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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39)我接了个烂摊子

1963年的暑假,学校让我担任初中65级四班的班主任,同时教三、四两个班的语文。我从来没做过班主任,而且接的是一个乱班。四班班主任是吴俶春,吴俶春是我师大校友,高我一个年级,比我早一年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直属汉语教研室,后来和我差不多同时调到附中。

四班学生很乱,吴俶春根本镇不住他们。他上课板书时,竟有学生将教案传给后边的学生,待他转身看到讲台上教案没了,问:“谁把我的教案拿走了?”没有人吭声。这时,一向调皮的马有庆跑上讲台,拿起教鞭,晃动着喊:“谁拿老师教案了,赶快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老师就生气了。”弄得课也上不成。

一次,他把班上一个叫刘海燕的同学找到宿舍谈话,他的宿舍只有一把椅子,为了让刘海燕也坐下,他去隔壁刘荫基老师屋子里借椅子,他刚出门,刘海燕就把门倒插上,待他借椅子回来,不管怎么敲门,刘海燕就是不开门。

像这样的恶作剧,在四班不是一宗。

接这样的班,对我该是十分困难。感谢刘荫基老师,是他把做班主任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他告诉我,要搞好班集体,首先要培养干部,让干部把同学管起来。其次是抓调皮捣蛋的学生,就是抓两头,带中间。然后他又逐个分析每个调皮捣蛋学生的特点(他教这个班的地理),介绍他们的家庭、特点以及对付他们的办法。

他还帮我重新安排座位表,告诉我xxxxxx不能坐在一起,xxx要坐在前边,在老师视线之下,xxx近视,xxx个子小,要坐在前边……他虽然只教这个班地理,对班上学生情况却了如指掌。

然后刘老师又在班上说:“过去吴老师做班主任,对你们宽容,大度,你们欺负他。新来的班主任王老师,他可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你们如果再像从前那样,他可饶不了你们。尤其谭幼军你们几个调皮鬼,更要小心点。”他连哄带吓地说了一番,果然起了作用。

我第一次进教室,鸦雀无声,静得似乎能听到每个人呼吸的声音。我说:“学校任命我担任咱们班的班主任,我有信心把班上工作做好。你们都清楚,过去我们班有点乱,从现在起,我们要重打锣鼓新开张,现在我宣布……”

接着,我宣布了新任命的班干部名单,重新排定座位。

刘老师告诉我的“抓两头,带中间”果然起了作用,每天晚自习时,班干部轮流值班,坐在讲台上,一方面解答同学学习上他们能解答得了的问题,另一方面,照顾自习纪律,并作记录,每天把记录本送给我看,那些过去经常闹自习的同学,就怕记录本上记他们的名字,每天班干部送记录本,他们都伸着脖子来看,看记录本上有没有他们的名字,过去乱哄哄的像赶集一样的晚自习,变得安静了。

过去吴老师为了整顿晚自习纪律,曾想过许多办法,下过很多功夫。比如他把帽子放在讲台上,表示老师还没走,有时他又把自行车故意放在楼道里,表示老师还在学校。但是,这些办法,只能管一时,久而久之,就被学生看穿。

吴老师的做法,使我想起农村农田里的稻草人。稻草人是农田间用来驱赶鸟雀、防止其偷食粮食的偶人,因以稻草为之,故名“稻草人”。稻草人的寓意也指代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一种默默无闻,而又无私奉献,平平凡凡,却又不平凡的人。他们是值得尊敬,值得敬仰的人。

对于调皮捣蛋的几个学生,我定期给他们开会,先表扬他们在学习上的进步,然后再让他们自己找不足。这样,几个捣蛋鬼也开始有了进步。

班长杨玉萍、副班长马淑文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即便我两天不到班上去,班里也秩序井然,这样我的班主任工作也变得轻松了。

一次体育课,李桂英同学从双扛上坠下,小臂骨折,同学马上用自行车驮着她,送到北医三院住院。孙桂英父母都是工人,生活比较困难,同学就凑钱给她交了住院费,并且轮流看护她。

通过这样的活动,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增强了班集体的凝聚力。

多年之后,四班同学聚会,李桂英同学谈到当年情景,还对班上同学充满感激之情。

班上唯一敢跟我顶嘴的是一个叫谭幼军的同学。一次,我批评他星期日回校上晚自习迟到,他不承认,说我偏听偏信,那记录本是马淑文瞎记的。

谭幼军出生在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是将级军官,母亲是海淀区委组织部长,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

我做他的工作,跟他讲,你的爸爸妈妈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这是他们的光荣,你不能跟着沾光,你要继承他们的光荣传统。我又问他:“你爸爸是带兵打仗的,如果一个战士在战争中违反了纪律,他会怎么办?”

