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父亲印象
写下这个题目，我倒茫然起来：父亲的印象实在太模糊了。
母亲曾经告诉我：父亲是很喜欢我的。他二十岁结婚，三十三岁才有了我这个长子，那份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父亲留给我的直接印象却只有两次。一次是他约了几个朋友在家里打麻将，我那时大概四、五岁，在他们身边玩。父亲起身到后面花园去小解，我跟了去，一直跟到厕所里面。父亲说：“你怎么跟来了？快走！”我不走，硬是看父亲把尿撒完，终于有了惊人发现：父亲怎么长了两个鸟呢？事后悄悄地问母亲。母亲哈哈大笑，反问我：“真的？”－－“真的！一个鸟撒尿，还有一个鸟拖下来，像个小黄瓜。”母亲笑得更乐了，却不做解释。见我一脸的茫然，摸摸我的头，嗔怪了一句：“没出息。”
我便不再打听了，也懒得推敲。倒是母亲总拿它当笑柄，说给这个听，说给那个听，说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第二次记忆是1948年秋天。母亲说：“你伯伯就在这几天要回来了。”伯伯就是父亲。父亲要我们喊他伯伯，说这样孩子容易长大。父亲常年在郎溪县梅渚镇做生意，舟车不通，全靠起旱（就是步行），单趟一程须要三天时间。于是我天天巴望在门口，等待父亲到来。一天下午，天空阴沉，山风习习，父亲终于在门前右边上坎的地方出现了。我稍稍一愣，连忙跑回家告诉母亲：“伯伯来了，伯伯来了！”
父亲在堂前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则坐在门口小板凳上，一声不吭，愣愣地望着他。母亲说：“快喊呀，到伯伯身边去。”我便怏怏地走到父亲身边，喊了一声。父亲搂着我稍稍亲热了一会儿，说：“伯伯给你好东西。”
父亲拿出几样礼物：我与弟弟一人一个书包，一打中华铅笔，一个皮球（给弟弟的是彩色赛璐珞球）。
书包是紫红平布（那时候称洋布）全手工制作，针脚十分工整细密。不但绣了花边，还绣了大花图案。我的是“兔子拔萝卜”。那兔子长长的耳朵，红红的眼睛，夸张而不失逼真。弟弟的书包上绣了一朵大红花，不知是芍药呢，还是牡丹，雍容华贵。
母亲事后告诉我：“书包是你伯伯相好的做的，花也是她绣的。相好的是个寡妇，能干得很，比你伯伯小了十多岁，带个女孩。女孩属龙。不知道怎么就跟你伯伯好上了。你伯伯花心得很，艳福不浅。好宠她咧，把家里两个都抛到八甲里去了。”－－就是抛到九霄云外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黄田人总喜欢这么说。“甲”不读jia,而是读ga。母亲说到这里，嗓子便有些硬了，掏出手绢蹭了蹭眼角。
“那我喊她什么呢？”
“不喊她什么－－又没见面。”
“要是见面呢？”
“真是见了面，就应当喊姨娘了－－你打破砂锅问到底干什么？不许再问了。”
我便不再问了。而那两只书包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即便现在，也能称得上工艺品的。连同它一道嵌入脑海的还有“相好的”、“带个女孩” 、“属龙”，这些零碎而杂乱的看似无关紧要的记忆。
这一回，父亲在家住了多少天，什么时候走的，走的时候我有没有送他，是全然没有一点记忆了。反正从那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回家，我也再没有见到他了。
听母亲说，父亲个头不是很高，但也不算矮，瘦瘦的，精干帅气，很得女人欢喜。听母亲说，父亲从小学生意，算盘打得好，毛笔字也不差。而且很用功，早晨起床以后必练一张毛笔字，雷打不动，天天如此。听母亲说，父亲在村里当过三个月保长，是在我两岁那年。因为怕烦神，不辞而别，跑到外面做生意去了。听母亲说，父亲喜欢打麻将，而且打得很好。还喜欢打锣鼓，票友们聚会总是他的“武场”。还听母亲说，父亲的脾气有点怪，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闷在心里，不说出来。用现在的话来说，性格内向。以上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印象。因为是断断续续听来的，只鳞片爪，零碎浅薄。
