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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
大约是在1958年年底到1959年年初，学校安排我们去中学实习。我和洪镇涛被安排在师大对门北京四十六中（今师大二附中）实习。当时四十六中的学生，主要是北太平庄附近的农民子弟，那时的政治运动，也波及到中学，学生在学校里只是打闹，不知道学习。
课堂上乱哄哄，一锅粥。洪镇涛在入师大前就教过小学，他能“镇”住学生，而我只能挖老鼠比他强，对这些带着乡野味大闹学堂的学生，则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我实习要在课堂上讲的课题是一篇叫《我来了》的诗：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是一首大跃进时的民歌，当时没有教学参考书，也没有其他参考资料。对于这首民歌，教案怎么写，课堂怎么教，我是满头迷雾。我在想：既然天上地下都没有玉皇和龙王，就说明玉皇和龙王是不存在的，是子虚乌有的，是人们的图腾。那么根本不存在的玉皇和龙王，怎么又变成了现实中存在的“我”呢？我实在是搞不清楚。
当然，诗歌是可以夸张的，但夸张本身是不能离开和超越现实的。
1958年夏季，在毛泽东倡导号召下，在郭沫若，周扬大力支持下，一场新民歌运动，席卷了神州大地，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到处是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全国几乎每个县，从县委书记到普通群众都动手写诗，各处都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各地广播电台组织赛诗会，各出版社出版民歌专辑，由郭沫若主编的《红旗歌谣》在全国各地发行，诗选和诗歌刊物不计其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民间诗人就成了文艺界的主体。一天下午，我和师大中文系讲师许钰先生，曾参加了一次民间诗人的聚会，是在颐和园的琼岛。参加这次会见的有郭沫若和周扬，30多位来自全国的民间诗人围坐在一起，互相交流着自己的诗作。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文学泰斗郭沫若和此后被称为“阎王”的周扬。
王老九紧挨着郭沫若和周扬。周扬不苟言笑，端坐着，真有点“阎王”味道。郭老却活跃，他不断地和周围的人打招呼。他问坐在他身边的王老九：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王老九，从陕西来的。”
“你是排行老九吧，我行八。”
王老九说：“那你就是哥哥。”
郭老风趣地说：“好啊！我是哥哥。”
一些民间诗人把自己的诗递给郭老，递诗的大约是一位白洋淀来的民间诗人（似乎姓李，名字记不清了），郭老接过诗来，一边读一边称赞：
渔民苦啊，渔民苦，
号子喊到天傍亮啊，
孩子哭到五更鼓。
……
郭老读诗的尾音拉得很长，很长，他读完这首诗之后，喋喋称赞：“好啊，好诗啊！”
不断地有人把诗递上来，郭老就不断地读，不断地评……
大约他忘了身旁的是他已经问过名字的王老九，转了一圈，他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就是王老九……”
“哦，对了，我是哥哥，我们认识过了……”
图：郭沫若与农民诗人王老九
聚会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那位权倾全国文艺界的巨擘周扬，除为民间诗人的诗集和《红旗歌谣》签字外，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我知道这位在后来的文革中被毛泽东称作“阎王”的周扬，在惩治“胡风反革命集团”、整肃“丁陈反党集团”、乃至此后的反右运动中，都是领军人物。在组织安排下，我曾不下十次地读他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批批画画，把书页都读碎了。今天面对面地见到他，看到他冷峻的面孔，是敬畏，是害怕，我也说不清楚。
近年，我读了曾在周扬身边工作多年的、当年学友郝怀明写的《如烟如火话周扬》一书，对周扬有了更多了解，知道他是一位在晚年能自律、自省，知错必改的人。
大跃进民歌也被编入语文教材，对于《我来了》这首民歌，我在课堂上讲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课堂上乱哄哄的，我讲的什么，学生或者根本没听到，我更不知道学生对我讲课的反映和评价。
指导实习的老师（一位女老师，我已经忘记她的姓名）为了照顾我的面子，也是照顾她的面子，给我打了5分（满分）。
在完成教学实习之后，我们接受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任务。
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用了以前的语文课本，1956年编的语文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在1958年教材中，充斥着浓重的“左”的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受到严重干扰。
