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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19576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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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沈钧儒(中),章伯钧(左),罗隆基(右)

这时报纸电台转了方向,每天报导反右派斗争的消息。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大鸣大放初期,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原本并没有多少人对大鸣大放感兴趣,但在诸多方面的鼓动下,就加入了大鸣大放的队伍,而且提出了不少过于尖锐激烈的意见,点名批评共产党的某些错误。

为首的是两个大右派章伯钧和罗隆基,被毛泽东称作“章罗同盟”(后称作“章罗联盟”)。对于章伯钧,批判的是他的“政治设计院”的发言。罗隆基的代表言论是“平反委员会”。两个人都被划成全国头号大右派。

那是阴沉的七月天,多淫雨,少阳光。

在北京师大,往日喧闹的校园,一下变得冷清了,人无声,鸟无语,好像绿园的小鸟,也感到大难临头,不再叽叽喳喳地叫。

一些在“鸣放”初期叽叽喳喳叫的同学,此时望着阴沉的天空,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感到大难临头:那些被认为是“中间分子”的,也在选择何去何从的方向:而那些“左爷”们,磨刀霍霍,天天关起门来开着“临战”前的秘密会议。

我几乎每天都和洪镇涛、张俊在一起,议论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我们十分不理解,准确地说是十分抵触。为什么相处和谐的同学和老师,一夜之间却成了阶级敌人。

同学之间互相说话少了,有些熟悉的人见面也不敢说话了。一次早饭,我在大饭厅见到即将毕业离校的四年级同学魏锡林,他眼睛一直盯着我,却不说话,只是把右臂抬起来向我晃动,看我不解,他才凑到我耳根下悄声说:“我右了!”

魏锡林也是《蓓蕾》月刊编委,我们曾经在一起策划、研究《蓓蕾》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从读初中时开始写作,1952年他写了一个“三反”“五反”的剧本,在《天津日报》上发表。当时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了他的剧本,当剧本在南市人民剧场演出时,他跑去看,因为他没钱买票,把门的人不让他进,他说他是这个剧本的作者,把门的人不相信,找来了剧务,确认后才让他进去看剧,那时他还戴着红领巾。

从初中到大学,魏锡林一直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作品,到大学四年级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

那时他临近毕业分配,因为他除了写些小说,他“右派言论”和“罪行”不多,就没有像其他右派那样送去劳改,被分配到天津市一所普通中学。

因为他和我高中同学焦琤同在天津市谦德庄中学,我才知道他在这个中学总务处工作,管卖饭票,但经常把饭票卖错,而招致领导的批评。

后来,他又曾把他落难后发表的一些作品寄给我。但是,因为我忙于杂务,竟没有给他写一封回信。听说,他早已经离开人世,应该是带着这个世界给他的不公平和遗憾离去的。

随着时间推移,反右斗争逐渐进入高潮,党员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但那开会的内容却是一点风都透不出来。原来几乎每天和我们在一起议论反右大事的一些同学,也不太跟我们讲话了,有时好像还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我们。

“擒贼先擒王”,中文系最先被划成右派的自然是率先“出洞”的穆木天,小会的批判,大会的斗争,轮番轰炸。昨天还诚恳地说“穆木天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欢迎继续鸣放帮助党整风”的何副校长,也一改常态,指挥着千军万马,进行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在过去揭发何锡麟的大字报区,一夜之间贴满了声讨穆木天的大字报。什么“猫头鹰”(穆先生高度近视),什么“转向诗人”,什么“夫唱妇随”(“妇”指穆先生夫人彭慧教授)。……那些大字报充塞着谩骂与污辱。

一次最大的由党校党委组织的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斗争会,是批判中文系系主任黄药眠教授的大会。那是一个炎热的七月天,大会在大饭厅(兼礼堂)举行,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探照灯火烧火燎的热光,把台上正作自我检查的黄药眠先生照得满头流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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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黄药眠先生52

对黄药眠先生的批判,主要是批判由他起草的《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那时黄先生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这个“建议”是他为民盟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还没来得及通过,反右斗争就开始了。因为毛主席在此前曾说过:“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黄先生就是根据这样精神起草了《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没想到这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批判他的人说他的“教授治校”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向共产党夺权,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

另外的一大罪状是黄先生在一次民主党派参加的整风座谈会上,批评某些党员“在其位不能谋其政”,某些党员提拔任用干部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

黄先生还说过:“听说我的档案有一尺多厚,装了些什么也不让我知道,我要在人代会(黄先生那时是全国人大代表)上去控诉”。

这些话就都成了黄先生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状。批判会一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那是我入学后第一次看到系主任黄药眠。他头发已经全白,脸上布满皱纹。我在入师大前曾读过他写的《论约瑟夫的外套》,知道他是国内起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一人,并且知道他是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这样一个人,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阶级敌人呢?

