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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46)狠斗私字一闪念

早在50年代,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曾提出过“兴无灭资”。文革开始,依照先破后立,改成“灭资兴无”,19679月,毛泽东提出要“斗私批修”,要求造反派各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私批修活动在全国、全国展开。

1968年,我接任71届学生的连长。这个连的学生来自原人大附小、西颐小学、南大街小学、中关一小等几个学校。

从整个素质讲,这届学生比上届学生要好得多。他们刚入学,第一课就是“要斗私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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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时的134岁的娃娃们,如今也都年逾花甲了。

学生开展斗私批修活动成了一个制度,每个星期必须举行一次。学生轮流走上讲台,向全班同学作斗私批修发言。我是语文老师,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作文水平,所以对这项活动抓得很紧。

所谓斗私批修,就是自我检讨。对照毛主席的教导,与自己的私心杂念作斗争,还要把这种私心杂念上纲上线,与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联系起来,并把自己私心的产生,说成是受了毒害,然后对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等进行批判,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怎样与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呢?根据当时的理论,每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受了反动思想的影响,如果不及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斗私批修,将这些流毒及时清除掉,我们的国家就会慢慢地被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占领,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人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就会白流。

斗到什么程度呢?在极左的年代,当然是越极端越好。于是就出现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就是说,连私心杂念在脑子里闪一下都不允许。

那时,每个班每周都要开一次“斗私批修”的会,每周都要到生产队劳动半天。

开会发言,一提联系实际,学生们往往都是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斗私批修会就开的很生动。

有的说自己贪图享受,不爱吃窝头,一吃窝头就用刀切成片放在火上烤,烤的焦黄焦黄以后再吃,判自己说是资阶级思想做怪,缺乏吃苦精神。

有的同学说自己不爱穿带补丁的衣服,怕寒碜,爱美,爱美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说挖防空壕时嫌累,想歇着,一斗私就明白了,是怕苦怕累的思想在做怪,是私字一闪念在做怪。

还有的说,去生产队劳动锻炼时总嫌小队部旁边猪圈里的味儿很臭,一走近猪圈总要捂鼻子,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通过斗私批修就不感觉臭了,跟贫下中农的感情加深了,还引用了文革期间一句名言:“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

……

与此同时,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中也展开“斗私批修”的活动。一位老师说:“一次早请示我迟到了,这是对毛主席不忠。毛主席像我们的父亲那样慈祥……”结果这位老师挨了批,批判他的人说 :“你父亲是地主,你怎么能把毛主席比作地主,居心何在?”

这位老师本来要表达对毛主席感情深厚,反倒弄巧成拙,挨了批。

有的职工检查自己在给家里写信时,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这是揩公家油,占小便宜,吃大亏,是私心在作怪。

人大附中老校长邸文彧带头做“斗私批修”的发言。

邸校长是一位老干部,1938年参加革命,扛过枪,受过伤,他原来在人民大学担任党办主任,1960年调到人大附中担任校长。

邸校长在学校威信极高,主要是他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下面是人大附中校友写到的邸校长:

我们刚到人大附中时,校长是邸文彧--一位十三级(应为十二级—笔者注)老干部,受到全校学生爱戴。能在校园内遇到邸校长,深深鞠一躬,问声“校长好”,那是能让我们兴奋几天的荣耀事情。印象深的是我们下乡劳动之前,邸校长给我们作动员报告,嘱咐我们:“学校和家里有电棍儿(指日光灯),乡下没有,但你们不要看不起农民,你们要能吃苦,向贫下中农学习……”

他的“斗私批修”发言,主要谈他自己进城后贪图享受,缺乏革命斗志,忘掉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当年在“斗私批修”会上他还念了他自己写的一首诗,现在记起来的只有这样几句:

放下盒子枪,脱掉灰军装。

穿上呢制服,睡上钢丝床。

……

革命老本全忘光。

邸校长的带头发言,使全校师生很受教育。他的发言传到校外,各学校都来请他去作报告。他成了海淀区领导干部“斗私批修“的典型。

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

2010年岁末,李宝省等同学组织71届同学,为我举办“谢师宴”,有二十多位同学参加。当年十六、七岁的娃娃,如今都已年近花甲,女同学差不多已经退休,男同学也接近退休年龄。这次七一届为我举办“谢师宴”,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

