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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父亲印象

写下这个题目,我倒茫然起来:父亲的印象实在太模糊了。

母亲曾经告诉我:父亲是很喜欢我的。他二十岁结婚,三十三岁才有了我这个长子,那份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父亲留给我的直接印象却只有两次。一次是他约了几个朋友在家里打麻将,我那时大概四、五岁,在他们身边玩。父亲起身到后面花园去小解,我跟了去,一直跟到厕所里面。父亲说:“你怎么跟来了?快走!”我不走,硬是看父亲把尿撒完,终于有了惊人发现:父亲怎么长了两个鸟呢?事后悄悄地问母亲。母亲哈哈大笑,反问我:“真的?”--“真的!一个鸟撒尿,还有一个鸟拖下来,像个小黄瓜。”母亲笑得更乐了,却不做解释。见我一脸的茫然,摸摸我的头,嗔怪了一句:“没出息。”

我便不再打听了,也懒得推敲。倒是母亲总拿它当笑柄,说给这个听,说给那个听,说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第二次记忆是1948年秋天。母亲说:“你伯伯就在这几天要回来了。”伯伯就是父亲。父亲要我们喊他伯伯,说这样孩子容易长大。父亲常年在郎溪县梅渚镇做生意,舟车不通,全靠起旱(就是步行),单趟一程须要三天时间。于是我天天巴望在门口,等待父亲到来。一天下午,天空阴沉,山风习习,父亲终于在门前右边上坎的地方出现了。我稍稍一愣,连忙跑回家告诉母亲:“伯伯来了,伯伯来了!”

父亲在堂前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则坐在门口小板凳上,一声不吭,愣愣地望着他。母亲说:“快喊呀,到伯伯身边去。”我便怏怏地走到父亲身边,喊了一声。父亲搂着我稍稍亲热了一会儿,说:“伯伯给你好东西。”

父亲拿出几样礼物:我与弟弟一人一个书包,一打中华铅笔,一个皮球(给弟弟的是彩色赛璐珞球)。

书包是紫红平布(那时候称洋布)全手工制作,针脚十分工整细密。不但绣了花边,还绣了大花图案。我的是“兔子拔萝卜”。那兔子长长的耳朵,红红的眼睛,夸张而不失逼真。弟弟的书包上绣了一朵大红花,不知是芍药呢,还是牡丹,雍容华贵。

母亲事后告诉我:“书包是你伯伯相好的做的,花也是她绣的。相好的是个寡妇,能干得很,比你伯伯小了十多岁,带个女孩。女孩属龙。不知道怎么就跟你伯伯好上了。你伯伯花心得很,艳福不浅。好宠她咧,把家里两个都抛到八甲里去了。”--就是抛到九霄云外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黄田人总喜欢这么说。“甲”不读jia,而是读ga。母亲说到这里,嗓子便有些硬了,掏出手绢蹭了蹭眼角。

“那我喊她什么呢?”

“不喊她什么--又没见面。”

“要是见面呢?”

“真是见了面,就应当喊姨娘了--你打破砂锅问到底干什么?不许再问了。”

我便不再问了。而那两只书包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即便现在,也能称得上工艺品的。连同它一道嵌入脑海的还有“相好的”、“带个女孩” 、“属龙”,这些零碎而杂乱的看似无关紧要的记忆。

这一回,父亲在家住了多少天,什么时候走的,走的时候我有没有送他,是全然没有一点记忆了。反正从那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回家,我也再没有见到他了。

听母亲说,父亲个头不是很高,但也不算矮,瘦瘦的,精干帅气,很得女人欢喜。听母亲说,父亲从小学生意,算盘打得好,毛笔字也不差。而且很用功,早晨起床以后必练一张毛笔字,雷打不动,天天如此。听母亲说,父亲在村里当过三个月保长,是在我两岁那年。因为怕烦神,不辞而别,跑到外面做生意去了。听母亲说,父亲喜欢打麻将,而且打得很好。还喜欢打锣鼓,票友们聚会总是他的“武场”。还听母亲说,父亲的脾气有点怪,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闷在心里,不说出来。用现在的话来说,性格内向。以上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印象。因为是断断续续听来的,只鳞片爪,零碎浅薄。

父亲的离家不归,留给我一个极大的“包袱”,传说他逃到台湾去了。这在毛泽东年代是个天大的政治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要逼我交待,交待不出就是不老实,真叫我前半生抬不起头来。记得在黄田师范读书期间,同班一名女生写我的大字报:“朱普乐,你的反动父亲抱到哪里去了?老实交待!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她把“跑”字写成“抱”字,手足不分也照样盛气凌人。我心里叫苦不迭:当年父亲离家时我才六岁,一个六岁小孩能知道什么呢?

