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感谢母亲
2012年，母亲冥寿百岁。一个极普通的农妇，坎坷一生，平淡无奇，存若蝼蚁，逝若烟灰；只有她的儿子还是记着她的……
外婆告诉我：外公早年在汉口经商。因为贪心，买“发财票”而倒闭了。她还拿出针线栲（音：“考”，方言，即装针线的篾编敞口低帮小笸箩）里一本书页给我看：“喏，发财票。买了许多，都成废纸了。”这本书就是用废了的“发财票”订制成的，用于存放针线鞋样。“发财票”全是外文，无一个汉字，根本不认识。“发财票”是什么呢？是彩票，还是股票？还是别的什么票？外婆也不清楚，只是一口咬定“发财票”。
买“发财票”不但没有发财，反遭破产，一家人只得回归故里。却没有回溪头，而是投靠外公的妹婿，在黄田安家。外公妹婿家是个比较大的财主，属黄田朱姓“长房”。黄田与溪头分别为朱姓与胡姓两个大村子，相隔十华里。两姓之间世代联姻。外公回来后也置了点薄产，日子能过。后来，外公早早地去世了，外婆就一直寡居。“土改”时划成分，划的是“小土地出租”。
母亲出生于民国元年，在一所女子学堂读过几年书。出嫁时十七岁。父亲也才二十岁。拜堂成亲的当天，两口子就不和睦，心里不高兴。原来，母亲虽然也缠过足，但未缠成即放开了，足比较大。而父亲的足并不算很大。成亲时作兴穿“同鞋”－－妻子的鞋必须放在丈夫的鞋子里面（不知是谁想出的歪点子）。“同鞋”由女方做好后送至男方，成亲时穿。为了能“同”进去，就把父亲的鞋做大了一点。拜堂成亲时有许多礼仪，父亲的鞋大了，不跟脚，容易掉。于是牢骚满腹，迁怒于人，“咕哝”个不停。母亲说，从成亲那天起，她就承受父亲的责骂与“咕哝”了。
父亲真是不讲理，“同鞋”又不是母亲所做，能怪她吗？再说，鞋大了，凑合着，礼仪完毕不就没事了吗？父亲是个不随和的人。
父母亲虽然不合，但日子还是照常，外人也看不出来。以前的婚姻就是牢不可破。要是如今，早就“拜拜”了。
母亲却一直未能怀孕。这是个大事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那年月，未能怀孕，没办法体检，也不知道体检,却异口同声地怪罪女方。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动静，父亲便娶了二房。就是我的二妈，实际称呼“姑妈”（意即父亲的妹妹）。“姑妈”家住在黄田村口不远的高村，比较贫寒。据说是帮我们家采茶时，经人从中撮合的。“姑妈”很能干，耘田割稻，采茶叶打猪草，样样在行；比父亲小了一“属”。
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不久，母亲怀孕了，生下我。那年父亲三十三岁，母亲三十岁。在当时已经是少有的大龄男女了。一家人如获至宝。太金贵了，怕养不大，给我起了个女孩名字，小名“腊妹妮”（腊月二十二出生），说这样好养。此后，两房妻子竞争似的，各生一男一女。数年间，父亲便有了四个儿女。
母亲为什么婚后十三年迟迟不生呢？这是我第一要感谢母亲的地方。后来才知道：母亲是在不自觉地护佑我，让我能逃过后来的“反右”运动。如果我早三年出生，极有可能遭遇“阳谋”，被打成“右派”的。而我又不会顺应时务，不善于掩饰保护自己，性子又急，多半会因此丢掉性命。这就叫宿命。我不相信鬼神，但相信宿命。因此我要祷告苍天，感谢母亲！除了母亲，还有谁能考虑得如此仔细如此缜密如此执着呢－－自己什么委屈都可以承受，就是不让儿子早早地来到人间。