黄先生批判胡风的事,自然在会上无人再提。

于是校园里贴满批判黄药眠的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至今我还记得:“还要眠(黄先生名字的谐音)是你清醒的时候了!”这种近于人格侮辱的大字报,出自谁人之手已经不得而知。

19915月,作家秦牧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奸臣的“定场诗”》一文,写到:“在所谓‘反右’运动期间,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要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阵呢?有一次我曾问过黄药眠这是什么道理,黄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为了封住黄药眠口,免得露馅,他就亲自出马,使出浑身解数……”

原来如此,他们是借“反右”来公报私仇,诛杀异己!

中文系还有一个特殊“右派”是启功。启先生是个既未鸣、又未放,对共产党整风运动没说过一句话的“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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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启功先生53

原来启功先对痴爱绘画,因为“画院”的叶公绰先生被划为“右派”牵连到他。后来启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启功自述--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此后,我们在大跃进中深翻土地、大炼钢铁时,启先生的工作是管理劳动工具。那时劳动工具有锹、镐、筐等,都放在文史楼地下室里,他负责这些劳动工具的出借、收回。我们借这些工具时要写借条,还回时再把借条收回。

我们班有位L同学,过去他很崇拜像启功先生这样的学术权威,也曾找些借口和理由去向这些学术权威请教,真有点程门立雪的劲头。但现在却不同了,他常瞪着牛眼喊:“启功,去拿工具,快点。”

启先生是系里唯一的没摘掉“右派帽子”就给我们上课的一位副教授(他本来已经被评为教授,成“右派”后降级使用,仍为副教授)。

本来幽默风趣横生的他,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上课时低着头,不看同学,也不板书,只拿着讲稿,一字一句地念着讲稿上的话,唯恐念错一个字!

启功先生被划作右派是在“反右”后期,在反右之初,他还上台发言批判“苦药社”,批判稿登载在《师大教学》上(见附录2)。

反右派斗争,采取的是群众斗群众的办法。群众斗群众是历史的悲哀,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常态。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就是群众斗群众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明很多群众其实都被某些错误思潮给欺骗、利用了。历史的悲哀在于总是有一些群众要被欺骗、利用。

就说此后被称作国学大师的、当初的副教授启功先生吧,他不也是被欺骗被利用的吗?当他上台振振有词地批判《苦药特辑》、装出一副“革命相”不久,他在劫难逃,也被划成右派!这不能不说是一幕滑稽剧。

八十年代,我热衷中国古代女性诗词,完成了《古代闺媛诗词选》一稿,夏承焘先生为书写了序言,启功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成都出版社对书稿完成终审终校之后,正在付梓之际,成都出版社因为涉嫌卖书号被出版署判了死刑砍杀了。书稿和启先生题写的书名一直存放在我的书箧中。

中文系是这次“反右”运动中的重灾区。

全系18名教授,其中8人被划成右派,占近二分之一。除以上说的3位之外,还有钟敬文。彭慧、李长之、陈秋帆、俞敏5人。

据说俞敏被划成右派,是因为他好开玩笑,讲话随便,有时还讽刺挖苦领导。在那个多言多失的年代,乖巧的人的信条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中文系共有学生250人,有近50人被划成“右派”,占五分之一。

学生中的小右派一般放在班级进行揭发、批判、斗争。在全校进行批判的都是大右派。

俄语系的谢昕是唯一的一个在全校进行批判的学生右派。她的前夫据说是国民党特务,谢昕与前夫离婚后考入师大俄语系,肃反中受前夫牵连,被逼供审问批斗,平反后恢复名誉。这次整风开始,她找到全国人大代表黄绍竑(也被划作右派,后自杀)申诉委屈,黄绍竑表示要过问此事。反右开始,学校就把她作为学生中攻击肃反运动的典型,划为极右分子。

批判大会在大饭厅举行,会场气氛极为严肃,有人带头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右派分子谢昕!”谢昕被揪上台后,她扬着头,直直地站着,不亢不卑。主持会的人高喊:“右派分子谢昕低头!”谢昕仍原地直立,这时过去两个人,拧住她的胳膊,把她头硬摁下去,但一松手,她的头又抬起来了。

批判会结束的当晚,她就被公安部门逮捕了。此后,她在监狱中关押多久,什么时候出狱,出狱后去了哪里,至今是死是活,不为人所知。

另一次是批判生物系武兆发教授的大会。

武兆发是生物系主任,一级教授,曾留学美国,是国内外著名的生物学切片专家。他的切片远销欧美各国。解放初期,他回国被聘为师大生物系教授,因有海外关系,肃反中被批被斗。在整风运动初期,他就肃反运动中自己的遭遇提出意见和看法。

