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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饿
“肚子空空的，想吃东西”－－这是某词典对“饿”的解释。“饿”的感觉多种多样，“想吃东西”只是一般反应。长时间吃不饱，饿狠了，头昏眼花，走路打漂，饥肠辘辘，五心烦躁。甚至呕吐清水，心如刀绞。久而久之，身体急剧消瘦，各个器官损伤，各项机能衰竭；躺下坐不起，坐下站不起，诸多毛病趁虚而来。直至奄奄一息，恍恍忽忽，但求速死而已。这是一位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农村长者，所述的关于饿的体验。
我也经历过“三年大饥荒”。但因为在学校读书，尚有定量供应粮食，没有断过炊。所以对“饿”的体验未达极致，只是一般，如词典上所说。1958年下半年开学，我们还是可以吃饱的。那时候，高中生每月定量30斤，渐渐地定量逐减，减到24斤。城镇居民也由25斤半减至21斤。不光是口粮减少。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副食品供应也越来越奇缺。所有能吃的东西都不见了，找不到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譬如“大办钢铁”中，我们以前挑矿石回校，途经榔桥，总可以在饭馆里买上几个米饼，二分钱一个，不贵。后来就见不着了。
最初的感觉是每餐都不够吃，总是饿兮兮的，好像没吃一样。晚饭更少些。我们就尝试将饭菜倒在一起，加水煮成“涨饭”。看上去多一些，当时也可以吃饱。但两次厕所一跑，又饿了。正是年轻小伙，需求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后来，学校改成一干两稀，晚餐是稀饭。更饿了。
分饭，成了不小的矛盾。第一必须全桌八个人全部到场。第二，主持分饭者轮流值日。第三，必须绝对公平。前两项都好办。唯有第三项很难把握。一人在分饭，其余七双眼睛“滴溜溜”盯着，神色严肃紧张。为了避免主持分饭者有亲疏好恶之分，大家相约先将八碗饭分好以后，依次拿取，最后一份属分饭人。这一顺序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每日顺次推移。应该很公道了，却有人觉得仍然可能“作弊”。定量供应并非全是大米，每每搭配杂粮，如山芋，泥豆，霉了的山芋干。一桶山芋大大小小，怎么分才公平？有人想出点子，做一杆秤，称。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全校推开，一个桌上一把秤。后来分饭也就延用这一办法了。还是女同学爱意思，一般不用秤。虽然她们也吃不饱，但不像男生那样“恶辣辣”计较。
也许你不相信，以为我杜撰；也许你鄙视，以为这些学生卑劣。其实不然。民以食为天，饥民们可以揭竿而起，可以疯狂妄为，怎么不可以斤斤计较呢？
偷食是常有的事。胆子大的学生，三三两两结伴游弋于伙房之中，见到什么拿什么，只要是能吃的：锅巴、馒头、萝卜、山芋，乃至于咸菜。后来炊事员警觉了，收得紧紧，什么也偷不到了。也有少数女生流窜其间，她们不是偷，是要。有个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眼疾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逗，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次，老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的女生。女生吓得掉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然毫无愧色，一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捆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烈，如同一座监狱（现在的监狱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堂”。食堂为大队干部所掌控，任意克扣老百姓。当时的民谣称：“炊事员呵卵脬，干部打饭底下捞，社员打饭上头漂……大队长吃得胖墩墩，小队长吃得刚刚好，社员吃得歪歪倒。”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
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
1960年暑期，我们全班寄读于宣城师范。同时寄读的还有广德县和郎溪县各一个师范班，与宣城师范的学生混合编成一个数理班,两个文史班。我们数理班人多，有六十几个学生。宣城师范是一所老学校。国民党时期，民盟的章伯钧先生当过校长。图书馆、实验室、阶梯教室、运动场……应有尽有。不像黄田师范如同一座破庙，我们大开眼界。师资力量也很雄厚，教学正规。然而饥荒则更加厉害了。“大跃进”已经搞了两年，“大饥荒”也已经延续两年。日积月累，苦不堪言。
