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作者：王传业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
师大校刊的名字叫《师大教学》，是一张对开的8版小报。入学后，我常给校刊写稿子，负责校刊编辑的刘福惠老师，对我的稿子，一般都安排发表。
师大有一个文学社，参加文学社的都是爱好文学的同学，全校各系有几十人。文学社的主持人和组织者是高我两个年级的方卓才。方卓才是一位复员军人，在部队时就从事文化工作。他人很能干，也有一定写作功底。
大概因为我常常给《师大教学》写稿，方卓才找到我，希望我在文学社帮助他做些事情，我答应了。
1956年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年，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最活跃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高校教师、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大约是在1956年10月末或是11月初，方卓才和我谈，想创办一个文学期刊，发表同学们自己的作品。因为我也酷爱写作，所以对办刊物也有浓厚兴趣，两个人的想法一拍即合。
这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创办了《红楼》文学月刊，搞得红红火火，这对我们办刊也是一个鼓舞。
首先，方卓才把办刊的想法向文学社的同学谈了，大家都同意方卓才办刊的设想，大家都觉得应该办一个期刊，发表同学自己的作品。于是，由文学社社长方卓才牵头，筹备办期刊的事。
我们把办期刊的想法向时任校团委书记的张洪彬作了汇报，洪彬同志平易近人，他也喜欢文学，曾写过不少诗歌。他很支持我们的想法，他当即向学校打报告，申请经费。
在办刊报告被学校批准之后，洪彬在东斋南楼（学校行政办公楼）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还为刊物写了一首新诗（这首诗就发表在创刊号上）。
我们组织了编委会。编委会主编是方卓才，我和高我一个年级的刘唯力担任副主编。参加刊物编辑工作的记得有张士祥、魏锡林、吴淮生、许可、尹世明、柴秉山、易固基、刘灵光等人。我们还聘请了当时来学校进修的内蒙古师院讲师宋萧平（得奖小说《海滨的孩子》《三月雪》的作者）担任顾问。
我们向全校同学征集刊名，在征集到的100多刊名中，经过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蓓蕾”二字作为刊名。
于是大家就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出版的准备工作中：征稿、审稿、编排、设计封面、跑印厂、作校对，这一系列工作就落在我们头上了。按照分工，我负责出版印刷的工作。每一期刊物都有一个责任编辑，大家轮流坐庄。我记得第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方卓才。
那时中文系在北太平庄师大新校，而印刷厂在定阜大街师大北校。几乎每天课余时间，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到印刷厂送稿、取稿、看清洋。
我们请郭沫若为期刊题写了《蓓蕾》的刊名。除了题写刊名，郭老还为期刊写了贺诗，陈垣校长也题了辞。
为期刊写来贺辞的还有谢觉哉老人和我们的老校长陈垣先生。
应我们之约，为刊物写稿的还有黄药眠主任和李长之先生。
在几个月的忙碌中，期刊终于在1957年1月出版了。首次印刷2000本。因为学校给的经费有限，期刊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没有工资报酬，但是作者稿费是必须支付的，于是我们就分头到校园去叫卖期刊。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那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知识分子的春天”，尤其是听了毛主席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的传达报告之后（由北京师大副校长何锡林向全校师生传达），知识分子思想变得空前活跃。我们的月刊就是这样的氛围下，坚持出了5期。
当年5月，我回原籍探视病重的母亲。几天之后，我回到学校，校园里却发生了异样变化，那琳琅满目的大字报贴满校园的各个角落。那大字报内容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为农民叫苦的，有为肃反喊冤叫屈的，有为胡风案件鸣不平的，也有揭发学校领导一些问题的…… 其中有中文系“苦药社”编写的《新今古奇观》吸引了很多同学去读。
《新今古奇观》可读性强，它采用半文半白的章回体来写，一事一文，短小精悍，所写事情有名有姓，可读可信。文章又都突出一个“奇”字，记得有一篇题目是《李壮士打狗孝主》的文章，写的是学校的总务长，湖南人，特别喜欢吃狗肉，“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食堂的李姓管理员，是一位彪形大汉，为讨好上司，就拿火枪将邻居农家的狗打死，让厨师炖了，请这位总务长享口福。
