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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

按理说,写回忆录者,大多是名人、伟人,那是为了藏之名山而不朽。而一个小小老百姓如我者,是没有资格写回忆录的。

但我自不量力,竟然写起回忆录,这和师友的鼓励分不开。正在我心灰意懒之际,接到从遥远的乌鲁木齐发来的徐福绵学友的短信:“多少名人伟人借回忆或扬己功业,或推卸责任。也许倒是平民,不为利害驱动,往往公正地为历史做传神写照。”

福绵短短几句话,激励着我把回忆录写下去。我绝对做不到像他说的那样“为历史做传神写照”,但我将努力写出我们之一代人所经历的坎坷和磨难。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始终把这话作为信条。

我既不是一个会当官的人,也不是一个愿意当官的人。这就铸定我在人大附中工作35年,做了27年语文教研组长,而没有一官半职。唯一的一次机会,是1985年,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准备调我去作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且向人民大学发了商调函,但因为房子问题没办法发解决,没有去成。

老校长邸文彧退休前,在他的卧室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传业呀,我们瞪大眼睛在找什么呀,是在找接班人啊!”

我知道,邸校长是一个很重“血统”的人,他1938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和我父亲有着相似经历,所以他对我格外器重,批评起来也是毫不留情。

说实在的,我鄙视那些削尖脑袋往上爬的人,他们为捞一官半职,可以不择手段,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出卖朋友,我不愿意和这些人为伍。而且这么多年,我看到那些当官的人,他们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的本事就是,整人!学校是学堂,不是官场,我不愿意作好好先生,更不愿意作整人的人。我说:“邸校长,我是个随意性极强的人,不适合做任何领导工作,让我做做业务就行了。”

我常想,自己何德何能,只要能为别人办点有益的事,就是最大的快乐。

炊事员旋兰普和会计张绍栋是邻居,两家打的不可开交,经学校多次调解,不但没解决,矛盾却越来越激化。张绍栋决定和一个年轻老师换房,搬离旋兰普,这位年轻老师也同意了。可是当张绍栋推着三轮车把东西搬到他家门口时,这位年轻老师听说旋兰普家不好处,又不同意换房了。

张绍栋走投无路,含着泪去找我,我说:“你就搬到楼上我家吧,我搬到楼下你的房子里”。

事后吴英杰校长到我家,他说我为他们两家、也是为学校办了一件大大的好事。

此后,和旋家做邻居几年,我们相处得很好。直到我们搬开后几年,我的小孙女出生时,旋师傅还给孩子送来小衣服。

我曾担任人大附中工资评定小组成员、分房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的初评委、中评委、高评委。这些虽然是些临时职务,但都是敏感的、大家都关心的利益所在。

在这些工作中,我总是站在弱势的一边。因为这些“弱势者”,他们不会巧言令舌去拉关系,走后门。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照和公正。

语文组的任宝义,1963年首都师范大学毕业,业务能力比较强,但是因为他校外活动太多,两次都没能评上高级职称。到第三次开评委会时,是一个上午,我把任宝义几年来写的一些文章,抱到会场,逐一让评委们看,向他们介绍任宝义的一些情况,评委们基本同意我的意见。

但是,校长胡俊泽却表示不同意见,他主要考虑任宝义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

那时职称评定,一般评委都是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如果领导不同意的,那是绝对通不过的。

下午就要对评定结果进行表决,中午散会时,我和胡校长一直谈到下午两点,我们都没有吃饭。胡校长最后表示,关于任宝义的职称问题,他在会上不表态。

我说:“只要你不表态就可以了。”

任宝义的高级职称终于得以通过。

我在人大附中工作35年,从来不做伤害别人的事,而对别人有好处的事,只要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就尽力去做。

去年我带小友尤志龙拜望年近九旬的史慕贞大姐,她深有感触地对志龙说:“志龙啊,文化大革命中,是传业保护了我。”

在文革中,我确实尽着自己全力去保护那些无辜的老师。那时我住在南小楼,是19668月的一天夜晚,红卫兵血洗南小楼,他们大打出手,几个红卫兵追着几个老师在打,从楼下追到楼上,“救命啊!救命啊!”的惨叫声撕心裂肺,几个出身不好的老师,躲在我不足10平米的屋子里,气都不敢出。我站在门口,保护着他们。

我从来不把自己的出身看作是资本,也从来不以自己的出身来傲视别人,但是就因为我出身在所谓的“红五类”家庭里,红卫兵不太敢惹我,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点优越性,我才能保护一下别人。

