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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

在乐亭师范学校学习的3年中,我经历了建国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

19522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的文件。

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共中央也由农村回到城市。但同时也面临着两个大问题:首先是有许多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像过去的农民战争一样,开始严重腐化,过份讲究生活享受,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其次是许多干部变得非常骄傲,不知道自己必须团结党外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查出的一起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案件。

1951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刘、张的罪行。

同年12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19522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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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

根据这样的现状,中共中央发出“三反”“五反”的指示,这对于反腐倡廉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适时地。

但是,由于当时由上而下地下达“打虎”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不可避免地导致运动出现偏差,主要是没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存在“逼供信”偏向,采取了逼供、诱供、打骂、罚跪等错误办法,打出一些“假老虎”,造成一批冤假错案。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后果,除了下面在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外,还和当时这个运动决策人的引导分不开

另外,一些当权的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对于起来揭发检举的人实施打击报复,借机会整人。乐亭师范在“三反”“五反”初期的“康阎反革命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位教我数学的康汝彬老师和一位教历史的阎新吾老师,在“三反”开始首先起来揭发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而遭到学校领导的打击报复。

康老师是旧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因为战乱,他大学毕业后在家赋闲多年,乐亭师范成立之初,他被聘为数学老师。他的学识和教学都赢得了同学们的好评。

阎新吾老师是一位教历史的老师,也是我二年级时的班主任。他历史知识渊博,教学很受同学欢迎。在班主任工作中,他认真负责,是一位既称职又负责任的老师。

那是一个寒假里,我和康阎两位老师都住在学校宿舍里,学习阅读报纸上关于“三反”“五反”的一些文章,比如人民日报的《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贪污腐化等材料。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贪污腐化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危害的严重性,而乐亭师范学校也存在类似问题,于是我们就在一起进行议论,康、阎两位是老师,他们对学校内幕比我知道得更多,于是我们就趁着寒假放假的机会,在一起凑材料,由他们口授,由我来记录,然后再把记录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抄写。

材料写好之后,由康老师亲自送到唐山专署(相当后来的唐山地区,今之唐山市)教育处(相当今之教育局),那时唐山专署设在今天的秦皇岛市昌黎县。

学校领导发现康、阎两位老师向上级呈递检举材料,于是那位学校领导先发制人,对康、阎两位老师进行打击报复的预谋。

他们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同学,对康、阎两位老师进行围攻,还召集党团员开会,让他们在对待康、阎的问题上要“站稳立场”,扎根串联、个别谈话,大有要把康、阎两位老师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势头。

在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召开了全校范围的批判会。他们给这次批判会定的调子是:批判“康、阎反革命集团”。

于是,一些事先“培训”好的积极分子开始发言,进行“血泪控诉”,把康、阎两位老师平时对他们的批评帮助,也说成是对他们的迫害。会上有人竟举着拳头呼口号:“打倒康、阎反革命集团!”“打倒反革命分子康汝彬、阎新吾!”

参加批判会的那位学校的领导,看到敌对势力被批判,并且上纲上线这样高,自然欣喜万分!

那时我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初生的牛犊子,不怕老虎吃。就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倒康、阎反革命集团”的口号声中,我举手发言。

我说:“康、阎两位老师,他们教书育人,值得我们尊敬。他们是按党的政策揭发学校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他们这样做,没有错。同学们,我们不要被某些人蒙蔽,有些人想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是别有用心的!”

我接着说:“比如,那位极力想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G老师,同学们,他的品德好吗?半夜三更去敲女老师的门,被那位女老师骂走……”

我的发言,使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同学都面面相觑。在这样的会上,说出这样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

学校那位领导脸色也由晴转阴,由喜转怒,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有很多同学也认为我说的对,他们也有同样看法,只是不敢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位领导也无奈我何。

散会后,那位学校领导找我谈话。他是我在渤海中学学习时的辅导员,出身地主家庭,是土改时被我们抓来的,因为他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考虑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没直接参与剥削,就安排他在渤海中学做了辅导员。建国后,乐亭师范成立,他担任教务主任,吕靖校长调走后,他接任校长。我是渤海中学老校友,对他的底细清楚,所以他和我谈话,就不像与其它同学谈话那样扳着冷面孔。

他故做亲切地说:“传业同学,我希望你对康老师、阎老师(他仍称他们为老师,而不称“康阎”)要有个明确认识。”

我说:“C校长,你说的‘明确认识’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就是你说的‘明确认识’?”

