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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目录

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

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

祖父

三奶奶

父亲印象

父亲    

感谢母亲

榔桥遗梦

学徒

贵人

申请

初中三年

黄田师范(外一章)

饿

对不起,我的亲人

“文革”拾荒 (外三章)

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      

李秀峰     

龙套会   

“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  

遭遇“阳谋”的人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          

后记

附录:

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作者:茆家升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晏阳初

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民族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

         ——梁漱溟

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20世纪所发生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

         ——() 大江健三郎   

和朱普乐兄结识并建立了真诚的友谊,是在我人生最困难时期,弥足珍贵。

19695月,我所在的一家城市中等医院,被作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彻底砸烂,我被一竿子下放到泾县一家公社卫生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医院重建,一齐下放的医护人员全回院去了,我还在那里苦撑苦熬。虽说乡民们、卫生院员工们皆善待我,没有给我这个摘帽右派多少诘难,我也力尽所能做好一个全职乡村医生,受到了乡民们的敬重。但一种孤雁离群,事业荒废,前途无望的怅惘心情,总是萦萦于怀,又无可奈何。

未想到我这样社会弃儿的心情,被一种未曾想到的境遇,得以稍稍改变,那就是经常去县里参加什么文学创作会。说是要写什么英雄模范人物,和歌颂文革的大好形势,还要批判刘少奇。开开会吹吹牛就能出文学作品吗?别看这种说起来十分荒唐和可笑的所谓创作方式,却颇具中国特色。

孙犁先生有言:“文人宜散不宜聚”,实乃肺腑之言。就文学创作规律而言,只有潜下心来,细心观察,独立思考,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不会做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当然文人之间有散有聚也是常态,那只是文人个人之间的事,是自由人联合体,是独立人格的体现。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是算不得文人的。文人的秉性就是酷爱自由。一个甘为奴才的人,除了为统治者唱赞歌,还能干什么?

 然而,天下事往往充满了吊诡与悖论。就是这种官办创作学习班,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是情况各异的。在基层意识形态也可以不那么强烈,有时倒也可能是几位观点接近的人的思想交流之处,甚至是高压年代微小的减压阀门。

我能去参加这样的学习班,纯属偶然。我那时是下放医生,与文化系统人不搭界,只是有一次我被莫名其妙的抽调到县中心写作组,大概是想组织一个县级“梁效”、“石一歌”式的写作班子。后来班子未建立起来,我与朱普乐、张洪炉等成了好友。以后朱普乐兄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骨干,经常组织一些创作学习班,也时常会召我去混几天。他明知道我是写不出那种官样文章,也应该知道我摘帽右派的身份,依然一次次召我去,既不点明过去的事,更难得的是我从不交稿,他也不催不怪。我们相聚是在文革后期,依然寒风凛冽,百花凋零。普乐兄平日沉黙寡言,从未提及过自家身世,当然我也不会说起反右之后的种种苦难,我们之间只是一点默契。而这点男人之间的黙契,在那个非常岁月里,弥足珍贵。我们都有许多话要说,都在等待时机。我理解他作为县文化馆主要创作骨干,写应景文章,写参加省、地各级调演剧本,是职责所为,那也是另一种文化繁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改变环境,只能改变自己。

所以这次我们通过五柳村网站,重新取得联系后,都十分高兴。接着就收到他发来的,洋洋二十余万言的著作:《黄田记忆》(以下简称“朱著”),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普乐兄嘱我为其尊作写一序言,实不敢当。但为这本别具风格,难得一见的乡村风俗画长卷,真实的乡村变迁史,写点读后感,则是责无旁贷,也是件十分高兴的事。因为普乐兄笔下的黄田记忆,也曾是我生命历程中不可忘却的一段。文革中后期,我曾在这个美丽又荒凉,质朴又闭塞的山村,生活过整整十年。乡村十年,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哀怨、感伤、悲愤、乃至绝望,也留下过真情、愉悦、欣慰与期盼。如果天假我年,应该能写一些值得一写的东西。

