾经是个戏迷。

外婆给我讲的多是言情故事:公子讨饭,小姐落难;父母嫌贫爱富,执意悔婚,女儿不从,说“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落难公子在一个破庙里苦苦读书,终于考中状元,于是洞房花烛,拜堂成亲。大团圆。外婆讲故事口才平平。她不会渲染,不会雕琢,也不会于关键地方卖关子,解“包袱”。就是平平地叙述,有点像介绍剧情,但也好听--有的听总比没的听好。听着听着我便入睡了。第二天,打听故事结局,外婆说“我不是讲了吗?你睡着了吧?看,白讲了。”于是又将结局叙述一遍。

还给我说黄田往事。说“洋船屋”,说石井坑,说“长毛”驻扎旗山的事。“长毛”就是太平天国军队。外婆不知道,只知道“长毛”披头撒发,杀人放火。说朱典卿,说朱侠骨,说“冲水凼”边上朱寿根小时候捅杀人,赔了不少钱的事。说四座牌坊有一座没有顶,为什么?那是一座贞节坊。当年建坊的时候,总是竖不起顶来,竖起就落。管事人估猜其中必有缘故。于是询问这位节妇。节妇老了,头脑却十分清楚,不好意思地说:有一次看见“公鸡踩水”,自己笑了一下。管事人“啊”了一声,不再强行竖顶了,于是那座牌坊就没了顶。我不懂,不就是公鸡欺侮母鸡--打架么?怎么啦?怎么笑都不能笑?“公鸡踩水”怎么就把个牌坊顶给“踩”了呢?没有顶的牌坊,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外婆说,讲是这么讲,哪知道是真是假呢?你还小,大了就懂了。

外婆还经常留点东西给我吃。譬如灌心糖、绿豆糕、蚕豆、杏子……不多,都只有一点点,都是姑奶奶让她吃,她刻意留下的。有时候也去买上一角钱的红糖或是砂糖,装在一个小盅里,叫我每天吃上一两勺,甜甜嘴。

高级社以后,农民的土地逐渐充公了。像外婆这样的“社员”,无力参加劳动,没有工分,吃饭成了问题。说是农业社给“五保”--其实就是“一保”:保口粮。月管月到社里称点米来。至于吃菜,都是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村里老百姓都还好,只要自家菜园里有的,都乐于助人。有这种传统。外婆好像也不怎么生病。伤风咳嗽倒是有的,在农村不叫病,挺一挺过去了。冬天气喘气闷,没办法,只有焐暖一点,到了春天自然就缓解了。真有什么不舒服了,向姑奶奶要点药,什么“六神丸”啦,“鹧鸪菜”啦,仁丹啦,羚羊角啦,姑奶奶家中存了一些常用药。她做好事,村子里无论谁去要,都给。

1958年,大难临头。“大办人民公社”了,“大办公共食堂”了,所有人一律到食堂就餐,一律不准个人私存粮食,家里不准冒烟。公共食堂先是吃饭,而后是吃粥,而后是粥越来越稀,而后成了米汤,最后连米汤都没有了。这时候,母亲已遭逮捕,送到劳改茶场去了。外婆七十多岁,经不住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姑奶奶和她的儿媳也去世了。姑奶奶是个盲人,饿得不能动,睡在床上扯棉絮充饥。三年大饥荒,老年人死得最多,也最早。人老了,经不住拖。

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于死亡,人们见的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

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

对不起,外婆。浩劫临头,我没有能力让你活下来,可我应该有能力嚎啕大哭呀!竟然没有做到,我真该死。

妹妹

最怕回忆的,就是妹妹。

妹妹属狗,生于1946年。世道已经不太平了,家境也越来越不济。母亲与“姑妈”已经各生一个男孩,将风头抢尽了,妹妹这时候来到人世,实在没有选对时机。上上下下都重男轻女,根本就没拿她当回事。母亲常说:怎么这样讨嫌她?好像是我“拖油瓶”带来的?