他说:“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他们做的事。”

我说:“那他们究竟做了什么违法的、见不得人的事呢?”

他说:“他们背着学校,给唐山专署(相当今天的唐山市政府)递材料,这本身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我说:“他们往专署递材料,这本身就是一种组织观念,怎么能说成是无组织、无纪律呢。退一步说,即便是无组织、无纪律,也不能说成是反革命啊!”

他讷讷不再回答我的问题,转而说:“咱们都是抗中(渤海中学原名抗日中学)老校友,我是好意劝你,不然后果严重啊!”

看来,要把康、阎两位老师打成反革命,他是早已成竹在胸。

在那个年代,和领导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虽然我极力为康、阎两位老师辩驳,但无济于事,那位领导还是胜利了。

第二天,全县召开“三反”“五反”的动员大会,乐亭师范学校的同学也参加了大会。会上县长李斌讲话,他说:“有些敌对分子,借着“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乐亭师范学校的教师康汝彬、阎新吾就是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现在我宣布:把反革命分子康汝彬、阎新吾逮捕法办。”康、阎两位老师当时坐在同学队伍里,几个公安人员走过来,将康、阎两位老师摁倒在地,戴上手铐、脚镣押走了,那哗啦哗啦的脚镣声响彻全场。

那是一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领导人可以言出法遂。那时的监狱,只要是上面送来的,不管有罪没罪,是什么罪,都一律收下。

康、阎两位老师终于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法办,关入监狱。既无抓捕手续,又无公安人员对案情进行宣读,而是由县长李斌代庖,那时县长也可以宣布抓人。

在康老师坐牢之后,我曾去监狱看过他,因为那时我父亲在公安局工作,我还有那么一点出入监狱的特权。见面时,他泣不成声,我也为他的吧幸在流泪。我安慰他:“事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人的手再大,不能遮天。”

他被关押在一个只有一平方米大小的木笼子里,只能坐,不能躺,脚上戴着镣,手上戴着铐。可以想象,他一年的监狱生活该是如何度过。

后来我到监狱探望康、阎两位老师的事,被那位宣布逮捕康、阎的县长李斌知道了,他找到父亲说我阶级界限不清,让父亲对我进行教育。此后,就断绝了我进出监狱的自由。

在监狱的一年中,康阎两位从他们被抓被关押,没有公安机关立案,也没有法院开庭审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关押了一年,又被不明不白地释放了。在释放他们时,公安局主管此案的继父亲之后做了审讯科长的商树德问他们:“究竟为什么把你们关入监狱呢?”康老师回答说:“你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能知道为什么呢!”

出狱后,阎新吾老师被安排在乐亭一中担任生物教师。前些年,乐亭一中的李国香校长到北京看我,说阎老师工作兢兢业业,课讲得好,很受同学欢迎。但自从上次监狱见面之后,我就没再见到过他,直到他去世!

至于康汝彬老师,他出狱后,被分配到昌黎(当时属唐山市管辖)汇文中学(现昌黎一中)担任数学教师,虽然受了那么大的打击和挫折,但他不改初衷,仍然勤勤恳恳教书,踏踏实实育人。他执教的高三学生,在历届高考中,都取得了好成绩。在这里,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文革中,那位发展他入党的学校领导,自然以招降纳叛受到批斗,而康老师呢,却是以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被关进“牛棚”。

软弱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坎坷不平和充满荆棘的路啊!

后来,他又被调入昌黎皇后寨中学,直到退休。

前些年我去北戴河休养,路过昌黎时去看望他。那时他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他说他每天都坚持去昌黎城北登五峰山,回家时大汗淋漓!从外表,看不出他是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他的情绪是乐观的,还和当年一样!

