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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故乡的碎片

 

我的家乡黄田,是个很大的村子。四面群山绿得像翡翠一样,一年四季都不褪色。一道溪水又细又长,水蛇似的从山谷里游出来,淙淙有声。两边是石砌堤岸,一人多高。隔上几百步必有一座小桥,全是一根根条状麻石平架起来的,桥长七、八米,宽则一米多,一共十二座。有人以此戏称黄田为“半个扬州”,因为扬州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诗句,正好一半。当然无法与扬州相比,但一个山村的涓涓细流上平架着十二座石桥,能不别有一番情趣么?小溪两岸排列着大片屋舍,一色的黛瓦粉墙,二层楼,雕梁画栋,高大宽敞。每路房屋前都有一块空场。空场也讲究得很,铺砌着鹅卵石,砌成各种图案:蝙蝠、白鹿、古钱、寿字等等。下雨天行走在上面,一点泥巴都没有,一点都不滑。几乎家家都有个花园,一年四季总有那么些花枝树梢从墙檐上探出头来,招蜂惹蝶,逗人喜爱。那便是早春的腊梅、初夏的榴花、仲秋的桂子……隆冬时节,大雪封门,绿油油的翠竹还要抖落身上的乱琼碎玉,越过墙头,让人们赏识它的气节。于是过路人不免翘首凝视,感叹一番:“这地方真雅!”

村口有四座牌坊--其实一共六座,前面还有两座,位于高村。因为这四座石坊建于村口,亦成规模,所以一般都称之为四座牌坊。它们是清乾隆四十八年旌表朱安汉妻贺氏凤英的“贞节流芳”坊;嘉庆七年旌表朱安桂妻、进士朱珔的养母汪氏昭英的“贞节雄风”坊;嘉庆十年旌表朱昶妻胡氏苹英的“贞节”坊;嘉庆十五年旌表朱苞、朱荪兄弟的“乐善好施”坊。此“乐善好施”坊十分讲究,高大,巍峨,三个门洞(其它三坊均为单门洞)。四座石坊直线等距离排列,犹如四道门户,雄伟壮观,与村口“狮(山)象(山)守门”的景观相得益彰,气势不凡。进村者多在这里小憩。“文化大革命”中,石坊为“造反派”所不容,被何传寿为首的贫下中农以“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名义推倒了。他们用几根杉木做杠杆,将石坊撬倒。祖上文明,建造起来可不是容易事情,而后人的糟塌毁坏倒是轻而易举。何传寿是茶林队队长,“土改”前从外地流入,住在“敬修堂”。

这是一个山洼,农田极少,且多为山傍田,狭小,贫瘠;有的田块连牛拉犁都转不过身来,只能一锄一锄地开垦。即使田产多的人家,也都落在外地。男人们多数外出经商(也有做官、教书或其他文墨职业),以上海、南京、汉口、扬州、芜湖等地居多。那里有他们的会馆与商会。有人要出去打拼了,就去找那里的会馆,可以得到帮助。男孩子长到十二三岁,如果家境不是很好,便早早地外出学生意,在某某商号当学徒,当“朝奉”。我的祖父就是十二岁到六安学生意当学徒的,据说给老板盛饭时还够不上灶台,而不得不以板凳垫脚。在外打拼挣了钱,回来买田买地造房子置家业,交由女人或老人管理;年迈了,再回家养老。也有不回来的,他们在外地有家有室,有工厂作坊,乃至于当铺银行。他们与家乡的联系渐渐少了,成了外地人。在上海、汉口,这种情况很多。新县志上说:朱鸿度的二儿子朱幼鸿,先随父在浙江牙厘局襄事后,任浙江铜元局总办,参与其父在上海招商创办机器纺织局;后去沪经商,兼并裕源纱厂全部股本独资经营。业绩日盛,在上海有裕通、裕亨纱厂和裕丰面粉厂;在高邮有裕亨面粉厂;在汉口有裕隆面粉厂;在江苏支塘有裕泰纱厂;在江苏、山东有盐场。长江中下游各地开设盐号、当铺共三十余处。民国初年,所办工业企业达到极盛,资产总额五六千万两白银,成为颇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家。

