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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

1957年底至1958年初,全国高等学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红专”问题的大辩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辩论中采取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不但没能正确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反而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真正“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其中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那时,人们的理念是,只要是认真读书就是走白专道路,通过辩论,达成这样的共识:此前的学校教育既没有突出政治,又没能结合生产劳动,更没有“走出象牙之塔”与工农相结合。因此,教育出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严重,需要进一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否则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并且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观点。

在这种形势下,班上朱安群、丁子人等一大批认真读书学习的同学,被认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丁子人长我两岁,他来自毛主席故乡,毕业工作于毛主席曾就读过的湖南第一师范。他从事教师工作多年,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也有较深造诣,入学之前就出版过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专集。他善言辞,把任何事情都能说得条条是道,哪怕是谬误,也可以说得像真理那样让人心服口服,那些“左派”们都恨他的口才,嫉妒他的才能,但又抓不住他的尾巴。在十三陵劳动工地,那挑沙担土的人海战术中,别人挑两筐沙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而他挑4个筐,每一筐都在50斤以上。他人很瘦,但在“劳卫制”测验和马拉松长跑中,他常是第一名。

我和朱安群都称他“丁公”。这位丁公勤奋好学,在批判白专道路时,他发言最积极,把走白专道路说得一无是处,对又红又专说得津津有味。到晚自习时,别人都在写红和专的“交心材料”,他却偷偷在下边读书。为掩人耳目,他在书本表面盖着“交心材料”,当“领导”(那时我们设立了政治辅导员,相当于中学的班主任)走到他跟前,他把“交心材料”放在书本上面,表示他正在写向党交心的材料,而“领导”一走,他又故态复萌,把“交心材料”扔到一边,又全神贯注地去读他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了。我和朱安群都知道他玩的这个把戏。

这位朱安群师兄,他在班里也算得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代表人物了,他不如丁公那样会玩小把戏,他有时不会遮拦自己,在很多场合,他会做出一些与“又红又专”相悖的事情。

2195821,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剿灭麻雀的高潮。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主要是城市)都采取了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围歼麻雀的办法。北京市的指示是,从518日起,大战三天,男女老少,一齐上阵,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在这三天内,每天早晨六点前,参战人员必须进入阵地,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楼顶、墙头、树上,鞭炮齐鸣,竹竿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驱赶麻雀飞翔,直到飞得再飞不动,掉在地上累死为止。政府和民众还组织火枪队分布市郊防线,狙击围歼,并在一定显明的空场施放毒饵。中午傍晚进行掏窝搜索,不给麻雀以喘息的机会,使之累死、饿死、毒死、打死,以获全胜。据《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报道,北京市在一天的突击行动中,累死、毒死、打死的麻雀就有83200多只

我们中文系是负责海淀区紫竹院公园。每人手里拿一根竹竿、一个脸盆,竹竿上拴一个红色布条,麻雀飞过来,就敲脸盆,挥动竹竿来驱赶,被全城人驱赶的的麻雀直到飞不动、掉在地上为止。为了那小小麻雀,北京市几百万人坚守在消灭麻雀的岗位上。

这位朱安群师兄,他除了拿着脸盆、竹竿,手里还拿着一本唐诗在念:“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麻雀飞过来,他根本没看到,待到指挥部的人来检查,他晃着竹竿,敲着脸盆,“呜——呜——”喊着,不知道他是在轰麻雀,还是轰来检查的人。

当时大多数同学认为,反右运动既然已“胜利”结束,就应该转入课程的学习,打开教材,翻出笔记,发现很多知识浅尝辄止,似懂非懂,心里十分着急,希望今后能有较多时间补上政治运动给学习带来的影响。

而被打成右派的那些同学,大多数是学习水平比较高,独立思考能力强的一部分人。而那些“左派”们,他们整天想方设法去整别人,沉浸在运动之中,不把课业放在眼里。此时也许是学校发现不少学生一头钻进业务,忽视了政治,就及时发起了“红专大辩论”这一项防止“回潮”的运动。

红专辩论作为反右运动的继续,显然是把后者的副作用放大了。辩论的直接结果,是在同学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红”与“专”是对立的。“红”是党的要求,而“专”则必定是为个人名利,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通过这样的辩论和筛选,学生中左、中、右三部分人显现得更清楚了。

于是一些在政治上“靠得住”的“左派”就成了“红”的典型,而那些认真读书的人成了“走白专道路”的人。

我们班的一位赵姓师兄,就是这样“红”起来的。

向党交心的重点是交代本人和家庭的历史问题,以及本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当时虽然提出“自觉自愿,不追不逼”的说法,但实际上还是不断地启发、诱导,每个人都要向党“交出真心”。