“土改”的时候,妹妹四岁,世道的变故,母亲的遭难,家道的中落,小小年岁的她是怎么看待呢?幼小的心灵该遭到怎样的创伤呢?没有与她沟通过。哪怕是语无论次地瞎扯都没有扯过。将心比心,她一定莫名其妙,一定大惑不解,一定无可奈何吧。我比她大了四、五岁,尚且如此,她一定更加懵懂了。

懵懂也好。如果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没有“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妹妹是可以懵懂地过完一生的。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1959年,十三岁的她,终于逃不过那场劫难,饿死了。她是紧随外婆而去的。在“那边”,她也一定与外婆一起吧,彼此也好有个照应。“那边”能吃得饱么?

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为民请命”,十分委婉地反映了广大农村真实状况。岂料“伟大领袖”龙颜大怒,将其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不但没有“纠左”,反倒反起“右倾”来。于是无法无天的人更加无法无天了,“五风”更厉害了,农村中的灾难也就更厉害了。黄田村接连三个月不见一粒米。外婆与妹妹都是那时候饿死的。许多人都是那时候饿死的。母亲被抓走了,妹妹无依无靠,独自苦苦挣扎。我也时不时地从自己碗里匀出一点,带给她吃,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说我自己也是餐餐吃不饱的。我曾经扯开面子,溜到学校伙房里,在尚未清洗的饭桶里刮取残余米汁,凑在一起,悄悄带回。渐渐地,就刮取不到了。一是饭桶越来越“干净”,有的学生甚至用嘴去舔,用手去抹。一点一滴都不“浪费”。二是伙房不准人刮了。炊事员老潘就很坏,见人去了,赶紧往桶里倒水。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对不起,妹妹。我没能让你活下来。痛心疾首,愧悔至极。

去年,我去徽州采访朱建秋以后,越发自责。朱建秋是郑家瑾的胞妹。1959年,郑家瑾中师毕业,分配到泾县苏红中学任教,便将朱建秋带在自己身边。父母双亡,饥荒盛行。郑家瑾尽到兄长责任,照应妹妹。从而使妹妹脱离农村,免遭了可能遭到的灾难,活下来了。

我却没有做到。诚然,与之相比,那时候我还没有工作,自顾不暇,但这并不足以开脱自己。我缺乏的是那种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的精神与勇气。同许多家族一样,我们这个家族也是自私的。正常状态下,可以维持一团和气;遇到极端情况,就容易分崩离析。我无例外,根本不及母亲。我怯懦了,偷生了,以致于精神上一直遭到责任与良心的鞭挞,也是该当。

妻子

1961年,安徽实行“责任田”,农村中的饥荒状况逐渐好转。第二年,我调至潘村中学,真正能吃饱了。

肚子一饱,便不知不觉地考虑起婚姻大事来。潘村中学离县城十五华里,在潘村营一个破旧的祠堂里,四周一片稻田。附近村里有一家豆腐店,一家杂货店,一个卫生所,还有一座小学。潘村中学的前身是“大跃进”中开办的农校,学生年龄偏大。尤其女生,更大一点。春心萌动,情窦初开,已经“懂事”。未婚教师多与这些“懂事”的女学生谈恋爱,一人挂靠一个,来来往往,算得一道风景。也有两位女生对我有好感,却都是家在农村。“三年大饥荒”真让我害怕了,心存余悸,不想要农村女孩:假如再来“大饥荒”怎么办?不是自找苦吃?卫生所的沈医生给我介绍一位女护士,倒是吃商品粮的。我却没看上:护士脸上有几粒白麻点。并不是十分招眼,应该算不了什么,我却有些挑剔。第二年进城,有人给我介绍一位街道上的女孩,初中毕业,没有工作。见过一次面,我便退却了:我一个月拿三十四元五角,能养活一家吗?我想找个有工作的女孩。

