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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榔桥遗梦（二）
张家肉店
对门是爿肉店。没有店号，老板姓张，人称张家肉店。
张老板有个特点：凡是可以不穿衣衫的日子，他都赤膊。宰猪卖肉的时候这样，下乡收猪的时候也是这样，到工商联开会还是这样。人说“张老板怎么连个褂子都不穿呢？”他说：“热。多层纱不舒服。”
张老板的身板很好看，肌肉发达，黑里透红，匀称，结实，健壮。虽说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半边猪两手一提扛起就走，脸不红气不喘，一点都不费劲。张老板是西南乡人，说话有点难懂。他把“水”说成“洗”－－“快给我端盆洗来！”把“毛毛”说成“谋谋”－－“这个谋谋长得真好看哩。”
张板奶奶也有五十多了，个头小俏，苗条。头光面光，清清爽爽。见了人开口一笑，绽出一颗小小金牙，硬是多了几分贵气。
夫妻俩没有生育过，先后领养了一对儿女。儿子叫张文才，女儿叫张孟珍，都有十六七岁了。张文才黄田人，父亲是小学老师，姓朱。原本家口就重，“土改”中划了地主，越发不好过了，就把这个大儿子卖给了张老板，“纸”上写的是“高山滚石，永不归宗。”十分的心硬。虽说是年纪轻轻，张文才却一点也不活泼。慢条斯理地踱方步，慢条斯理地打算盘记账。说话声特别小，像蚊子叫，少了点阳气。小学毕业了，不再读书，帮助家里打理生意。张老板一字不识，张文才就负责记账，算账，收钱付款，以及所有关系到文字方面的事情。他一天到晚很少离开店堂，很少离开那张属于他的账桌。账桌上放的是账簿和算盘，还有毛笔、砚台和墨。账簿很厚，但不复杂，就是赊肉登记，以户为单位，记的是户主名字。如果是户主妻子来赊的，就要注上一笔：妻手；是户主儿子来赊的，就注长子手或次子手。以免时间长了记不清，扯皮。除了账簿，还有一块白漆木板的“流水牌”，挂在墙上，随时可见。那是临时挂账的，又非常客。写：某日，张三赊肉二斤，欠洋几千几百元。张三来还欠款时，当面拭去。不记账的时候，张文才就看书：《七侠五义》，《小五义》，《火烧红莲寺》。还画画：找来几块小小的玻璃，压在插图上，用毛笔描摹。天黑以后，用手电筒照在雪白的墙上。于是墙上便有了人影，叫大家看。张文才说这是幻灯片。而张老板偏要说“打洋片”。他的宝贝儿子会“打洋片”，他心里好高兴。
那年月，小学毕业就算是文化人了。“念了几年书？”－－“高小毕业。”不说是小学，而说是高小。一个“高”字区别颇大，响亮而自信，仿佛如今的“研究生”。“高小”全称“高级小学”，六年。而“初小”则是“初级小学”，四年。许多人只念到“初小”，就回家种田了。因此，张文才是张老板的希望－－是要指望他传宗接代兴旺香火的。
媳妇都为他定好了，就是张孟珍－－眼下是女儿，一圆房就成媳妇了。
张孟珍长得很好看。鹅蛋脸白里透红，一双眼睛清澈如水；五官端正，棱角分明；嘴角微微翘起，一副笑盈盈的样子。和他哥哥张文才不同，她活泼潇洒，走起路来步履轻快，风摆柳一样。嘴又乖巧，逢人必打招呼；一天到晚笑呵呵的，阳光灿烂。
唯独见了张文才她不开笑脸。不但不开笑脸，还总是气鼓鼓的，像是仇恨万丈。不但不喊哥哥，连名字都懒得叫。充其量一个“他”字，或是一声“欸！”不论什么场合，只要他在，她绝不加入。一家四口吃饭的时候，她总是端起碗到门口去吃。明明与大家有说有笑，他一来，她便扭头就走，招呼也没一个。洗衣服的时候，她常常把“他”的衣服甩在一边，不洗。张板奶奶问她为什么不洗？她回答“就是不洗！”没办法，张板奶奶只好自己洗。有一次，张板奶奶把全家人的衣服搓好了，叫她下河去清，她回来说“他的裤子被水冲走了。”－－“那你捞呀。”－－“捞了，捞不着。”
大家都不信－－认为她故意为之。张板奶奶恼了：“这个死妹妮，也不能这么害呀！还不要花钱买？花我们的钱，也是你们的钱呀。”