父亲的离家不归，留给我一个极大的“包袱”，传说他逃到台湾去了。这在毛泽东年代是个天大的政治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要逼我交待，交待不出就是不老实，真叫我前半生抬不起头来。记得在黄田师范读书期间，同班一名女生写我的大字报：“朱普乐，你的反动父亲抱到哪里去了？老实交待！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她把“跑”字写成“抱”字，手足不分也照样盛气凌人。我心里叫苦不迭：当年父亲离家时我才六岁，一个六岁小孩能知道什么呢？
后来，毛泽东死了。
后来，改革开放了。
后来，我当上县人大副主任－－“组织上”需要搭配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副主任，看中了我。
于是，故事有了新篇。
1995年，宣城地委开展整顿农村后进党支部活动，县委安排县级领导分别联系一至两个农村后进党支部，居然把我和县政协一位党外的程副主席也做了安排。我与程副主席说:“我们自己都不是党员，怎么好去整顿人家的党支部呢？人家再怎么落后，也是党的组织呀，我们这样做岂非笑话？”程副主席说：“是的，是的。”于是我们约定不去参与整顿，等县委找我们了，再说话。
两年后的一天，县委一位领导找到我，说：“朱主任，整顿后进党支部的工作就要检查验收了。你联系孤峰乡周冲村，据说你还没去过。麻烦你去一趟，先自查一下。”
我说：“领导，无论是奔小康也好，抗洪救灾也好，计划生育也好，兴修水利也好，我都按照县委部署积极参与，唯独这份工作我真不便去。自己连党员都不是，谈何整顿支部？你不觉得有些不妥吗？”
领导说：“那有什么关系？你是县领导呀。政协的程副主席联系苏红乡，他不是去了吗？”
这个程副主席，怎么不与我通个气呢？搞得我有些被动。只得说：“领导要我去，我也只好去。但我对于党的建设是一窍不通，请组织部派个人同我一道。组织部的同志说行了，我就说行了；组织部的同志说不行，我就说不行。”
领导答应我的要求，派组织部办公室一位副主任随同我去。
周冲村不通车，到了孤峰以后再徒步十华里，才到村党支部所在地。
这是一幢小平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出了新，刷得白白亮亮，还摆放着一些新的长桌和连凳。墙上挂满了多种图表、会议记录和相关资料。
原来，这幢房屋是租用的。眼下挂的牌子是“党支部活动室”。如果检查民兵工作了，就挂牌“民兵之家”；如果检查妇女工作了，就挂牌“妇女园地”；如果检查科技工作了，就挂牌“科技世界”……以此类推，八面应对。
组织部的同志检查一通以后，向我汇报：“工作做得可以，能通过。”
于是，我主持召开座谈会，让他们汇报整顿过程，谈心得体会。谈原先认识怎么不够，后来认识怎么提高；原先工作怎么没劲头，后来工作如何热情高涨；原先村里如何落后，现在面貌有什么样的起色。我肯定了他们的工作，鼓励了一通，说他们党性如何如何增强（其实党性是什么我都说不清）。照这样下去，周冲村一定会如何如何腾飞。最后，问他们还存在什么困难。
这才进入实质性话题。
村干部说：“困难总是有的。但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然的话，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又说：“别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只是这钱的困难没办法想。从添置台子板凳，到租房子，到笔墨纸张，欠下一千六百多块钱的窟窿。本指望两个联系单位能帮助我们，哪知道他们都没冒过头。”
两个联系单位是县农业银行和县保险公司。
我说：“你们也不要指望他们，他们是业务单位，忙得很。再说，来几个人转上一圈，能管什么用？你们还要花钱，一餐饭总要招待吧？我回去以后，把你们整顿的情况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一家支援一千块钱，把这个窟窿补起来。我呢，也就千把块钱的面子，多了也不行。你们看怎么样？”
