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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

我们一群学生兵,穿着灰军装来到乐亭县何新庄的海滨中学报到。

何新庄是闯关东“老呔帮”中发迹的武百祥的故里。武百祥发迹后,在何新庄修建了百善学校,海滨中学校部就设在百善学校里。

武百祥的名字,在乐亭几乎是家喻户晓。百善学校是武百祥和乐亭的另一位富人赵禅堂共同斥资修建的。

武百祥(18791966年)又名作善,乐亭县何新庄人。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家,开明人士。他经营的同字号工商业在20世纪上半叶闻名于南北各地。

武百祥13岁就跟着舅舅闯关东谋生,他出身贫苦,社会的磨难使他深感没有文化的苦楚,因此他发出誓言,如果自己发迹之后,一定要办一所乐亭最好的学校,聘请最好的老师,让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让他们个个有出息。

为修建百善学校,在商战的激烈、经营的艰辛中,武百祥整日操劳,夜晚点燃油灯,亲自绘制校园规划图纸,设计大礼堂造型,并从天津请来能工巧匠施工…… 

当时,百善学校的建立,轰动了整个乐亭县,享誉关内外。百善学校是乐亭县设备最全、占地面积最大、办学条件最好的学校。

百善校园占地19500平方米。校舍107间,其中礼堂、教室、办公室、图书室、阅览室、资料室、伙房、餐厅、医务室、浴室、教工学生宿舍等用房齐全。建筑主体为西式楼房,房屋两两相对,新颖别致,美观大方。

礼堂居学校中央,占地三百二十平方米,室内可容纳千人。礼堂系飞檐大瓦建筑,方条石基座、屋檐四角各有一龙头镶嵌,成巨龙腾飞状。檐下四周均绘有红楼梦、八仙过海、司马光砸缸 、孔融让梨等人物图案,画面栩栩如生,给人启迪,教人道理。礼堂四周甬路环绕,别具一格。海滨中学的全校大会常在这里举行。

海滨中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入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打背包,每天早晨出操时要背着背包,点名时学员都坐在背包上。那时我们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有时晚上教员会随时通知紧急集合,5分钟之内要打好背包,10分钟到达集合地点。

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年龄相差悬殊。年纪大的是爹爹辈的,三十多岁,像我们,只能算儿子辈的。有一个一家四人口都在这个学校里:爹爹在甲班,姑姑在乙班,儿子在丙班。妈妈在师训班。

甲班和师训班学员一般学习半年或一年就要出去工作,而乙班、丙班学员学习的时间相对要长。

校长是黎晓光,他原来是昌(黎)乐(亭)联合县的县委书记,被派到渤海中学做校长。他虽然在革命战争中摸爬滚打多年,但是和那些大老粗八路不同,人很有点斯文气,有知识分子的气质。也同我们在部队时一样,他常常穿一套灰布军装。建国后,听说他调来北京文委工作,家住在和平里附近。我和海滨中学时的老同学、市教研室的李彩群曾去找过他,听说他搬了家,没有找到。

李彩群也是当时从冀东军分区被保送去海滨中学的,他比我年龄大,因为他在作战时腿部受过枪伤,行动不方便,所以在部队转移时,也同我们这些不满15岁的小同志一起被保送到渤海中学。他离休前在北京市教研室工作,我们曾一起参加北京市的中考命题,一起编书,写文章。

海滨中学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虽说是供给制,因为战争环境,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伙食常是高粱米饭,原来还有一点学员们在夏季腌制的咸菜,到后来连咸菜都没了,就在饭里撒点盐巴。一个月只有一次“改善生活”,“改善生活”那天可以吃到白面烙饼。记得有一次“改善生说”时,炊事员烙饼的速度赶不上学员们吃饼的速度,大家吃了还想吃,炊事员就不停地烙,大家不停地吃,已经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有些人吃完饼还想拿一些留着回去再吃。院子很黑,那些拿烙饼出院子的人万万没想到,教导员吕靖老师在院子门口拿手电筒,在照每个出院子的同学,那些手里拿着烙饼的同学进退两难,只得悄悄把烙饼扔在地上。