后来,毛泽东死了。

后来,改革开放了。

后来,我当上县人大副主任--“组织上”需要搭配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副主任,看中了我。

于是,故事有了新篇。   

1995年,宣城地委开展整顿农村后进党支部活动,县委安排县级领导分别联系一至两个农村后进党支部,居然把我和县政协一位党外的程副主席也做了安排。我与程副主席说:“我们自己都不是党员,怎么好去整顿人家的党支部呢?人家再怎么落后,也是党的组织呀,我们这样做岂非笑话?”程副主席说:“是的,是的。”于是我们约定不去参与整顿,等县委找我们了,再说话。

两年后的一天,县委一位领导找到我,说:“朱主任,整顿后进党支部的工作就要检查验收了。你联系孤峰乡周冲村,据说你还没去过。麻烦你去一趟,先自查一下。”

我说:“领导,无论是奔小康也好,抗洪救灾也好,计划生育也好,兴修水利也好,我都按照县委部署积极参与,唯独这份工作我真不便去。自己连党员都不是,谈何整顿支部?你不觉得有些不妥吗?”

领导说:“那有什么关系?你是县领导呀。政协的程副主席联系苏红乡,他不是去了吗?”

这个程副主席,怎么不与我通个气呢?搞得我有些被动。只得说:“领导要我去,我也只好去。但我对于党的建设是一窍不通,请组织部派个人同我一道。组织部的同志说行了,我就说行了;组织部的同志说不行,我就说不行。”

领导答应我的要求,派组织部办公室一位副主任随同我去。

周冲村不通车,到了孤峰以后再徒步十华里,才到村党支部所在地。

这是一幢小平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出了新,刷得白白亮亮,还摆放着一些新的长桌和连凳。墙上挂满了多种图表、会议记录和相关资料。

原来,这幢房屋是租用的。眼下挂的牌子是“党支部活动室”。如果检查民兵工作了,就挂牌“民兵之家”;如果检查妇女工作了,就挂牌“妇女园地”;如果检查科技工作了,就挂牌“科技世界”……以此类推,八面应对。

组织部的同志检查一通以后,向我汇报:“工作做得可以,能通过。”

于是,我主持召开座谈会,让他们汇报整顿过程,谈心得体会。谈原先认识怎么不够,后来认识怎么提高;原先工作怎么没劲头,后来工作如何热情高涨;原先村里如何落后,现在面貌有什么样的起色。我肯定了他们的工作,鼓励了一通,说他们党性如何如何增强(其实党性是什么我都说不清)。照这样下去,周冲村一定会如何如何腾飞。最后,问他们还存在什么困难。

这才进入实质性话题。

村干部说:“困难总是有的。但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然的话,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又说:“别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只是这钱的困难没办法想。从添置台子板凳,到租房子,到笔墨纸张,欠下一千六百多块钱的窟窿。本指望两个联系单位能帮助我们,哪知道他们都没冒过头。”

两个联系单位是县农业银行和县保险公司。

我说:“你们也不要指望他们,他们是业务单位,忙得很。再说,来几个人转上一圈,能管什么用?你们还要花钱,一餐饭总要招待吧?我回去以后,把你们整顿的情况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一家支援一千块钱,把这个窟窿补起来。我呢,也就千把块钱的面子,多了也不行。你们看怎么样?”

