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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18)我的二姑母

我的祖母生下52女。我的大伯父大概对祖母为他包办的婚姻不满,结婚不久就去闯关东,一去不回。我小的时候,只知道家里有一个大伯母,带着她的女儿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那个女儿比我母亲大2岁,我们叫她大姐,大概她小的时候生过天花,落下满脸的麻坑。听当时和大伯父一起闯关东回来的人说,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他的名字至今不为我所知。我的三伯父幼年夭折,旧时代农村有“多福多寿多子女”的传统习俗,为了表示人口多,人虽然死了,还要在同辈人中给他留个位置,所以三伯父也排在同辈人的行辈里。这样,本来应该是排行老三的父亲,就成了老四。我的五叔王廷荣,在前面已经写过了,这里不再冗赘。我的大姑母自从嫁到黄瓜口地主单家之后,就不再与王家人联系。我们当地有句俗话是“穷怕亲戚富怕贼”,大姑母自嫁到富家之后,怕王家人甚于怕贼。

就这样,父亲一辈姐妹兄弟间,有来往的就只是二伯父、二姑母、五叔和父亲。

在父亲一辈人中,二姑母是我敬佩的一个人。

二姑母家原来也住在黄瓜口村,后来搬到乐亭嵩林村小李庄。

二姑父叫徐宇庐,年轻时在东北习商,作过帐房先生,打一手好算盘。我小时候学数学,学到让我十分厌烦的鸡兔同笼之类的算数题,怎么也算不出来,他都可以用算盘给我打出结果。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弄明白鸡兔怎么可以同笼。

大概是沾了商气,二姑父很小气。小时候,我常到他家去玩,有一次我去他家正赶上他在啃老玉米,他把一个啃了一半的玉米棒子递给给我说:“你来的正好,不然我把棒子吃完,你就没得吃了。”我小时候生性好动,去掀锅盖,看到锅里还有好多煮熟的玉米,正冒着热气。

二姑母却不是这样,她常当着二姑父的面奚落二姑父的小气。并且告诫我们,以后长大千万不要学二姑父的小家子气。

二姑母是一个贤慧的农村妇女。祖母早逝,年幼的五叔就是由她哺养成人的。五叔因为小的时候摔跤,腿留下残疾,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所以洗衣、做饭、照料他上学读书,就都落在了二姑母的肩上,她真是又当姐姐又当娘。

五叔是感激这个呵护他长大成人的姐姐的。解放后,五叔随部队进城,他把二姑母接到天津去住。当时按着进城干部级别待遇,叔叔吃小灶,他给二姑母入的是中灶。所谓中灶,也是大米白面,几菜一汤,但二姑母吃惯家乡高粱米,不习惯于这种生活,住了不久,她就又回到乡下去。

二姑母是那种守旧的农村妇女,她对城市一些事情看不惯。在天津,五叔为让二姑母开眼界,到周末带她去参观礼堂举办的舞会,农村人哪儿看得惯这种灯红酒绿的场面,看了一眼,她扭头就走,嘴里不停地叨念:“男女搂抱在一起,成何体统,那女人把奶水挤在男人身上,多害臊!”

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的那舞会的场面和音乐,可是偏偏遇上二姑母这样的“下里巴人”!

临离开天津,她让五叔给她买几尺阴丹士林蓝布,说是回家做一件上衣,比她用柴灰染的土布要鲜亮得多。

二姑母对父亲也是呵护倍至的。1947年春天,配合国民党顽军进攻乐亭的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抓捕父亲,一次父亲被敌人追得无处藏身,就躲在二姑母家厢房的炕洞子里,一直躲藏了半个月,使父亲躲过一劫。所以父亲也是十分敬重二姑的。

二姑只有一个女儿,叫徐素贞,因为她乳名叫卜子,所以我们都称他卜姐。她同二姑母一样贤慧,人也长得俊美、漂亮,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她心灵手巧,善女工,做得一手好活计,缝衣绣花,样样做得来。也做得一手好饭食,她切的肉片像纸一样薄。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她30岁还没出嫁,直到解放后宣传婚姻法时,她才嫁人。