我从事教师工作近四十年,教过的学生无数,但唯一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当时七一届!那是因为我和七一届同学共同度过了那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岁月,和他们摸爬滚打整整三年。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余烬还没熄灭,四人帮的气焰还很嚣张,他们离开生活学习了六年的小学,排着队走进人大附中残破的校园,进入玻璃大部分被打碎的教室,开始了接受三年“抗大”式的教育:修防空洞、野营拉练、三夏三秋、灭虫救灾……

在诸多事件中,留下记忆最深刻的是挖防空洞和野营拉练。

在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挖防空洞搞备战的运动,在市区内很多学校都积极响应这一号召。

人大附中防空洞是在操场中心开挖,墙体是用砖垒成,顶上拱券是钢筋水泥浇注而成的,左右各有十余间教室,据说一旦战争发生,可防原子弹。

当时我负责的连队有四个排,这四个排上课、修防空洞轮流上阵。

修防空洞第一项工作是开槽,既然要防原子弹,槽就要挖的深,当挖到3米时,地下水汩汩涌出,怎么办?用水泥去堵,堵不住,因为水泥凝固的慢,水泥还没凝固,就被水冲走了。

有一位同学建议,他说用石膏粉堵,因为石膏粉凝固的快,他是从骨折打石膏受到的启发。

于是找来石膏粉,泉眼果然被堵住了。

人大附中的操场原来是一片坟地,在挖槽过程中,挖出不少骷髅,调皮的刘连弟拿着一个骷髅的头,去吓唬女同学,吓得女同学嗷嗷叫。

修防空洞需要大量的水泥和砖,当时各处都在修防空洞,砖是奇缺物资。于是我们修了土砖窑,自己扣坯烧砖。

扣坯的土就地取材,就用挖槽挖出的土。当第一窑砖烧出时,大家欣喜万分。

带领我们修防空洞的是副校长刘清振,工人滕明祥、旋兰普。我们可以日夜轮班,而他们却要夜以继日地坚持在工地。刘、滕两位,在防空洞完工不久,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

197011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进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各学校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

当时我担任七一届的连长(相当于现在的年级组长。当时学校按军事建制,年级叫连,班叫排)。拉练之前,军宣队政委李远泰做了动员,他要求参加拉练的师生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福利,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记得第一个发言报名的是年逾花甲的人大附中老校长邸文彧。邸校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扛过枪,受过伤。他认为这次野营拉练就是重温过去战争年代的生活。在他的带动下,老师们都纷纷报了名。当时年事已高、并患高血压的王乐义老师也报了名。

那时七一届学生只有15岁,他们冒着塞外凛冽的寒风,背着沉重的行装(被子、书包、脸盆、饭碗等),每天行军几十里,没有一个喊苦、喊累,那昂扬的口号,至今还记忆犹新:“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就这样,从北京西郊出发,经过北京的郊县满井、南邵、黑山寨、大庄科、珍珠泉、称钩湾、四海、黄花城、北七家、上庄,行程几百里,其间攀登了陡峭难行的十八盘,越过黑山寨杂草丛生的古栈道,再回到人大附中,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野营队伍进入昌平山区之后,王乐义老师病倒了,四个小同学就用担架抬着她走。王老师体重180斤,可以想到,只有15岁的小同学肩上负担该有多重。

野营拉练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中午吃的是冻得硬梆梆的窝头,喝的是行军水壶里冰凉的白水。晚上往往七、八点钟才能宿营,冬天昼短夜长,吃完炊事班同学做的饭,往往要十点才能睡下。为了保证住宿安全,一部分同学夜间还要在街上巡逻放哨。睡的是农村土炕,塞外三九天,天寒地冻,用行军间隙打来的柴烧炕,睡在炕头的同学早晨起来一看,被子烤焦了,睡在炕梢的同学,清晨起来脚还冰凉。