母亲是个愿意牺牲自我的人。黄田村多半是这样的家庭模式：男人外出打拼挣钱，女人在乡间当家理事。母亲既嫁，便渐渐担负起当家的担子。一般人只知道当家人光鲜一面，而不清楚其艰辛一面：既要对男人负责，又要协调方方面面关系。要管理家产，要权衡利弊，要把握得失，要考虑全家男女老小的利益。要稳得住长工短工，要应酬场面上的往来。尤其国共两党内战年代，两边武装“拉锯”不停。三天前国民党自卫队来了，要什么什么；三天后共产党游击队来了，要什么什么。当家人都必须出面应酬。人家有枪有刀，杀人像杀鸡一样轻巧，一样随便。当家人提着脑袋软磨硬泡，巧于周旋，苦苦地厮守着这个家。半夜三更被一班枪兵敲开门来，恶言恶语教训一番，吓得瑟瑟发抖，是常有的事。及至送走枪兵，才敢摸一摸项上脑袋：啊，还在！复又上床睡觉，已经鸡叫二遍了。
“土改”的时候，母亲以一个“妇道”之人，极力维护祖父与父亲的安全，任宰任剐毫不推三缷四。村里的“农会”要她“交出”父亲时，她一面“放风”说父亲“跑到台湾去了”，一面在村长李子学的帮助下，以一担稻谷的代价，“派出”一名中年男子去郎溪找到父亲，叫他避避风头，千万不能回来。中年男子回村以后便谎称找不着父亲，“都说跑到台湾去了”。这都是李子学的点子。李子学是个大好人，从来不“人五人六”。按照官方说法，“立场不稳”。母亲当然知道，父亲如果回到黄田，自己便可以“一身轻”了。但她不，舍我其谁，自己下地狱了。“土改”之初，她到溪头“牛王殿”求过签，问“土改”事。签上说“来似猛虎去似马”。“牛王殿”里供奉一尊不大的塑像，俗称“牛王老爷”，牛首人身，似妖似怪；香火却十分旺盛，在东乡呼声甚高，都说灵验。母亲一面作好了被“猛虎”呑噬的准备，一面“自救”。她要我随她一道去向村干部求情，企图得到他们的怜悯与同情。我不去，母亲落泪了：“人到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才这么做。前世作恶遭报应，今生罚我受苦受难。我自己倒没什么，你才小小年纪，硬是跟我受罪，娘心里不忍……”说着就泣不成声了。我没再执拗，答应随她一道去求情。母亲说：“别的事你不管，只管磕头就是了。”先去村长李子学家，很近。一进门，没等母亲开口说话，我便双膝跪下，趴在地上直磕头。学老爹（人们都如此称呼他）连忙搀起我：“做么的呢？做么的？”母亲说：“……从前我们剥削贫雇农，造了孽，该当报应。只是伢宜还小，他没有剥削，求大家给他一条路走……”学老爹连连摆手：“快不要这么说！二老爹是个正经人，我们清楚……都是天上星宿下了凡，注定一些人要遭难……你也不要怕，把伢宜们带好，事情总会过去的。”第二个要去的树老爹家，也不远。树老爹叫朱成树，是祖父的远房堂弟，“解放”前孑然一身，家徒四壁，赤贫。祖父与族中人商量：“总不能看着他断绝香火呀！”于是大家凑了些钱，以四十块大洋买了个外地女人让他成亲。女人名叫代姑，小他二十二岁；生了个儿子，比我大一两岁。因为一贫如洗，成了坚定的依靠对象。“土改”工作队一来就住在他家，派他担任农会主任。树老爹偎在灶门口，扒了火在烘暖。见我朝他磕头，既不惊讶，也不起身。听母亲说明来意，淡淡地说：“这个事情我也作不了主，都听土改队的。不过唛，一笔难写两个朱，我不会多事的。”第三个是妇女主任，住在“笃诚堂”附近、快到马冲的地方，比较远一些。好像她姓谢，是外地来的，大家都喊她“新娘子”。这个“新娘子”年岁不大，风韵犹存，能说会道，像个干部样子。见我捣蒜般地磕头，她连忙将我扶起，又撢了撢我裤腿上的泥灰，神情严肃地对母亲说：“你能认识到自己罪过，是对的。我们贫雇农坐天下，就是要消灭你们这些地主富农，消灭剥削……你也不要乱跑了，在家等着处置吧。”讨了个没趣，一路上心里怦怦怦地跳，打鼓一样。
“土改”中，母亲被关押，被罚跪，被吊打，都默默地承受了。也曾经绝望过：解下裤带自缢。裤带却断了，未遂。她事后告诉我：“那一刻，我想到天不绝我。”于是放弃自缢。其实是裤带不结实，承受不了重力。否则，早就没命了。
