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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初中三年

 

初中三年,最突出一个字就是穷。

考上泾县中学以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母亲只好将家中唯一像样的一张床卖了,让我报到注册。尔后每月给我七元钱。其中交伙食费六元五角,剩下五角钱零用。用于洗澡,用于买肥皂牙粉(牙膏太贵,牙粉只要四分钱一盒,那时候普遍有卖),用于买墨水--不是整瓶的墨水,而是小包的晶状粉末,自己以清水化开。偶尔也“奢侈”一回:花一分钱买两片没有纸包的裸糖(最便宜),慢慢含化。见一位女教师去买糖,指着玻璃纸软糖问:“这糖几个钱一斤?”我呆了,啧啧称叹,怎么问“一斤”呢?觉得不可思议。好在学校伙食不差,每天都有荤菜,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也就不怎么嘴馋了。

只有一床被子。被絮也旧了,硬梆梆的。垫一半盖一半。虽说床上铺有稻草,冬天还是冷得吃不消。经常睡到半夜脚都不热,只得找人合铺,两个人挤在一起暖和多了。那时候冬天奇冷。雪下得很厚,屋檐下的冰凌达二尺多长,终日不化。从未穿过棉裤,只有一条母亲穿过的夹裤。一天到晚“猴”着身子,冻得瑟瑟发抖。好在年少,经得起寒冻。真的是青春年少不知愁,稀里糊涂地过,居然过过来了。第二年,学校给我戊等助学金,每月两元四角。养父也迁到黄田,豆腐店生意有了好转,开始接济我了。这才勉强读到毕业。

毕业那年,泾县中学正筹办高中部,老师们千方百计动员学生上高中。我急了,再三跟老师解释,说自己不是不想上高中,更不是不喜欢泾中,无奈家里太穷,没有经济来源。只想上师范,或者卫校。可以免费,还可以早点出来工作。曹彬彬笑话我:“唉哟--还上师范?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我不管这些。我不能同他比。他家虽然也是地主,但是城里的地主,父母双全,底子厚,读得起高中。中考过后,对我进行口试的朱鸿祖老师,又劝我上高中,我也没答应。想想不放心,跑到他房间,向他详细申述了我的苦处。希望能让我上中专。朱鸿祖也是黄田人,想得到他的关照。

不光是穷,还有个成分问题。“反右”以后,我们这些人心里压着一种隐隐的惶恐。说不清道不明,时隐时现,或有或无,飘忽游离,总也淡定不下来。快要离开学校那些日子,我们几个年龄差不多、家庭情况也差不多的同学,经常在学校门口的土路上散步(就是现今“皖南第一街”,当年还是刚开挖的土路)。谈理想,谈志向,也谈忧虑与惶恐。王可钧说:“还是你好。你中专毕业就有工作了。而我们还不知道三年以后是个什么政策,前程未卜。”不幸言中。三年后,他们高中毕业,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根本无缘大学。这些人学习成绩特别好,中考那年,据说曹彬彬是两个班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及格者。无论初中高中,他与王可钧、余耀辉、杨松林这些人,都是班上佼佼者。余耀辉后来拜师学中医,在陈村镇卫生院当医生;杨松林回乡务农;曹彬彬一直在街道做临时工,后来落脚于镇办企业;王可钧到新疆石河子农场去了。他是陈村人,父亲在石河子农场劳改,刑满留场就业。我在文化馆的时候,有一次在泾县汽车站遇到他,他告诉我投奔新疆的事。说:“没办法,为了生存。”那种无奈与渺茫的神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总算有过这么一次正确抉择。恐怕还是穷困断了我的后路,帮了我的忙,才执意未上高中。如果家境好一些的话,也许会和他们一样。正因为家无三斗粮,才做起“孩子王”来了。

班上同学年龄差异很大。我是比较小的,但不是最小。最小曹彬彬,比我小一岁。年龄大的就多了。有些都结婚了。已经生小孩的绝非一个两个。这些人每到周六,吃过午饭就开溜了。星期日下午再赶回学校。那时候不通汽车,全靠徒步,往返近百里。吃这把苦干什么?怎么如此恋家?而我们,星期六下午到阅览室看看书,到操场上打打球;星期天上午洗洗衣服被子,下午上街遛遛。多好,多自在。我们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总是两头跑。他们说家里有事,需要回去帮忙。怎么每周都要帮忙呢?就这么多事?有的人不耐烦了:“去去去,小家伙懂什么?”一副不屑一谈的样子。

初一开学排座位,我是第二排。初三毕业的时候,已经坐在倒数第二排了。我长得很快,就是瘦。

我体育不好。最头痛的是体育课。跑,跳,前滚翻后滚翻,还可以及格,遇到力量型项目就干瞪眼了。一次测试爬竿,真叫我丢尽面子。先是用两只手,不准用脚帮忙,硬爬,班上能爬上去的人寥寥无几。次之,允许双脚配合,一半人可以爬上去。再次,允许赤脚配合,只有我们几个人依然爬不上去。其中男生唯我一个。这件事让我自卑,让我头痛。