有些人,就是因为向党交了真心,惹来杀身之祸。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讲。


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反完了右派,接着就是对右派进行处理,罪过轻的,留在学校监督改造,罪过严重的,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对那些始终不肯认错的“死硬分子”,戴上镣铐,押到监狱服刑。原来说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话也不再灵验了。

班上被划为右派的徐福绵、张士祥、张晓山等同学,从此去向不明,失去联系。他们是被谪贬,被劳改,还是去坐牢,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唯一能知道的就是他们搬着行李用品,离开了他们朝夕相处的同学,离开他们熟悉的宿舍楼。

处理完右派,就该处理像我们这样同右派有千丝万缕联系或思想上有共鸣的人了。

这时在天津老同学中,广传我在北京已经被划成右派。因为我在天津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曾发生过“毕业前的一场风波”那类事情。那时有这样的公式:反对领导,就等于反党,反党就自然是右派。

淑蕙给北京师大我的学兄张俊写信,问我是不是右派。张俊学兄回信说:“传业不是右派,”她才放了心。

班上开团支部会,帮助(而不是批判)我、崔维蓉和丁子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对我主要是批判我的“忘本”思想。

当时时兴对号入座,比如反右时,只要你对当时肃反有看法,有意见,就都归到攻击党的肃反政策一类里,把你作为攻击肃反的典型。

当时湖北省黄冈出了一个“忘本回头”的刘介梅,因此,在师大,我也就对号入座成了师大的“刘介梅”。

刘介梅出生在湖北巴河。土改时刘介梅冲锋陷阵,斗志最强,打垮地主,清算了剥削账,分了田,入了党,真是美好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强。谁想到刘介梅一心想发家致富,妻子仙梅更是贪心不足,家中的谷子堆满仓,她还是瞒着公公与曹老七买青苗,收利钱。政府颁布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群众争卖余粮。刘介梅的父亲刘老汉报了800斤,刘介梅与仙梅却认为报得太多,与父亲争吵起来。刘介梅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反对党的情绪也就更加严重。这时村里正在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仙梅却认为合作社不如单干好,竟与曹老七商量将申请藏了起来。刘介梅不但不进行了解,反过来却说组织合作社的条件不成熟,应该进行整顿。群众不同意刘介梅的看法,坚决把合作社社办起来。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很剧烈,区干部扩大会议上也在进行着大争大辩,刘介梅反党的情绪更加明显,他认为统购统销逼得人没有办法过,农民愈来愈穷困等,并说他自己这样做,是替群众说心里话。群众批判了刘介梅的错误思想,认为他翻了身忘了本,扛着白旗向资本主义投降,仙梅也在群众帮助下交待了放高利贷的事情。刘介梅的父亲刘朗成老汉挑着以前讨饭的破烂衣物,叫刘介梅想想以前,看看现在。晚间,刘介梅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自己替资本主义扛了大旗的错误,要求党给他处分。这时,区委的干部也对刘介梅进行了帮助,要他认清错误,挺起腰来,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乡亲们看到刘介梅回了头都感到高兴。

这就是当初报纸报道的刘介梅“忘本回头”的事。

对我批判得重点是“忘本”,说我忘记了旧社会的苦,没记住新社会的甜。并指出,这样走下去,就会越陷越深,滑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警告我:要迷途知返,像刘介梅那样忘本回头,并用当时惯用的一句话:“何去何从,由你选择”。

我自然不会选择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对粮食统购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我说农民生活苦,正是因为我没能忘记那些在统购统销之后饿肚皮的农民兄弟,虽然我进城读书以后,有吃有穿,但我还是随时关注着占人口80%的广大农民,而那些批判我的人,他们到过农村吗?他们知道农民是怎么生活的吗?忘本的不是我,而是他们!