于是武兆发就以攻击肃反运动的典型代表人物被划为右派。

批判武兆发的大会是在定阜大街的师大北校进行的,我们中文系同学没去参加。据后来说,在会上一些人大揭武兆发私生活的一些问题,还找了一个村妇模样的所谓助教,上台揭发武兆发怎么强奸了她,于是会上有人喊出“打倒大流氓、大坏蛋、大特务武兆发”的口号。士可杀不可辱,会后武兆发用他的生物解剖刀割腕自杀了。

这样一位声望极高、威信极大、在国内外有显著影响的生物界名流就这样死于非命。

武兆发是北师大“反右”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授,他死后还继续被批判,说他是没有任何学问的大流氓、大坏蛋、大特务,抗拒改造,顽抗到底,自绝人民,死有余辜……这与封建时代的“鞭尸”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全校范围受到批判的还有俄语系主任胡明、政治系教授何廷杰、教育系教授朱启贤等。   

那天,我参加了在合班教室举行的批判朱启贤的大会,会上抓住朱启贤的一句话,批来批去。朱启贤说过的一句话是“马、恩、列、斯、毛,老子天下第六”。这句话可能是出自朱启贤之口,如果这句话是朱启贤的真意表述,只能说他狂妄,怎么能与右派连在一起呢?如果是一句吹牛皮的玩笑话,那开玩笑也是罪吗?

在师大,我们度过那阴沉多雨的七月天!

以上所写,只是师大反右运动的一个侧面,而且是仅仅就我所知的一个侧面。据有关专家考证: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下,全国县级以上城市,被打成的右派的是55万,加上县以下的农村右派及内控右派,不戴帽右派,总数有300多万人,另有100多万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也在反右运动中制造出来,总共不少于500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宠大的数字啊!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教训是沉痛的,它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尤其这次运动发生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它给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造成的的创伤是难于平复的,这次运动的打击面之广、涉及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之最。目前对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原始档案还没有解密,对于反右运动的研究犹多阙如。究竟这次运动有多少人受到伤害,多少人死于非命,多少人被关入大牢,多少人受到株连……这些还有待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原始档案解密之后,才能让人有一个清楚了解。

近闻, 1957年反右派运动档案已经解密。

1957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50万,而是317万人,还有143万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暴露了毛泽东1957年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50万,而是3178470人,是506倍以上。另外还有1437562被划为“中右”……

全国共划右派317万多人,有500多万人受迫害。实际上是制造了400多万人的冤假错案。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板!”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让我们千秋万代永远记住在人类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吧!

【附录】(一)1957年反右派运动档案解密,解密内容如下:

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19561110日至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4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19572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19574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411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4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5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52日至5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2345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30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513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5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17级以上干部参阅。17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4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19576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1957717日至21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1957530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19576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300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19585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附录】(二)启功先生在反右批判会上的发言

批判《苦药特辑》

--启功副教授在批判“苦药社”大会上的发言

主席,诸位同志,诸位同学:

《苦药特辑》--《新今古奇观》、《奇冤记》等,是一种极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它的反动本质,已经从各个方面受到许多同志的分析、揭发、反驳和批判,我就不多重复。此外它还有一副蒙人的外衣,即是好像它的“文笔还相当不错”,“够古典文学味儿”。因此甚至有的右派分子便以为这即是可以留当助教的条件和资本。还因有人说了句:“看不懂”,它们自以为又助长了身价,深奥莫测,便算高明。我们不妨先从艺术形式、写作技巧这方面来看看这些文章到底怎么样?后面再谈它内容的反动。

三言二拍的形式,在明末清初封建的正统文学当统治地位时,这种市民文学自有它的进步性,但到五四以后,为新的生活内容服务的新的文学形式产生,那些旧形式只成为历史遗产。当然我们是重视遗产的,我们对待遗产是批判的接受它的精华,去掉它们的糟粕,是恰当的借鉴,不是仅仅从形式上模拟就够了的。仅仅模拟形式,是一种落后办法。假如模拟好了,也不过是“假古董”,模拟不好,便是“东施效颦”,越发增加丑恶。我们初次接触这些作品,它的形式首先给我们一种没落感。章回体何尝不可用,现代也有不少反映新社会的章回小说,但《苦药特辑》这种用法,尤其用以宣传反动内容,除了使人愤慨之外,还觉得无聊、拙劣、庸俗、可厌……

有人看不懂就算好文章吗?新文学运动就是向着这种开倒车文学来革命。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文艺创作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安心不叫人看懂。所以庸俗的文学作品,正式革命的对象,有什么价值!何况他们的使人看不懂,并非合乎古汉语语法的古奥,而等多的是不通,才使人看不懂。随便一翻,一些生硬、幼稚、拙劣、不合语法、不合程式的现象可见。