第二天早晨出操点名,自然是一顿批评。扔烙饼的和没扔的学员都挨了批,因为谁也搞不清、说不清究竟谁是扔烙饼的罪魁祸首。

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却十分乐观。为了度过寒冬,我们下海打柴,按规定每人每天至少要打100斤柴。海边那齐人高的蒿草下,常有野兔藏在草丛里,大家一哄而上去追野兔,把那野兔追赶到海边,让它再无路可逃,只得乖乖地就擒。一天下来,除了打柴,竟有十多只野兔的战利品。把野兔交到伙房,改善伙食。

因为战争带来的艰苦,学校让我们生产自救。

我们帮当地的老乡弹棉花。这里是产棉区,当地老乡弹棉花都是土法,就是在木弓上绑一根弦,然后再用木锤拨打弓弦,把皮棉弹得松软,变成熟棉。这种手工操作,既费时又费力,效率不高。而我们有两台机器,一台是脱棉花籽的,一台是弹花机,只要用脚一踩,轮子转动,棉籽一下就去掉了,再放到弹花机上去弹,这样比用弓弹效率高多了,一天下来可以弹出成棉100多斤,所以当地老乡来找我们弹棉花的很多。通过弹棉花,我们换回了不少口粮和日用品。

我们的化学老师,听说他是在北京上过大学的。不知道他用什么原料和配方,做出的牙粉,又起沫,味道又好。那时刷牙没有牙膏,我们都是用牙粉。

一次,老师让我和另一个同学去赶集卖牙粉。在集市人多的地段,我们铺上一块白布,把一袋一袋的牙粉摆在白布上,叫卖着。但是效果不佳,摆摊叫卖了半天,也无人问津。其间只来了一个老头,问:“学生,牙粉是干啥用的,可以治牙痛不?”我们说,牙粉是刷牙用的,它不能治病,那老人摇摇着头走了。从上午直到太阳快落山,牙粉一袋都没卖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摆地摊作生意,没想到失败得却这么惨,但它却给我一个启示,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当时连温饱都得不到的农民,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哪会用钱买牙粉呢!

我们边生产,边学习。我们学的第一本书是《中国史话》。记得那本书是用草黄色的纸印刷的,书的封面没有装饰,除“中国史话”几个较大的红字之外,还有“杨耳编”3个小字。

教《中国史话》课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老师,说话文诌诌的,让我们似懂非懂。他说:“杨耳是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独执牛耳的哲学家。”我们都不懂“执牛耳”是什么意思,一位女同学在下面咯咯笑起来,老师问她笑什么,她说:“老师啊,你说的是羊(杨)耳啊,还是牛耳?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引得同学一阵哄笑!

我们一直没弄清楚“执牛耳”是什么意思,老师也没再讲。到后来我才知道“执牛耳”原来是一个典故词语,是指古代诸侯订立盟约,要每人尝一点牲血,执盟的人要亲手割牛耳取血,故用“执牛耳”指盟主,后来用以指在某一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此后我在教我的学生时,就很注意把这个词语讲清楚。

“文革”后,曾和杨耳一起工作过的学友郝怀明告诉我,杨耳就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许立群。

许立群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曾大展拳脚,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官至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是文化部的“阎王”之一。在“文革”中,被投入监狱,倍受摧残,得了妄想型精神病,至死未愈。

讲《中国史话》的这位老师还讲,人是猴子变的。类人猿经过劳动,能够直立,逐渐演变成人。一位同学问:“老师,那要是不劳动呢,人能不能再变成猴子?”另一位同学说:“地主老财不劳动,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会变成猴子。”

又是一阵哄笑。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把“残酷”的“酷”(kù)读成“靠”(kaò),一位同学给他纠正说应读kù,他说:“这个字在北京国音里就应该读kaò”大家目瞪口呆,因为当时除这位老师外,我们谁都没有到过北京。更不知道北京人把“酷”读成“靠”。

那时的师生关系和睦、融洽,上课时老师讲课,同学们也可以插话,提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也并不丢面子。记得一个晚上,我和一个同学“藏猫猫”,我藏起来,他找我。农村的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当时老师正在查自习,这个同学把老师抱住就打,老师说:“别打,是我。”这个同学还以为是抓住了藏着的我,说:“打的就是你!”我从暗处赶紧出来告诉他那是老师,他才大吃一惊,连连说:“老师,对不起,我认错人了!”老师也并不怪罪我们。