泾县民谣:溪头的干子榔桥的伞,黄田的姑娘不用拣。拣,挑选的意思,在这里读gan,不读jian,方言。溪头的豆腐干细嫩,原汁原味酱油煮制,咸淡合宜,鲜美可口。且以蒲包小袋一块一块地包制出来,表面呈菊花状花纹,每块大小厚薄一致,如工艺品。榔桥的伞,是竹子伞骨蒙上棉皮纸,搓油数道,精工制作。多为红色,也有蓝、绿、黄各色。有的还在伞面绘上花卉或各种戏剧人物,类似如今舞台上的导具。远销屯溪,颇有名气。小时候在榔桥的日子里,一条街上就有好几家制伞的手工作坊。工人们穿着宽大的围裙,操持简单的工具,不停地忙碌着。他们常常把搓了油的伞撑起,晾在店门口地面上,整整齐齐地铺开,很好看。我常常驻足观望。黄田的姑娘怎么就不用拣呢?漂亮,斯文,讲规矩,懂礼貌。黄田村富裕人家多,他们或在外经商,或经营土地;或为官宦,或成学究;或财大气粗如日中天,或衣食无忧温饱小康。是个舒适文明的小环境。偶尔哪一家穷困不堪难以维系了,家族中会有人出面邀集大伙帮助一把,周济周济。上五房还有个经济实体“继范堂”,是朱鸿度、朱树斋领头创办的。在南陵有八千亩田,在宣城有四千亩,在郎溪有两千亩,在常熟还有几千亩,一共两万多亩田。其收租专门救济鳏寡孤独困难户,以及办学校做善事。救助对象每人一个折子,凭折领取救济。类似如今的“五保”、“低保”。家族自治是一种很好的农村基层模式,存在了数千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被扫荡废弃了。村里人家多属上流社会,或者正向上流社会滚爬,是不会忘记课读子孙的。女孩亦然,她们一般不会长时间下地干活,少经风雨,少晒烈日;细皮嫩肉,白白净净。她们读书写字,绣花挑朵,识礼仪,晓大义,通人情。常为人乐道称羡。能与这些人家联姻通婚,常常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沿溪流往上走,便是石井坑。坑,这里读kang,不读keng。溪水迂回曲折,或涓涓细流,或湍急成瀑,人行坑中必涉水过桥十数道。坑口堆满巨石,有的像老树盘根,有的像怪禽猛兽,有的如屏风,有的似桌凳。两边高山入云,只留下一线窄窄的苍穹,林木参天,藤蔓緾绕。大片大片的毛竹林遮天蔽日,涛声起伏,阴雨天常令人发怵。一个称作“垴上”的地方有石屋群遗址,或残壁尚存,或只见屋基。据说是古人逃避战乱来此建造。屋墙全以石块垒起,无灰浆勾缝的痕迹。还有猴群,獐麂鹿兔和野鸡。小时候听说几个打鹿的猎人进了坑,他们是从涌溪一路撵过来的。撵鹿是为了让其血液流入角内,以提高鹿茸成色。鹿被撵得跑不动了,跪于地上,似求饶,亦似等死。猎人即刻将其杀害,剁下鹿角。太残忍了,听得心里怪不舒服。

石井坑是村民的主要劳作之地,山场面积4974亩,盛产杉木、毛竹和茶叶。下半年是砍伐季节,砍下的杉木,要一根根扛出坑、扛出村,扛到距离村子五华里一个叫“湖波桥”的地方。一个“呱呱叫”的劳力,通常扛一根,大的则要两人抬。六房农民凌连喜非常有力气,能扛几百斤,他用的打杵就有几十斤重。他的儿子也是能手,一天能砍两千斤柴禾,他还不满意。扛杉木不简单,光有力气不行,得讲究技术。杉木档头要朝前、偏下,冲冲地便于走步,比较取巧。抬杉木则讲究两人协调,通常要喊“号子”:前面抬档头的喊“慢起步呀——”后面抬梢的就“嘿哟——”以示响应。“打一杵呀——”“嘿哟——”“要过桥啦——”“嘿哟——”当然,也不是光“嘿哟”,可以随机遣词。夕阳西下的时候 ,扛杉木的村民鱼贯而出,拉起一条长长的队伍,颇为壮观。到了“湖波桥”,河床宽了,杉木堆放在河滩上,不用看守,没有人偷,然后将杉木以竹缆结成排。叮叮当当,忙忙碌碌,旷日持久,像个露天工场。第二年春上,发大水季节,再把几张排连成一串,从水路放出去。一直放到泾县城,放到赤滩、马头,甚至放到南陵、湾沚、芜湖,交易出去。那时候不通汽车,全靠水运,放排是唯一运输手段。不是所有村民都会放排的,放排是一门技术,一门职业。附近的涌溪村多放排手,他们水性好,技术也好。你想想,连成一串的杉木排,到了水里可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一条排上通常两个放排手,前面一个撑篙,后面一个掌舵(毛竹制成的舵),全凭经验,借助河道水势,顺势而行。轻轻一点闯过险滩了,轻轻一拨绕过弯道了,“四两拨千斤”。若用力不当,或者错过水势,常常会适得其反,事倍功半的。竹篙很长,篙端嵌有钉齿,像个钯子,用久了雪亮。搁滩了,放排人常常跳入水中,用篙头勾住排,一点点地挪移。万一散排了,也能用篙头勾住一根根杉木。放排多在春末夏初,乍暖还寒,山水依然刺骨。而且雨水特别多。放排人头戴斗笠,身着蓑衣,赤脚草鞋,是十分辛苦的。天近黄昏,他们常常在某个埠头停下来,定桩拢排,上岸歇息,喝酒猜拳,沐浴烤衣,好好地睡上一夜,明日继续赶程。也有好事者精力旺盛,耐不住寂寞,免不了拈花惹草,寻求露水恩爱。

