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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传业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
我的祖上居住在乐亭王家伙房，王家伙房当时是乐亭海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
我的祖父名字叫王文兰，他年轻时曾到东北习商，后又回家种田，凭他的刻苦与勤劳，很快成为王家伙房的富户。
早年的王家伙房，是渤海边的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的海滩，到处长满杂树和海草，方圆十几里没有人烟，只有海鸥飞来飞去，盘旋起伏，使这里还能显示出生命的气息。
据说，我的祖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移民到乐亭王家伙房的。
明朝以后，大量的移民从山西纷至沓来，使王家伙房这块荒芜之地增添了人间烟火，开始有了人们劳动的身影。那时候，开垦沿海的盐碱荒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下海捕捞却是人们主要的谋生手段。于是这里的捕捞业自然就兴旺起来。有了产业的兴旺，就有了人群的集聚，也推动了其他生产劳动的发展。在那时，这里海岸平缓，海水清澈，鱼虾蟹蛤非常多，捕之不尽，捞之不完，是一个天然的渔场，不用开发，也不用修筑码头，只要有了鱼船、鱼网和捕捞技术，就能下海捕鱼。
王家做的饭菜不光是花样多，味道好，而且价格低廉，渔民们愿意到我们的伙房去吃饭，就是原来自己带饭的渔民也都不带了，都交饭费到王家伙房去入伙。久而久之，王家的名声就传遍了沿海，这里的渔场没有名字，可是王家伙房的名声却传遍了十里八乡，王家伙房就成了这里的渔场、鱼市的代称。后来，渔民们逐渐在这里落户，子孙繁衍，这里就成了一个小渔村，人们把这个小渔村仍称为王家伙房，一直到现在这个村名也没有变。
至我祖父时，我们王家仍然是王家伙房的富户。
据父辈人说，一个深夜，十余名“海盗”乘船上岸，将祖父祖母捆绑起来，把家里的所有粮食、细软洗劫一空，放火烧了宅子。从此王家家境一蹶不振，生活难以为继，爷爷就在“闹海盗”不久离开人世，丢下祖母无依无靠，只得带着她的儿女远走他乡，投奔到她的已经出嫁的大女儿所住的黄瓜口村。
在黄瓜口村，祖母靠着被海盗劫后余生的一点私房钱，为父亲办完婚事。
我的母亲是距黄瓜口南五里的小黑坨村人，她的乳名叫改头（农村习俗，所谓改头，就是改一个头，下面生男孩）当时在冀东农村，没读过书的女孩子都没有大名，结婚以后随丈夫姓，叫XX氏。母亲家姓赵，她的名字自然就叫“王赵氏”。直到她死后，我们给她立的墓碑上也以此称之。
母亲生于1910年，在她出生第二年暴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临时政府曾公布过禁止妇女缠足的法令，但是农村并没得实现执行。在母亲5岁时，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4个年头，外祖母仍给母亲缠了足。所以母亲的一生靠脚跟走路，颤颤悠悠，总像要跌倒的样子，穿鞋套袜都十分麻烦，洗一次脚要花去好多时间。
外祖母为什么给母亲缠足，那是因为当时不缠足的妇女，连出嫁都非常困难。外祖母本人就是天足（即没缠过足），她只能嫁给一个农民，而且受到别人的歧视，人家都称她是“大脚婆”。外祖母不希望女儿再像她那样受人歧视，所以她给母亲和我的大姨母都缠了足。
在那个以大脚为耻，小脚为荣的社会风气里，多少妇女被摧残为半残废的人！
母亲一生靠她一双小脚，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哺育着她的儿女。
起初，凭着祖母积攒的一点私房钱，日子还过得去，但是在父亲完婚之后不久，祖母中风瘫倒在床，在祖母瘫倒在床的第二年，我出生了。
我的出生，带给母亲的不是欢乐，而是一声叹息：“这个小孽障，让我怎么养活你啊！”