村干部立刻欢笑起来:“哎呀,朱主任真实在。太好了,太好了。”

两家联系单位很客气,爽快地应承了我的要求。我便通知孤峰乡,让村干部带上财政所的正规发票,去两家单位拿钱。

以为事情办妥了,谁知三个月以后,乡党委书记找到我,递上两张发票,说还要麻烦我去把钱取来,因为村里干部见不到两家单位负责人。

我有些不高兴了,懒得接发票。转而又想:农村人进城办事确实也不容易。就说我吧,以前去人家单位不也是“脸难看事难办”吗?既然与人帮忙,那就帮到底吧。于是又应承下来。

下午上班以后,我便骑车去两家单位。以往都是先到农行,再去保险公司,不知为什么,这次却不经意地先去了保险公司。及至再到农行,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初冬季节,天色阴沉,周遭灰蒙蒙一片,锅盖似的天穹压得那么低,仿佛扣在头上似的,叫人有些喘不过气来。高楼大厦的窗户里,已经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了。

敲开行长室,说明来意,朱行长一边连声“好好好”,一边拿起发票就去财务室。转而想了想,说:“还是跟陈行长说一声吧,他分管财务,这样好一些。”

陈行长是副行长。朱行长虽是一把手,能与分管领导通个气也是应当的。

然而不见陈行长。

朱行长说:“刚才一道去医院看病人,才回来。不会走远。不急,在这吃晚饭,我再把行里情况向你汇报汇报,争取领导支持。”

于是聊天。喝茶。抽烟。

仍然不见陈行长。

仍然聊天。喝茶。抽烟。

我没话找话:“朱行长,听说你是泾县人?”

“是的。祖籍泾县黄田。”

“上几辈出去的?”

“父辈,1948年出去的。”

“黄田老家还有哪些人?”

“没有人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啊--请问令尊大号?”

“朱景煌。”

我一怔:“什么景?什么煌?”

“风景的景,卫立煌的煌。”

我呆了,转而又问:“你家住在郎溪梅渚?”

“对,我母亲是梅渚人。”

“你母亲是不是很会绣花?”

“对呀,我母亲的女红很好,方圆几十里都是数一数二的。”

“你是不是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是呀!”

“你姐姐属龙?”

“差不多--怎么啦?”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直呼其名:“朱普福,看来我俩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了!”

朱普福愣住了,嘴巴张得多大,半天说不出话来。

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执掌政权以后,父亲在郎溪县考上税务局,参加工作。1951年“镇反”运动时,他交待了曾经当保长的历史问题,并到泾县公安局“呆”了几天(是不是关押呢?如果算不上关押,也应当类似反省),但没有回黄田,黄田家人也不知道。回郎溪不久,即被清洗出税务局,安排到郎溪县建筑安装公司(大集体单位),当主办会计。1949年,父亲生下在郎溪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朱普新;1958年,又生了小儿子朱普福。不久的一天夜里,他所在的公司发生一场火灾,那晚恰恰是他值班。火势很大,把公司基干民兵的枪支都烧毁了。于是被推定为“反革命分子朱景煌纵火”,阶级报复。判刑,劳改。

数年之后总算搞清楚:当年那场大火并不是父亲纵放的,应当属于事故。父亲在值班,当然也有责任。于是又到一家陶器社工作(小集体单位)。

大约十多年间,父亲几经挫折,数易饭碗,从国家机关到大集体又到小集体,节节沉降,步步沦落,其创伤可想而知。心态也被扭曲了。他不回家,也极少与人说话,一个人在单位默默地混日子。朱普福读中学时间或去看他,他也是很冷淡,完全没了常人应该有的那种父子亲情。在朱普福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头戴破帽、身着破棉袄的老头,蹲在若干土陶制作的罐罐钵钵旁边,耷拉着脑袋,在惨淡的阳光下似睡非睡地打盹。

朱普福的母亲--我应当称呼姨娘的那位女性,自从1958年那场大火以后,便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她很能干,作针线活,代人洗衣浆衫,代办酒席,甚至拉板车出苦力,苟延残喘,苦苦挣扎。她得了肺结核,无力医治,四十六岁便匆匆地与世长辞了,竟“走”在父亲前面。