这年冬天,我遇到后来的妻子赵士华了。她毕业不久,在幼儿园工作,与文化馆门对门。我们是在一次群众文化活动中认识的,渐渐有了感觉,顺理成章地谈起恋爱来。我不无疑虑地告诉她:“我家成分不好。”她却说:“我家也不好”。其实,她还是比我好一点:她家是“工商业兼地主”。“兼地主”与“地主”在实际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兼者,次也。譬如这一年,陈毅副总理陪同几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从黄山回去,路过泾县到宣纸厂参观,安排在县城吃一餐午饭。官方要临时抽调一批服务人员,端茶端水端菜。是要政治审查的,把她也抽来了。人家就不认为“兼地主”会从中下毒,会搞破坏。若是光光的“地主”,人家就不会要了。我很感激她那句“我家也不好”,立即把我们拉近了。曾经有人说过:“朱普乐好是好,就是成分不好。跟了他,生的儿女都是地主,怎么办?”确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能说人家考虑得不对。赵士华却不管这些,没有考虑“生的儿女都是地主怎么办?”

热恋是极其幸福的,睡梦里都常常笑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感觉都不差。然而19666月,“文革”开始,祸端又起。先是我被打成“牛鬼蛇神”。好在“伟大领袖”要整刘少奇,把我们放了。一场虚惊。这年冬天,她又被揪,说是“现行反革命”。事情是这样的:她已经调到城关一小。晚上政治学习时,她因腹泻内急,上厕所一时匆忙未带手纸,顺手在“大字报栏”上扯了一片旧报纸,却被学校的“红小兵”发现了。一追查,扯下的报纸上有“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说她“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挂牌游街,被批判斗争。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子哪里受得了?造成极大创伤;后来得病也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平稳下来以后,19675月,饱经坎坷的我们,终于结婚了。婚后生活是愉悦的。尽管依然贫困,依然小心翼翼,却挡不住一对年轻人意气奋发。我们相约暂不急于养育小孩,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相亲相爱。然而出人意料,不久便怀孕了。妻子十分沮丧,要做人工流产。我表示疑虑。她说不要紧,想要的时候再怀。还说不能让母亲知道,否则就做不了。于是决定去南京做人流(她的姨妈在南京)。还说手术以后照样要守口如瓶,不许漏嘴。否则母亲会骂死的。我那时特别尊重她的意愿,也无知,就同意了。

妻子一人去了南京,到一家级别较高的大医院做人流。当一切准备就绪,做手术的医生上了手术台,问及情况后连连摇头。说初次怀孕不宜做人流,否则会影响以后孕育,会后悔的。又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的手术她是不会做的。于是未遂。

后来,岳母还是知道了,把我们大骂了一顿。我们差一点因为轻率无知做错事,付出不应有的代价。这么一个好儿子,差一点被我们断送了。我们那样的无知,那样的刚愎自用,太自私了。而且蒙蔽长辈,自以为是。自己老了以后才知道,切莫以为老年人就一定老朽,一定啰嗦,一定烦人;老年人自有优势。这优势便是阅历,便是经验,便是教训。

大儿子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和愉快。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周周正正,言语乖巧。老老少少都喜欢与他逗乐。我们也早早地逍遥于运动之外了,不去掺和。却免不了经受运动带来的痛苦、恐吓与担忧。两派之间的武斗;因武斗而放火烧房的惊骇;岳父的遭难而导致的打击与创伤,一家人依然活得很累、很苦、很揪心。尽管如此,还是拥有过一段合家欢乐的日子。

妻子是个温良驯顺胆小怕事的人。应对变化的能力不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差,遇事慌张常手足无措。这与当时的生存环境是格格不入的。1970年,小儿子出世以后,妻子的身体状况渐渐不如从前,失眠,焦虑,郁郁寡欢。得了抑郁症。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一个个十分无知,甚至都没听说这种病的名字,就连县里的医生也不十分清楚,只是当做神经衰弱来治;只以为性格缺陷、心胸狭隘想不开。也不知道吃过多少中药西药,扎过多少针刺。甚而以为遭了鬼魂,于是“看花”,烧香,烧纸,拜神求仙,祭奠鬼魂。