据大人们讲，母亲生我时难产，我是逆生。一般婴儿从母体出生时，是先出来头，然后身子，再后是双腿双脚，而我却是先伸出一只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接生的人就采取保全产妇，而不保全婴儿的作法。但是，我的外祖母是方圆十几里有名接生婆，她有处理难产的丰富经验，在她的操作下，母亲顺利地生下了我。
当时农村医疗条件落后，产妇临产没有条件去医院，就在家里找接生婆接产。没有产床，就把婴儿生在土炕上。怕把炕席弄脏，就掀起炕席一角，堆上沙土，婴儿就落生在沙土上。那沙土必须是从村外沙坨上取来的纯净黄沙，在临产前几天就要铺在土炕上，焐干，焐热。所用剪刀（剪脐带用）要在锅里用开水煮沸、消毒。这些，外祖母都是很在行的。
由于难产，母亲生我时，痛苦万状。关于我出生时的情景，是在我成年之后大人们给我讲的：
母亲两手抓着炕上的沙土，痛苦地呻吟着，已经一天一宿了，呻吟声由强到弱、由高到低，由喘着粗气到呼吸越来越微弱 。看来，她再没有信心和力量把我这个“小孽障”（外祖母这样称呼还没有出世的我）生下来。
外祖母急得大汗淋漓：“改丫头（母亲的乳名），别闭眼啊，拽着妈的手，再使劲啊！”
凭着20多年的接生经验，外祖母清楚知道，如果母亲现在昏睡过去，大人和孩子就都会窒息而死。
但是，外祖母对付难产是有经验的，她终于用她自制的“产钳”，捉住我的另一只脚，我就这样来到人世。
我感谢外祖母把我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她以后并不喜欢我。
当时在冀东农村，把逆生的孩子称做“横生倒养”。此后外祖母每当骂我时，总是说：“你个横生倒养的小孽障！”
看来，我迈入人生的第一步，就走错了路，这可能就是此后我叛逆性格的一个开端吧。
人们都说世界上母亲是最伟大的，我的母亲和所有母亲一样，她不但给了我生命，哺育我成长，而且给我了智慧和灵魂。
我啼哭着，拼命吮吸着妈妈那干瘪的乳头，但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妈妈那乳房已经吸不出奶水。
妈妈把高粱面磨成粉，加上一些蔗糖，煮成面糊，缝一个布袋子，布袋子的一角剪一个小口，再把熬好的面糊装进布袋子里，我就像吸妈妈奶水那样吸着布袋子。
连妈妈也没有想到，从出生就没有吃过人奶和牛奶的我，成人之后，竟然有1.85米的身高。
祖母病倒，我的出生，给父亲带来的是沉重的负担。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他每天给瘫倒在床上的母亲喂饭，洗脚，擦身子。俗话有：“久病床前无孝子”，父亲却不是这样。几年中，他从始至终侍奉祖母，从无半点怨言。
父亲不但孝顺老人，对子女也呵护有加。幼年时一件事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一个晚上，我闹着要吃馅饼，那时冀东的村庄到晚上常有挑担卖馅饼的小贩，父亲跑了黄瓜口的3个村庄，也没有找到卖馅饼的。回家就升火自己亲自操作，终于让我吃上当时在乡野很难吃到的馅饼。父亲有句话是“娇儿出孝子”，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至我成年生儿育女之后，我也是用这句至理名言作为信条，哺育对待我的儿女。
在黄瓜口村的日子越过越窘迫，祖母久病在床，开始还有点亲朋接济，但也是杯水车薪。记得是在一个年关，家中竟没有下锅的米，父亲只得腆着脸去大姑单家借粮。大姑单家是黄瓜口村的富户，大姑的儿子单好德又是长春一个大商号的经理，日子过得殷实富足。对她来说，接济我们一点，那只是九牛一毛的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当父亲去向她家借粮时，大姑却阴沉着脸向父亲说：“这年头，谁家日子过得都不容易，你还是自己去想办法吧！”说完，她扭头儿走了，父亲只得失落地离开大姑的家门。
回家后，正赶上春节，父亲写了一幅对联贴在门上：“出有门入有门摘借无门，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横批是“亲情何在”。从此之后，父亲一生就没再进过大姑家那三进三出的豪宅。
大约是1947年夏天，冀东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单家作为黄瓜口村的大地主，受到农民斗争。单家大女儿单冬莲曾去找时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父亲，希望父亲能帮他家说点情，被父亲一口回绝。这是父亲参加革命后的一贯办事原则，抑或是一种阶级的感情和阶级的仇恨！