张孟珍一面发誓赌咒，一面乐呵呵地笑，好像很得意。
我常常到张文才那里玩，看他写毛笔字，看他“打洋片”，更多的是向他借书看。也常常到张孟珍那里玩，看她洗衣服，看她做鞋子，看她绣花。一边看一边和她说话。她喜欢静静地与人说话，笑盈盈地，一副开心的样子。让人觉得亲近可爱。不像张文才，板了脸，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孟珍姐，你哪天圆房？”我问得很突然。
她倒不诧异，淡淡地说：“跟哪个圆房？”
“文才哥呀。”
“那个死鬼，不干。”
“不是说好的吗？”
“哪个跟他说好了？不干。”
“人家说你看不上他，是吗？”
“是的。”
“那你看得上哪个呢？”
她用手指在我鼻子上猛刮一下：“看得上你！”
“我？我也中？”
“不中。”
“怎么又不中了？”
“你太小。”
“我还要长大的。”
“等你长大，我就老了。”
“不老不老，你才不老哩。”
张孟珍笑了，转而扬起纳鞋底用的锥子，做出一副凶狠状：“再啰嗦，我就锥你的小屁股了。”
一个星期天，张孟珍带我到小白华去玩。小白华离榔桥七、八里路，是个很小的村庄。其实没什么可玩的，就是在村子里走一走，在田埂上走一走。油菜花开了，开得好齐整、好热烈，一片金黄，喷香。一路上她拉着我的手，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她的手白白嫩嫩，好柔软，好细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她身上还有一缕淡淡的清香，悠悠地往鼻子里钻，好闻极了。
半天工夫，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样的柔软细嫩，这样的缕缕清香。
一个十岁的孩子，第一次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多少天都淡忘不了。
后来，张孟珍结婚了，丈夫是区政府干事。
后来，张文才又念书了，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前年，也就是五十多年后，我在黄田遇上他。他退休了，小孩也大了，日子过得还不错。
张孟珍呢？日子过得也不错吧。
烈女庙
从榔桥往旌德方向，过石砌大桥，走完一段极短的街道，往左拐，爬坡，就看见烈女庙了。榔桥小学就在庙子里面。
烈女庙坐落在山腰间，趴在院墙上朝下看，一片田畈，满目青翠。农舍星星点点，路陌纵横交错。背后，则是连绵不断的山坡，林木茂密，郁郁葱葱。庙子不算很大，却也容得下整个学校－－六个年级，三个班－－都是复式班：高年级，中年级，低年级。进得庙门是个不大的空场，用作操场，升旗，排队，体育课，天晴的日子开会，都在这里。正殿用作大礼堂－－其实不大，也只相当于大户人家客厅。后面的房子就是教室、办公室和教师宿舍了。都不成规格，或大或小，边边拐拐。厨房倒不小，有两间房子大，两口大锅，一堂小灶，一张八仙桌，几条连凳。两口大大的水缸，装满了明晃晃的水，滴清－－这地方用水很金贵，要到山下面去挑。烈女庙应当是表彰某位烈女而建的庙子，然而办学前却是个尼姑庵。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曾经香火如何，现如今是彻底偃旗息鼓了。只剩下庙门石刻匾额上的三个字：烈女庙，和一只黑溜溜的大钟，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里。还有个不肯还俗的尼姑。有一间小小的披屋，很小的窗子，黑咕咚咚。尼姑在后面坡地上种菜，养鸡，养狗，过日子。不再当尼姑了，帮学校烧锅：给教师们煮饭烧菜，给师生们烧开水，还要给一些学生热午饭－－少数路远的学生带来午饭，用蒸笼把饭加热。事情不少，尼姑做得很耐心。