这位总务长印象里好像姓孙，那时我们经常看到他夹着大皮包腆着大肚子出入办公室。因为人物、事件写的真实可信，所以至今对这篇短文还印象极深。
《新今古奇观》大字报前经常围满了人，我差不多每天都去看。
《蓓蕾》月刊正筹办编辑第6期，经过研究，我们准备为《新今古奇观》发一个专号（还有别的一些“鸣放”的文章，题目我已经记不清了）。所以每天都组织编辑部的人去抄写，抄一点就往印刷厂送一点去排版。那时印刷是铅排，印刷工人要手拿稿子去字架上一个字一个字捡拼，速度很慢。
第6期责任编辑是我，所以我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定阜大街的北校印刷厂送稿子、拿清样。
突然平地一声“炸雷”，使我们发热的头脑冷了下来……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展开前的第一颗信号弹！
看到这颗信号弹，我们不敢再动了，赶紧通知印刷厂让排字工人赶紧拆版。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颗信号弹发射得太及时了。如果再晚一点，这期载有《新今古奇观》（还有其他一些文章）的刊物印出来，不知将会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沉入无底深渊！
“蓓蕾”，没有变成花，也没有变成果，更没有变成“和平大厦的栋梁”。他刚刚出生5个月，在反右运动风暴来到之前，就在襁褓中夭折了！
因为这件事的牵连，主编方卓才被开除团籍，而我受到团内警告处分。大概是因为我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当时决定我们命运的党支部，只是以“忘本回头”对我进行了“帮助”，没有给我更重的处分。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警告”处分，使我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上入了另册，此后又享受了不少“另册”的待遇……。
最近，从学长谷兴云处得到当年启功批判《苦药特辑》的文字，披露于下：
群众斗群众是历史的悲哀，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常态。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就是群众斗群众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明很多群众其实都被某些错误思潮给欺骗、利用了。历史的悲哀在于总是有一些群众要被欺骗、利用。
就说此后被称作国学大师的、当初的副教授启功先生吧，他不也是被欺骗被利用的吗？当他上台振振有词地批判《苦药特辑》、装出一副“革命相”不久，他在劫难逃，也被划成右派！
记得那时一个暑假的晚上，方卓才即将毕业离校。我们坐在操场的一个裁判架上，作最后告别。他告诉我，因为《蓓蕾》月刊的事和他对一些被划为右派的人的同情，组织上认为他立场不稳，给他开除团籍处分。因为受了处分，他的女朋友学前教育专业的易女士和他断绝了恋爱关系。这个在解放军部队里摸爬滚打多年的硬汉，在受组织处分、失恋的双重折磨下，他流泪了。
这个晚上，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不久，他黯然地离开了生活4年的师大校园，我们就再没见过面，失去联系了，也不知道他离开师大以后的去向。
至今他应该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前些时，我在北师大校友网发现了他写给母校校友办公室的一封信，抄录如下：
久未通讯，念念！
寄奉诗选一册，盼斧正！
我已近八旬，身体尚可。下周将赴港澳游，学校同行退休人员近三十人，也是平生幸事！
我在儿女家住了两年，三层楼别墅，初则新鲜，日久发厌，每日走上走下，甚是麻烦劳累。故于去年八月，仍住回二中，倍感舒适！如有机会，请来玩玩。
这封信，应该是写在他80岁之前。 2011年春节过后，我给方卓才所在的富阳二中打电话，询问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在一位负责退休教师工作包老师帮助下，我终于和方卓才通了电话。
他告诉我他已经84岁高龄，有3个女儿，一个儿子，他的老伴长我2岁。前年他得了脑血栓，已经失去对往日生活的记忆……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我想起了杜甫的两句诗。
卓才兄，至今你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你可能已经离开人世，愿我们在天国相见。
（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师大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没到周末都在大饭厅举办舞会，明亮的灯光下，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伴奏得到是校乐队的同学。在参加舞会的有教职工，多数是学生－－主要是高年级学生－－我们低年级学生多数是观众。
当初对于舞会我既不会跳也没有兴趣，所以很少去看。但是有一些活动却让我终身难忘。
