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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闲言漫语上黄田

 

上黄田是个村民组,“人民公社”年代是个生产队。保甲制期间,应当是个甲。然而普安先生告诉我:它也曾经是保--石井保;下黄田则为黄田保。上黄田位于村子最上端,地势较高。我以为,当以树老爹家那道石坎为界。石坎与下面的屋脊持平,站在坎上放眼望去,一片片黛瓦粉墙,一张张铺开的屋面。像一幅版画,很好看。

树老爹家的房子早就无影无踪了,那道石坎还在。

然而普善说,是以“聚星堂”为界。“聚星堂”以上,包括“模范桑园”都属于上黄田。普善当过黄田大队会计,说的是行政地界,应当是对的。

上黄田人家不多,也就二三十户。房屋也不像下黄田那样密集整齐,那样恢弘大器,那样系统工整。其中“仁德堂”、“新德堂”和“老坦上”的房子倒是有些规模了,终因地形地貌的局限,拓展不开。与下黄田相比较,显得偏僻、狭窄、零落、寒碜。就好比山坡上的梯田,难得一个较大平面。

也没出过什么名人。以我看,最大的人物就是大先生朱似愚。他是晚清秀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是个学者。他兄弟三个,都是读书人,都是戴眼镜。大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二先生住在榔桥做生意,也脱离黄田。唯有三先生一直闲居在“新德堂”。那时候“新德堂”也是高墙大院,也有门楼。他就住在门楼左边的披屋里,像个门房,十分寒酸。村里一些人背后喜欢称呼他“三瞎子”,多少有点不恭。我的短文《三先生》写的就是他。

柿奶奶是我的三叔奶奶,她的女儿朱性冰,小名田英,是我的堂姑妈,“解放”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录音科副科长。陈旺生,敬修堂后面陈家人,原本在榔桥做伞为业,后来参加马渡乡自卫队,当了队长。传说此人心狠手辣,与共产党作对。1947年,黄田成来保、金小犬秘密组织农会,被他们抓获,在榔桥遭难。传说陈旺生剜其心肝下酒,未知真假。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陈旺生与王必槐(国民党县党部行动队长)同在溪头遭枪毙。汪大金,早年出去打游击,当了解放军。后来转业到宁国县民政局当局长。他的母亲,我们喊乖奶奶,带着小儿子汪小毛在上黄田过日子。汪小毛比我大一点,一只眼睛残疾。“大跃进”前夕,母子俩投奔宁国县去了。

汪兴木、汪兴田是亲兄弟,还有个姐姐汪兰英。兰英的丈夫周招南是个木匠,手艺精细,性情古板,日子过得“板板直直”。最近,凯中先生告诉我:周招南曾经是“地下党”。我大为惊讶,有点不相信。在我印象中,他一点都不激进,不像个“地下党”。他有个儿子俞德祧,胖胖的,不甚精明。兰英喜欢女孩子,就将汪兴田的大姑娘过继为女儿。后来又招赘了我的弟弟普善。汪兴木是普善的继父。“土改”以后,我的二妈带着一双儿女改嫁于他。汪兴木是个规矩老实的种田人,以他们的勤劳节俭,本本分分地劳动,应当过得比较好的。无奈遭遇“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这样的祸害,吃尽苦头。五个子女中饿死两个,一个叫竹林,一个叫三六子。汪兴田就更惨了:他早年跟随汪大金打游击。后来改换门庭,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我见过他一张着军装的照片,年轻英俊,周正帅气。“解放”后在家务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抓进劳改队,再也没回来。他有三个女儿,除大女儿过继给周招南为女以外,其余两个都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妻子朱瑞英,年轻时漂漂亮亮,会唱京戏。后来改嫁朱永骈,大饥荒中跳冲水凼自尽。他们还有个堂兄汪南生,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黄田的互助组就是他领头的。出工收工总是扛着一面红旗,旗上写:汪南生互助组。我记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当了生产队长。他的儿子汪大益告诉我:“三年大饥荒”中,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干部们把村里一批浮肿病人转移掩藏到刘村去了,他爸也在内。刘村位于黄子山脚下,离黄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们把病人藏匿在这里,当然是为了掩盖真相,以表现“一派大好形势”。汪南生再也没回来,饿死在那里了。时至今日,汪大益七十三岁,说起这件事,他无比悲愤。前些日子,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访问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情。切肤之痛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如今,汪大益过得非常好,一点都不老态,看上去像是六十多岁。他种了六、七亩田,还养了两头牛。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多田呢?他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共产党,怕变,没有信心种田。自己也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种田,就多要了几亩。如今好了,不但免交农业税,还有种田补助,还有养老补助;虽然不多,日子还是好起来了。他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多活几年。