此后,我差不多三五个月给他打一次电话,但是从去年开始,他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袭着我的心,他,那么健康的人,不会……

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联系上他的女儿康力,电话的那端,传来康力的呜咽声:“爸爸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记得在出狱之后,他曾来北京,住在我家。一是来看我,叙师生友情,共话契阔,其次是想上访,申诉他的冤情。我宽解他:“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再找烦恼。”他还是听了我的话,但从表情看,他并不释然。

60年前乐亭师范的学习生活,是我走上人生的第一个驿站。至今一些师友还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除了以上我写的老师,还有阎新吾、李子寿、王景祜、于星吾……他们可能都早已经离开人世。

我的窗友赵庆增、陈景文、傅冀、葛凤林、高希若……如今他们在哪里呢,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和他们联系。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和他们联系。

当年的那位校长,现在可能已经作古。而另外一位不遗余力地把他们推上“反革命”道路的高姓教导员,在所谓“康、阎反革命事件”中难辞其咎。听说他后来照顾爱人关系,调到石家庄一所中学工作,现在已经退休,颐养天年。我不知道此后他对这件事有没有一个反思,对被他们陷害的人,有没有疚歉之情。

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大约是1952年春节过后,县里通知县直各机关负责同志到县政府开会,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县领导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说:“党中央指示,要在全国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会上布置各单位要尽快展开“三反”“五反”运动,要成立“打虎队”,并且分配了指标。按指标分配,公安局应该有大老虎一个,小老虎5个。父亲在会上发言说:“打老虎不应该向单位摊派指标,像我们公安局就没有老虎。”父亲这样的发言,自然与动员会上传达的文件精神相悖,这样他就成为公安局的第一个老虎。会议结束,父亲就被打虎队看押起来了。

也难怪,上级有指示,下级就不能违抗。毛泽东把检举、揭发、处置贪污行为称作“打虎”,曾连续发布了300多道“猎虎令”,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亲自督阵,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尽“大老虎”,抓尽“小老虎”,“自信一身能杀虎,留得高名万古香”。

在这样形势下,本来就心里有不平的勤杂人员就被煽动起来了,人人都想做武松那样的打虎英雄。

父亲被隔离审查了,他成了“三反”“五反”运动中公安局第一个大老虎。他被公安局的“打虎队”斗过多次。因为父亲自信自己清白,没有贪污,根正苗红,他参加革命后曾经历过“搬石头”“三查”等运动,他不像那些没经过任何运动,经不起轮番轰炸斗争和“劝说”的干部那样,什么都违心承认。在一次斗争他的会上,他竟然与“打虎队”的队长对骂起来,那个队长原来只不过是公安局的一个公务员。

接着公安局又按照上级下达的比例,揪出包括总务科长杨玉歧在内的5个“小老虎”。

这些“老虎”都被分别看押着,不准回家,连上厕所也有人在后边监视着,他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

我曾亲眼目睹过“打老虎”的场面,那被定为老虎的人站在桌子上,几十个人围住桌子上的“老虎”,指着鼻子敲着脑壳让“老虎”交待,参加斗“老虎”的人,一班儿斗累了,另一班儿再上,轮番轰炸,几天几夜不让“老虎”睡觉,叫“熬鹰”,直到让你精神崩溃,不管真的假的,承认后让你签字画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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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反”“五反”运动中“打老虎”

父亲多年从事公安工作,是县上公安战线上审讯犯人的权威。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他有整别人的经验,但是没有挨别人整的经验。

那时父亲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收入。他每月从公家领到粮食费、菜金费、津贴费、服装费等,只能够他本人的生活和支付,家中生活全靠母亲做小生意赚钱来维持。我们母子3人当时在公安局大院旁边租了两间房,里间是住室,也就仅仅10多平米,外间大,有20多平米。外间就成了母亲的经营用房。

为了维持我们母子3人的生活,母亲进行了多种经营:

经营的第一项是揽收缝纫活。因为我们家在土改时分了一台缝纫机,母亲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使用。那时城里的人已经不太穿土布衣袄,尤其是干部和学生,时兴穿制服,都来裁缝铺做衣服,每天可以收到很多活,母亲忙不过来,还雇用了一个缝纫工来帮忙。

经营的第二项是卖烟酒。刚解放时,国家实行烟酒专卖,母亲办了一个烟酒专卖证。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瓶装酒,都是散装零卖,买酒的人自己带着酒壶或瓶子来,一两二两都可以买。

就是靠母亲的经营,维持着我们全家3口人的生活。

因为我们就住在公安局大院的旁边,所以家里常是人满为患,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事没事的也常到我家来,或来聊天,或来买烟酒,或来缝补衣服。