石井坑产绿茶--“火青茶”,远近闻名。有点像浙江的珠茶,俗称“老鼠屎”。颗粒状,很小,丢在杯中叮叮有声,汁水厚耐冲泡。“清明”一过,气候渐暖,雨水趋多,茶树绽出新绿,一天一个样,于是茶季开始了。邀请四方亲友,雇请外地工人,采茶制茶。采茶人多为姑娘嫂子,一眼望去,远远近近的山坡上红红绿绿,花花点点,硬是增添了许多色彩与笑声。而主人家总是拿出家里的香肠腊肉咸鱼鸡蛋来款待她们,以极高兴的心情期待着丰收,所以舍得。当天采来的“鲜叶”,必须连夜加工制作,烘干成形。忙完一宿,天亮的时候,新制的干茶便收封待卖了。

人们总是把“雨前茶”奉为至上。甚而推出“明前茶”(清明前茶),招来顾客,以为越早越细越好。其实不然。茶叶并不是越细小越好。太细小,汁水不满。黄田的火青茶,通常以“谷雨”前后为佳,这时候叶质厚汁水醇,耐冲泡,回味甘甜。当然,如果气候暖,季节超前,则又当别论。

以山为伴,靠山吃山,是山里人与生俱来的常识,日子就是这么过过来的。小时候,除了上学读书,我们便上山打毛栗、挖野菜、扒松毛、摘桑果、采蓼叶、拾板栗花……唯一不上山的就是到溪流中扳蟹:扳开一块块石头,于半干半湿的沙石之中,可以见到一只只蟹,大的比乒乓球稍大,小的则只有拇指盖大,叫石蟹。以油烤熟,洒点盐,又脆又香。山上多毛栗,野生,成片。毛栗与板栗相似,但个儿小得多。外面是一个刺囊,踏开刺囊,里面是指头大小的栗壳,壳中藏肉。打毛栗不是打,而是用剪刀剪下刺囊,装于篮中,背回家,堆在某个角落。用鞋底踏开刺囊,毛栗就滚出来了。山上野菜也很多,蕨菜、石蒜、水芹、百合,以及各种菌菇,都是绝好的山珍,那时候很容易采到。夏天,一场雷雨过后,林子里便冒出许多菌菇来,大的小的,红的白的,像一朵朵小伞,撑在地上,微微颤动,洁净粉嫩,一碰即断。将菌菇洗净,置于大锅中熬汤,味道鲜美极了。不过有毒的菌菇是不能吃的,会中毒,甚至丧命。所以没有大人领着,我们是不敢采摘的。我尤为喜欢拾板栗花。板栗树下常常落满板栗花,细如粉条,长约三四寸,毛茸茸,黄澄澄,喷香。用板栗花编成一根根花辫,可长可短,点燃了可以薰蚊子苍蝇,辟污去秽;也可以在抽旱烟时用以点燃烟锅里的烟丝。夏夜乘凉的时候,点燃一根搁在凉床下面,蚊虫就不来扰人了。于是我们或坐或躺,静静地听老人讲一些老掉牙的故事;指点月圆月缺,观看云起云飞。渐渐,说话声少了,有人响起了呼噜……

一次,猛然间过来一支队伍,一个个黑衣黑裤,扎了绑腿,肩上横扛着长枪,腰间系着搪瓷碗,不说话,只听见嚓嚓嚓的脚步声,整齐有力。队伍不长,不到百人。我们有些害怕,屏住气,不敢吱声,看着队伍从边上走过去,走向石井坑,在夜幕中消失了。老人说:“新四军来了,要打仗了。”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国共内战时期,没有新四军番号了,是共产党游击队。游击队夜里不睡觉,神出鬼没。