他说:“关禁闭”

我又问:“再严重呢?”

他说:“枪毙”。

我说:“对了,一个军队如果没有纪律,就不能打胜仗,一个班集体,如果没有纪律,就不能搞好学习。”

经过我不断的说服教育,谭幼军有了变化,他变得守纪律了,不久他被空军征召去做飞行员。

在他还没正式飞上天时,“文革”风暴来到,他的父亲被打成“苏修特务”,他从部队下来,街道办事处分配他去卖酱油。

他父亲落实政策后,他重新入伍,去学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担任了解放军309医院胸外科主任,远离了他卖酱油的生活。

四十年后我们又重逢,他已经退休。2006年我心梗住在西苑医院,他去看我,坚决反对我在西苑医院做手术,他说:“中医就是把脉开药方,不能玩刀。”这时,西苑医院已经请一位院士两次给我会诊,决定给我做6个支架,谭幼军和我的儿子王刚坚决反对,他们果断地把我转到北医三院。

北医三院心外科主任杨碧波,是谭幼军在309医院的老同事,后来在美国进修从医多年。由他执刀为我做搭桥手术。手术从下午3点开始,到550分,他从手术室给王刚和谭幼军发出信息:“手术成功,搭了4根桥。”

是谭幼军帮助我夺回生命,但此后不久他却患脑栓塞病倒在床。

今年春节前我去看他,他已经失去语言能力,不论你说什么,问什么,他只会含混地说“谢谢”。他家的将官楼正在翻修重盖,他住在临时安置房里,他的第二任妻子冯洁上班,有一位家政服务员照顾他。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松,眼睛看着我,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他病倒之前,每次见到我几乎都要说:“王老师,你语文从来没给过我5分,所以我去学医而没有学文。”

现在,他已经不会再讲话了……

我含着泪和他告别,他在服务员搀扶下,蹒跚地走到门口目送我离开…...

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1958年,刘少奇提出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农)半读学校同时存在的学校教育制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种教育制度“。

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给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专门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半工半读”的主张。19585月,刘少奇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中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

刘少奇指出,对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要通过试办,取得经验,以后多办,将来使其成为我们的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为了办好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的学校,应该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农业高级师范、工业高级师范和中级的农业师范、中级的工业师范,要培养新的教员和校长。

在刘少奇建议下,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半工(农)半读实验。

北京市教育局准备对各学校进行半工半读培训,然后在有条件的学校进行实验。人大附中派数学组阎士文、政治组柳成昌、化学组郭长陆和我去学习半工半读。

郭长陆被分配到印刷学校,阎士文、柳成昌和我被分配到塑料工业学校(简称“塑校”),这些学校都是第一批试行半工半读的学校。

在我离开人大附中前,领导告诉我们,学好半工半读的经验,回校后条件成熟时,在人大附中也进行半工半读实验。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任务,背上行装,来到塑校。

塑校创办于1964年,是厂办校,有学生100多人,没有校舍,暂借里仁街小学部分校舍。校长沙辛是从塑料总厂调来的行政干部,教务主任蕫俊岚是从塑料研究所调来的技术干部,教师都是从高校毕业生分配来的。

接待我们的教务主任蕫俊岚,他人平和干脆,有工人的朴实没有知识分子的花架子。他安排我们住下,分配我教四四制两个班的语文。

所谓四四制,就是四个小时学习,四个小时劳动。我与学生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里的学生大多是工人家庭出身,他们都比较朴实,但学习成绩不好。在中考招生时,他们因为没能达到高中录取分数线被分配到塑校,所以在学习上他们有自卑心理,按他们的说法,塑校是“贤(闲)人教圣(剩)人”。

我初到塑校,工作自然卖劲,再加上年轻气盛,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学生听的津津有味。这可能传到校长沙辛耳朵里,她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正式调到塑校工作,并说在适当时候解决我的入党问题(那时人大附中准备发展我入党)。