学业一直持续到1948年年秋,一场大病又夺去了我学习的机会。

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

大约是在1948年秋冬之交,我得了一场大病--伤寒。整整40天昏睡不醒,人事不知。在病中失去记忆,病中种种是此后母亲告诉我才知道的。

伤寒病是一种由伤寒杆菌引发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持续高烧,直到神志不清,直到肠胃坏死,肝脾肿大。在农村,得了伤寒能逃过死亡,那真是九牛一毛。

那时农村缺医少药,人得了病只得硬挺,挺过来便活,挺不过来便死。

病的初起,我高烧不退,好像五脏六腑都在烧。每天要吃妈妈从河里凿出来的半篮子冰。一个月后濒临病危,妈妈把我抬上凉床(冀东农村风俗,人是不能死在炕上的),穿好了装古的衣裳:那是一件灰布长衫,戴上瓜皮小帽,让木匠赶制了一个柳木小棺材,还通知了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父亲,一切后事准备停当。

老一辈人都说我命大。记得小时候住在舅姥爷家,一个秋天,我和舅姥爷下地收玉米,一辆装满玉米棒子的牛车从我身上轧过去,当时吓坏了舅老爷和他一家,都认为我这次非死即残,但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安然无恙!

后来村里人都说我不是凡胎,有神灵护身。

也许像人们说的那样,我躺在凉床上三天不死,第四天开始说话:想吃胡萝卜。按农村说法,伤寒病人如果想吃什么而且能够吃到,病就会好起来。

但是,我们当地不种胡萝卜,天寒地冻的十冬腊月,到哪里去找胡萝卜。母亲突然想起秋天时弟弟吃胡萝卜时,有半根扔在橱柜上,虽然已经干瘪,但还能吃,就洗了洗让我吃下。奇迹真的出现了,我的脸上逐渐有了红晕,眼睛也逐渐睁开。

40天后我终于活过来了!

虽然活下来了,身上却脱了一层皮,头发也脱光了。下地时不会走路,像婴儿一样,母亲扶着我步履蹒跚地学走路。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接到渤海中学的通知,学校经研究同意我休学的请求。那时学校已经从何新庄迁到县城,校名改为河北省三中。

为了使我的病后得以恢复,父亲把我和母亲接到县城去住,住在公安局大院父亲的宿舍里。

父亲主管审讯工作,我常常去看、去听他审讯犯人。

父亲对我的学业一直很重视。他很担心我这样跑来跑去,荒废了学业,就给我布置每天的功课。开始他让我抄写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接着他又让我抄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他还指定一些段落让我背诵。时至我日后教书时,写的一手好钢笔字,板书也写得好,受到称赞,这应该说是和父亲当初对我书写要求的严格分不开的。

虽然上了四年小学,又在渤海中学读了近两年,但我的数学还只相当小学四年级的水平,我几乎不懂小数和分数的含义。父亲决定给我请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叫李则范。

李则范是看守所在押的犯人,在我记忆里,他的家在乐亭城北不远,人很文静,典型的教师形象。他出身于小学教师,国民党占领时期他担任了县教育科科长(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相当),国民党撤退后,他被县公安局抓到监狱服刑。因为父亲兼管看守所,又因为看守所的所长杨维礼又是我们本乡人,我称他杨叔,所以我出入看守所的监狱是十分方便的。这大概就是当时我在父亲庇护下享有的唯一的一点特权吧。

李则范人瘦弱文雅,是个典型读书人的形象。他多才多艺,毛笔字写得好,监狱好多规章制度都是他用毛笔书写的。他还会刻章,他给监管监狱的好多人刻了名章,我的一枚铜章,就是他用手持刻刀一点一点地刻的。

这枚铜章上面手握处是一个叭儿狗,下面刻写部分是阳文、楷书,可惜此后颠沛流离,铜章也不知道丢到哪里。

我每天带了书和纸笔去他住的监舍学算术,从小数到分数,他都讲得十分清楚、到位,我的数学水平大有长进。

对于李则范呢,他乐不得帮我补习数学,这样他既讨好了父亲,又可以不像其他犯人那样参加体力劳动。

那时监狱里有戴镣铐的重犯,也有不戴镣铐的,大约是轻犯。戴镣铐的也分等级,戴8斤大镣的,戴6斤轻镣的。戴8斤大镣的又分,用锁锁锁住随时能打开的,用铆钉铆死不能打开的,据说这些用铆钉铆住的都是死刑犯。

