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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9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参加“大串联”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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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毛泽东先后8次检阅1300万红卫兵

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造反经验”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的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红卫兵。

后来发展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也进行串联。大串联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工作、生产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1966818日至1126日,先后8次接见北京及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校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

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他们看到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

人大附中也设立了接待站,接待全国各地来京红卫兵。在教室地板上铺上稻草,配备被褥,供来京红卫兵居住。食堂24小时开饭,解决不同时间来接待站的红卫兵小将吃饭。

当时,北方已经是天寒地冻,从南方来的红卫兵还穿着单衣,市里就发一些棉大衣借给他们,每个借大衣的人都打了欠条,让他们在离京时把大衣还回,但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有些红卫兵小将经不起北方的寒冷,冻病了,还要送他们去医院,垫付药费。一些南方来的红卫兵不吃食堂的馒头,非要吃米饭不可,而食堂的米饭已经吃完,现做来不及,他们就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

还有一些红卫兵提出种种理由,要求财务室借钱给他们,并说,几分钟内要解决,不然就采取“革命行动”。虽然借钱的红卫兵都写了借条,但事后能归还的微乎其微。

这时人大附中校园内已经是万人空巷,学生都出去串联,剩下的除了接待站服务的老师,就是那些“黑帮”。

我和几位合得来的老师也准备出去串联,我们在等出去的免费火车票。那等火车票的人山人海,排了一天一夜的队,终于在一个傍晚拿到去济南的火车票。车是从北京站始发,我们每个人都有座位。

和我一起出去串联的有语文组的鲁善夫、何宗弟,数学组的姚学元,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林志浩。我们出去串联,既不是“传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更不是“煽风点火”,而是要出去观光一番。多年以来,局促于斗室,徘徊于课堂,对于外面世界一无所知。

至于林志浩和我们想法不一样,他是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文革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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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林志浩

很多文章,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这些文章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民大学贴了他很多大字报,说他是在周扬文艺黑线上跳舞的人,他想借串联躲躲风雨。

火车走走停停,我们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到了济南。在济南我们没能去看看在“明湖居听书”的大明湖,也没能看看泉城汩汩的流水,而是在车站又排了一天一夜的队,等去南京的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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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车门打不开,就从车窗钻进去

去南京的火车更是人满为患,我们从济南出发乘坐的是快车,所谓快车,其实和慢车差不多,比现在的慢车还要慢得多。因为车上人太多了,乘车的大都是串联的红卫兵,行李架上睡着人,座位下面也睡着人,过道及车厢接口处车门口都挤满了人,就连厕所也挤满了人无法关门。车上的人大小便憋得实在没办法时,每到一大站,从窗子钻出来,下车在站台附近就地方便,男女相距不远,各自围成一圈,互相谁也不去理会,反正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由于车厢门口挤满了人,每到一站,车门根本就打不开,要上车的红卫兵小将就从窗子硬往里钻,往进挤,实在挤不上来,就挡住不让火车开走。因此,火车在超负荷状态下慢慢爬行,如牛喘息,本来不到10个小时的路程,竟然走了20多个小时才到南京。

说是“革命”大串联,对我们无异于说是游山玩水,在南京,我们游览了玄武湖,在上海,看了黄浦江,逛了南京路,在杭州,我们围着西湖转了一圈,到了岳庙、三潭印月。但是这些景点属于四旧,没有开门,我们只能“望门兴叹”。

住宿是免费的,但是无论在那里住宿,都要进行登记。除姓名之外,还要登记所在学校和家庭出身。我们中的林志浩、何宗弟家庭出身地主,如果照实登,就会接待遭拒,我替他们一律都登贫农出身。林、何两位从来都是不会撒谎的人,登记后他们胆战心惊,唯恐那负责接待的人追问。我说,茫茫人海,谁会千里迢迢去调查你的出身呢。