母亲是个严慈兼济的人。因为父亲常年不落家，对于我来说，母亲既是慈母亦是严父。生活上百般照料，唯恐我受了委屈。而品质教育上则又严格从事，毫不含糊。我“发蒙”上学第一年，并不是上学堂，而是进私塾。先生朱童辉在“新德堂”开馆，有十几个学生。童辉先生老了，晚上睡不着，便早早地起来。竟要求学生也早早地上学。不知为什么我也亢奋不已，夏天的一段日子里，天未亮就要上学。显然是无理取闹。母亲却不责怪，服侍起床以后，将我送去。路过一段竹园外围时，竹影斑驳，唦唦有声，月亮还没下山呢。及至吃早饭的时候，母亲又将早饭送到学校。母亲不但毫无怨言，还说“儿子这么喜欢念书，娘心里高兴”。真不知道是迎合哩，还是溺爱。第二年，私塾闭馆，我到村里“洋学堂”上二年级。算术却跟不上。母亲便凭她那点“女子学堂”基础，循循善诱地教我，终于让我跟上班。
考初中通过笔试以后，还要去泾县中学体检。黄田小学不管了，母亲送我。母亲背了一小袋米（不记得几斤了），带了干粮（锅巴）和辣椒酱，还特地买了几块酱油豆腐干。天未亮启程，陪我步行到泾县，七十华里。中途在伏梓溪一家卖茶水的凉亭歇下来，付二分钱茶水费，泡锅巴吃。母亲只吃辣椒酱，说：“酱油干子你吃，你怕辣。”当时，一角钱可以买十二块干子，母亲却舍不得吃。今日记起，心里怎么都轻松不起来。到了县城，母亲找到朱永辉先生家，将带来的米交给辉先生妻子达姑婶婶（“统购统销”了，各家的粮食定量都不多，有钱都买不到，探亲访友是要带口粮的，否则人家接待不起），就在他家吃住了。好在大热天，睡的是凉床。完成体检，我们很快就回来了。还是泡锅巴，还是吃辣椒酱。母亲一路上谈笑风生，异常高兴。说：“五个人赶考，考上你一个，我当然高兴。”那心情，简直有点骄傲了。我却担心体重太轻，通不过－－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体重只有三十公斤，校医当场就说太轻了。
收到录取通知，母亲为难了：念吧，没钱；不念吧，可惜。她先是带我去求父亲的一位朋友。朋友一直经商，家里没有多少田，成分不坏，自己在供销社工作。母亲说，这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不差似亲兄弟。能借几个钱，把开学的费用对付过去，就好了。然而一无所获，母亲感叹不已。其实也不能怪人家，那时候大家活得都不容易。尔后，母亲还是义无反顾地将唯一的一张床卖了，把我送进初中。
母亲对我的管教是很严厉的。五、六岁的时候，我到邻居家去玩。邻居父子俩都在江西景德镇经商，家里有一些乡下没有的新鲜东西。比如手电筒，我看呆了：怎么一摁就亮呢？玩着玩着就起了歹意，悄悄地将它“摸”到家里来了。母亲发觉以后，将我狠狠地打了一顿，拉我去人家认错，还人东西，赔礼道歉。我不愿意去，要求母亲去还。母亲怎么也不迁就我。我觉得母亲伤了我的自尊，大跌面子，耿耿于怀。后来才认识到，母亲做得对：小小年纪就“摸”人家小东西，大了就可能偷大东西。她的儿子不能是个贼。虽然打得狠了些，确实也让我“长了记性”。
母亲经常打我，都是我不听话的时候。打得很重，我却不哭、不叫，犟起脑袋任她打。常常是母亲先哭了，哭得捶胸顿足，诉说自己如何如何命苦，如何如何无能，老的小的都照应不好，还不如死了算了……每每如此，我的心便软了，跟着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认错。长大才知道，母亲活得太艰辛了，郁闷在心，无力排遣。我又不懂事，惹她生气；不打我又能打谁呢？所以并不怪她。而今，真想母亲再来打我一顿，无论多狠，我都乐意。却无法遂愿了。