村干部立刻欢笑起来：“哎呀，朱主任真实在。太好了，太好了。”
两家联系单位很客气，爽快地应承了我的要求。我便通知孤峰乡，让村干部带上财政所的正规发票，去两家单位拿钱。
以为事情办妥了，谁知三个月以后，乡党委书记找到我，递上两张发票，说还要麻烦我去把钱取来，因为村里干部见不到两家单位负责人。
我有些不高兴了，懒得接发票。转而又想：农村人进城办事确实也不容易。就说我吧，以前去人家单位不也是“脸难看事难办”吗？既然与人帮忙，那就帮到底吧。于是又应承下来。
下午上班以后，我便骑车去两家单位。以往都是先到农行，再去保险公司，不知为什么，这次却不经意地先去了保险公司。及至再到农行，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初冬季节，天色阴沉，周遭灰蒙蒙一片，锅盖似的天穹压得那么低，仿佛扣在头上似的，叫人有些喘不过气来。高楼大厦的窗户里，已经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了。
敲开行长室，说明来意，朱行长一边连声“好好好”，一边拿起发票就去财务室。转而想了想，说：“还是跟陈行长说一声吧，他分管财务，这样好一些。”
陈行长是副行长。朱行长虽是一把手，能与分管领导通个气也是应当的。
然而不见陈行长。
朱行长说：“刚才一道去医院看病人，才回来。不会走远。不急，在这吃晚饭，我再把行里情况向你汇报汇报，争取领导支持。”
于是聊天。喝茶。抽烟。
仍然不见陈行长。
仍然聊天。喝茶。抽烟。
我没话找话：“朱行长，听说你是泾县人？”
“是的。祖籍泾县黄田。”
“上几辈出去的？”
“父辈，1948年出去的。”
“黄田老家还有哪些人？”
“没有人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啊－－请问令尊大号？”
“朱景煌。”
我一怔：“什么景？什么煌？”
“风景的景，卫立煌的煌。”
我呆了，转而又问：“你家住在郎溪梅渚？”
“对，我母亲是梅渚人。”
“你母亲是不是很会绣花？”
“对呀，我母亲的女红很好，方圆几十里都是数一数二的。”
“你是不是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是呀！”
“你姐姐属龙？”
“差不多－－怎么啦？”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直呼其名：“朱普福，看来我俩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了！”
朱普福愣住了，嘴巴张得多大，半天说不出话来。
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执掌政权以后，父亲在郎溪县考上税务局，参加工作。1951年“镇反”运动时，他交待了曾经当保长的历史问题，并到泾县公安局“呆”了几天（是不是关押呢？如果算不上关押，也应当类似反省），但没有回黄田，黄田家人也不知道。回郎溪不久，即被清洗出税务局，安排到郎溪县建筑安装公司（大集体单位），当主办会计。1949年，父亲生下在郎溪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朱普新；1958年，又生了小儿子朱普福。不久的一天夜里，他所在的公司发生一场火灾，那晚恰恰是他值班。火势很大，把公司基干民兵的枪支都烧毁了。于是被推定为“反革命分子朱景煌纵火”，阶级报复。判刑，劳改。
数年之后总算搞清楚：当年那场大火并不是父亲纵放的，应当属于事故。父亲在值班，当然也有责任。于是又到一家陶器社工作（小集体单位）。
大约十多年间，父亲几经挫折，数易饭碗，从国家机关到大集体又到小集体，节节沉降，步步沦落，其创伤可想而知。心态也被扭曲了。他不回家，也极少与人说话，一个人在单位默默地混日子。朱普福读中学时间或去看他，他也是很冷淡，完全没了常人应该有的那种父子亲情。在朱普福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头戴破帽、身着破棉袄的老头，蹲在若干土陶制作的罐罐钵钵旁边，耷拉着脑袋，在惨淡的阳光下似睡非睡地打盹。
