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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010寻找失落的日记

 

一本1949年偏僻山乡无名之辈所写的日记,五十多年后辗转流落到上海滩,被一位细心的历史学者发现。他被日记深深地吸引,由此展开了对一位陌生人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的探索。

一、“当以寻花问柳,以慰无聊”

20012月的一个周末,复旦大学历史学者王振忠像往常一样,来到上海城隍庙藏宝楼的旧书摊上淘书。这一天,他有所斩获。两个手抄本吸引了他。一本是教人怎么识别假币(即假的银圆)的小册子,另一本则是一册日记。日记由宣纸订成,绵软细薄,已经泛黄,封面上书有“日记”和“詹庆良本”字样。写作年代始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岁七月吉日”,也就是1949年农历七月,止于1950年农历二月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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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是一位研究徽州学的专家,一直致力于收集民间文献,包括日记、笔记、书信、账本、契约等基层社会文书。1949年到1950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本日记里都记载了什么?詹庆良又是一个什么人呢?

1950年农历二月初七,天阴。我想,春天的景象,是多么的可爱呀:百花都齐开了,百鸟在枝头鸣叫着咧。可谓春光明媚,柳歌桃笑,鸟列笙篁之时,吾辈岂可虚此良辰?当以寻花问柳,以慰无聊……“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真是看不尽,也听不尽,使人愁去兴来。(《詹庆良本日记》下册)

王振忠翻看着发黄的日记,“吾辈岂可虚此良辰?当以寻花问柳,以慰无聊”。日记的主人写到春意萌动之时的感想,遣词之间,令人忍俊不禁的词汇跳入眼帘。

日记竖行排列,毛笔写就的小楷,有些地方还有红笔的圈阅或标点。作为民间文献的专家,王振忠在快速翻阅之间,对日记主人的身份大致有了自己的判断。

王振忠:我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小学生的,或者说是私塾学生交的作业,因为我以前也搜集到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是交给老师的每天的功课。

从日记主人对“寻花问柳”一词稚嫩的运用上,王振忠推测着日记主人的身份。日记的后面,果然记下了日记主人邀约几个学友外出踏青的所见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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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主人擅长描摹,并生发出一些感慨。1950年农历正月二十二这一天,他描写了一只猫抓到一只老鼠在地上抛着玩耍的过程。猫以老鼠为戏,忽然把鼠放行,后来又抓住了,几次三番。他马上联想到古代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言语之间,已经能将眼前事物与自身的知识融会贯通。但见猫把老鼠吃掉,他于是又“不免一叹”,孩子敏感的性情跃然纸上。

那么,这个叫詹庆良的学生多大年纪?答案就在日记里:

回想我今年已经入校四个年头了,过去的我,是混混沌沌的(地)过去,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的年龄尚幼,不知读书的效用,所以为此。……我的读书是我的伯父替我读的,因为我的父亲不幸早已辞尘去世了,这岂不是我今年要应当用功吗?(《詹庆良本日记》下册)

二、1949年,一位少年的日记

日记主人是一位少年,按当年九岁发蒙计算,也就十四五岁,这个孩子的身世也令人怜惜。在身份确认之后,不久,王振忠又从日记中寻找到了他生活的地方--婺源县水岚村,一个隶属旧时徽州,位于现在江西、安徽交界处的一个村庄。

1949年,就在这里,少年詹庆良用他率真而充满才情的笔触,记录了宏大历史难以触及的日常生活细节。

令王振忠惊奇的是,在这个叫水岚村的地方,商品的交换,常常以米或茶叶作为一般等价物,来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

1949年农历闰七月初八日,晴。程家有一人,把黄烟一品,卖到戴家来。有人问到烟之价目,他说黄烟一斤,要换食米一秤,人见出此价目,无人将米买烟。(《詹庆良本日记》下册)

1949年到1950年的水岚村,还保留着原始的以物易物等价交换,在习俗上,则多有古朴而神圣的仪式。在少年詹庆良的笔下,“春醮”“秋醮”是水岚村人祭祀祖先和祈福的必备仪式,在此“凶岁荒年”,自当更为虔诚。

然而,根据王振忠的判断,詹庆良生于1934年前后,他所上的学校,已经不是一味食古不化的古旧私塾,而是间于私塾与现代小学之间的“书塾”,这样的学校,也教授一些现代知识,例如卫生常识、营养常识,以至于在日记中,他记载一位学友的母亲“乱视茶叶如金片”,不肯用茶叶与“卖洋货客民”兑换“洋袜、手巾用品”,“不把卫生看重”。对詹庆良而言,“维他命”是很稀少但又很向往的营养品,可以增强体质。