普乐兄祖祖辈辈都是黄田人,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有过他快乐的童年,可惜还来不及徜徉其中,从八岁起即经历了地覆天翻的乡村变迁,开始颠沛流离的人生。虽历经磨难,但故乡黄田的山山水水,一直萦绕在心中,家族中亲朋故旧,惨死夭亡的历历往事,一直是胸中垒块,挥之不去。晚年终于从纷扰的红尘俗世之中超脱出来,以舒缓冷静的笔触,回首往事,不疾不徐,一一道来,终于使后来人,能比较清晰地了解到,那一段时期的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其深远意义何在?黄田村只是那种大变革的一个缩影,也是观察那个时代的一个窗口。

黄田村偏居深山一隅,并不富饶,小块小块的傍山田,一年打不了多少粮食,但还有竹木茶果补充。千百年来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虽不富裕但也能温饱的生活所需。这里历代先人们培育的参天古木,浓荫蔽日,一直在庇护着黄田的子子孙孙,让他们过得安稳踏实;这里处处是清澈的山泉,碧水淙淙,叮叮咚咚唱着安详而舒缓的乐曲,一直唱进黄田婴幼儿的梦,和少年朱普乐们嬉戏打闹之中。

黄田人是辛劳的,和邻近的徽州人一样,男人们很辛苦。徽州民谚:“人生不幸,长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黄田人也一样,朱普乐的祖父父亲,以及他们的同辈们,也是很早就外出学徒经商了。朱的袓父十二岁到六安去学徒,给老板盛饭,脚下要垫个小板凳,才够得上灶台。外出的男人们,心中是一直惦纪着家中的妻和娘,许多人一生就这么里里外外辛苦着忙碌着,直到晚年回乡养老。这里的女人,也和徽州女人一样,长年寂守空房,帮着外出男人守着家,侍奉公婆,抚育孩子,还得干些农活,贴补家用。她们对外出男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惦记着他们孤身在外,受苦受累;也担心他们在外有钱了,另娶家室,不回来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发生了女人们也都不吵不闹,日子还像以前一样过,只是心中已少了期盼与担忧,只剩下孤独辛酸与怅惘了。好在黄田男人和徽州男人一样,不会做得太绝情,该赡养父母该养育子女,乃至建房置地的,也会接着做。有的还继续和前妻生孩子,女人们还是听丈夫的,家还是原来的家,只是男主人很少见到了。村里人是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了。当事人只能逆来顺受,能忍不能忍的事,都得忍着,命该如此了,还能干什么?多少年许多地方的人,都这么过来了,别人能过我也能过。

但是,她们再也不会想到的是,竟然要为外出的男人“顶罪”、挨没完没了的批斗、关牛棚、蹲大狱,直到在劳役与饥饿中死去。朱普乐的母亲,就是承受这天一般苦难,直到惨死在劳改队的普通黄田女人。这是朱普乐永远的心痛,也是我们读者久久不能释怀之处。朱普乐母亲的故事,是他这本著作中,最震撼人心之处,下面还要说到。

先说说黄田村外出男人的一些事。他们凭着自身的才智、勤奋、机遇、人脉关系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很多人成了各行业的成功者。就黄田村第一大姓,朱氏家族而言,和徽州人一样,主要是而且首先是商界人士。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在扩大经营的基础上,也开始关注家乡子孙的教育,乡村的基本建设,接下来就是文化艺术的追求,有条件的也会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弄个几品官当当。

黄田村很小,三五百户人家,一两千人而已。出不了徽州胡雪岩胡开文那样的官商巨贾,文化底蕴也没那么深,不可能有歙县那样,仅明清两代就有两千多人的进士群,没有像宋代程颐程颢父子那样,成为程朱理学的开创者(朱夫子朱熹是婺源人,婺源当时也属徽州)。也没有近代胡适、陶行之这样的学人。更不可能像历代徽州人开发杭州扬州南京那样,开发出黄田人异乡的新天地。

但是,黄田人“徽骆驼”精神,一点也不输于真正的徽州人。就在这小小的村落里,近二三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黄田人,对家乡的贡献,和在外的成就,皆可圈可点。