我那敢“忘本”呢,直到现在我都没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冀东平原上的高粱米饭把我养大。我更不能忘的是老一辈革命者,为了人民的解放,浴血奋战, 直到献出生命。

刘介梅“忘本回头”,我自认为我没忘本,也就没有“回头”“不回头”的问题。批判我的人说,我是“忘本”而没能“回头”,所以,在团内我受到警告处分。

批判会是由班上一位赵姓师兄主持的,这位师兄近视镜片后的眼睛总是闪着咄咄逼人的光,他是靠“反右”起家染红的,他无论是在批判右派,还是批判我们这些和右派沾边的人,都是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对所谓的“敌对势力”怀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其实他本人并不是党员,他正在踩着别人肩膀向上攀登。毕业之后,他是否已经登上党员的高峰就不清楚了,因为他从不和老同学联系,他比我们大几岁,现在应该年逾八旬,大约还健在。

批判会后,一位团支部委员,把我叫到系总支办公室,让我去看我的处分决定,决定上大约写了如下几条(因为处分决定只准看,不准抄,所以以下几条只是回忆的一个大致意思):

1.同情右派分子,阶级界限不清;

2.提出农民生活苦,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抱抵触情绪;

3.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文艺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4.对《蓓蕾》月刊准备发表《苦药特辑》负有一定责任。

……

还有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然后,那位团支委让我在处分决定上签了字。我当时幼稚地想,签就签吧,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没想到的是,这份处分决定在此后给我带来了许多不堪设想的后果,在后边我还要详细讲。

在会上同时被批判的还有崔维蓉、丁子人。

对崔维蓉,主要是批判她们所谓“九姐妹”小集团。当时中文系、教育系有9位同学关系比较好,经常在一起议论点学校内外的事情,崔维蓉在“九姐妹”中年龄最小,被称为“老九”,“九姐妹”中像教育系杨明述等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崔维蓉也因此受到牵连。

崔维蓉当年是由北京师大附中考入师大的,她在班上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她活泼好动,热心公益,她曾担任过班主席,我们都叫她“小班长”。

在批判她的会上,一些团员作了发言,主要是说她交友不慎,和杨明述等一些右派分子混在一起,受她们的影响,就会如何如何陷入危险境地。这些批判发言,至今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一位师兄发言至今记忆犹新,这位师兄说:“你们不要看崔维蓉年龄小,她人小,却是蝎子尾巴,毒得很!”

崔维蓉毕业后被分配到清华附中教书,那时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管在德离婚,住在清华附中的单身宿舍里。清华附中离人民大学比较近,我和金锡谟经常去看她,她也常到我家来。那时我们同学聚会,聚会地点常常在我家,我曾多次和她谈,想让她和这位师兄见个面,化解积在心中的坚冰,但她坚决不肯,并发誓此生此世不再见面。但此后不久,她却英年早逝,溘然与世长辞了,丢下她尚未成年的女儿,带着刻骨铭心的遗憾走了。

给崔维蓉的处分是:团内严重警告。

对于小师妹的逝世,我们都很悲痛。小师妹的往事一幕幕在我脑子里闪现……

她,愿意和男同学接近,经常坐在校园里与男生谈心、聊天,对男生也从各方面关怀,很多男生以为她对自己有爱意,给她递条子,写情书,表达倾心,但她什么也没想,只报之一笑。

我们一位师兄李方平,毕业后分配到海军司令部工作,他常常去清华附中看小师妹。后来李方平转业回青岛,结婚成家。大概他对新婚夫人讲过小师妹如何如何对他好,一次小师妹出差到青岛,买了很多东西去看李方平,没想到方平的夫人醋意大发,又哭又闹,弄得小师妹下不来台。后来孟福谦到青岛出差办事,做了方平夫人很多工作,一再解释,方平夫人仍不能释怀。不久,在小师妹去世之前,方平夫人也去世了,恐怕与她心胸狭窄不无关系。

后来小师妹作为笑谈对我讲这件事。

那位教育系被划成右派的杨明述师妹,后来去了陕西,与一位美术编辑俞林结婚。1983年又和俞林一起调到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八十年代中,我去成都开会,一天,我正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室和总编辑廖德嘉、副社长王吉亭谈书稿,突然撞进一位中年女同志,大声冲我喊:“大哥!” 我愣住了:“你……”“我是杨明述呀!”“是你呀,明述。”30多年不见,她已经不是当年梳着两条辫子、活泼好动的杨明述,岁月沧桑,在她脸上刻上了纤细皱纹,但他还是像当年那样活泼开朗、快言快语。

她担任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低幼编室主任,也是成都市著名的幼儿早期教育专家。她在四川省低幼教育界名望极高,经常到处讲课、作报告,日程安排得很满。

这是我们30多年后重见,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八十年代末,他因患肠癌不治,与世长辞了。

对丁子人,没有作过多批判,虽然他思想上常表现出一种右,但他已经到了退团年龄,就以退团代替了对他的处分。

杨明述与崔维蓉的早逝,不能说与她们年轻时受到的摧残长期郁结在心的疙瘩无关。我为她们的亡灵祈祷:愿她们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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