我们也结伴作歹。偷枣--悄悄跑到人家屋子后面,用砖头瓦片对树上砸,砸了就跑,待无动静再回去拾枣。有时候砸到人家瓦顶了,主人便从屋里赶出来大骂一通。我们则早已跑远,躲在一边窃窃嬉笑,任其破口。偷黄瓜——翻进人家菜园,抓起一节就溜。也不洗,在袖子上擦一擦,一咬--嘣脆。

当然,我们也做游戏:躲猫猫、跳房子、踢球、打“鳖”……打“鳖”是男孩子经常玩的。多以铜钞为标的,输赢大小事先定好,带有一定的博弈性。我很少玩这种游戏,因为我怕输。这就注定我长大后对博弈的畏惧,对本分的眷念。注定一生平平庸庸谨小慎微,也就说不上光彩与成就了。人常说三岁看到老,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盼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有肉吃,有花生糖果,还能得到“压岁钱”。腊月二十以后,过年的氛围便一天天浓厚起来。杀年猪,泡豆腐,熬糖,做饼,缝制新衣,打扫卫生;把香炉烛台搬出来,擦拭干净,摆放停当;挂中堂,贴年画……二十三送灶,二十四过小年,二十八过大年,卅大年夜,几乎每天都有个讲究,都有肉吃。芝蔴炒米糖也做了,花生瓜子也炒了,装在一个个洋铁瓶里,想吃的时候,摸来就是。“送灶”,是个怪有意思的祭祀。每家灶台上方,必有一个神龛,经过一年的烟薰火燎,早已落满灰尘,漆黑。于是清扫干净,贴上红纸写的“灶君之神位”和新的楹联: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点上一对小小的蜡烛,供上一只小香炉;花砖砌成的灶台也擦拭得洁净光亮,摆上几碗菜,有鱼有肉,有泡豆腐、圆子,有茶叶米豆,还有酒。于是一家人拜谒,敬香,燃放鞭炮,祈求保佑。灶君菩萨来人间司职一年,要上天述职去了,人们害怕他乱汇报说坏话,便向他祈求,请他“上天奏好事”,以免遭到玉皇大帝惩罚,有贿赂的意思。就像如今检查组来了,要好好款待,还要意思意思,以期向上级汇报时多多美言。听说有的地方则是供饴糖,灶君菩萨吃了糖将嘴黏住,开不了口,坏话也就说不成了,颇有几分幽默滑稽。但暗地里使手脚,终究不大器,黄田人不使用这番伎俩。二十八过大年,最为隆重讲究。先祭祀祖宗,然后全家团聚在一张餐桌上,按尊卑长幼坐定,敬酒,吃肉,说不尽的吉兆话、客气话和恭维话;丢开一切不满与恩怨,努力营造一个从未有过的和谐氛围。席间,长辈们常以事先预备的红纸,为每个孩子擦拭嘴巴,表示孩子说话“百无禁忌”;真的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了,大人也不必当真。是一种强化自身心理的做法,诚然可笑,但沿袭下来就是如此。说明在强大的神权面前,人们的心理是何等脆弱。

大年卅(如月小则为二十九)的年夜饭,反倒不及二十八排场。“守岁”是它的特色。这一夜,全家所有地方,包括厕所、猪圈都要点灯。灯是油灯,一只小碟里面放置一两根灯草,斟上香油,点燃灯草有一点光亮,真的是一灯如豆。各个位置也贴上红纸写的吉祥的语汇,如松鹤延年、夫妇齐眉、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无禁忌、开门大发……这一夜不睡觉,打麻将,打纸牌,围炉谈心。老人还是要睡的,小孩熬不住了也会睡。到了某个据说是适宜的时辰(事先请人测算过的),一家人点亮灯笼,起来“开财门”。点燃一炷又大又粗的香,供在大门前;放鞭炮,放“冲天响”,朝某个方向(也是测算过的)拜谒“财神”。回到家,先叩拜祖宗,再以长幼为序给长辈拜年,叩头,发送红包。所有程序走完,天也就大亮了,亲友之间开始互相拜年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仪式只经历过一次,后来世事变化,家道中落,也就没有此番情趣了。

葛兆铣先生考证:泾县朱氏祖先是从徽州迁来的,他们同南宋大名鼎鼎的朱熹同宗共祖。朱熹写的《重修徽建朱氏宗谱序》中说,他的先世“望出吴郡”,迁居“歙县之黄墩”。由于以前的世系难以查考,朱熹修谱时“断其可知而无疑者始也”,遂以“茶院公”为一世祖。朱熹是“茶院公”的第九代。泾县朱氏也是茶院公后裔,迁泾之祖比朱熹还要长三辈。据《张香都朱氏八甲支谱》记载:茶院公第六代孙朱纬,一名中立,又名中孚,号拙翁。历官淮上,途经泾县丰登乡歇了一宿,见此土地肥沃山明水秀,对儿子朱旦说:“居此则后其昌乎!”这一对父子大约在北宋末年定居泾县,最初的落户之处便是李村园的“城山”。

