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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感谢母亲 

2012年,母亲冥寿百岁。一个极普通的农妇,坎坷一生,平淡无奇,存若蝼蚁,逝若烟灰;只有她的儿子还是记着她的…… 

外婆告诉我:外公早年在汉口经商。因为贪心,买“发财票”而倒闭了。她还拿出针线栲(音:“考”,方言,即装针线的篾编敞口低帮小笸箩)里一本书页给我看:“喏,发财票。买了许多,都成废纸了。”这本书就是用废了的“发财票”订制成的,用于存放针线鞋样。“发财票”全是外文,无一个汉字,根本不认识。“发财票”是什么呢?是彩票,还是股票?还是别的什么票?外婆也不清楚,只是一口咬定“发财票”。

买“发财票”不但没有发财,反遭破产,一家人只得回归故里。却没有回溪头,而是投靠外公的妹婿,在黄田安家。外公妹婿家是个比较大的财主,属黄田朱姓“长房”。黄田与溪头分别为朱姓与胡姓两个大村子,相隔十华里。两姓之间世代联姻。外公回来后也置了点薄产,日子能过。后来,外公早早地去世了,外婆就一直寡居。“土改”时划成分,划的是“小土地出租”。

母亲出生于民国元年,在一所女子学堂读过几年书。出嫁时十七岁。父亲也才二十岁。拜堂成亲的当天,两口子就不和睦,心里不高兴。原来,母亲虽然也缠过足,但未缠成即放开了,足比较大。而父亲的足并不算很大。成亲时作兴穿“同鞋”--妻子的鞋必须放在丈夫的鞋子里面(不知是谁想出的歪点子)。“同鞋”由女方做好后送至男方,成亲时穿。为了能“同”进去,就把父亲的鞋做大了一点。拜堂成亲时有许多礼仪,父亲的鞋大了,不跟脚,容易掉。于是牢骚满腹,迁怒于人,“咕哝”个不停。母亲说,从成亲那天起,她就承受父亲的责骂与“咕哝”了。

父亲真是不讲理,“同鞋”又不是母亲所做,能怪她吗?再说,鞋大了,凑合着,礼仪完毕不就没事了吗?父亲是个不随和的人。

父母亲虽然不合,但日子还是照常,外人也看不出来。以前的婚姻就是牢不可破。要是如今,早就“拜拜”了。

母亲却一直未能怀孕。这是个大事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那年月,未能怀孕,没办法体检,也不知道体检,却异口同声地怪罪女方。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动静,父亲便娶了二房。就是我的二妈,实际称呼“姑妈”(意即父亲的妹妹)。“姑妈”家住在黄田村口不远的高村,比较贫寒。据说是帮我们家采茶时,经人从中撮合的。“姑妈”很能干,耘田割稻,采茶叶打猪草,样样在行;比父亲小了一“属”。

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不久,母亲怀孕了,生下我。那年父亲三十三岁,母亲三十岁。在当时已经是少有的大龄男女了。一家人如获至宝。太金贵了,怕养不大,给我起了个女孩名字,小名“腊妹妮”(腊月二十二出生),说这样好养。此后,两房妻子竞争似的,各生一男一女。数年间,父亲便有了四个儿女。

母亲为什么婚后十三年迟迟不生呢?这是我第一要感谢母亲的地方。后来才知道:母亲是在不自觉地护佑我,让我能逃过后来的“反右”运动。如果我早三年出生,极有可能遭遇“阳谋”,被打成“右派”的。而我又不会顺应时务,不善于掩饰保护自己,性子又急,多半会因此丢掉性命。这就叫宿命。我不相信鬼神,但相信宿命。因此我要祷告苍天,感谢母亲!除了母亲,还有谁能考虑得如此仔细如此缜密如此执着呢--自己什么委屈都可以承受,就是不让儿子早早地来到人间。