榔桥小学根本不及我们黄田小学。黄田小学用的是培风中学校舍。很大，很气派。有许多空教室，还有三层楼，天桥，花园。再看看榔桥小学吧，那么狭小，那么零碎，教室也不正规，更没有天桥没有三层楼了。没有三层楼的学校，也能叫学校？我心里这么想。
我在榔桥小学只待了两年多，从三年级到五年级。后来，因为养父母闹离婚，我又回到黄田生母身边。两年多的时间，我好像从没有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学校，一直很“生份”，一直没把它记在心里。时至今日，是没有什么印象了。
倒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情，让我记住了烈女庙。
1951年初秋的一天，晚饭的时候，养母告诉我：“明天礼拜天，你妈要来，你就不要出去玩了，在家等着。”
“……”我一愣，没有说话。
“你妈想你了。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我有一口没一口地扒着饭。
养母一定以为我会高兴吧。然而我心里却敲起了“拨浪鼓”，烦躁个不停。觉也睡不绵了，做了许多梦。
第二天是个大好的晴天，早饭过后，我便悄悄溜走了。过了石桥，茫茫然不知往何处去，不经意之间，进了烈女庙。我躲在庙子里不出来，所有能进去的边边拐拐，都进去了。攀高弄低，跑上跑下，看看，站站，用粉笔头在黑板上涂鸦，画人画树画房子，转而又一个人“抛七子”，跳房子，打“鳖”，打弹子。此刻真想来个小朋友陪我一起玩，然而没有。突然看见一条小狗，高兴地迎了过去。小狗也看见我了，很友好，在我脚边窜来窜去，尾巴摇个不停。我坐在泥巴地上，与它玩了好一阵。尼姑看见我了，问我怎么老是不回去，快要吃午饭了。又问我是不是被老子娘骂了打了，跑出来了。还说小孩要听大人话，不能一个人乱跑，跑丢了怎么办？我懒得搭腔，心里很烦她，怪她多嘴、多事，别人家的事情，她来管什么？
“花花－－吃中饭了！”尼姑吆喝她的小狗了，狗食钵子敲得多响。那个叫花花的小狗，转过头去看了看，又转过头对我望了望，还是走了。走得有些迟疑。
真的中午了，我也该走了。此刻，母亲与外婆一定也在吃午饭了吧？养母招待她们吃什么呢？包子油条？鸡蛋挂面？还是荷包蛋泡发米？她们一定在念叨我了，怪我了，骂我了。此刻，我不能回去－－我不能让她们轻易地见到我！于是，我朝坡地上的林子间走去。
我们这地方，早晚两餐干饭。早饭吃得迟，晚饭吃得早，中午不吃正餐，随便泡碗锅巴发米，或者买两个点心，就打发了。所以我不觉得饿，也不渴。热辣辣的太阳照在林子间，留下许多斑斑驳驳的光亮与阴影。走走停停，百无聊赖，不知不觉地躺在一摊茅草柴上睡着了。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害怕，连忙跑了。跑进家门，养母说“等你吃晚饭哩”。问我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到这时才回来？又说“这小把戏真不懂事，昨天还跟你招呼过了，叫你不要出去，硬是不听，害你妈妈和外婆等了你一天，也没见到你，说不定心里还在怪我们呢。这可是天知道，你不听招呼，我有什么办法？”
我没有回嘴，也没有说话，只顾往嘴里扒饭－－我是饿了。
养母唠叨了一阵，凝重的神情转而轻松起来，笑眯眯地说：“也好，还能养得乖，没有白疼你。”说着，挟起一块大瘦肉搁在我碗里，“饿了吧，多吃点。”
真没想到，不听招呼，贸然出逃，反倒赢得养父母高兴喜悦，可见两边大人都是看重我的。却苦了我的生母与外婆：那天，她们兴冲冲跑到榔桥，只为看看我－－自从我端午节前几天来养父母家以后，她们天天思念，日日牵挂，总也放不下。尤其是外婆，半夜醒来，身边空落落的，硬是少了一个人，也不知道淌了多少泪（我一直随外婆睡）。又不好意思过早地来看我，怕人家不高兴，就一直苦苦地熬着，实在熬不住了，托人带口信试探试探。养父母倒也慷慨，一口应允。说：“是应该常走动的。既然是亲戚了，有什么不好意思？”母亲和外婆高兴了好几天。本指望能骨肉相见一场，没想到我竟然躲起来了。回去以后，她们俩抱头痛哭了一场。