好不容易到了株州,准备南下广州,这时我口袋仅有的10元钱被偷儿掏走了,虽说火车、住宿、吃饭不用花钱,但总要买些零用的东西,而我们每个人带的钱都不多。经过商量,决定姚学元、鲁善夫继续南下广州,林志浩、何宗弟和我取道武汉回北京。

在武汉,我们会到洪镇涛。这时他已经离开“一年只刮一场风,从春始到冬终”的白城子,调到武汉第六中学任教。

老同学相见,自然高兴万分。这几年洪镇涛每次从白城子回武汉探亲,他的夫人栾文啸去白城子度假,我这里是他们的中转站。此前,他们一直过着夫妻分居、牛郎织女的生活。

洪镇涛在东北的严寒中,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每次回武汉,他都带着一根虎骨头,提着用绳子拴着的虎骨给我看,那是他准备用虎骨泡酒治他的关节炎。

洪镇涛在东北工作期间,他写信告诉我,他们的女儿即将出生。我曾从自己女儿出生后的苦不堪言的经验,告诉他暂时不要孩子。他却回信说:“如果说,要孩子是苦,人家受得了,我为什么不能受;如果说,要孩子是乐,人家能享受,我为什么不能享受。”

他们的女儿终于出生。如今他们的女儿已经40多岁,在深圳创业。

在武汉,我们没有去接待站,住在文啸任教的小学教室里。

当我回到北京时,晚上脱下衬衣,竟有几个比芝麻粒大得多的虱子掉在地板上,这一个月,我没有洗过澡,没换过衬衣。

大串联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不可用数字来估量,生活秩序、经济秩序、学习秩序全部被打乱,火车严重超载,车厢全部报废。

由于当时交通能力有限,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压力,以致造成后来全国铁路、公路、航运几乎瘫痪,好多地方发生了铁路火车出轨,轮船沉没的悲剧。后来,中央、国务院不得不发文件,号召学生们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步行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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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步行串联的队伍

随着大串联出现的是,大量上访人员涌向北京,中南海陷于重重围困,北京市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对接待外地师生来京串联、外地职工来京上访的工作人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去年12月到现在的形势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客观的发展超过了我们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接待工作和接谈工作的同志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应该说责任不在你们,是由于我们估计不足,给你们造成了困难。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要配备好接待班子,把接待工作做好;二是要把上访人员尽快地动员回去。要求国务院秘书厅和国管局起模范带头作用。1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周恩来总理再次动员上访人员赶快回到本地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住在中央机关的外地职工上访人数由70余万人减少到4万余人。

 3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联的计划。希望各级领导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420日,中共中央针对少数学生和群众又开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区进行串联的情况,再次发出通知,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联的决定,各地已经外出串联的,应当立即返回。4月底,北京市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委员会撤销,成立了接待工作清理办公室,接待外地上访人员。

经过三令五申、说服动员之后,为期将近一年的革命大串联,就这样逐渐冷落下来,寿终正寝了。

44)复课闹革命

196710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什么叫复课闹革命?不解释就可能让人莫名其妙。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开始的,造成了全国范围各级学校的大停课,就好像是一次“全国大停电”,所有的学校都被搞瘫痪了。学生打着革命的旗号杀向了社会,阶级斗争成了他们的“主课”,按当时的说法这就叫“结合实际”,跟“阶级敌人”面对面斗争,属于“刺刀见红”,更有利于培养革命接班人。

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但是,却没有什么人有心思上课。

这时,工军宣队进入人大附中。工宣队是由“二汽”(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派出,军宣队由北京炮兵派出。他们同时把军队编制带进学校,取消年级和班的建制,年级称做连,设指导员和连长,班称做排,班主任称排长。

自古以来,学校就是文化团体,而不是武化团体。

与此同时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所谓三结合,就是已经“解放”的领导干部一方,对立面双方各一方。

