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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20）浪迹天津卫
1952年初，父亲奉调河北省邯郸市磁山铁矿工作。
当时我正在乐亭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父亲调动工作，就牵扯到我家搬迁和我的转学问题。当时家里除了母亲，我还有两个弟弟，大弟传第13岁，小弟传玉4岁。
当时师范生转学，只能转入对口的师范学校。但受乡间“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的影响，我不太愿意做教师，是属于师范生里那种专业思想不甚巩固的那一类，所以我就没转入对口的武安师范学校。
我到了天津，去投奔在天津工作的五叔。
天津市是中国大陆三大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经历600年的沧桑变化，特别是近百年来，造就了天津的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都市风貌，“近代百年看天津”成为世人共识。
我为自己能有机会来到这样一个繁华如梦的东方国际大都会，感到无比荣幸，无比自豪。
我的五叔叫王廷荣，是父辈行辈中最小的一个。五叔小时候跌跤，留下终身不愈的残疾，受伤的腿比好腿短2寸，所以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生活还能自理。他幼年刻苦自励，在本县读完初中，做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他是在天津解放时进城干部，在天津市政治学校（后改为天津市委党校）工作，是行政12级干部。当时行政12级属于高干。
在战争年代里，五叔的腿疾一直得不到治疗。进城后，医疗条件好了，五叔想治好行动不方便的腿，于是住进天津市人民医院，一位方姓骨科专家为他做了矫正手术。手术的结果，不但没有治好他的腿，反倒比以前更坏，要驾着双拐才能走路，生活也变得不能自理了。
五婶也是个老干部，她十二、三岁就参加了革命。起初为一个县委书记当保育员，在他家照顾小孩。那时五叔担任县委会秘书工作，按当时规定，在县委工作的人必须是党员，所以五婶在没到入党年龄就破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叔当时享受供给制待遇，他吃小灶。吃小灶的都是12级以上的“高干”，他们有一个专用的小食堂，开饭时就都去小食堂就餐。当时在政治学校够级别吃小灶的干部不足10人，菜都是现炒。五叔因为行动不方便，每顿饭就由我到小灶饭堂去打。
小灶食堂的厨师工作十分耐心，每次我去打饭，他都要按小灶的标准把菜一样一样的炒一遍，然后又一样一样装进一个特制的能保温的两层提笼里。
每天为五叔打三餐饭是我的主要任务，另一个任务是为婶母买菜接送孩子。每星期一我要把五叔的长子树青（即我的堂弟王战生）送到重庆道（后搬唐家口）幼儿园，星期六再把他接回来。我这个堂弟从小不坐汽车，怕闻到汽油味，那时没有出租车，所以我每次去接他都要雇三轮车。
五婶文化程度很低，进城后五叔一直想提高五婶文化水平，曾多次送她去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文化，但多次学习，多次失败，她文化水平并没有一点提高，写字总是歪歪扭扭的错别字连篇。
五叔是一个十分正统的共产党员，他经常给我描绘他想象中的共产主义远景，他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也不是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而是将来他能有一间很大很大的四白落地的书房，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这就是他想象中的共产主义远景。
从他给他的几个孩子取名，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人。
长子王战生，是战争年代生人；次子王镇生，是镇压反革命指示下达时生人；三子王津生，是解放军进入天津时生人；女儿王进军，是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时生人。这些名字都带着明显的时代色彩和烙印，也标志着他所走过的革命历程。
当时的政治学校，是一个改造、培训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旧职员和旧知识分子的地方，学员来自社会各界，大多是成年人，有的年龄还很大。五叔担任他们的班主任，给他们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新思想，促成他们的思想转变。经过培训，再分配他们适当的工作。
那时我经常看到五叔挑灯苦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对我也经常进行政治说教。那时我就觉得，他对共产党、毛泽东信奉和崇拜，到了基督教徒对耶稣那样虔诚的地步。