我是太狠心了！我记仇了，我还在恨我的生母－－恨她把我送给人家做儿子。我在想，既然你能狠心地不要我，我就可以狠心地不见你们－－我是在报复我的亲人了！
长大以后才懂得：母亲何尝是狠心地不要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实在是为我着想啊！“土改”以后，不光是田地房屋分掉了，就连稍稍值钱的东西都被没收了，家也散了。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妹妹，日子艰难不说，还背着地主成分，想重新做人都没机会。为了我的前途，为了我日后不至于太穷困艰险，母亲才决定把我送给人家做儿子的。这好比我们一家同遭火灾，绝望之际，母亲想到的首先是把我推出火海，让我另求生路，免得一同遭难。这有什么不好？我不但应该体谅母亲，还应该感谢母亲才是。而我却无端地记恨在心，伺机报复，无异于在亲人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还揉了几揉。我是太阴暗太狠心了！
好在两年后我重回生母身边，得到她的谅解。然而几十年来，这件事却一直梗在心里，时时想起，悔恨不已。
因此，我记住了烈女庙，记住了庙里的尼姑，和她的小狗花花。
区政府
区政府就在上街头，离我家很近。一个大大的房子，房子里面一个大大的敞厅。敞厅的正面是大门，其他三面是一个个小房间，全是木板结构，不隔音，还有大大小小的缝隙。房间上方是楼板，楼板上面是极矮的小楼，一般用作堆放杂物，极少住人。这些小房间或用作办公，或用作宿舍，或用作办公兼宿舍，简单极了。敞厅中央搁置着一张又长又大又笨重的木头桌子，桌子两边是一条条长凳，开会用。有一次，一位青年团的干部结婚，讲究新事新办，在这里开晚会，围了许多人，我也挤进去了。长桌上摆放着花生瓜子糖果香烟。一对新人站在中间，衣着整洁，满脸欣喜。雪亮的汽灯，质朴的讲话，善意的逗弄，开心的争辩，热闹极了。
区政府的大门口是个不大不小的操场，树立着一对篮球架，是请本地木匠制作的，很粗糙，不规范。球场也不规范，泥土地面，雨水一浸就形成大大小小的土宕。然而这已经是镇上唯一可以打篮球的地方了，经常有人在这儿打球。操场没有围墙，谁都可以来玩。我和一班小朋友经常在这儿“跳房子”，“打弹子”，“躲猫猫”；有时候也打球。不上学的日子，只要有人站在街中心一声喊：“喂－－到区政府戏去啰！”立刻便有人从两边店铺窜了出来，三三两两，推推搡搡－－都是头十岁小孩。戏，就是玩。方言。
中街上住着一对中年男女，开了爿小百货店。店虽小，口气却不小。门楣上写：京广百货一应俱全。其实就是卖些针头线脑袜子手帕。老板天天走乡串户，挑一副京货担子－－两只竹编的筐篓，有屉，有挂勾，摆满挂满了小物件，琳琅满目，清清爽爽。老板－－就是货郎，头戴草帽，脚穿麻编草鞋，一手扶扁担，一手拿“拨浪鼓”，时不时地摇一摇：拨咙——咚！拨咙——咚……声音亮而厚，多远都能听见。于是老人小孩姑娘嫂子们陆陆续续拢了过来，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一番讨价还价过后，有人揣着货物高高兴兴地走了。有人却兴犹未尽，拿不定主意；有人没有钱，问鸡子收不收。货郎说“收呀，怎么不收？”－－“多少钱一个？”－－“五百块钱三个。”说的是旧币，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五分钱三个蛋。鸡子就是鸡蛋。－－“嗐哟——还五百块钱三个，市面上一个鸡子二百块哩。”－－“是的，市面上是二百块钱一个，可我总不能一点不赚呀。”说白了，他收六个鸡蛋，可以赚一个。也是针头上削铁。于是有人拿来鸡蛋，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兑换货物。货郎便一个个地仔细检查，确认完好无损了，把蛋收藏在箩筐里。