朱普福的母亲－－我应当称呼姨娘的那位女性，自从1958年那场大火以后，便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她很能干，作针线活，代人洗衣浆衫，代办酒席，甚至拉板车出苦力，苟延残喘，苦苦挣扎。她得了肺结核，无力医治，四十六岁便匆匆地与世长辞了，竟“走”在父亲前面。
朱普福从小由姐姐姐夫扶养长大，姐姐比他大了十八岁，长姐当母。熬到高中毕业，考大学差几分，适逢县农业银行招工，政策是在当年高考落榜生中择优录取，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了某乡镇营业所的记账员。
我与普善一道，陪同普福去了黄田，看了看老家遗址。房子已经完全倒塌，片瓦无存，成了菜地。小时候觉得很开阔的门前坦子上，杂草丛生，残垣断壁，显得那样仄小颓败，满目苍凉。
我们去看望普善的母亲－－我的二妈。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演绎完了。此刻，只剩下唯一的她了。二妈说朱普福长得很像父亲，模样、神态都像。于是我禁不住愣愣地朝他多看了几眼－－我想从他身上捕捉父亲当年的形象。
好比一本书丢失半部，如今找到了，有了结局。自然兴奋不已，感慨万千。遭乱世家人离散，逢治世骨肉团聚，真的要好好感谢改革开放。然而心中不解的是：父亲临终之前，怎么不向家人交待黄田的情况，反而说没人了呢？
是愤恨？是厌恶？是害怕？还是无望？
后来，普善告诉我：“文革”期间，父亲曾经来过一封信，收信人汪兴木。村里人把信交给普善，普善给了汪兴木。他们没有回信，没有联系。历史，在当年的恐怖与恐惧中擦肩而过。
我拷问自己：如果当年的收信人不是汪兴木，而是朱普乐，会是什么结果呢？
－－那时候，我与他们一样焦头烂额，远非今日这般处境，这般心情。基于当年对时局的恐惧和对父亲的怨恨，搁在我身上，十有八九也会是这种结果。
父亲
这个父亲是我的养父。
1951年，我九岁，妹妹五岁。家里划了“地主”，破产了。祖父在六安做生意，不回来；父亲在郎溪另有家小，也不回来。祖母另起炉灶一人单过；二妈带着一双儿女改嫁了。真的是“树倒猢狲散”。
母亲顶着这个倒霉的门户，拉扯着我们，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一天，母亲沉不住气了：“放你一条生路吧，把你给人家去，怎么样？”我不吭声。母亲说：“那人家老夫妻俩，无儿无女。同宗，辈份正合。细算起来还没出‘五服’哩。成分又好，日后会有前途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又读过几年“洋学堂”，前途二字她是懂的。
我却不懂，气呼呼冲她：“要卖你就卖！”
那段日子，卖儿卖女的人家不少。
“哪里是卖？”母亲眼圈红了，喉头也硬了许多：“做娘的就是饿得吐清水，也不会卖儿卖女呀，是为你好。别人家‘纸’上写的是‘高山滚石，永不归宗’，我呢，‘一子双祧’。不落一文钱。一子双祧，懂不懂？”
我不懂“一子双祧”。
据说，我那未来的养父也是黄田人，在榔桥开豆腐店；生过七个儿女，竟然一个个都过不了十六岁，全夭折了。没过十六岁死，称之“小鬼”，又称“讨债鬼”，街坊邻里是很忌讳的。如今老俩口年过半百，倍感凄凉，四处托人领养一个男孩，说是“续续香火”。不知是同情这位未来的养父，还是体谅困境中的母亲，或者是考虑自身得失，我经不住母亲再三劝说，点点头，答应了。
临近端午节的一天，我在一阵阵鞭炮声中，在母亲强忍着的泣声中，在一行人的簇拥下，坐在一位强壮男子肩上，离开黄田。沿着潺潺的凤子河，到了榔桥，开始了一生中一个不大的插曲。明明是一派欢乐热闹景象，我却不觉得高兴，也不感到难过；不笑也不哭；板着脸，木木的。似乎一切都稀里糊涂，一切都无所谓。大概从那个时候起，就把自己当做一块面团，一任世事命运去揣去捏去拨弄了吧。
我有了新的名字：朱普胜。据说，养父母最后一个亲生儿子朱普津，夭折前几天曾经吵着要改名，说朱普津不好，要改成朱普胜。父母没在意，就没有改成。事后十分懊悔，说是不好兆头；如果改了，儿子也许就留下来了。
