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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

因为我是在人事处挂起来的多余人,派不上用场,19614月,人事处通知我到人民大学农场下放劳动锻炼。于是,我拖着行李到农场去报到。

人民大学农场在丰台区看丹乡,有几十亩地,是北京市批给人民大学作为劳动锻炼用地。下放到这里的有三类人,一类是“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一类是历史有问题的,第三类是一般下放干部。一般下放干部,又分三类,一类是在历次运动(如肃反、反右)有问题的,二类是由于各种原因受过组织处分的,三类是轮流下放的普通干部。显然,我属于第二类。

农场场长是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戈平。除场部外,下设两个生产队,我被分到生产二队,全队有10多个人,记得有计统系王传伦教授,法律系吴山教授,附中数学教研组组长阎士文老师,还有一些是反右被划为右派的和历史有问题的人,队长是计统系办公室主任王紀霆。

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家,农活对我并不陌生。育苗、插秧、浇水、除草,我比别人都更能干。

农场环境比较宽松,没有那么多人眼睛盯着你,也没有人打小报告。

当年71日,。王紀霆下放期满被调回学校,场部让我担任队长。王紀霆回校前曾向我交待说:“计统系右派陆戈,是陆定一的侄子,18岁被评为讲师,人有点骄傲,你要注意。王命先是王稼祥的儿子,是历史反革命,要注意他的动向。还有小胡是学生右派……”

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当时只有30几岁的儿子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

我历来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什么右派,什么历史反革命,与我不相干,只要他们好好劳动,完成劳动任务,我就尽到责任了。

我们宿舍共住8个人,自从我当队长之后,宿舍也有了变化,白天干活,晚上各行其是,陆戈在读《古文观止》,小胡在拉胡琴……

18岁被评为讲师的陆戈,像王紀霆所说,人确实很聪明,各种报表交给他,他一会儿就给你做出来,文不加点。

而那个“历史反革命”王命先,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很少和别人沟通。他对人很戒备,最初是凡有事要问我,总是毕恭毕敬哈着腰“王队长”长,“王队长”短的,表现出一种谦卑。但是,他看到我对他并不怀有敌意,因而对我也不像对别人那样戒备,终于称我“老王”了,并且向我坦露了他的经历:

王命先长我10岁,他是1925年生人,是王稼祥原配夫人查瑞香所出。查瑞香在月子里因病去世,所以王命先对母亲没有一点记忆。而王稼祥在儿子还没出世时,就离开了家乡参加革命。王命先在亲友的照顾下,在家乡生活了24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稼祥即将赴苏联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 ,才把他接到身边,父子才得以相见。那是在19493月,王稼祥在紧张繁忙的赴苏准备工作之余,十分挂念家乡,想念自己没有见过面的儿子,便通过各种关系寻找自己的儿子王命先,并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到北平来。于是,王命先带着妻子(当时他已经结婚,并生有一子)和儿子辗转来到北平, 素未谋面的父子终于见面了,自是一番详谈。没过两天,王稼祥把中南海的住处整理好,便接儿子一家在此住下,并安排王命先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王命先在华北革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空军报》做联络工作,一年后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计统系的“造反派”,舖天盖地地贴了王命先许多大字报,揭发他的“罪行”,他不堪重辱,跳河自尽了。他是人民大学第一批被迫害致死的教师。

那个学生右派小胡,饭量大,发给他的一个月的饭票,他半个月就吃完。吃完饭票之后,他就坐在床上,披着袄,不说话,也不去劳动。大家只得给他湊饭票。那时谁的饭票都不够吃,湊饭票就越来越困难,于是,我让他的同学(也是“右派”)替他管理饭票,每天发给他一斤。

小胡吃不饱,就想出一个办法,每天晚上,别人睡下,他就去地里捉刺猬。他捉刺猬很有办法,脱光脚,轻轻走过去,不出声响,等到刺猬发现,已经被他用鞋子扣住了。

回来后,他就扒掉刺猬皮,用砖头支上脸盆,再找些柴,炖刺猬肉。那刺猬肉比鸡肉嫩,更比鸡肉香。

农场公休,我就回天津,这时淑蕙怀孕已经3个月,我们在天津东局子营房(淑蕙在66军子弟小学教书)有了自己的住室。

大约是在当年秋天,人事处通知让我回学校谈工作调动,人事科长毕风问我:“既然不能调到天津,是否可以调到天津附近。”我问他调到哪儿,他说:“到霸县怎么样?”我说:“霸县到天津,并不比北京到天津方便,我不去。”他又指着地图说:“去清武行吗?(堂堂人事科长,竟然把地名倒着念,把武清说成清武)”我说:“清武更不去。”