野营拉练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要一丝不苟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得一次行军是从四海到黄花城,早晨三点钟从四海出发,经过几十里盘山道,到黄花城已经是晚上八点鈡。刚刚宿营,却发现一件意想不到的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早晨出发时,二排高度近视的任丁秋同学,因为时间紧张(当时要求,从起床到出发,20分钟要洗漱完毕打好行李),错把老乡脸盆背来,而把自己的脸盆落在老乡家里。自己的脸盆取不取无所谓,但老乡脸盆是一定要还的。从黄花城再返回四海,几十里盘山道,况且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我问身边几个同学,怎么办?李春生等两位同学自告奋勇,表示要日夜兼程把脸盆送回四海老乡家。

他们夜行几十里山道,终于把脸盆送回去,当他们返回再赶上拉练队伍时,已是三天之后。

胡定裕同学在拉练路上,忍不住饥饿,买了一些饼干,还没来得及吃,就被老师发现,被狠狠批评了一顿(拉练纪律是不准买零食吃的)。然后老师让女同学把他装饼干的书包用针线缝死,胡定裕同学就一直背着被缝死的书包,直到拉练结束,打开书包一看,饼干已成了碎末。这些让现在孩子们难以理解的纪律,对于那时的同学,却像铁一样的坚定。

今天,每当放学时间,看到学校门口接学生拥堵的水泄不通的汽车,那些连书包都懒得背的小同学,我都想起人大附中七一届学生。我总是在想:他们和今天同龄人相比,究竟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虽然野营拉练已经过去30多年,而当年参加野营拉练的一些同学,如耿凯燕、崔小旺、陈扬等已离开人世,但他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无论是当年,抑或是今天,却是每个人都是永远需要的。

我祝愿早逝的几位学友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

【附录一】 李宝省:《回忆花絮.点滴忆趣》

19689月,人大附中的王传业老师亲自来到我们西颐小学,接我们毕业生到人大附中报到。1969年全校师生员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砌砖窑、脱土坯、烧砖、挖防空壕、建防空洞。学校西教学楼东边的花园里被挖了一米宽、三米深的防空壕,有几百米长。当时,我很幼稚,加上北京乃至全国经常拉警报,搞防空演习、紧急疏散等,为了防止空袭,我把教室的窗户玻璃都贴了防震米字纸条。

当时学校经常学工、学军、学农的活动。

19715月海淀区苏家坨一带麦地发现虫灾,学校接到海淀区通知后,紧急召开全校大会动员我们到苏家坨公社灭虫害。捉虫子对我们男生来讲,都是一件发憷的事,对女生来讲就加个“更”字。我们23排的蕫上娜、孙际平、赵繁荣、王立芝、白黎明、丁若石等许多女生,为了加快捉虫的速度,把手套甩掉,用娇嫩的手指去捉拿害虫。麦地里的害虫被消灭了,全校师生为农业的丰收做出了贡献。

在这次灭虫活动中,学校给我的任务是打前站,号房子(找老乡家的房子)。我们住的屋子很久没有住过人了,当我们打开房门,“呼”的一下成千上万只蚊子飞了起来,我们打了半盆水,往水里兑了半瓶敌敌畏,用扫把蘸上药水,洒在房屋内……由于缺乏必要的常识,敌敌畏把我熏得头晕、恶心。

1970年到1971年初,学校组织野营拉练。拉练的第一天我们从学校一直走到昌平的满井,第二站到达十三陵,很快我们就走进山区。一开始在拉练的行程中,连长王传业老师每次在休息时,都在重复地喊:“男左女右,男左女右……”