头痛的还有期末评语。最后总有这么两句:“要主动靠拢组织,争取进步。”这个组织指的是团组织。我不知道怎么个靠拢法。母亲常批评我不会粘人。我粘谁呢?怎么粘?偶尔也为此苦恼。班上有个团支部,陈乌云担任书记。陈乌云比我们大得多,都嫁人了,在班上也是一副老格格的样子,仿佛是个老干部。她喜欢管事,也能管事。晚自修的时候,总见她在维护秩序,不准说话,不准走动。嗓门又特别大:“不要讲话了!怎么老是讲话?死了皮是不是?”总是恶狠狠地训斥大家。她对我们常常不屑一顾。开口一个“小鬼”,闭口一个“小家伙”。我们也不怎么喜欢她,背后常模仿她、丑化她。当面则敬而远之,不敢得罪她,因为老师信任她。这样的人,我怎么去粘她呢?我粘不了。我也曾经写过一份申请书,要求加入团组织,却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所以总没能“进步”,总要我“争取进步”。

前两年,我的操行等级都是甲等。到了初三,变成乙等。我还是我,却降了一等,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是政治上“紧”了的缘故:“反右”斗争“轰轰烈烈”,我们的日子也越发艰难了。所幸没有打“丙”,要不然问题就大了。班上有个同学,据说思想不好,毕业时打的是“丙”--全班唯一一个“丙”,没有被录取,回农村去了。后来听说干坏事,遭逮捕。未知真假,估计也是个冤案。

真的很可怕。

初中三年级冬天,是一个特别时期。也就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我十五六岁。似乎突然间,老师们的政治学习多起来了,紧张起来了,神情严肃起来了。他们天天晚上集中在教师办公楼上开会。不光晚上,有时候白天也开,星期天整天开。楼上原本是图书阅览室,不开放了,里面贴满了大字报。不让学生上去。

一些老师上课心不在焉了,脸色疲惫,常常走神,说起话来也有气无力了。

寝室走廊上的尿桶,原本由工友晚上送来早上挑走,现在却改由一些老师搬运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感到诧异,感到不同寻常。与我同座的徐金书愤愤不平,说:“我看这也不对头。张老师那么大年纪了,叫他搬尿桶,太不应该。”为此,他吃了批评。

很快听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了。那些搬运尿桶的老师就是“右派”分子。教书教得好好的,干嘛要向党进攻呢?我们不解。

譬如张聚伍,我们的语文老师,从初一带到初三。后来“语文”课分为“文学”与“汉语”,他带“文学”。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个子不高。大冷天喜欢穿件粗呢大衣,鼻梁上的眼镜总往下溜,于是总用指头往上托,一口慢条斯理的桐城腔。喜欢写点古体诗,喜欢讲“平平仄仄仄仄平”;喜欢讲“鸟宿池中树,僧推(敲)月下门”--要求我们写作文多加推敲。有时候还把写的诗拿到课堂上讲给我们听。有一首据说是抒发老年壮志的诗,四句,前三句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老似山鹰倦亦飞”。他解释说:我虽然老了,仍然要努力工作,不断前进。“倦亦飞”就是“不断前进”。说到这里,他便咏诵起来。两只手撑在讲台上,抑扬顿挫,摇头晃脑,似乎进入忘我境界。然而听说,别人写他的大字报,也把“倦亦飞”写上去了,说他即便疲倦了,也要“坚持反党”。我傻了,怎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解释呢?到底信谁呢?心里总觉得,无论怎么看,张老师也不像个进攻别人的老头。

数学教师吴雯,教平面几何。我喜欢几何,上课特别专注,课后也很用功。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只要求做一部分习题,而我却把没布置的也做了出来,一题不漏。吴老师很赏识,说:“你额外地做,我就额外地给你批改。”他怕我练习本不够用,偶尔送我一两本。于是我劲头更足。吴老师很敬业。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教学上。讲练习题的时候,他提倡“一题多解”,越是不同于课本的解,不同于老师的解,他越是鼓励。这就不一般了。他家在县城,不在学校食堂就餐。而中午却不回去吃饭,用于备课看书。家里人将午饭送来。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搪瓷饭屉,鸡蛋,香肠,青菜,白米饭。食量不大,倒也精致清爽。吴老师是省级优秀教师,工资比教导主任还高。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的月工资都是七十元,这在当时很高了,而他是七十一。他一定没有时间精力向别人进攻的,他只会向数学教学进攻。四年之后,我在潘村中学工作,知道他儿子在学校读书,几次想单独找他儿子,问问吴老师情况,都忍住了--在那种专制年代,怕惹事生非。

数学教师舒云鸿,教代数。本县厚岸人。舒老师高度近视,摘去眼镜的时候,眼睛异样得有些怕人。一次不小心眼镜掉了,硬是趴在地上找。他上课很幽默,能把枯燥的代数课讲得活泼生动。下课却不多话,往宿舍里一钻,只顾干他的事情了。那时候教师宿舍一人一小间,不到十平米,兼作办公。舒老师烟瘾特别大,上课之前还不忘记过足烟瘾,总是上课铃响了还要猛吸几口;一边进教室,一边把烟蒂丢掉。