为了能守护在父母身边,他找的丈夫是“倒插门”女婿,所谓“倒插门”,就是男方到女方家来,共同照顾两位老人。这位表姐夫,比卜姐大10岁,在黑龙江一个烧砖的窑场干扣土坯的苦力活。每年初夏到窑场扣土坯,到秋后天冷回家,然后明年开春再去……这样赚点钱,家里生活就活泛些,他们生有两个男孩。

二姑父、二姑母在卜姐和表姐夫的照料下,安然度过他们的有生之年。

此后多年我在外边上学,就再没见过卜姐。

前年我返乡里,专程去嵩林小李庄去看望卜姐,她还健在,已经80多岁,头发已经全白,蓬乱着,双眼木滞无神,脚上穿着一双解放绿球鞋,已经看不出鞋面上原来的颜色。她木讷地两眼看着我,似乎在寻找她的记忆。但当我向她报出我的名字时,她摇摇头,看来她已进入失去记忆的老年痴呆。

眼前的卜姐,分明一个典型的“祥林嫂”!

邻居告诉我,她两个儿子也在同村住,不常过来。白天她就去捡拾废品,屋子还是当年二姑母在世时住的老屋,年久失修,墙皮已经剥落。屋子堆满了烂纸、矿泉水瓶、易拉罐之类,让人很难下脚。

我问及她生活和身体的状况,她也不回答,只是摇头,呆呆地望着我,不说一句话,看来她不只失去记忆,也没有语言表达能力了。临别时我给了她500元钱,她不推辞,赶忙收起来,装进衣袋里,好像生怕人抢了去。

我同她的大儿子通了电话,说明我的来意及同他家的关系,那大儿语调冷漠,语气中可觉察出他们对母亲是不孝顺的。

当年孝顺父母疼爱子女的有大家闺秀风范的、漂亮的卜姐,老境竟如此颓唐。我打了一个寒颤,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袭上心头。我落寞地离开了童年时那熟悉的常常去的卜姐家!

19)二伯父的一家

我的二伯父与二姑母不是一类性格的人。二姑母待人温和、大度、宽容,二伯父却是一个脾气暴躁,待人苛刻,不与人为伍的人。二姑母不大愿意与他有更多交往。

二伯父叫王廷桂,在日伪时期曾在东北警察局混过事,好像还是个警察的小头目。我小时候在他家曾见过一张照片,照片上二伯父穿着警官服,手里握一把洋刀,威风凛凛。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二伯父脱掉那警官服,放下洋刀,改给共产党作事。

那时八路军经济困难,二伯父曾替八路军跑生意,据说他为八路军很赚了些钱。到解放战争后期,他在东北公安厅担任了总务科长。这段时间,应该是他一生中最磊落、最值得炫耀的光荣历史。但他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坚决请求组织批准他还乡。

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那时被战争破坏的铁路还没完全通车,组织给他发了路费,并且配备了一匹马,同意他还乡。

二伯父骑着马,奔走在还乡的路上。但随在他的马后,有公安厅的人追了过来,对他进行了例行检查。检查结果是:身上除了公家给他发的路费之外,没有一点别的钱物。后来才知道,当时公安厅领导怀疑这位老总务科长急于还乡,是裹携了公家钱财,因为当时总务科既管钱、又管物。

这次检查,倒是还了二伯父一个清白:这个管钱管物多年的老总务科长,廉洁清正,两袖清风,解甲归田。

我的二伯母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善于词辩,思路清晰,每讲一件事,他能说的头头是道,让你心服口服。她生有二男二女,四个儿女都是她含辛茹苦养育成人,所以儿女们对她十分孝顺。