陈承春、陈承益、陈承跃是兄弟仨。老大陈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圆,跺跺实实,据说能与水牯牛比力气。一只手残痼,却不妨碍他干活,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上,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费力似的。小时候我们喊他春老爹,觉得他了不起。因此饭量也大。“三年大饥荒”中,陈承春饿急了,偷来一头牛杀了,被逮到榔桥公社,一共三个人,捆绑在柱子上,凯中先生亲眼看见。当天夜里,陈承春就被折磨死了。那个年代,在“阶级斗争”大旗下,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和官员们,都握有对老百姓的处置权,乃至生杀大权,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鸡犬一样。不久,陈承春的老伴也饿死了;有个儿子陈根保,比我大几岁,个子也魁梧,也有力气,后来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亲去了。老二陈承益,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旌德县农村,饿得没办法,想去女儿家弄点吃的,结果倒在一条小路上,死了。老三陈承跃和他的妻子也饿死了。

我家住在上黄田“老坦上”,这里有七、八户人家。其中朱普欢(后来改名朱普文)比我大几岁,同学。他的父亲朱大保早早地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孤儿寡母,日子过得不轻松。他曾经在外地干过一段时间工作,不知什么原因还是回来当了农民。因此他知道的东西多,牢骚情绪也大,口无遮拦。大家都说“美帝国主义坏”,他却说美国好;人们都唱“东方红”,他却唱“东方黑,西方亮……”那时候信息极为闭塞,他怎么就与众不同呢?后来,他上自家屋顶“翻屋”,不小心摔下来,头撞在天井里,抢救无效,去世了。

成德胜,住在“聚星堂”,也属于上黄田生产队。成德胜的母亲有精神病,家境很穷,几乎没见他穿过一件不破的衣衫。倒是很机伶的人,一双眼睛黑溜溜地传神。上学的时候能跑,能跳,会踢球。“三年大饥荒”,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五口,只留下一个姐姐,其他人都饿死了。

村子里满门遭灭的人家不少。我的同学朱世萼,住在“家庙”坦上,距上黄田不远。他的父亲朱永愈,绰号“小眼睛”,一直开小店,不胜农事。他家五口人都饿死了。其中朱世萼兄弟俩,一起饿死在一间空牛笼里,人们发现的时候,死者眼睛已经被老鼠扒掉。“三年大饥荒”,老鼠也饿狠了。

俞志明,小名和宜。个子不高,精明利索。走起路来连蹦带跳,不是唱歌就是哼调。他喜欢唱戏,有时候也帮忙导戏。他导的都是武戏:大刀怎么舞,棍棒怎么耍,对打起来怎么合把子,他懂。应该叫武术指导。腊月里的排练场上,我见过他舞大刀,就是关云长用的那种大刀,他能舞得眼花缭乱。他还能翻空心筋斗,时不时地来两下。一个种田人,能在舞台上“咚”地一声翻个筋斗,常常招来满堂喝彩,他觉得好开心。俞志明在涌溪打过游击,因为手残痼,退伍回乡;有民政部门颁发的退伍证。“文革”中也遭到批斗,关押在大队部里。

住在最上面的李子学,“土改”时当过第一任村长。他为人宽容、厚道、本份,是位受人尊敬的长者,人们都喊他大老爹,或者学老爹。夫妻俩从江北逃水荒过来的。后来,妻舅一家也过来了。这里不闹水荒,过起日子来心里是定的。他似乎比当地人更勤劳,一天到黑在地里干活,身上晒得黑黝黝的。女儿李月英与我同学,因为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跛了。泾县中学毕业以后没有找到工作,回到家与表哥成了亲。孕期中胎儿异常,又不愿意去大医院检查,导致意外死亡。老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女儿,十分不幸,悲痛极了。他们家倒是没受过政治迫害,日子过得也还比较富足。“三年大饥荒”都挺过来了,女儿却遭意外。那个年代的人,怎么就有这么多不幸呢?

