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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榔桥遗梦(二)

张家肉店

对门是爿肉店。没有店号,老板姓张,人称张家肉店。

张老板有个特点:凡是可以不穿衣衫的日子,他都赤膊。宰猪卖肉的时候这样,下乡收猪的时候也是这样,到工商联开会还是这样。人说“张老板怎么连个褂子都不穿呢?”他说:“热。多层纱不舒服。”

张老板的身板很好看,肌肉发达,黑里透红,匀称,结实,健壮。虽说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半边猪两手一提扛起就走,脸不红气不喘,一点都不费劲。张老板是西南乡人,说话有点难懂。他把“水”说成“洗”--“快给我端盆洗来!”把“毛毛”说成“谋谋”--“这个谋谋长得真好看哩。”

张板奶奶也有五十多了,个头小俏,苗条。头光面光,清清爽爽。见了人开口一笑,绽出一颗小小金牙,硬是多了几分贵气。

夫妻俩没有生育过,先后领养了一对儿女。儿子叫张文才,女儿叫张孟珍,都有十六七岁了。张文才黄田人,父亲是小学老师,姓朱。原本家口就重,“土改”中划了地主,越发不好过了,就把这个大儿子卖给了张老板,“纸”上写的是“高山滚石,永不归宗。”十分的心硬。虽说是年纪轻轻,张文才却一点也不活泼。慢条斯理地踱方步,慢条斯理地打算盘记账。说话声特别小,像蚊子叫,少了点阳气。小学毕业了,不再读书,帮助家里打理生意。张老板一字不识,张文才就负责记账,算账,收钱付款,以及所有关系到文字方面的事情。他一天到晚很少离开店堂,很少离开那张属于他的账桌。账桌上放的是账簿和算盘,还有毛笔、砚台和墨。账簿很厚,但不复杂,就是赊肉登记,以户为单位,记的是户主名字。如果是户主妻子来赊的,就要注上一笔:妻手;是户主儿子来赊的,就注长子手或次子手。以免时间长了记不清,扯皮。除了账簿,还有一块白漆木板的“流水牌”,挂在墙上,随时可见。那是临时挂账的,又非常客。写:某日,张三赊肉二斤,欠洋几千几百元。张三来还欠款时,当面拭去。不记账的时候,张文才就看书:《七侠五义》,《小五义》,《火烧红莲寺》。还画画:找来几块小小的玻璃,压在插图上,用毛笔描摹。天黑以后,用手电筒照在雪白的墙上。于是墙上便有了人影,叫大家看。张文才说这是幻灯片。而张老板偏要说“打洋片”。他的宝贝儿子会“打洋片”,他心里好高兴。

那年月,小学毕业就算是文化人了。“念了几年书?”--“高小毕业。”不说是小学,而说是高小。一个“高”字区别颇大,响亮而自信,仿佛如今的“研究生”。“高小”全称“高级小学”,六年。而“初小”则是“初级小学”,四年。许多人只念到“初小”,就回家种田了。因此,张文才是张老板的希望--是要指望他传宗接代兴旺香火的。

媳妇都为他定好了,就是张孟珍--眼下是女儿,一圆房就成媳妇了。

张孟珍长得很好看。鹅蛋脸白里透红,一双眼睛清澈如水;五官端正,棱角分明;嘴角微微翘起,一副笑盈盈的样子。和他哥哥张文才不同,她活泼潇洒,走起路来步履轻快,风摆柳一样。嘴又乖巧,逢人必打招呼;一天到晚笑呵呵的,阳光灿烂。

唯独见了张文才她不开笑脸。不但不开笑脸,还总是气鼓鼓的,像是仇恨万丈。不但不喊哥哥,连名字都懒得叫。充其量一个“他”字,或是一声“欸!”不论什么场合,只要他在,她绝不加入。一家四口吃饭的时候,她总是端起碗到门口去吃。明明与大家有说有笑,他一来,她便扭头就走,招呼也没一个。洗衣服的时候,她常常把“他”的衣服甩在一边,不洗。张板奶奶问她为什么不洗?她回答“就是不洗!”没办法,张板奶奶只好自己洗。有一次,张板奶奶把全家人的衣服搓好了,叫她下河去清,她回来说“他的裤子被水冲走了。”--“那你捞呀。”--“捞了,捞不着。”