首先是批判现行的旧教材：
《荷塘月色》中“出浴的美人”，有色情挑逗味道，对学生影响不好；
《口技》中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同性恋，成人都不能看，莫说小孩子；
朱自清《背影》中父子眷恋与愁绪充斥着小资产阶级情调；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悠闲散步，渲染的是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不够革命。
……
当时既没有编写语文教材的大纲，更没有拟定完整的编写计划和体例，只是笼统地提出编选教材的标准是：“用‘总路线’精神教育学生，‘兴无灭资’，把语文教学作为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有力工具。”
于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大家开始去选语文教材的篇目。我们从阅览室搬来了所有文学杂志，翻着读着，只要认为符合上述要求的就抄下来，既不研究，也不讨论。
那真是“一天等于20年”的时代，编写教材的任务要求在两天之内完成。什么作为语文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一概不管，采到篮子里便是菜。
记得当时作为被监督的原中文系系主任、“右派分子”黄药眠先生也参加了这项活动。一位刘姓同学和他是一个小组，刘姓同学是组长，当天的编写工作已经到深夜一点钟，这位刘姓同学选了一篇大约4000多字的小说，让黄先生在天亮之前必须抄完。黄先生问：“我能不能拿回家去抄？”刘姓同学说可以，但条件是，早晨8点前必须送到学校来。
这位刘姓同学对黄先生直呼其名：“黄药眠……”
黄先生大约回家后让蔡夫人帮忙抄写，早晨8点前按刘姓同学的要求按时送到学校。
在这套教材中，把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大炼钢铁等内容全都吸纳进来，几乎成了政治时事宣传手册。
据说此后当时主管文教的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还带领师大编写教材的20人组成的小分队，下到农村征求意见，进行社会调查。
此后，这套教材的下落和结局，不得而知。
大约在1958年的下半年，我们又接受了编写《中国戏曲史》的任务。
中国戏曲文学滥觞于宋代，成熟于元代。而我们由于近两年的政治运动，古代文学只讲到唐宋，对戏曲文学应该说是一无所知。
但那时的口号是“敢想，敢说，敢干”。对于高校的科研成果，也讲多快好省，既要攀登高峰，又要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北京大学一群中文系的学生，仅用了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也用了很短时间编出100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连1958年大炼钢铁都作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写进书里去了；我们师大中文系高年级编写了《中国民间文学史》，这是民俗文学专家钟敬文先生多年都没写出的著作，学生们却在很短时间内写出来了。
于是，我们从图书馆搬来了所有关于戏曲的书籍资料，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去读，我在京剧艺术组。
说实在话，我对京剧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的。在去年寒假前，梅兰芳先生曾来师大演出，地点在我们大饭厅，但因囊中羞涩，没办法拿出8角钱的票费，错过了看这位时代戏剧大师的演出。
我们访问了几位京剧界的理论名家，从他们那里我们知道京剧历史渊源：京剧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成的。徽班进京是在1790年（清乾隆55年）。
为了进一步对京剧有更多感性认识，1959年1月我们观看了纪念京剧四大名家之一的程艳秋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演出。那是由新艳秋、荀会香、章遏云等程派关门弟子参加的演出。
演出的剧目记得有好像有《玉堂春》、《游园惊梦》。这是我第一次坐在剧场看京戏。程派弟子们那唱腔的起伏跌宕，节奏多变，无论是眼神、身段、步法、指法等，确实达到了声情并茂的境地。
除此之外，我还看了不少京剧脚本，应该说，我学到了不少关于京剧方面的知识，并且执笔写了京剧史的部分文稿。遗憾的是，这个杂乱无章的《中国戏曲文学史》，没得以出版，听说至今还扔在师大文学院的废弃书稿堆中。
（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反右运动”胜利结束了。大跃进的狂热逐渐降温了，一些人的脸上也逐渐有了笑容。经过运动，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也变得温顺得多了，下一个辩论的专题是“驯服工具论”。