今日上黄田,日渐萧条。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去了。有门路的人家也纷纷迁走了,住户越来越少。许多空房子也就一间一间地倒了,塌了,无人收拾,满目荒凉。倒是修了一条路,直通半山腰,说是为了便于伐运毛竹。这是一条沙土路,坡度也比较大,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淹没毁坏了两边一些田地,已经造成明显损害。上黄田依山傍坡,数十年来,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水土流失成了很大问题。雨涝成灾的日子容易“发蛟”,就是“泥石流”。小时候常听老人指着远处山上某块黄土坡地说:“喏,发蛟了。从那里钻出一条蛟来……”毁了庄稼,毁了田地。还说蛟是一种水怪,腾云者为龙,驾涛者为蛟。蛟行哪里,大水就发到哪里。

仰首张望,黄褐色一条路,从山上蜿蜒而下,真的像是一条蛟--好大的蛟!

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朱成树、朱锡锷、汪南生、吴少丙、胡娣姑、朱安英、陶奶奶、朱大庆、俞德祧、汪竹林、三六子、陈承春夫妻俩、陈承益、陈承跃夫妻俩、汪海水的母亲、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成德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立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19581961

愿这些屈死的冤魂,在天国得以安息。

祖父

祖父朱星垣,“成”字辈。成什么呢?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惭愧。祖父兄弟四人,他是老二,人称“二老爹”。祖上略有薄产,分家时四兄弟均分。“土改”的时候,老大老二家成了地主;老三家成了贫农--三老爹抽鸦片,把家搞败了,坏事变好事。老四家绝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祖父十二岁到六安一家店号当学徒。据说给老板盛饭时还够不上灶台,只得以板凳垫脚。小小年纪背井离乡,到一个极陌生的地方侍奉别人,可见他很早就开始发愤的。后来,便一直在六安做生意,有时也回家歇息一段日子。似乎也没有发财,只是置过一些田地,盖过一堂房屋。相对于原来的老屋,祖父把它叫做新屋。新屋与老屋毗邻,相隔一个小小花园。正房三间,中间为堂屋。一头延伸过去,另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大大的厨房。如果绘成平面图,当为曲尺形。二层木结构,粉墙黛瓦,三合土地面。小时候我常到那里玩。那里有一个大大的园子,种了瓜,种了菜,还能逮蟋蟀。“土改”的时候,新屋“改”给了别人,说是“剥削”来的。

我与祖父接触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寡言少语、满脸严肃、性情古板的人,从来就不知道他笑起来是个什么样子。他与奶奶单独住在新屋里,单烧单过。他将后面一个大园子开垦出来种菜,种南瓜冬瓜丝瓜黄瓜。还种“癞葡萄”,后来才知道就是苦瓜。不是当菜吃,而是成熟以后摘下来,吃里面的穰子,不好吃。倒是搁于盘中,好看。祖父还将冬瓜籽晒干了,炒给我们吃。冬瓜籽干瘪干瘪的,好像没有籽仁,一点都不好吃。我们要吃南瓜籽,祖父不答应,说:“南瓜籽要留到过年吃。小把戏那么讲究?不好吃嚼嚼吐了,总能香香嘴吧?”“小把戏”就是小孩子,方言。旺季的时候,菜吃不完,祖父就叫我母亲拿去卖。母亲不大愿意卖菜,祖父不高兴了:“挣钱嘛,就是针头上削铁。这样不在乎那样不在乎,还不是坐吃山空?”母亲不敢违拗,只得把菜装在篮子里,挎到下黄田叫卖。招来议论纷纷,说太抠,想不开,是卖菜人家吗?又说是装穷,做给人家看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秀。其实,祖父倒未必这么想,他只是想把多余的菜变成钱。