下面随手举一些从字到词到句不通的例子来看:

第十回“徇私就妙龄”,“就”字怎讲,牵就呢,往就呢,就是呢?二辑序“夸张薰染”,我只知道有“渲”染,没听说过“薰”染(这里不是当习染用的),又“正之于事实”,全句不是讲纠正、举证,原来是证明之“证”,第二十一回“闻者哑言”,既哑又怎么能“言”?原来是哑“然”的错误。还有像一辑序“源源而来,层层迭出”,我们只知道“曾见迭出”这个成语,他们为了硬凑对子,不惜乱加删改。

又如第六回“似生活在地雷之域,栗栗而自颤。”地雷如何成域,栗栗已经是“颤”。又如第十九回“后查明此事,乃知是同学某君,梦中闹鬼从四楼竟奔野外事。”“闹鬼”有两个涵义,一是舞弊,一是迷信的以为鬼来胡闹。“梦中闹鬼”是梦中见鬼呢,还是梦中淘气呢?第十七回“有一迷途家犬”,接着说“常随康先生后头”,“后头”和“家犬”真是“文”“白”不称。本回末诗曰“犬命呜呼成礼物,敬献座主得孝贤。世间衙门官无狗,无主奇冤向谁申。”仅仅四句,上言不搭下语。不是科举师生,哪里来的什么“座主”又怎么叫“得孝贤”呢?第三句更不知所云,四句联起,又谁会“串讲”呢?

还有语义模糊像第十二回“一群众逼作地主”是这一群众被逼呢,还是他逼了上文所说的“党书记”呢?第十五回“为祸为殃”是指“作威作福”呢,还是指“受祸遭殃”呢?太多了,多举徒占篇幅。虽然,末了还要举一个。第二十六回“兴有幸”,猜不出是什么话,我至今还在“不懂”之列。

至于回目、诗词的平仄不调,对偶错误,体裁乖谬,更是不一而足。只看《奇冤记》的开场西江月词,即可见根本不合词律,其他随处可以遇到使人读着别扭难过的不通词句。

如果不是这样内容,即仅仅以形式、技巧论,叫我判分数,我也没法给他及格,再加上如此的反动内容,便要给负分数,向他们讨债。

帮助党整风,原是极其庄严郑重的事情,即普通的提意见,实事求是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比如那只狗,如说是本文作者所打的, 一定不承认,以为诬赖他,不实在。但是他们怎么便可以扑风捉影,随便捏造种种事情呢?更有 许多人物心里的思想活动,像第六回“心中嘀咕道,第十七回”因自思曰“,作者又是从何处得知呢?他们在二辑序里说:“首先以事实之精神为依据而撷摘事物之一面,选撮事物之数端,稍事夸张,略加衬托。”且看“一面、数端,夸张、衬托,”这种片面造谣的本意,已经自己明白供出。再看一辑发刊词说:“特别是要打还无风无雨的地方去”,这实际应该说是要到有风无雨的地方去,好临风放火。

文学艺术有其特殊性质和用途,也不是凡属文学作品处处都可以用夸大,都可以用虚构。《西游》《封神》可以用虚构,讲史小说便不容完全虚构。《三国演义》如借东风等事可以渲染,而大关节目便不容完全颠倒。比如不能写孙权统一天下,曹操被处死刑。何况一般文件,有的绝对不容夸大,如会计账目,工作报告、XXXX(?),考试卷子,……这是人所共知的,难道严肃的提意见的事,就能采取这种特殊的虚构手法吗?

《苦药特辑》是以文学的特殊形式为掩护,对党进行诬蔑和进攻,如果有人责问他们的事实根据,他们便可以推移是文学虚构,如果没人责问,便可以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手段是极毒辣狡猾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的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但二者又是不可分割。如果说脱离政治,立场反动,则艺术性越高毒素也就愈大。《苦药特辑》的艺术性本不高,但他以古典文学外衣出现,炫惑读者,使稍微好奇的人,不免要拿起看看,他们散毒的企图,便因而得逞。唐人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仅仅艺成,尚算下品,何况《苦药特辑》的“艺”还并不够“成”,再加上内容的“恶德”,真成下品之下了。

我很痛心,他们这班的古典文学课我曾教过一部分,我通过教学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进行的不够,我自己应该引疚检讨的,但我也没有叫他们学来作这项用途,无聊地模拟古典形式,借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我现在正告右派分子们:你们应该及早改邪归正,接受党的挽救,老实交代,深刻检讨,争取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XX,后悔莫及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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