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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

土改和“翻身”是同义词,冀东农民不说“土改如何如何”,而是说“翻身如何如何”。有一首歌叫《翻身道情》,就是唱的农民“翻身”的事:

太阳一出来,

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

满山红哎,哎咳哎咳咳呀

共产党救咱翻了(呦嗬)身(哎咳)呀

旧社会咱们受苦的人(是)人下哎哎咳哎咳呀

受欺压一层又一(呦嗬)层(哎咳)呀

打下的粮食地主他拿走,哎咳呀

咱受冻又受饿,有谁来照应啊,哎咳呀

毛主席领导咱平分土地,哎咳呀

为的是叫咱们有吃有穿呀,哎咳呀

往年咱们眼泪肚里流,哎咳哎咳呀

如今咱站起来作了主人,哎咳呀

大家团结闹翻呦身,哎咳咿呀咳,大家团结闹翻身哎咳呀

这本来是一首陕北民歌,从延安鲁艺唱出来,一直唱到各解放区。在冀东解放区几乎家家耳熟能详,妇女们或小伙子们都会哼上几句。

冀东区老百姓对平分土地、分浮财叫“分胜利果实”。

在平分土地之前,要先对土地进行丈量。过去地主家为少交土地税,瞒报的黑地多,部分富裕中农也有瞒报的情况。所以,只靠地契就不能准确确定土地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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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平分土地之前对土地进行丈量 

我参加了当年的丈量土地。丈量的方法,是把两根木棍的一头用钉子钉在一起,在另一头再各钉两个钉子,类似学生用的圆规一样,然后把两根木棍带钉子的一头掰开,就像圆规的两个支点,再量好两个支点间的距离,把它们固定住,再沿着地的边际,循环往复地去测,这样地的长宽就测出来了。我们把这种土法测量工具叫“地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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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分得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  

平分土地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进行彻底分配,富农的土地也纳入平分的范围,中农拿出多余的土地,一般不变更原来的土地位置。

上级一再强调,在平均分配土地中,不能损害中农的利益。对中农的土地采取抽多补少、填平补齐的方法去处理,尽量以不动为原则。因为中农多年经营的土地,勤耕细作,土地荒芜情况一般不存在,土质、肥质都比较好。这样就稳定了中农在平分土地中的忧虑情绪。

对于富农和中小地主,在他们自愿耕种的情况下,也可以分得一份土地。

在分配土地中,好坏搭配,远近搭配。

经过丈量,小黑坨村土地人均是“七亩六分三”。

土地分完了,然后就是发“土地证”,“土地证”上写着姓名、地段、亩数、左右地邻。按土地证上所标的长宽,到现场钉上木桩,这就是每家地界范围了。

“七亩六分三”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在心中,直到现在不忘。

前年我回家乡探亲,家里人告诉我,现在土地人均不足二亩。我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耕地的减少呢?是工业、建筑用地在增加,可耕地在减少呢?还是无限制地生育,人口的增加呢?抑或是二者兼有?

土改中平分土地,使世世代代没有土地的贫下中农获得了土地,对恢复生产、建立新社会、新秩序、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加速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崩溃起了巨大作用。

在平分土地之后,“分胜利果实”的第二项内容是分浮财。

土改时,陕西农民诗人王老九分到了地主的一只樟木箱子。王老九常对着它发呆,他知道光靠力气是搬不来这只箱子的。他在一首诗中,就发问道:箱子箱子你又没长腿,怎么会跑到我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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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箱柜、家具、农具、衣物都属于浮财 

这只樟木箱子,便是地主的浮财。相对土地、房屋这些不动产,那时把金钱、粮食、首饰、衣服、日用杂物等动产称为浮财。这个词在土改中用得多,后来似乎很少用了。土改中,“挖浮财”是一个重要内容。各地叫法不同,有叫“斗财宝”,也有叫“砍大树、挖财宝”、“起浮财、挖坏根”,都是一个意思。

分了地主的土地,是无法让地主经济立刻垮下去的。东北通肯县的一个地主,被清算了土地后就说:“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我也穷不了,把犁杖挂到房檐上,也吃他几年。”当年的东北局曾通过文件指示,地主除土地外,尚藏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布匹、衣服、粮食,这部分财物,常常比地主全部土地的价值还要大几倍,如果只分配土地,对地主的经济基础并未给予彻底的摧毁。因此要“大胆满足基本群众的要求”,挖出地主的一切财物,分给群众用之生产、买马、造房、安家立业。