地理教师董德辉,是个喜欢讲笑话的人,常常能于平淡中逗乐。而自己却不笑,一本正经。他的地理教得好,因为他注重技能,注重独立思考。考前复习的时候,我们总要求他圈定重点,他不答应。他出的考题也很活络,不拘泥刻板。我们常为此感到“头痛”。初一的时候,他辅导杨炳炎制作了一个铁丝焊接而成的地球仪,在全省中学生教具制作竞赛中得奖。给杨炳炎发了奖金。我们问董老师得了什么,他说:“喏,得了这把扇子。”他亮了亮手中正在摇的芭蕉扇。怎么拿芭蕉扇做奖品呢?我们以为是真的。他的父亲董石泉,民主人士,县人委副主任委员、农业局副局长,也打了“右派”。这就成“父子右派”了。董老师是中村人,后来被清洗回家生产,因不堪所辱,自杀了。

班主任谢渭川,教我们“植物学”。谢老师看上去很严厉。不苟言笑,文绉绉的,走起路来慢慢地踱四方步,总觉得有点故作清高。我们年龄小的同学都怕他,见了就回避。高年级同学有些看不起他,总是说:“噢--他,男生指导。”他以前担任过男生指导。谢老师于“反右”之前调到繁昌县去了,运动开始以后又将其弄回来批斗。刘加平说,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过谢老师的批斗会。他说谢老师被斗得很苦。

听说杨玉茹也打了“右派”。杨老师是女生指导,教导处职员,图书管理员。听人说她挺不幸,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儿子不懂事,有点纨绔子弟味儿。

还有一些老师并没有打成“右派”,却随后受到处罚。据说这些人都因为本人有“历史问题”。而这些“历史问题”都向“组织上”交代过;“组织上”也有过处理结论,现在却要重新审视,重新处理了。他们是“历史反革命”,处理得似乎比“右派”还重。体育教师尹业秉、生活指导老师朱鸿祖、总务主任朱永辉,都遭逮捕,劳改去了。教导主任陈桐林也被开除,回到云岭老家监督劳动。

逮捕朱永辉先生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那天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一响,便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朱先生也在四处吆喝,招呼人去操场。待集合完毕,县“五人小组”几个人走上台去,宣布逮捕朱永辉。朱先生没有思想准备,傻了。“五人小组”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不是公安局,却可以逮人。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1955年,毛泽东又掀起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根据毛的指示,各级党组织一律成立“肃反五人小组”。中央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为组员。由此可知,“肃反”着重于知识界、文化界。

下个学期,直到毕业之前,“右派”老师和“历史反革命”老师,都先后不在学校了;老教师所剩无几,换了一批新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本属历史规律。只是,为什么偏偏要如此换法呢?

黄田师范

 

1958年,全国“大跃进”,各行各业“大跃进”。教育也不例外。那年,我们这个二十几万人口的山区小县,猛增高中、师范、工校、农校和初中十多所,黄田师范是其中之一。

黄田师范是一所完全师范,不但有中师部、初师部,还有一年制的短师班和六个月的培训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差别很大;有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有三十几岁的大哥哥。黄田村有个理发匠,姓汤,原本是培风中学肄业生,他也来了,读短师班,一年后分配当小学教师,十八块钱一个月。因为无法养家活口,三个月不到又跑回家去,重操旧业,依然理发。二十多年以后的一次工资改革中,“组织上”硬是不承认我们的中专学历,说黄田师范是县里办的,没有经过省里批准,不给我们调工资。我们慌了,大伙凑钱结伴四处奔波,终于在省教育厅中专处查到实据:黄田师范是经过省政府批准的。但只有一个中师班和两个初师班。其他门类则是地方自作主张了。

黄田师范的校址在黄田村,启用培风中学校舍。

培风中学始建于1921年,1950年停办,全称安徽省私立培风初级中学。校舍不小,有三层楼的教室,二层楼的“兰坡图书馆”,还有“侠骨亭”、“天桥”、“碑廊”、“鱼池”,还有不少教室和办公用房以及宿舍。又临时征用了“清河居”一片厅堂楼舍。偌大一份校舍得以重用,应当是件大好事情。

然而,同学们觉得委屈。

一是偏僻。虽说黄田是个大村子,高墙大院,青山秀水,历史上文风甚兴,出过不少名人志士。但如今毕竟冷落了,一个大点的山间村落而已。距县城七十华里,距最近的榔桥镇也有十华里,不通公路。哪怕是落在榔桥,也比这里强呀!同学们如此抱怨。

二是校名。叫什么黄田师范,应当叫泾县师范,把“黄田”两个字去掉。“黄田”谁知道?有了这两个字,跟泾县中学就不能平起平坐了,硬是矮了一大截。这是同学们说的,上面可不这么认为。上面批文是安徽省泾县黄田师范学校,简称黄田师范。谁都不能把“黄田”二字去掉,没办法。

黄田师范的学生真正安心在这里读书的并不多。以我们首届中师班而论,招生数四十五人,入学报到不过四十人。今天溜一个,明天溜一个,及至读完三年,毕业分配的只有二十六人。其中缘由当然很多,饥饿则是主要原因。1958年下半年,因为“大跃进”所导致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祸害累累,其中最惨绝人寰的就是“三年大饥荒”。据近年官方有关解密数字,三年间,全国大约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多人。其实不止,网上说有五千万,我相信后者。而权力者对此讳莫如深,成为敏感话题,不准国人涉及。一直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栽赃老天爷,指鹿为马,自欺欺人,以为国人皆弱智。倒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位良知尚存的共产党人,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此,他得罪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竟遭杀身之祸。