还种果,种花,供人观赏。人说:“二老爹真会种啰,这么多花,真好看。”于是他满心欢喜:“你端一盆去——来来来,不客气,多得很。”--“真怪塞了!”“怪塞”,黄田方言,就是谢谢的意思。我一直不知道这两个字该怎么写。

除了种菜种花,还制作笼子,逮些“纺织娘”,关在里面,观赏。制作蟋蟀笼子,关蟋蟀,玩。前一种笼子是用刚登场的麦秸编的,大大小小各种式样,如灯,如钟,如螺,如方盒。通风透气,整齐美观。算得上工艺品。一只笼里关一只,怕它们打斗残杀。夏天,南瓜花盛开的时候,“纺织娘”很多,肆无忌惮地叫:嘀铃铃——嘀铃铃——铃……很好听。若一旦集中叫嚷,也能把人叫烦。祖父把逮来的“纺织娘”关在笼里,挂于墙上,喂食南瓜花,自我欣赏,不免多了几分得意。过些日子,又将它们放走,再逮新的。那东西很脆弱,一旦死在笼里,有些不忍。

“纺织娘”绝迹的日子,笼子依然挂在墙上,祖父依然欣赏。大概他觉得自己编的笼子很好看吧。

关蟋蟀的笼子则是用毛竹筒做的:锯一节毛竹梢,一寸多高,打磨光滑,装块玻璃,底面锥个小洞,安上塞子,塞上有槽,可以搁上米粥或米糊,供食。将蟋蟀关在其中,看得清清楚楚,常揣于怀中,不时地掏出来摆显摆显。需要与人斗蟋蟀了,将它们放置在一个大一些深一些的钵子内,以蟋蟀草撩其牙,惹其怒而打斗。

我以为斗蟋蟀这玩艺品格低下--凡挑逗二者使之互相残杀者,品格都属低下。茫茫世界,物与人同。

祖父还置了几把剃头刀,说是给我们剃头。不知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却只能剃光头。他自己也是光头,说光头好。村子里作兴剃“包头”:剃头匠与各家达成协议,每月上门剃两回,全年付给若干斤稻谷,很便宜。我一直留“二分头”,在当时是很时尚的。祖父说:“小把戏那么讲究?自己剃算了。”我不愿意剃光头,但拗不过,硬是强强地将我的头发剃光了,光得像一颗徽州白梨。回到房里一照镜子,我哭了,拼命地嚎叫:“我要头发唛!我要头发唛!”母亲只得百般劝慰,说:“不要惹老爹发火了,头发可以长出来。”--“哪天能长呢?”--“半个月。”我不知道半个月多久,母亲又说“快得很。”于是我天天照镜子。等到雪白的头皮渐渐变黑,心里才觉得好过一些。或许祖父自己也觉得过分了吧,此后便不再提起剃头的事。而我当然是避之不及了。

还不准我们到人家去玩,不准我们吃人家东西。我是被管住了,弟弟却管不住,不买他的账,到处跑。弟弟泼皮,嘴又甜,人家都喜欢跟他逗:“给我做儿子,干不干?”--“干。”于是给他东西吃。有时还躲进人家不出来。好玩爱吃,本是小孩天性,一笑而已。祖父却十分顶真,到人家去找;找到了,拖回家里便打。弟弟的母亲心疼不已,嘴翘得多高。但不敢吭声。老人家太厉害了,都怕他。

1949年,父亲在郎溪的家中生下第一个儿子,取名普新。祖父还专门去看过。与父亲说:“你都四十岁了,还喜得贵子,我当然高兴。”没想到这句话捅了漏子:父亲跟女方瞒了年龄,闹得一家人不愉快。这是普福后来告诉我的。

记不清哪一年,祖父复去六安,将奶奶留在家里。几年都没回来,也不通音信。躲过了家乡的“土改”运动,没有吃苦--所有的苦都让我母亲吃了。一直到1956年,或者是1957年,反正我上初中的时候,祖父突然回来了。是被人抬回来的--他得了中风,半身不遂。此时奶奶已经过世,全部事情都由母亲一人操劳,还要服侍他拉屎拉尿。母亲真不容易。