那时在“京东快马张”家中兴堂的院子里,堆满了从各地主家搬来的浮财。这些浮财怎么分,农会经过几天的研究,决定将浮财分成等级,再把每家分成等级,来进行对等分配。

参加分浮财的贫雇农共分四等:第一等是雇农,二等是赤贫,三等是中贫,四等是上贫。

浮财也分成四等,一等最多,二等次之,三等再次之,最后是四等。

浮财中的物品又多又杂,只能一样一样定出价钱,计算出总钱数,再按四个等级去分。

等级之间差距在百分之十。如果一等是100元,二等就是90元,三等80元,四等70元。然后把这些浮财按等级分堆,每个等级有几堆,要根据每个等级中有多少户来定。

分成堆之后,谁先谁后就通过抓阄来定。

这样的分配办法趋于合理,参加分浮财的人都表示认可接受。

按分配等级,我家是赤贫,二等。我家分得的“胜利果实”,除一些杂七杂八的家具、衣物之外,比较贵重的是:20个袁大头(银元),一件女式狐腿皮袄,一台缝纫机。

缝纫机现在看来是极平常的东西,但那时在农村是极少见的稀罕物,除了个别富贵人家,穷人家是连见都没见过。这台缝纫机就是母亲此后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求生之物,也是在此后“三反”“五反”运动中成了父亲“贪污受贿”的证据之一。

那件狐皮女袄,母亲一直穿到她去世。后来我上大学时,父亲又把这件作为母亲遗物的女袄改做男式,直到我工作以后还穿着它,至今还存在我箱子里,舍不得丢弃,因为那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它也是历史的见证。

我家还分到一处房产,是小黑坨二截地庄破落地主刘凤翔家的宅院。这样,我家就从小黑坨中庄搬到二截地住。

二截地庄也叫“王八赶庄”,这个庄住的是赵姓地主同一血缘关系的几个分支。原来庄子在河边,因为河水年年泛滥,河坡塌陷,危及房屋,为避免洪灾,庄子就年年往后搬迁,这样就有了“王八赶庄”这个不雅的庄名。但本庄的人是忌讳这个不雅的名字的,记得那时赶路的常有人问:“王八赶庄是在这里吗?”庄子里的人就会告诉他:“你去王八赶庄吗,再往东走10里,回过头来再问。”既至那人再走10里后,方知上了当,就要往回再走10里,这样就多走了20里路。以后就再没有人敢提“王八赶庄”的名称了。

当时地主家的房产分两类,一类是被“扫地出门”的恶霸地主,他们的房产全部分给缺房少住的贫下中农,二类是一般地主,他们除留下自己住房之外,多余的就分配给贫下中农。刘凤祥家属于第二类地主。

因为刘凤祥从小就抽大烟、扎吗啡,家境已经破落。刘凤祥当时在锦州帮助他父亲经营一个旅馆(鸿兴旅馆),家中只剩下她的媳妇李育玲(李大钊的本家远亲)和他的爷爷两个人。

刘家宅院分前院、中院、后园、外宅4部分。前院是辗棚、猪圈、牲口棚,中院正房五间,厢房东西各6间,耳房(长工屋)两间。后园种的是果树花草,外宅是一块种了庄稼的待用地。

宅院共分给4家:东正房是刘凤祥家,西正房是我家,西厢房北屋分给雇农杜少礼(也是我的表姐夫)家,南屋分给雇农杜少有家。杜少有是杜少礼的亲哥哥,他们弟兄二人都是从滦南县来乐亭扛长活(长工)的。杜少礼和我表姐(即前边说的聋姐)结了婚。刘家媳妇和他家老太爷人又和善,加上我家与杜家亲戚关系,所以4家相处十分和睦融洽。

那后园是我儿时的乐园。早晨埋上夹鸟的夹子,到中午准可夹到鸟儿,把那夹到的鸟儿放在火盆一烧,香喷喷的,在缺油少肉的农村,那真是美餐。春天里从树上采下香椿炒鸡蛋,至今让人回味。夏天杏子熟了,桑椹紫了,上到树上,饱食一顿。

辽沈战役解放军攻打锦州之前,鸿兴旅馆歇业,刘家大少爷刘凤祥也从锦州回到家乡。

刘凤祥外号叫刘大少,从小就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记得上小学时,他高我三个年级,他经常不去上学,在鸦片馆里混。为了凑买鸦片的钱,他向家里撒谎说字典丢了,要钱去买字典,钱到手,他就去吸鸦片。

那时刘大少是附近几里内唯一一个骑自行车上学的。那自行车是凤头牌,英国货。

刘大少这时虽然戒掉鸦片烟瘾,却又变得嗜酒成癖。从早到晚,离不开酒,只要有一点钱,他就去喝酒。

他好喝懒作,他分得的几亩地,草长得比庄稼还高。农村人都是土里刨食,地里长不出粮食,自然就要挨饿。土改后,农民基本上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打下的粮食都能足吃足用,唯有刘大少要东挪西借。

刘大少会缝纫活,他给人做衣服,当时农村年轻人都改变了土衣棉袄的时代,时兴穿制服,刘大少按说生意兴隆,应该过上比一般农民更好的日子,但因为它喝酒成癖,挣多少钱,他都能喝光!