母亲是个愿意牺牲自我的人。黄田村多半是这样的家庭模式:男人外出打拼挣钱,女人在乡间当家理事。母亲既嫁,便渐渐担负起当家的担子。一般人只知道当家人光鲜一面,而不清楚其艰辛一面:既要对男人负责,又要协调方方面面关系。要管理家产,要权衡利弊,要把握得失,要考虑全家男女老小的利益。要稳得住长工短工,要应酬场面上的往来。尤其国共两党内战年代,两边武装“拉锯”不停。三天前国民党自卫队来了,要什么什么;三天后共产党游击队来了,要什么什么。当家人都必须出面应酬。人家有枪有刀,杀人像杀鸡一样轻巧,一样随便。当家人提着脑袋软磨硬泡,巧于周旋,苦苦地厮守着这个家。半夜三更被一班枪兵敲开门来,恶言恶语教训一番,吓得瑟瑟发抖,是常有的事。及至送走枪兵,才敢摸一摸项上脑袋:啊,还在!复又上床睡觉,已经鸡叫二遍了。

“土改”的时候,母亲以一个“妇道”之人,极力维护祖父与父亲的安全,任宰任剐毫不推三缷四。村里的“农会”要她“交出”父亲时,她一面“放风”说父亲“跑到台湾去了”,一面在村长李子学的帮助下,以一担稻谷的代价,“派出”一名中年男子去郎溪找到父亲,叫他避避风头,千万不能回来。中年男子回村以后便谎称找不着父亲,“都说跑到台湾去了”。这都是李子学的点子。李子学是个大好人,从来不“人五人六”。按照官方说法,“立场不稳”。母亲当然知道,父亲如果回到黄田,自己便可以“一身轻”了。但她不,舍我其谁,自己下地狱了。“土改”之初,她到溪头“牛王殿”求过签,问“土改”事。签上说“来似猛虎去似马”。“牛王殿”里供奉一尊不大的塑像,俗称“牛王老爷”,牛首人身,似妖似怪;香火却十分旺盛,在东乡呼声甚高,都说灵验。母亲一面作好了被“猛虎”呑噬的准备,一面“自救”。她要我随她一道去向村干部求情,企图得到他们的怜悯与同情。我不去,母亲落泪了:“人到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才这么做。前世作恶遭报应,今生罚我受苦受难。我自己倒没什么,你才小小年纪,硬是跟我受罪,娘心里不忍……”说着就泣不成声了。我没再执拗,答应随她一道去求情。母亲说:“别的事你不管,只管磕头就是了。”先去村长李子学家,很近。一进门,没等母亲开口说话,我便双膝跪下,趴在地上直磕头。学老爹(人们都如此称呼他)连忙搀起我:“做么的呢?做么的?”母亲说:“……从前我们剥削贫雇农,造了孽,该当报应。只是伢宜还小,他没有剥削,求大家给他一条路走……”学老爹连连摆手:“快不要这么说!二老爹是个正经人,我们清楚……都是天上星宿下了凡,注定一些人要遭难……你也不要怕,把伢宜们带好,事情总会过去的。”第二个要去的树老爹家,也不远。树老爹叫朱成树,是祖父的远房堂弟,“解放”前孑然一身,家徒四壁,赤贫。祖父与族中人商量:“总不能看着他断绝香火呀!”于是大家凑了些钱,以四十块大洋买了个外地女人让他成亲。女人名叫代姑,小他二十二岁;生了个儿子,比我大一两岁。因为一贫如洗,成了坚定的依靠对象。“土改”工作队一来就住在他家,派他担任农会主任。树老爹偎在灶门口,扒了火在烘暖。见我朝他磕头,既不惊讶,也不起身。听母亲说明来意,淡淡地说:“这个事情我也作不了主,都听土改队的。不过唛,一笔难写两个朱,我不会多事的。”第三个是妇女主任,住在“笃诚堂”附近、快到马冲的地方,比较远一些。好像她姓谢,是外地来的,大家都喊她“新娘子”。这个“新娘子”年岁不大,风韵犹存,能说会道,像个干部样子。见我捣蒜般地磕头,她连忙将我扶起,又撢了撢我裤腿上的泥灰,神情严肃地对母亲说:“你能认识到自己罪过,是对的。我们贫雇农坐天下,就是要消灭你们这些地主富农,消灭剥削……你也不要乱跑了,在家等着处置吧。”讨了个没趣,一路上心里怦怦怦地跳,打鼓一样。

“土改”中,母亲被关押,被罚跪,被吊打,都默默地承受了。也曾经绝望过:解下裤带自缢。裤带却断了,未遂。她事后告诉我:“那一刻,我想到天不绝我。”于是放弃自缢。其实是裤带不结实,承受不了重力。否则,早就没命了。