我按照母亲嘱咐,特地回家一趟,见到祖父。他坐在一张大大的椅子上,手边一根拐杖。有什么事了就杖击地板,咚咚咚地响,唤人来照应。他目光呆滞,脸色晦暗,反应迟钝,语言不清。坐在阴暗的居室里,与其说是一位活人,毋宁说是一尊偶像。立时感到一缕莫名的悲凉。

我喊了他几声,站了片刻,磕了三个头,离开了。

这是最后一面。不久,祖父去世了。

三奶奶

我的祖父排行老二,三奶奶的丈夫老三,亲兄弟。三老爹年轻时不学好,抽大烟,把家产败得净光,早早地谢世了,丢下三奶奶和一双儿女,孤儿寡母。三奶奶硬是把他们拉扯大了,还都混得有头有脸。女儿朱性冰,东奔西颠在外闯荡。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她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音科副科长。儿子朱大壁,江西景德镇画师。就是在陶瓷坯子上画花画鸟,写字题款。应当是工艺美术师。儿女都在外地成家立业了,三奶奶哪里都不去,一个人在上黄田过日子。

三奶奶命苦,没能靠着好男人,却练就一副倔强性格,不服输,不装孬,不怨天尤人。早年间,帮培风中学的老师学生洗衣浆衫缝缝补补,到学校门口卖炒菜卖小吃;还侍弄田地庄稼,插秧割稻,甚至犁田耙田都能来几下,抵得上大半个壮劳力。她一天到晚癫进癫出风风火火,忙了外面忙家里,似乎有使不完的劲。

“土改”的时候划成分,三奶奶划的是贫农。分了田,分了“胜利果实”。三奶奶好高兴:“那死鬼抽鸦片烟抽好了。要不然不也是个地主?”从此,她开口“贫雇农”闭口“贫雇农”。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改朝换代了,有钱人落难了,贫雇农吃得开了。”我家划了地主,三奶奶却照样喜欢我。用她的话说,大人划了地主,小人不是。而当养父母闹离婚,我不得不重跟生母时,三奶奶不高兴了,非常严肃地要求我“划清界限”,不要回来。我不买她账,瞪起眼回了她一句:“多管闲事多吃屁。”三奶奶恼火了,劈哩啪啦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三奶奶喜欢骂人。鸡丢了,骂人;家里东西不见了,骂人;菜园子被猪拱了,骂人;觉得干部办事不公了,骂人。三奶奶嗓门大,骂起人来别具一格。通常是在院子里拍巴掌、跺脚,节奏感颇强。骂着骂着便哭诉起来,诉说自己怎么怎么苦,年轻时怎么怎么守寡,怎么怎么把一双儿女苦大;诉说“那个死鬼”怎么怎么不顾家,怎么怎么不知道心疼人。更有甚者,便是一手拿起铁皮畚箕,或是洋铁桶,一手拿根木棍,边敲边骂,在村子里兜一圈:“……短命死的,洋炮铳的,偷奶奶的老母鸡,不得好死,断根浇灭……奶奶好不作孽?二十几岁守寡,风里来雨里去,没日没夜……玉皇大帝啊,观音老母,你们显显灵吧,叫那个短命死的天打五雷轰,五马分尸……”三奶奶这一圈可以兜大,也可以兜小;有时候只限于上黄田,有时候却要兜到下黄田去。不知道怎样界定的。大家都觉得三奶奶不好惹,刻意躲着点。实际上这是三奶奶一种渲泄方式,一种心理诉求。骂了,诉了,她内心平衡了,情绪也就化解了。有点像如今上网,遇到什么不平事了,上网诉说一番,造造舆论,出出气。那时候没有网,即便有网三奶奶也不会,所以只好敲畚箕骂人。

