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黄田记忆 》学徒、贵人、申请
分类:


2.gif

——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学徒

1954年,我十二周岁,在黄田中心小学毕业了。家境贫困,无力升学。母亲说:“还是学个手艺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总比务农强。”我也觉得好。母亲又说:“学个木匠吧,你拿不动斧子。学个瓦匠吧,一身灰浆一身泥,吃不消。只有针匠轻巧。你也斯文,坐得住。”

于是决定学针匠,就是裁缝。黄田人管裁缝叫针匠。

村子里针匠不少,母亲去找“大夫第”江师傅。为什么偏要找江师傅呢?母亲说他手艺好,找的人多。再说,他有机子。别的针匠都是手工,他用缝纫机了,针脚笔直,一扎齐。你去了,能学机子。机子学会了,还愁没饭吃?母亲想得好简单。

江师傅同意收我为徒。约定中秋节第二天上门,正式拜师学艺。口粮自带,每月三十斤米--“统购统销”了,各人有各人的配给口粮。人到哪里,必须把口粮带到哪里。

师傅江益荣,虽然做针匠,一天到晚屁股不离板凳,性格却外向,不呆板,喜欢说笑话,喜欢唱京戏。是黄田村业余剧团的“名角”,每逢演出必不可少。师傅主工“须生”,《甘露寺》、《秦香莲》、《群英会》、《徐策跑城》,都有他的戏。他身高中等,不胖不瘦,脸特长--俗称“马脸”。这“马脸”平时不好看,但戏台上“髯口”一戴,特别经看,特别舒服,真怪。师傅说他这张脸就是为“髯口”长的,硬是多了几分得意。也经常为别人配角,哪怕临时扮个“中军”、“衙役”什么的,他都乐意。他说管他什么角儿,上了台就快活。有一次,《打渔杀家》里面他扮个“教师爷”,小丑。“教师爷”展露拳脚,摆“架势”:两臂平展--“扁担!”车过身来又是两臂平展--“担扁!”再收起两臂,笔直站立--“双响!”对方不解,问:“从何说来?”“教师爷”指着自己裤裆说:“这是引子,一点火,嘭——叭!”于是台下哄堂大笑。“双响”是一种爆竹,炸两响,也就是“二踢脚”。我不懂人们为什么大笑,后来才知道,噢--这么回事。

我对师傅充满好奇。

“大夫第”是个较大的院落,一湾小溪门前流过,清澈见底,波光粼粼。师傅家住在其中一个大敞厅左边,右边则是我的同学朱世久家。同学的父亲一直在上海,只有老爹、母亲和他住在黄田。1958年“大跃进”前夕,母亲带着他投奔上海去了--这是后话。老爹名叫朱炳文,人称尊老爹。尊老爹主动叫我与他同寝,说不要开铺了,省得麻烦。母亲说不好意思,太惊吵了。“惊吵”就是打扰,方言。尊老爹说:“不要紧,我的床大,被子也多,一人一个被褥筒。两个人住一起也热闹些。”于是母亲万千感谢。

尊老爹爱干净,经常晒被子。冬天,还用铜脚炉烘被褥。我也沾光了,很暖和。如果不是尊老爹热心肠,我会多受许多冷冻的。

学徒生活是十分苛刻的。天刚亮就起来生炉子--俗称“烧冷灶”。冷灶很不容易烧,要用松毛、细细的引火柴,再架大柴。小心翼翼,唯恐熄火。烧热水,烧开水,洗茶杯,扫地,抹桌子,泡茶,给师傅打洗脸水。烧饭--我不会,师娘手把手地教。挑水--有一担杉木水桶,是师傅用的,太大,我挑不动。于是师娘弄来两只洋铁桶,做了副小水桶,让我挑。下河洗菜,捶抹布,洗衣服。吃饭时要为师傅盛饭,双手捧上。吃过饭洗碗,涮锅,捡场。用“三六表”裁成窄窄的纸条,搓“媒子”。那年月用“洋火”(火柴)是奢侈的事情,几乎家家都用“媒子”。“媒子”在火坛里点着了,用嘴一吹便燃起明火,用以烧炉子,用以抽旱烟,用以点灯。一大把“媒子”装在条桌上的“帽筒”里,整整齐齐,倒也别致。晌晚时要擦拭煤油灯,擦拭灯罩。师娘爱干净,叫我将灯罩拿到河里去洗,说洗过以后雪亮。灯罩极薄,搁于水中稍不注意就碎了。师娘没有责怪,说“算了。下次注意点。”下次又弄碎了,我心里发虚;连忙跑到外婆家,拿过灯罩就走。外婆说“那我怎么点灯呢?”又说“你还是拿走吧,我再想法子。”外婆住在“长房”里,很近。还要到榔桥买米--统购统销了,配给的口粮都要到榔桥粮站去买。师傅说“就买三十斤吧,多了你也挑不动。”是同隔壁朱世久、朱永龙一道去买的。我还是越来越吃力,咬咬牙到了四座牌坊,眼看就要到家了,可就是挑不动了,一个人落在后面。他们回到家同我师傅说了,师傅赶来接我。师傅在前面挑担子,徒弟在后面甩手,我无地自容。