我的新家在榔桥上街头，一间很大的店堂里。左边是爿中药店，店主人卖药兼行医，颇具上流色彩。右边是我家柜台，“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水作业”，就是卖豆腐。前后三进，后场颇大。两家割据，相安无事。
养父朱大政，字礼庭，个头很高，年轻时当有一米八左右。但瘦，脸上几乎没有肉，刀刻似的皱纹勾勒出一张病恹恹的苦相；手臂上青筯缕缕，勾腰驼背，气喘吁吁。像一部快要报废的机器，勉强地运转着。养母矮小，到不了养父肩头。头光面光，小俏玲珑。讲话做事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一副极精明的样子。不用说，这个家是她说了算，而养父只管做豆腐卖豆腐，以及工商联开会什么的。
打烊之前，养母必来到店堂，启开账桌抽屉清点钞票。“今朝几斤籽？”养母问养父。
“同昨朝一样，十斤。”
“怎么比昨朝少了万把万呢？”（旧币，一万元合现今一元人民币）
“新供应的黄豆，不出货。”
“那怎么搞？”
“我也不晓得怎么搞。”
养母照例抽出几张钞票往养父面前一推：“喏。”养父便拿了，顺手摸过酒壶，到隔壁打酒去了。
偶而也叫我去买酒，店老板朱美堂便说：“回去跟你大大讲，不要老喝差的，也要买点好酒喝喝。不喝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回到家如实传达，养父便望望养母，一笑，几分诡秘几分惭愧。
养母却不笑：“莫听他嚼蛆。哪家能跟他比？榔桥河的沈万山噢。”
养父觉得没趣，把一缕笑容僵僵地硬在脸上：“嘿嘿，嘿嘿嘿。”
养父抽烟也是低档的。“乐华”，一千三百元一包（旧币，合现今一角三分）；“康健”，一千七百元一包。偶尔也抽“红金”，两千二百元一包。那年头，“红金”香烟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养父最常抽的是“康健”。却常常把它一支支抽出来，装在“红金”烟盒里。偶有疏忽以此待客而露馅了，他便自言自语：“喏喏喏，这个伢宜把香烟乱塞－－来来来换一支。”－－“不不不，一样，一样。”
我便不服，朝养母嘀咕：“我没动他的香烟呀。”
养母笑了，摸摸我的头：“莫作声，噢。”
小小一条街，竟有三四家豆腐店，竞争是激烈的。养父说他的办法是薄利多销。这倒不假，豆腐比人家的老一些，干子比人家的大一点，臭干子坛舍得放炒芝蔴，酱油干子舍得放原汁酱油，味道是人们乐道的，于是养父便从顾客的赞许声中得到满足，立时亢奋起来：“人哪，还是名声要紧。”
却也有不顾名声的时候。譬如豆腐皮，十张一摞，扎起来，穿上一小块红纸，专供人买去送“月子”送病人的。养父却告诉我：“一扎九张就够了。”
我反应不过来：“少一张？”
“人家送礼，不会拆开的。受礼人家也不会顶真去数，乐得讨便宜。”他那瘦削狭长的脸上，露出一种小商人所特有的狡黠与得意。
养父最快乐的时候，通常是晚饭过后。几杯老酒下肚，眼圈微微发红，脸颊微微发红。原本腊黄的脸色立时好看了许多。此时，他便常常将我拉过去，站在他面前，问这问那。叫我长大以后跟他学习做豆腐，他要把“一身的本事”传给我。问我干不干？我说不干。他问怎么不干？这么好的手艺怎么就不想学？我说不出怎么不干，只说要念书。养母便在一边帮腔：“当然念书好！做豆腐，哼，自己一生没出息，还要叫儿子没出息？”于是养父不作声了，好像很尴尬，却又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哼起戏文来：“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龙个里个咚……”没板没眼，五音不全，不知从哪儿剽学来的。这种时候，养母并不为难他，任其张扬。于是屋里热闹烘烘的，硬是多了几分温馨，几分生机。
