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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18）我的二姑母
我的祖母生下5男2女。我的大伯父大概对祖母为他包办的婚姻不满，结婚不久就去闯关东，一去不回。我小的时候，只知道家里有一个大伯母，带着她的女儿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那个女儿比我母亲大2岁，我们叫她大姐，大概她小的时候生过天花，落下满脸的麻坑。听当时和大伯父一起闯关东回来的人说，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他的名字至今不为我所知。我的三伯父幼年夭折，旧时代农村有“多福多寿多子女”的传统习俗，为了表示人口多，人虽然死了，还要在同辈人中给他留个位置，所以三伯父也排在同辈人的行辈里。这样，本来应该是排行老三的父亲，就成了老四。我的五叔王廷荣，在前面已经写过了，这里不再冗赘。我的大姑母自从嫁到黄瓜口地主单家之后，就不再与王家人联系。我们当地有句俗话是“穷怕亲戚富怕贼”，大姑母自嫁到富家之后，怕王家人甚于怕贼。
就这样，父亲一辈姐妹兄弟间，有来往的就只是二伯父、二姑母、五叔和父亲。
在父亲一辈人中，二姑母是我敬佩的一个人。
二姑母家原来也住在黄瓜口村，后来搬到乐亭嵩林村小李庄。
二姑父叫徐宇庐，年轻时在东北习商，作过帐房先生，打一手好算盘。我小时候学数学，学到让我十分厌烦的鸡兔同笼之类的算数题，怎么也算不出来，他都可以用算盘给我打出结果。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弄明白鸡兔怎么可以同笼。
大概是沾了商气，二姑父很小气。小时候，我常到他家去玩，有一次我去他家正赶上他在啃老玉米，他把一个啃了一半的玉米棒子递给给我说：“你来的正好，不然我把棒子吃完，你就没得吃了。”我小时候生性好动，去掀锅盖，看到锅里还有好多煮熟的玉米，正冒着热气。
二姑母却不是这样，她常当着二姑父的面奚落二姑父的小气。并且告诫我们，以后长大千万不要学二姑父的小家子气。
二姑母是一个贤慧的农村妇女。祖母早逝，年幼的五叔就是由她哺养成人的。五叔因为小的时候摔跤，腿留下残疾，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所以洗衣、做饭、照料他上学读书，就都落在了二姑母的肩上，她真是又当姐姐又当娘。
五叔是感激这个呵护他长大成人的姐姐的。解放后，五叔随部队进城，他把二姑母接到天津去住。当时按着进城干部级别待遇，叔叔吃小灶，他给二姑母入的是中灶。所谓中灶，也是大米白面，几菜一汤，但二姑母吃惯家乡高粱米，不习惯于这种生活，住了不久，她就又回到乡下去。
二姑母是那种守旧的农村妇女，她对城市一些事情看不惯。在天津，五叔为让二姑母开眼界，到周末带她去参观礼堂举办的舞会，农村人哪儿看得惯这种灯红酒绿的场面，看了一眼，她扭头就走，嘴里不停地叨念：“男女搂抱在一起，成何体统，那女人把奶水挤在男人身上，多害臊！”
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的那舞会的场面和音乐，可是偏偏遇上二姑母这样的“下里巴人”！
临离开天津，她让五叔给她买几尺阴丹士林蓝布，说是回家做一件上衣，比她用柴灰染的土布要鲜亮得多。
二姑母对父亲也是呵护倍至的。1947年春天，配合国民党顽军进攻乐亭的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抓捕父亲，一次父亲被敌人追得无处藏身，就躲在二姑母家厢房的炕洞子里，一直躲藏了半个月，使父亲躲过一劫。所以父亲也是十分敬重二姑的。