1956年9月 日，我们去西郊机场迎接来中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那天，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总统从我们队伍前边走过，他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高大、魁伟，头发有些花白，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我们举着花束，高呼“加诺兄，你好！”（据说苏加诺总统喜欢这样的称呼）眼睛却紧紧盯着毛泽东。此后我们在师大读书的4年中，每到“五一”“十一”参加游行，都可以看到站在天安门城楼向我们招手的毛泽东。但是这一次，却是在最近的距离看到这位时代伟人！事后，我把我的见闻写信给我在天津的朋友们。
1956年10月19，日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逝世20周年，学校团委和文学社组织了两个活动：
活动之一是组织文学社同学去阜城门内参观鲁迅故居。那时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鲁迅故居刚刚修缮完工对外开放。回校后，我写了《鲁迅故居参观记》一文在《师大教学》上发表。
活动之二是，10月28日晚上，组织了一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报告会。这次会，请到了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和鲁迅友人、日本浪人内山完造。
记得那天的会很隆重，参加会的师生挤满了整个大礼堂。
会议开始先是陈垣校长讲话。他说，许广平先生使我们的校友，她在百忙中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此后被毛泽东主席称作国宝的陈垣校长，知道他是我国史学界的泰斗。他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
在陈垣校长讲话之后，是内山完造作报告。
内山先生虽然是日本浪人，但他汉语讲得非常流畅。内山是中国人民的友好朋友。他谈吐幽默，风趣横生。
内山是鲁迅先生的挚友，他从1916年～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是一个“中国通”。他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叫邬其山。他因开设“内山书店”而与鲁迅、郭沫若结识。他曾掩护被国民党政府追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鲁迅避难。郭沫若遇到危险时，也曾多次得到内山完造的掩护和帮助。陶行知在1930年4月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从南京抵达上海，即去内山书店避居40天，后由内山先生亲自送上日本轮船，去日本避难。
图：鲁迅和内山完造46
内山先生喜欢中国文化，也利用开书店进行中日文化交流。他非常尊敬鲁迅，推崇鲁迅，并向日本人民介绍鲁迅。据内山先生讲，1932年11月9日夜里，鲁迅先生收到北京拍来的电报，电报里说他母亲病重，鲁迅在准备到北京探视母亲之前，来到内山书店辞行，并且把上海的事托付给他，可见他们之间友谊非同寻常。为了答谢内山，鲁迅先生还曾多次送他衣料、水果等给内山。
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的场所，也是鲁迅著作的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是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先生的信件，都是由内山书店转交。
鲁迅与内山书店关系非常密切。从1927年10月他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他逝世止，鲁迅去内山书店500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
内山先生主要讲了他亲历的鲁迅先生两件事。一次，他和鲁迅先生正正书店闲谈，一个电车售票员进店买书，他拿起苏联小说《铁流》在翻看，看样子很想买。鲁迅先生走过去对他说：“你在读这本书之前，最好先读一下《毁灭》”于是青年准备买《毁灭》，但是他在犹豫，因为他只有买一本书的钱，鲁迅先生看出了这一点，就拿了一本《铁流》对他说：“这本书也拿去读吧”青年人感激地说了声谢谢，高兴地走了。
还有一次，一个年轻妇女到内山书店，来见鲁迅先生，，要谈一件要紧的事，她说她 的丈夫是鲁迅先生的学生，被上海警察署的人抓走了，说只要交300元就可以放人。她变卖了全部家当，只凑足200元，还差100元，想求鲁迅先生帮助。鲁迅先生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拿出100元给了那位妇女。
妇女走后，内山对鲁迅先生说，这个妇女受骗了，警察署拿了钱是不会放人的，鲁迅先生说，我也知道她受骗了。内山问，那你为什么还要给她钱呢？鲁迅先生说：“如果我对她说，你丈夫是不会被放出来的，她 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的，反而认为我不愿意帮她，认为我找理由来推诿，，现在我身上有钱，所以就给她了。”内山先生说，，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他人的关怀好诚恳助人。