因为喝酒,老婆与他离了婚,把两个女儿带走了。因为老婆的离去,缝纫活也没人再找他去做。他竟然将自己唯一的家当--一床棉被换了酒喝。

在我上大学时,寒假回乡曾去看望他。那时他已经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躲在一个既不能避风、又不能遮雨的棚子里,瑟瑟地抖着。他向我要烟抽,我把自己口袋装的一盒烟给他……。

后来再回乡下,听说他死了。是冻死,饿死,还是病死的,谁也说不清楚。

这几年,我常回乡下去。那只有6个门户的二截地,已发展成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是新建的,家家有宅院,宅院周围有院墙,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当年的地主老财也都早离人世,他们的后代也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抚今追昔,让人有隔世之感!

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

19466月,国民党对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使疮痍满目的冀东大地,又陷入内战的深渊。

八年抗战,冀东人民付出的太多了。日本投降后,冀东区的干部老百姓热切盼望过上和平安定的日子。普遍认为国共真正合作了,天下太平了,今后的任务主要就是和平建国,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安然地躺下睡觉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46年冬天,国民党顽军郭惠仓部(国民党第9221师少将师长)进攻乐亭,打破了人们的和平梦和对和平的幻想。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乐亭人没看见过国民党的一兵一卒,现在国民党军队则铺天盖地地杀过来,翻了身的农民觉得好像变了天。

尾随国民党顽军进攻乐亭的,是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还乡团是国民党网罗的、由解放区逃到国统区的、地主恶霸组成的反动武装。

这些进攻乐亭的国民党军队,来势凶猛,乐亭的大小城镇,全被他们占领,砍伐树木,构筑工事,修建炮楼。机关枪架在炮楼上,不分白天黑夜地扫射着,对人进行威慑。

抗日战争末期至日本投降,父亲一直在公安战线工作,在清除日伪残余势力,反奸除特斗争中,父亲始终是处在第一线的。所以曾经被父亲审查过、拘押过的还乡团中的骨干分子,把父亲看作眼中钉,肉中刺。

进攻乐亭的还乡团,悬出千元(银元)的赏格抓捕父亲。但是由于父亲群众关系好,老百姓都主动掩护他,再加上他的警惕性高,还乡团抓捕父亲的预谋始终没能得逞。

一个曾被父亲关押审讯过的还乡团骨干分子肖立德(音),在抓捕父亲的事情上他是最卖力的一个。

1947年春天的一个中午,还乡团突袭小黑坨村,他们的目标是来抓捕父亲的。

那一天,正赶上代耕的人给我家种地。那时的抗属(指参加抗日的军人和干部的家属)家的土地都有人代耕,村子里有专门主管拥军优属的专职村干部叫“抗勤”,由抗勤安排对缺少劳动力的抗属帮种帮收。母亲那天炖了肉,等待代耕种地的人回来吃。

邻居左爷爷在我家院子门口帮着倒粪肥,我也拿着铁锹帮把手。

在哈尔滨铁路上作搬运工的左玉林,曾掩护过作秘密工作的父亲,又加上左玉林和他的妻子是我的“干爹”“干妈”这层关系,我家与左家走得关系很近。我跟左玉林的父亲叫爷爷,跟他的母亲叫奶奶,两家人像一家人一样。

左爷爷和我正在倒粪肥的时候,几个还乡团走过来,他们手里都拿着枪,一个手握短枪的还乡团问左爷爷:

“老头子,你认识不认识胡晓川(父亲参加革命后的化名)?”

左爷爷回答道:“只是听说过胡晓川这个人名字,没见过。”

“他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

左爷爷不慌不忙答道:“听说他参加过八路军,干什么的说不清。”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

左爷爷回答:“他家原来住在这个村子里,自从你们来了以后,听说搬走了。”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左爷爷又答:“听说搬到他们原来住的黄瓜口了,是不是这样,我也说不清楚。

显然左爷爷在给他们摆迷魂阵,绕圈子,拖延时间。

一个还乡团咬牙切齿地说:“胡晓川把我押在大狱里18天,我逃出来,捡了一条命。抓到他,我要亲自把他枪毙!”