母亲是个严慈兼济的人。因为父亲常年不落家,对于我来说,母亲既是慈母亦是严父。生活上百般照料,唯恐我受了委屈。而品质教育上则又严格从事,毫不含糊。我“发蒙”上学第一年,并不是上学堂,而是进私塾。先生朱童辉在“新德堂”开馆,有十几个学生。童辉先生老了,晚上睡不着,便早早地起来。竟要求学生也早早地上学。不知为什么我也亢奋不已,夏天的一段日子里,天未亮就要上学。显然是无理取闹。母亲却不责怪,服侍起床以后,将我送去。路过一段竹园外围时,竹影斑驳,唦唦有声,月亮还没下山呢。及至吃早饭的时候,母亲又将早饭送到学校。母亲不但毫无怨言,还说“儿子这么喜欢念书,娘心里高兴”。真不知道是迎合哩,还是溺爱。第二年,私塾闭馆,我到村里“洋学堂”上二年级。算术却跟不上。母亲便凭她那点“女子学堂”基础,循循善诱地教我,终于让我跟上班。

考初中通过笔试以后,还要去泾县中学体检。黄田小学不管了,母亲送我。母亲背了一小袋米(不记得几斤了),带了干粮(锅巴)和辣椒酱,还特地买了几块酱油豆腐干。天未亮启程,陪我步行到泾县,七十华里。中途在伏梓溪一家卖茶水的凉亭歇下来,付二分钱茶水费,泡锅巴吃。母亲只吃辣椒酱,说:“酱油干子你吃,你怕辣。”当时,一角钱可以买十二块干子,母亲却舍不得吃。今日记起,心里怎么都轻松不起来。到了县城,母亲找到朱永辉先生家,将带来的米交给辉先生妻子达姑婶婶(“统购统销”了,各家的粮食定量都不多,有钱都买不到,探亲访友是要带口粮的,否则人家接待不起),就在他家吃住了。好在大热天,睡的是凉床。完成体检,我们很快就回来了。还是泡锅巴,还是吃辣椒酱。母亲一路上谈笑风生,异常高兴。说:“五个人赶考,考上你一个,我当然高兴。”那心情,简直有点骄傲了。我却担心体重太轻,通不过--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体重只有三十公斤,校医当场就说太轻了。

收到录取通知,母亲为难了:念吧,没钱;不念吧,可惜。她先是带我去求父亲的一位朋友。朋友一直经商,家里没有多少田,成分不坏,自己在供销社工作。母亲说,这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不差似亲兄弟。能借几个钱,把开学的费用对付过去,就好了。然而一无所获,母亲感叹不已。其实也不能怪人家,那时候大家活得都不容易。尔后,母亲还是义无反顾地将唯一的一张床卖了,把我送进初中。

母亲对我的管教是很严厉的。五、六岁的时候,我到邻居家去玩。邻居父子俩都在江西景德镇经商,家里有一些乡下没有的新鲜东西。比如手电筒,我看呆了:怎么一摁就亮呢?玩着玩着就起了歹意,悄悄地将它“摸”到家里来了。母亲发觉以后,将我狠狠地打了一顿,拉我去人家认错,还人东西,赔礼道歉。我不愿意去,要求母亲去还。母亲怎么也不迁就我。我觉得母亲伤了我的自尊,大跌面子,耿耿于怀。后来才认识到,母亲做得对:小小年纪就“摸”人家小东西,大了就可能偷大东西。她的儿子不能是个贼。虽然打得狠了些,确实也让我“长了记性”。

母亲经常打我,都是我不听话的时候。打得很重,我却不哭、不叫,犟起脑袋任她打。常常是母亲先哭了,哭得捶胸顿足,诉说自己如何如何命苦,如何如何无能,老的小的都照应不好,还不如死了算了……每每如此,我的心便软了,跟着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认错。长大才知道,母亲活得太艰辛了,郁闷在心,无力排遣。我又不懂事,惹她生气;不打我又能打谁呢?所以并不怪她。而今,真想母亲再来打我一顿,无论多狠,我都乐意。却无法遂愿了。