大家都不信--认为她故意为之。张板奶奶恼了:“这个死妹妮,也不能这么害呀!还不要花钱买?花我们的钱,也是你们的钱呀。”

张孟珍一面发誓赌咒,一面乐呵呵地笑,好像很得意。

我常常到张文才那里玩,看他写毛笔字,看他“打洋片”,更多的是向他借书看。也常常到张孟珍那里玩,看她洗衣服,看她做鞋子,看她绣花。一边看一边和她说话。她喜欢静静地与人说话,笑盈盈地,一副开心的样子。让人觉得亲近可爱。不像张文才,板了脸,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孟珍姐,你哪天圆房?”我问得很突然。

她倒不诧异,淡淡地说:“跟哪个圆房?”

“文才哥呀。”

“那个死鬼,不干。”

“不是说好的吗?”

“哪个跟他说好了?不干。”

“人家说你看不上他,是吗?”

“是的。”

“那你看得上哪个呢?”

她用手指在我鼻子上猛刮一下:“看得上你!”

“我?我也中?”

“不中。”

“怎么又不中了?”

“你太小。”

“我还要长大的。”

“等你长大,我就老了。”

“不老不老,你才不老哩。”

张孟珍笑了,转而扬起纳鞋底用的锥子,做出一副凶狠状:“再啰嗦,我就锥你的小屁股了。”

一个星期天,张孟珍带我到小白华去玩。小白华离榔桥七、八里路,是个很小的村庄。其实没什么可玩的,就是在村子里走一走,在田埂上走一走。油菜花开了,开得好齐整、好热烈,一片金黄,喷香。一路上她拉着我的手,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她的手白白嫩嫩,好柔软,好细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她身上还有一缕淡淡的清香,悠悠地往鼻子里钻,好闻极了。

半天工夫,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样的柔软细嫩,这样的缕缕清香。

一个十岁的孩子,第一次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多少天都淡忘不了。

后来,张孟珍结婚了,丈夫是区政府干事。

后来,张文才又念书了,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前年,也就是五十多年后,我在黄田遇上他。他退休了,小孩也大了,日子过得还不错。

张孟珍呢?日子过得也不错吧。

烈女庙

从榔桥往旌德方向,过石砌大桥,走完一段极短的街道,往左拐,爬坡,就看见烈女庙了。榔桥小学就在庙子里面。

烈女庙坐落在山腰间,趴在院墙上朝下看,一片田畈,满目青翠。农舍星星点点,路陌纵横交错。背后,则是连绵不断的山坡,林木茂密,郁郁葱葱。庙子不算很大,却也容得下整个学校--六个年级,三个班--都是复式班:高年级,中年级,低年级。进得庙门是个不大的空场,用作操场,升旗,排队,体育课,天晴的日子开会,都在这里。正殿用作大礼堂--其实不大,也只相当于大户人家客厅。后面的房子就是教室、办公室和教师宿舍了。都不成规格,或大或小,边边拐拐。厨房倒不小,有两间房子大,两口大锅,一堂小灶,一张八仙桌,几条连凳。两口大大的水缸,装满了明晃晃的水,滴清--这地方用水很金贵,要到山下面去挑。烈女庙应当是表彰某位烈女而建的庙子,然而办学前却是个尼姑庵。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曾经香火如何,现如今是彻底偃旗息鼓了。只剩下庙门石刻匾额上的三个字:烈女庙,和一只黑溜溜的大钟,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里。还有个不肯还俗的尼姑。有一间小小的披屋,很小的窗子,黑咕咚咚。尼姑在后面坡地上种菜,养鸡,养狗,过日子。不再当尼姑了,帮学校烧锅:给教师们煮饭烧菜,给师生们烧开水,还要给一些学生热午饭--少数路远的学生带来午饭,用蒸笼把饭加热。事情不少,尼姑做得很耐心。