这时母亲正在家中烧火做饭,对外边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左爷爷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左奶奶,在那千钧一发的情况下,左奶奶跳过后园的篱笆墙,把母亲掩护走,藏在他家厢房的炕洞里。左爷爷也赶紧跑到地里,告诉代耕的人不要回村。大约一个时辰之后,还乡团进了我的家。

还乡团能够找到我家,是村里一个叫王老岳(绰号王白薯)的人把我家的地址指给还乡团。王老岳也是个穷人,但好赌好抽,属于农村那种流氓无产者,他家女婿在还乡团里做事。1948年父亲曾把他带到公安局审查过,但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还乡团进我家是他告的密,又加上他也是穷人,不久就被释放了。

大概还乡团相信了左爷爷说的我家搬走了的话,他们进屋没发现有一个人影儿在。

那时我家存放着公安局从县城撤退时寄存在我家的办公用具、衣物、布匹等,还有一个箱子装的是公安局禁烟时缴获来的鸦片烟,这些东西都被还乡团用车拉走了。

后来我听父亲说,这个抓他的还乡团叫肖立德,是乐亭韩坨人,曾被公安局羁押过,是一个反攻倒算的地主分子。1948年冬天,肖立德被县公安大队抓住处决了。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公安战士在东河的冰上凿了一个洞,把他塞进冰窟窿里(当时处决犯人一般都不用枪毙,主要是子弹匮乏,且容易暴露目标)。这就是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的可耻下场!

左家对我家恩德我永世不忘。1996年我回老家为父亲迁坟时,还去看望我的干爹左玉林,那时老人家已是耄耋之年,干娘也已去世。老人家在孤独中过着他的风烛残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在审查我入党时,曾经到家乡外调我的情况,外调的人带回村里人写的一份材料,材料上写着:“其父胡晓川,1947年被捕,叛变投敌……”后来组织又到我父亲最后工作的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磁山铁矿查看父亲的档案,证实父亲被捕的事纯属子虚乌有,叛变投敌的事并不存在。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叛徒意味着什么,那是谁都清楚的。

这份材料是谁写的,我至今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父亲与还乡团周旋中,他从没有被捕过,更不可能有叛变投敌的事。

还乡团抓捕父亲没能得逞,但他们并不死心。

在这次抓捕父亲失败后不久,盘踞在县城的还乡团突然放出风来,说父亲已经被他们抓到,并且进行了三次“过堂”(即审讯),压杠子把腿压断了,如果想救他,就赶紧去人取保。

母亲慌了神,托了村里一些头面人物,借了马车,准备进城去保人。

说来事情真巧,正在要去保人的人马要动身时,父亲却转移到村子里来,大家才知道这是敌人施的计,不然哪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听说敌人是想扣押人质,逼父亲就范。

还乡团抓捕的第二个对象,是当时父亲担任城厢区派出所所长时的副所长刘叔叔。

刘叔叔是乐亭城东10里的钟丁村人,他严重口吃,人都叫他“刘结巴”,我们叫他“结巴叔”,他的名字至今不为我所知。

审讯罪犯的事,父亲常交给“结巴叔”去做。“结巴叔”越是着急就越说不出话来。只问罪犯的名字一句话,他就可能说10个“你”:

“你,你,你……叫,叫,叫……什么……名字?”

那罪犯也就可以有充分时间来思考和应付。

“结巴叔”审讯虽然说话困难,但他有一招是厉害的,那就是“打”。

“结巴叔”打人有时用扫帚把抽,用炉通条烫,但他从不把罪犯打得头破血流。

父亲为“结巴叔”打人的事,曾批评过他很多次。但他并不承认自己错,总是说这些人该打。

“结巴叔”给那些罪犯留下的印象,比父亲更要深刻。

自从国民党进攻乐亭之后,还乡团抓捕父亲和“结巴叔”越来越紧。父亲和“结巴叔”就在那残酷环境中一直在乐亭境内打游击。那时在国民党进攻的严峻形势下,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干部向敌人“自首”,写了不再跟共产党干事的声明;还有的干部“跑大敌情”(即跑到大城市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父亲和“结巴叔”一直坚守在当地打游击,这是难能可贵的。

自从国民党进攻以来,父亲与“结巴叔”几乎没有在家睡过一夜安稳觉,常住的是村外的破窑或柴垛。白天转移到村子里,也是不久便离开。

一天傍晚,父亲和“结巴叔”转移到“结巴叔”家所在的钟丁村,“结巴叔”家阿姨也是许久没见到丈夫,自然是好吃好喝地招待。刚吃完饭,“结巴叔”就在暖暖的火炕上睡着了,父亲把他叫醒说要转移,“结巴叔”执意要留下来住一宿。父亲说,这里离县城敌人据点只有十多里,住在这里是很不安全的。但父亲终于没能说服“结巴叔”,结果是“结巴叔”住下,父亲继续转移,说定第二天上午在约定的地点会合见面。