当时学校面临两项任务,一是安排老三届上山下乡,一是新生入学。这时的老三届,“造反”任务已经完成,“串联”也已经结束,对他们来说,学校已无事可做,社会也无利可图,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到广阔天地去大干一番。于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陆续分配到陕西、山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留在了北京的工厂里。

老三届离校,人去楼空,校园里安静多了。接着是招收新生。

根据学校的安排,我和张藏云负责招生工作。

当时小学有6667两届毕业生。66年毕业生进入中学称69届,67年毕业生进入中学称70届。69届小学毕业生在中学学习只一年,就全部被分配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应该说,他们在学校,除了“大批判”“斗私批修”“唱红歌、唱样板戏”之外,没有学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知识。

我负责70届招生。所谓“招生”,就是划片从小学把毕业生“一窝端”到中学。人大附中负责招收三个学校的学生:西颐小学、南大街小学、中关村一小。

工军宣队让我担任连长,关涛担任指导员。我把老师分成三部分,分别到三个小学去接新生。

那时,教室玻璃全部被砸碎,课桌椅也荡然无存。那是在清华大学红卫兵查抄“联动”时,楼上“联动”以桌椅做武器,把几百套桌椅从三楼扔下来砸楼下的人。

工军宣队提出要因陋就简,办“抗大”式学校,让学生自带板凳来上课。当时正是春节刚过,天气寒冷。学生第一天到校,没来得及通知带板凳,怕他们坐在水泥地板上着凉,我就从家里拿来一些旧报纸,准备发给他们坐。没想到我还没把报纸发下去,他们就像抢传单一样,你抢我夺。有的抢到手,有的没抢到,没抢到的就从抢到的人手里去夺.。结果是,报纸都被撕成巴掌大的碎片,谁手里也没有得到完整的一张。

在我给他们讲话时,女同学坐在地板上,男同学挤坐在没有玻璃的窗台上。

工军宣队既不懂教育,更不懂教学,他们瞎指挥,闹出很多笑话,干扰了教学正常秩序。一次,一位老师正在上课,工宣队长推门进到教室,他不和老师打招呼,操着浓重的湖北方音,站在讲台讲:“你们不要只听老师一言堂,要群言堂,小将也要上讲台。”

于是“小将上讲台”,成了人大附中一道亮丽风景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先生教,学生学。他们却打破常规,让小将上讲台,学生教,先生听,先生学。

在地理课上,一位调皮的学生竟然登上讲台,拿另一位头上有多处疤痕的同学开涮:“肖山的脑袋像地球,有山、有水、有河流……”弄得教室一片混乱。

除了小将上讲台,他们还强调老师一专多能。让教俄语的陶老师去教语文,一次,陶老师在讲读毛泽东七律《冬云》:“……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念到这儿,卡壳了,原来陶老师不知道“罴”字读音。下面一个学生说:“老师,是熊猫。”陶老师说:“对,对,是,’更无豪杰怕熊猫’。”

当时,知识分子被称做“臭老九”。所谓“臭老九”,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这五类属于专政对象,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三类属于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加上当时公认知识分子爱摆“臭架子”,所以就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了。

当时有一首打油诗,是形象地写“臭老九”的: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名曰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口吐真言遭批判,反动皆因知识有。

假如孔孟生今世,也要挂牌满街斗。

社会、工军宣队不把“臭老九”放在眼里,学生就更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课堂上,学生不好好听课,课下不做作业。甚至出现课堂上批斗老师的事。一位老师在课堂上举着毛主席语录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把语录拿倒了,结果被学生当堂批斗。一位老师在写“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时,把“欢呼”误写成“吹呼”,遭到学生的毒打。

当时,学生自己编了一首歌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挨剋……”

本来老师已经没有“尊严”可言,工军宣队还在那里号召同学大破“师道尊严”。此后又出现了中关村一小的黄帅,学校就闹得更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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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当年的黄帅