此乃后话,不须赘言。然而,黄田师范办学背景“三年大饥荒”,是不能回避的,也无法回避。长期吃不饱,谁还稀罕读书?不少学生也就辍学而去,谋生保命要紧了。

不能安心读书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折腾。

那年月全国都在折腾,小小的黄田师范能不跟着折腾?谁敢怠慢?那是多少颗脑袋都扛不住的。第一学期基本没上课,就是劳动--美其名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的门类很多,如:

一、土法上马,大办钢铁。从很远的地方把据说适于做坩锅的泥土运回来,和泥,揣泥,做成一个个坩锅,晾干备用。砌小高炉。到深山里面砍柴烧炭,运回备用。从五十里外的地方把铁矿石和焦炭挑回来,用铁锤把它们砸碎。碎矿石装进坩锅,码放在炉里,用木炭加焦炭烧。经过很长时间,坩锅里的矿石终于化成水了,倒出来,冷却。于是连忙给公社报喜,给县里报喜,说乘大跃进的东风,师生们敢想敢干,把铁炼出来了。这是什么什么的伟大胜利。其实根本不是铁,一块块蜂窝状,老百姓说是“铁屎”。但偏要说是铁。谁说不是铁,就是对大办钢铁不满,对“大跃进”不满,是要遭批斗的。

二、烧炭。若干男生在老师带领下,到深山里安营扎寨。把胳膊粗的小树砍倒,剔去枝桠,断成二尺多长的段子,码排在窑里,生火,烧。数日后用泥巴封闭窑口,让它在里面焖;再过几日便成了木炭。于是开窑,将木炭取出来,堆成小山一样,浇水,晾干。这是一门技术活,学校请来当地农民师傅,手把手地教。垒窑,装窑,生火,观火,封窑,开窑等等,都必须有师傅在场,关键时候必须由师傅亲自操作。同学们主要是出苦力,砍树,割草,装炭,挑运。烧炭不光是大办钢铁的需要,还为取暖。黄田村的冬天酷冷,不准备一些炭是很难度过的。这种破坏森林穷及子孙的事情,如今是不准干了。但那个年代里,是很普遍的。黄田村素有烧炭习惯。凡会烧炭的人家几乎都要烧,不会烧炭的人家也要请人来烧,或者购买。为的是冬天取暖,春天烘制茶叶。黄田村烧的炭很讲究,质量好,挑到榔桥街上令人称羡。因为这里人烧炭不用一般的杂树,而是青钢栗、株树、榉树。这些树质地紧密,沉甸甸,烧成炭经燃,烈火。掂在手上一敲钢钢响,一篓要顶两篓用。

三、挑运。黄田村离榔桥十华里,不通公路。所有生活生产资料全赖肩挑背扛。课本,教具,桌椅板凳,粮食蔬菜,煤炭,乃至于建校用的砖瓦木料,水泥石灰,大办钢铁的矿石焦炭,无一不在其列。几乎每天都要派人挑运。有时一两个班,有时三四个班,有时倾校而出。一人一副绳索罗筐,黑压压一群,逶迤连绵,煞是壮观。最苦的是“大办钢铁”运矿石。每人一担畚箕,步行到五十里外的巧峰村,将那里的铁矿石挑运回校。铁矿石很重,多了挑不动,少了又觉得难看。为了显示“大办钢铁”的热情,表明自己积极,同学们都要多装一点,往往超过实际能力。然而“远路无轻担”--何况不轻;于是越来越沉,越来越挑不动了。只得将担子里的矿石扔掉一些。后来,学校发觉了,实行进校验秤制,两头过秤。再也玩不成猫腻了。天未亮出门,回到学校多半是月上东山,两头不见天。又累又饿,还不能有半句怨言。

四、割稻。那年月推广双季稻,要在七月份一个月里完成早稻收割和晚稻栽插,农村里很忙,谓之“双抢”。我们便去帮助收割,经常是天不亮下田,回校吃午饭。若是午饭送到田头,那就意谓着不是割半天,而是割一天了。心里暗暗叫苦,脸上却要作一派高兴状。及至第二天,多半是两腿僵硬,上台阶都困难了。也有割晚稻的,十月底。天冷了,又多阴雨,常常弄得一身湿,瑟瑟颤抖。

五、采茶。黄田是茶区。每年四月,莺飞草长,春意盎然。绽了绿的茶树一派生机,抽出长长的新叶,疯长,一天一个样。这当儿,学校放“农忙假”,总在半个月二十天。全校师生以班级为单位,听从人民公社指挥,到深山去帮忙采茶。吃住都在山脚下的村子里。天蒙蒙亮上山,天黑了下山,中午也不下山,由炊事班的同学送饭。采茶也是很辛苦的,两天下来,手指肿痛,继而裂出口子。于是用胶布缠起来,继续采摘。正当“清明”、“谷雨”时节,阴雨不断。有时候明明晴空万里,一片乌云徐徐拢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场雨。雨不大,却骚扰不停,令人丧气。所以说,这路活并不像《采茶扑蝶》那样的浪漫,并不轻巧。

倘若天气好,阳光明媚,满目葱绿,声声鸟语,确也令人心旷神怡。少男少女在一起,常常产生一种朦胧的情绪,一种朦胧的欲望。好像隔层纸,影影绰绰,似醒似醉。这当儿,常有男女二人“抬”一棵茶树,若即若离。别人是不会介入的。设若有人没在意介入其中,便有人喊话:某某某,你这个灯泡好亮啊!那人马上警觉过来,转身离去。于是那男女二人心里美滋滋地 “抬”到东“抬”到西,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饿。天色暗下来了,依然不想离去。及至传来齐声呐喊:“老虎来啰--”一惊:同学们快下到山脚边了。