辛苦劳累艰难凶险，贯穿母亲一生。“土改”以后，母亲顶着这个倒霉的门户，一边要承受没完没了的监督改造批判斗争，一边要想方设法养家糊口。没有任何接济。她代人家服侍“月子”，一个月挣六元钱。这六元钱可不好挣啊，除了服侍产妇，照应婴儿，还要操持顾主一家的家务，直至喂猪喂鸡喂狗。冬天，滴水成冰的日子，要敲开池塘冰封洗衣衫洗尿布。那是个什么滋味，该不难想象吧。她擅长针线活，长年累月代人做鞋，代人纳鞋底。那时候的农村人家，做鞋是件“浩繁”工程，一家数口的鞋都落在主妇身上，工作量很大。而纳鞋底又是其中最费时费力的活，稍有能耐的人家都愿意请人纳鞋底。母亲便因此获得一线生机。她也从这个窄窄的缝隙中似乎看到了希望，于是拼命地揽活。白天要下地，晚上才能做针线。我经常一觉醒来，看见她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纳。一灯如豆，昏昏暗暗，周遭一片怕人的寂静。逢年过节，活儿多，经常做到鸡叫头遍才能睡觉。纳鞋底是个苦活，每一针都要于手腕处使暗劲。否则鞋底就是“泡”的，不结实。母亲的手腕变了形，眼睛也越来越不济，早早地昏花了。
母亲也有快乐的时候，那就是交出一批活，结到一笔工钱的时候。工钱不多，也很满意了。做两个好一点的菜，一家人过年似的，放开肚子吃上一顿。一个中秋的夜晚，妹妹早早睡了，母亲与我在宅内巷子里赏月－－巷子很窄，只是比天井长一些，是赏不到月的。但能看见映照在墙壁上的月光。母亲坐在椅子上，将我搂在怀里，把一件一件的往事说给我听。说她从前上学的时候，怎么怎么爱漂亮；说她与父亲的“八字”不合，嫁过来就没顺过心；说下辈子投胎怎么也不做女人了，女人好苦；说父亲其实也不容易，不知道现在过得如何。说希望我好好读书，长大了能在公家做事……月光如水，秋虫唧唧。每每忆起，似乎还沉浸在当年的情境之中。
母亲偶尔也唱歌。唱得不好，但也不是五音不全。她说她小时候在一个教堂里唱过歌，且不止一次两次。而此刻却只会唱“孟姜女哭长城”，唱“正月里来”，唱得很凄情。
1957年之前，因为“统购统销”，粮食就开始紧张了。但日子还是能过，无非是搭食杂粮，如六谷、山芋、泥豆，还是能吃饱的。1958年，“大跃进”开始，灾难就发生了。这一年“大办钢铁”，上面给每家每户派任务：交废铁。所有废旧铁皮、铁钉，包括宅门上的铁环、铁插鞘，都拆下来上交了。还是完不成任务。母亲不得已，将家里一张旧锅砸碎上交，同时抱怨了几句。就这样，母亲被逮捕了。这是听黄田老辈子说的。其实也只是个诱因。即便没有这回事，母亲也是逃不过去的。正如她所说：在劫难逃。
后来，母亲被押到歙县劳改茶场去了。
后来，母亲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行至“大夫第”，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颜生富是黄田大队队长，那时候叫黄田营，他是“营长”。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一起冤案，一条人命，就这么轻轻悄悄打发了。
此刻，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死了好几年了。
然而，“撤销判决”总比不撤销好。尽管于事无补，心里还是多了点宽慰。真的感谢胡耀邦总书记，是他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对于社会，母亲是个极普通的农妇；而对于我，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没有母亲的生育扶养，关心照应，乃至于缜密护佑，就没有我。有人把这个比作母亲，把那个比作母亲，我以为无论矫情与否，都是荒诞不经的；是对母亲的亵渎。
母亲就是母亲。母亲是唯一的，无可替代。
感谢母亲。
榔桥遗梦（一）
叶小伢
除了养父母和我，家中还有个年轻人：叶小伢。
叶小伢的身份有些特别：既似主人，又似帮工，还似学徒。据说，他从小就没有父母，几年前来到榔桥，跟着养父做“下手”。从磨黄豆开始，煮浆，做豆腐，包干子，乃至熬糖，一样样学来。可以顶班了，只有“点膏”、“炒色”、“沤制臭干子坛”，这些技术活还不全会。而今养父年岁大了，体力差了，已经离不开他了。