黄田朱氏属张香都八甲。八甲祖是茶院公第十七世朱礼宗,明朝永乐年间人。到了茶院公第二十二世,也就是朱礼宗的第五代孙朱枱,迁徙到黄田来了,并以黄田为号。后世称“黄田公”。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详见《黄田》,葛兆铣等编撰)

以此说,朱姓在黄田的生存发展已有四百多年了。四百多年里,凭藉数十代人的呕心沥血,前赴后继,把黄田打造成了“皖南明珠”(泾县的官员常如此说),具有底蕴深厚的文化沉淀。人们回忆往事,多半是推崇成功,回避失败;渲染欢乐,抹煞哀怨。其实,四百多年里也是刀光剑影灾难不断。除了旱涝瘟疫水火亏欠,最厉害的摧残莫过于人祸,莫过于暴民与暴政的轮番上演。譬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烧杀掳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譬如,1958年“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哀鸿低迴。最近的一次浩劫,无疑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了,的的确确“史无前例”。这场原本“圣上与众爱卿”之间的斗争,竟导致全国性灾难,小小黄田村当然无力幸免。

说起黄田,人们常常扳起指头阔论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名人,如数家珍,念念不忘。眉宇间硬是多了几许崇敬与自豪。是的,确实出过不少卓越人物。如清代的刑部右侍郎、贵州巡抚朱理,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藏书家朱珔,颇具实力的民族资本家朱鸿度、朱砚涛、朱幼鸿,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学者朱侠骨、朱尊一、朱似愚;当代作曲家、前上海文联主席朱践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永jun(音:俊),书画家朱永芳,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等等。然而,现在的黄田,几经折腾气数已尽,是彻底败落了,不会再发达了。它的文脉--断了。

一个地方,如同一个家族,不怕贫穷,不怕艰辛,就怕文脉断代。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旗峰公家庙

家庙,供奉祖宗神位的地方。

旗峰公:名浙,字南江,号旗峰。黄田朱姓第二代祖先。

第一代是黄田公朱枱。他十六岁参加郡试,为六县童生之冠,补增廪生。本有机会飞黄腾达,却因生性淡泊,辞官不受,从谢塘冲搬迁到黄田做了隐士。在黄子山*下“建屋数椽”,耕读自娱,并以黄田为号。岂料黄田是块风水宝地,其子孙后代兴旺发达,逐渐替代了其他姓氏,成为以朱姓为主聚居的村落,约定俗成地称之为“黄田朱家”。

那么,这座家庙为什么不叫黄田公家庙呢?

建造这座家庙的是旗峰公第三个儿子朱乐吾。其中缘由只有他清楚了。

家庙前后两进,建筑面积五百多平米。谈不上铺张华贵,倒也是雕梁画栋,宽敞明亮。大门朝里凹进,花砖门墙,给人一种内敛平实的感觉,毫无张扬之势。白石门坊上首有一矩形石额,刻“旗峰公家庙”。前进为堂厅三楹,有“四水到堂”天井,还有正房、厢房、阁楼,应当是聚会、议事以及宗教祭祀的主要活动区域。后进是供奉祖宗神位的地方,不足尺许的木牌上,用娟秀的小楷写着“某某之神位”,一个个一排排,排满了差不多中间一面墙的神龛,显得有些阴森苍凉。小时候以为这些牌牌上真的附着鬼魂神灵,走到这里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发怵。于是屏住气,把大人的衣角抓得紧紧。及至出了门,才感到手心漉漉汗湿。

家庙两边分别是两座堂屋,以不足两米的小巷相间,有门相通。因为建筑风格与家庙一致,从外面看就是连在一起的一座大型建筑。

大门前有一块卵石铺砌而成的广场,老百姓称之为“坦”,是村民们聚众活动的地方。在我儿时记忆中,有两次活动是忘不了的。一是开“盂兰会”--一种宗教法事活动,超度亡灵,祈求平安;下黄田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八举办,而上黄田则是七月初九。广场上搭台,挂起五颜六色的神幡,台上架起五层方桌,烧香,供果,点蜡烛。几名诵经的和尚或打坐或站立,敲木鱼,敲磬。诵经声或高或低,抑扬顿挫,乐感迷人,真的是好听极了。下午某个时段还发放“盂兰果”,就是比棋子大点的米果。本来是作为供品祭祀鬼魂的,然而鬼魂们要不了许多(只是在供桌上供上几盘就可以了),于是分发给百姓吃,主要对象自然是小孩。到了下午,也有点饿了,觉得米果很好吃。大人们常常鼓励自己的孩子去领,甚至去抢,说“盂兰果”吃了消灾祛病--和尚也是这么说的。每天下午要发两扁箩,发完为止。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施舍活动,只是有些变味了。