我们谈的不欢而散。

我当天回到农场,那时中央公布了12条,强调劳逸结合,农场冬天也没有多少农活,我既可以在农场读点书,也可回天津休息。

196112311815分,我们的女儿呱呱坠地,她的第一声哭,带给我们的是无比的欢乐。

她是在困难的、饥饿的1961年最后的一天、最后的几个小时降生的。她带给我们的礼物是:当年全年的布票,一个月的粮票、副食票。在那饥饿难捱的岁月,这可是大事。

接着是为女儿取名,她生在除夕,我们想叫他“王夕”,但“夕”字含有夕阳、落日、黄昏的意思,虽与她生辰相合,但不吉利。叫“王希”,又觉得“希”是俗字,重名定多。于是我们定下,就谐音给她取名叫“王曦”。

月子里,淑蕙就住在娘家,有她母亲照顾。满月后,我们搬到东局子营房。因为56天产假之后,淑蕙就要上班。

一个月之后,孩子会笑了,睡梦中她竟然笑出声来,不知道她梦见什么高兴的事。我们在她的床头挂一个红布条,她目不转睛地在看,她就是从这个红布条开始看世界万物的。

就这样,白天我看孩子,洗衣服,洗尿布,晚上淑蕙带孩子。好在那时有食堂,孩子有奶吃,省去做饭买奶粉等等的琐事。

但是,我也得时不常去农场应个铆,在我去农场期间,淑蕙就把孩子放在床上,好在孩子不会动。待她会动时,淑蕙就用一个两边装满沙子的布袋子把她围起来压住,免得爬到床下。

“可怜天下父母心”“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自从有了女儿,我时常想起我已故的母亲,想起我在病榻上的父亲,他们一辈子受了那么多苦,把我们养育成人,该是多么不容易。父母之恩,我无以报答。

1996年在迁葬父母的坟茔时,墓碑碑语我写了这样的话:“养生送终失您意,含辛茹苦顺我心。”

春节前夕,父亲所住的医院发来加急电报:“父病危,速来”

接到电报,我如五雷轰顶,心如刀绞。我想,两年来,父亲一个人住在邯郸矿山医院,我没能在他身旁照顾他,伺候他,没能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心,一种疚歉之情敲击着我的心。

当我赶到邯郸矿山医院时,父亲已经出现严重心力衰竭,卧床不起,靠镇静剂维持强烈的心悸。

人都说,亲情可以疗疾,亲情可以治病。没想到,自我到邯郸之后,父亲的病一天一天好起来,自己竟能下床活动了。

春节就要到了,我想和父亲一起过年,但老人家一定执意让我回天津。因为他知道王曦初生,淑蕙一个人照顾孩子有困难,我没违父命,回到天津。

近几年,医院曾多次为父亲报病危,但他总是以坚强的毅力度过一次又一次险境。当年他在战争年代里,也是以这样的毅力,躲过敌人的抓捕。

没想到他的老境竟这样頽唐……


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

19623月,人事处通知我到干部科找科长毕风。

进到毕风办公室,我没打招呼,也没说话,坐在椅子上,瞅着他。他大概意识到我们上次谈话的僵持,主动说:“上次调你到霸县、清武(他又把武清说成“清武”)你都表示不愿意去,附中现在缺语文教师,你去不去?”我说,可以考虑。

这两年,我和人事干部打交道多,觉得人事干部都是很有耐心的,当你硬时,他就软下来,当你软时,他就硬起来。

我决定去附中还有个原因,就是想做点实事。毕业两年多,一年在农场劳动,一年给上课的老师改改作文,做点辅导。那时正处在由天灾和人祸造成的大饥饿中,中央公布了12 条,强调劳逸结合,我几次去学生宿舍辅导,都发现他们不是睡觉就是打扑克,根本没有人在学习。人大和师大不一样,是培养当官后备队的殿堂,而不是学堂。

附中虽然隶属于人民大学领导,但还是一个比较相对独立的单位。离开人民大学这座马列神学院,我毫不觉得可惜。

当时附中教师缺额,从人大各系抽调一批教师支援附中,调到附中的除我之外,还有党史系的柳成昌,哲学系的司有仑,俄语系的方志强,理科系的华之斐、冯亚保、戚志廉等人。

于是,我到人大附中报到。接待我的是教导处的冯志荣老师,安排我住宿的是总务处的魏永吉师傅。

当时人大附中在校生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深造的,像我国第一次登上珠峰的登山英雄屈银华这样的工农干部,称做“工农班”,另一部分是普通初高中学生,称做“普通班”。还有一个班叫“师预班”,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预科班,在我来人大附中时,这个班已经结束。