师娘生下小儿子不久,才几个月,我还要下河洗尿布,还要带她的大儿子玩。大儿子四、五岁了,却不会说话,只会“哇哇”叫,能发最简单的音节,师娘说他是“半哑巴”。这个“半哑巴”很嫩生,走路也不稳当,一脸的傻笑。他似乎很喜欢我,一天到晚跟在我后面。我也喜欢他,因为我也想玩,却没人跟我玩(也没工夫玩)。只有他,铁了心地跟着我,不离不弃。有点什么事情了,或是有什么想法了,他都来告诉我,哇啦哇啦比划半天。时间长了,就能很快明白他的意思,他于是很高兴,觉得我很贴心吧。

然而师傅不高兴了,对师娘说:“人家是来学手艺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你不能什么事都叫他做。学不到本事,怎么向他娘交待?”其实我喜欢帮师娘干活。学手艺,太枯燥了。

师傅从穿针引线教起,各种针法一样一样地教。整天就在一块布上“操练”,缝了拆,拆了缝,没完没了。就是不让我沾机子边,摸都不让我摸,只能看得眼馋。师傅好像看出我的心事,说:“不要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字要一撇一捺地写。基础不打牢,害了你。”日后家里缝个什么,都是亲自动手,家人见了觉得奇怪:一个大男人怎么用起针线来如此娴熟呢?当年师傅教的。

村里人常说师傅是“菩萨儿子--神种”,就是聪明乖巧的意思。师娘却长了一副白痴模样,被师傅看不起。她经常找点话跟师傅拉呱,而师傅并不多搭理。师傅做活的时候,她常常抱着孩子呆在他身边,用孩子的手去掏他一下,撩他一下。有时候师傅车过身来,在孩子脸上吻一下,她便能高兴半天,好像吻了她似的。更多的时候是厌烦:“去去去,不要耽搁我做事。”师娘也不恼,一边解嘲一边怏怏离去。

师娘也有恼火的时候。那多半是因为“吃醋”。河对面有个寡妇,年纪虽然不小了,却过得清丝丝的,风韵犹存。她经常来玩,同师傅说这说那;师傅也客客气气地听她说,一脸笑容。师娘不高兴了,同师傅说:“喊她以后少来。不要脸,还看麻雀呐。”师傅说:“她要来,有什么法子?”--“我有法子,我来骂她!”--“你不要犯不楞!”“不楞”,方言,就是头脑不清的意思。我不懂“看麻雀”什么意思——麻雀怎么又不能看呢?师娘告诉我:那寡妇喊师傅看的,是一对趴在一起的麻雀。是一公一母,在干坏事。要不干嘛趴在一起?我说:“小小麻雀,能干什么坏事?是在打斗在玩耍吧。怎么肯定就是一公一母?”师娘说:“你还小,你不懂。就是一公一母。”说得斩钉截铁。

师娘真的有过人之处。

学会“绞边”以后,师傅教我缝裤子了。老式单裤,两只裤筒加宽宽的腰片。穿着时将腰片摺过来,以布带扎住。应该算是服装史上最简单的裤子了。师傅将裤子裁好,缝上,半成品了,交给我“绞边”。从一只裤脚边绞起,经过裤裆,到另一只脚边结束,一圈绞下来裤子就成了。我绞了一段,师傅凑过来看了看,说:“中,就这么绞。”绞到裤裆正中时,问题来了:毛头多了,卷不进去,便拿起剪刀修掉一些。又粗心大意,修剪的时候,竟然超过了一点点。我以为无大碍,自作主张地弄了弄,掩塞起来,看上去毫无异样。连师傅熨烫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我暗自庆幸。