辛苦劳累艰难凶险,贯穿母亲一生。“土改”以后,母亲顶着这个倒霉的门户,一边要承受没完没了的监督改造批判斗争,一边要想方设法养家糊口。没有任何接济。她代人家服侍“月子”,一个月挣六元钱。这六元钱可不好挣啊,除了服侍产妇,照应婴儿,还要操持顾主一家的家务,直至喂猪喂鸡喂狗。冬天,滴水成冰的日子,要敲开池塘冰封洗衣衫洗尿布。那是个什么滋味,该不难想象吧。她擅长针线活,长年累月代人做鞋,代人纳鞋底。那时候的农村人家,做鞋是件“浩繁”工程,一家数口的鞋都落在主妇身上,工作量很大。而纳鞋底又是其中最费时费力的活,稍有能耐的人家都愿意请人纳鞋底。母亲便因此获得一线生机。她也从这个窄窄的缝隙中似乎看到了希望,于是拼命地揽活。白天要下地,晚上才能做针线。我经常一觉醒来,看见她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纳。一灯如豆,昏昏暗暗,周遭一片怕人的寂静。逢年过节,活儿多,经常做到鸡叫头遍才能睡觉。纳鞋底是个苦活,每一针都要于手腕处使暗劲。否则鞋底就是“泡”的,不结实。母亲的手腕变了形,眼睛也越来越不济,早早地昏花了。

母亲也有快乐的时候,那就是交出一批活,结到一笔工钱的时候。工钱不多,也很满意了。做两个好一点的菜,一家人过年似的,放开肚子吃上一顿。一个中秋的夜晚,妹妹早早睡了,母亲与我在宅内巷子里赏月--巷子很窄,只是比天井长一些,是赏不到月的。但能看见映照在墙壁上的月光。母亲坐在椅子上,将我搂在怀里,把一件一件的往事说给我听。说她从前上学的时候,怎么怎么爱漂亮;说她与父亲的“八字”不合,嫁过来就没顺过心;说下辈子投胎怎么也不做女人了,女人好苦;说父亲其实也不容易,不知道现在过得如何。说希望我好好读书,长大了能在公家做事……月光如水,秋虫唧唧。每每忆起,似乎还沉浸在当年的情境之中。

母亲偶尔也唱歌。唱得不好,但也不是五音不全。她说她小时候在一个教堂里唱过歌,且不止一次两次。而此刻却只会唱“孟姜女哭长城”,唱“正月里来”,唱得很凄情。

1957年之前,因为“统购统销”,粮食就开始紧张了。但日子还是能过,无非是搭食杂粮,如六谷、山芋、泥豆,还是能吃饱的。1958年,“大跃进”开始,灾难就发生了。这一年“大办钢铁”,上面给每家每户派任务:交废铁。所有废旧铁皮、铁钉,包括宅门上的铁环、铁插鞘,都拆下来上交了。还是完不成任务。母亲不得已,将家里一张旧锅砸碎上交,同时抱怨了几句。就这样,母亲被逮捕了。这是听黄田老辈子说的。其实也只是个诱因。即便没有这回事,母亲也是逃不过去的。正如她所说:在劫难逃。

后来,母亲被押到歙县劳改茶场去了。

后来,母亲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行至“大夫第”,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颜生富是黄田大队队长,那时候叫黄田营,他是“营长”。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一起冤案,一条人命,就这么轻轻悄悄打发了。

此刻,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死了好几年了。

然而,“撤销判决”总比不撤销好。尽管于事无补,心里还是多了点宽慰。真的感谢胡耀邦总书记,是他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对于社会,母亲是个极普通的农妇;而对于我,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没有母亲的生育扶养,关心照应,乃至于缜密护佑,就没有我。有人把这个比作母亲,把那个比作母亲,我以为无论矫情与否,都是荒诞不经的;是对母亲的亵渎。

母亲就是母亲。母亲是唯一的,无可替代。

感谢母亲。                   

榔桥遗梦(一)

叶小伢

除了养父母和我,家中还有个年轻人:叶小伢。

叶小伢的身份有些特别:既似主人,又似帮工,还似学徒。据说,他从小就没有父母,几年前来到榔桥,跟着养父做“下手”。从磨黄豆开始,煮浆,做豆腐,包干子,乃至熬糖,一样样学来。可以顶班了,只有“点膏”、“炒色”、“沤制臭干子坛”,这些技术活还不全会。而今养父年岁大了,体力差了,已经离不开他了。