开学不久，我们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都是地铺。夜里，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里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账，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
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麦菜、刺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山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荒年间救命于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会胀痛致死。
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
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后，被人挖开来，割其肉(其实巳经没有肉了）而食。二是将活人弄死，食其肉。黄田小学朱寿根老师，打成“右派”以后死了。他女儿七、八岁，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亲戚的妹妹，八、九岁，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这是永华告诉我的。苏红乡桃岭村一女人，挖了点葛根在塘边洗，村里一小孩在旁边观望。女人说：“晚上到我家去，给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煮吃了。后来，这个女人无人敢娶，说她是吃过人的人。
爱民乡一中学生，翻杨尖岭去桃东中学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出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三年大饥荒”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批拨粮食。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淮北萧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
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回忆，泾县大约饿死四、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阅新《泾县志》。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志却回避了“大饥荒”，没能“秉笔直书”。可贵的是在“人口”栏目做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含因饥饿致病死亡）四分之一人口，平均每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人非正常死亡！
也有极少数地方好一些。譬如云岭公社，饿死人就少些。1959年春节，那地方的农民每人还有几个“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黄豆……对于许多地方饿饭的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住云岭的学生带回学校的信息，我们羡慕不已。原来，云岭公社书记吴书是个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农民。比较求实，不主动浮夸，不积极追捧高指标。一句话：他还能拿老百姓当人。因此，他也一直被认为“右”得很，“落后”得很。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再迟些日子“揭盖子”，就要划他的“右倾”－－材料都准备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云岭李家岗下乡“蹲点”期间，不少农民还在念念不忘他的好处。我便写了篇散文《轻舟掌舵人》，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当然，我没有写饿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不敢写。