对黄瓜村口的生活，至今我记忆不多。但有一件事却深深印在脑子里：那就是在我3岁时发生在冀东的“冀东暴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冀东地区成为日军由东北入侵华北的咽喉要冲。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中共中央即决定在冀热（热河省）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图：宋时轮、邓华领导指挥的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
10月，以李运昌、胡锡奎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冀热边特别区委员会，决定组织冀东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广泛发动冀东人民，准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6月，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造成起义的有利条件。1938年
7月6日、7日，冀东武装起义先后在滦县、乐亭、丰润等县爆发。接着，在遵化县地北头、蓟县邦均镇及开滦矿区也相继爆发起义。起义群众组成冀东抗日联军，并在滦县杨家院、遵化县玉皇庙等地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起义的初步胜利，鼓舞了冀东、热河广大地区的人民，起义浪潮很快波及到20多个县，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0余万，抗日联军发展到7万余人，其他抗日武装近3万人。
这支起义部队的一部分从黄瓜口村头经过，究竟有多少人说不清楚，只记得队伍连续不断地三天三夜还没走完。那是一个炎热的盛夏，士兵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这时村庄里也有了变化，那些地主老财嚣张气焰收敛了，饥饿的农民到地里掰尚未完全成熟的玉米棒子，回家或煮吃，或晾晒，地主老财也不敢去干预，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老实的农民扬眉吐气。
起义部队曾先后收复平谷、蓟县、玉田、迁安、卢龙等县城，在城市和农村，推翻了日伪统治，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还一度切断了北平（今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交通，迫使日伪军退守县城或主要据点，起义取得成功。
冀东暴动，震撼了日伪在冀东的统治，显示了人民的抗日要求和巨大力量，为尔后建立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图：“冀东暴动”领导人之一胡锡奎
1960年9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胡锡奎。那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没想到那平易近人学者型的胡校长，竟是当年统率20万之众举行“冀东暴动”的一位卓越军事将领。
黄瓜口，这个冀东小村庄，至今已是花果满园，绿树成行，村民生活都达到小康水平。但却无法寻觅到当时我呱呱坠地时的小屋里那土炕和那残破的炕席！
（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祖母去世以后，日子越来越难过。父亲、母亲只得背井离乡，用那根扁担一头挑着锅灶，一头挑着年幼的我，远走他乡。到哪里去啊，到哪里去？那时的穷人无路可走。最后决定投奔到离黄瓜口五里之遥的小黑坨村外祖母家。