然而,这种美好时光是极少的,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

更多的时候是疲于完成任务,是竞赛,“放卫星”。

那年月盛行“放卫星”。大办钢铁“放卫星”。粮食生产“放卫星”。采茶也要“放卫星”。而且报纸上总是放个不停,我们自然不能不作响应。

开始,也只是动员,号召,鼓励大家拼命地采。收工时过秤,登记在册,谁采得最多,谁就是“放卫星”。然而不行,最多的也就几十斤,跟报纸上比数量太少,难以启齿。

于是动脑筋想办法,选出几位采茶能手。选一片未开采的茶园。半夜起床,每位选手配一盏雪亮的汽灯,若干人侍候:抬汽灯的,打伞的(以备下雨),背箩筐麻袋的,背茶水干粮的。上山以后,选手开采,其他人各司其职,如众星捧月。渴了,有人递水;饿了,啃几口干粮;要撒尿了,男选手拉开即尿;女选手则要稍作回避:有人把雨伞撑起,搁在坡地上,蹲下了事。选手们如同机器,一刻不停。及至天黑下山,一个个仿佛骨头散了架。

一过秤,数量惊人。然而跟报纸上比还是排不上号。

苦恼。气馁。自叹不如。

六、种菜。种菜是常规劳动。各班都划有一块菜地,一般利用课外时间侍弄。

七、砍柴。柴禾是那年月的主要燃料,学校多半向当地农民收购。但也时不时地安排我们去砍。学生砍柴不懂规矩,上了山便一片糟蹋,该砍的不该砍的通通砍。甚至砍树:带上长长的“条锯”,把树锯倒,几百斤柴禾就到手了,省心。有一次遇上当地农民干涉,把我们的条锯没收了,还反映到公社。几经交涉,才算了事。

写了这么多都是劳动。你一定不解:怎么不写写教学呢?

茫然。不知道从何下笔。简言之:第一学期基本没上课。第二学期以后有些变化:热极一时的“大跃进”好像收敛了一些。我们也开始上课了。然而师资却有了问题,上课也是凑合。原本就吃不饱,教师学生都少有心思去教去学,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既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只是第三年,我们班寄读到宣城师范去了,才算开始了较为正规的学习生活。二十多年以后,学历“吃香”起来,县委书记陶某某新创了一种“相当于”什么的学历,率先垂范,不少人纷纷效仿。有人鼓励我:你至少能相当于大专。我没有追随。我清楚:就是这个有毕业证书为凭的中专生,也是名不副实,怎么有脸去“相当于”大专?

学校的教职员工不少,印象较深者如下:

校长陈民权,年方三十,苏北人,是个知识分子。他有个弟弟叫陈民生,还有个哥哥陈正海--为什么不叫陈民族呢?要不“三民主义”就占全了。冬天,陈校长常常穿一件长长的皮大衣,长至脚面,挺刮别致,与众不同。这在当时是不多的,也是有欠大众化的。陈校长工作十分卖力。他要管建校,要管教学,要管师生生活。对上要奏好事,表现十足的大跃进的热情;对下要鼓舞人心,稳定情绪;还要与周边的公社、大队乃至村民处好关系。还要向上要钱,维持收支平衡。

还要参加劳动。师生们劳动那么多,你校长能不参加?并且要带头。土法上马大办钢铁,他要和大家一同守在坩锅炉子边上,一同砸矿石,一同熬到深夜。有一天去五十里外的巧峰村挑矿石,午饭煮好了,一人一碗,却一根菜没有,大伙议论纷纷。陈校长便站在大伙面前作示范:撮些盐洒在饭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好吃,好吃。”于是大伙不作声了:校长能吃,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吃?

陈校长不但积极组织劳动,还常常强调教学。他总是说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的。要求我们劳动时好好劳动,学习时要好好学习,劳动学习两不误。农忙假采茶,也要把书本带上,雨天,晚上,都要安排自习。陈校长也是口口声声“阶级斗争”,但对出身不好的师生并不岐视,遇上这些人中的业务尖子,或是学习成绩好的,他常常不自觉地投之于热情和爱护。尽管有些遮遮掩掩,倒也不失真诚。以至于日后强加他一条罪名:偏袒出身不好者。

陈校长是在“走钢丝”。他常常心事重重,似有解不清的疙瘩,乃至于看上去有些抑郁。传说他与聂书记关系紧张,面和心不和。他终于斗不过聂书记,调走了。听说被打了“右倾”,下放农村劳动去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黄张周一批高级官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紧接着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三百八十多万人被打成“右倾”。陈校长是三百八十多万分之一。

黄田师范行政上归文教局领导,而党务上则归属地(黄田公社)党委领导。开学不久,黄田公社党委书记刘德镛来学校作报告,向我们灌输“共产主义”。他说:“……我们马上就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呢?嗐!无比美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楼上人有个什么事情,也不要往下跑了,打个电话给楼下人,事情就办好了。多方便……晚上也不用汽灯煤油灯了,一根线一拉--啪!电灯亮了,跟白天一样亮堂……吃饭不要钱。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自己盛。粮食多了,一天可以吃五餐嘛!还可以包饺子,炸肉圆子……每人发一百尺布票。一百尺,天哪,这么多怎么用得掉?不要紧,可以做窗帘嘛。所有大大小小的窗子,都用苏联大花布做成窗帘,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刘书记给我们描绘出这样的“共产主义大好美景”。然而没过多少日子,就闹粮荒了,饿死人了。