几天后,顾客找上门来,展示裤子,说怎么给他做了条破裤子--裤裆那儿确有一个小洞。原来,就是因为多剪了一分分,穿上身一蹲,那地方裂开了。我坦白了。师傅二话没说,赔了顾客一条裤子。

当然,我吃了批评。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怕师傅责怪,想蒙混过关,不认真,不严谨,自作聪明。师傅因此断定我不是学手艺的料。“都说你会念书,怎么学起手艺来就这么不尽心呢?”还说“我总觉得你有些心不在焉。手在缝,眼睛还看别的地方。”我是在看他那个宝贝儿子“半哑巴”。“半哑巴”悄悄地对我做鬼脸,求我同他玩,我分心了。有一次,几乎下逐徒令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念书吧。念书多好。学针匠是没有多大出息的。”师傅说得很平静,也很诚恳。

我不吭声,默默地听师傅数落。在乡间,学徒不成,叫“翻桃子”,被认为一种耻辱,名声是不好听的。然而我也没有难过,我觉得师傅说得对。念书是好,我也想念书。可是,没有钱啊!

过春节是要歇工的,至少歇到正月半。歇了工,师傅天天唱戏,白天晚上都唱。大年卅吃过早饭,我回家了。师傅说多歇歇,什么日子开工,过了正月半再定。没想到,这一离开就再也没回去--遇到一位贵人,开始了我一生中的又一个转折。

贵人

1954年冬天,陶太太多年不见的孙子回来了。一时间成为黄田村头号新闻。

陶太太住在上黄田,家里有个孙子,叫朱大庆。朱大庆矮胖矮胖--不是一般的胖,而是胖得畸形。干起活来气喘吁吁,很吃力,只能做些手边上的事情;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亲。祖孙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这下好了,喜从天降。

刚刚回来的孙子朱静涛,一副金丝眼镜,架在挺直的鼻梁上;脸庞白白净净,棱角分明;中等个儿,精干瘦俏。一口清晰流利的普通话。分明是一个年轻斯文彬彬有礼的读书人。村里人十分喜欢他,总爱找个名目去探望探望,聊上几句。冲着那一身黄军装,学生们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路上相遇必行少先队礼,说“解放军叔叔好”。

朱静涛是我养父的堂弟,我喊他叔叔。他当过解放军,说是在部队里当军医。复员退伍了,发了一大笔钱,回到黄田,跟奶奶一起过。他的父母呢?为什么不跟父母过?不知道。正月里,我从学针匠的师傅家回来过年,他召见我几次。还把我的成绩单看了又看,说:“成绩不错,为什么不升学?”我说:“没钱念,算了。”--“怎么算了呢?这么小的人就算了?”他鼓励我上进,不能“算了”。还送我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直排本。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幅漫画,叫“二胡”。一个鼻子大大的人在拉二胡;身上写两个字:“美帝”。二胡轸子画成两个人头,分别写“胡风”、“胡适”。说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我不知道胡风胡适是什么人,有什么来头;是亲兄弟呢,还是堂兄弟?敢反对共产党?胆子倒不小。我也看不懂,只觉得这漫画好玩。

下一次见面,叔叔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想不想升学?”--“想。”--“能不能考取?”--“不敢讲。”--“这样吧,你去考。考上了,我一个月给你五块钱。”--“一个月五块?”--“对,一个月五块,一直到毕业。”

母亲说:“遇到贵人了--贵人搭救!”五块钱不少了,那时候,泾县中学的伙食费是每月六块。我们确认叔叔有钱,也确认叔叔讲话算数。经过与叔叔的详细讨论,母亲到师傅那里把学徒辞了,说:“真不好意思,翻桃子了。”师傅说:“哪里哪里。我早就说过,还是念书好。”我便去学校找到洪先生,要求插班补习,洪先生说:“是该升学,不然太可惜了。”

上半年,叔叔在黄田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给奶奶做寿材。在黄田,人上了年纪,要早早地准备棺材。说是为了增寿,所以叫寿材。做寿材是个很有脸面的事情,说明儿孙孝顺。朱大庆有这份心,却没这份力。这事一直搁着,成了陶太太一桩心事。如今好了,另一个孙子来操办了,陶太太好高兴。