但是,自从父亲被隔离审查之后,那些公安局常来的人就唯恐避之不远,再不敢到我家来了。

过了不久,公安局打虎队的积极分子,带人抄走我家那架赖以生存的、土改时分得的缝纫机。母亲质问他们,问为什么要搬她的缝纫机,那些积极分子说这是父亲贪污的赃物。

除了一架缝纫机,罪证之二是说父亲接受一个车铺老板贿赂的一辆自行车。那时一辆自行车在人们的眼里的价值,不亚于今天的一辆汽车。可是我们家从来没有过、没见过自行车。有时父亲出公差或办事,骑的也是公家的车。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三反”运动开始,那个车铺老板,被逼被斗得没办法,只得违心地承认他曾贿赂一辆自行车给我父亲,这实在是子虚乌有的事。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个修理自行车的车铺,作为赃物的自行车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车铺老板被逼被斗的没办法,又找不到他说的行贿的自行车,只得连夜用废旧零件攒了一辆,算作赃物。

乐亭县城没有大资本家,车铺老板在“五反”中就成了被斗的资本家(实际上应该是小业主)。事后,这个车铺老板说:“我实在受不了这样无限期的日夜轮番批斗,为了求一条生路,我再三考虑,只好胡说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来迎合他们的要求。”

这个车铺老板,解放初期曾被公安局羁押过,他的家人曾请托过父亲帮忙。因为他罪行不多,不久就被释放了。为感激父亲,他被释放以后常来看我父亲,父亲也只告诫他要遵纪守法,不作越轨的事。那时的公安局没有汽车,出差办事都是骑自行车,公安局的自行车维修,父亲就让他来,那也都是按规定由总务科支付给他修理费。        

在“三反”“五反”中,县里还搞了一次赃物展览,缝纫机、自行车就成了父亲贪污受贿的铁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父亲在公安局工作多年,对于他,我们是最了解的。

那时经常有些犯人的家属到我家来,请托父亲在处理和量刑上帮忙,父亲总是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不能离开政策办案。对他们通过各种形式送的钱物,父亲一概拒收。父亲有肺结核病,一次一个犯人家属送来一些药品,并说这些药如何如何是特效药,父亲也拒绝接受。

还有一次,有人送两条鱼到我家,母亲收下了。父亲下班回家,看到鱼,问是哪儿来的,母亲告诉他是别人送来的。父亲不但批评了母亲,还让她把鱼给人家送回去。母亲也不认识送鱼的人是谁,被父亲逼得没办法,只得把鱼送到公安局机关食堂,骗父亲说,鱼已经送还人家了。

父亲“三反”“五反”中被当作老虎来打,自然是打错了。但是在此后,没有人出面来承担这一错误,只是把从我家抄走的一架缝纫机又还回我家,而那辆作为父亲“受贿”的铁证的自行车,也不知去向。

没有人宣布再恢复父亲的职务,只是让他临时管理一下监狱里的事。战争环境中出生入死,解放后工作的辛苦劳顿,现在无所事事,这对他来说倒也是轻闲了许多。

这样一个公安老战士,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廉洁自律的,但当时在运动中却被当作“老虎”来打!

若干年后,那个在“三反”“五反”中表现良好的“打虎队”队长,升任了县公安局局长,他此前只不过是一个给局长扫地打水的公务员。

“三反”“五反”对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巩固新生政权,是必要的,使人们对贪污浪费深恶痛绝,对干部廉政自律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毛泽东曾公开表态,“三反”运动是好人坏人一起整,好人整了以后可以更好,坏人有多少整多少,开除400万党员还有180万,在所不惜。”

“打老虎”,所采取的是工业生产的方式:编制计划,确定比例和数字,确定对象……当对象确定之后,就大胆怀疑,作出假设,进行搜集材料……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轮番斗。毛泽东有一个指示说:“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的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是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老虎袭击。”

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就造成了为数不少的冤假错案,打出了为数不多的真老虎,也打出为数不少的假老虎。据后来的统计,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有184270人被捕,1196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66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

而这种扩大化的倾向,在此后肃反,反右的运动中,不但没得到教训,而且是越演越烈,这不能不说是个刻骨的教训。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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