说起家乡,人们总喜欢说说家乡的名人胜事,不愿说它遭受的困厄与劫难。其实它们都是真实存在过的,有一定的渊源,能在兴衰之间,找到一些草蛇灰线。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就黄田村而言,作为第一大姓的朱家,从一代始祖明万历年间的朱枱算起,至今不过四百来年,却称得上英才辈出。据“朱著”中记述:“如清代刑部侍郎、贵州巡抚朱理,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藏书家朱珔,颇具实力的民族资本家朱鸿度、朱砚涛、朱幼鸿,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学者朱侠骨、朱尊一、朱似愚,当代作曲家、上海文联主席朱践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永jun(音俊)”,书画家朱永芳,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等等。”

然而,朱普乐在记述黄田村,以及朱姓众多名人之后,突发感慨:“现在的黄田,几经折腾,气数已尽。是彻底败落了,不会再发达了。它的文脉——断了……不怕穷,不怕苦,就怕文脉断代。”

为何要这样说?黄田一个小山村,远的不说,仅从当今还在世的名人来说,有名教授、工程院院士、有多位著名艺术家,如此重量级名家汇集,即使放在一个县里一个市里,也是难得一见的,朱普乐为何要发出如此沉重的感慨?

说来话长。

我在黄田边上生活过十年,多次到过黄田,最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最近一次是2011年夏。印象没有太大的变化。环境依然优美,参天的古木,还是浓荫蔽日;清澈的山泉,还在唱着古老的歌谣。那上百幢清代古建筑,还在那矗立着,只是无力修葺,更加破败了。一定要说半个世纪以来,有什么可喜的变化,就是经过风雨剥蚀的粉墙上,阶级斗争之类的语录和毛的画像,几近绝迹了。

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不妨亲自到这个被誉为“皖南明珠”,近年又被批准为“皖南古村落”的黄田村去看看,亲身体会一下,什么叫哗啦啦大厦倾,什么叫彻底的败落,什么叫废墟,什么叫几百年几十代人的辛勤劳碌,毁于一旦。当然,你想要全面了解这个平常又不平常的村落整体变迁史,你就得读一读朱普乐这本呕心沥血的著作,它还会告诉你,什么叫人祸,什么叫浩劫?什么是权力的摧残,和对权力的服从?什么是内伤与外患的迭加?而所有这些,普乐兄只以“反复折腾”概括之。

如果你走进居民家中,还会感受到一些深层次的变化。黄田古民居几乎清一色的徽派建筑,黛瓦粉墙,高耸的马头墙,厚重的木格窗,半人高的巨石垒砌的墙基,上面铺满了层层绿苔,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走进屋内,你会看到很多人家都是一进一进又一进的。所谓一进是传统的说法,大体是一排排正屋厅堂之间,有厢房相连,中间一块空地,称为天井,供釆光排水之用,所谓四水归堂,有的人家还堆砌成假山花圃,一个个小花园。别处人家有个三四进的,就算是大户了,而在黄田村却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要数俗称“洋船屋”的“笃诚堂”了,据普乐兄另一文介绍,此堂占地面积高达四千多平米,俨然乎一个小城堡了。我的另一位朱姓普字辈朋友朱普璋先生,他和二女儿的亲家,都是黄田人。他亲家有十进房,文革后期,安徽医学院来此搞什么教改,一个班级师生员工,少说也有四、五十人,都住在他家里。

可惜如此难得一见的庞大的乡村古建筑群,经过近一百多年来的“反复折腾”已经彻底败落了。先是外貌,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未再有新房兴建,那一幢幢的古建筑,除了有住户的人家,有些粉刷装修,很多空置的房屋,有的是断壁残垣,有的梁柱已经腐朽,窗框也坏损脱落,有的内院原本应是私家小花园,已见不到鲜花绿竹,见到的只是一些残砖破瓦,随意堆砌在一个角落里。室外那被称为“坦”的场地,很多地方是坑坑洼洼,与周遭已经坍塌的颓垣一起,给人的印象还是破败与衰落,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寒风中彳亍而行,不知什么时候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黄田村的由盛到衰,只是大变革时代的缩影,不过表现得更集中一些而已。本来小小的黄田村,能有如此庞大的古建筑群,当然不是黄田村本身的财力能支撑起来的,可它又确实是黄田人用自己的力量,经过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才兴建成功的。两者并不矛盾,和徽州人一样,历朝历代的黄田人,不愿穷老山乡,前仆后继,奔波拚搏于各大商业城市,有一些人成为成功人士。最典型的要数朱鸿度、朱幼鸿父子。尤其是朱幼鸿先生,曾任浙江铜元局总办,后在沪经商,兼并了裕源纱厂全部股本,独资经营,业绩日盛。后在江苏、汉口、山东及长江中下游多处,开设盐号、纱厂、面粉厂等。民国初年即有资产五六千万两白银。