二姑只有一个女儿，叫徐素贞，因为她乳名叫卜子，所以我们都称他卜姐。她同二姑母一样贤慧，人也长得俊美、漂亮，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她心灵手巧，善女工，做得一手好活计，缝衣绣花，样样做得来。也做得一手好饭食，她切的肉片像纸一样薄。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她30岁还没出嫁，直到解放后宣传婚姻法时，她才嫁人。
为了能守护在父母身边，他找的丈夫是“倒插门”女婿，所谓“倒插门”，就是男方到女方家来，共同照顾两位老人。这位表姐夫，比卜姐大10岁，在黑龙江一个烧砖的窑场干扣土坯的苦力活。每年初夏到窑场扣土坯，到秋后天冷回家，然后明年开春再去……这样赚点钱，家里生活就活泛些，他们生有两个男孩。
二姑父、二姑母在卜姐和表姐夫的照料下，安然度过他们的有生之年。
此后多年我在外边上学，就再没见过卜姐。
前年我返乡里，专程去嵩林小李庄去看望卜姐，她还健在，已经80多岁，头发已经全白，蓬乱着，双眼木滞无神，脚上穿着一双解放绿球鞋，已经看不出鞋面上原来的颜色。她木讷地两眼看着我，似乎在寻找她的记忆。但当我向她报出我的名字时，她摇摇头，看来她已进入失去记忆的老年痴呆。
眼前的卜姐，分明一个典型的“祥林嫂”！
邻居告诉我，她两个儿子也在同村住，不常过来。白天她就去捡拾废品，屋子还是当年二姑母在世时住的老屋，年久失修，墙皮已经剥落。屋子堆满了烂纸、矿泉水瓶、易拉罐之类，让人很难下脚。
我问及她生活和身体的状况，她也不回答，只是摇头，呆呆地望着我，不说一句话，看来她不只失去记忆，也没有语言表达能力了。临别时我给了她500元钱，她不推辞，赶忙收起来，装进衣袋里，好像生怕人抢了去。
我同她的大儿子通了电话，说明我的来意及同他家的关系，那大儿语调冷漠，语气中可觉察出他们对母亲是不孝顺的。
当年孝顺父母疼爱子女的有大家闺秀风范的、漂亮的卜姐，老境竟如此颓唐。我打了一个寒颤，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袭上心头。我落寞地离开了童年时那熟悉的常常去的卜姐家！
（19）二伯父的一家
我的二伯父与二姑母不是一类性格的人。二姑母待人温和、大度、宽容，二伯父却是一个脾气暴躁，待人苛刻，不与人为伍的人。二姑母不大愿意与他有更多交往。
二伯父叫王廷桂，在日伪时期曾在东北警察局混过事，好像还是个警察的小头目。我小时候在他家曾见过一张照片，照片上二伯父穿着警官服，手里握一把洋刀，威风凛凛。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二伯父脱掉那警官服，放下洋刀，改给共产党作事。
那时八路军经济困难，二伯父曾替八路军跑生意，据说他为八路军很赚了些钱。到解放战争后期，他在东北公安厅担任了总务科长。这段时间，应该是他一生中最磊落、最值得炫耀的光荣历史。但他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坚决请求组织批准他还乡。
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那时被战争破坏的铁路还没完全通车，组织给他发了路费，并且配备了一匹马，同意他还乡。
二伯父骑着马，奔走在还乡的路上。但随在他的马后，有公安厅的人追了过来，对他进行了例行检查。检查结果是：身上除了公家给他发的路费之外，没有一点别的钱物。后来才知道，当时公安厅领导怀疑这位老总务科长急于还乡，是裹携了公家钱财，因为当时总务科既管钱、又管物。
这次检查，倒是还了二伯父一个清白：这个管钱管物多年的老总务科长，廉洁清正，两袖清风，解甲归田。
我的二伯母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善于词辩，思路清晰，每讲一件事，他能说的头头是道，让你心服口服。她生有二男二女，四个儿女都是她含辛茹苦养育成人，所以儿女们对她十分孝顺。
说实在话，我一生对二伯父没有好感，对二伯母却敬爱有加。记得前些年我偕全家人返乡里，就和二伯母住在一个火炕上，二伯母总是把子女们寄给她的、平常舍不得吃的巧克力之类，给我的孩子们吃。堂兄传璞知道我喜欢睡热炕，每天晚上都把炕的热热的。而他自己却搬出去寻宿。