朱普福从小由姐姐姐夫扶养长大,姐姐比他大了十八岁,长姐当母。熬到高中毕业,考大学差几分,适逢县农业银行招工,政策是在当年高考落榜生中择优录取,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了某乡镇营业所的记账员。

我与普善一道,陪同普福去了黄田,看了看老家遗址。房子已经完全倒塌,片瓦无存,成了菜地。小时候觉得很开阔的门前坦子上,杂草丛生,残垣断壁,显得那样仄小颓败,满目苍凉。

我们去看望普善的母亲--我的二妈。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演绎完了。此刻,只剩下唯一的她了。二妈说朱普福长得很像父亲,模样、神态都像。于是我禁不住愣愣地朝他多看了几眼--我想从他身上捕捉父亲当年的形象。

好比一本书丢失半部,如今找到了,有了结局。自然兴奋不已,感慨万千。遭乱世家人离散,逢治世骨肉团聚,真的要好好感谢改革开放。然而心中不解的是:父亲临终之前,怎么不向家人交待黄田的情况,反而说没人了呢?

是愤恨?是厌恶?是害怕?还是无望?

后来,普善告诉我:“文革”期间,父亲曾经来过一封信,收信人汪兴木。村里人把信交给普善,普善给了汪兴木。他们没有回信,没有联系。历史,在当年的恐怖与恐惧中擦肩而过。

我拷问自己:如果当年的收信人不是汪兴木,而是朱普乐,会是什么结果呢?

--那时候,我与他们一样焦头烂额,远非今日这般处境,这般心情。基于当年对时局的恐惧和对父亲的怨恨,搁在我身上,十有八九也会是这种结果。


父亲

这个父亲是我的养父。

1951年,我九岁,妹妹五岁。家里划了“地主”,破产了。祖父在六安做生意,不回来;父亲在郎溪另有家小,也不回来。祖母另起炉灶一人单过;二妈带着一双儿女改嫁了。真的是“树倒猢狲散”。

母亲顶着这个倒霉的门户,拉扯着我们,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一天,母亲沉不住气了:“放你一条生路吧,把你给人家去,怎么样?”我不吭声。母亲说:“那人家老夫妻俩,无儿无女。同宗,辈份正合。细算起来还没出‘五服’哩。成分又好,日后会有前途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又读过几年“洋学堂”,前途二字她是懂的。

我却不懂,气呼呼冲她:“要卖你就卖!”

那段日子,卖儿卖女的人家不少。

“哪里是卖?”母亲眼圈红了,喉头也硬了许多:“做娘的就是饿得吐清水,也不会卖儿卖女呀,是为你好。别人家‘纸’上写的是‘高山滚石,永不归宗’,我呢,‘一子双祧’。不落一文钱。一子双祧,懂不懂?”

我不懂“一子双祧”。

据说,我那未来的养父也是黄田人,在榔桥开豆腐店;生过七个儿女,竟然一个个都过不了十六岁,全夭折了。没过十六岁死,称之“小鬼”,又称“讨债鬼”,街坊邻里是很忌讳的。如今老俩口年过半百,倍感凄凉,四处托人领养一个男孩,说是“续续香火”。不知是同情这位未来的养父,还是体谅困境中的母亲,或者是考虑自身得失,我经不住母亲再三劝说,点点头,答应了。

临近端午节的一天,我在一阵阵鞭炮声中,在母亲强忍着的泣声中,在一行人的簇拥下,坐在一位强壮男子肩上,离开黄田。沿着潺潺的凤子河,到了榔桥,开始了一生中一个不大的插曲。明明是一派欢乐热闹景象,我却不觉得高兴,也不感到难过;不笑也不哭;板着脸,木木的。似乎一切都稀里糊涂,一切都无所谓。大概从那个时候起,就把自己当做一块面团,一任世事命运去揣去捏去拨弄了吧。

我有了新的名字:朱普胜。据说,养父母最后一个亲生儿子朱普津,夭折前几天曾经吵着要改名,说朱普津不好,要改成朱普胜。父母没在意,就没有改成。事后十分懊悔,说是不好兆头;如果改了,儿子也许就留下来了。