他们发达了,忘不了回报故土,头一件事就是大兴土木,盖房子盖好多好多的房子,也买田,黄田田地不多,但买成一个地主足够了。所以黄田地主多,有人告诉我,多到一个村有五十四户人家。黄田地主,田不多房多,同样可以作为阶级斗争活靶子,和掠夺的对象。

朱普乐家也是其中之一。他家有多少田多少房,书中未说,想来不会多。他祖父十二岁即外出当学徒了,父亲在郎溪县一个小镇上做小生意,能集累多少资金呢?不过这也并不妨碍他家作为地主,要承受空前的劫难。

黄田的衰落,是近一百多年的事。一是洪杨之乱时,泾县东乡、旌德、直到祁门一带,曾是太平天国时期主战场之一,死难者众多。但黄田地势偏僻,躲在一个角落里,和邻近的榔桥、白华村镇相比,受害要轻得多。我的朋友、当过榔桥公社医院院长的刘汉宗医生告诉过我,白华公社一些大祠堂里,曾是拷打乃至杀害太平天国将士的地方,因为祠堂地面是一种复合土铺成的,当时打人杀人时的血迹渗到地面下去了,现在霉雨季节天阴时,还依稀可辨斑斑血印,甚至断肢残躯迹象。太平天国对中国是一次有限范围的浩劫,但也是一次官逼民反的抗争。离泾县不远的祁门县,曾是曾国藩的老巢之一,他在这里杀害了无数太平天国将士和更多的无辜百姓,给皖南百姓皖南乡村带来过严重的破坏与灾难,是名副其实的“曾剃头”,近些年有人是不是把他捧得太高了。

黄田村地覆天翻的变化,经受了“反复折腾”的磨难,从此一蹶不振,发生在1949年之后,首当其冲的是暴力土改。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及其深远影响,是一个严峻的话题,近年来受到学界的严重关注。学者们从恢复历史真相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去考量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绵延数十年,波及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暴力土改运动,对历史的进展,社会的变革,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具体点说,生产力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农民们的生活水平是改善了,还是更穷困了;乡村建设在发展,还是更滞后了;乡村文化道德水平,是日益改善了,还是每况愈下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明摆在那里,不是任谁凭着手中的权力,可以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的。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告诉我们,中国数千年农村的矛盾,主要是历代统治者,对农村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造成的,其中也包括中小地主们。他们在官府与农民的矛盾中,基本上是站在农民一边的。他们中很多人,是农业生产中的行家里手,是农村土地红利的主要提供者,应属于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个别大一些的地主,只要不与官府勾结,残害百姓者,也只是农村中的中产阶级。一些世袭的地主士绅,还是传统文化的维系者和传播者,在几千年皇权不下县,乡村基本是自治的环境下,他们还是基层事实上的管理者。在官府与农民的长期矛盾中,又是一支重要的缓冲与制衡力量,在维护农村政治生态稳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于地主阶层的构成,除了少数有官府背景的官僚地主之外,基本上是他们苦心经营,有时经过几代人的辛劳节约,才积聚购置或多或少的土地,成为地主的。说他们都是剥削起家,有失公允,也有违史实。是的,他们在受官府盘剥的同时,对租佃他们土地的雇农佃户们,也有剥削。而所有的剥削都是不合理的,但改变它不必用暴力革命血腥杀戮的方式,完全可以像台湾那样,通过和平土改的方式,做到地主、农民、政府三赢。

近一百多年来,地主成员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那就是工商业兼地主。一些出身农村的商人,和大大小小的工厂主,生意做大了工厂发达了发财了,回家乡买田盖房,就成了地主。像皖南浙南及沿海广东广西福建一带,这种情况很多。黄田村就是这样的。这么一大批人,对中国工商业发展,城乡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乡村的建设与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是真正的正能量,是值得提倡与鼓励的。即使在当时极左氛围下,也出台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沿海一代,尤其是广东省,作为祖国的南大门,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广东籍海外华人有近七百万人,每年国家的外汇收入,70%来自广东。因此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与负责广东土改工作的方方等广东籍领导人,在具体工作中,不能不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不能不采取比北方暴力土改,相对宽容一些的政策。主要也就是人杀得少一些,杀人的规矩多了点,杀人的速度慢了点而己,大政方针没有变也不能变的。