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结巴叔”就被敌人摁在被窝里,他被俘了。据说“结巴叔”的盒子枪就放在枕头下,子弹上了膛,敌人进屋时他掏枪射击,可是是“哑弹”(那时的子弹多是用使用过的弹壳重新装上药,叫“后换炮”,击发后很多不响,叫“哑弹”),没有打响,敌人把他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结巴叔”被扑了,父亲也后悔当时没能坚持让他一块转移。

“结巴叔”被扑以后的情况我不清楚,父亲也从来没说过。半年后,“结巴叔”突然又到了我家。当时环境和敌情都趋于稳定,父亲也正好在家。“结巴叔”告诉父亲,他是从敌人据点里趁敌人不备跑出来的,还带出来一把短枪。我们和母亲自然很高兴,好酒好饭招待。

当天父亲与“结巴叔”就转移了。

又不久,敌情环境趋于稳定。公安局也改变了游戏环境,设在乐亭古河村。“结巴叔”在公安局接受审查,但他行动还很自由。当时母亲、我、弟弟也随父亲住在古河村,“结巴叔”因为在公安局没安排什么工作,所以经常到我们住处来。

一天晚饭后,看守所长杨维礼约“结巴叔”到村外散步,还有一位我记不清是谁了。到了村外,杨维礼用绳子把“结巴叔”绊倒,结巴叔说:“老杨,不要这样开玩笑么!”杨维礼郑重向“结巴叔”宣布:“今天,奉上级命令,执行你的死刑”说着掏出怀里揣着的菜刀,朝“结巴叔”的脑袋砍去,只几下就把他砍死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公安局决定处决“结巴叔”。因为它被俘后叛变了,还带着敌人抓过革命干部,对被抓住的干部他亲自严刑毒打,是一个有血债的叛徒。

在“结巴叔”被公安局处决之后,他家阿姨曾来找过父亲,问“结巴叔”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处死他,今后她家应按什么待遇。父亲明确告诉他,经过审查,他投敌叛变了,你家也不能再享受抗属待遇。

父亲与“结巴叔”同在公安战线工作多年,情同手足。但他却从不询私情,铁面无私,在是非面前能掌握政策

执行处死叛徒“结巴叔”的杨维礼,是河北乐亭大黑坨人,他是李大钊的同乡。他出身贫苦,但是却沾染了乡村那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处事颟顸,参加革命后,虽然有改变,但也是常作出一些不讲政策的事。

一个给日本鬼子当汉奸的医生被镇压了,他要求组织批准他与这个汉奸的老婆结婚,父亲批评了他,并指出他阶级界限不清。但最终他还是与这个汉奸老婆同居了。

小黑坨村有一个叫刘凤歧的人,出身穷苦,当初是被生活所迫,日伪时期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混事多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冀东解放区时,他做了还乡团的区队长。他曾卖枪支给八路军,在还乡团抓捕父亲时,他曾对父亲进行过掩护,他没有什么劣迹和罪恶。他的哥哥刘凤山也是一个穷苦人,为人老实厚道,靠卖酱猪肉为生计。杨维礼多次向父亲说,刘凤山是还乡团的哥哥,找机会杀掉他。父亲向他讲不能杀刘凤山的道理,他听不进去。一天晚上,就在我家门口,刘凤山正背着箱子卖肉,突然从背后打来一枪,刘凤山赶紧扔下肉箱和手提的马蹄灯跑掉。向刘凤山开枪的人正是杨维礼。

后来杨维礼告诉父亲,枪是他开的,但没打中,父亲严厉地批评了他。

刘凤山到死也不知道究竟谁向他开了一枪,他前几年才去世。解放后我在外读书,寒暑假也常回乡里,但这件事我从来没向任何人披露过。

杨维礼担任看守所所长,死刑犯都由他执行。那时执行死刑不用枪而是用菜刀或镐头。

父亲对杨维礼作了很多挽救工作,但都没凑效。解放后他被公安局开除还乡。

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但原则问题上,他是讲原则铁面无私的。

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每当我带领学生参加军训,进入营房,听到那连营的嘹亮的军号声,都往往勾起我对已逝岁月的回忆,那是因为我在那不平常的岁月里,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1948年冬,蒋家王朝临近全面崩溃。冀东十三军分区的解放军在乐亭公管营村同国民党顽军打了一仗,这一仗共消灭顽军100多人,俘虏200余人,缴获的各种枪支、火炮摆了一地,真是人心大快。