黎昌严老师有些积蓄,她怕红卫兵抄她的家,就把存折交我保存吗,我将存折保存半年,直到抄家风波平息,才还给她。

刘荫基老师,因为平时要求同学十分严格,一个过去表现不好的同学,借文革之机对刘老师进行报复。他每天让刘老师到教室扫地,扫完地再毒打他一顿。我曾去找这个学生的家长,让他教育自己的孩子。这个家长,虽然在接待我时极不情愿,但他还是说了自己的孩子,此后刘老师境遇有了改变。

那些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终有一天会被人唾弃。

“文革”中,是个人性大暴露的时代,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那些以往对领导吹捧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肉麻的人,“文革”风暴一来,他们竟然拍着桌子,对昔日他们吹捧过的领导、今日的“走资派”, 大骂出口,大打出手,他们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一个人在落难时,一句安慰的话,他会暖若春阳,一点伤害,他会痛若蝎螫。

直到今天,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没伤害过别人,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摆在我案头的这本《心路足音》,是亡友任宝义的著作。看完这本书,我眼前仿佛出现波光粼粼的白洋淀及其岸边风光旖旎的原野。

为了完成这本书,任宝义在弥留之际,辗转于病榻药灶之间,忍受着癌症带来的常人难于忍受的疼痛,整日趴在医院病床的电脑前,赶写他最后留给人们的心音,直到他去世之前几天,书稿才打印完成,这是怎样的执着和毅力啊!

中学时代的任宝义,是从白洋淀畔的雄县来到北京的。他有冀中人特有的淳朴,也有河北人独特的幽默。他话不多,但是他会突然冒出一句话,让你忍俊不住,捧腹大笑。

任宝义1938年出生于河北省雄县胡家台村。一望无际的冀中大平原哺育了他的淳朴和真诚,也培养了他的刻苦与耐劳。这,就是他笔下的家乡:

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地里干活,空气中充满了青草和庄稼的清香。耪地时锄头掉了,找块砸东西的砖头都没有。在高粱、玉米地里干活,谁也看不见谁……

在家乡读完小学,他只身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九中,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完成了学业。在九中上学期间,生活十分艰苦。他寄住在当时做工人的大哥家,因为大哥工资低,孩子又多,大嫂又没有工作,生活极端困难。在农村的父亲也没有钱给他,所以除了吃饭,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消费。每天午饭只有带的两个窝头和一点咸菜,很少吃到青菜。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使他患了夜盲症,没有钱去医院诊治,只能从药店买了一瓶鱼肝油丸吃,才慢慢好起来。

1956年,他怀着美好的理想和强烈的学习欲望进入人大附中。在校3年,他寒窗苦读,广泛涉猎各门类书籍,不论是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他都广泛阅读。他的作文多次作为范文,被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念给同学听。他苦读孙犁、康濯、赵树理、孙谦、周立波、杨沫、刘绍棠的作品,除了上课,他的时间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

在大学学习期间,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秀,曾担任学习班长。

但是,他毕竟是从白洋淀走来的农家孩子,他梦魂牵绕的是故乡的土地和故乡的父老乡亲。他四岁丧母,是姥姥、奶奶把他哺育成人,他疼爱二老。但是,二老在三年天灾人祸的灾害中饿死了。他觉得恩情未报,痛不欲生,有一首他悼念二老的诗:

少小离家去,京畿读书贫。

只逢寒暑假,必看二老亲。

每次离别去,犹绕呼孙音。

梦里见二老,醒后掩泪痕。

三年困难时,噩耗传悲音。

不见双祖母,黄土添新坟。

恩情未能报,痛煞隔辈人。

呼天复抢地,痛哭泪沾襟。

每逢清明时,倍思祖母恩。

天国可安否?思念欲断魂。

叮嘱两祖母,来世还为孙。

让他痛哭的,绝不是仅仅他的祖母,他是为家乡那些活活饿死的父老乡亲在痛哭:

1960年暑假我回了一趟老家,这时的农村已经“弹尽粮绝”,连树皮都被饥饿的农民剥光了,人们靠吃草籽度日。村里每天都有饿死的人被抬出去埋掉,实在惨不忍睹。

(《心路足音》23页)

在那个多言多失的时代,讲真话就是大逆不道。回到学校,他谈了在家乡农村的所见所闻 ,没想到却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是他在会上作了违心的“深刻检查”,才没有受处分,划右派。      

我和任宝义共事始于1982年,当时,他从北京24中学调到他的母校人大附中担任语文教师,我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接触机会就多了。

经过一段时间了解,我发现他是一个能热心助人,勤于事业,并且能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人。

当时他的家庭负担很重,除了上课 ,他还要照顾多年瘫痪在病床上的父亲和不满7岁的女儿任爱东。但是,别人无论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他总是慷慨应允,从不推辞。所以我愿意把教研组的一些具体事务交给他,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完成。比如当时语文组编一些资料,发稿子、跑印厂、做校对,这些事情就常常落在他的肩上。