从谈话中,我发现她很爱“才”--虽然我不是什么“才”。

我在塑校,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血腥的“文革”。对沙辛校长人品真正有所了解,还是在那场“文革”中。我曾参加一次对她的批判会,那场面,确实惊心动魄,一些人骂她、打她,一绺绺往下薅她的头发,任凭你怎么打,她都没说一句违心的话。她多次被斗、被打,她不堪忍受这种侮辱,服用大量安眠药,准备了此一生,但她又被救活了……

那时,她已经被打的遍体鳞伤,而那些“革命小将”,还让她扫楼道、扫厕所,他腿已经不会走路,上楼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

2006年,她已80岁高龄,还不忘记当年筚路蓝缕创办塑校的经历,用她多年的积蓄,自费出版了《中等职业学校的风范》一书,那书是她心血的结晶。高春荣、柳成昌和我都参加了书的首发仪式。对“文革”中她的不幸遭遇,她从没提一句责备的话。

但此后不久,她与世长辞了,她死而无憾。

永远的沙辛!

同时被批斗的还有教务主任董俊岚。董俊岚出身于工人家庭,他是作为当权派被批斗的,他性格耿直,既不服气又不认罪,为此他没有少挨打。红卫兵们把写大字报的墨水浇在他身上,从头顶一直到脚跟,整个成了一个“黑人”。红卫兵们在他的被褥上浇上水,让他睡在水泥地上。

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血统论十分盛行的年代,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能接受职业教育,很难与高等教育有缘。所以塑校的学生,对劳动技术的关注,比对文化课更为重视。他们和老师的关系,也不单是知识的需求,还需要思想的沟通和生活的关怀。

记忆中我的语文课代表赵玉美,每次来交作业,总是把作业本码放的十分整齐,把作业本需要我批阅的部分掀开,这样就节省了我许多时间。

塑校语文组只有两位教师,女教师杨正芳是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知识底子比较厚。归国华侨庄钦仲是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毕业,他在国外生活多年,汉语基础差,有许多字不会写。一次在办公室大家都在静静备课,他突然喊:“切割的‘割’怎么写?”作为语文老师不会写常用的“割”字,在别人可能视作难堪,可是庄钦仲,却满不在乎,他的坦诚让人觉得可爱。

四四制两个班的班主任是高春荣和周光毅。他们两位老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高春荣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今北京化工大学),她还带着大学生的气质,深度近视镜片后的眼睛里总是带着微笑。她教高分子,课教的好,既联系实际,又风趣横生,学生戏称她“高分子”老师。周光毅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做事一丝不苟,从不越雷池一步。

19663852914秒,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发生震级为6.8级的大地震,这是一次久旱之后的大震,地震发生后,漫天飘雪。周恩来总理三赴震区,百姓的苦难使他落泪,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在邢台地震的血泊中矗立起划时代的里程碑。

地震的第二天,我接到邯郸矿山医院发来的父亲病危的加急电报。我星夜赶到邯郸,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喘息不止。他说,他已经烧了我们之间来往的所有信件,等待终息。

父亲一生的经历告诉他,留下书信,将来可能给我留下祸根。

我终日守在父亲病床旁,尽我最后的孝心。让人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父亲竟然脸上泛着红光,精神也好起来。他怕我耽误工作太多,让我赶紧回北京。过去父亲曾多次报病危,但每次他都以坚强的意志度过难关,我想这次他还能闯过去。

我那里知道,这是父亲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

我回北京下火车的当天下午,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

不孝的子孙。1957年母亲病危,我从北京赶回老家,母亲在弥留之际,一再说,等儿子回来她才能咽最后一口气。但是,在我到家之前两个小时,她撒手人寰而去,给我留下终生遗憾。这次父亲去世,我又没能让他最后看我一眼。我在想,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有很多话要跟我说,还有很多要说的话没有说完……一种对父母的愧疚之情,揪着我的心。

这是至今我还珍藏着的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那信上的字体隽秀,行距齐整,如果你不知道,绝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只读过两年半书的在弥留之际的老人写的信。写信的时间应该是1968817日,那时父亲住在邯郸市矿山局医院。同班同学张文峰回老家安阳度暑假,我买了一些小食品,托文峰带给父亲。

在信中,他除了过问淑蕙的病情(淑蕙因为阑尾炎手术住院)之外,更多的是谈了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其中有一句话,至今我铭记在心:他在等待终息之前,把所有的来往的信件都烧了。我深深了解父亲,他是惮于文字之祸,不留害于朋友和后人,这也是他多年工作得到的教训。