我的大堂兄王传贤（后改名王巨文），抗日战争时参加八路军，做了军医，直到离休。二伯母的两个女儿秀莲、秀芝，远嫁他乡，和母亲离多见少。唯一在二伯母身边照顾她的是我的堂兄王传璞。
我的堂兄王传璞，也是我在渤海中学时的同学，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半路休学，没有能穿上干部制服，吃上“官饭”，在家做了一辈子农民。他为人平和、厚道，做事稳健，能忍辱负重待人。他孝顺母亲，冬温夏凉地服侍母亲一辈子，直到把母亲养老送终。
我在外做事多年，是反家里有些马勺碰锅沿的难办的事，我总是让他去解决，他总是尽心尽力去平息，在村子里，他是王家的族长。
二伯父回乡之后，过着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但是，在外头混事多年，使他有一股一般百姓不能有、也不敢有的傲气，他瞧不起村里的干部，并由此惹出许多麻烦事。
他的长子王传贤抗日战争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前，王传贤正在读书，有一次他去向二伯父要学费，正赶上二伯父赌博输了钱，他怒火顿生，把气撒在要钱的儿子身上，拿炉捅条把儿子打跑。王传贤于是离开了家，参加了八路军。
儿子参军，二伯父按规定应享受军属待遇，应该有人代耕（即村上派人对军属家土地帮种、帮收）。但是，因为他对村干部有所得罪，所以村支书王德厚对他进行报复，不给他家代耕。
这件事使他十分恼火，他到处告状，说村支部书记王德厚迫害他。父亲因忙于工作，亲戚朋友间的一些杂事不太过问，二伯父又跟我说王德厚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鱼肉乡里迫害他。
当时我正在乐亭师范学校读书，听了二伯父向我介绍的王德厚的一些情况后，于是我给《唐山农民报》写了一篇稿子报导这件事，题目是《村支书王德厚不给军属代耕》。不久， 报纸在“读者来信”的栏目里发表了这篇稿子。稿子发表后，就更惹怒了王德厚，他发动村民给报社写信，说我的稿子内容如何如何失实，又说“别有用心”之类。报社把这些来信转给我，我自然又把我所掌握的材料回复报社，报纸就没再发王德厚发动村民们写的反驳我的稿件。这之后，王德厚对二伯的迫害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不久，二伯父所在村庄的一个妇女到公安机关告状，说二伯父强奸了她，并说二伯父曾两次强奸她。第一次是一个晚上，在二伯父家里，并说那天二伯父家里人都去看戏了，家里没人；第二次强奸她，是在两个人去赶集的路上。
这个妇女是村子里一个有名的破鞋。她说的那第一次强奸她的晚上，除二伯父长女王秀莲去看戏之外，二伯母和我的堂兄王传璞都在家里，一个晚上都没出过门，所以强奸她的事，完全是捏造的。
所谓第二次强奸她是半个月之后，去赶集的路上。从第一次强奸到第二次强奸她 ，时隔半个月，被害人没有报案，又跟“害人者”去赶集，发生第二次强奸，才报案，这本身就不合情理。况且时间是严寒冬季，庄稼已经收割，一马平川，赶集的人来人往，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公安局受理了这个案子，并在侦察之后转到法院。
冀东地区的老百姓爱告状，这大约是受“杨三姐”告状的启发和影响。杨三姐乳名杨三娥。是冀东滦南县人。她的二姐杨二娥嫁给本县富家子弟高占英，高占英与其五嫂金玉有奸情，嫌杨二娥碍眼，于是下毒手杀害了杨二娥。杨三姐告状为姐姐申冤，历经千辛万苦，一直告到天津高等检查厅，使冤情大白，终使高占英被判绞刑。
杨二姐告状的故事在冀东影响深远，直到现在冀东老百姓都爱告状，大概就是受杨三姐的影响吧。
二伯父这个案子就引起父亲和法院彭姓院长之间的分歧。父亲指出这个“被强奸”妇女供词的许多不合情理及前后言词的矛盾，认为这里边有很多人为因素，证据不足定罪。彭姓院长却不这样看，可能夹杂着他同父亲之间的私人恩怨。