来人大附中之后,我首先观察了办公楼里的“领导层”:这里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校长室,在办公楼的一层,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右边一间是校长邸文彧,左边一间是副校长董桂芬(董放),中间的屋子是校长秘书宋丹办公的地方。

其次,是教导主任办公室,是教导主任石维新和此后调来的贺平办公的地方。

下面设两个处:教导处、总务处;两室:校医室、财务室。在办公楼办公的,包括领导层在内,只有十多个人,而当时学生有1000多人。

那时的人大附中,是小国寡民的管理方式,不像现在的人大附中,副校长就有近20人,校长助理就有几十位。

人大附中的前身是工农速成中学。劳动模范郝建秀、杭佩兰、陆阿狗,女扮男装的战斗英雄郭俊卿,作家高玉宝,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在人大附中报到之后,教研组安排我担任高中64级两个班的语文课。我是在学期中间接课的,原来教课的杨老师,因照顾家庭关系调离附中。她是老教师,课教的好,而我是一个没上过讲台的新教师,接她的课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语文教研组组长是张帆先生,他解放前曾干过报馆工作,旧学底子厚,对年轻教师要求严格,是凡新来的教师上课,都要试讲。试讲通过,才能上讲台,试讲通不过,就要继续进修。有的教师来人大附中一年多,也没获准上课。

我试讲的课题是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大致意思是:

“我”在被分配工作时,结识了一个老实,害羞的通讯员,通过我们的谈话得知他是“我”的老乡。 在为部队向老百姓借被子时,他开始找一个新媳妇借,却没有借到,“我”得知后来帮他,最终借到了那床新媳妇的嫁妆--红底上缀有百合花的新被子,他还把衣服挂破了。后来,他回去了,给我留下两个干馒头。“我”则找了几个妇女帮忙给伤员擦洗,其中就有那个新媳妇。开始,送来一个通讯员,“我”还紧张了一下,发现不是他后才放心。后来,又送来一个通讯员,看见那个挂破的衣服,“我”才知道是送我的那个小通讯员,很担心,后来从小通讯员的战友口中得知,他是为了保护医护队才受伤的,待医生来后,他已经牺牲了,而那个新媳妇却在专心致志地为他缝衣服上挂破的洞,最后,新媳妇把自己的作为嫁妆的被子盖在他身上。以表对他的敬重。

小说情节十分简单,但却是一篇有争议的小说。当时正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以战争为背景的文学作品,都是批判的重点。海默的《打狗》、和我一起编辑《蓓蕾》月刊的萧平的短篇小说《三月雪》等,都在被批判之列。《百合花》也有人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作品,也在争论中。但是茅盾先生肯定了它。

我不能把这些学术界的争论带给学生,我只对小说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写作手法进行了分析。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我有意回避了。

听我试讲的都是高中语文教师,印象里记得除张帆之外,还有张广酉、朱明瑞、杨爱瑜、蒋广恕、杨俊、鲁善夫等,他们都有多年教学经验。面对他们试讲,我是有点紧张,但是,我的试讲终于被通过,并且他们对我的试讲,还觉得很满意。

就这样,我在人大附中开始了30多年的语文教学生涯。

语文组的矛盾很多,主要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和被整的人之间的势不两立的矛盾,每到星期六政治学习时,有的人就找个由头吵个不可开交。教研组长张帆,是个好好先生,他不是党员(后入党,预备期满又被除名),压不住阵脚。每次政治学习,都是不欢而散。

我新来乍到,每天只是忙着备课、改作文,从不介入任何矛盾。闲时也跟团支部的王秀华、刘书艺、宋丹几个年轻同志摆摆龙门阵。

我同宿舍的是一位比我大十几岁的语文老师,他叫郭林工,我们相处得很好。郭老师社会经历比较复杂,能说会道,处事圆滑,课讲得生动,但是多有哗众取宠、插诨打科的话,弄的一些同学很反感。

那时他是中教三级,按当时人民大学规定,中教四级以上,配备沙发椅、布面床,每个月有半斤豆,半斤糖,称“糖豆干部”。我们新来的老师,只能坐硬板儿椅,睡硬板床,既无豆,又无糖。

附中的人际关系不像人大那么复杂,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校长邸文彧,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宽容大度,平时不太管学校的事情。具体管事的是教导主任石维新、贺平等几位。