父亲一生劳累坎坷,现在他终于休息了,永远的休息。他在世时曾说,将来身体好了出去转转,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没能带他去,现在一切都晚了

我与淑蕙连夜赶到邯郸,办理父亲丧事。他的装古衣我已经事先买好,在他送进太平间之前,护士已经帮他穿好,只是还没袜子,情急之下,我们把一双蓝色新尼龙袜给他穿在脚上。没想到,就是凭着这双蓝尼龙袜,使我们在多年之后找到父亲的尸骨。

父亲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干部,我们在邯郸市烈士陵园安葬了他。当时没有机会刻石碑,只在墓前立了一块木牌子,写了父亲的名字。

想到父亲一生戎马倥偬,奔波劳累,我心如刀割,再不能自己,匆匆中写了如下几句:

长城窟下曾饮马,渤海边上斩凶顽。

一心为国遭横祸,马革裹尸何须还。

久历沙场竟未死,苟延残喘度余生。

泪洒灵前哭岐路,清酒一杯祭忠魂。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我们把父亲尸骨葬在异地他乡,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多年之后,为父亲迁坟时,木牌已经荡然不存,三弟就是凭着这双蓝色尼龙袜找到父亲的尸骨。

1996年,在父亲去世30年之后,我们终于找到父亲的尸骨,迁坟安葬在他曾经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土地上。

【附录】王曦在爷爷安葬仪式上的悼词:《悼念敬爱的爷爷》

今天是敬爱的爷爷诞辰93周年,也是爷爷逝世的31周年祭日。在此清明节之际,在我们的家乡举行爷爷的迁葬仪式,一来了却我们全家人多年来的心愿;同时也借此机会,寄托我们对敬爱的爷爷的哀思。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外贸局任局长、汤家河镇李镇长、钟庄村邵村长和其他来宾、朋友亲自参加迁葬仪式,并在迁葬中给予多方面的支持,我代表王氏家族对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记得从我刚刚记事时起,就从父亲那里知道我有一个革命的家庭,有一个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爷爷。多年来,我一直引以为自豪。

爷爷于19664月病故,终年61岁。在他病故后,我们把他安葬在邯郸市革命烈士陵园。临终前,他嘱咐爸爸,将来有机会把他安葬在他曾战斗过的家乡土地上。31年后的今天,我们实现了爷爷的遗愿:青山曾经埋忠骨,今日马革裹尸还。

爷爷原名王廷举,参加革命后化名胡晓川,1904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王家伙房村。爷爷幼年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蒙师单子鳌先生,单先生也是革命先烈李大钊的蒙师,他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爷爷跟着他读了两年半私塾,受到许多有益的教诲,这对后来爷爷走上革命道路有着直接影响。

1918年,14岁的爷爷被生活所迫,只身闯关东,在长春太古洋行做了店员,受尽苦难和凌辱;后来爷爷又卖过文具,当过学徒,生活没有着落,几乎无栖身之地,终于因为不堪忍受资本家剥削之苦,于1928年回到乐亭老家务农,仍过着清贫生活。这种艰苦生活磨练了爷爷的意志,使他变得更加坚强。

1942年,在艰难煎熬中探索的爷爷,终于找到了光明,投身到革命队伍,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受党组织的委派爷爷去长春、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先后深入到日本鬼子的兵营,为党组织摸清了长春、哈尔滨敌伪的装备、部署以及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于1945年胜利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回到乐亭县。

1945年到1949年,爷爷先后担任过乐亭城厢区派出所所长、公安局侦察科科长、审讯科科长、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果断、勇敢,使敌人抓捕他的计划和行动落空。

伴随着建国的礼炮,爷爷又投身到经济建设中,但是长期的战争环境,夺去了他的健康。本来应该是年富力强又赶上日新月异的大好年代,爷爷却病倒了,在病榻药灶间度过,一直到他去世之前,还流露出他不能为党多做贡献的遗憾。他考虑权衡的不是个人的得失、利益,个人的恩怨,而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品德、情操。1966年,爷爷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这个世界。

爷爷,您的英勇、无畏、甘于奉献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并在我们中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王氏家族的全体成员,无愧地站在您的面前,我们将以我们的勤奋劳动立足于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您的在天之灵一定感到欣慰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您那慈祥的笑容!

敬爱的爷爷,安息吧!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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