公平公正点说,广东这种相对缓和一些的措施,对国家、对执政者、对海内外的华人,应该都是一件好事。然而毛泽东立即把叶、方等召到北京来,开御前会议。毛说这是高层会议,解决广东问题。毛又说土改工作,全国土改有三个乌龟:广东、广西、福建。现在广西福建都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当面斥责方方,说方方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和平土改,一是地方主义,要放方回去接受批斗三天。毛一言九鼎,方方从此被边缘化了,给他平反则已是毛死后多年的事了。随着叶剑英调离广东,广东地方干部基本被边缘化了。叶帅后来有言:“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读之令人动容。

随着快刀手陶铸入主广东,广东暴力土改立即血雨腥风般的全面铺开了。陶提出要“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对各市县下达了具体的杀人指标。从此广东等沿海一带,也和北方土改一样,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了。偌大的中国,无一例外的都在经历地覆天翻的大变革。

这种大变革,早期曾因为无数贫苦农民,手中有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秩序也较稳定。这种发展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暴力土改的残暴与血腥,也使人们忽略了土改政策法律上的非正义性,和对批斗者实行滥施酷刑滥杀无辜的非法行径。如果这种政策,能一直沿续下去,那也可算是有得有失的成功。虽说有很多人受到了无辜的伤害,乡村受到了重大的破坏,毕竟更大多数的人,获得了土地。我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听到的赞扬声是多一些的。

那是1949年之后,虽然矛盾重重,但一时还未表演得非常激烈,是难得的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可惜转瞬即逝。

随着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推行,尤其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雷厉风行的展开,从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农民们先是土地证被收缴,接下来是耕牛农具直至包括住所在内的,几近全部资产,被卷地而来的共产风刮走,接下来生产的粮食也被从地头直接运至国库,农民们只能靠公社食堂里的清汤寡水苟延度日,哪一天食堂关门了,又不准外出逃荒,连烧饭的锅都收去大炼钢铁了,农民们只能乖乖地受死了!人都没了,还奢谈什么乡村建设,文化传承,道德维系?!

黄田村的全面衰落,正是在这样历史大背景下开始,且愈演愈烈的。

首先是资金链的断绝。黄田的地主群体,属于工商业兼地主,购置土地的资金,基本来自工商业利润所得。暴力土改之后,是全国性的工商业改造,名曰公私合营,实则大大小小的工厂商店企业,都收归执政者所有了。从此私营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大大小小的工厂主企业主,都没了,任你是拥有朱幼鸿式的数千万两白银的豪商巨贾,或是开一爿豆腐店的小作坊,或是卖点针头线脑的小商贩,所有的资产,均不再为你所有,你只是拿一点工资的员工。大一些的工商业主才有几年的所谓赎买政策的定息,而这些顶着剥削帽子的定息,是随时可以取消的,如文革时期。众所周知,这种改造也不会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它也是一场革命,而革命就不会是请客吃饭,不会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把你的资产没收了,把你作为敌对阶级打倒了,还要把你批倒批臭,直到杀、关、管,不使用暴力能行吗?如果一定要说它和暴力土改的血腥残酷有什么区别,那也只是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在城市进行,残暴血腥稍稍收敛一些而己。

这样的大背景下,还会有在外的黄田人,投资家乡的建设吗?别忘了,他们中很多人,还顶着地主的帽子,是随时可以捉回来批斗、收监的。朱普乐的祖父十二岁外出当学徒,六十多岁奄奄一息了,才被抬回黄田送终。朱的父亲躲土改,到临死也不敢回乡和妻室儿女相认。朱家只是学徒出身,做点小生意,尙恐慌如此,遑论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呢,他们有谁不是地主出身,谁还敢惹事!谁不热爱自己的故乡,何况把黄田村建设成美丽的“皖南明珠”,是他们和先辈们多少代人的投资努力。可惜这些都成了他们的“原罪”,成了避之尤恐不及的伤心之地。文革中后期我在黄田附近住过十年,就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政要名流到黄田回乡认祖。他们都把家乡忘了吗?不会吧,是不是古人所云“未老莫还乡,还乡应断肠”。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本来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不问身居何处,返乡都是极易的事,为何咫尺天涯呢?