拉练走到延庆珍珠泉,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军代表说:“下一站,要组织急行军,要走140里山路。”急行军的那天凌晨四时许,通信班的司号员吹起紧急集合号,师生们摸黑就出发了,这140里山路,走起来异常艰难,最难的要属翻越十八盘(十八盘每座盘山道都要比香山的“鬼见愁”高多了)。在翻十八盘的路途中,一连的郑老师骨盆裂症发作了,通过军宣队、工宣队及学校领导同意,由当地老乡提供一头毛驴,让他骑乘,因为我是通信班的,每天都要跑前跑后,体力消耗支出很大,所以在那天我累得不得不拽着驴尾巴深一脚浅一脚才追上大部队,于夜里十点四十左右才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后,几乎所有的师生脚上都起了血泡或水泡,女生们就更别说了。王传业老师大声说道,女生要发扬风格,要互相帮助,把头发捐助给男生们点(血泡水泡如果只是用针扎,孔洞很容易被封上,如果在针扎的位置上穿上头发,水泡的孔洞不至于被封上,就可以保持血水顺畅地外流)。临睡觉之前,有些男生羞涩地来到女生宿舍门前,费了半天劲,才对女生说出要头发的请求,令那些男生没有想到的是,女同学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青丝长发捐给求发的男生。

第二天,那些没有向女同学要头发的男生,只有忍痛踩着血泡上路了……

拉练队伍到了延庆山区后,我们住在老乡家,老乡家家都有柴灶和火炕,家家院子里都堆着满满当当的山柴,在烧火炕时由于我们这些学生没有经验,不断地往灶眼儿里添加柴禾,一直把康烧热才罢手,可是等睡到后半夜,,睡到火炕上的同学就受不了了,即使把盖在身上的被子双折后铺在身下,也挡不住炙热火炕的温度,在那晚,我一会儿后背朝下,一会儿又前胸朝下,朝下的烫,朝上的冷,真像是翻烙饼。

次日早晨集合时,王传业老师举着一块烧焦的炕席说:“你们逮着老乡的柴禾使劲烧……你们看看,老乡的炕席都被烧焦了,和塑料床单都化在一起了……”大伙一听,都笑了起来,可是我却没有笑起来……

【附录二】母校情怀

原人大附中二连三排王敏英

 

没有沉重的行李,没有远方父老乡亲的期待,

我们是因“就近入学”跨进这所名校特殊的一代。

没有五湖四海的竞争,没有录取线的障碍,

我们一起从那个火红的年代走来。

那时候,天空笼罩着“读书无用”的阴霾,

“红色斗志”充满小将们的心怀。

老师们面对着一张张淳朴稚嫩的笑脸,

思忖着,怎样才能把这些飘来的朵朵浮云培养成才?

讲台上摊开了“工基”、“农基”奇怪的教材,

辛勤的园丁们循循善诱、苦口婆心,

设法唤起我们对文化课学习的热爱。

敬爱的老师们因势利导、因材施教,

不肯放过每一个能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舞台。

光阴似箭,匆匆三载,

我们记住了校运会赵国钧老师在跑道上传给我们的坚韧和顽强; 

我们记住了家访时傅文彬老师心系责任从暴风雨中走来;

我们记住了张芷君老师千遍万遍地讲述着学习文化的重要;

我们记住了野营拉练中,通过山涧危险地段的时候,

王传业老师为了学生的安全,

高大的身躯在风雪中巍然屹立,护挡在悬崖!

母校为我们奠定了脚下的根基,

母校给与了我们无限关怀。

在怀着感恩之情,惜别校园的时刻

我们高兴的告诉老师,

今天,我们懂得了人生价值,

我们明白了怎样才能使人生竟放异彩。

带着母校赋予我们的人生航标,

我们怀着远大的理想,

在风云变幻中,坚定豪迈地走过漫漫四十载。

不论成绩大小,不论地位高低,不论成功与失败,

我们牢记恩师的教诲,

脚踏实地的战斗在祖国需要的各个平台。

今天,我们回到这里,

这是我们半生从不曾忘记的地方啊。

苍松依旧、恩师年迈。

带着笑声,淌着泪水,相聚无限感慨。

我们怀着感恩之情,向亲爱的母校致敬,

感谢这里赋予我们精神财富;

感谢这里给予我们伟大的博爱;

感谢这里陪育出无数令祖国骄傲栋梁之材!