为了庆祝这次作战的胜利,当天晚上由军分区文工团在胡家坨镇演戏。我大病初愈,也乘左爷爷家的牛车去看戏。

戏台搭在胡家坨小学校的操场上,煤气灯把整个操场照得通亮,台子是临时用木料搭起来的,上面挂着幕布,幕布上是一排白色大字:“冀东十三军分区文工团”。戏台前摆放着这次战斗中缴获的各式各样的武器。我们赶到时,参战的解放军战士已在戏台前坐好,他们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把枪靠在肩上。我们也都挤站在解放军队伍的后边,等着戏的开始。

戏台上的幕布还没拉开,有四五个战士押着一个俘虏出现在戏台前,那个俘虏一边挣扎,一边喊着、骂着。一个战士用毛巾塞住他的嘴,他还是不停地挣扎着。其中一个战士手里还拿着一个煤油桶,他把煤油倒在这个俘虏的头上、身上,另一个战士用火柴点燃,一下火焰四起,被烧的俘虏变成一个大火球,直烧了足足半小时火才熄灭,那个俘虏就成了黑焦炭。

后来听说,在解放军打扫战场时,这个家伙躲在厕所的茅坑里,农村厕所的茅坑既深且大,所以藏在里面不易被发现。解放军的一位连长去厕所解大便,刚蹲下,他就朝这个连长开了一枪,这个连长就这样牺牲了,他牺牲在战斗胜利结束之后。

战士们都对这个杀人恶魔义愤万分,所以在演戏之前就把他点了“天灯”。

这天演的戏有两个,第一个是秧歌剧《兄妹开荒》,第二个是歌剧《白毛女》。

《兄妹开荒》这个秧歌剧,剧的情节是说边区大生产的故事,哥哥去开荒地,妹妹去送饭,剧情非常简单。

这部简单的小戏,充满浓郁的泥土气息与农民特有的诙谐,演得生动活泼,富有情感,给人以焕然一新的强烈印象。

在边区,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干部,都非常喜欢这个小戏,不但喜欢,而且每个人都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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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白马女》剧照,饰喜儿郭兰英、饰杨白劳是好友前民 

歌剧《白毛女》,我是第一次看。看戏中,我发现好多人落了泪,戏台前一片哭泣声。当演到黄世仁逼死杨白劳霸占喜儿时,一个战士站起来,挥着手臂喊:“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还有一个战士站起来喊:“把狗腿子穆仁智点天灯!”演穆仁智的那个演员吓得跑下后台。

解放后,据好友前民告诉我,他演杨白劳最初扮演喜儿的是孟宇,后来是郭兰英、王昆,解放前,演黄世仁、穆仁智的演员被打的事他见过不止一次。  这就是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是阶级的深仇大恨!

冀东地区的土改是在战争形势下进行的。千百年缺衣少吃的农民,如今分得了土地,加深了广大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革命战争也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援,分得土地的农民,自愿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送军粮,做军鞋,送慰问袋等各项拥军支前的活动,蓬蓬勃勃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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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开展参军动员  

根据战争发展形势的雪要,冀东区党委发出组织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的指示。

中国的农村历来存在着“安土重迁”的思想。尤其土改以后,农民过上了“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馨生活。再加上那时农村流传着“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习惯势力,所以,动员他们当兵出外打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次参军是参加正规军,和过去在本乡本土打游击,暂时出外抬担架、送公粮不同,这次是要真刀真枪在战场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参军阻力比较大。

为了躲避参军,有的青壮年跑到邻村亲戚家躲起来,有的装疯卖傻,有的装病不起,在小黑坨后庄还有一个青年用铡刀铡掉右手的食指(因为右手没有食指就不能扣动扳机打枪),人们对参军的意义不是很理解,并且还存在一定恐惧心理。

县上的领导对参军运动十分重视,几乎是全力以赴,并指示各基层:参军问题必须要发动群众,作好充分的政治动员和细致的组织工作。我们小黑坨学校的同学和老师,参加了这次参军的动员和宣传工作,区里还发来了宣传材料。

首先要向翻身农民讲形势。当时长春已被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一年多,守城敌人如惊弓之鸟,缺粮、缺物、缺装备,已经失去战斗力,东北全境解放势在必行。而冀东地区是东北守敌收缩逃跑到华北、京津地区的必经之路,而津京守敌要援助东北敌人,华北地区也是咽喉要道。所以保卫冀东、守住冀东、武装冀东人民,对全面彻底消灭蒋介石和解放全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要向他们讲如何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农村土改中的物质刺激是动员农民参军的一个强大动力。土改已经胜利了,大家都分得了土地和许多财产,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推翻了地主对他们的统治,翻身做了主人。但是推翻本地的地主还不够,因为蒋介石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后台,不打倒他,各地的地主都不甘心失败,还幻想蒋介石回来变天,要保卫胜利果实,就必须打倒蒋介石,刨掉蒋介石的根。这样首先就要武装起来保卫解放区,因此革命青壮年参军参战,保卫土地,保卫家乡,以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正式报名参军之前,通过这样的宣传教育,营造一种群情激愤、踊跃参军的氛围,揭露国民党军队及还乡团疯狂进攻解放区、残酷杀害人民的现实,开展“反蒋诉苦”活动,以激发群众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仇恨之情。