几个木匠同时进门,热火朝天,风光无限。村里人见了无不赞叹。叔叔叫我帮他去买肉,到榔桥,要早。迟了,怕挑不到好肉。我满口答应,天蒙蒙亮就上路了。叔叔开了个采买单,还塞给我一元钱,让我买早点吃。

我把一切物品买好以后,才去吃早点。我不假思索,将一元钱全部买了油条,五十根。吃不完,剩了许多,用几根稻草扎了,挂在扁担头上,带回来给家里人吃。母亲批评我乱来,怎么不留几个钱呢?一下买这么多油条,吃得了?天哪,太苦了,以为这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油条,所以全买了,根本就没去多想。

二是娶亲。叔叔还是单身,要讨老婆。而且必须是农民,他说农民好。那年月倒不像如今这么“势利”,这么“现实”,所以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姑娘是丙子山的人,叫汪秋英。没念过书,识不了几个字。身板倒十分健壮,扎扎实实,黑里透红。大大小小的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一担水从石井坑口挑进屋,不动声色。只是两人站在一起太不相称。但叔叔觉得好,他喜欢。

将婶婶放在家里,参加劳动,服侍奶奶。叔叔则去“榔桥中心联合诊所”上班。诊所的医生都是旧社会过来的,多半都有点历史问题,什么国民党员啦,三青团员啦,总不及叔叔清白,叔叔很快当上了诊所负责人。

半年以后,我们五个同学在洪先生带领下,到泾县中学参加考试,考取我一个。当我高高兴兴去找叔叔时,叔叔不见了!

关于叔叔的议论,村里人七嘴八舌,一时间沸沸扬扬。说他是个“泡皮”,其实并没有钱。说他从部队复员时根本就没发多少钱,硬是他自己猛吹。说“什么军医?鬼话!就是个卫生员。”说他“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债,跑了。一些墙壁上还出现了辱骂他的标语,说他是“拆白党”。词典上说,就是骗取财物的流氓集团或坏人,方言。未免言重了。但确实在经济上扯过一些烂污。后来(记不清确切时间了),我还在《泾县报》的中缝里看到榔桥中心联合诊所的一则声明:朱静涛日后一切行为与本所无关。

“漏子”是捅大了。

我们感到无比尴尬,傻眼了!怎么办?考上了,贵人却不见了,念还是不念?这时候,母亲显示出一个农村妇女少有的胆略,猛地一拍桌子:“念!”

家中还有一张缕空描金的老式木床,土改以后唯一一件稍些象样的家具。母亲狠狠心将它卖了,好像卖了六十元钱。母亲宽慰自己:“东西还不是人置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又说:“打一杵过一肩,念到哪里是哪里。”

后来,叔叔又回来了,不在诊所上班了,不知道干什么差事。叔叔的光环已经褪尽,不再神秘。少先队员们也不对他行队礼了。他不再过问我上学的事情,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我们也不曾提起。双方隔着一层“纸”,小心翼翼地护守着,心照不宣。

后来,叔叔离婚了。汪秋英回到丙子山。

1976年,叔叔到文化馆来过一回。见我有一顶大衣橱,没装玻璃,说他可以在芜湖光华玻璃厂买到便宜玻璃,愿意给我帮忙。我婉言谢绝了。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他呢?

后来得知:叔叔在西阳卫生院当防疫医生,一直到退休。

虽然叔叔没能兑现承诺,最终是五分钱都没供我,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正是他的一番热情,一番劝说,让我重新燃起读书的愿望,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出现,没有他的热情,我必然是继续学手艺,而后在黄田村当个小裁缝。“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十有八九会饿死的——我的师傅,还有那可爱的“半哑巴”,都在那时候饿死了。          

对我来说,叔叔不愧是一位贵人。

所谓的“贵人搭救”,不一定就是给钱,更多的是给机会。

申请

收到泾县中学录取通知的同时,也收到一份“助学金申请表”。说学校设有助学金。凡家庭生活困难者,可如实填写,并经村、乡、区政府审查签署意见,向学校申请一定数额的助学金。助学金共分五个等级,甲乙丙等记不清了,丁等是每月四元钱,戊等每月二元四角。我与母亲禁不住喜上心头,觉得这一来有指望了。于是如实填写,找村里签了意见;又去杨武山,找到乡政府文书俞德继,也签了意见。意见说:该生家庭确实困难,准予申请。再到区上盖个章就行了。母亲说自己成分不好,不适合出去找人办事,还是你自己去吧。你是学生,是国家的人,找他们也好说话。于是,十三岁的我壮起胆子,到了榔桥区政府,找到一名干部,把来意跟他说了。他说:“你把东西留下来,过几天来拿。”

过了几天我再去区政府,还是这个人,却说:“叫你们乡文书来拿!”