然而有一次，养父喝过量了，一言不发，径直奔向养母房间，倒在床上不肯起来。养父母的卧室是分开的。养母带着我睡正房，养父睡偏屋。正房比较大，板壁上整整齐齐地糊了旧报纸，贴了年画。窗明几净，令人悦目。晚饭过后，大家都聚在这儿谈心喝茶，消磨时光。而偏屋狭小，除了两条连凳几块铺板搭成的床铺，便是一只大木桶几只稻箩什么的，里面装的是黄豆,像是长工居住的地方。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分开住的，反正我一进这个家就是这样了。养父靠在床上自言自语自唱自笑。“一马离了……西凉界……”这是他的“保留节目”，每唱必不会少。还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居然也用了假嗓。只是太不像样，令人笑得捧腹。听说朱老板喝醉了发酒疯，药店老板家的大人小孩也一齐过来看热闹。于是养父便越发来劲，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把被子胡乱地搅在身上。养母不高兴了，叫他起来，说是服侍他到自己床上睏去。养父不听，说：“今朝夜里不走了，和你睏觉……”
满屋一阵哄笑。养母脸上由红变青，发火了：“你走不走？”
“不走。”
“不走就拖！”却怎么也拖不动。养母便改变策略，和颜悦色起来，问他是不是心里难过？养父说不难过。问他想不想喝茶，想吃什么东西。养父说“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和你睏觉。”
任其胡闹一通，时间也不早了，众人渐渐散去。养母略事收拾，将箱子锁上，拉起我的手：“走，让他一个人挺尸去。”
我们另找住处去了。第二天，大家都不提这件事。
以后好多年，我都因为这件事瞧不起养父。觉得他这把年纪了，借酒装疯，不知害臊。长大以后才多了几分理解，越来越变得同情起来。他心里是太寂寞了，太需要亲情需要温存了。他说的是大实话，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大桥那头有爿不像样的小店，卖些针头线脑花生糖果。店主人苏老板年届六旬，中等个子，清秀文雅。冬天着一件棉袍并不显得臃肿，夏天穿一领长褂竟多了几许道骨仙风；若是短装则越发显得潇洒精明了。他无儿无女，老伴常年卧病，全靠他一人支撑门户，又作男又作女，着实不容易。他是我家常客，多半于天黑以后来坐上一会儿，时间不长就回去了。“苏老板，苏板奶奶好些了吗？”常有人这么问他。－－“不见好，也不见坏。”－－“到底什么病？”－－“说是痨病，阴阳两虚。”－－“吃饭怎么样？”－－“一餐一小盏。”－－“不要紧，能吃就不要紧。”苏老板清楚人家是安慰他，未置可否，总是一声长叹：“唉——”
“统购统销”以后，不准私自购买黄豆，只能由公家配给。而这种配给又常常是僧多粥少，总是不够，各家豆腐店常常停工待料，做做停停。起初，还能通过熟人偷偷地买一点，可随着政策越来越紧，门路都断了－－纵然敢买，对方也不敢卖了，一经发现是要以破坏“统购统销”论处的。轻者批评教育张贴“悔过书”，重者是要被扣上“坏分子”帽子的。记得有一次，公家配给黄豆不在榔桥提货，而要到县城去买。真是怪事。怎么办？要不要？养父决定亲自去买。六十里路，没通汽车，全靠肩挑步行，又是大热天，也真苦了他。步行到县城，雇了几名挑夫把黄豆运回来。进门时见他拄着一根拐杖，大口大口地喘气，脸上煞白，半晌说不出话来。
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日子能维系下去吗？
终于，养父母讨论离婚了。一切都在若明若暗中进行的。记得有一次，养母正式摊牌：“小把戏我不要。你要就要，你不要就还他娘去。”养父说：“小把戏是我家姓朱的，我要，就是讨饭我也要。”话说到这份上，分开的日子是不远了。
怕我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受委屈，养父让我先回到黄田生母处。说“一旦安定下来，就去接你。”所以，养父母真正分手的那段日子，我并没有亲历目睹。这一变故，对我日后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要不然，日后许许多多表格的“家庭成分”一栏，我便可以填写“手工业”了。因此，我或许可以上大学，或许可以从事别的职业，或许一生会少去许多窝囊，或许－－当然，或许不如今朝。细细想来，养父母的离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样的不般配，那样的没感情，为什么不可以求得解脱？我同情养父，又十分佩服养母的“叛逆”精神－－那样的年龄，那样的年代，该承受多大的世俗责难！