一位哲人曾说过：“一旦失去自己，就可以变成任何人的工具。”
“驯服”一词按辞书上的解释是“使（一些动物，如牛、马、驴、骡等）顺从。”一般不用来表述“人”这个客体；而“工具”，则指人在生产劳动时使用的器具，如锯、刨、犁、锄等。把有生命的“人”和动物、和无生命的工具类作比，实在有失恰当。
要做工具，首先必须“失去自己”。就是说，人先变成有奴性的能驯服的牛、马、驴、骡之类，然后再丢下生命和灵魂，变成“工具”。
我的看法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有自己的思想，他也可以服从某种思想，如毛泽东思想，可以持有某种信仰，如马克思主义，但他决不能放弃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做任何人的“驯服工具。”
当时对“驯服工具论”的辩论最后是一边倒，结论是：“驯服工具”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它与“做建设共产主义大厦的一块砖”“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做革命的老黄牛”等是一样的。
因而达成这样共识：每个人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班的一位梁姓同学就不是很驯服的。她整天抱着外国文学书在看，一些同学批判她崇洋媚外，他不服气。当时社会上穿高跟鞋的女性几乎绝迹了，她却穿着高跟鞋。她走路时扬着头，挺着胸，旁若无人，当别人都在教室安静地等待上课时，突然从教室门口传来“咯噔、咯噔……”的高跟鞋撞击水门汀地板的声音，那是她在众目睽睽下进教室了。每当劳动时，她换上平底鞋，劳动一完，她要马上换上高跟鞋，据说她离开高跟鞋就不会走路。
不知道她是性格生就的沉默，还是内向，平时很难看到她一笑。
对于“驯服工具论”的辩论，已经没有像前边反右时那么强烈的火药味了。这时的政治气候，已经由寒转暖，由阴转晴，隔在人们心里的坚冰开始融化了。
我们宿舍的入学三年中没说过几句话的张开明大师兄，也开始说话了。他说，他在搜集汉语的连绵字，要在连绵字研究上下点功夫。
他入师大将近四年，还从来没上过街。星期天，他带上两个馒头，背着书包准备上街去淘旧书。他问同学哪里有旧书店，同学告诉他虎坊桥有旧书店，于是，他准备乘公交车去虎坊桥。上了汽车，他问售票员：“虎头坊怎么走？”售票员说：“没听说过这个地名，你是不是要去虎坊桥。”他说：“对，是虎坊桥，我记错了。”到了虎坊桥，别人又告诉他：虎坊桥没有旧书店，旧书店在琉璃厂。于是他又步行到琉璃厂，在旧书店买了一套《连绵字典》。
从琉璃厂回北太平庄师大，必须在平安里倒一次车。他问人：“到‘安平里’坐什么车？”他又把“平安里”错记成“安平里”。人家告诉他：“没有安平里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要到和平里？”他又按人家指点，到了和平里，再问人到师大的路，人家又告诉他，到师大去要先到平安里，再转乘31路汽车，于是他又乘车到回平安里，等他到师大校园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
他把一天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禁哑然失笑。
他这一天的收获，是淘得了一部《连绵字典》，他把淘得的字典展示给我们看，这一套10本的《连绵字典》，经清点，只有9本，中间缺一本，是一套断本残缺不全的工具书。
我们宿舍的朱安群师兄，不但喜欢古诗词，也写新诗。他的笔名叫“秦戈”，我们都谐音叫他“情哥”。又因为在入学之初，俞敏教授为他纠正“老虎恼怒”四个字的湖北方音，竟用了半节课的时间，因此他又有“老虎”的绰号，我们也叫他“虎哥”。他确实会唱“情歌”，他在宿舍常用湖北方言唱他家乡恩施小调：
要来，要来，你早点来，
莫等三更半夜来，
露水打湿孩（鞋）
……
那是一首男女幽会、调情的民歌，他唱的动人而投入。
其实，他正与他入学前的同事、后考入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段邦珅谈对象，两人书信往来频繁，段邦珅的“两地书”写的十分精彩，是凡段邦珅写给“虎哥”的信，我们宿舍都要传阅。到后来，段邦珅的信一到，谁先拿到手，谁就先拆开看，这位虎哥也不介意。
一次我们在传阅段邦珅的“两地书”时，信的结尾有“不给你物”几个字，我们好生奇怪，再仔细看，那“物”字是涂改过的“吻”字，我们让虎哥解释，虎哥说，他向段邦绅要东西，段邦珅没给他寄，谓之“不给你物”，我们也就不再去追究那字究竟是“吻”还是“物”。
段邦珅的信我们拆开看过之后，再交给“虎哥”，他总是骂一句：“下流坯”。
那时，我们中文系，和尚多，尼姑少。有限的几个女同学，有的入学前就结了婚，有的没结婚也都有了心仪的对象。所以系里有些和尚就盯着外边的姑子庵。
我们有位王姓师兄，竟然篡改大诗人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姑娘。”他的对象和他同时考入政法学院，他经常给我们描述他们的相识相恋的甜蜜。这位师兄是予备党员，没想到的是，在他预备期满时，却被取消了他的予备党员资格，取消的理由是：他们曾经同居过。