那些教授、艺术家们回乡认祖,据“朱著”中所述,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能躲掉的人躲掉了,躲不掉的人只能直面现实的重轭。    

黄田村的衰落,如果说是从资金链的断绝开始,那它全面彻底的败落,直到十室九空,大批善良的百姓被饿死,就是在大跃进大饥荒的人祸大灾难之中了。

关于黄田村在大跃进大饥荒中,经受的种种磨难,直至很多百姓被活活饿死,朱普乐兄近日将所作书中的一段,以《我与三年大饥荒》为篇名,单独发表在五柳村网站上,有较详细的记述。全国农村那些年大量饿死人,都是一个模式。先是髙指标高征购,以大跃进大逮捕为先导,然后在农村疯狂逼粮。而逼粮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兴办人民公社食堂,集中控制粮食,宣布农民手中有粮为“非法”,然后再以“反瞒产私分” 为名,挨村挨户挖地三尺,“合法”地搜括农民手中最后一粒活命粮。“朱著”中说,黄田村一千多人一个大食堂,粮食定量本已很少,再被村干部和炊事员剥削一些,只剩下清汤寡水,农民们已奄奄一息。1959年的黄田村,三个月未供应粮食,农民们又不准逃荒,只能活活饿死。

我作为大跃进大饥荒年代的亲历者、幸存者,也作为研究者,这些年曾多次去过饿死人重灾区--安徽的无为县、宣城县做过调查研究,也回忆了我的家乡全椒县和反右后被发配去的广德县,所经历过的耳闻过的种种苦难。尤其是我在广德县一个叫新杭水库的工地上,亲眼见到一些修水库挑土的农民,不堪饥饿与劳累的双重煎熬,活生生地倒毙在我面前,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是无比的伤痛。我苦难的同胞们呀,何罪之有!

尽管如此,当我读到朱普乐兄笔下写到的,他的亲人他的乡邻,他的远远近近熟悉的陌生的同胞们,在大饥荒中备受煎熬,一个个一家家悲惨地饿死。在草根树皮观音土,都吃光了之后,开始人吃人了,有的小孩被人骗去,活活地被煮了吃了。依然受到极大的震撼!无声的泪水一直在流,流在我的面颊上,也流进我的心坎里!

最不忍卒读的是朱普乐君一家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他母亲的死。我首先要说的是,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作为一个居家的普通农村妇女,她有一颗博大的胸怀,这胸怀可以感天动地,可以包容人间一切苦难,她做到别的女人应该做的,也包括别的女人不易做到的事。她的故事没有传奇没有伟业,只是一些普通的事,而正是这些普通的事,却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和维系中华传统美德的高贵品格,读之令人崇敬又动容。

前文说到了,朱妈妈像邻近的徽州女人一样,坚忍勤劳,耐得住寂寞,经历了很多该忍受的和不该忍受的人和事。男人出去经商了,她守着这个家,抚育好孩子,是份内的事。男人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她一定很难过,也认命了,她知道不是她一家如此,尽管心里酸楚,还没事一样和儿子说,那个女人是什么样儿。男人回家过年了,还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像什么事也未发生过一样。男人过了年又走了,是到另一个女人那里去了,走了就走了呗,这里还是他的家,儿子还是他的儿子,我也还是他的女人,过年过节他还会回来的。

但是,朱妈妈未想到有一天,他的男人会是永远不回来了,而且是自己把他推出去的。这种近乎绝情的行为,却不是因为恨,而是一种最真实最无私的爱,说爱也许不准确,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或许就是本性如此,别人无须作更多的解读。