榔桥小学根本不及我们黄田小学。黄田小学用的是培风中学校舍。很大,很气派。有许多空教室,还有三层楼,天桥,花园。再看看榔桥小学吧,那么狭小,那么零碎,教室也不正规,更没有天桥没有三层楼了。没有三层楼的学校,也能叫学校?我心里这么想。

我在榔桥小学只待了两年多,从三年级到五年级。后来,因为养父母闹离婚,我又回到黄田生母身边。两年多的时间,我好像从没有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学校,一直很“生份”,一直没把它记在心里。时至今日,是没有什么印象了。

倒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情,让我记住了烈女庙。

1951年初秋的一天,晚饭的时候,养母告诉我:“明天礼拜天,你妈要来,你就不要出去玩了,在家等着。”

“……”我一愣,没有说话。

“你妈想你了。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我有一口没一口地扒着饭。

养母一定以为我会高兴吧。然而我心里却敲起了“拨浪鼓”,烦躁个不停。觉也睡不绵了,做了许多梦。

第二天是个大好的晴天,早饭过后,我便悄悄溜走了。过了石桥,茫茫然不知往何处去,不经意之间,进了烈女庙。我躲在庙子里不出来,所有能进去的边边拐拐,都进去了。攀高弄低,跑上跑下,看看,站站,用粉笔头在黑板上涂鸦,画人画树画房子,转而又一个人“抛七子”,跳房子,打“鳖”,打弹子。此刻真想来个小朋友陪我一起玩,然而没有。突然看见一条小狗,高兴地迎了过去。小狗也看见我了,很友好,在我脚边窜来窜去,尾巴摇个不停。我坐在泥巴地上,与它玩了好一阵。尼姑看见我了,问我怎么老是不回去,快要吃午饭了。又问我是不是被老子娘骂了打了,跑出来了。还说小孩要听大人话,不能一个人乱跑,跑丢了怎么办?我懒得搭腔,心里很烦她,怪她多嘴、多事,别人家的事情,她来管什么?

“花花--吃中饭了!”尼姑吆喝她的小狗了,狗食钵子敲得多响。那个叫花花的小狗,转过头去看了看,又转过头对我望了望,还是走了。走得有些迟疑。

真的中午了,我也该走了。此刻,母亲与外婆一定也在吃午饭了吧?养母招待她们吃什么呢?包子油条?鸡蛋挂面?还是荷包蛋泡发米?她们一定在念叨我了,怪我了,骂我了。此刻,我不能回去--我不能让她们轻易地见到我!于是,我朝坡地上的林子间走去。

我们这地方,早晚两餐干饭。早饭吃得迟,晚饭吃得早,中午不吃正餐,随便泡碗锅巴发米,或者买两个点心,就打发了。所以我不觉得饿,也不渴。热辣辣的太阳照在林子间,留下许多斑斑驳驳的光亮与阴影。走走停停,百无聊赖,不知不觉地躺在一摊茅草柴上睡着了。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害怕,连忙跑了。跑进家门,养母说“等你吃晚饭哩”。问我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到这时才回来?又说“这小把戏真不懂事,昨天还跟你招呼过了,叫你不要出去,硬是不听,害你妈妈和外婆等了你一天,也没见到你,说不定心里还在怪我们呢。这可是天知道,你不听招呼,我有什么办法?”

我没有回嘴,也没有说话,只顾往嘴里扒饭--我是饿了。

养母唠叨了一阵,凝重的神情转而轻松起来,笑眯眯地说:“也好,还能养得乖,没有白疼你。”说着,挟起一块大瘦肉搁在我碗里,“饿了吧,多吃点。”

真没想到,不听招呼,贸然出逃,反倒赢得养父母高兴喜悦,可见两边大人都是看重我的。却苦了我的生母与外婆:那天,她们兴冲冲跑到榔桥,只为看看我--自从我端午节前几天来养父母家以后,她们天天思念,日日牵挂,总也放不下。尤其是外婆,半夜醒来,身边空落落的,硬是少了一个人,也不知道淌了多少泪(我一直随外婆睡)。又不好意思过早地来看我,怕人家不高兴,就一直苦苦地熬着,实在熬不住了,托人带口信试探试探。养父母倒也慷慨,一口应允。说:“是应该常走动的。既然是亲戚了,有什么不好意思?”母亲和外婆高兴了好几天。本指望能骨肉相见一场,没想到我竟然躲起来了。回去以后,她们俩抱头痛哭了一场。

我是太狠心了!我记仇了,我还在恨我的生母--恨她把我送给人家做儿子。我在想,既然你能狠心地不要我,我就可以狠心地不见你们--我是在报复我的亲人了!