“盂兰会”要开三天三夜,于是做小生意的也来了:卖甘蔗的、卖油炸干子的、卖洋糖发糕的,甚至卖洋线花布的、看“西洋景”的,把个坦上坦下塞了个满满当当。

及至第三天夜里,法事活动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一场“压轴戏”--驱鬼!

台上灯火通明,全体和尚悉数登场,齐声诵经,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于是一名装扮有些怪异的法师一手握宝剑,一手执云帚上场。他时而大声吆喝(听不清吆喝什么),时而叽哩咕噜念念有词。须臾,法师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台来,冲开人群,按照事先设置的路线,直奔而去,数十名汉子(有些是事先安排的村民)齐声吆喝呐喊,挥舞着舂担、木棍,甚至徒手空拳,追随其后,直至村口以外的某个僻静地方。烧纸,供香,念咒--就算是把鬼们驱赶跑了,就不会来扰乱了。

那法师的妆扮与行为应该是一位道士。明明是和尚们做法事,怎么派上一名道士呢?难道说道士的法术比和尚高?弄不懂。有老年人说:“那是闻太师--装的,装的。”扮个闻太师即能驱鬼,闻太师本事真大。

二是“土改”那年,这地方也搭了台,经常开群众大会。开会前必有一名男子敲锣吆喝:咣——咣——咣——今朝夜里呵——吃过夜饭呵——开群众大会呵——一家一个呵——地主富农不要呵——咣——咣——咣……黄田村很大,路陌巷道很多,敲锣人必须跑遍每一个地方。敲锣者是一位跛腿中年男子,走起路来一跛一拐,真的难为了他。

说不清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有一次我也去了。母亲不让我去,因为我家是地主。明明说“地主富农不要”,还不识相点?我却不管,还是去了。事实上人们并不干预。他们也清楚:一个八岁小孩能搞破坏不成?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因为发放“胜利果实”,来的人特别多,特别踊跃。有的知道自己能分到“果实”,全家都到了,说说笑笑,满面春风。有的知道自己分不到“果实”,却也想看看热闹,见识见识。只是他们不往中间去,也不多说话,淡淡地站在外围,走路也不是兴冲冲的,而是不紧不慢。

我站在一个不显眼的旯旮里,离台很远,愣愣地看着,没有人搭理我。

台上在发放“胜利果实”,热闹轰天。土改工作队的人喊到谁,谁就上台去领。多半是衣裳被子,一捆一捆地打了包。还有瓶瓶罐罐、桌椅床柜。有分到皮袍子,或者上等家具的时候,台下便响起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啊——乖乖!”“喔的咙咚——”纯朴的惊羡声洋溢出翻身农民的喜悦与欲望。

得到与占有是何等的兴奋快乐!大概,这就是人的本性吧。

我想知道那一箩筐铜钞分给了谁。  

挖“浮财”的时候,土改工作队说我家埋藏了银元,百般威逼,硬是在后面院子里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出银元来。倒是搜出一箩筐铜钞,从房间地板下的地窖里抬出来的。我当时惊呆了--这么多铜钞,我怎么不知道呢?要是让我拿去“打鳖”(儿时的一种游戏。参与者各出一枚乃至几枚铜钞或铜钱,垒于一块砖上,依次将其砸于砖外, 砸得几枚尽归自己)该多好!现在让人家搜走了,真可惜。

然而不见人分到铜钞,也不见人分到银元,更不见人分到金银手饰和金元宝。后来听说,这些东西是不作为胜利果实分发给翻身农民的,一律充公--上缴。后来又听说,土改工作队刘队长离开黄田的时候,脚趾上都套了金戒指!不知是真有其事呢,还是以讹传讹。

“土改”的时候,家庙成了村公所,也成了一座监狱,村民们称之为“号子”。黄田村有钱人多,地主绅士不少,他们都要被抓进来关在里面,威逼他们交待被认为隐瞒或者转移的“浮财”。威逼的手段很多,一般是罚站,罚跪,捆绑,杖击,甚至悬空吊起来,一吊就是几个钟头。有的人家还不止一人被关。侠骨先生家的丫环永华都被关过,说她是先生家的贴心丫环,几岁就过来了,先生拿她当孙女看待,能不知道内情?说她装聋作哑,故意不说,跟地主东家一条心。如今,永华八十多岁了,说起这件事,她依然愤愤不平:“我是不知道,总不能乱咬呀!”