说实在话,我一生对二伯父没有好感,对二伯母却敬爱有加。记得前些年我偕全家人返乡里,就和二伯母住在一个火炕上,二伯母总是把子女们寄给她的、平常舍不得吃的巧克力之类,给我的孩子们吃。堂兄传璞知道我喜欢睡热炕,每天晚上都把炕的热热的。而他自己却搬出去寻宿。

我的大堂兄王传贤(后改名王巨文),抗日战争时参加八路军,做了军医,直到离休。二伯母的两个女儿秀莲、秀芝,远嫁他乡,和母亲离多见少。唯一在二伯母身边照顾她的是我的堂兄王传璞。

我的堂兄王传璞,也是我在渤海中学时的同学,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半路休学,没有能穿上干部制服,吃上“官饭”,在家做了一辈子农民。他为人平和、厚道,做事稳健,能忍辱负重待人。他孝顺母亲,冬温夏凉地服侍母亲一辈子,直到把母亲养老送终。

我在外做事多年,是反家里有些马勺碰锅沿的难办的事,我总是让他去解决,他总是尽心尽力去平息,在村子里,他是王家的族长。

二伯父回乡之后,过着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但是,在外头混事多年,使他有一股一般百姓不能有、也不敢有的傲气,他瞧不起村里的干部,并由此惹出许多麻烦事。

他的长子王传贤抗日战争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前,王传贤正在读书,有一次他去向二伯父要学费,正赶上二伯父赌博输了钱,他怒火顿生,把气撒在要钱的儿子身上,拿炉捅条把儿子打跑。王传贤于是离开了家,参加了八路军。

儿子参军,二伯父按规定应享受军属待遇,应该有人代耕(即村上派人对军属家土地帮种、帮收)。但是,因为他对村干部有所得罪,所以村支书王德厚对他进行报复,不给他家代耕。

这件事使他十分恼火,他到处告状,说村支部书记王德厚迫害他。父亲因忙于工作,亲戚朋友间的一些杂事不太过问,二伯父又跟我说王德厚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鱼肉乡里迫害他。

当时我正在乐亭师范学校读书,听了二伯父向我介绍的王德厚的一些情况后,于是我给《唐山农民报》写了一篇稿子报导这件事,题目是《村支书王德厚不给军属代耕》。不久, 报纸在“读者来信”的栏目里发表了这篇稿子。稿子发表后,就更惹怒了王德厚,他发动村民给报社写信,说我的稿子内容如何如何失实,又说“别有用心”之类。报社把这些来信转给我,我自然又把我所掌握的材料回复报社,报纸就没再发王德厚发动村民们写的反驳我的稿件。这之后,王德厚对二伯的迫害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不久,二伯父所在村庄的一个妇女到公安机关告状,说二伯父强奸了她,并说二伯父曾两次强奸她。第一次是一个晚上,在二伯父家里,并说那天二伯父家里人都去看戏了,家里没人;第二次强奸她,是在两个人去赶集的路上。

这个妇女是村子里一个有名的破鞋。她说的那第一次强奸她的晚上,除二伯父长女王秀莲去看戏之外,二伯母和我的堂兄王传璞都在家里,一个晚上都没出过门,所以强奸她的事,完全是捏造的。

所谓第二次强奸她是半个月之后,去赶集的路上。从第一次强奸到第二次强奸她 ,时隔半个月,被害人没有报案,又跟“害人者”去赶集,发生第二次强奸,才报案,这本身就不合情理。况且时间是严寒冬季,庄稼已经收割,一马平川,赶集的人来人往,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公安局受理了这个案子,并在侦察之后转到法院。

冀东地区的老百姓爱告状,这大约是受“杨三姐”告状的启发和影响。杨三姐乳名杨三娥。是冀东滦南县人。她的二姐杨二娥嫁给本县富家子弟高占英,高占英与其五嫂金玉有奸情,嫌杨二娥碍眼,于是下毒手杀害了杨二娥。杨三姐告状为姐姐申冤,历经千辛万苦,一直告到天津高等检查厅,使冤情大白,终使高占英被判绞刑。