李则范属于在监狱里是不戴镣铐的那一类,比起那些戴着8斤大镣并且是用铆钉铆死的罪犯要自由得多。

父亲告诫我,对于李则范,只准向他学习功课,别的什么事情一律不谈。

而李则范除了给我补习功课,也从来不打听别的事。

在我的眼里,李则范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清高、稳重。但是,作为犯人,他遵守监规,服从监管,从不越雷池一步。

就这样,补习功课的事持续了半年多。一天,父亲告诉我,以后不要再去李则范那里补习功课了,我不解父亲为什么不让我再去补习功课,但我觉得其中必定有原因。

又过了多时,我再到监狱时,看到李则范也戴上大镣,并且是用铆钉铆死的。他神色黯然地坐在监舍里。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195037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两次下达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由于人们的思维定式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过去被宽大处理了的反革命分子,又重新被送上了断头台。

李则范就是在“双十指示”后被重新戴上镣的其中一个。

大概又过了半年多,那时我已经进入乐亭师范学校(简师)读书,一天下午,学校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是宣判镇压反革命分子李则范死刑的大会。

李则范被临时押在乐亭师范学校传达室里,我在传达室见到他,他冲我笑了笑,然后说我又长高了。从表情看,它虽然故作镇静,但心里是慌乱的。他向看押的人说想吃肉,想喝点酒。看守所杨所长说,肉可以给他去买,但酒不能喝。当看守人员把肉买来时,他咬了一口,又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根本吃不下。然后用手遮住耳扇,极力想听在操场的宣判,嘴里说:“还有多久呢,还有多久……”

当宣判完毕,他被押出传达室。一辆马车等在那里,看押的人把一个一米多高的箭形的纸牌子插在他的背后,那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李则范枪决示众”。在这行字的上边,是用红色笔打的一个对钩。

那时县上还没有一辆汽车,执行死刑犯都是用马车拉到刑场。

押送的人将他扶上马车,他说了一句:“还坐车啊!”

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当时的刑场就在今天乐亭一中校舍旁边的小河边。可是李则范是在城南关外旷野执行死刑的。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情和想法,我没去刑场,刑场的情况,还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李则范在走上刑场时,用手指着自己脑袋,对执行死刑的公安战士说:“面对面开枪!”然后一个公安人员走过去,从他腿的膝盖位置踹一脚,李则范跪倒在地上……

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叫阶级斗争。对于生命的消失死亡,我很沉痛,我在天真地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罪恶该是多么好啊!

1950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无疑是扩大化了,各地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镇压“指标”,对可杀可不杀的,就一律杀掉了。

当时我的父亲胡晓川(化名)在乐亭县公安局担任审讯科长。自从镇反的“双十”指示下达之后,我看到父亲在夜以继日地工作。那时乐亭人民法院还没有成立,这些在押的上百名死刑犯都要经过他审讯,审讯后签署意见。而那时的审讯科,除父亲之外,只有一个副科长济生(后来做了玉田县公安局局长),两个科员(商树德、王怀,均已去世),而监狱里关押着那么多的犯人,这些将被判刑的犯人,最后都要由父亲亲自审讯,签署意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那支“几起几落的笔”--我经常看到他在犯人案卷上写“同意判处死刑”几个字时,神情是那么凝重,他手里的那支笔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几起几落……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诚然,很多死刑犯是由父亲签署了意见而送上刑场的,那是他出于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无比虔诚而为,他自己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呢?