从黄瓜口往南2里，是大黑坨村。大黑坨因为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出生地而闻名全国。
图：乐亭大黑坨李大钊故居
从大黑坨再往南走2里，是小黑坨。小黑坨因为有“京东快马张”而闻名冀东。
本书开头说过，乐亭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乐亭“老呔帮”是中国最早的商帮之一。至清朝中叶以后，乐亭人闯关东经商，足迹遍布东北各地。到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呔帮”在东北经商人数达10万之众，他们在东北开设商店、银行、工厂达到1000多家，经商者共拥有资金2亿银元。他们把赚的钱寄回乐亭，盖房、置地、办厂。“老呔帮”富乐亭，兴乐亭，着实让关外人羡慕，难怪东北人说：“东北3个省，无商不乐亭”。
图：张希孔画像
小黑坨张希孔，就是“老呔帮”闯关东发迹的典型代表人物。张希孔，生于道光年间。青年时，他学会了木匠手艺，带着两个弟弟闯关东到了东北船厂（今吉林市）的一家木匠铺当杂工。他为人忠厚，干活勤快，后来受人资助自己开了个小木匠铺。当时，适逢东北“木帮”们从东山里砍伐的一大批木料，积压在松花江畔，一时难以出手。这批木料便赊给了张希孔，言明次年秋后付款，可是，这些人去了四年也未来取钱。此时，恰遇当地遭火灾，灾后重建房屋，木料走俏，张希孔借此机会而获大利，他用这笔资金垫底，开设了万合木局。后来，又在宽城子开设了万合兴、万增兴商号，并继续兼营木业。子承父业，几年下来，张家成为乐亭县的四大富户之一。
张希孔家素有“京东快马张”之称。据传说，张希孔的曾孙张玉相（字功璞，世称张老功）30岁时进了一次北京，正遇到亲王们赛马，张玉相年轻气盛，又好骑术，由于好奇就溜进了赛马场。因为是王公大臣们赛马，朝廷一品官都进不去，他一个二品官，带着官衔进去多危险。张玉相一上场，就闯了祸，他的马超过安德海一头，安德海是代表老佛爷的，安德海问：“赛马者是谁？”张玉相没敢报真名，回答说：“京东快马张。”安德海下令：“关闭城门，抓京东快马张。”
张玉相惊出一身冷汗，扬鞭跃马，从京城连夜赶回小黑坨。此事在其姐夫杨御使的疏通下，费尽周折，方大事化小，终于平息下来。但“京东快马张”的大名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张玉相，我们当地人称他张老功，他家堂号叫中兴堂。他家宅院就在外祖母家的后街，我幼年时，宅院完整尚存，我们常到那里去玩。
他家宅院很大，正面门前有权臣李鸿章手书的“文下轿，武下马”的石碑，正门内侧悬挂皇族亲王赠给张老功的横匾。内廷长廊围栏，画栋雕梁，气象万千。正院房顶上修有炮楼和女儿墙，据说当时张家有洋枪几十杆，昼夜有家里的武丁守护，当年乐亭沿海闹海盗时，上百名海盗也没攻下张家的院子。1947年闹土改时，这个院子就成了农会办公的地点，那时张家已经人丁不旺，只有张家后辈子孙张振亚和他的父母。张振亚是我小学时同班同学，他人很朴实、很憨厚，没有大家纨绔子弟的恶习。
张家外宅主要是仓库、长工屋、碾棚、牲口棚，院子也很大，土改时村里斗地主开大会，都在张家外宅进行。
正宅外宅之西是花园，周围有用土夯实的土埝子，里面除了各种树木花草之外，中间是一片大苇塘。小时候，夏天我们经常到那里去捕鸟，到芦花飘白时，我们就去那里用筢子搂树叶当柴烧。
张家祖坟在花园之西，周围种满松柏，葬着张家几代人。可惜的是，1958年平整土地时，坟茔被村民们平掉。据说那柏树棺材还完好无损。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朴实的典型冀东农民，我对他的记忆不多，因为在我记事时他已离开人世。
旧时没进过学校的妇女只有乳名，而没有大名。结婚以后随丈夫姓。比如，外祖父家姓赵，而外祖母也姓赵，那么外祖母就叫赵赵氏。女人的名字只在百家姓中两个字转换，而张、王、李、赵同姓最多，女人的重名也就多。什么王赵氏、赵李氏、张王氏……人一多，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不过在旧时代女人的名字用处不多，结婚前用乳名，结婚后就用“XX媳妇”，如果生了孩子，就用“XX他娘”称之。
到1946年土改平分土地时，名字用的多了，就出现很多麻烦事。比如分浮财，农会在大会上一喊“赵王氏”，就会有很多赵王氏上台来领东西，究竟是哪一个“赵王氏”呢？为了区分，就在“赵王氏”前再加上丈夫的名字：“赵镇家的‘赵王氏’”。