而今网上有人发帖：“右粪们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证据呢？‘万人坑’在哪里？死人照片呢？拿出来看看！”此人一定年岁不大。大概从“南京大屠杀”知道了“万人坑”，便以为死人多了都有“万人坑”。殊不知“大跃进”饿死人不是集体屠杀，不是地震，不是瘟疫；而是一个个熬不过去慢慢死去的。路死路葬，沟死沟埋；或陈尸荒野，或草草成冢。哪能“享受”到“万人坑”？说到照片，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极低，莫说农村了，就是城市里，也是极少人才买得起相机的。即便买得起，人们也不敢买。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高档”用品是很容易惹起祸端的。因为拥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见不鲜－－说你“偷听敌台”，便是“反革命”了。如果有人胆敢拍摄饿死人的照片，不立马遭到逮捕那才怪哩。且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日子，凡“大跃进”中饿死者的家属，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视为“反动社会基础”（俗称“危险分子”）而遭到“内控”。如此招数，常人是难以想像到的。“右粪”们说的都是真话。“左粪”们不信，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邪恶，便是因为足够的无知。无知倒不可怕，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就会明白了。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急于取代他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无奈国力贫穷，说话不响，难服“社会主义阵营”之众。于是发动“大跃进”，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高压下，全国浮夸成风。所谓的“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在报纸上出现。仅以水稻为例：……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亩产43869斤（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公社亩产52599斤（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60437斤（同年9月5日人民日报），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同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同上）。这些子虚乌有的“高产量”，带来了残酷的“高征购”。谁不拥护，谁不追捧，谁就是“右倾”，谁就是反动；轻则遭批判斗争，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农村中以“反瞒产私分”为名，挖地三尺，搜刮粮食。官方强征暴敛，民间颗粒无存。不少基层干部更是泯灭良知，迎合上级，为虎作伥，横行乡里，涂炭了千万生灵。
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大一点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守在厕所门口，有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掏，鲜血直滴。
每个班都有一块菜地，由班上劳动委员安排种菜，如萝卜、青菜、甘蓝菜等。收的菜以低于市场价格卖给食堂，其所得作为班费。为防止有人偷菜，全校各班轮流值夜。我们巴望着值夜。因为值夜有一顿“美餐”。其实就是每人二两稀饭，或者两个馒头，由食堂按人头分发。美就美在自己可以到菜地砍菜来煮食。譬如砍一些甘蓝菜，切碎，于大锅里煮熟，放点盐，没有油，却觉得很好吃。剩下半锅，大家平分。每人一小盆，带回寝室收好，第二天乃至第三天吃。只能在本班菜地砍，不能动别班的菜。无任何人规定，却都这么遵守。心照不宣，不约而成。