在我教的学生中,有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小虎子的陈帆,有著名作家胡可和戈扬的儿子胡小胡,有后来成为我女儿老师的杨凤墀、冯筑生等。大约是我年龄和他们接近,他们和我的关系都很好。

这半年,我忙于教学,几个月都没能去看看我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我觉得我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暑假前,淑蕙来信说,组织上准备调她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子弟小学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自然同意。于是她办理了调动手续。

趁着暑假,我们就忙着搬家,好在那时我们东西不多,天津部队派一辆马车,就把我们连人带东西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北京的七月天,骄阳似火,干热干热,屋子里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女儿长了一身痱子,伸着小手去挠,那稚嫩的小手像挠在我们的心上。

自从春节前父亲报病危之后,一直住在医院,我们决定趁暑假去看他。也顺便就近去看看淑蕙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姐姐。

父亲住的是邯郸磁山铁矿矿山医院,见到我们,他自然很高兴,尤其见到刚满半岁的小孙女,更是高兴万分。父亲在战争年代就患有肺结核,他怕传染我们,多年来都是分开餐具、分桌吃饭,不许我们动他的碗筷。他喜欢小孙女,但不允许小孙女接近他,只是远远地望着她笑。

和父亲住了一周,我们动身去郑州淑蕙的姐姐家。淑蕙的姐姐周淑英和姐夫于希忠,是1958年从北京下放到郑州铝业公司工作的。两个人都做财务工作,工资也比我们高,生活过得比较充裕。

在我们离开郑州之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尴尬事。在我们临来之前,姐姐写信说让我们从北京给她买一件塑料雨衣,那时塑料产品刚问世不久,价格昂贵,一件雨衣竟花去我们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当我们把雨衣带到郑州时,姐姐说雨衣已经托人从上海买到,让我们把雨衣拿回去自己穿,这样我们就拿不到买雨衣的13 元钱,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回北京买火车票的钱。

俗话说,“一个铜板难倒英雄汉”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让淑蕙腆着脸向姐姐借10元钱,才狼狈地回到北京。

此后我们按姐姐的要求,从北京买一些价值相等的东西寄给她,算是还上这10元的欠债。

那时我的工资56元,淑蕙工资54元,三口之家,在那个温饱都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我们在北京算不上最穷的人。


38)当爹当娘一肩挑

淑蕙带着刚满半岁的孩子,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子弟小学上班。这个小学,设在南口装甲兵部队的一个营房里,学生都是装甲兵部队子弟,平时吃住在学校,每两周回家一次。老师既要管教学又要管生活。

和学生一样,淑蕙每两周带着刚满半岁的女儿回家一次。那时从南口到北京,没有像现在那样方便的公交车,要坐火车到西直门车站(现在的北京北站),再转乘32路(现在的332 路)汽车到人大附中,到家常常是在夜里10点之后,第二天中午又要赶火车回南口学校上班。

教师工作是十分辛苦的,淑蕙比别人更辛苦的是,她既要管学生,又要管自己的女儿。白天上课,晚上带孩子,由于过度劳累,不久她腰疼不止,到医院尿检,红血球满视野,医生诊断是急性肾炎,她住进了解放军二六二医院。

就这样,把刚满周岁的女儿丢给我,我只得又当爹爹又当娘。

1953年的春天,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过去,物资供应奇缺,孩子断奶,饿的哇哇哭,只得打些糊糊给她吃。我去上课,孩子没人看,就送到楼下姚学元老师家,请他母亲姚奶奶帮忙看。三天后,奇迹出现了,女儿竟然会走路了,姚奶奶领着她竟能围着操场400米跑道走一圈儿。

淑蕙病情较重,床头加了蓝布条,是特护,吃低盐伙食,大夫不让下床活动,每礼拜我都领着女儿去医院看她。

我既要上课,又要带女儿,实在顾不过来。于是经人介绍,把女儿托给在复兴门住的一家人家,对这家人家我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一次三弟去看侄女,看见这家人在吃白面烙饼,而女儿在桌子上啃窝头。三弟一气之下,当时就把孩子接回来,我们也不再向这家人索要孩子入托时交给他们的粮票、油票和托儿费。

女儿在呀呀学语,似乎懂了些人事。只要抱她出屋,她就挣着说:“不(去),不(去)……”那意思好像是说,不再去这家吃窝头。

经几个月的治疗,淑蕙的病终于痊愈出院。医院开了一个月的假条,女儿有了妈妈照顾,欢快多了,她每天偎依在妈妈的怀里,一刻不离开,好像生怕妈妈再走掉。

我们决定把她送到幼儿园。当时人民大学幼儿园要满3岁的孩子才收,而女儿刚刚一岁半,我们只好把她送到西安门一个街道办的托儿所。这半年淑蕙住院,女儿连裤子都没有,淑蕙就用我们的旧衣服裁剪给女儿做了一条裤子。当一周后的礼拜六我去西安门托儿所接她,那裤子,破得像渔网一样,千疮百孔。