永华没有“乱咬”,关了十几天,又隔离半个月,放回来了。

也有“乱咬”的,或捕风捉影,或似是而非,或无中生有,可就把相关人害苦了。

我有个儿时朋友朱永康,长房里凤奶奶的孙子。凤奶奶和我外婆是姑嫂关糸,我称凤奶奶为姑奶奶,永康称我外婆为舅奶奶。永康比我大四岁--十二岁,居然也被关进去了。把他两只小手用麻绳绑了,逼他说出金元宝藏在哪里:“快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土改工作队这样威胁他。永康懵了,就乱说。一会儿说这里,一会儿说那里。于是挖、搜,家里家外翻了个底朝天,自然是令人失望。

永康吓掉半条命,多少年以后还经常恶梦不断。

凤奶奶是个瞎子,就这么个宝贝孙子,能不心疼?

凤奶奶以泪洗面。

外婆担心我也被关进去,千叮咛万嘱咐,叫我蹲在家里,不要出去乱跑。以为蹲在家里就可以安全。其实,哪个被关的人不是从家里抓走的?我似懂非懂地把头直点,心里怦怦直跳。

大概因为我比永康小了四岁,或者什么其他缘故,我总算没被关进去。

被关的是我母亲。

父亲于“解放”前一年离家以后,一直没有回来。祖父也在六安做生意。家中只有奶奶、母亲、二妈和四个小孩。二妈是父亲的妾,也生有一男一女。

改朝换代的风暴来了,如何清算,如何报应,孰是孰非,该杀该剐,本当是男人们承担的事情。然而这时候,堂堂须眉们却远走高飞了,把灾难与羞辱留给女人和孩子。                           

母亲被关在一个类似粮仓的小间,没有窗子,只有一道门。门一锁插翅难逃。因为是冬天,每天送两顿饭。送饭的任务理所当然落在我头上。奶奶或是二妈把饭煮好以后,用一只大海碗盛上饭,搛上几样菜,上面扣一只小碗,置于“火篮”上,使之不易凉了。我便拎着“火篮”极不情愿地向家庙--“号子”--走去。我真怕去,真怕看见别人异样的目光。但不去不行。不去,母亲就要挨饿。每天两次,就像横在面前的两道坎。有一天,奇冷,呼出的热气很快就在围领上结成水珠。快到家庙的时候,是个下坡,不甚规整的石阶上结了冰。我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了,仰面朝天,手里还紧紧地抓住“火篮”不放。饭碗滚下来了,饭泼在地上。我害怕了,来不及多想,飞快地把饭捧起来,放进碗里,夹杂着草屑与泪水。 

把饭碗--连同“火篮”交给看门老头之后,照例要在门口等上一会儿。我愣愣地呆着,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走近一个避风的墙旯旮,嚎啕大哭起来……

冬天的早晨,太阳迟迟不肯露出脸来,偌大的村子就像一座冰窖,满目霜冻。静静的坦子上,几条狗荡来荡去,一副懒散无聊的样子,十分悠闲自在。

我迁怒于狗了:倏地抓起一块碎砖,狠狠地砸过去……

哭过一番,心里舒坦多了,不像刚才那样堵了。于是擦干泪水,到看门老头那里索取饭碗与火篮。

老头问:“怎么搞的?遭人欺侮了?”

我摇摇头,不敢看他。

老头叹了一口气:“唉——作孽,作孽!”

我赶紧跑了,泪水又涮涮地落了下来。

“土改”以后,改的改了,分的分了,各家经营各家的田地山林,凭劳动吃饭,日子总算安定下来。于是有人在家庙大门后面搭起台子(把大门封了,从边门进出),唱戏。

黄田村识字人多,票友不少,素来就有唱戏的习俗。过年唱戏,过节唱戏,嫁姑娘娶媳妇唱戏。文化馆也派人来辅导,说这里群众基础好,戏唱得也好,像是翻身农民样子。唱的是大戏--京戏,《玉堂春》、《武家坡》、《白虎堂》、《霸王别姬》、《三打祝家庄》……有文戏,也有武戏。特别是“全武行”,花花绿绿,打斗翻耍,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孩子们十分喜欢。文化馆说不能光唱这些老戏,还要唱新戏。于是唱新戏:《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中秋之夜》……斗地主、逮特务、婚姻自由。