那是个没有人情关怀、不讲人性的年代,讲的只是思想改造阶级斗争。为此,我们经受过外界不少的误会、白眼与歧视。我经常为妻子请病假,有的领导(不是全部)给予的总是冷漠与官腔,什么“要斗私批修”呀,要“加强思想改造”呀,“心胸要宽广”呀,“不要患得患失”呀。明明是病态,却偏要归咎于思想问题。

第一次生病还是治好了。怎么治好的?却不明白。因为使用的手段很多,反倒分辨不清了。四年以后,1975年,妻子又犯病了。比上次更厉害。心灰意冷,口口声声不想活。还是治疗吃药,还是烧香祭奠,同时加强夜间看护值守。岳母还特地将家中的刀子绳索收了起来,以防不测。然而防不胜防,当我们因长期护守弄得焦头烂额昏昏愕愕的时候,妻子竟利用一个午饭后的间隙,自缢了。那是197610月。

看来,妻子当年选择我,是个错误。婚后十年,我没有能力改善她的生存环境,没有能力让她真正地快乐;生病以后,虽然在劳心劳力上也对得住她,却无力将病治好。如果她选择的是一个成分好、心智高、能力强的男子,结局或许完全不一样。这都是“命“--也只能这样开脱自己了。

妻子是铁了心地走了,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

抑郁症是可怕的。譬如天赋很高的诗人顾城,为了一死,竟然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与孩子,然后自杀。譬如三毛,譬如海明威……可怕就可怕在人们对它的无知。若干年以后,我总算对这个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如果当年我们不是那样的无知,社会不是那样的无知,大众医疗不是那样的无知,妻子是不会撇下我们的。

对不起,妻子,我诅咒无知!

岳母

妻子去世的时候,两个孩子很小。能把他们拉扯大,得力于岳母的关心与帮助。

岳母也是个命途多舛之人,饱受战乱与暴政的祸害。她是南京人,姐妹(弟)七个,她老二。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前夕,为躲避战乱,举家逃来泾县蔡村。离开时,父母将她嫁给了岳父。那年她十七岁。一家人都走了,唯独她留在异乡。

岳母很能干,真的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介入这个家庭时,她上有婆婆,下有七个子女,一家十口。除了岳父一份薄薪,全仗她一手操持张罗。她早年做小生意,“公私合营”后在合作商店当营业员。她似有经商天赋,在那种严密控制的环境中,仍然利用一些少得可怜的机会,偷偷地做点小买小卖。她上山砍柴,开荒种菜,带领儿女砸石子卖……竭尽一切地补贴家用,养育子女。她还要代表家庭与别人打交道,与社会打交道,从单位领导到市井之徒,都不能得罪,都得应酬。

“三年大饥荒”期间,城里人也吃不饱,但比农村好得多。毕竟一个月还有二十五斤半粮食供应(一度减至二十一斤),不全是大米,要搭配一部分杂粮,如发霉的山芋干。其间,岳母得了一场大病。妻子说,人都死过去了,准备后事了,连衣衫都换了。多亏朱治平来了,说“死马当作活马医”,一针扎下去,岳母便缓缓地回过来了,真是奇迹。朱治平是县医院中医,很有名气。岳父那时在县医院当会计,把他请来了。从此,一家人对朱治平崇拜得五体投地。就连后来妻子生病,岳母都力荐朱医生。这时候,朱医生已经离开县医院,回到黄田塘头街行医。于是我陪同妻子,挑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两只箩筐,一只筐里装小儿子,另一只筐里装衣物用品)赶过去,在他家住了五六天,扎针吃药。却没什么明显效果。谁也说不清岳母当年得的什么病。但我以为,岳母一定没有真正死过去,或者也只是“假死”,所以一针下去才能够“起死回生”。如果真的死了,恐怕谁都无力回天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派武斗很厉害。住宅对面的手管局是一派组织据点,经常开枪,经常纵火,殃及民房。一家人都做好应急准备,一见起火,如何逃生,如何抢救财产,都是岳母出主意拿办法。而每次火情中,岳父则只会将一只小木盒抱在怀里。那盒子里面是什么重要东西呢?岳父去世以后,人们打开一看,也就是四十几元钱。