经过这样反复宣传,群众情绪逐渐热烈起来。大家又谈论起自从国民党军队进攻冀东解放区之后,还乡团抓兵、抢粮、奸淫妇女的罪恶行径。有的人说:“打倒蒋介石得靠咱们穷人!”还有的说:“现在打老蒋,就应该像当年打小日本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年轻的当兵上前线,在后方的加紧生产,搞好战勤支援前方。”还有的说:“国民党害了咱,共产党救了咱,咱不参军谁参军!”“反蒋,保田,保饭碗,就要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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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晋冀鲁豫参军人数有148  

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号召参军的时机也就水到渠成了。

于是,出现了“送子参军”“送郎参军”“兄弟争相参军”之类的动人场面。有一位老大娘有两个儿子,长子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现在她又送次子去参军。有一个新婚妇女,主动动员丈夫参军,带动了全村许多新婚妇女动员丈夫参军。这样全村适龄青壮年,有90%报名参军。

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都带头报名参军。

钟庄村村干部邵成带头报名参军,因为他是夜盲眼没获批准。

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十分羡慕那穿灰军装的解放军,我也报名参军,但因为没满15岁,没被批准。

据报载,这次冀东参军任务胜利完成,很短时间就有19000余人报名参军,最后正式参军者达13700多人。

对于报名参军的,村委会送光荣灯、光荣牌、旗子对联等。

参军的人都戴上大红花,农会为他们置办酒席,酒足饭饱之后,欢送的人把他们送到村口上路。那时口号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送儿子,送丈夫的母亲和妻子们,临别时没有一个人流泪或者是哭。

解放后,据复员回来的老兵说,这些整村整村参军的青壮年,不久就参加了打锦州的辽沈战役,有几个人牺牲在辽沈战场上。

现在小黑坨村曾参加辽沈会战的佟增林、王希禄还健在。前几年我回乡下时还见到过他们。佟增林在参军后,担任机枪手,家属曾接到部队确认为烈士的信,家里人认为他已经牺牲,没想到建国后他又复员回到家乡。原来是在一次作战中,他和几个战友被炮弹击中,几个战友都牺牲了,佟增林受了伤,他躺在死人堆里,许久又苏醒过来,部队就把他作为牺牲人员上报了。

佟增林在去世之前,他的老伴已经去世,他人也变得痴呆。住在土改时分的现在已经残破的房子里,每天孩子们给他送饭。这一位为新中国的建立曾立下汗马功劳、当年鏖战沙场的老兵,老境竟如此凄凉!

在这次报名参军热潮过去不久,区文教助理员孟会民来到学校,给我们宣讲路北(京山铁路)建国学院的情况:在那里,学员们边学习,边劳动,吃饭有食堂,都穿灰军装,出操训练,完全跟解放军大部队一个样。他的话在同学中引起极大反响,几个同学当时就报名准备去建国学院。

上次我报名参军,因为年龄限制,没能获准。这次上建国学院,没有年龄限制,所以我也报了名

报名的还有我的同学赵玉岗和教我们算数的乔老师。

我们出发前,农会从当时的“胜利果实”中拨给我们每个人5个“袁大头”(即带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农会还杀了一头猪,犒劳我们吃炖肉。

出发时,因为我年龄小,“袁大头”就放在乔老师的书包里。我们穿着家里做的布鞋,腰间还别着一双备用。乔老师在城市里读过书,他穿的是球鞋。

同去的,还有别的村要去建国学院的,一路上浩浩荡荡,我们这一队学生兵。

当队伍进入滦南县以后,赶上发洪水,淌水行军,每天只能走几里。我们几个小同志,有当地老乡护送的小船可乘,就比年龄大的同学有了优势。到滦南的喑牛淀时,行军就更加困难了,建国学院派来带队的人决定不再继续行军,暂留驻在喑牛淀待命。当时的喑牛淀,是冀东十三军分区驻地。军区的领导对我们这群娃娃兵很有兴趣,动员我们改变初衷,不去建国学院,留在军分区,经过与建国学院带队的商量同意后,我们决定留在军分区。