叶小伢称呼我养父“伯伯”，而不是“老板”、“师傅”；称呼我养母“姆妈”。难怪我初次入门时，养母特地打我招呼：“这是你哥哥。”于是我就一直喊“哥哥”。我有点懵了：既然已经有了儿子，还要把我过继来干什么？原来，养父母失去最后一个亲生儿子以后，叶小伢就托人出面，要给他们做儿子。养母一口答应，但养父不同意，说他是外姓。养母虽然专权，但在那个年月，这种大事还是由男人作主的。
天蒙蒙亮，叶小伢就起来了：磨黄豆。把泡了一个晚上的黄豆盛在盆里，搁于磨盘上。以便推磨中不时地将黄豆舀进磨眼。推磨是借助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柄和一段绳索。木柄的一头卡在上片磨盘的侧面，另一头紧紧地贴在腹部；绳索的一头固定在木柄中间，另一头套在磨盘上片的一个固定点上。推磨人围绕磨盘行走，不紧不慢，一圈，一圈。于是磨盘的上片也就一圈一圈地磨动起来。黄豆磨碎了，淌出白白的豆汁，落进磨盘下的大盆里。据说，磨“一作”黄豆（通常是七斤），要走八里路。
一边磨黄豆，一边大锅烧水；黄豆磨完，大锅里的水也烧开了。于是“冲浆”－－一瓢一瓢的开水倒进盆里，搅拌。然后“滤浆”－－滤出豆渣，把雪白的豆汁倒进大锅－－“煮浆”，揭豆腐皮。再把煮滚的豆浆倒进缸里。这时候，养父也起床了，由他“点膏”。就是把一定比例的熟石膏研碎，冲进豆浆里，搅拌，盖上盖子焖。一会儿就凝固成“豆腐脑”了。
这时候，叶小伢总是站在旁边，认真地看着。养父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有时候，也让叶小伢试试身手。其实叶小伢也可以“点”，只是不稳定，有时好，有时不那么好。养父不放心让他单独操作。
整个上午都很忙。打水豆腐：舀出豆腐脑，打成小块，搁置在一个大水盆里，卖，一百元钱（即一分钱）两块。做老豆腐：把豆腐脑搅碎，舀进一个尺许见方的木框里（事先垫好白布），盖上木板，压；待压成适当硬度时，缷下木框，就成老豆腐了，八百元（即八分钱）一斤。包豆腐干：酱油干子用蒲包袋子包，很小，一个蒲包袋只能包一块，很费工夫，八百元买十块。养父包的干子均匀，规整，大小厚薄几乎一样，像是工艺品，很好看。做千张：一只长方体小木框，一幅窄而长的白布垫在框里，铺一层豆腐脑，摺一层白布，如此折叠，直至整个木框铺满，压；压成以后，再一折一张地撕去白布，一张张的千张就成了。怪不得叫“千张”。把千张切成小条，挽成结，与肉一起煮，叫“千张疙瘩烧肉”，那味道比肉好吃。
吃过午饭，就没多少活了。只是捡场，洗涮工具，煮干子，挑水以及淘洗第二天用的黄豆。这些零碎活要不了多少时间，叶小伢可以自由活动了。或是去街坊串门，或是听艺人说书，或是到附近乡村去耍。若是夏天，则十有八九是捉鱼。叶小伢捉鱼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在大河中下丝网。二是真正意义上的捉鱼，徒手。屋旁边有一条水渠，不到两米宽，是从大河里流过来的。其中经过水碓后的一段很深，据说一个男子打不着底；到了我家旁边又浅了，然后不紧不慢地向一片田野中流淌而去。水清如镜，能看见许多鱼儿在游。有淘米者将米箩一入水中，那些鱼儿便急冲冲赶来争食，也不怕人，赶都赶不走，就像养在池里一般。如今，只有到公园的鱼池才能见到了。但鱼池里的鱼肥溜溜，臃肿、迟缓，没有野鱼的灵性。
水渠两岸由一块块石头垒砌而成，天长日久，形成大大小小的石洞与缝隙，藏满了鱼。叶小伢水性好，能憋住气，把头埋入水中，将手伸进洞隙捉鱼。小鱼是不要的，最小也要有三四寸长，大的有一二斤重。叶小伢捉鱼有瘾。他说：把手往洞里一伸，鱼在里面扑扑扑直跳，一把抓住，心里不晓得有多快活。也有抓住以后滑掉的，那鱼便扑嗤一下无影无踪了。叶小伢每每懊悔不已，坐在水里半天不挪身子。第二天他再到这儿来，伸手探洞，空无一鱼；第三天他还到这儿来，还是空无一鱼。养母笑了：“你真比鱼还痴。鱼都晓得不再去了，你还去。”叶小伢笑笑，猛地一拍大腿：“哎呀－－真可惜！少说也有二斤重呐！”