五婶也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共产党员，思想随时与党保持一致的。只举一个例子：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她哭得死去活来，一直哭得犯病，被送进医院抢救。这种“阶级感情”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出自她的朴素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
后来五叔又调任图书馆担任馆长，馆员中很多是旧知识分子出身，有些人还有历史问题。五叔经常写材料，向上一级党组织汇报他们的言行。记得馆员中有一个叫耿直的人，他把毛主席像夹在两腿之间，五叔认为这是污辱伟大领袖画像，认为是反革命行为，应按现行反革命治罪。他把事情经过以及耿直的所作所为写成系统的材料，汇报给领导，可是领导对这件事却未置可否，迟迟没有表态，由此他对学校领导充满怨气。
1957年夏天，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家里来电报说，母亲病危，让我回家。当年因为要反击右派，学校决定不放暑假，学生都要参加反右斗争，一个都不能少。为了我请假回家探视母亲病的事，师范大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刚还专门找我谈话，动员我留在学校参加反右斗争，不要回家。
在天津的五叔也写信教训我：“这次反右派斗争对你是个极好锻炼的机会，应该积极投入运动中去，捍卫党，捍卫革命事业！”
万万想不到的是，当暑假快结束我到天津去看五叔时，市委党校院子里贴满了“打倒右派分子王健民”的大字报，原来是五叔已经被划成右派，在隔离审查了。
后来听说，是因为领导对耿直等久久不加处理，对他写的材料不作答复，他对领导有怨气，给领导提了不少意见，就以反领导等于反对党的罪名被划作右派，过去那些被他“打小报告”的人，自然成了反右的积极分子！
此后，五叔就在屈辱煎熬中度过他的晚年岁月。他被监督劳动，打扫楼道，清洗厕所，游街示众，挂牌批斗……他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是，他仍然对马列主义坚信不移，对毛泽东思想虔诚无比。
大约是过了几年之后，他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调离党校，担任天津市红桥区图书馆的一般工作人员。因为对被划右派不服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给江青、王洪文写信，申诉自己冤情。那信的底稿藏在他内衣衣袋深处，好像唯恐被别人翻出去。我到天津去看望他时，他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信的底稿掏出来给我看，他又认为王洪文、江青就是党。
尽管他把信藏得那么深，那么秘密，但还是以五类分子反攻倒算受到批斗，除挂牌子游街示众的时间之外，他要扫楼道和厕所。
晚年五叔成了植物人，在他弥留之际，已经难于吞咽，不吃不喝。照顾他的五婶发现，只要在他耳边说一句“毛主席说让你吃饭”，他就真的张开嘴吃饭。
五叔对子女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为了使子女受到良好教育，他把刚满7岁的长子王战生送到北京汇文小学读书。
子女们也耳濡目染地受到五叔的熏陶，在为人做事上都从不越雷池一步.。
他的长子、我的堂弟王战生，在北京读书近10年。1966年正当他准备考大学之际，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只得放弃升学的初衷，加入上山下乡的队伍之中，因为他是黑五类子弟，建设兵团不允许他去。他就悄悄地登上北去的列车，到兵团说明他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决心，他的诚心，感动了兵团的领导，经过研究，兵团把他留下了。
由于他的刻苦自励，这个黑五类子弟在兵团入了党，担任了兵团的人事干部。他在兵团娶妻生子，度过10年兵团生活。
在知青中，他是最后返城的。
回到北京，他应聘到海淀区税务局工作，担任过海淀区税务局的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教育科长等职务。临近退休，税务局又安排他负责咨询答疑，别人的官越做越大，而他的官越做越小，他是税务局中唯一的一个负责接听客户电话的处级干部。他不会钻营，也不会作官。
他办事循规蹈矩，十分古板。在他担任税务局教育科长时，经常去给各税务所干部讲税法课，得到一两千元的讲课费，他也到局的税政科去完税。税务局的人都笑他的迂。
一次，局长到他办公室，发现他正在呼呼大睡。上班时间睡觉，这让局长很恼火，那之后，局长就安排他去接待客户，接听电话，这样他就没办法在上班时间睡觉了。他的确嗜睡，平时晚8点就要睡下，每天中午饭后也睡。他的小外孙女和他开玩笑说：“太阳都照屁股了，你还睡，真是个睡（税）务干部！”
其实，局长和他小外孙女哪里知道，当年五婶在战争年代过封锁线时，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目标，给尚在襁褓中的堂弟吃了过多的安眠药，留下了他成人之后嗜睡的痼疾！