长大以后才懂得:母亲何尝是狠心地不要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实在是为我着想啊!“土改”以后,不光是田地房屋分掉了,就连稍稍值钱的东西都被没收了,家也散了。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妹妹,日子艰难不说,还背着地主成分,想重新做人都没机会。为了我的前途,为了我日后不至于太穷困艰险,母亲才决定把我送给人家做儿子的。这好比我们一家同遭火灾,绝望之际,母亲想到的首先是把我推出火海,让我另求生路,免得一同遭难。这有什么不好?我不但应该体谅母亲,还应该感谢母亲才是。而我却无端地记恨在心,伺机报复,无异于在亲人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还揉了几揉。我是太阴暗太狠心了!

好在两年后我重回生母身边,得到她的谅解。然而几十年来,这件事却一直梗在心里,时时想起,悔恨不已。

因此,我记住了烈女庙,记住了庙里的尼姑,和她的小狗花花。

区政府

区政府就在上街头,离我家很近。一个大大的房子,房子里面一个大大的敞厅。敞厅的正面是大门,其他三面是一个个小房间,全是木板结构,不隔音,还有大大小小的缝隙。房间上方是楼板,楼板上面是极矮的小楼,一般用作堆放杂物,极少住人。这些小房间或用作办公,或用作宿舍,或用作办公兼宿舍,简单极了。敞厅中央搁置着一张又长又大又笨重的木头桌子,桌子两边是一条条长凳,开会用。有一次,一位青年团的干部结婚,讲究新事新办,在这里开晚会,围了许多人,我也挤进去了。长桌上摆放着花生瓜子糖果香烟。一对新人站在中间,衣着整洁,满脸欣喜。雪亮的汽灯,质朴的讲话,善意的逗弄,开心的争辩,热闹极了。

区政府的大门口是个不大不小的操场,树立着一对篮球架,是请本地木匠制作的,很粗糙,不规范。球场也不规范,泥土地面,雨水一浸就形成大大小小的土宕。然而这已经是镇上唯一可以打篮球的地方了,经常有人在这儿打球。操场没有围墙,谁都可以来玩。我和一班小朋友经常在这儿“跳房子”,“打弹子”,“躲猫猫”;有时候也打球。不上学的日子,只要有人站在街中心一声喊:“喂--到区政府戏去啰!”立刻便有人从两边店铺窜了出来,三三两两,推推搡搡--都是头十岁小孩。戏,就是玩。方言。

中街上住着一对中年男女,开了爿小百货店。店虽小,口气却不小。门楣上写:京广百货一应俱全。其实就是卖些针头线脑袜子手帕。老板天天走乡串户,挑一副京货担子--两只竹编的筐篓,有屉,有挂勾,摆满挂满了小物件,琳琅满目,清清爽爽。老板--就是货郎,头戴草帽,脚穿麻编草鞋,一手扶扁担,一手拿“拨浪鼓”,时不时地摇一摇:拨咙——咚!拨咙——咚……声音亮而厚,多远都能听见。于是老人小孩姑娘嫂子们陆陆续续拢了过来,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一番讨价还价过后,有人揣着货物高高兴兴地走了。有人却兴犹未尽,拿不定主意;有人没有钱,问鸡子收不收。货郎说“收呀,怎么不收?”--“多少钱一个?”--“五百块钱三个。”说的是旧币,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五分钱三个蛋。鸡子就是鸡蛋。--“嗐哟——还五百块钱三个,市面上一个鸡子二百块哩。”--“是的,市面上是二百块钱一个,可我总不能一点不赚呀。”说白了,他收六个鸡蛋,可以赚一个。也是针头上削铁。于是有人拿来鸡蛋,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兑换货物。货郎便一个个地仔细检查,确认完好无损了,把蛋收藏在箩筐里。