有一次，我们全班到双桥公社拔胡萝卜。双桥公社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友安的发祥地，是宣城县一面红旗。他们的生产好像比别的地方搞得好一些，种了大片大片的胡萝卜。我们一边拔一边吃，非常开心。还将围巾解下来，拦腰将棉袄扎紧。再把一个个带泥的胡萝卜在裤子上蹭一蹭，揣进怀里。一个个揣成“大胖子”。公社的人并不干涉，知道这些学生太饿了，可怜。午饭由各班自己煮，每人半斤米（由学校食堂带来），再加二斤（其实不止）胡萝卜，一起煮，加点盐，没菜，却吃得很香。大多数同学都留下一碗或一茶缸，带回慢慢吃。唯独唐荣华肚子大，从来没说过一个“饱”字。他说：“还留？留什么？干光了事。”他真的全部吃光了，干干净净。稍过片刻，当别人下田劳动时，他却站在那里抱住一棵树，不能动了。也坐不下来。好在他消化力强，无碍大事。个把钟头以后才离开那棵树，可以慢慢走动了。遂成笑柄。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也是饿急了。
1961年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一天晚上，我在食堂吃了三两米糊，根本不够。听说南门口饭店有饭卖，我便去了。买了半斤米饭（要粮票），外加一碗红烧茄子。味道不错，还是没饱。狠狠心又买了半斤米饭，又一碗茄子。这才饱了。这个晚餐，硬是吃了一斤三两，还有那么多菜。
班上有个姓彭的学生，说他爸是商店经理，可以买到“高级月饼”，问我要不要。当然要！立刻将钱与粮票交给他。第二天他带给我一个一斤重的月饼。趁着没有课的时段，我打来一瓶开水，将宿舍门关上，独自享用。本准备吃一半留一半，却刹不住嘴，居然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赵步岳还是“右派”，在城关小学一边劳动一边教课。他人缘关系好，路子广，间或能弄到吃的东西。一天，他从幕山园艺场买来两大篮新鲜山芋，晚上把我们五、六个单身汉邀去共享。赵步岳吃得太多，第二天肚子痛，急性胃肠炎，病了几天才好。听说还有人连吃十几个茶叶蛋，结果胀死。后来才知道，长期吃不饱的人，突然吃的太多太胀，肠胃一时适应不了，容易出事。饿狠了，难以控制进食，也是饥荒年代的真实写照。
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坵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放牛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的。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
收割那天，县城里来了三个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来，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得合不拢嘴。饱了，就是这个样子。
只此一季，第二年就不准这么干了。
炊事员对我也很客气。因为我经常为他们做点文墨事情，如写信，写请假条，写借据等等。他们都不识字。买饭的时候，总要给我多打一点。明明四两，实际给我半斤。从此，我是餐餐都能饱了。
一个从“三年大饥荒”爬过来的人，此时觉得无比幸福。
对不起，我的亲人
外婆
外婆一直寡居在“长房”里，与姑奶奶家相距不过五十米。姑奶奶就是外公的妹妹，人称凤奶奶。
姑奶奶也是早年守寡，儿子在江西上饶经商。家里有儿媳和孙子，三个人过。外婆便常常去她家打发日子。姑嫂俩谈谈心，说说天气，说说各自的孙子外孙。有什么好吃的了，或者逢时过节，姑奶奶总是喊外婆吃饭。不是光吃，也帮她家做做事，都是手边上的事。姑奶奶青光眼，瞎子。儿媳妇做事不大在行。“土改”前请了佣人，“土改”后不允许了，不能再“剥削”人家。因为有儿子在外面谋事，“土改”以后，姑奶奶一家依然过得光鲜。外婆深得她们照应。姑奶奶的孙子朱永康，小名长生，1955年小学毕业以后没有考取中学，到上饶去了，听说后来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土改”以后，外婆把自己名下的一份田托付给村民耕种，按例收获一份稻子。虽然母亲无力照管她了，日子还是可以过的。她也间或帮人家绣花，搓搓蔴索（纳鞋底用），做点手边活。老了，眼力不济，做起事来很慢。
外婆希望我晚上与她作伴，我也乐意去陪她。条件是给我讲故事。外婆不识字，肚子里却有许多故事：《昭君和番》、《珍珠塔》、《玉堂春》……外婆是怎么知道这些故事的呢？原来，是在汉口看戏看来的。外婆曾经是个戏迷。
外婆给我讲的多是言情故事：公子讨饭，小姐落难；父母嫌贫爱富，执意悔婚，女儿不从，说“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落难公子在一个破庙里苦苦读书，终于考中状元，于是洞房花烛，拜堂成亲。大团圆。外婆讲故事口才平平。她不会渲染，不会雕琢，也不会于关键地方卖关子，解“包袱”。就是平平地叙述，有点像介绍剧情，但也好听－－有的听总比没的听好。听着听着我便入睡了。第二天，打听故事结局，外婆说“我不是讲了吗？你睡着了吧？看，白讲了。”于是又将结局叙述一遍。