逮鱼人常常不爱吃鱼。这话一点不假，叶小伢就不爱吃鱼。恁你把鱼烧得多好吃，他从来不伸筷子。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不好吃。”又问“那你为什么捉鱼？”他说“有劲。”但他喜欢看别人吃鱼。准确地说，他喜欢看别人吃他捉的鱼。别人吃得越开心，他就看得越开心。有时候，养母搛条鱼搁在他碗里，硬是要他吃。他也不吃，将那条鱼搛给我，问：“好吃？”－－“好吃。”－－“怎么好吃？”－－“鲜。”－－“你能吃几条？”－－“三条。”－－“好。我要把那条鱼捉到，给你一个人吃。”
还是没忘记那条逃窜的鱼。
一次，叶小伢来到水碓附近，一个“猛子”扎下去，伸手去掏洞。洞里有鱼在跳。待他捉住鱼往回抽手时，却卡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他有点慌，连忙将鱼放了，试了几回，还是出不来。他真的慌了，心里想，难道要呛死我不成？一咬牙，猛地一抽，手是出来了，水面上荡起一团红晕……
养母替他包扎好伤口，便黑起脸来大骂一通。还不解恨，捡来一根竹丝鞭，一边抽打他的屁股，一边嚷：“出了人命怎么搞？看你可记得？看你……”竹丝鞭很细，打在身上一点不痛。叶小伢窃窃嬉笑。
不知道哪天开始，叶小伢不捉鱼了，不听书了，也不串门了。干完活就倒在床上睡觉，把脸捂个严严实实。谁说话都懒得答腔。
大家猜：叶小伢心事重了。
叶小伢看中一位姑娘，家住附近农村。两个人谈得来，一个愿娶，一个愿嫁。本当十分简单的事情，女方家长却要一笔很重的彩礼，叶小伢拿不出。养母愿意掏私房钱帮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这当口，大堂那边的药店老板悄悄来了，见他气色不好，来看看。
诊脉。察看舌苔。药店老板说没什么病，情志不遂，三焦阻塞，心里有什么疙瘩解不开。一旦解开，就好了。
叶小伢呆了：真神医呐！便把心中疙瘩和盘托出。
药店老板说愿意帮忙。
叶小伢浑身一热，说：“你倒是好心借，我哪天能还清呢？你不急？”
药店老板说：“不是借，是承担。不要你还。”
“有这门好事？”
“有个条件，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什么条件呢？药店老板说，这女子要陪他睡觉－－不多，每个月不超过五晚上，时间一年。说“反正住在一个大门里，方便。”还说这叫“靠”，女人“靠”个男人，是常有的事，不奇怪。
叶小伢心里一颤，没有吭声。
药店老板说，他还可以负担成婚时的一切开销。
叶小伢还是不吭声。
药店老板又说，再负担那女子一年的生活费，每月八万块（旧币，即后来的八元）。那时候大米价格六万元一百斤，八万－－不少了。
叶小伢依然没吭声，但有点动心了，悄悄问养母：“划算不划算？”
养母思忖了好一会，说：“真正讲起来，也没什么不划算。不就是那点事么？又不掉块肉。结婚证上是你的名字，他还能把你老婆拐走不成？再说，那老东西大把年纪了，瘦得三根筯，不定哪天见阎王哩。”
叶小伢说：“我也这么想。要不要跟伯伯说呢?”
“要说。这也不是个小事－－我来说。”
养父正好多喝了几杯酒，听了这番话气不打一处来，太阳穴上青筋暴胀，大骂起药店老板来：“这个狗日的，只顾老牛吃嫩草，不是糟蹋人吗？”
骂完人家，又骂自己人，怎么都劝不住。大屋里特别静悄，只听他一人在骂。
第二天，药店老板一脸铁青。
养父托人疏通，女方竟然把彩礼减了许多。全家人空前团结，为叶小伢办了一桩体体面面的婚事。
药店老板单独送了一份礼，却没有出席婚筵－－那天，他出诊去了，很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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