妻子生病以后,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小儿子,才几个月大,没有奶水了,全靠岳母人工喂养。那时候没有奶粉,只能喂粥,喂米糊,营养品就是蒸鸡蛋。因为断奶突然,孩子一时不适应,得了“疳疾”,消化不良,瘦弱,焦躁,爱哭,头发稀枯无光泽。岳母遵从民间办法,将蛆虫捞至清水中长时间浸漂,再放进整个鸡蛋中(每次七条)蒸熟,给孩子喂食,一日一枚。岳母不厌其烦,努力照料。办法虽然原始可笑,倒也有效。两个孩子能有今天,他们的外婆当属第一恩人。所以,小儿子一直将外婆照片置放于案几之上,天天都能见到。孩子不说,我能猜到他的心思,我理解。

然而我却对不住岳母了:妻子去世不久,另一位女性主动走进我的生活。今日记起,我当时出于自卑心理,对于如此径直找上门的“造化”,视为极其珍贵,未曾考虑时势,未曾考虑他人感受,更未曾考虑事情的艰险。如获至宝,怕失之交臂。时日太短,妻子尸骨未寒,无论怎么辩解,我都失当了。凭心而论,岳母不是没有考虑我的再婚之事,只是怕一招不慎,日后两个孩子受委屈。她要求我缓一缓,从长计议,慢慢地找个没有小孩的女人。其实本没有太大分歧,只是看法不一样。我本应尊重她的意见,即使不遵从也应当好好沟通,耐心解释;求同存异,或取得理解。而我却简单从事,硬来硬往。以致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伤害了岳母,也伤害了我的孩子。实践证明,自己也没得到好处。我是在一个不合宜的时段,以不合宜的方式,做了件不合宜的事情。

随着时日的推移,岳母倒是没有长时间地记恨于我,一如既往地帮忙照应我的两个儿子。我只顾忙于生计,忙于孩子的学业与成长,却无暇给予他们应有的情爱,成为一种缺失。这种缺失,正是岳母或多或少给填补了一些。否则,两个孩子的童年就越发可怜了。

“文化大革命”当中,岳父受到迫害,过早地去世了。以后三十多年里,岳母表现出十足的坚毅顽强。可是,当她的儿女们一个个建立自己的家庭以后,这位了不起的母亲,就显得十分孤单与无助了。是的,她还有六个儿女,而且对她都不差。依然是个大家庭,或者说依然是一个血缘群体。然而,再多的儿女也替代不了老伴,再好的儿女也替代不了老伴。伴侣的重要,固然在于年轻时的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在于并肩奋斗中的同甘共苦无私互助,更在于落寞黄昏中的相濡以沫形影相随。这种心绪,我与岳母从未谈论过,尽管她经常与我谈心;也没有与她的儿女们讨论过。只是我的一种感悟,一种越来越趋于老境时的感悟。人生就是怪得很,许多东西不是学来的,而是感悟来的。

我也曾做过一件好事:1997年,专门陪同岳母到小儿子那里小住过几日。小儿子在上海,参加工作不久,尚未买房,租住在一间简陋的一居室里。岳母原本身体不好,此刻却精气神十足。四层楼梯一步未歇,径直爬了上去。我们把闲置不用的厨房打扫干净,作为她的临时卧室。很小,她却觉得很安逸。

某年春节,孩子回家过年。正月里我请岳母来小住一时(每年的大年夜,她必定只在儿子家过)。当孩子返回单位上班的当天,岳母即离开了。是那样的自尊与自觉,不越分毫。无怪孩子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评价:别看外婆年纪大了,说话做事总还是那样得体。

岳母是2000年春节后作古的,终年七十九岁。如果岳母能活到今天该多好。我可以陪她去深圳玩玩,去香港玩玩。当不知何等愉悦。

对不起,岳母。我们对你的回馈太少了,惭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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