1961年,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刘书记也在黄田弄了田搁在自己名下,交由王树林代为耕种。收割以后,王树林将风干好的黄灿灿的稻谷送到刘书记家中。那时候王树林还不是大队书记。

若干年以后,刘书记出任粮食局长,也没给我们一天五餐饭的粮食定量。

党支部书记聂远胜,看上去四十多岁,是个种菜高手。他在学校里除了管党务,还管劳动。聂书记有两句经典名言:一是“按职喊”。他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按职务称呼。有人喊他“聂校长”,或是“聂老师”,他不满意:“我怎么是校长、老师呢?我是书记嘛!”二是“校长大还是书记大?”他常常这样问学生,而且常常问得很突然,常常把人问得摸不清东西南北。

陈校长调走以后,又调来一个校长--卜同堂。聂书记还是书记,还是管党务,管劳动。不久,聂书记也调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他,再也没听说过他了。总觉得他这个角色有些“滑稽”,印象颇深,难以释怀。于是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聂书记》。

教导主任朱兆驹、戴青松。前期教导主任朱兆驹,黄田人,据说那时候还不是党员,后来调走了。其后,政治教师戴青松当了教导主任。戴主任不但政治素质高,体育也很好,篮球,跳远,短跑,都很好。他的短跑成绩在县里名列前茅。  

总务主任王超群。原本是黄田公社一个大队书记,为人晓义,没有架子,终日里风尘仆仆忙忙碌碌。那年,我实在难以读下去了,找到陈校长,要求随同短师班学生一道结业,出去当教师。陈校长不同意,说“这样很可惜”,又说“不符合党的政策”,要我坚持。我便找到王主任,说自己经济如何困难,要求砍柴卖给学校,以获得几个零用钱。学校不是常年收购农民的柴禾吗,能不能也收购我的?王主任二话没说,答应了。

我便利用一切休息时间上山砍柴。砍的是茅草柴,不是大柴。柴山很近,就在学校背后。哪怕是大预备铃响了,跑下来上课都来得及。砍的柴禾打成捆,滚下山就到了伙房背后。农民们砍柴,都是随手砍根山藤或是细竹丝,用以捆扎柴禾,捆得很紧。我不会,便找来几根麻绳捆扎。又捆不紧,松松垮垮,经常是尚未滚下山便散了,不得不重新捆扎,令人沮丧。一百斤茅草柴四角钱,而我一捆柴总只有二十几斤,只能卖到毛把钱。太少了,不好意思马上结钱,让总务处记个账。过一段日子,累计多点,再去结账。如此便有个指望,可以买点牙膏肥皂了。后来,总务处的人收我柴禾时却不过秤,用手拎一把:“二十八斤。”我诧异了,怎么不过秤呢?总务处的人说:“不会少估。”是不会少估,他有数,我也有数。只是这样做合适吗?总务处的人说:“王主任打招呼了,说你的柴禾就不要过秤了,估一估就中了。要不,我们也不敢这么做。”

我心里一热,半天也没憋出一句话来。

这样的柴禾,我砍了将近一年,直到离开黄田师范。

语文教师吴景琳。开学初期,吴老师一直负责教导处工作,排课表,整理档案,出黑板报,写标语,什么都管。同学们都喊他吴主任。他还办了一张小报,取名《红星报》,反映学校情况,八开,油印,套红,蜡纸刻写,当时看来相当别致。出版无定期,或三五日,或八九天,赠发各个班级,还送公社和县上有关部门以及各兄弟学校。吴老师是从“泾县报”社调来的,从征稿、编辑、排版、插图到印刷发行,他都内行。当他发现我也能刻蜡纸,立即要我参加办报。我说我不懂。他说“不懂不要紧,我教你。”我当然乐意。从此,我便三天两天刻蜡纸,按照他的版面设计、他的要求,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写。后来,教导主任朱兆驹调来,还配了一名职员,吴老师就离开教导处,教语文、美术去了。但办报还是他负责。

吴老师在《泾县报》当过副刊编辑,文学上懂得一些,但讲课实在不敢恭维。他把一篇课文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分析归纳板书以后,就开始“散扯”。从李白的“疑似银河落九天”扯到大办钢铁的“辉煌成就”;从茂林(他是茂林人)十三牌坊扯到泾县弋江大桥(此大桥是拆茂林十三牌坊的麻石条修成的);从新出的《红星报》扯到县委宣传部,同学们都爱听。