外祖母与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是本家。赵纫兰也是大黑坨村人，李大钊的同乡。在李大钊与赵纫兰结婚时，外祖母也参加了婚礼。关于外祖母与赵纫兰是远亲、近亲，外祖母从没说过，因为李大钊尽管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但当时在愚昧的冀东农民头脑中，还没有那么大名气，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么一点。
外祖母家是下中农，有10多亩盐碱地，一辆牛车。平时土地耕作，全靠外祖父一人。农忙时，外祖母也常帮把手。小黑坨临近渤海，土地多盐碱，种的禾苗，死的多，活的少。10多亩盐碱地，只能勉强够外祖父母糊口。
外祖母是远近闻名的接生婆，她对接生很有经验，有不少的难产的婴儿在她手下顺利降生。不论黑夜，还是白天，只要有人来找，他从不推辞。找她接生的人，即使是穷人家，也要借了牛车来接，有钱人家一定是套了马车来接她。
那时接生是义务的，大家乡里乡亲，从不收钱。接生后，要招待一顿饭，再送些红枣、杂粮之类的礼物。
外祖母家院子里住着不同姓氏的3户人家：西厢房住的是外祖母和我们的一家，东厢房住的是一个开鸦片烟馆的孤寡妇女，人们都叫她“三叨叨”，北房住的是一个叫二老吴的神汉。
这个院子虽小，但却是住有接生婆、开鸦片馆的、神汉3户人家，构成旧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三叨叨”的名姓至今不为我所知，只记得儿时她迈着她那3寸金莲的小脚，不管有人没人，无论是站着、坐着、走着，她嘴一天也叨念不停。她的烟馆生意很好，儿时我经常去看她熬烟土，一个铜锅，把烟土倒在铜锅里，用火慢慢地煨，大约两三个时辰后，金黄烟膏就熬成了，然后再分别用戥子称量后，分别包成一个个烟泡，装在盒子里等烟客吸食。
因为她进的都是云南烟土，货地道，熬制技术又好，所以烟客来的多。
她家有里外两间屋，里间是她的卧室兼烟馆，炕上铺着洗得干净的炕单并备有枕头，有钱的烟客可以躺在炕上自由自在地吸食。外间没有床，只有几个长凳，那是给没钱烟客准备的，只能坐着吸食。
那些来的烟客，衣冠不整，瘦骨嶙峋，趿拉着鞋，呵欠流涕地走进“三叨叨”的烟馆，来享受那吞云吐雾的欣慰感。
儿时我常去看那些烟客吸烟的情景：烟客们手握一根尺八长的烟枪，一头含在嘴里，一头对着烟灯，对着烟灯一头的烟斗上有一个小孔，烟膏粘在小孔上，在烟灯上加热后，冒出缕缕白色烟雾，此时烟客就如婴儿吃奶一样，拼命吮吸着那烟雾。于是刚来时无精打采的烟客，逐渐睁开迷离的双眼，人也有了精神。
“三叨叨”和别的烟馆不一样，她只卖烟，不卖身。有时，三叨叨也躺在烟客对面，帮助烟客烧制烟膏，但她自己从来不吸。她帮助烧制烟膏的都是躺在里屋的高贵的富有的烟客，不是坐长凳上吸烟的短衣帮。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自此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鸦片的输入，使中国官兵手无缚鸡之力，不可御敌。
图：吸鸦片
我曾听到那些吸食鸦片的人说过，其实吸食第一口鸦片烟，滋味并不好受。正如一个叫张昌甲的瘾君子说的“初犹艰涩刺喉，醇而后肆而贪馋”。等到吸食三五天之后，便能成瘾，成瘾之后，每天要吸上几遍。如果不吸，就会呵欠流涕，大汗淋漓，捶胸顿足，难受得要死。在吸食相当时间后，就会变得骨瘦如柴，面无血色，目光呆滞，呼吸急促，最后抑郁而死。正如一首打油诗说的那样：“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
我出于好奇，常去“三叨叨”烟馆去看那吞云吐雾的烟客，但逐渐却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那醇香的烟味让人满足，所以常常不由自主地去闻那烟香。母亲发现我的异样后，就再不让我进“三叨叨”家的烟馆了。
不能进烟馆了，我就常混在二老吴家屋子里，有时还跟了他去看他给人家作法事，测阴宅，但不久也被父亲制止了。
此后我才知道“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道理。