后来听说，养母与苏老板结合了－－苏板奶奶已经去世。
养父迁居河塌里－－离榔桥五里的一个村子。孤身只影，带着那副财产分割时归属他的做豆腐的家什。人生在世，虽说空空而来空空而去，但几乎人人都想多占点什么。而养父也在这世上挣扎五十多个春秋了，除了一副做豆腐的家什，就只有几件换洗的褂裤，世道对于他是太不公平了。
重操旧业以谋生，但必须与人合伙－－养父体力欠佳，只能做“上手”，不能做“下手”。所谓“上手”即冲浆点膏包干子等等，而所谓“下手”即磨黄豆烧锅挤浆，乃至下河挑水洗涮工具等力气活。每天，他们早早起来，早早地把豆腐、干子做好，然后由那位合作者挑到附近村子去卖－－乡间比不得集镇，是不能坐守店堂的。如此勤劳，未敢惰怠，谁知一年下来，不但分文未赚，反倒亏空。原来，那位合作者一家七口全在店内吃喝，而养父只身一人。他恍然大悟：又吃亏了！
这年腊月，我去看望他，多住了几天，他便把其中的窝囊事一一说给我听。但又离不开那位合作者，一时也找不到合适人来取代。养父说：“我倒有个想法，不晓得你可答应？”
什么想法需要我答应呢？
“你也渐渐长大了，论年岁也可以学乖（即学徒）了。我当年学乖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小一岁呢。”
我猜着他的想法了，屏住气，紧张地避过脸去。
“我看，书就不要念了。千里做官也是为的吃和穿。什么行当不一样活口？你，就跟我学手艺，好不好？”
“做豆腐？”
“做豆腐还差了？你能跟我学，我就不求人了。打虎还要亲兄弟，上阵须得父子兵。我们父子一条心，不怕不发达起来。”
我没答应。养父也没有继续为难我，只是浅浅一笑，掠过一缕失望的迷惘。
河塌里的生意终以亏本争吵结束。养父在族中人的帮助下迁移黄田。这是个很大的村子，消费水平也比别的村子高些，养父的豆腐店有了生机。虽说仍然需要求人，仍然免不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毕竟还算顺心顺手。这一年，我在泾县中学读初二，养父特地托人捎了钱来，信上说：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为父心里过意不去。现在手头不那么紧了，需要什么你只管跟我要。
虽然我并没有向他要什么，虽然他也没有让我脱贫，但这几句话却叫我终生难忘，叫我心头暖呼呼的。然而父子一场，我却连这种暖呼呼的言语都未曾给过他一句，更没有同他亲热过一回。养父是很喜欢与我在一起的，尤其希望我陪伴他睡。每当这时候，总是问这问那，说东道西，一副乐呵呵的样子。而我除了每年除夕夜例行公事般与他作伴以外，多半总是借故推脱的。我嫌弃他－－嫌弃他的哮喘病，嫌弃他那浓烈的烟草味，嫌弃他的窝窝囊囊。这种嫌弃他未必觉察不出，他心里一定很难过吧。
好景不长。在黄田，也不过开了两年豆腐店，养父就溘然长逝了。医生说“油干灯尽”。那是1958年夏天－－再过几个月，因为“大跃进”而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就要降临了。事后才觉得：养父这当口去世，真正是一种福气。
当我按照丧事主持人吩咐，双手捧着养父的头，将他挪进棺木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怆然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淹没心头，痛哭得不能自已。主事人不断地招呼我：“不能松手，捧得越紧越好！”我屏住气，咬着牙，紧紧地捧着，用了好大的气力，终于平平稳稳地将养父挪进棺木。狭窄的棺内令人感到窒息，而养父躺在里面却宽绰有余。那极瘦削的身躯，极瘦削的脸庞，便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三奶奶事后对我说：“那天，你哭得好凶。一直哭到山上，拉都拉不回来，把我的心都哭碎了。真有孝心。”
惭愧！父子一场，我所能给他的不就是那么一场痛哭么？管什么用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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