吴老师的中国画画得很好,擅长山水花鸟。不过那时候山水花鸟不吃香,吃香的是漫画,他也会。他画过很多漫画,歌颂“三面红旗”,歌颂“大跃进”。比如画一个大大的中国人,方面大耳,在前面大步飞跑。再画一个“美帝国主义”--大鼻子老人,白胡须多长,高高的帽子上印有美国国旗,写上两个字母:US;还画个“英帝国主义”:帽子矮一些,印有“米”字旗。两个人在后面跑得气喘吁吁,硬是追不上,汗水直滴,一副狼狈样子。再比如画一排炼铁的高炉,高炉上写“土法上马大办钢铁”。高炉里铁水滚滚泻出,如海浪一般汹涌;“海浪”前面再画两个小小的人,仓惶逃窜,也是一副狼狈相。这两个人身上写两个字:右倾。吴老师画漫画很熟练,不用稿子,出手即是。有的还在”泾县报”乃至“芜湖日报”刊用,署名佩之。佩之是他的笔名,写文章、画漫画以及山水花鸟题款都用佩之,或者吴佩之。我很佩服他,也取个笔名:芸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笔名,只是鹦鹉学舌东施效颦。

不久,从芜湖调来一位语文教师萧树人。吴老师就不教我们,改教短师班去了。萧老师长得高大清瘦,却弱不禁风,那模样倒像个大号的林黛玉。他是肺结核病人,走路都喘不过气来。不知道什么缘由调到这个山旮旯来了。但他说这里好,空气新鲜,对他身体有好处。却经常卧床不起,经常吐血。后来还是调回芜湖。

班主任程瑞仁。徽州人,皖南大学历史专科毕业。程老师个头不高,五官不怎么清爽,很重的徽州口音,说话不容易听懂。写字也不容易看懂,潦草且不规范。板书更是涂鸦,如“天书”,如外文。班上有不少徽州学生,程老师重乡情,与他们相处很亲密,跟两位徽州女生尤其亲密。时间一长就难免生出一些绯闻来。那年月抓得紧,师生之间是不能有绯闻的。所以未等绯闻严重,就把它掐灭了。若干年之后,程老师笑嘻嘻地与我谈心,说:“那时候如果不是领导干涉,我和某某某可能就成了。”不打自招。说明程老师心里确有那层意思,只是未能逢时罢了。

还有一位老师,我是不会忘却的。因为我对不起他,就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他就是物理教师许漪。许老师原本是县水利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一笔字写得很漂亮,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都很漂亮,刚劲潇洒,十分耐看。许老师是淮南水利专科学校肄业生,让他教物理有些勉为其难,出了偏差。师一课本上有道练习题,是力学方面的加速度问题。作业经他批改时,他把我们全判错,打上叉,写“重做!”上课时又重点讲了这道题,要求按他讲的订正过来。我和杨炳炎持有异议,不听他的。当其他同学都“订正”以后,我俩仍然按原来做的重抄了一遍。结果作业本上再度被打上更大的叉。杨炳炎是物理课代表,数理成绩很好。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曾经自制一只地球仪,在全省中学生教具制作竞赛中得奖。许老师说,按你们做的,就除不尽,得数是无穷小数,怎么对呢?我们说:不能以得数除得尽除不尽作为判别标准,而应当以题意为准。按老师说的,得数是除尽了,却变成匀速运动题了。

双方争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们曾经想去讨教泾县中学老师。但马上觉得不合适:一道常规练习题解决不了,岂非贻笑大方?丢人也不能丢到泾县中学去呀。我想到写信去《中学生》杂志求教。杨炳炎拍手叫好,说:“你来写,我出邮票。”

《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十分负责,不久便回信了:一个大大的信封,两张大大的信纸。除了热情洋溢的回信,还把解题过程完完整整地抄录于后。一看,同我们解的完全一样,连顺序都一样。

我与杨炳炎的错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此刻,我们应当把来信收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而我们却年少轻狂,不谙世事,头脑极度膨胀,以为“胜利”了,将来信公之于众,闹得沸沸扬扬。

学校不让许老师教物理了,派他在教导处打杂。

其实,许老师未必真的解不开这道题,只是疏忽了。而疏忽以后,又为了那一点点“面子”,不肯走下台阶罢了。

我们赢了,其实是输了。我们过于张扬,伤害了许老师,心里一直很难过。十分对不起他。

黄田师范的中师部一共招了三届共三个班。我们是第一届,在黄田读了两年,第三年寄读到宣城师范去了。第三届的学生也只在黄田读了两年,尔后并入南陵师范。唯有第二届的学生在黄田读完三年。黄田师范见证了“大跃进”,见证了“三年大饥荒”,历时四年,1962年改名黄田中学。

黄田师范应运而生,应运而终。这个“运”就是“大跃进”。

聂书记

 

我常常想起黄田师范,常常想起黄田师范的聂书记。

聂书记是第二学期调来的。那天,细雨蒙蒙,阴霾不开。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挑着一担十分简单的行李,踏着湿漉漉的石板路,轻轻悄悄地进了大门。我当是雇来的挑夫呢,哪知他就是聂书记。一个近千人学校的支部书记,在我们看来该是个不小的官了,却没有一点官气,一点架子。大会小会,聂书记常常登台讲话。上台讲话也不拿架子。通常穿一件泛了色的蓝制服,领子下面的两粒扣子解开着,蓬乱的短发,黑黝黝的脸。尤其鲜见的是头上常常扎一块手帕,他说头痛,吃了止痛片也没能捺得住。聂书记讲话从不要稿子,连提纲也没有。兴之所至滔滔不绝,无文牍风,无书卷气。尤其是农业生产上的事情,真叫内行,不乏生动,说得人五体投地。要种南瓜了,他说如何挖宕,如何施肥,如何育秧。要种白菜了,他说如何浇底粪,如何撒籽,如何间苗。天旱了,他说哪个班哪块地三天没浇水了,再不浇,菜就要死了。班主任一问,果然是三天没浇水。他也常常表扬教师:“张老师备课备到十二点;李老师中午不休息;江老师上厕所都在看书。精神可贵,值得大家学习。”却总是干巴巴的,远不及说南瓜瓠子有味,且几乎回回都是这几句。第一回大家觉得新鲜,第二回也还听得进去,第三回第四回就觉得厌烦了。江老师有这个习惯,天天上厕所,回回带书看,你能天天表扬他?聂书记还常常在会上强调称呼问题:“今后,一律按职喊。书记,就喊书记;校长就喊校长;老师,就喊老师;食堂管理员就喊管理员。不要乱喊。有些同学喊我校长,喊我老师,我怎么是校长还是老师呢?我是书记嘛--书记!”