父亲晚年曾和我说,对于这些够得上“首要分子”但是罪恶不大的人,我总是想给他们找一点“不死”的理由。对李则范他是不同意判处死刑的,他只是一个教书先生,被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所看重,做了不长时间的教育科长,既没有做什么坏事,更没有血债。但是在量刑时,有人提出他虽然没有血债,但是构成“首要分子”这一条,就可以判死刑。

这种扩大化的倾向,是和当时的决策人制定的政策有着直接关系。

19511月,在平衡各地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了。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为了使各地主要负责人切实了解他的想法,同时进一步督促和鼓动各地抓紧这千载一时之机,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分别给各地具体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了。

毛泽东开始向各地提出了具体的镇压数字之后,政务院才于2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根据毛泽东要“大杀”人犯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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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镇压处决反革命分子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始开展“镇反”,民众的热情和要求节节升高,处决人犯的规模也一波胜过一波。毛泽东对此同样感到欢欣鼓舞。在赞扬这“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之后,他进而又于422日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200个反革命“杀得好”,说“证明害怕震动过大而束手束脚是不对的,是没有根据的”。这种表扬,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各大中城市负责人放手大杀的勇气。

3月以来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工作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七十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1月的一份报告。徐子荣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中国五亿人口的千分之1.24的水平了。

毛泽东还说过,我们“镇反”,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厉害得多!他说:秦始皇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万个儒,是秦始皇的 100倍(何止100倍啊,已经远远超出1000倍)。

这种扩大化的倾向,在此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愈演愈烈……

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国家建设事业的开展,人才的紧缺,成为各项事业开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农村的初等教育,亟待发展,然而发展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师资问题。根据1951年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的估算,从19511955年,全国需要增加小学教师至少是100万。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师资缺口,如果按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程序去培养师资,就没有办法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政府发出《稳定和发展小学教育,培养百万人民教师》的决定。

乐亭师范学校(简师)就是为贯彻这一决定成立的。

19502月至19534月,我在乐亭师范度过我10年师范生活的前3年。

学校成立伊始,没有校舍,就借用县里高小学的一部分校舍,在我们入校前,又加盖了4间简易教室,招收了四个班的学生。学生全部住校,宿舍是座落在学校西侧的一个破落的资本家的宅院,我们就都住在那里,每间房住20 多个人,是木板搭起的大通铺。

县里高小学西侧是一座文庙,在我们上学时,文庙尚存,园内是参天的古柏古槐。记得还有两个龟驼碑的石雕,可惜的是当时没有能记下那上面的碑文。

在校园前面,是一个操场,操场很大,那是我们上体育课的地方,县里的一些大会或演出,常常也在这里举办。操场的西侧是民宅,东侧是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大院,与操场一墙之隔,是公安局的监狱。每当监狱放风,可以清晰地听到那哗啦哗啦的镣铐声。

教课的老师,一部分是从外单位抽调过来的,还有是从社会上招聘老的。校长吕靖,是我在渤海中学读书时的班主任。吕校长高高的个子,头发有一些花白。他平易近人,待同学和善,是个是事业心极强的人。学校创办之初,筚路蓝缕,百事待理,吕校长带领我们改造宿舍,整修操场。

教课的老师不是从社会上召募来的,就是从别的单位或学校调转过来的。

我们的班主任杜霭芝先生,他是一位教地理的老师。他上课时每讲到哪儿,都能为我们在黑板上画出一幅极标准的地图,再用彩色粉笔标出哪是山脉,哪是河流。他要求我们在课下也画地图,地图画好之后还要用水彩笔涂上颜色,也像他在黑板上画的那样,标出山脉、河流、矿产、铁路、地名等。他还要求我们记住全国各省地理位置,省会在哪儿。课下他还辅导我们做地球仪,那地球仪的作法是:先用竹签扎上一个圆形的笼骨,然后用废纸一层一层地粘上去,再用一张白纸糊在表面,晾干以后再画上经纬度,然后再按海洋、陆地、国度涂上不同颜色,再刷上清漆。做出的地球仪十分精致、光亮、逼真。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杜老师给我们讲南非地理时,讲到好望角的“杀人浪”:那惊涛骇浪的前部像悬崖峭壁,后部像缓缓的山坡,浪高有1520米,这种浪经常在好望角出现,再加上极地风引起的旋转浪,这两种浪叠加在一起,航行到这里的船就会被掀翻……

他边讲边用手势表演着,让我们好像处在狂风恶浪之中的船舶上,心也随着海浪翻腾着……

2010年,我虽然已经75岁高龄,又经过一次心脏搭桥的大手术,但我抛开了朋友和家人的劝阻,终于到了心仪已久的南非好望角,亲眼目睹了当年杜老师给我们讲的“杀人浪”:

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风撕扯着我的衣衫,爬上那280多米高处的古老灯塔,展现在眼前的是,那墨绿色海浪,足有六七层楼高,一个大浪扑来,狠狠地砸在好望角下悬崖的峭壁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激起数丈高的浪花,那浪花的飞沫,一直喷射到280多米高处的灯塔上,喷射到我的脸上,嘴里泛着一股咸味……

我十分感谢杜老师,是他使我对这个大千世界充满好奇。至今我已年逾古稀,还喜欢到国内、国外去旅游,这大约与杜老师当年在我幼小心灵中种下的对这个大千世界充满神秘好奇是分不开的。

到了二年级时,我们换了一位语文老师,他叫王化。

王化老师有一张严肃得让人一看就害怕的面孔,平常不苟言笑。据说他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里教过汉语课。他讲课也与其他老师不同,其他老师讲课总是绘声绘色,多从形象上去分析课文,而王化老师却很少去分析课文里的形象,往往是从文章结构、句式结构上去分析。他分析句子结构时常用图解的方法,什么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之类,都用图解的形式画出来,让人对句子结构一目了然。当时《人民日报》正在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的《语法修辞学讲话》,一股学习语法学的热潮在乐亭师范掀起来。

王化老师的讲课,培养了我学习语文的兴趣,也培养了我写作的兴趣。对我此后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应该说起了奠基作用。

那时,我常给《唐山农民报》社写稿子,大约都是三五百字的豆腐块文章。当拿到报社第一批一点稿费时,我欣喜若狂,高兴得彻夜难眠!

都说年轻人是诗的时代,和很多人一样,我爱读闻一多、田间、臧克家的诗。我觉得诗人都非常了不起,都应该是最伟大的,它们一定是长得顶天立地、高大无比的。多年以后,我在臧克家寓所见到这位诗人时,没想到竟是那么一位干瘪的老头。

对我文学爱好、文学兴趣的熏陶,王化老师功不可没。至今岁月流逝,时光荏苒,60年已经如白驹过隙,但是王化老师的形象,时时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同学相处的十分和谐。为了宣传婚姻法,我们曾排演评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抗美援朝,我们挨家挨户动员捐献飞机大炮;为了小麦丰收,我们扛着农药,下乡灭虫;为了宣传中苏友好,推销苏联花布,我们曾穿着花衬衫招摇过市……

人们都18岁的青年是最幸福的。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情挥洒了18岁的绚烂和风采,是用勤奋和智慧诠释了责任和坚强,是用坚定和执着放飞了梦想与希望,是用那纯洁而善良的心灵带来了一次次感动。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激情似火,青春无悔!

那真是无忧无虑“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幸福年代。休息日,我和赵庆增等同学去旷野挖蛇,把那捉到的又粗又大的蛇拿回学校,剥了皮,蒙在竹筒上做成二胡。一张蛇皮竟可以做成四、五个二胡。

每到下晚自习至熄灯前,坐在大通铺上拉二胡,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悠扬悦耳的二胡声,传得很远很远……

我们班的“葛老头”(因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我们戏称他“葛老头”)开始也拉二胡,不过我们拉的是一些歌曲,他拉的是京剧。他边拉边唱:

一马离了西凉界,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

老王允在朝中官居太宰,

他把我贫苦的人哪放在胸怀。

恨魏虎是内亲将我谋害,

苦害我薛平贵所为何来。

柳林下拴战马武家坡外,

见了那众大嫂细问开怀。”

后来,他又从北京邮购了一把小提琴,我们是第一次看到那“洋玩意儿“,好生奇怪。此后,他不再边拉边唱京剧,改拉《梅花三弄》和《三潭印月》了。

当时生活条件差,由于营养不良,我们全班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患上夜盲症。学校为了治好我们的病,买来羊肝煮了让我们吃,但是效果并不是太好。一次晚上我回学校,差一点掉进井里(学校门旁有一口水井),幸亏一位同学把我拉住。

不久,一场意想不到的”事件“把这种和谐的生活打破了,这就是我下一章要写的内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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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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