还给我说黄田往事。说“洋船屋”，说石井坑，说“长毛”驻扎旗山的事。“长毛”就是太平天国军队。外婆不知道，只知道“长毛”披头撒发，杀人放火。说朱典卿，说朱侠骨，说“冲水凼”边上朱寿根小时候捅杀人，赔了不少钱的事。说四座牌坊有一座没有顶，为什么？那是一座贞节坊。当年建坊的时候，总是竖不起顶来，竖起就落。管事人估猜其中必有缘故。于是询问这位节妇。节妇老了，头脑却十分清楚，不好意思地说：有一次看见“公鸡踩水”，自己笑了一下。管事人“啊”了一声，不再强行竖顶了，于是那座牌坊就没了顶。我不懂，不就是公鸡欺侮母鸡－－打架么？怎么啦？怎么笑都不能笑？“公鸡踩水”怎么就把个牌坊顶给“踩”了呢？没有顶的牌坊，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外婆说，讲是这么讲，哪知道是真是假呢？你还小，大了就懂了。
外婆还经常留点东西给我吃。譬如灌心糖、绿豆糕、蚕豆、杏子……不多，都只有一点点，都是姑奶奶让她吃，她刻意留下的。有时候也去买上一角钱的红糖或是砂糖，装在一个小盅里，叫我每天吃上一两勺，甜甜嘴。
高级社以后，农民的土地逐渐充公了。像外婆这样的“社员”，无力参加劳动，没有工分，吃饭成了问题。说是农业社给“五保”－－其实就是“一保”：保口粮。月管月到社里称点米来。至于吃菜，都是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村里老百姓都还好，只要自家菜园里有的，都乐于助人。有这种传统。外婆好像也不怎么生病。伤风咳嗽倒是有的，在农村不叫病，挺一挺过去了。冬天气喘气闷，没办法，只有焐暖一点，到了春天自然就缓解了。真有什么不舒服了，向姑奶奶要点药，什么“六神丸”啦，“鹧鸪菜”啦，仁丹啦，羚羊角啦，姑奶奶家中存了一些常用药。她做好事，村子里无论谁去要，都给。
1958年，大难临头。“大办人民公社”了，“大办公共食堂”了，所有人一律到食堂就餐，一律不准个人私存粮食，家里不准冒烟。公共食堂先是吃饭，而后是吃粥，而后是粥越来越稀，而后成了米汤，最后连米汤都没有了。这时候，母亲已遭逮捕，送到劳改茶场去了。外婆七十多岁，经不住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姑奶奶和她的儿媳也去世了。姑奶奶是个盲人，饿得不能动，睡在床上扯棉絮充饥。三年大饥荒，老年人死得最多，也最早。人老了，经不住拖。
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于死亡，人们见的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
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
对不起，外婆。浩劫临头，我没有能力让你活下来，可我应该有能力嚎啕大哭呀！竟然没有做到，我真该死。
妹妹
最怕回忆的，就是妹妹。
妹妹属狗，生于1946年。世道已经不太平了，家境也越来越不济。母亲与“姑妈”已经各生一个男孩，将风头抢尽了，妹妹这时候来到人世，实在没有选对时机。上上下下都重男轻女，根本就没拿她当回事。母亲常说：怎么这样讨嫌她？好像是我“拖油瓶”带来的？
“土改”的时候，妹妹四岁，世道的变故，母亲的遭难，家道的中落，小小年岁的她是怎么看待呢？幼小的心灵该遭到怎样的创伤呢？没有与她沟通过。哪怕是语无论次地瞎扯都没有扯过。将心比心，她一定莫名其妙，一定大惑不解，一定无可奈何吧。我比她大了四、五岁，尚且如此，她一定更加懵懂了。
懵懂也好。如果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没有“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妹妹是可以懵懂地过完一生的。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1959年，十三岁的她，终于逃不过那场劫难，饿死了。她是紧随外婆而去的。在“那边”，她也一定与外婆一起吧，彼此也好有个照应。“那边”能吃得饱么？
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为民请命”，十分委婉地反映了广大农村真实状况。岂料“伟大领袖”龙颜大怒，将其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不但没有“纠左”，反倒反起“右倾”来。于是无法无天的人更加无法无天了，“五风”更厉害了，农村中的灾难也就更厉害了。黄田村接连三个月不见一粒米。外婆与妹妹都是那时候饿死的。许多人都是那时候饿死的。母亲被抓走了，妹妹无依无靠，独自苦苦挣扎。我也时不时地从自己碗里匀出一点，带给她吃，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说我自己也是餐餐吃不饱的。我曾经扯开面子，溜到学校伙房里，在尚未清洗的饭桶里刮取残余米汁，凑在一起，悄悄带回。渐渐地，就刮取不到了。一是饭桶越来越“干净”，有的学生甚至用嘴去舔，用手去抹。一点一滴都不“浪费”。二是伙房不准人刮了。炊事员老潘就很坏，见人去了，赶紧往桶里倒水。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对不起，妹妹。我没能让你活下来。痛心疾首，愧悔至极。