接着是许广平老人作报告。
图：许广平47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许广平，老人家身体微胖，但精神矍烁。通过老人家讲述，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作为中国文化运动的主将，留下了大量的遗物、书信和手稿，她全部捐献给国家，她还将鲁迅先生数目不小的稿费，以各种名义捐赠各级组织，就连鲁迅先生生前亲笔抄录的《两地书》字幅，也都捐了出去。解放后，各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鲁迅著作，这部分稿费，她也坚辞不收，有关部门只好按周恩来总理指示，以许广平名义存入银行，我们对她那种崇高的可贵品质十分崇敬。
老人家说，鲁迅是伟大的，他生前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鲁迅属于人民，应该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人民。
许广平老人说，当时有人准备给鲁迅先生申请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说，如果奖金下来，一辈子生活就不用发愁，被鲁迅先生严词拒绝了。鲁迅先生说：“这种奖拿不得，如果拿了这种钱，我恐怕将来文章也懒得写了。”
许广平说，鲁迅先生对青年关怀备至。在北平时，鲁迅每天要到教育部去上班，下班有时还有去学校讲课，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这时家里等着一大群青年，有来讨论创作的，有来请教知识的，不论认识不认识，鲁迅先生一律接待，并向他们提供帮助。等到这些青年走后，鲁迅才开始写作，一直到凌晨两点多钟，中间几乎没有休息。他用调换工作的方式作为休息：晚饭前就一堆堆地复信，饭后躺在床上翻阅各种报刊杂志。如果再有时间就包书皮。
记得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还有印度作家加麦尔先生。他的讲话是由一个男译员翻译的。麦加尔先生说：“在印度，把中国人称作‘米茶’，‘米茶’在印度语中是‘糖’，就是说，中国人说话像糖一样甜，尤其从女孩子嘴里说出来，就更是甜蜜。”
麦加尔先生说：“鲁迅是中国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有这样的作家，你们感到骄傲，我们印度人同样感到骄傲。因为伟大的作家，从来就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而是属于全人类。”
在这次纪念鲁迅活动之后，方卓才和我说，想搞一次现代诗歌讲座，研究结果是准备请著名诗人贺敬之主讲。那时贺敬之刚完成他献给“八大”的长诗《放声歌唱》。我与贺敬之通了电话，邀请他来学校讲诗，他痛快地答应了。
那天贺敬之来学校讲诗，是我到崇文门外沙土山3号他的寓所接他的。
贺敬之在讲课之前告诉我，他和我们黄主任（指当时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先生）关系很好，前不久他们还曾一同出国访问，让见到黄主任时代他问好。
其实诗人那里知道，我们从入学到现在，还没有和系主任黄药眠先生见过面。
诗人结合他亲身经历，给我们讲了诗歌创作的一些问题。他说：
“我在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系主任是何其芳，文学系的主要任务不是只学写诗歌。一个偶然机会，在皖南事变后，我写了一首政治抒情诗，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后来这首诗被作曲家谱成曲子，在延安传唱，由此引起了我写诗的极大兴趣。”
诗人还谈到，诗歌创作要遵循5个字，那就是：真、深、新、亲、心。“真”就是真实，虚假的不行；“深”就是要深刻，文字可以浅显，但内容要深刻；“新”就是要新鲜，艺术贵在创造，不能总是老一套；“亲”就是要亲切，具体讲就是民族化、群众化，让群众喜闻乐见；“心”就是要抒心中之情，发内心之声。
诗人娓娓动人的讲述，如话家常。
会上，文学社的一位同学朗诵了诗人新作《放声歌唱》中的一个章节：
……春风，
秋雨。
晨雾，
夕阳。
五月——
麦浪。
八月——
海浪
桃花——
南方
雪花——
北方。……
诗人那极其简洁、精炼、跳跃着的诗句，春秋、晨夕、桃花、雪花那极大的时空跨越，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似乎把我们从冰封雪冻的漠北，带到鲜花盛开的江南。把我们融入一个五彩斑斓、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境界里。
诗人还讲到，在当年春天，他参加了西北五省青年造林大会，写了《回延安》这首诗，还给我们做了即兴朗诵。
此后，《回延安》一直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每当我给学生讲这首诗的时候，就想起诗人抑扬顿挫的朗诵来。
师大文学社一直持续活动到1957年“反右”之前，就自动消亡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