我又找到俞德继,请他帮我去拿。俞德继满口应承。

三天之后,俞德继告诉我:“那张申请表拿不回来了。”原来,区政府的人批评了俞德继,说他立场不稳。地主的儿子,念得起就念,念不起就算了,怎么可以为他签字盖章,准予申请助学金呢?

俞德继怕说得太多,赶忙封口:“你也不要再去找了,找也没用。想开点,没办法。”

我不敢再去找,只能认了。只是觉得对不住俞德继。为了我,让他受了批评,受了委屈。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整个初一年级,母亲按月托人带给我七元钱。除了卖掉一张床,就是母亲给人纳鞋底、服侍月子所挣的辛苦钱。除去伙食费六元五角,剩下五角钱零用。快到暑假的时候,我鼓足勇气找到教导主任陈桐林,陈述家庭困难,又陈述了区政府不予签字盖章的事情。陈主任耐心地听我说完,思索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暑假期间写个申请,要详细一些,直接寄给我。就不要找他们盖章了。”

暑假期间,我们特意请来三先生,要努力写好申请。三先生从前做过“刀笔”,能写会说,经常给人家写申请申诉,我们相信他的能耐。三先生一早就到了,吃过早饭就写,一直写到下午。却没有白纸誊清。三先生说:“就用三六表誊吧。”“三六表”就是草纸,每刀三十六张,黄蒙蒙的。不过当年的“三六表”不同于如今的草纸,比较细致,也有筋骨,有韧性,与棉皮纸相差不大。三先生用毛笔小楷,写了整整一张“三六表”,摺叠起来,又做了个大信封,装进去。三先生说:“中!说明家里穷,买不起白纸。”

吃过晚饭,母亲拿出八个鸡蛋,送给三先生:“三先生劳驾你了。真拿不出钱,对不住了。”--“哪里哪里,吃了带了,不好意思。”摸起拐杖,三先生走了。

初二年级开学,学校给了我戊等助学金。这就很不一样了。我感谢学校,感谢陈主任。说明再黑暗的岁月里,好人还是有的;这便是许多走投无路的人,还能生存下去的原因。

1958年,当我考上黄田师范,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又是申请助学金,又是要当地政府签字盖章。按说,师范学校的助学金每人一份,不需要申请的。后来才知道,省里批准的黄田师范办学规模只有一个中师班和两个初师班,而县里擅自增加了短师班和培训班,这些多出的学生,没有助学金,僧多粥少。于是助学金也要申请,也要批准。拿到黄田师范的“助学金申请表”,我犯难了:当地政府会不会不给我盖章签字,不准我申请呢?

关键是“家庭成分”一栏,怎样才能蒙混过关?思考了几天,决定搏一搏。

用一张极小的纸片,粘贴在“家庭成分”的空白栏里,纸片的大小颜色要合适,使之不容易察觉。粘贴不能太实,要虚虚的,浮浮的,似粘非粘,以便后来剔除。再写上“手工业”。“手工业”是我养父的成分,真的被戳穿了,我也可以狡辩。果然,当地政府没有为难我,顺顺当当签了意见,盖了章。但这个“手工业”成分拿到学校是蒙混不了的。谁都清楚,也与档案不合。于是轻轻地用小刀将粘贴的纸片剔去,显出空白,再老老实实写上“地主”二字。目的只是蒙过当地政府一关,免得他们看见“地主”二字,因立场太鲜明而拒绝签字盖章。不是真正地隐瞒家庭成分。知道隐瞒不了,也不敢。这一次,我顺利地拿到了助学金--也就是不交伙食费。

一个万般无奈之人,耍了点小聪明,玩了点小伎俩,实在是迫不得已。如果能像今天,我们这种规矩人,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办事呢?

然而在那个年代,官方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先天的“贱民”们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恐惧与无奈。一生中,因此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上大学……他们像一群食草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异类,是贱民,是准专政对象。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番话是一位学者说的。鞭辟近里,入木三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