叶小伢称呼我养父“伯伯”,而不是“老板”、“师傅”;称呼我养母“姆妈”。难怪我初次入门时,养母特地打我招呼:“这是你哥哥。”于是我就一直喊“哥哥”。我有点懵了:既然已经有了儿子,还要把我过继来干什么?原来,养父母失去最后一个亲生儿子以后,叶小伢就托人出面,要给他们做儿子。养母一口答应,但养父不同意,说他是外姓。养母虽然专权,但在那个年月,这种大事还是由男人作主的。

天蒙蒙亮,叶小伢就起来了:磨黄豆。把泡了一个晚上的黄豆盛在盆里,搁于磨盘上。以便推磨中不时地将黄豆舀进磨眼。推磨是借助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柄和一段绳索。木柄的一头卡在上片磨盘的侧面,另一头紧紧地贴在腹部;绳索的一头固定在木柄中间,另一头套在磨盘上片的一个固定点上。推磨人围绕磨盘行走,不紧不慢,一圈,一圈。于是磨盘的上片也就一圈一圈地磨动起来。黄豆磨碎了,淌出白白的豆汁,落进磨盘下的大盆里。据说,磨“一作”黄豆(通常是七斤),要走八里路。

一边磨黄豆,一边大锅烧水;黄豆磨完,大锅里的水也烧开了。于是“冲浆”--一瓢一瓢的开水倒进盆里,搅拌。然后“滤浆”--滤出豆渣,把雪白的豆汁倒进大锅--“煮浆”,揭豆腐皮。再把煮滚的豆浆倒进缸里。这时候,养父也起床了,由他“点膏”。就是把一定比例的熟石膏研碎,冲进豆浆里,搅拌,盖上盖子焖。一会儿就凝固成“豆腐脑”了。 

这时候,叶小伢总是站在旁边,认真地看着。养父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有时候,也让叶小伢试试身手。其实叶小伢也可以“点”,只是不稳定,有时好,有时不那么好。养父不放心让他单独操作。

整个上午都很忙。打水豆腐:舀出豆腐脑,打成小块,搁置在一个大水盆里,卖,一百元钱(即一分钱)两块。做老豆腐:把豆腐脑搅碎,舀进一个尺许见方的木框里(事先垫好白布),盖上木板,压;待压成适当硬度时,缷下木框,就成老豆腐了,八百元(即八分钱)一斤。包豆腐干:酱油干子用蒲包袋子包,很小,一个蒲包袋只能包一块,很费工夫,八百元买十块。养父包的干子均匀,规整,大小厚薄几乎一样,像是工艺品,很好看。做千张:一只长方体小木框,一幅窄而长的白布垫在框里,铺一层豆腐脑,摺一层白布,如此折叠,直至整个木框铺满,压;压成以后,再一折一张地撕去白布,一张张的千张就成了。怪不得叫“千张”。把千张切成小条,挽成结,与肉一起煮,叫“千张疙瘩烧肉”,那味道比肉好吃。

吃过午饭,就没多少活了。只是捡场,洗涮工具,煮干子,挑水以及淘洗第二天用的黄豆。这些零碎活要不了多少时间,叶小伢可以自由活动了。或是去街坊串门,或是听艺人说书,或是到附近乡村去耍。若是夏天,则十有八九是捉鱼。叶小伢捉鱼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在大河中下丝网。二是真正意义上的捉鱼,徒手。屋旁边有一条水渠,不到两米宽,是从大河里流过来的。其中经过水碓后的一段很深,据说一个男子打不着底;到了我家旁边又浅了,然后不紧不慢地向一片田野中流淌而去。水清如镜,能看见许多鱼儿在游。有淘米者将米箩一入水中,那些鱼儿便急冲冲赶来争食,也不怕人,赶都赶不走,就像养在池里一般。如今,只有到公园的鱼池才能见到了。但鱼池里的鱼肥溜溜,臃肿、迟缓,没有野鱼的灵性。

水渠两岸由一块块石头垒砌而成,天长日久,形成大大小小的石洞与缝隙,藏满了鱼。叶小伢水性好,能憋住气,把头埋入水中,将手伸进洞隙捉鱼。小鱼是不要的,最小也要有三四寸长,大的有一二斤重。叶小伢捉鱼有瘾。他说:把手往洞里一伸,鱼在里面扑扑扑直跳,一把抓住,心里不晓得有多快活。也有抓住以后滑掉的,那鱼便扑嗤一下无影无踪了。叶小伢每每懊悔不已,坐在水里半天不挪身子。第二天他再到这儿来,伸手探洞,空无一鱼;第三天他还到这儿来,还是空无一鱼。养母笑了:“你真比鱼还痴。鱼都晓得不再去了,你还去。”叶小伢笑笑,猛地一拍大腿:“哎呀--真可惜!少说也有二斤重呐!”