二老吴，是远近闻名的神汉。他能请神降仙，为人医病；还能相面揣骨，为人测字算命。有人家盖房，请他看风水，修坟迁墓也来找他测阴宅。据说他的功夫很高，法力很大，有一次我得了抽风病，身子抽搐不止，母亲请他来治。摆上桌子，烧了高香，他嘴里念念有词，说我是有鬼神附体，他做出驱鬼抓魂的几个动作，几天后，我的病果然好了。是二老吴的功法呢，还是我自然就好了呢？谁也说不清楚。
我这次的抽风病是由于惊吓过度。事情是这样的：我家西邻有一个叫张德安的人，他的年龄应该比我母亲大。他家孩子隔着篱笆往我家院子扔砖头，我也还击，往他家院子里扔砖头，被张德安发现。他气势汹汹跑过来，提着我的衣领到他家院子里，喝令我把砖头捡干净。他家有一条恶狗，平常谁也不敢到他家。我吓得浑身发抖，啼哭不止。
当天晚上我就浑身抽搐不止，嘴里说胡话。冥冥中我听到母亲隔着篱笆在骂张德安：“张德安，你个不得好死的，你怎么和小孩子一般见识！”
但是，二老吴没有彻底治好我的病，此后我的病时好时坏。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妈妈问来一个偏方，说耗子（老鼠）的睾丸能治这种病。但是献偏方的说吃了这个偏方，以后成人就不会再有后代。母亲也顾不了这麽多，找来耗子睾丸焙干研成粉末让我吃下，我的病果然好起来。
我的外祖母性格暴烈，言语刻薄。有一件事至今铭记在心：当时我只有4岁，一次我向妈妈讨一分钱想去买一个糖球，被外祖母听到，她坐在炕的里边，我坐在炕沿外边，她一脚把我从炕上踹到炕下去，头上磕了一个大大的包，嘴里恶狠狠地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孩子没出息，将来是个拔茅屎栏的角色（冀东人称厕所为茅屎栏，所谓茅屎栏，一般是用秫秸篱笆遮挡，懒汉没柴取暖，就去把人家秫秸篱笆拔了当柴烧）。”外祖母的这一番话，一直刺痛着我的心，但它也时刻从另一个方面激励着我，让我奋发，催我自强。
此后，无论在我读书还是工作时，我都时时警戒自己，要勤奋，要自励，千万不可懒惰到成为“拔茅屎栏的角色”。
还有一件事，外祖母也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外祖母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母亲的姐姐（我的大姨）有一女一儿。女儿生下来耳聋，我们叫她聋姐。儿子比我大一岁，叫盘厮（乐亭人将厮（SI）字读成xe音）。我与盘厮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又一起上学读书。
外祖母晚年在考虑财产的（那是怎样的财产啊，十来亩盐碱地、一头牛、一辆车）继承问题，把盘厮作为她的财产第一个继承人，还在我们当地的乡政权作了公证。就在这一继承权确认不久，这位姨表兄盘厮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去。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我们上一年级时，盘厮不知什么原因违反了学校纪律，受到处罚。那时，在我们读书的小学，如果学生违反了纪律，重则处罚打板，即用戒尺抽打手掌，十下、二十下、直至几十下，被戒尺抽打的手红肿直到渗血。轻的呢，就是罚站，一小时，两小时，都由处罚你的老师说了算。那天盘厮不知道犯了哪条戒律，放学时不准回家，罚了站。我们学校原是在一座神庙里，那神庙里泥塑判官，张牙舞爪，甚是吓人。盘厮罚站后，老师去吃晚饭，竟忘了被罚站的学生。直到深夜，姨父去学校找时，老师才发现自己忘记了还有罚站的学生。盘厮回家后，当夜高烧，说呓语，可能是惊吓过度，几天后竟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这位老师就是我的五叔王廷荣。当时农村法律意识薄弱，如果是现在，事情会闹得沸沸扬扬。因为是亲戚关系，我的姨父、姨母没有向学校和老师提任何质询和要求。
因为盘厮的死，我就自然成为盘厮的后补人选，被当作外祖母财产继承人。但是不久冀东地区闹土改，平分土地，这种继承关系也就成了空话。
在农忙时，父亲就帮外祖父下田耕作，农闲时，就到海边捕些鱼虾走街串巷去叫卖，赚点钱接济生活。