当我把女儿抱上公交车,车上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瞅着她,在他们眼里,那分明是一个没人管的流浪儿……

自从把女儿送到西安门托儿所,我们轻松多了。但好景不常,托儿所闹肝炎,好多家长把孩子接走,我们也怕女儿被感染,把她接出托儿所。

马上就要开学,我们再没有别的办法,经过商量,决定把她送到天津姥姥家去。

暑假前,学校宣布下学期的教学分工,我被分配教初中64级两个班的语文。人大附中语文组老教师多,论资排辈思想严重,如果哪位教高中的老师突然让他去教初中,会认为是降格使用,那会闹得沸沸扬扬,而哪位教初中的老师被调去教高中,那会感到无尚光荣。

我是新来的年轻教师,教初中高中无所谓。

我教的是64级三班和四班。三班班主任林克光,是同我一起从人大历史系调入附中的,他没有做班主任的经验,管的班乱哄哄的,自习课竟有学生坐在窗台上念书。

四班班主任刘荫基是一位做班主任多年的老教师,他工作勤奋,爱岗敬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课堂上,学生坐姿端正,听课别无旁骛。课后,他就来征求上课老师的意见,问在课堂上有哪些人违反课堂纪律,不认真听课。如果有任课老师提出哪个同学的不良表现,他马上会找这个同学谈话,那被找的同学,走路腿会打哆嗦。

为此,“文革”中,刘老师吃了不少苦头。

多年以后,已经做了人民大学校医院院长的李建华,她谈起当年刘老师对他们的教育,一种敬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从刘荫基老师那里学到不少管理学生的、做班主任的经验。

在我教的学生中,有今天成为著名画家的吴尔鹿,还有著名作家陈建功。

陈建功个子矮,同学给他取的绰号叫“小辣椒”,他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平时不多说话,为人低调。他的作文写得好,我曾把他的作文收到人大附中学生作文集里。离开人大附中后,他到京西煤矿当了采煤工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煤黑子”),他在做矿工时,勤奋写作,积累生活,写出许多篇优秀作品,他的短篇小说《丹凤眼》等,曾在全国多次获奖。近年他改作行政工作,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作品逐渐少了。

30多年,我在人大附中教过很多学生。有些学生在校学习时对老师毕恭毕敬,虚心求教,甚至不惜程门立雪。一旦离开学校,考取名牌大学,即便是第二天和老师走个对面,也不再打招呼。

陈建功却不是这样,即便他担任要职之后,也从不打官腔,不摆官架子。一次我请他来给人大附中文学社的同学讲课,他痛快地答应了。还一次,我的老同学洪镇涛准备出版一套中学生阅读的书,请他担任顾问,他也痛快地答应了。

前几年,在一个全国诗歌教学座谈会上,一位“评论家”说贺敬之的诗,政治口号多,缺乏诗味。而陈建功讲话开头却说:“我走上文学道路,首先要感谢初中教我语文的王传业老师,是他当年让我读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一些诗,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显然陈建功和这位“评论家”唱了反调。

陈建功为人厚道,他不溢人美,更不道人非。

此后,一次我和贺敬之谈到这位“评论家”和陈建功的讲话,贺敬之说:“从他(指“评论家”)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奇怪。”

一个教师讲课的效果,除了自身知识底子、教学技巧之外,学生的配合是一个重要因素。我教的64级两个班的学生,他们都很配合我,哪怕一点小事做得都很得体。比如有的班值日生,临到老师快进教室才擦黑板,粉笔灰在讲台上飞腾。四班卫生委员刘小滨知道我怕粉笔灰,每次上课之前,她都用湿搌布把黑板擦得一干而净。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他除了把教材上的主要内容教给学生之外,还要用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去熏陶学生。在我讲司马迁《荆轲刺秦王》时,我介绍了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和司马迁写的几位刺客,还简单介绍了《秦始皇本纪》的主要内容,使学生对《史记》的主要内容有个了解。

《荆轲刺秦王》故事十分生动,在讲完这课书之后,学生心悬荆轲朋友高渐离的处境,于是,我又向学生介绍了高渐离被秦王击杀的后续故事。

多年之后,学生对当年语文课已经淡忘,说到荆轲的形象,他们还记忆犹新。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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