去年，我去徽州采访朱建秋以后，越发自责。朱建秋是郑家瑾的胞妹。1959年，郑家瑾中师毕业，分配到泾县苏红中学任教，便将朱建秋带在自己身边。父母双亡，饥荒盛行。郑家瑾尽到兄长责任，照应妹妹。从而使妹妹脱离农村，免遭了可能遭到的灾难，活下来了。
我却没有做到。诚然，与之相比，那时候我还没有工作，自顾不暇,但这并不足以开脱自己。我缺乏的是那种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的精神与勇气。同许多家族一样，我们这个家族也是自私的。正常状态下，可以维持一团和气；遇到极端情况，就容易分崩离析。我无例外，根本不及母亲。我怯懦了，偷生了，以致于精神上一直遭到责任与良心的鞭挞，也是该当。
妻子
1961年，安徽实行“责任田”，农村中的饥荒状况逐渐好转。第二年，我调至潘村中学，真正能吃饱了。
肚子一饱，便不知不觉地考虑起婚姻大事来。潘村中学离县城十五华里，在潘村营一个破旧的祠堂里，四周一片稻田。附近村里有一家豆腐店，一家杂货店，一个卫生所，还有一座小学。潘村中学的前身是“大跃进”中开办的农校，学生年龄偏大。尤其女生，更大一点。春心萌动，情窦初开，已经“懂事”。未婚教师多与这些“懂事”的女学生谈恋爱，一人挂靠一个，来来往往，算得一道风景。也有两位女生对我有好感，却都是家在农村。“三年大饥荒”真让我害怕了，心存余悸，不想要农村女孩：假如再来“大饥荒”怎么办？不是自找苦吃？卫生所的沈医生给我介绍一位女护士，倒是吃商品粮的。我却没看上：护士脸上有几粒白麻点。并不是十分招眼，应该算不了什么，我却有些挑剔。第二年进城，有人给我介绍一位街道上的女孩，初中毕业，没有工作。见过一次面，我便退却了：我一个月拿三十四元五角，能养活一家吗？我想找个有工作的女孩。
这年冬天，我遇到后来的妻子赵士华了。她毕业不久，在幼儿园工作，与文化馆门对门。我们是在一次群众文化活动中认识的，渐渐有了感觉，顺理成章地谈起恋爱来。我不无疑虑地告诉她：“我家成分不好。”她却说：“我家也不好”。其实，她还是比我好一点：她家是“工商业兼地主”。“兼地主”与“地主”在实际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兼者，次也。譬如这一年，陈毅副总理陪同几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从黄山回去，路过泾县到宣纸厂参观，安排在县城吃一餐午饭。官方要临时抽调一批服务人员，端茶端水端菜。是要政治审查的，把她也抽来了。人家就不认为“兼地主”会从中下毒，会搞破坏。若是光光的“地主”，人家就不会要了。我很感激她那句“我家也不好”，立即把我们拉近了。曾经有人说过：“朱普乐好是好，就是成分不好。跟了他，生的儿女都是地主，怎么办？”确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能说人家考虑得不对。赵士华却不管这些，没有考虑“生的儿女都是地主怎么办？”
热恋是极其幸福的，睡梦里都常常笑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感觉都不差。然而1966年6月，“文革”开始，祸端又起。先是我被打成“牛鬼蛇神”。好在“伟大领袖”要整刘少奇，把我们放了。一场虚惊。这年冬天，她又被揪，说是“现行反革命”。事情是这样的：她已经调到城关一小。晚上政治学习时，她因腹泻内急，上厕所一时匆忙未带手纸，顺手在“大字报栏”上扯了一片旧报纸，却被学校的“红小兵”发现了。一追查，扯下的报纸上有“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说她“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挂牌游街，被批判斗争。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子哪里受得了？造成极大创伤；后来得病也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平稳下来以后，1967年5月，饱经坎坷的我们，终于结婚了。婚后生活是愉悦的。尽管依然贫困，依然小心翼翼，却挡不住一对年轻人意气奋发。我们相约暂不急于养育小孩，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相亲相爱。然而出人意料，不久便怀孕了。妻子十分沮丧，要做人工流产。我表示疑虑。她说不要紧，想要的时候再怀。还说不能让母亲知道，否则就做不了。于是决定去南京做人流（她的姨妈在南京）。还说手术以后照样要守口如瓶，不许漏嘴。否则母亲会骂死的。我那时特别尊重她的意愿，也无知，就同意了。