黄帅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班主任是一位二十多岁小伙子,叫齐鸿儒,是我教的学生齐鸿英的哥哥。他语文课讲得极好,他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写日记,要写心里话。黄帅写了这么一篇日记:“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了封600字的信。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谁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接着《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道。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黄帅”事件之后,老师就没有办法上课,我这个连长就成了消防队长。课堂上乱哄哄,老师上不了课就来告状,我就到班上去灭火。告状的人多了,我顾不过来,就对他们说:“现在,就是这个现实,我也没办法管了。”

没想到,这句话被一个当时的“造反派”W先生听到了,他马上去向工军宣队汇报,说:“王传业说,这年头,没办法了……”

这位w先生,“文革”硝烟一起,他就成了造反派,指挥着红卫兵小将去破四旧,去抄家。他当过工人、当过兵,是典型的“红五类”

当时正在批判“今不如昔”,W先生这一状,正告到点上。于是工军宣队找我谈话,让我注意说话的影响。我把我话的原意讲给他们听,因为这位W先生经常打些真真假假的小报告,工军宣队也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此事就不了了之。

因为“读书无用论”充塞着学生头脑,当时说法是“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再加上“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学生普遍没有学习积极性。这时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位女同学在试卷上写:“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还能当接班人……”因为这几句话,这位女同学受到校方批评,她跳水库自杀了。为此,中共中央下发指示,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斗争,在全国教育系统迅速展开。这就是当年和“白卷英雄”、“黄帅日记”等齐名轰动全国的河南“马振扶事件”!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届学生基本没学到任何知识。

听说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一位插队的同学给她的妈妈写信说:“我每天和老大狼(娘)睡在一个坑(炕)里……”把她妈妈吓了一跳。

这不是笑话,而是现实。一位毕业同学来看我,说他们单位对他们进行考试,作文题是《学而无时》,问我应该怎么写。我问他是怎么写的,他说,我写的是,我想学习,但是没有时间。我说,你曲解题目了。

我告诉他,“无时”不是说没有时间,而是说无时无刻,毫不间断。

这届学生,就这样混了两年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

45)清理阶级队伍

“清队” 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是文革开始以来政治运动的又一个高峰期,也是冤假错案最多的时期,由军工宣队掌舵,依靠群众办案是这次运动的基本特点,全党动员,全民参战,要对“阶级敌人”进行“稳、准、狠”地打击。

1968年初冬,工军宣传队进驻人大附中,标志着人大附中“清队”的开始。

工军宣队进校后传达了北京新华印刷厂“清队”的经验。

196815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文件呈交毛泽东。姚文元在上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519日,毛泽东在此件上作出批示。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于是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下发通知到全国。

《通知》要求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新华印刷厂介绍的主要经验是:建国18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极其尖锐、激烈,军管人员进厂后,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具体作法是: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的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新华印刷厂在清队中有一条经验叫“引而不发”。所谓“引而不发”,就是事先做好准备,不惊动你,猝不及防地把你当众揪出来。

那时,我担任人大附中一个年级的连长(年级组长)。一天上午,工军宣队通知我,下午要开一个重要的全校大会,让我把学生的纪律管好。我马上告诉连里的教体育的徐武邦老师,让他下午两点准时集合学生,把纪律管好。

对于会议内容,工军宣队一点都不透露。

徐武邦是一个十分敬业的老师,他指导篮球,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都知名,他是国家级篮球裁判。

下午两点,徐武邦老师在整完队伍之后,就指导学生读毛主席语录,忙前忙后,直到会议开始。

工军宣队既不讲会议程序,又不讲会议内容,就让一个赵姓工人跳上台发言,稿子大概是事先炮制好的。

发言的前一部分,大致是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说现在阶级敌人就睡在我们身旁,他们磨刀霍霍,正在向我们杀来……

你们看,阶级敌人不就在你的身旁吗!