五叔对我的学习也十分关心。那时我在他家住，除了做一些帮他打饭接送孩子之类的活之外，其余时间安排我学习文化知识。我准备升学，可是平面几何还没学过，自学有困难的地方，他就请他同事中的文化高的人给我辅导。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我学完了初中平面几何，对高中的学科也有涉猎。
1953年夏天，我被天津师范学校（中师）录取，自此进入读书不要交学费而且白吃饭的三年中师生活！
我一生都感谢五叔五婶，是他们给我搭建了一个走向社会、走上人生、走进知识殿堂的舞台。如果没有他们，至今我可能还是渤海边上一介愚昧的农夫。
（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1953年夏季招生考试中，我被天津师范学校录取。
天津师范学校坐落在天津市河西区下瓦房，浑浊的墙子河水从校园南侧流过，天津师范学校是全国三所重点师范学校之一。学校规模不大，正对校门口，是一座L形教学楼，L形教学楼环抱着一个不大的操场，操场之南是一座二层女生宿舍楼，男生宿舍在教学楼东边几排平房里。校园后花园里有几座教工楼，是日式建筑，大约是日伪时期修建的，老师们的单身宿舍就都在那里。在L形教学楼西南角，是一座行政办公楼。楼下的一排平房是老师办公的教研室、校医室、团委会。
食堂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席棚，下雨天用餐，棚顶的水能漏进碗里，1000多名学生就在席棚中就餐。我们入学后又建了一座教学楼，因为是1953年修建的，称作53楼。此后又建了兼作食堂的礼堂。
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度过中师3年的学习生活。
天津人瞧不起外地人，尤其瞧不起乡下人，这是由来已久的。他们没有北京人那种包容和大度，他们说话刻薄，一点情面也不留。
刚进学校，我被城市人称作“土包子”。城市的学生，男生多穿中山装，女生多穿翻领的列宁服。而我穿的是母亲用装面粉的口袋染色后做的对襟小褂。城里同学穿的是回力球鞋，而我穿的是母亲做的尖口布鞋。城市的马路和乡间土路不同，鞋邦还没穿旧，鞋底已经磨穿。从同学的眼神里，我觉得他们把我看作异类。
和我同桌的女同学，她叫高善述。她人长得秀丽，脸白皙，梳两条长辫，她却从不刻意打扮，随便穿着旧衣旧裤，我赞赏她那少脂粉气的自然状态下的妩媚。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父亲在天津从事棉布生意，家里住的是一座二层小洋楼。
和这样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分在同桌，我如坐针毡，处处觉得不自然。在言谈举止上，不敢有半点含糊，更不敢表现出农村人那种粗鲁。
经过一段接触，我发现她并不是那种鄙视乡下人的城市人。她对农村生活充满好奇，比如她问我，农村的井里是不是有青蛙，不然怎么能“坐井观天”？鸡会上树吗，不然怎么会“鸡鸣桑树巅”呢……她问的问题看来好笑，但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从来没到过农村的女孩子，这并不奇怪。
她虽出身豪门，但却带着一种连乡下人都做不到的朴素的意识。
我从小吃饭就常在桌子上丢饭粒，好像已成习惯。尤其土改以后，粮食富裕了，就更加不在乎了。过去我们在渤海中学和乐亭师范读书时，大家盛了饭便吃，或蹲或站，十分随便。可是这里吃饭，却是按桌入席，每个桌都有桌长。我和高善述是同一个饭桌，她是桌长。一次我看到她在收拾桌子时，竟然把我丢在桌子上的饭粒捡起来放进嘴里吃了，当时我脸上一阵烧，很不好意思。此后，我吃饭再不敢丢饭粒了。
大约在二年级时，她就被党组织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宣传委员。那时被吸收入党的，在学生中还是凤毛麟角。
过去住在五叔家，接触的也只限于五叔五婶一家人，考入天津师范学校之后，我逐渐熟悉了天津这个城市，对天津人有了更多了解。
天津人热情、朴实、开朗，比较喜欢热闹。但缺点是说话粗俗，经常爱吹牛，心眼也不宽。他们的嘴不像北京人那样谈论天下大事，也不像上海人那样谈论经商之道，他们的嘴很碎，一个芝麻粒，他们都可以谈上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得不会重样。
天津人比较容易知足，他们宁肯在家门前摆个板凳卖茶水，也不肯像四川人那样外出闯天下。他们做事认真，但不愿吃更多苦，做事往往浅尝辄止。这样，就不自觉地消磨了他们向更远目标奋进的激情。
天津人虽然生活在大都市，但他们缺乏科学知识，有病宁可相信巫医郎中，也不肯到医院做检查。
天津人直率，有时候直率得让你受不了，面子上下不去，说的话毫不留余地和情面。1954年全国进行普选的人口登记，选民小组长S同学问我的户口在哪里，我告诉她，我在天津没有户口。她说：“没有户口，你是嘛人呢！”本来我从农村跑到城市，就有乡下人的自卑心，她的“嘛人”一直刺着我的心。
但有一位同学，却让我改变了对天津人的看法。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至交好友焦琤。