我的新家在榔桥上街头,一间很大的店堂里。左边是爿中药店,店主人卖药兼行医,颇具上流色彩。右边是我家柜台,“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水作业”,就是卖豆腐。前后三进,后场颇大。两家割据,相安无事。

养父朱大政,字礼庭,个头很高,年轻时当有一米八左右。但瘦,脸上几乎没有肉,刀刻似的皱纹勾勒出一张病恹恹的苦相;手臂上青筯缕缕,勾腰驼背,气喘吁吁。像一部快要报废的机器,勉强地运转着。养母矮小,到不了养父肩头。头光面光,小俏玲珑。讲话做事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一副极精明的样子。不用说,这个家是她说了算,而养父只管做豆腐卖豆腐,以及工商联开会什么的。

打烊之前,养母必来到店堂,启开账桌抽屉清点钞票。“今朝几斤籽?”养母问养父。

“同昨朝一样,十斤。”

“怎么比昨朝少了万把万呢?”(旧币,一万元合现今一元人民币)

“新供应的黄豆,不出货。”

“那怎么搞?”

“我也不晓得怎么搞。”

养母照例抽出几张钞票往养父面前一推:“喏。”养父便拿了,顺手摸过酒壶,到隔壁打酒去了。

偶而也叫我去买酒,店老板朱美堂便说:“回去跟你大大讲,不要老喝差的,也要买点好酒喝喝。不喝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回到家如实传达,养父便望望养母,一笑,几分诡秘几分惭愧。

养母却不笑:“莫听他嚼蛆。哪家能跟他比?榔桥河的沈万山噢。”

养父觉得没趣,把一缕笑容僵僵地硬在脸上:“嘿嘿,嘿嘿嘿。”

养父抽烟也是低档的。“乐华”,一千三百元一包(旧币,合现今一角三分);“康健”,一千七百元一包。偶尔也抽“红金”,两千二百元一包。那年头,“红金”香烟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养父最常抽的是“康健”。却常常把它一支支抽出来,装在“红金”烟盒里。偶有疏忽以此待客而露馅了,他便自言自语:“喏喏喏,这个伢宜把香烟乱塞--来来来换一支。”--“不不不,一样,一样。”

我便不服,朝养母嘀咕:“我没动他的香烟呀。”

养母笑了,摸摸我的头:“莫作声,噢。”

小小一条街,竟有三四家豆腐店,竞争是激烈的。养父说他的办法是薄利多销。这倒不假,豆腐比人家的老一些,干子比人家的大一点,臭干子坛舍得放炒芝蔴,酱油干子舍得放原汁酱油,味道是人们乐道的,于是养父便从顾客的赞许声中得到满足,立时亢奋起来:“人哪,还是名声要紧。”

却也有不顾名声的时候。譬如豆腐皮,十张一摞,扎起来,穿上一小块红纸,专供人买去送“月子”送病人的。养父却告诉我:“一扎九张就够了。”

我反应不过来:“少一张?”

“人家送礼,不会拆开的。受礼人家也不会顶真去数,乐得讨便宜。”他那瘦削狭长的脸上,露出一种小商人所特有的狡黠与得意。

养父最快乐的时候,通常是晚饭过后。几杯老酒下肚,眼圈微微发红,脸颊微微发红。原本腊黄的脸色立时好看了许多。此时,他便常常将我拉过去,站在他面前,问这问那。叫我长大以后跟他学习做豆腐,他要把“一身的本事”传给我。问我干不干?我说不干。他问怎么不干?这么好的手艺怎么就不想学?我说不出怎么不干,只说要念书。养母便在一边帮腔:“当然念书好!做豆腐,哼,自己一生没出息,还要叫儿子没出息?”于是养父不作声了,好像很尴尬,却又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哼起戏文来:“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龙个里个咚……”没板没眼,五音不全,不知从哪儿剽学来的。这种时候,养母并不为难他,任其张扬。于是屋里热闹烘烘的,硬是多了几分温馨,几分生机。