他的讲话,把这些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弄得晕头转向,他们看看前,又看看后,看看同学,又看看老师,没有看到“磨刀霍霍向我们杀来的敌人。

然后话锋一转,说:“不管你是狗帮、猫帮,文邦、武邦,都要统统揪出来。”然后大吼一声:“把三青团骨干分子徐武邦揪出来!”

于是3个事先安排好的红卫兵小将,两个撅着徐武邦的胳膊,一个揪着头发,把徐武邦押走。

这就是新华印刷厂的所谓“引而不发”的经验吧!

此后,徐武邦被关押起来,由各班学生轮番批斗。

这些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往日教他们体育课的、和蔼可亲的徐武邦老师,原来是睡在他们身旁的“阶级敌人”。他们拽徐武邦老师的头发,撅他的胳膊,有的出于“义愤”还打了他。

我想到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结尾时“救救孩子”的呼声。

这位在揪斗徐武邦的会上发言的赵姓工人,就是前面说的棒打张帆、张广酉的那两位中的一位。

事后,我比较系统地看了徐武邦老师的一些材料。徐武邦是北京孔德中学的学生,他在中学读书时就迷恋篮球,天天混在球场上,不关心政治。一次一个同学动员他参加三青团,他未置可否,这个同学就把他的名字登上了,并且还给他写了一个分队长的职务,这些徐武邦都不知情。解放后从敌伪档案查出他的姓名和职务。

就这样,徐武邦就作为三青团骨干被关押审查。

徐武邦被落实政策之后,仍然兢兢业业指导学校的篮球运动,他训练的男篮、女篮,在北京市屡屡夺冠。在一次女篮实战训练中,因为缺一个队员,他亲自补替上场,在激烈的交战中,他突然倒地,当同学把他送到只有百米之遥的海淀医院时,他已安然长逝!

他是死在训练场上,他死得其所。那时他已经临近退休,当日是他的生日,子女们为他准备了生日的丰盛菜肴,等他回家,但是他没能吃上这个生日餐。

接着,被揪出的是语文教师杨俊。

杨俊是四川人,人很聪明,文笔也好,他有很多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其中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论巴金》,很有些独到见解。语文组向来存在文人相轻的陋习,互相拔尖,互不服气,你压我,我贬你,直闹的势不两立的底部。杨俊的才华引起一些人对他的嫉妒,再加上一些人的派性发作,他成了被整的对象。

对于杨俊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他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一个报社的随军记者,二是解放后他写了一些文章,有些是发表的,有些没有发表,是造反派从他家抄出来的。这些文章都是一些见闻随笔之类,比如一次上街,他看到一位盲人在吹笛子,写了那笛声的悠扬动听。于是造反派就上纲上线说他的文章是恶毒攻击大跃进是“瞎吹”。于是杨俊的文章就定调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他的随笔、杂文统称之为“羊(杨)杂碎”

我和杨俊同在语文组工作,关系很好。一次,在颐和园游泳,我游泳半会不会,游到深处溺了水,他急忙游过去,把我从深水救出扶上岸。我们虽然属两派,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也很喜欢我的女儿王曦,他经常逗王曦:“小曦儿,咱去捞小鱼儿。”

他被批判时,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文革以来,你整我我整你的事层出不穷,最后都不了了之。况且杨俊为人耿直,我想他不会有大的事情发生。

没想到,在一些人的鼓动下,一些学生把他揪到教室,打得遍体鳞伤。他是个烈性人,当天晚上他就自缢身死。

我常常在反思,反思历史,反思我自己。我在想:假如没有教师爷在后面鼓动那些对人世无知的“革命小将”,杨俊何以被打的遍体鳞伤;又假如,没有刀笔教师爷无限上纲上线分析所谓“羊(杨)杂碎”,杨俊何以用一根腰带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些欲置杨俊死地而后快的人,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