赵玉岗被分配到军区电台,我被分到司号连。

刚来司号连,我们每人领到一套灰色新军装,一副绑腿,一把铜号,那铜号上还系着红缨,我们把那铜号擦得锃亮。

连长给我们讲:司号员是首长的喉舌,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时,战士要匍匐前进,压低身子,尽量缩小目标,而司号员要站在高处,这样号声才了嘹亮,能传得远,而司号员的目标也最容易暴露,最容易被敌人首先发现,所以当司号员要有勇于牺牲的精神。

连长还亲自教我们打绑腿。刚打上绑腿,腿肚子又涨又疼,很不习惯。但不久,腿部就不疼了,而且觉得走路轻松而快捷。连长还告诉我们说,作战时,如果腿受了伤,绑腿还可以用来包扎伤口。

每天拂晓,我们就起来练习吹号。教我们吹号的老兵告诉我们,早起不要撒尿,把尿要从嘴里吹出去!

练习常在村外的旷野,那嘹亮的军号声,至今想来,还似乎觉得余音绕耳。

冀东大地的寒冬,干冷干冷,手冻僵了,放在嘴边吹几口热气。

这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那天上午,连首长告诉我们:国民党在冀东战场连连失利,战局将有大的变化,我们部队要转移到路北(京山铁路以北)作战,为了减小行军拖累,组织决定送我们几个不满15岁的小同志,去冀东渤海中学(后改冀东二三联中,即今乐亭一中前身)读书。

这个决定,我们都感觉来得突然、意外,我们当初是准备去建国学院的,后来半路上又决定我们参军,这些我们都可以接受,因为上建国学院也等于参军,有军装,供给制待遇,但是,让我们去中学读书,我们却一下想不通。

连首长跟我们讲:现在国民党在作垂死挣扎,我们在全国很快就会取得胜利,那时,就需要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们去上学同样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还说,渤海中学也是供给制,你们喜欢的灰军装可以穿走,我们的部队也许在春天时再打回路南,国民党的日子长不了。

连首长的一番话,说得我们哑口无言。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将近半年的部队,离开可那朝夕相处的战友,也交出了那伴随我近半年的闪闪发光的军号。

比我大两岁多的赵玉岗和乔老师随部队走了,听说他们在过铁路(京山铁路)时与敌人遭遇,曾和我睡在一个炕上的一个战友腿受了伤。

建国后,赵玉岗在北京军区电子对撞团担任团长,我曾见过他。按着我的经历,前些年我曾向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提出享受离休待遇的申请,我曾找过赵玉岗作为我这段历史的证明人,他痛快地答应了。因为我从参军转到上学,都是组织保送的。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人事部处一位陈姓处长告诉我,人事处没有批准我的请求,理由是:中断。可是,据人事处工资科的一位姓关的科长透露给我,在人民大学,像我这样经历的,有一位同志已经被批准享受离休待遇。可惜的是这位关科长,因为与陈姓处长关系不好,被调离人事处,到研究生院去管理资料了。

这位陈姓处长,是炙手可热的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的老婆--一个典型的黄脸婆,自从贪官学匪纪宝成担任人民大学校长之后,把她从南方调过来,安插在人事科担任科员,又凭借纪宝成的虎威,一路攀升,从科员、人事科长、人事处副处长、函数学院副院长,大字认不了几个这个黄脸婆,竟然评为教授,被人传为笑谈,中国官场、学界的腐败由此可窥豹于一斑。

也难怪……在这个物欲熏心、人欲横流的社会里,或许是因为我有哪个神仙的香没烧,哪路财神的庙没拜。所以没被批准离休,我并不感到意外和遗憾。

和我一起参军的乔老师至今我们也没见过面。解放初,听说他在西藏工委一个地区工作。

农会给我的让乔老师背走的那5个“袁大头”,我再也没见过!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14)我在监狱里学数学、(15)乐亭师范的求学生活
(16)我所经历的“康、阎反革命事件”、(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18)我的二姑母、(19)二伯父的一家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0)浪迹天津卫、(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23)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24)大学生活的序幕揭开了
(25)《蓓蕾》月刊的创办与夭折、(26)丰富多彩的师大文化生活
(26)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7)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28)相逢一笑泯恩仇
(29)“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30)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31)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32)教育实习,大搞科研、(33)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3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5)初到人民大学
(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38)当爹当娘一肩挑
(39)我接了个烂摊子、(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44)复课闹革命、(45)清理阶级队伍
(46)狠斗私字一闪念、(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49)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50)由不务正业到务正业
(51)难忘的巴蜀之行、(52)再赴巴蜀
(53)要做好人,不做坏人、(54)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任宝义
(55)好友庄之明、詹家瑄、(56)和刘英共事的日子
(57)山雨欲来风满楼、(58)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59)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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