妻子一人去了南京，到一家级别较高的大医院做人流。当一切准备就绪，做手术的医生上了手术台，问及情况后连连摇头。说初次怀孕不宜做人流，否则会影响以后孕育，会后悔的。又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的手术她是不会做的。于是未遂。
后来，岳母还是知道了，把我们大骂了一顿。我们差一点因为轻率无知做错事，付出不应有的代价。这么一个好儿子，差一点被我们断送了。我们那样的无知，那样的刚愎自用，太自私了。而且蒙蔽长辈，自以为是。自己老了以后才知道，切莫以为老年人就一定老朽，一定啰嗦，一定烦人；老年人自有优势。这优势便是阅历，便是经验，便是教训。
大儿子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和愉快。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周周正正，言语乖巧。老老少少都喜欢与他逗乐。我们也早早地逍遥于运动之外了，不去掺和。却免不了经受运动带来的痛苦、恐吓与担忧。两派之间的武斗；因武斗而放火烧房的惊骇；岳父的遭难而导致的打击与创伤，一家人依然活得很累、很苦、很揪心。尽管如此，还是拥有过一段合家欢乐的日子。
妻子是个温良驯顺胆小怕事的人。应对变化的能力不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差，遇事慌张常手足无措。这与当时的生存环境是格格不入的。1970年，小儿子出世以后，妻子的身体状况渐渐不如从前，失眠，焦虑，郁郁寡欢。得了抑郁症。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一个个十分无知，甚至都没听说这种病的名字，就连县里的医生也不十分清楚，只是当做神经衰弱来治；只以为性格缺陷、心胸狭隘想不开。也不知道吃过多少中药西药，扎过多少针刺。甚而以为遭了鬼魂，于是“看花”，烧香，烧纸，拜神求仙，祭奠鬼魂。
那是个没有人情关怀、不讲人性的年代，讲的只是思想改造阶级斗争。为此，我们经受过外界不少的误会、白眼与歧视。我经常为妻子请病假，有的领导（不是全部）给予的总是冷漠与官腔，什么“要斗私批修”呀，要“加强思想改造”呀，“心胸要宽广”呀，“不要患得患失”呀。明明是病态，却偏要归咎于思想问题。
第一次生病还是治好了。怎么治好的？却不明白。因为使用的手段很多，反倒分辨不清了。四年以后，1975年，妻子又犯病了。比上次更厉害。心灰意冷，口口声声不想活。还是治疗吃药，还是烧香祭奠，同时加强夜间看护值守。岳母还特地将家中的刀子绳索收了起来，以防不测。然而防不胜防，当我们因长期护守弄得焦头烂额昏昏愕愕的时候，妻子竟利用一个午饭后的间隙，自缢了。那是1976年10月。
看来，妻子当年选择我，是个错误。婚后十年，我没有能力改善她的生存环境，没有能力让她真正地快乐；生病以后，虽然在劳心劳力上也对得住她，却无力将病治好。如果她选择的是一个成分好、心智高、能力强的男子，结局或许完全不一样。这都是“命“－－也只能这样开脱自己了。
妻子是铁了心地走了，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
抑郁症是可怕的。譬如天赋很高的诗人顾城，为了一死，竟然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与孩子，然后自杀。譬如三毛，譬如海明威……可怕就可怕在人们对它的无知。若干年以后，我总算对这个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如果当年我们不是那样的无知，社会不是那样的无知，大众医疗不是那样的无知，妻子是不会撇下我们的。
对不起，妻子，我诅咒无知！
岳母
妻子去世的时候，两个孩子很小。能把他们拉扯大，得力于岳母的关心与帮助。
岳母也是个命途多舛之人，饱受战乱与暴政的祸害。她是南京人，姐妹（弟）七个，她老二。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前夕，为躲避战乱，举家逃来泾县蔡村。离开时，父母将她嫁给了岳父。那年她十七岁。一家人都走了，唯独她留在异乡。
岳母很能干，真的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介入这个家庭时，她上有婆婆，下有七个子女，一家十口。除了岳父一份薄薪，全仗她一手操持张罗。她早年做小生意，“公私合营”后在合作商店当营业员。她似有经商天赋，在那种严密控制的环境中，仍然利用一些少得可怜的机会，偷偷地做点小买小卖。她上山砍柴，开荒种菜，带领儿女砸石子卖……竭尽一切地补贴家用，养育子女。她还要代表家庭与别人打交道，与社会打交道，从单位领导到市井之徒，都不能得罪，都得应酬。