2012211

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文革开始后,1968年,中国人民大学被令停办,校园由第二炮兵进驻。“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人大附中成了有名无实的“附中”,不过人大子弟还照旧在附中念书。这时,海淀区一再催促学校更改校名,以便于领导。拖至1970年,人大附中改为“北京市172中学”,由区教育局管辖。改名后的人大附中,校园任人宰割,学生宿舍楼办起了海淀电器厂,招待所一带成了工厂的篮球场,校办厂地段盖起了区教工宿舍楼。而教师则被随意调出调入,原本宽阔整齐的校园变得七零八落,残破不堪了。

北京市教委委任工运学院的一位处长吴英杰担任校长。

吴英杰是烈士后代,他1938年参加革命,人很随和,办事谨慎,他虽然对中学业务不是太熟悉,但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原来的人大附中老校长邸文彧退居二线,担任学校顾问。

根据毛泽东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人大附中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准备在郊区建立以学农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基地,称作分校(那时的分校主要是学农,与现在的分校不同)。

在那物质与精神都十分贫乏的年代里,学农给学生增添了很多的乐趣。让城里的孩子知道、学到很多东西,知道猪是怎样喂的,羊是怎样放的,农村的同龄人在做什么。

但是,因为没有固定的学农基地,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与愿违的事情。

那时学生到农村,不但要参加劳动,还要在劳动之余去访贫问苦。所谓访贫问苦,就是请一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农民社员,讲村史,讲家史,讲个人的苦难史。一次一个学生小组到一个旧社会当过长工的人家去访贫问苦,那家主人讲:“旧社会,我们给地主当长工,有时还能吃上肉,可是现在一个月2两肉,还不够塞牙缝。”还有一次,一家主人给学生讲战史,他讲辽沈战役打得如何激烈,血肉横飞,死里逃生。

一个学生问他:“那时你在哪个部队呢?”

他回答说:“那时我还在国军(国民党军队)里干事。”

根据这种情况,人大附中决定在基础好的农村建立学农基地,学校指派我和副校长姜在敏筹办此事。

首先是选址。经过实地考察,我们决定在海淀区山后的白家疃建立学农基地。

白家疃(此字应读tuan,当地人读tan)村位于海淀区温泉乡的温泉村东,黑龙潭西,在风景幽丽的显龙山北麓,北临碧波粼粼的京密引水渠。据记载,明代时该村名叫白家滩村。因该村村落庞大,自古又为京西名村,而在村东部的百望山和西部的阳台山一带多有辽金古迹,所以该村在辽金时应已成村。

据说曹雪芹晚年的最后五年是在白家疃度过的。查阅有关资料, 雪芹的好友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确切地记载是乾隆二十三年春(1758),雪芹迁徙白家疃,有原注为证:“春间芹圃(雪芹的号)曾过舍以告,将迁徙白家疃。

现在白家疃还有一座小石桥,据说曹雪芹进出家门都从小石桥走过。小石桥是由四块很大的花岗岩石条搭成,为双孔板桥,两边有虎皮石驳岸。桥宽1米,长6.7米,桥板厚0.42米。桥西面是一大片荒河滩。桥头东北十余步有一座小小的五道庙。有南山上流下来的河水从桥下潺潺流过。

曹雪芹在白家疃生活的四五年间,正是他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终日写书,没有经济来源,贫病交加,已经到了十分贫困的地步。

曹雪芹最终病逝在白家疃。

考虑到学农基地要长期使用,所以准备把房子建的尽量牢固。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砖瓦、水泥、钢材是按计划供给,主要是保障人防工程,而且是奇缺物资。于是我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找建分校需要的材料。

六里屯砖瓦厂厂长张向峰是我校毕业生,我们让他解决建房用砖。他人手不够,我们就从学校抽一个连(年级)驻窑厂去烧砖。当时正是春节,同学都没回家过年。我曾经到窑厂去看他们,只见他们在连长蒋国垣老师带领下,用独轮车从炽热的砖窑里往外推砖。

砖解决了,水泥和钢材怎么办?我突然想到我们连的赵英朴的父亲是北京市第一轧钢厂的党委书记,我就去找他帮忙解决钢材问题。

说实在的,教书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求家长办过任何个人的事情,尽管学生中高干子弟很多,我觉得如果对个人的事有所求,我就在学生面前失去做教师的尊严,在学生心中就失去教育他们的威望。但是为了尽快建起学农基地,我只得违心地去这样做。