凭添我们家三口人，外祖母家生活过得更加窘迫。外祖母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父母，所以拌嘴的事就经常发生。记得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和母亲又吵起来，还骂了父亲。父亲一气之下，披着一件蓑衣离开了家。外边刮着大风，下着大雨，雷鸣电闪。我看见，父亲刚刚跨出门槛，就跌倒在泥水中，爬起来，他再没有回头，身影消逝在茫茫雨幕中……
我拽着妈妈的衣襟，不住地叫着父亲，问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次离家出走之后，父亲就没有再回来过。后来听人说他参加了八路军，外祖母恶狠狠地向母亲说：“这次你男人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还是考虑自己出路吧！”
外祖母终于在确定他的财产继承人后不久，离开人世，外祖母弥留之际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楚。
前边已经说过，外祖母是远近闻名的接生婆。接生，本来是一项公益事情，是善事，但按迷信说法，接生婆的手沾满了血，是肮脏的。据说接生婆死后到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把她的手剁掉。记得外祖母临死前，妈妈给她缝了两个红布手套，套在手上，据说这样阎王爷就不会再剁她的手了。
外祖母死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迷惑不解：她躺在凉床上（冀东地区人死前要抬到凉床上，不能死在炕上）三天三夜，已经停止呼吸，但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似乎还在看着什么。神汉二老吴说，外祖母有冤魂附体，如果让她安息，就必须把附体冤魂驱走。于是他来到外祖母凉床前，向天作了一个抓捕的手势，嘴里念念有词，外祖母果然闭上眼睛。二老吴说附体的冤魂，被他赶走了。
外祖母终于平静地走了，因为外祖母没有儿子，而我又是她的财产继承人，所以外祖母死时我要披麻戴孝、守灵、扛幡、倒枕头里的高粱壳、摔烧纸的盆。
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感受到中国解放前丧葬繁缛的习俗。外祖母咽气之后，母亲将一枚拴有红线的制钱（富有之家则用珍珠或金玉等物）放入外祖母的口里，谓之“噙口钱”。再将一面镜子面朝里放在胸前。灵床前摆设供桌，上摆糕点、供果、长明灯、打狗饼子、打狗棒，小碗内放上小米当香炉。然后，焚香烧纸，全家举哀恸哭。
外祖母因为生前是接生婆，她把不只上百个婴儿迎到人间，被她挽救的难产的妇女，也数以几十计，所以前来吊孝的人络绎不绝。这些吊孝的人，都哼哼唧唧干哭几声，既没有鼻涕，又没有泪，然后将准备好的“冥轿”（也称“倒头轿”）拿到大门外烧化。
因为我是外祖母的“孝子”，所以要穿全白的孝袍，黑鞋要全包上白布。腰里系上麻绳，头戴用长条白布折叠成的勒头帽。
我要守在灵前，每天早中晚3次到土地庙“送纸”（也称“报庙”）。“送纸”时全家要排好队，自然是我打头，我的一只手要夹着一个装纸的陶盘，另一只手要提着一个灯笼。我的身后是大姨、妈妈等按亲疏远近排成的队伍，一路要喊爹喊娘地恸哭，不管是真是假。大姨、妈妈自然是泪水纵横，而我是外祖母的“孝子”，本来应该泣血稽颡、惴惴其情，但是我对对外祖母没有好感，硬是挤也挤不出泪水。当我看到大姨和妈妈的痛苦表情和撕心裂肺的哭声，再想到是外祖母把我这样一个难产儿接到了人世上，此时我好像忘掉了她曾把我从炕上踹到炕下的情景，我也流泪了。
然后就是入殓、送三、出殡、烧七等一系列的丧事活动，几乎把人折腾死。所以，我从小就本能的对旧时代的丧葬习俗产生一种反感。到我高中之后，我曾写过一篇《古代的裸葬》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我赞扬汉代王扬孙反对厚葬，提倡裸葬的开明精神。
虽然外祖母把我做为她“财产”继承人，但我却从心里不喜欢她，直到现在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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