1959年暑假之前，父亲来信督促我们办婚事。在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疾病缠身，每天辗转在病榻药灶之间，这时他的肺心病已近晚期，有时整夜整夜地咳喘，不能躺，不能睡，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我成婚，更希望看到第三代儿孙。
我把老人家这个想法谈给淑蕙，她也很理解老人的心情，我们经过商量想趁暑假办婚事。
这三年大学学习生活能支持下来，和淑蕙给我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她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了我不少帮助和支持。尤其让我感奋的是，一个城市姑娘，冲破重重阻力，嫁给我这样一个农村来的穷家苦孩子，是需要多大勇气啊！
我们的想法并没得到她家庭的支持，她的母亲和哥哥都反对我们办婚事。因为我在他们眼里是一个穷学生，而且是一个家在农村的穷学生，我们结婚，势必影响淑蕙对家里经济上的支持，他们更不愿意女儿嫁给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于是，由他的哥哥出面给师大中文系领导写信，说我们结婚的目的是想将来毕业分配时留在城市，不愿意到艰苦的边疆去，让学校领导对我进行批评教育，等等。
这封信，无疑是给我告了一状，自从“作党的驯服工具”辩论以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已经成为评定一个人革命和不革命的试金石。由此可知，这封告状信，将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与此同时，她母亲又找到淑蕙学校的领导，让那里领导对淑蕙施压，当时学校领导曾几次找淑蕙谈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既然是我们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反悔。
说实话，当时也确实有点私下打算，就是想在明年毕业分配时，能以照顾夫妻关系去天津工作。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想法和要求并没有可责备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却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感谢中文系的领导，对我们的婚事，他们没做任何阻拦，并给我开出婚姻登记的介绍信。
更让我感激的、终生难忘的是此后被红卫兵乱棍打死的张輔仁大师兄，是他一手筹办我们的婚事。
我们的婚礼定在1959年8月1日，那天早晨，师兄从市场买来鸡鸭鱼肉，师兄的年过古稀的母亲忙了整整一天，为我们准备菜肴。
那是什么样的婚礼呀，没有礼堂，没有乐队，更没有汽车。除师兄一家人之外，参加婚礼的还有周篤文师兄夫妇，我中学时的同学焦琤（那时焦琤还是单身）
这样的婚礼，在今天年轻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在天津，我们连“蜗居”都没有。我们准备回老家乡下度蜜月。
从天津到我家乐亭，虽然只有200多华里的路，按今天说，只有两个多小时车程，但我们却走了两天。
我们先乘火车到滦县车站，然后住一夜小旅店，那小旅店是一个能睡下十几个人的大炕，既无铺垫，又无被盖，只是让你能躺下闭上眼休息一会儿。
从滦县到乐亭县城，每天只有一趟班车。那车是敞篷卡车，没有坐位，大家就坐在后马槽子的平板上。
早晨5点钟就要去汽车站排队买票，如果买不上当天的车票，就要再回小旅店住一宿，等第二天再去排队买票。
我们算是幸运的，买上了当天的汽车票。
卡车在泥泞的土路上疾驰，车的后轮胎甩起的泥浆溅在身上，脸上，雨水打湿了头发、衣衫，但能买上票坐上汽车，还是蛮幸运的。
到了乐亭县城，下了汽车，雨就更大了。从县城到我家还有25里路，再没有交通工具可循，于是我们提着装有随手换洗衣服的提包，开始走！
雨越下越大，路也越来越难走，开始是泥泞的土路，虽然难走，但还是可以走。等离家还有8里路时，水已经一米多深，没到腰部了。
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乡野，这些艰难行程对我不算什么，但对于在城市长大的淑蕙，却是难以逾越了。
乐亭人好客，你如果出门走路，不论你走到那村哪庄， 不管认识不认识，走到那家，喝口水，吃顿饭都是可以的，主人都会热情招待。
我们走到离家五里的翠坨村，已经是寸步难行了，就找了一户人家休息。那家大嫂很热情，在帮我们换下已湿的衣服之后，为我们烧了姜汤，烧了饭，让我们吃。
大概是奔家心切，把淑蕙安顿好留下，我去探路。从翠坨到我家，要过一条河，河上原来有一座石桥，石桥没有栏杆，这时齐腰深的水已经淹没了石桥，再分不清哪是河，哪是桥，我凭着往日对这条小河的熟悉，终于找到石桥。于是就用事先拿的一根扁担，敲敲石桥，确定是桥而不是河，就走一步，再敲敲，再走一步，这样终于度过这条小河。到了家，最后是家里几个弟弟把淑蕙接回去。
我们满足了父亲对我们的要求，老人家很高兴。这是我们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暑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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