暴力土改开始了,到处是一片杀伐之声,“户户斗争,村村流血”,神州大地都浸没在腥风血雨之中。作为地主群体集中的黄田村,岂能逃过这一劫。朱妈妈出身失意的知识分子家庭,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深明大义。她也许不知道什么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但知道自家的屋檐下,与其全压碎了,不如逃掉一个是一个。是的,男人是一家之主,天塌下来,都该男人顶着。遇事男人躲在一边,让女人孩子受难,算什么男人。况且这个男人,本来就对不起自己和孩子。多挣了几个钱,就在外面找相好的了。现在世道变了,该他遭的罪,就该他自己受着,没什么好说的。

然而,朱妈妈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一个异于常人的举动。据“朱著”中说,他妈妈用一担谷子的钱,请人连夜赶到郎溪梅渚,找到朱父,对他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回黄田,也别再和家里联系。

从暴力土改开始,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给朱家带来的灾难,全由朱妈妈一个人顶着了。先是土改抄家,朱家被挖地三尺,也未抄出金银财宝,只抄出一筐铜钞,这筐钞以后并未分给农民。为了逼朱妈妈交出金钱,被多次收监。朱普乐八岁起,就多次给妈妈送牢饭,受尽了冷眼、嘲笑与欺凌,是他一辈子也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也锻铸了他的性格,与何时一吐胸中的积愫,不懈的追求。

政治运动莫完莫了,朱家的灾难也没完没了。朱妈妈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在这样的连续的摧残之下,保住微贱之躯?老人家终于倒下了。

大跃进开始了。怎样才能在思想一元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一体化,就是怎样才能把全国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收归名曰集体所有?曾希圣时代的安徽,是极左。1958年中央计划逮人指标是四万八千人,安徽超额逮了十万一千人(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尹曙生作“公安工作‘大跃进’”)。

朱妈妈只是这十万分之一。这一批人被逮后,正赶上三年大饥荒,很少有人能活着回到常人社会中来,也包括可怜的朱妈妈。

朱妈妈倒真的从劳改队回来过。“朱著”中有一段痛苦的描述:

“后来,母亲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案由是“不法地主”。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行至“大夫第”,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颜生富是黄田大队队长,那时候叫黄田营,他是“营长”。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

自由诚可贵,生命更现实。朱妈妈在劳改队劳役受辱挨饿,老人家一定日日夜夜思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可是她再也想不到,自由的人间,居然会比劳改场所更像人间地狱。为了每天的八两米,她又回到没有自由的地方去了。她这一走,故乡只在天尽头,亲人只能阴阳相隔了。

因为朱妈妈的舍身饲虎,朱的父亲躲过了暴力土改。不过归宿也很凄凉。进过劳改队,由国营职工降为大集体工人,再降为小集体工人。郎溪到黄田咫尺之遥,客死他乡之前,再也未回过家乡,也未能和黄田的妻儿谋上一面。泾县郎溪咫尺之间,却远在天涯。真的是,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

朱普乐的书中,没有怪罪父亲,还和郎溪的异母兄弟相认了,陪着弟弟回黄田认祖归宗。

朱家的苦难,只是黄田村乡民苦难一个缩影,而且算不上最深重的。在黄田村三个月未发一粒粮食的背景下,很多人家死绝户了。对此“朱著”中也有记述:“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朱成树、朱锡锷、汪南生、吴少丙、胡娣姑、朱安英、陶奶奶、朱大庆、俞德祧、汪竹林、三六子、陈承春夫妻俩、陈承益、陈承跃夫妻俩、汪海水的母亲、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成德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建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19581961

黄田村的苦难,只是那时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也算不上是最深重的。

泾县是丙级小县。“据《泾县志》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四分之一人口,平均每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人饿死!”

泾县惨案在安徽也不是最严重的。重中之重的无为县,仅19581960三年(61年之后未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20422人,比例大于34%。

大跃进大饥荒的转捩点,是1962111日至227日,中央的七千人大会。去年是会议召开的五十周年,网上有很多记念文章,前车之覆,后车不可不鉴!那枉死的三千七百多万亡灵,都是我们骨肉同胞,主要是善良的农民兄弟,他们披星戴月胼手胝足长年辛劳,养活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父老乡亲衣食父母何罪之有,遭此荼毒,为何还冤沉海底?中国人的命真的如蝼蚁一般,可以任意践踏灭绝吗?

晏阳初先生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民族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 中国要真正走向复兴,只有走以人为本的康庄大道,别无它途。

201212月初稿

20132月二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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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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