然而有一次,养父喝过量了,一言不发,径直奔向养母房间,倒在床上不肯起来。养父母的卧室是分开的。养母带着我睡正房,养父睡偏屋。正房比较大,板壁上整整齐齐地糊了旧报纸,贴了年画。窗明几净,令人悦目。晚饭过后,大家都聚在这儿谈心喝茶,消磨时光。而偏屋狭小,除了两条连凳几块铺板搭成的床铺,便是一只大木桶几只稻箩什么的,里面装的是黄豆,像是长工居住的地方。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分开住的,反正我一进这个家就是这样了。养父靠在床上自言自语自唱自笑。“一马离了……西凉界……”这是他的“保留节目”,每唱必不会少。还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居然也用了假嗓。只是太不像样,令人笑得捧腹。听说朱老板喝醉了发酒疯,药店老板家的大人小孩也一齐过来看热闹。于是养父便越发来劲,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把被子胡乱地搅在身上。养母不高兴了,叫他起来,说是服侍他到自己床上睏去。养父不听,说:“今朝夜里不走了,和你睏觉……”

满屋一阵哄笑。养母脸上由红变青,发火了:“你走不走?”

“不走。”

“不走就拖!”却怎么也拖不动。养母便改变策略,和颜悦色起来,问他是不是心里难过?养父说不难过。问他想不想喝茶,想吃什么东西。养父说“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和你睏觉。”

任其胡闹一通,时间也不早了,众人渐渐散去。养母略事收拾,将箱子锁上,拉起我的手:“走,让他一个人挺尸去。”

我们另找住处去了。第二天,大家都不提这件事。

以后好多年,我都因为这件事瞧不起养父。觉得他这把年纪了,借酒装疯,不知害臊。长大以后才多了几分理解,越来越变得同情起来。他心里是太寂寞了,太需要亲情需要温存了。他说的是大实话,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大桥那头有爿不像样的小店,卖些针头线脑花生糖果。店主人苏老板年届六旬,中等个子,清秀文雅。冬天着一件棉袍并不显得臃肿,夏天穿一领长褂竟多了几许道骨仙风;若是短装则越发显得潇洒精明了。他无儿无女,老伴常年卧病,全靠他一人支撑门户,又作男又作女,着实不容易。他是我家常客,多半于天黑以后来坐上一会儿,时间不长就回去了。“苏老板,苏板奶奶好些了吗?”常有人这么问他。--“不见好,也不见坏。”--“到底什么病?”--“说是痨病,阴阳两虚。”--“吃饭怎么样?”--“一餐一小盏。”--“不要紧,能吃就不要紧。”苏老板清楚人家是安慰他,未置可否,总是一声长叹:“唉——”

“统购统销”以后,不准私自购买黄豆,只能由公家配给。而这种配给又常常是僧多粥少,总是不够,各家豆腐店常常停工待料,做做停停。起初,还能通过熟人偷偷地买一点,可随着政策越来越紧,门路都断了--纵然敢买,对方也不敢卖了,一经发现是要以破坏“统购统销”论处的。轻者批评教育张贴“悔过书”,重者是要被扣上“坏分子”帽子的。记得有一次,公家配给黄豆不在榔桥提货,而要到县城去买。真是怪事。怎么办?要不要?养父决定亲自去买。六十里路,没通汽车,全靠肩挑步行,又是大热天,也真苦了他。步行到县城,雇了几名挑夫把黄豆运回来。进门时见他拄着一根拐杖,大口大口地喘气,脸上煞白,半晌说不出话来。

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日子能维系下去吗?

终于,养父母讨论离婚了。一切都在若明若暗中进行的。记得有一次,养母正式摊牌:“小把戏我不要。你要就要,你不要就还他娘去。”养父说:“小把戏是我家姓朱的,我要,就是讨饭我也要。”话说到这份上,分开的日子是不远了。

怕我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受委屈,养父让我先回到黄田生母处。说“一旦安定下来,就去接你。”所以,养父母真正分手的那段日子,我并没有亲历目睹。这一变故,对我日后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要不然,日后许许多多表格的“家庭成分”一栏,我便可以填写“手工业”了。因此,我或许可以上大学,或许可以从事别的职业,或许一生会少去许多窝囊,或许--当然,或许不如今朝。细细想来,养父母的离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样的不般配,那样的没感情,为什么不可以求得解脱?我同情养父,又十分佩服养母的“叛逆”精神--那样的年龄,那样的年代,该承受多大的世俗责难!