换的换了,买的买了,货郎收拾担子,挑上肩,“拨咙——咚!”走了。脚步很慢,很轻盈,一转弯,不见了。远处传来一串犬吠声……

老板娘应酬门面操持家务。晌晚,老板一进门,洗脸水端来了,洗脚水端来了;菜也上桌了,酒也上桌了。小日子过得平平静静。

两口子生有一男一女。女孩大些,恬静斯文,听话懂事;男孩则生性顽皮,怕读书,爱打架。哪里人多往哪里跑,总喜欢肇点事端惹点祸。上课的时候,他在同学背上画乌龟,惹得哄堂大笑。老师将他调到前排,放在眼皮底下。他竟然拈来一些小小的粉笔头,当老师背过身去板书的时候,他便用粉笔头砸老师,一砸一个准。老师问谁砸的,没人说话;一个个地打听,也没人敢说。老师没办法,只好将他又调到最后一排,一人一张桌。说:“随你听不听,只要不妨碍别人。”

老板娘也没有好的管教办法,犯事了逮住一顿打。边打边问:“下次可敢了?”--“不敢了。”--“记不记得?”--“记得。”--“大声点!”--“记——得——”答应得十分干脆。放暑假的日子,男孩更是不落家,一天到黑泡在河里。也有十一二岁了,却经常裤衩都不穿一条,赤身裸体招摇过市。老板娘来了,他就跑;追得快,他跑得快;眼看就要追上了,他卟嗵一下跳进河里,一个“猛子”--不见了。

老板娘站在河边干骂。

老板娘与我养母关系比较好,常走动。小男孩对我还算客气,不即不离,相安无事。一天,小男孩弄来个大篮球,邀我去玩。这么大的篮球通常都是大人们玩的,我们小孩也能玩,觉得很高兴。于是七八个小孩分成两边,传球,抢球,投篮,玩得不亦乐乎。我很高兴和小男孩分在一边,因为他十分泼皮,能跑能抢,生龙活虎。而我就差多了。但能跟在这样的能人后面跑,也是痛快的事情。尽管我拿球的机会很少。

区政府一名干事也来了,站在边上看。还不时地吆喝,招呼这个人怎么怎么,那个人如何如何。好像很开心。突然,他指着我:“你们不要跟他玩!他是小地主!”

众人哑然,停下来,目瞪口呆。区干部再一次指向我:“就是他!他家是黄田的地主!”

众小孩似懂非懂,依旧呆呆地看着他。

“他是小地主!你们不要带小地主玩!”

于是全场哗变。原来与我一边的泼皮小男孩首先跳起来:“啊--不带小地主玩!不带小地主玩!”

不带我玩,我就不玩。我又怕又恨地瞪了区干部一眼,悻悻离去。我认识:区干部姓汪,叫汪顺初(音)。

泼皮小男孩不让我走,将我拽到操场中央,众小孩围成一圈,一边吆喝,一边用球戏弄我:“小地主!小地主……”

汪顺初站在一旁,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泼皮小男孩还用球往我身上砸。用力倒不重,不痛,但十分挑衅。我没有哭,也没有叫;咬着牙,默默地应对着。突然,当泼皮小男孩几次三番假装给我球,而又立即收回的时候,我猛地抓住他一只手,凶凶地咬了一口--鲜血直淌……

我傻了。众人都傻了。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汪顺初喊起来:“小地主咬人了!小地主咬人了!”

众人一窝风地跑了。泼皮小男孩连忙将伤口捂住,往回走,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养母狠狠地骂了我一通,连忙舀了一升发米,拿了四个鸡蛋,拉着我,赶上门去赔礼道歉。老板娘并没有为难我,甚至都没数落我一句。只是淡淡地说:“小把戏嘛,都不懂事,哪有那么好?”

我真的好感激。

我只是不懂:我们小孩好好地玩耍,你汪顺初何至于来这么一手呢?我与你无怨无仇呀!弄得我们两斗俱伤,你又得到什么好处呢?

人心叵测。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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