“三年大饥荒”期间，城里人也吃不饱，但比农村好得多。毕竟一个月还有二十五斤半粮食供应（一度减至二十一斤），不全是大米，要搭配一部分杂粮，如发霉的山芋干。其间，岳母得了一场大病。妻子说，人都死过去了，准备后事了，连衣衫都换了。多亏朱治平来了，说“死马当作活马医”，一针扎下去，岳母便缓缓地回过来了，真是奇迹。朱治平是县医院中医，很有名气。岳父那时在县医院当会计，把他请来了。从此，一家人对朱治平崇拜得五体投地。就连后来妻子生病，岳母都力荐朱医生。这时候，朱医生已经离开县医院，回到黄田塘头街行医。于是我陪同妻子，挑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两只箩筐，一只筐里装小儿子，另一只筐里装衣物用品）赶过去，在他家住了五六天，扎针吃药。却没什么明显效果。谁也说不清岳母当年得的什么病。但我以为，岳母一定没有真正死过去，或者也只是“假死”，所以一针下去才能够“起死回生”。如果真的死了，恐怕谁都无力回天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派武斗很厉害。住宅对面的手管局是一派组织据点，经常开枪，经常纵火，殃及民房。一家人都做好应急准备，一见起火，如何逃生，如何抢救财产，都是岳母出主意拿办法。而每次火情中，岳父则只会将一只小木盒抱在怀里。那盒子里面是什么重要东西呢？岳父去世以后，人们打开一看，也就是四十几元钱。
妻子生病以后，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小儿子，才几个月大，没有奶水了，全靠岳母人工喂养。那时候没有奶粉，只能喂粥，喂米糊，营养品就是蒸鸡蛋。因为断奶突然，孩子一时不适应，得了“疳疾”，消化不良，瘦弱，焦躁，爱哭，头发稀枯无光泽。岳母遵从民间办法，将蛆虫捞至清水中长时间浸漂，再放进整个鸡蛋中（每次七条）蒸熟，给孩子喂食，一日一枚。岳母不厌其烦，努力照料。办法虽然原始可笑，倒也有效。两个孩子能有今天，他们的外婆当属第一恩人。所以，小儿子一直将外婆照片置放于案几之上，天天都能见到。孩子不说，我能猜到他的心思，我理解。
然而我却对不住岳母了：妻子去世不久，另一位女性主动走进我的生活。今日记起，我当时出于自卑心理，对于如此径直找上门的“造化”，视为极其珍贵，未曾考虑时势，未曾考虑他人感受，更未曾考虑事情的艰险。如获至宝，怕失之交臂。时日太短，妻子尸骨未寒，无论怎么辩解，我都失当了。凭心而论，岳母不是没有考虑我的再婚之事，只是怕一招不慎，日后两个孩子受委屈。她要求我缓一缓，从长计议，慢慢地找个没有小孩的女人。其实本没有太大分歧，只是看法不一样。我本应尊重她的意见，即使不遵从也应当好好沟通，耐心解释；求同存异，或取得理解。而我却简单从事，硬来硬往。以致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伤害了岳母，也伤害了我的孩子。实践证明，自己也没得到好处。我是在一个不合宜的时段，以不合宜的方式，做了件不合宜的事情。
随着时日的推移，岳母倒是没有长时间地记恨于我，一如既往地帮忙照应我的两个儿子。我只顾忙于生计，忙于孩子的学业与成长，却无暇给予他们应有的情爱，成为一种缺失。这种缺失，正是岳母或多或少给填补了一些。否则，两个孩子的童年就越发可怜了。
“文化大革命”当中，岳父受到迫害，过早地去世了。以后三十多年里，岳母表现出十足的坚毅顽强。可是，当她的儿女们一个个建立自己的家庭以后，这位了不起的母亲，就显得十分孤单与无助了。是的，她还有六个儿女，而且对她都不差。依然是个大家庭，或者说依然是一个血缘群体。然而，再多的儿女也替代不了老伴，再好的儿女也替代不了老伴。伴侣的重要，固然在于年轻时的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在于并肩奋斗中的同甘共苦无私互助，更在于落寞黄昏中的相濡以沫形影相随。这种心绪，我与岳母从未谈论过，尽管她经常与我谈心；也没有与她的儿女们讨论过。只是我的一种感悟，一种越来越趋于老境时的感悟。人生就是怪得很，许多东西不是学来的，而是感悟来的。
我也曾做过一件好事：1997年，专门陪同岳母到小儿子那里小住过几日。小儿子在上海，参加工作不久，尚未买房，租住在一间简陋的一居室里。岳母原本身体不好，此刻却精气神十足。四层楼梯一步未歇，径直爬了上去。我们把闲置不用的厨房打扫干净，作为她的临时卧室。很小，她却觉得很安逸。
某年春节，孩子回家过年。正月里我请岳母来小住一时（每年的大年夜，她必定只在儿子家过）。当孩子返回单位上班的当天，岳母即离开了。是那样的自尊与自觉，不越分毫。无怪孩子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评价：别看外婆年纪大了，说话做事总还是那样得体。
岳母是2000年春节后作古的，终年七十九岁。如果岳母能活到今天该多好。我可以陪她去深圳玩玩，去香港玩玩。当不知何等愉悦。
对不起，岳母。我们对你的回馈太少了，惭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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