换的换了，买的买了，货郎收拾担子，挑上肩，“拨咙——咚！”走了。脚步很慢，很轻盈，一转弯，不见了。远处传来一串犬吠声……
老板娘应酬门面操持家务。晌晚，老板一进门，洗脸水端来了，洗脚水端来了；菜也上桌了，酒也上桌了。小日子过得平平静静。
两口子生有一男一女。女孩大些，恬静斯文，听话懂事；男孩则生性顽皮，怕读书，爱打架。哪里人多往哪里跑，总喜欢肇点事端惹点祸。上课的时候，他在同学背上画乌龟，惹得哄堂大笑。老师将他调到前排，放在眼皮底下。他竟然拈来一些小小的粉笔头，当老师背过身去板书的时候，他便用粉笔头砸老师，一砸一个准。老师问谁砸的，没人说话；一个个地打听，也没人敢说。老师没办法，只好将他又调到最后一排，一人一张桌。说：“随你听不听，只要不妨碍别人。”
老板娘也没有好的管教办法，犯事了逮住一顿打。边打边问：“下次可敢了？”－－“不敢了。”－－“记不记得？”－－“记得。”－－“大声点！”－－“记——得——”答应得十分干脆。放暑假的日子，男孩更是不落家，一天到黑泡在河里。也有十一二岁了，却经常裤衩都不穿一条，赤身裸体招摇过市。老板娘来了，他就跑；追得快，他跑得快；眼看就要追上了，他卟嗵一下跳进河里，一个“猛子”－－不见了。
老板娘站在河边干骂。
老板娘与我养母关系比较好，常走动。小男孩对我还算客气，不即不离，相安无事。一天，小男孩弄来个大篮球，邀我去玩。这么大的篮球通常都是大人们玩的，我们小孩也能玩，觉得很高兴。于是七八个小孩分成两边，传球，抢球，投篮，玩得不亦乐乎。我很高兴和小男孩分在一边，因为他十分泼皮，能跑能抢，生龙活虎。而我就差多了。但能跟在这样的能人后面跑，也是痛快的事情。尽管我拿球的机会很少。
区政府一名干事也来了，站在边上看。还不时地吆喝，招呼这个人怎么怎么，那个人如何如何。好像很开心。突然，他指着我：“你们不要跟他玩！他是小地主！”
众人哑然，停下来，目瞪口呆。区干部再一次指向我：“就是他！他家是黄田的地主！”
众小孩似懂非懂，依旧呆呆地看着他。
“他是小地主！你们不要带小地主玩！”
于是全场哗变。原来与我一边的泼皮小男孩首先跳起来：“啊－－不带小地主玩！不带小地主玩！”
不带我玩，我就不玩。我又怕又恨地瞪了区干部一眼，悻悻离去。我认识：区干部姓汪，叫汪顺初（音）。
泼皮小男孩不让我走，将我拽到操场中央，众小孩围成一圈，一边吆喝，一边用球戏弄我：“小地主！小地主……”
汪顺初站在一旁，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泼皮小男孩还用球往我身上砸。用力倒不重，不痛，但十分挑衅。我没有哭，也没有叫；咬着牙，默默地应对着。突然，当泼皮小男孩几次三番假装给我球，而又立即收回的时候，我猛地抓住他一只手，凶凶地咬了一口－－鲜血直淌……
我傻了。众人都傻了。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汪顺初喊起来：“小地主咬人了！小地主咬人了！”
众人一窝风地跑了。泼皮小男孩连忙将伤口捂住，往回走，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养母狠狠地骂了我一通，连忙舀了一升发米，拿了四个鸡蛋，拉着我，赶上门去赔礼道歉。老板娘并没有为难我，甚至都没数落我一句。只是淡淡地说：“小把戏嘛，都不懂事，哪有那么好？”
我真的好感激。
我只是不懂：我们小孩好好地玩耍，你汪顺初何至于来这么一手呢？我与你无怨无仇呀！弄得我们两斗俱伤，你又得到什么好处呢？
人心叵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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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