后来听说,养母与苏老板结合了--苏板奶奶已经去世。

养父迁居河塌里--离榔桥五里的一个村子。孤身只影,带着那副财产分割时归属他的做豆腐的家什。人生在世,虽说空空而来空空而去,但几乎人人都想多占点什么。而养父也在这世上挣扎五十多个春秋了,除了一副做豆腐的家什,就只有几件换洗的褂裤,世道对于他是太不公平了。

重操旧业以谋生,但必须与人合伙--养父体力欠佳,只能做“上手”,不能做“下手”。所谓“上手”即冲浆点膏包干子等等,而所谓“下手”即磨黄豆烧锅挤浆,乃至下河挑水洗涮工具等力气活。每天,他们早早起来,早早地把豆腐、干子做好,然后由那位合作者挑到附近村子去卖--乡间比不得集镇,是不能坐守店堂的。如此勤劳,未敢惰怠,谁知一年下来,不但分文未赚,反倒亏空。原来,那位合作者一家七口全在店内吃喝,而养父只身一人。他恍然大悟:又吃亏了!

这年腊月,我去看望他,多住了几天,他便把其中的窝囊事一一说给我听。但又离不开那位合作者,一时也找不到合适人来取代。养父说:“我倒有个想法,不晓得你可答应?”

什么想法需要我答应呢?

“你也渐渐长大了,论年岁也可以学乖(即学徒)了。我当年学乖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小一岁呢。”

我猜着他的想法了,屏住气,紧张地避过脸去。

“我看,书就不要念了。千里做官也是为的吃和穿。什么行当不一样活口?你,就跟我学手艺,好不好?”

“做豆腐?”

“做豆腐还差了?你能跟我学,我就不求人了。打虎还要亲兄弟,上阵须得父子兵。我们父子一条心,不怕不发达起来。”

我没答应。养父也没有继续为难我,只是浅浅一笑,掠过一缕失望的迷惘。

河塌里的生意终以亏本争吵结束。养父在族中人的帮助下迁移黄田。这是个很大的村子,消费水平也比别的村子高些,养父的豆腐店有了生机。虽说仍然需要求人,仍然免不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毕竟还算顺心顺手。这一年,我在泾县中学读初二,养父特地托人捎了钱来,信上说: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为父心里过意不去。现在手头不那么紧了,需要什么你只管跟我要。

虽然我并没有向他要什么,虽然他也没有让我脱贫,但这几句话却叫我终生难忘,叫我心头暖呼呼的。然而父子一场,我却连这种暖呼呼的言语都未曾给过他一句,更没有同他亲热过一回。养父是很喜欢与我在一起的,尤其希望我陪伴他睡。每当这时候,总是问这问那,说东道西,一副乐呵呵的样子。而我除了每年除夕夜例行公事般与他作伴以外,多半总是借故推脱的。我嫌弃他--嫌弃他的哮喘病,嫌弃他那浓烈的烟草味,嫌弃他的窝窝囊囊。这种嫌弃他未必觉察不出,他心里一定很难过吧。

好景不长。在黄田,也不过开了两年豆腐店,养父就溘然长逝了。医生说“油干灯尽”。那是1958年夏天--再过几个月,因为“大跃进”而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就要降临了。事后才觉得:养父这当口去世,真正是一种福气。

当我按照丧事主持人吩咐,双手捧着养父的头,将他挪进棺木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怆然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淹没心头,痛哭得不能自已。主事人不断地招呼我:“不能松手,捧得越紧越好!”我屏住气,咬着牙,紧紧地捧着,用了好大的气力,终于平平稳稳地将养父挪进棺木。狭窄的棺内令人感到窒息,而养父躺在里面却宽绰有余。那极瘦削的身躯,极瘦削的脸庞,便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三奶奶事后对我说:“那天,你哭得好凶。一直哭到山上,拉都拉不回来,把我的心都哭碎了。真有孝心。”

惭愧!父子一场,我所能给他的不就是那么一场痛哭么?管什么用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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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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