当时的钢材,是国家计划供应产品,赵英朴的父亲在计划外批给我们一大批乱了码的盘条(钢材),除留下自己用的以外,用多余的钢材到水泥构件厂换回足用的水泥预制板。

那时几乎每天我都要跟着笨重物件运输车,往返于卢沟桥水泥构件厂和白家疃之间运楼板,十多天后,几百块预制板终于全部运到工地。

我们盖的是平房,为了坚固,也为了将来扩大发展,我们用水泥预制板封顶。

这样,如果将来房子不够用,可以在原来基础上盖二层或三层楼。

没有起重设备,把吨八重的预制板安放在房顶,只靠人力是不行的,于是我又从毕业生刘连弟所在单位中科院化学所借来吊车。当宿舍预制板安放完毕之后,厨房却出现问题。

厨房建在一个高坡上,因为房子跨度大,中间有个2.5吨的水泥大梁要先吊上去,稳在墙体上,然后再上预制板。当时的解放吊车只能举高几米,而要把2.5吨重的水泥大梁安放到厨房的房顶,至少要举高10米,解放吊车就无能为力了。

怎么办?我和学校电工王云奇师傅商量,因为他有搬笨重物件的经验,但是他只有搬动几百斤水泥电杆的经验,像这么两吨多重的水泥构件,他也无能为力。

在工厂学工时,我曾经看到工人用三角架和捣练吊装机器,我提出能不能用捣链往上拽,但是,捣链的三脚架只有五、六米,不能举10米高,我提出,能不能用杉篙做成三脚架,这样试试,看行不行,王云奇表示同意。

事先我让一位物理老师计算了起吊的钢丝绳的承重能力,他告诉我,那根钢丝绳至少承重在3 吨以上,我放心了。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水泥梁吊到不足半米高时,钢丝绳“卡巴”一下断了,不幸中的万幸是,落下的水泥梁没有砸着几个拉捣链的同学的脚。

我问那位年轻的物理老师是怎么一回事,他又从合力、分力的关系讲了一通,我也听不懂。我说:“我要的是计算结果,而不是计算过程。”他他意识到自己计算的失误,但却不肯认错。

于是我们找来更粗的钢丝绳,重新起吊。大约是从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8点钟,水泥梁终于稳固地安放在墙体上。

所有在场的同学都欢呼起来,那几位拉捣练的同学,坐在地上再不想起来,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我感到意一种莫名的喜悦和兴奋,那天晚上,我请电工、木工、瓦工一起喝了酒,直喝的酩酊大醉,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这是我一生中既是空前、又是绝后的一次醉酒。

那时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农基地建设中去。记得是一个夜晚,我刚刚躺下,外面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屋顶上的保温层下午刚刚铺就,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温层就会被雨水冲走,前功尽弃。我顾不得多想,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带领学生上到房顶,用苇席把房顶全部盖上。

因为突然淋雨,我的膝关节受凉,至今留下关节炎的痼疾。

学农基地终于在忙碌劳顿中建成了,开始接待人大附中前来学农的师生。这一年中,我学会了木工、瓦工的全套活计。我砌的墙,连最权威的瓦工都找不出任何瑕疵。此后我从学农基地回人大附中,我打的桌椅书橱,不但让同事们羡慕,连职业木工也连连称颂。

我笃信这句话:“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

在“文革”逍遥的几年中,我学会了理发、修车、缝纫、做鞋、粉刷墙壁……时常有同事来找我理发、修车、做中山装、粉刷墙壁。我家既是裁缝铺,又是理发店。

前些时候,我在人民大学校园里看到王铸禹教授,他拉住我,扯着他的衣襟告诉我,他穿在身上的中山装,还是文革时候我给他缝制的,已经40多年了,他非常喜欢,知直到现在还穿在身上。

197571日,人大附中党组织,接受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无后备期,实现了我多年要求入党的愿望。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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