我不明白:一个生活上十分不讲究的人,怎么就如此讲究称呼呢?

聂书记是平易近人的,课余饭后常到学生宿舍转转,谈谈心。问“伙食怎么样啦?”“听课懂不懂啦?”“哪个老师教得好啦?”他总是认认真真听人说,听人反映情况。还真能解决问题:你今天反映“稀饭太稀”,明天的稀饭就会稠很多。有时候也批评我们:“你们中师班,讲起来是老大哥,怎么不如初师,不如小弟弟啦?你们的南瓜秧子又黄又瘦。去看看人家的,乌油油的。劳动委员呢?多施点肥唦。”虽说是批评,倒也实事求是,叫人心服。有时候,他既不了解情况,也不批评责备,纯粹是说说笑笑。这就越发开心,越发融洽了。

聂书记常常给我们提出这么个问题:“哎,你们说说看,是书记大呢还是校长大?”

有同学不假思索:“那当然是校长大啰。”

这时候,聂书记便将那小小的眼睛直眨,笑盈盈地,又问别个:“你说,你说哪个大?”

“我说……不知道。”

聂书记拍板了:“嘿嘿嘿,还是书记大嘛,书记大!”他是外乡人,他把“书记”说成“暑记”--“暑(书)记大!”

聂书记也隔三岔五来听课。他听课与众不同,不带课本,不填“听课笔记”,也不通知教导处。他听课多半不坐在教室后面,而是挪张凳子,坐在讲台旁边,面对学生。他有时候头上扎块手帕,摇一把芭蕉扇;有时候踏一双布鞋,踢踏踢踏,一只裤脚长一只裤脚短。烟瘾犯了,便从腰间掏出香烟,划根火柴,点燃一支,悠悠地吸着;那袅袅白烟也便悠悠地飘着,别是一番境界。他似乎也很重视学生的听课情绪:哪个做小动作了,哪个交头接耳了,他总看得清清楚楚。一位女同学常常打瞌睡,他便常常注意她。一见她闭上眼了便盯着她隐隐发笑:“嘿嘿,嘿嘿嘿……”继而招呼正在讲课的教师,指点给他看。于是课堂上哗然大笑。聂书记也笑,笑得很得意,很开心。他还常常在课堂上踱来踱去:从黑板前面踱到教室后面,又从教室后面踱到黑板前面。一圈,又一圈,再一圈。慢慢的,比散步还慢。像一名巡警,辛辛苦苦地维持着街面上的秩序。

聂书记很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确切地说,很注重生产劳动。他直接过问全校的劳动事项。买米啦,砍柴啦,挑砖运瓦啦,割稻种菜啦,全归他安排。那年月不像现在,劳动时间很多,而且常常突然停课去“支农”。实实在在地说,聂书记的责任是不轻的。好在他内行,尤其能干,能吃苦。莫看他四十挂边了,身体也不太好,却从来不装孬,事事带头。他挑起粪来总是满满两大桶,扭两个稻草把子搁在浮面上,咯吱咯吱,悠悠颤颤,不泼,也不晃,稳稳当当,完全是种庄稼的好把式。他评判一个学生的优劣好坏,先进落后,多半也是根据劳动表现。他常说:“分数有什么用?X不是常考一百分吗?我看不如Y的零蛋。Y劳动好,会种菜。他种的南瓜又多又大。X呢?会吗?一百分能当饭吃?”这倒是实在话。一百分不就是一道杠杠后面两个圈圈么?那两个圈圈既不是鸡蛋也不是南瓜,连茄子西红柿都不是,顶什么用?正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黄田村饿死了许多人。人饿的时候,三粒蚕豆还能过道岭咧,能种出又多又大的南瓜当然再实用不过了。聂书记是位实干家,不喜欢没有实际劳动本领的学生。

聂书记也不喜欢我。我家庭成分不好,卑怯得很,自甘落后,素与聂书记没有过亲近的时候。然而有一回却例外了。那是农忙假当中,我一天采了三十八斤茶叶,全班第一,得了奖。什么奖?一个二两五钱重的麻饼。莫小看这二两五钱啊,在当时非但可以充饥,更是一种荣誉;一种能使人改变看法的荣誉。果然,聂书记出人意外地招呼我:“朱普乐,你来,来。”我去了,他将我看了好一会儿,仿佛要从我身上看出以前没有看出的东西来,说:“你不错呀,继续努力,啊,努力。”

我心里泛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激动:啊--聂书记表扬我了!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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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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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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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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