逮鱼人常常不爱吃鱼。这话一点不假,叶小伢就不爱吃鱼。恁你把鱼烧得多好吃,他从来不伸筷子。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不好吃。”又问“那你为什么捉鱼?”他说“有劲。”但他喜欢看别人吃鱼。准确地说,他喜欢看别人吃他捉的鱼。别人吃得越开心,他就看得越开心。有时候,养母搛条鱼搁在他碗里,硬是要他吃。他也不吃,将那条鱼搛给我,问:“好吃?”--“好吃。”--“怎么好吃?”--“鲜。”--“你能吃几条?”--“三条。”--“好。我要把那条鱼捉到,给你一个人吃。”

还是没忘记那条逃窜的鱼。

一次,叶小伢来到水碓附近,一个“猛子”扎下去,伸手去掏洞。洞里有鱼在跳。待他捉住鱼往回抽手时,却卡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他有点慌,连忙将鱼放了,试了几回,还是出不来。他真的慌了,心里想,难道要呛死我不成?一咬牙,猛地一抽,手是出来了,水面上荡起一团红晕……

养母替他包扎好伤口,便黑起脸来大骂一通。还不解恨,捡来一根竹丝鞭,一边抽打他的屁股,一边嚷:“出了人命怎么搞?看你可记得?看你……”竹丝鞭很细,打在身上一点不痛。叶小伢窃窃嬉笑。

不知道哪天开始,叶小伢不捉鱼了,不听书了,也不串门了。干完活就倒在床上睡觉,把脸捂个严严实实。谁说话都懒得答腔。

大家猜:叶小伢心事重了。

叶小伢看中一位姑娘,家住附近农村。两个人谈得来,一个愿娶,一个愿嫁。本当十分简单的事情,女方家长却要一笔很重的彩礼,叶小伢拿不出。养母愿意掏私房钱帮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这当口,大堂那边的药店老板悄悄来了,见他气色不好,来看看。

诊脉。察看舌苔。药店老板说没什么病,情志不遂,三焦阻塞,心里有什么疙瘩解不开。一旦解开,就好了。

叶小伢呆了:真神医呐!便把心中疙瘩和盘托出。

药店老板说愿意帮忙。

叶小伢浑身一热,说:“你倒是好心借,我哪天能还清呢?你不急?”

药店老板说:“不是借,是承担。不要你还。”

“有这门好事?”

“有个条件,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什么条件呢?药店老板说,这女子要陪他睡觉--不多,每个月不超过五晚上,时间一年。说“反正住在一个大门里,方便。”还说这叫“靠”,女人“靠”个男人,是常有的事,不奇怪。

叶小伢心里一颤,没有吭声。

药店老板说,他还可以负担成婚时的一切开销。

叶小伢还是不吭声。

药店老板又说,再负担那女子一年的生活费,每月八万块(旧币,即后来的八元)。那时候大米价格六万元一百斤,八万--不少了。

叶小伢依然没吭声,但有点动心了,悄悄问养母:“划算不划算?”

养母思忖了好一会,说:“真正讲起来,也没什么不划算。不就是那点事么?又不掉块肉。结婚证上是你的名字,他还能把你老婆拐走不成?再说,那老东西大把年纪了,瘦得三根筯,不定哪天见阎王哩。”

叶小伢说:“我也这么想。要不要跟伯伯说呢?

“要说。这也不是个小事--我来说。”

养父正好多喝了几杯酒,听了这番话气不打一处来,太阳穴上青筋暴胀,大骂起药店老板来:“这个狗日的,只顾老牛吃嫩草,不是糟蹋人吗?”

骂完人家,又骂自己人,怎么都劝不住。大屋里特别静悄,只听他一人在骂。

第二天,药店老板一脸铁青。

养父托人疏通,女方竟然把彩礼减了许多。全家人空前团结,为叶小伢办了一桩体体面面的婚事。

药店老板单独送了一份礼,却没有出席婚筵--那天,他出诊去了,很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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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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