焦琤出身在一个职员家庭，他个子高，瘦弱多病。在同班同学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他的思想很超前，常有些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知灼见。虽然从年龄上，我长于他，但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我常常去请教他，听取他的意见。我们之间可以谈生活上的、事业上的、包括婚恋上的一些不愿向外界披露的问题。
冬天到了，树叶落了，飒飒寒风 ，阴冷阴冷。大部同学换上棉装。可是我还没有御寒衣物，就把夏天的几件单衣都穿在身上。焦琤看在眼里，事先既不动声色、也不打招呼，就从劝业场为我买了一件棉制服，那件棉制服是蓝色的，既厚实，又暖和。其实他家经济上也并不宽裕。
这件棉制服，就陪伴我度过在天津的三个寒冬，直到我上大学到了北京，这件棉制服也始终舍不得丢弃。自此开始了我与焦琤之间休戚与共的终生友谊。
处在困境中的人啊，别人一句不友好的话，就会让你痛如蝎蜇；一点慰藉，也会让你暖如春阳。
天津师范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每天的课间要跳集体舞。在乡下时，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能随便手拉手的。但跳集体舞，不但要手拉手，有时还要攀着腰肩，对我这个没见过世面乡下来的学生，是很不习惯的。每天课间跳集体舞是班上同学必须参加的，不然文娱委员门前珠同学（最近同学祝学茹告诉我，门前珠已经去世，她活泼可爱的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脑海里）就会在考勤表上给你记上一笔，班主任还会在各种场合批评你。
我那笨拙的舞步，迟缓不协调的动作，常引来一些女同学的阵阵哄笑。
每到年末除夕，班上都要举办新年联欢会，演出同学自编自导的节目，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通宵达旦。节目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高善述唱的一首民歌，她嗓音好，是市青年宫合唱队队员。那歌词至今还记忆犹新：
妈妈叫我到西瓜地里，
一个莽莽撞撞的小伙子，
拉住我的腰带不放。
他拉，我拽，他拉，我拽，
哎呀呀裤腰带断了……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首民歌的出处。高善述表演得动作逼真，他拉我拽，活灵活现。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教《达尔文主义基础》的刘钟铭老师，记得他第一课讲的是“物种起源”的课题。刘老师讲课比我在渤海中学读书时给我们讲猴子变人的老师讲得深刻多了。他从变异性、遗传性、人工选择、生存竞争、适应性等方面来讲述生物是怎样进化的，他还批驳了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生物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瑞典科学家林耐的“特创论”和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的“激变论”。
他讲课的中心是：达尔文是伟大的，他是十九世纪生物科学三大发现的奠基人之一。
那之后，我们戏称他为“达尔文老师”，不再称他刘老师。在我们眼里，刘老师那深奥博学的讲述，应该同达尔文一样伟大。
但是，我不喜欢达尔文，也不喜欢讲达尔文的刘老师。大概刘老师也不喜欢我，因为他几次在课堂上提问到我，我都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所云，哑口无言。
我喜欢的是语文林兆南老师那抑扬顿挫地拉着长调唱读诗歌的声音：“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他读诗时，拉着长调子，闭上眼（其实他不用眼睛看，那诗早已烂熟于心），摇着头，那陶醉其中的样子，不用再讲授，我们的眼前已经展现出那“满面尘灰烟火色”的卖炭翁的生动形象，已经受到感染了。
在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与高善述曾去拜望林老师。老人家很高兴，除了谈一些家常话题之外，又说：“善述与传业是天生的一对。”老人家以为我和高善述在谈恋爱，其实我们只是一般要好的同学，或者说是朋友。因为高善述在南开女中读书时，就与南开男中的崔清田确立了恋爱关系，崔清田长她三岁。我们只当林老师是好意，是他一种愿望，所以对他的话我们不置可否。
寒假结束了，我要回北京，善述到火车站来送我。那时她在天津市第14中学任教。火车开动了，我看到她仍站在站台上，向我招手，眼里噙着泪花，头上的纱巾在瑟瑟寒风中拂袭着她白皙的脸。火车走了好远，她还站在那里向我招手……
后来高善述和崔清田结婚了，崔清田任教于南开大学哲学系，是知名的逻辑学教授，我们关系很好，成了朋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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