当时法院刚成立，公安局与法院之间常在办案上有些分歧。父亲做公安工作多年，他对案件的审理、量刑的轻重，都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而那位彭姓院长呢，既不熟悉业务、又刚愎自用。这位彭院长是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经常在宣判中把判决书念错。比如“怙恶不悛”这个司法界常用的词语，他竟然读成“古（怙）恶不俊（悛）”。这些，对于一个工农干部也难怪，但是不可原谅的是，他竟然将判决书上的时间“1951年”念成“1915年”，弄得去听宣判的人目瞪口呆。父亲与他的分歧，不是在他常念错判决词，而在一些案情和量刑的看法上。
我虽然当时正在读书，也介入了这件事。一是我给《华北人民》杂志社又写了一篇稿子，对王德厚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恶行进行揭露，这篇稿子在《华北人民》杂志上也刊登了。
此时二伯父却以强奸罪被判一年零两个月徒刑。
我觉得这是一件冤案，于是我又写了几千字的材料，亲自送到当时设在北京的华北局告御状。华北局当时地址在北京东城交道口附近，书记是刘澜涛。那时全国来北京上访的不多，不像现在上访的多如过江之鲫，更不像现在当局对上访人员动不动就送去劳教。当时华北局接待我的同志，把我安排在华北局招待所，并且在招待所吃饭不收费。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看到当时北京的繁华，在我们县城连汽车都很少看到的我，简直是眼花缭乱。
华北局负责接待的同志，认真看了我写的材料，还就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询问，然后将材料附信转给了当时担任乐亭县县委书记的李新华。
在我从北京回到乐亭不久，县委书记李新华通过学校找到我，他亲自带几个人和我一起到了二区区公所（即王德厚所在的区），把那个妇女找来讯问，那个妇女又装疯卖傻、添油加醋地哭诉一遍她“被强奸”的经过。
李新华似乎也没认真听那妇女的哭诉，那哭诉似乎是只说给我一个人听的。然后，李新华点点头，面向我说：“你看怎么样！”李新华那没说出的潜台词应该是：不像你说的，这是一宗冤案吧！说实在的，那时我只有16岁，从来没经历过、也没听说过这类事，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我真不想听，我只得未置可否。
后来，我听说材料又回报华北局，大约是肯定了这个案件判案的正确合理。但其中有一点涉及到我父亲，就是“公安局胡晓川，袒护包庇其兄王廷桂……”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此后，父亲以支援企业建设的名义，调离了公安局。
当时，我虽然涉世不深，但却了解了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世上该有多少不合理的事，不能还他的真实面目，让人气破肚皮！
出狱后，二伯父靠串学校卖文具维持生计。他一生与二伯母离多聚少，两人感情不深，二伯母对二伯父也没有好印象，经常在孩子面前说：“是我把你们拉扯大的，爸爸没管过你们。”事实上，二伯母在生活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一手把孩子们养育成人。二伯父对儿女缺乏感情，在儿女小的时候，他张口就骂，举手就打，经常恶言恶语说出一些伤感情的话，伤 了儿女们的心。因此，儿女们对二伯父也没有感情。到老年时，他与二伯母竟然分居了，这在当时农村老年夫妻间是绝无仅有的。
二伯父只身一人度着他的风烛残年。他瑟瑟地躲在土改时分的破屋里，走完他人生道路中的最后一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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