接着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杨俊死有余辜。

“清队”语文组是重灾区,除杨俊、张帆、张广酉之外,还有常乃慰和郭林工。

常乃慰是工农速成中学(原人大附中)时的语文教研组组长,他旧学底子厚,语文基本功好,课讲的扎实。他的南小楼宿舍里,摆满了线装书,经史子集,一函一函,摆放的十分整齐,是一位做学问十分认真的人。文革前,被提拔为人大附中副校长。他是党外人士,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傲骨,担任副校长之后,他仍然教课,从不轻易进办公楼,给他准备的办公室他也不去办公,不过问学校的事。我们仍然叫他“常老师”。如果有谁叫他“常校长”,他反倒不自在。

清队时,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他家除了一些线装书,没有可以作为“反动证据”的材料,只有一枚银元,被造反派拿到学校。

常乃慰被带到批判会会场,造反派问他:“你家为什么藏着蒋介石的像?”

常乃慰有些紧张,稍平静后,他说:“我们家从来不存蒋介石的像。”

“这是什么?”造反派举着银元问。

常乃慰走过近前,看了看是一枚银元,平静地说:“这银元上的头像不是蒋介石,是袁世凯。”

造反派尴尬地把银元收回,接着问:“你是不是国民党的军官?”

“我只是到傅作义官邸给军官们上过文化课,我不是他们的军官。”常乃慰平静地回答。

问:“你穿没穿过军服?”

答:“他们发过军服给我,我没有穿过。”

问:“有没有军衔?”

答:“有。”

问:“是什么军衔?”

答:“是什么军衔我不知道。”

一个军宣队的接着问:“是几条扛,几个星?”

答:“好像两条扛,几个星我忘了。”

工宣队的人说:“行了,行了,只要两条扛,你就是校级军官,够线了。”

常乃慰辩解说:“我听说我不算线上的人。”

工宣队的人说:“是谁跟你说你不是线上的人?”

常乃慰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是我家里的人跟我说的。”

工宣队的人又问:“你家里什么人跟你说的?”

……

这时,我把工宣队队长叫到教室外面,告诉他不要再追问。我说:“常乃慰的妹夫是现任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委书记丁国钰,肯定是丁国钰跟他讲的,再追问下去就不好了。况且,常乃慰是傅作义的文化教官,他只是到傅作义的官邸给军官们上上课,没做别的事情,就算是够校级军官,也应该算是起义的。”

工宣队长又问我:“他为什么算起义的?他是什么时候起义的?”

我说:“他是傅作义的文化教官,傅作义起义,他的部下也应该作为起义的对待。”

工军宣队接受了我的意见,不再审问常乃慰。

接着审问的是语文组的郭林工。

我来到人大附中就同郭林工住在一个宿舍。他处事圆滑,对年轻同事也是客客气气,我把我改的作文拿给他征求意见,他总是说,改的真好,评语写得漂亮。

审问开始,工宣队的人问他:“郭林工,你在旧社会干过什么坏事?”

答:“吃喝嫖赌的事我都做过。”

问:“你是不是对工军宣队对你的审查抱敌对情绪?”

说着,过去两个人,揪住他的头发,撅起他的两条胳膊。郭林工马上叫起来:“哎呀呀,别拧我,我说,我说…..”那两位工宣队还没怎么动手,他就喊叫起来,说:“是关在汉让我烧办公楼,和解放军拼刀子。”

工宣队长问:“谁是关在汉?”

有人告诉他,是学校的一位英语老师,现在关在“牛棚”里。

解放军马上喊红卫兵小将:“把关在汉押上来!”