三奶奶屋子后面有个菜园,菜园里有棵大枣树。枣子成熟季节,一虬一虬挂满树枝,令人眼馋。于是我们经常去偷袭--用砖块瓦片瞄准掷砸,将枣儿砸下来。瓦片落在屋顶上,惊动了三奶奶,便常常招来责骂。有一次,三奶奶悄悄赶出来,我躲避不及,三奶奶刚骂几句,发现我一个人在场,便一把拉住我:“你跟奶奶说嘛,奶奶给你打就是啰。”说着拿来长竹竿,哗哗哗哗对准树上一阵猛抽,枣儿纷纷落下。我不好意思捡。三奶奶说:“捡,快捡!吃完了再问奶奶要。一树的枣子不给你吃给哪个吃?奶奶一个人吃得了?”说得那么简单,那么诚恳,我越发不好意思了。我想起她骂我的时候,而她好像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三奶奶依仗自己“贫雇农”,天不怕地不怕,总是跟时局过不去,总是跟干部闹对立--用她的话说,是干部跟她过不去,“瘟”不得她那一亩三分田。干部则说:“我们要‘瘟’不得你做什么?是上面开会说的,要成立互助组,贫雇农要带头。”--“阿拉就不带头,看你怎么办?阿拉贫雇农,不怕!”三奶奶偶尔到上海住些日子,学会了“阿拉”,并且用上了。

三奶奶不参加互助组,所有的农活一个人顶。村里人也还好,农忙的日子,常常来给她帮忙。所以三奶奶过得还算松泛。下半年,收成也不比别人差。

办初级社了,干部们又来宣传政策,三奶奶还是不理睬。

办高级社了,三奶奶依然不买账。三奶奶成了“钉子户”,“反对合作化”。

于是有人跟她摊牌了:现今办高级社了,可不是以前那样小打小敲了。土地耕牛农具都要入社,归公了。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旱不怕涝不怕,生灾害病也不怕,好日子就要来了……

听说土地要归公,三奶奶气愤极了,拍手跺脚大嚷起来:“你们可不要打我的主意。我那一亩三分田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又不是剥削来的。还没焐热哩,你们要抢走?”

“正是毛主席说的,要走合作化,土地要归公。”

“我不信。毛主席共产党才给我的,好意思又收回去?”

“不信你看,你看。”干部拿出一张报纸,递给三奶奶。

三奶奶一推多远:“阿拉不看!”--也看不懂,她根本就不识字。

一个贫雇农,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寡妇,一个疯疯癫癫骂起人来没完没了的老太婆,能把她怎么样?三奶奶硬是没有加入高级社,成了远近闻名的“单干户”。

“单干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农忙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忙了,亲戚朋友都入社了。花钱都请不到人--也不能请,请人就是雇工,雇工就是剥削。耕牛也借不到了,那是农业社的财产,人家不借。于是三奶奶发了恨--一锄一锄地挖!

“奶奶有的是力气,不怕。”三奶奶硬是较上劲了,何苦呢?

再就是歧视--“单干户”可不容易,好像干了坏事一般,人前矮一截。什么“顽固不化”啦,“翻身忘本”啦,成了代名词。一些不明事理的孩子见她就嚷:“三奶奶--单干户!”“三奶奶--单干户!”……每当此刻,三奶奶便驻足观望,说:“单干户怎么啦?没偷没抢,奶奶高兴单干。”如果孩子们尾随不舍,三奶奶会抄起个什么东西,作凶狠状:“短命死的!你来,你来!”

我也不止一次地参与其中,跟在后面起哄。真的对不住她。

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风声更紧了。三奶奶终于挺不住,也顾不上她那一亩三分田了,把家中东西稍做处置,跑到上海女儿家去了。

三奶奶走得明智。很快,“大跃进”开始了,“三年大饥荒”开始了。如果不走,三奶奶不死也会脱层皮。

十多年以后,三奶奶重回黄田。她说上海别的都好,就是火化不好。人死了,往炉里一丢,烧得叽咕叽咕叫,痛煞人了。三奶奶怕火化,怕痛,所以要回来。女儿当然不同意,百般劝说,三奶奶硬是不听,没办法。

三奶奶将祖上的房子要了回来,一个人住。

然而,三奶奶真的老了,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当年的干练与麻利完全不见了。精神也差了许多,不再骂人,话也少了,经常一个人木木地坐在那儿,半天不挪一下,愣愣地发呆,不知道想些什么。人老了,或许就是这样。

三奶奶跌了一跤,爬不起来了。多亏普善,将她背到榔桥,坐汽车到泾县,再坐汽车到繁昌,一路上背上背下。终于搭上去上海的火车,将三奶奶交给她女儿。

不久,三奶奶过世了,没能逃脱火化。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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