杨二姐告状的故事在冀东影响深远,直到现在冀东老百姓都爱告状,大概就是受杨三姐的影响吧。

二伯父这个案子就引起父亲和法院彭姓院长之间的分歧。父亲指出这个“被强奸”妇女供词的许多不合情理及前后言词的矛盾,认为这里边有很多人为因素,证据不足定罪。彭姓院长却不这样看,可能夹杂着他同父亲之间的私人恩怨。

当时法院刚成立,公安局与法院之间常在办案上有些分歧。父亲做公安工作多年,他对案件的审理、量刑的轻重,都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而那位彭姓院长呢,既不熟悉业务、又刚愎自用。这位彭院长是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经常在宣判中把判决书念错。比如“怙恶不悛”这个司法界常用的词语,他竟然读成“古(怙)恶不俊(悛)”。这些,对于一个工农干部也难怪,但是不可原谅的是,他竟然将判决书上的时间“1951年”念成“1915年”,弄得去听宣判的人目瞪口呆。父亲与他的分歧,不是在他常念错判决词,而在一些案情和量刑的看法上。

我虽然当时正在读书,也介入了这件事。一是我给《华北人民》杂志社又写了一篇稿子,对王德厚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恶行进行揭露,这篇稿子在《华北人民》杂志上也刊登了。

此时二伯父却以强奸罪被判一年零两个月徒刑。

我觉得这是一件冤案,于是我又写了几千字的材料,亲自送到当时设在北京的华北局告御状。华北局当时地址在北京东城交道口附近,书记是刘澜涛。那时全国来北京上访的不多,不像现在上访的多如过江之鲫,更不像现在当局对上访人员动不动就送去劳教。当时华北局接待我的同志,把我安排在华北局招待所,并且在招待所吃饭不收费。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看到当时北京的繁华,在我们县城连汽车都很少看到的我,简直是眼花缭乱。

华北局负责接待的同志,认真看了我写的材料,还就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询问,然后将材料附信转给了当时担任乐亭县县委书记的李新华。

在我从北京回到乐亭不久,县委书记李新华通过学校找到我,他亲自带几个人和我一起到了二区区公所(即王德厚所在的区),把那个妇女找来讯问,那个妇女又装疯卖傻、添油加醋地哭诉一遍她“被强奸”的经过。

李新华似乎也没认真听那妇女的哭诉,那哭诉似乎是只说给我一个人听的。然后,李新华点点头,面向我说:“你看怎么样!”李新华那没说出的潜台词应该是:不像你说的,这是一宗冤案吧!说实在的,那时我只有16岁,从来没经历过、也没听说过这类事,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我真不想听,我只得未置可否。

后来,我听说材料又回报华北局,大约是肯定了这个案件判案的正确合理。但其中有一点涉及到我父亲,就是“公安局胡晓川,袒护包庇其兄王廷桂……”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此后,父亲以支援企业建设的名义,调离了公安局。

当时,我虽然涉世不深,但却了解了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世上该有多少不合理的事,不能还他的真实面目,让人气破肚皮!

出狱后,二伯父靠串学校卖文具维持生计。他一生与二伯母离多聚少,两人感情不深,二伯母对二伯父也没有好印象,经常在孩子面前说:“是我把你们拉扯大的,爸爸没管过你们。”事实上,二伯母在生活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一手把孩子们养育成人。二伯父对儿女缺乏感情,在儿女小的时候,他张口就骂,举手就打,经常恶言恶语说出一些伤感情的话,伤 了儿女们的心。因此,儿女们对二伯父也没有感情。到老年时,他与二伯母竟然分居了,这在当时农村老年夫妻间是绝无仅有的。

二伯父只身一人度着他的风烛残年。他瑟瑟地躲在土改时分的破屋里,走完他人生道路中的最后一程。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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