关在汉是英语老师,他曾在外交部从事外事翻译工作,在抗美援朝中,曾担任过板门店中美谈判中方代表的翻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调到人大附中担任英语教师。他为人深沉,不多讲话,教课十分出色。

以下是75级一位同学写的发表在《燕赵都市报》上的文章,记载了关在汉老师的一些情况,摘引如下:

英语老师是著名翻译家关在汉老师。关老师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课间总喜欢吸上几口粗粗的雪茄。他头发花白,瘦削挺拔,经常穿一件风衣,儒雅翩翩,十分气派。至于他的历史,当时曾传解放前在法新社当记者、给司徒雷登当翻译,抗美援朝时在板门店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人大附中任教时属于摘帽右派--那时我们眼中的右派是有学问的象征。记得他曾对我说:“语法错误我在你的作业本中已改正过来,你要好好记住。”看到他认真批改的作业,我十分感激,多年后回想起来仍感语重心长。

学生对关在汉经历的描述和对他工作的评价是准确的。

郭林工说的“关在汉让我烧办公楼”的话,激起工军宣队的仇恨情绪,因为当时支左的解放军和工宣队都住在办公楼里。

一个解放军和一个工宣队上去,把关在汉的胳膊扭住,把他花白的头发一绺一绺往下薅。一个工宣队员吼着:“你是不是让郭林工烧办公楼,和解放军拼刀子?”

关在汉说:“这是郭林工诬陷我,我根本没向他讲过这样的话。”

郭林工说:“就是他说的,烧办公楼,和解放军拼刀子……”

郭林工死死咬住关在汉不放,任凭关在汉怎么辩白,他都不松口。

当时,我是“清队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一位郭姓工人),对郭林工的假话我心知肚明,他是在以嫁祸关在汉转移工军宣队的视线而自保其身。关在汉人比较自负,但他很耿直,从此前他从事的职业和经历看,他不是说假话的人,况且在那个连生命都难保的时代,他不可能说出那样于己无益、于事无补的蠢话,去唆使郭林工做那样的蠢事。

我与郭林工共事多年,对他我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在这种场合,我能说些什么呢,我说他说的是假话,我有什么证据说他是在诬陷关在汉?即便我这样说,工军宣队会相信我这既无充分理由又无有力证据的话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表态。

扭住关在汉胳膊的那个工宣队员说:“你还不老实,看我怎么收拾你。”他把关在汉的胳膊扭了360度。

此后,造成关在汉终生残疾。

我一生曾有过很多“见路不平,拔刀相助”的善举,但对于关在汉,我却没能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和愧疚。

在人大附中,作为“清队”的延续是“清理教师队伍”,在工军宣队的主持下,一大批业务尖子、骨干教师,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清理,送到煤矿、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我这里写的只是一个学校“清队”的一些情况。在全国,“清队”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惨烈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湖南大学在请队中被迫害自杀死亡18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6人,被错判刑的16人。华东师范大学800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60多人自杀,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惨况冠绝上海。 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广东和平县1100余名中小学教师中即有424人被抓起来审查。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00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华东师范大学800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60多人自杀,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惨况冠绝上海滩。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221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清队”负责人宣布:“221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像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像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该厂设了40余处监狱,先后关押4000余人,100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有九成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在“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的指示下,先后枪毙5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16个埋尸坑。全厂死亡59人,伤残300多人,被逼疯的员工和吓疯的小孩近百人。

在文艺界,北京电影制片厂剧作家张海默被装入麻袋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上海电影制片厂女演员上官云珠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被逼跳楼自杀。一代名优黄梅戏名角严凤英、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均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由于中央文件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从香港回来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第一个世界冠军、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因从香港回来被作为特务嫌犯,他写下“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后上吊自杀。

在抗战时期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时,女演员舒绣文获得校级军衔,亦成为“反动军官”,在狱中自杀身亡。

“清队”的红色台风更甚于1966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全国2000余县被揪斗者估计超过2000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估计共有3000万人在“清队”中被迫害。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刘少奇家乡湖南宁乡县就“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广东和平县被揪斗12000余人。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繁多,有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

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但愿“红色恐怖”“红色风暴”“红海洋”“全国山河一片红”不再在那些提倡“唱红歌”的人的手里重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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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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