记得,有一次在语文组发放劳务费时,考虑他担任的任务重,给他多发了600元钱,这件事被当时一个担任总支书记的人G1知道了,硬是把他那多发的600元充了公,他也毫无怨言。

上个世纪末,我和任宝义都兼职于刘英主持的北京市民盟群力中教咨询处,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应该说,咨询处的建立,一直到为刘英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任宝义的功不可没。

刘英和任宝义是大学同班同学,论才学和水平,刘英不能和任宝义同日而语。咨询处从成立到工作的全面展开,都是由任宝义和我一起完成的。但是,刘英对任宝义缺乏必要的尊重,有时候还在大庭广众训斥他,一点情面都不留。任宝义毫不理会,照常工作。他的涵养和大度,应该说超过一般人。

在我离开北京市民盟群力中教咨询处之后不久,被刘英所挤兑,任宝义也相继离开了在全国教育界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中教咨询处。这时咨询处虽然已经建立3年,但是刘英对咨询处的业务一窍不通。在任宝义离开之后,刘英曾经组织了 一次全国高考研讨会,有几百人到会,刘英却不知道会议应该怎么组织,怎么安排。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他请任宝义再度出山,任宝义立即赴会“救火”, 帮助他完成了会议的各项议程。应该说,他是一个不记前嫌,宽容大度的人。

任宝义有较高的写作素质,他在读书时,他的作文就屡屡被老师推荐给同学作为范文。在他去世之后,他的爱女任爱东给我送来他生前存留的部分杂志,在这些杂志上,有他发表的好多文章。我还意外地发现了一叠手稿,稿纸有些泛黄,那是他写的《论孙犁小说中的妇女形象》的论文,字体隽秀,柔中有刚。我从众多杂志中,终于找到这份手稿的铅印稿,这份稿子发表在山西省教育学院学报《教学与管理》1989年第二期上。

他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人不知而不愠”是他的做人原则。因此他的才能也不为人所知。在语文组,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在职称评定时,很多人都在拉关系、走后门,送材料,造舆论,他却泰然处之。和他同校、同系、同年毕业的、人品学识都不如他的人,都评为高级教师,可是他直到几年后,第三批才被评为高级教师。他把名利看的淡然。

学校进行福利分房,这是所有人都关注的大事,可是他却无动于衷。按照他的职称和工龄,他本来可以分到一套3居室的住房,当时分房在即,可是因为他有过多的社会兼职,提前一年退休了,因此他只分到一套两居室。当时我曾苦苦劝他先不退休,哪怕歇病假,也要等到退休年龄。他十分平静地说:“谁的房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住就行了。”

2006年的阴历腊月28日,他因为患淋巴瘤住进肿瘤医院,第二天做了肿块切除手术,由于药物过敏,血压几乎降到零,医生在急救中切开他的气管,使他失去说话的能力。大年初二我去医院看他,他已经不不能说话,在纸上写了这样几个字:“大家都在欢欢乐乐过新年,我却在度鬼门关。”

医生告诉他的家属,他的寿命至多还有半年!

但是他却以自己的毅力,闯过了半年的生死线,一年,两年,三年……

在此后几年里,他又几次住院,几次开刀,化疗放疗,忍受着常人难于忍受的痛苦。但是,他不把病放在心上,照常骑着自行车出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照常继续做他的社会兼职工作。

他嗜烟如命,本来在住院期间,他戒掉了烟瘾,但是,出院之后,他照抽不误,而且是变本加厉。我曾苦苦劝他,说明癌症和香烟的利害关系。他毫不在意地说:“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为什么要克制自己的嗜好呢!”

2012年年初,他又住进地坛医院,我曾多次去医院看他。他说:“这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住院了,出院的希望不大了。”大概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来日不多,所以他在抓紧那有限的时间,做他临别要做的事情。他趴在病床电脑前,在写他最后的著作《心路足音》。他要把自己的“心路”和“足音”留给后人。

201235日下午6时,我接到他的爱女任爱东的电话:“爸爸病危,可能不久于人世。”

我顾不得吃晚饭,赶到医院,他已经是重度昏迷,呼吸微弱,闭着双眼,但是脸上的表情还和往日那样平静。

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舍不得他喜欢的事业,舍不得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舍不得他的爱女任爱东……

849分,他安然长逝了。

床头柜上放着刚刚装订成册的还透着淡淡墨香的《心路足音》。翻看那书页,一首《题人大附中语文组照》的诗跳入我眼帘。那诗写于201187日人大附中60年校庆时:

斗转星移换乾坤,三尺讲坛度光阴。

文运坎坷命多舛,更有来者步后尘。

传道授业留后世,青胜于蓝慰人心。

后浪滚涌逐前浪,喜有后薪续前薪。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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