日子过得倒也安宁闲适。 

然而没吃上几年饱饭,也没唱几年好戏,安宁的日子渐渐远去。上上下下的官员们逼着百姓折腾了:初级社。高级社。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钢铁。三面红旗万万岁……运动一个接一个,口号一个比一个凶狠。一折腾,似乎“阶级敌人”就多了起来,于是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家庙里的戏台不再唱戏了,变成斗争台。

地主富农“翘尾巴”了,斗!右派份子“不老实”了,斗!说错几句话了,斗!顶撞支部书记了,斗!被怀疑偷鸡摸狗了,斗!风声鹤唳,没完没了。

19585月,外婆托人带信叫我回去一趟,说家里出了事。我连忙向学校请了假,吃过午饭动身,七十里路,一刻不停。赶到黄田村口四座牌坊的时候,太阳还有一竿高。

原来,母亲又被抓起来了,还是关在家庙里面--当然,被抓的还有其他人。

晚饭过后,我去家庙探听消息,正碰上里面开大会。一个一个地挨着批斗。及至挨到母亲的时候,看见母亲跪在台上,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了,转身便要离开。突然,我被一阵凶狠的声音惊呆了:“挤什么?”“搞破坏!”“抓起来!”几个背枪的民兵煞神般涌到我面前,其中我认识两个:一个叫贾和宜,农民兼桶匠;一个叫谢子香,农民。

我连忙辩解:“我没挤,我要出去。”

谢子香光光的瘌痢头上仿佛沁出了滴滴汗珠,威风八面地喝斥我:“不许出去!不老实,抓上去斗!”

跟着就有人起哄:“抓起来,斗!”

“抓起来——”

“斗!”

“斗——”

眼前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半蹲在台口,朝这边喊话:“那边干什么?干什么?

“我要出去!”我大声说。

台口上的人似乎想了一下,对谢子香们说:“让他出去。”说得很干脆。

这个人是黄田中心小学校长杨积林。

他怎么来了?村子里开批斗会,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来干什么?而且还登在台上?不可一世的民兵怎么就听他的话呢?数十年以后,才从一位老师嘴里得知:那阵子杨校长正在争取入党,是培养对象。他把学校内的事情交由别人去管,自己主要“跑外场”--周旋于公社大队之中,什么大小活动,他都主动参与。人家见他热情高,积极肯干,又有文化,还是校长,从没拿他当外人。

杨校长是我一生中应当感激的好人之一。正是他一句话,使我免遭歹毒。

还是这年秋天,教育也在“大跃进”,也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全县猛增高中、师范、工校、农校和初中十多所,真的如“雨后春笋”。我初中毕业了,被分到新办的黄田师范读书,校址在原来的培风中学。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家庙里面又开群众大会,并且通知我们学校去一部分学生参加,我不在列(后来知道是事先挑选的)。

我早早地睡了,可就是睡不着。山村的夜晚死一般寂静,点点滴滴的虫鸣声一下一下地砸在我心上。

与会同学回来了,我问他们开的什么会。他们说是逮人,逮了不少人,全是不法“四类分子”,还有女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好像跌进万丈深坑。越发睡不着了,睁着一双漆黑的眼睛等待天亮。

果然,有人通知我:立刻送被子到榔桥区政府去--母亲被逮走了。

这次抓人,并没有关进家庙,而是当晚就押到十里之外的榔桥区政府去了。我把被子送到的时候,看见母亲和一大群人被圈在院子里,坐在地上,一只胳膊上拴了根细细的绳子,把人串成一串。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这不是一个黄田村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榔桥区的事情,而是全国性大逮捕。

这一年,公安工作“大跃进”。公安部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监狱。有的地方还要求“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中央下达捕人指标,下级则层层加码。安徽省1957年捕人八千多,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四万五千人,结果安徽省“力争上游”,逮捕了十万一千人,超额完成任务。(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公安工作“大跃进”》,作者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沧桑巨变,人事沉浮。毛泽东死了以后,改革开放了。黄田村因为是一个清代古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旅游景点。流散于海内外的黄田公的后裔们,也陆陆续续地回乡问祖来了。某日,陪同客人到黄田参观游览,及至打开家庙大门一看,墙倾瓦落,满目疮痍。村里人说,要想重修是无能为力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倒塌了。于是大家感叹一番,都说可惜。

我倒不觉得可惜。心里说:倒吧,倒了好。

怎么是倒了好呢?不肖子孙。

*黄子山,原本不是这个“子”字,而是“山”字头、下面一个“兑”。泾县方言音读 zi ;该字一般字书不收。古代泾县学者认为,此字从山从兑,谓此山尖峰高耸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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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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