这样的信息,有一些并非老师的传授,而由小贩或外出做工、闯荡的人带回。近则屯溪、景德镇,远则可达上海。正因此,在詹庆良的日记中,也偶见令人惊奇的现代知识的痕迹。

最令王振忠感兴趣的,还有日记中对1949年政局更替的记述。共产党新政权的建立以及采取的一些措施,直接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

1949年农历二月初九日,阴。今年比照旧年,生活大不相同。旧年粮食来路,有钱也有买处,今年交通闭市,有钱无处可办。不是新四军开仓发米救济,贫民定要饿死。(《詹庆良本日记》下册)

1949年,水岚村人仍然习惯将共产党军队称为“新四军”,这就同东北人把解放军称为“老八路”一样。根据王振忠的研究,当时水岚村所属地带,是国共两党剧烈争夺的一个地区,附近有共产党的兵工厂。由于水岚村地处相对闭塞的山区,关于外界战事的流传有滞后的现象,1949年八月初二的日记里写道:

今日听到人说,中国战争事情,有三大邻国来把中国劝和,解决两党战争。幸喜中党(按:指国民党)主席与共党主席,姑念战争害民,退兵各守一方,各安各的子民。(《詹庆良本日记》下册)

只有十四五岁的詹庆良,对于战事和政局的了解完全依据自己的感知和道听途说,这段关于“划江而治”的描写,虽然滞后,但其中流露的,却是基层百姓的质朴期待。相比于“战争害民”,詹庆良当时对“解放”反而没有什么概念,他并不知道,早在19495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经开进了婺源,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婺源宣布解放。

己丑年农历八月初十,即1949年的101日,詹庆良也有一篇日记。他写道:

早时有一位学东,把米折算饼来,交送中秋一节,看他送来说道,一些薄礼小意,相请先生收了。论此中秋一节,买饼相送先生,也在礼之当然。(《詹庆良本日记》下册)

1949106日,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中秋节。节前,学生的父亲送月饼给教书先生,这是礼数。日记中,詹庆良常常记录下民间节气、节日该做的事,显示出对习俗特有的兴趣和尊重。这一天,中国北方的北平城里,正发生着一件标志政权更迭的大事,而对于远在婺源乡村的詹庆良,这不过是寻常的一日,要不是他有心记录下这关于中秋的些许期待和感恩,这一日将永远沉没在遗忘中。

身处婺源水岚村这样的底层乡间,在一个少年的眼中,新中国的成立,不是以大波大澜的形式呈现的。流通与交易,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再次显示出它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

王振忠: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国币”,就是人民币开始通行,这也开始影响到水岚村,他这(日记)里面有记载:“七月二十日,晴,今日有戴家人,由景镇卖纸来,说到人民国币现在开行通用,就说赋村店家,也可以籴米。”

人民币开始流通了。赋村是水岚村西南部的一个村子,这个地方一直是当地粮食业的中心,可能水岚村的人都到那边买米去,他说“赋村店家也可以籴米”,就是说,可以用人民币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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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人民国币”--1949年的时候,是这种说法吗?还是一直就叫人民币?或者曾经叫过“人民国币”?又或者是他发明的“人民国币”?

王振忠:他可能觉得应该这么叫,他也可能是听人家讲的,就是“人民国币”。

记者:就是说,有一些都是他自己想到的,而不是一些非常正确的信息?

王振忠:对。

或许,正是历史细节的几分不确定性,展示了历史鲜活的一面。詹庆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少年,不经意间走入了大历史,也走进了五十多年后人们的视野。

三、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人

然而,历史学者的习惯性思维,很快又将重见天日的日记,从冷僻的地摊请进了寂寞的书斋。

记者:你看这本日记的时候,想象这本日记的主人了吗?

王振忠:当时没有去想。因为做历史研究的话,我只是想到,这是一个文本,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我没有想到。不会跟现实联系在一起。

记者:就是说主人他是什么样子,他什么命运,不在你真正的视线范围之内?

王振忠:我不会想到,这个人怎么样,我不会想他。我只是觉得,他描写的东西非常有趣。

记者:也没有想,这个人大概还会怎么样,都没有想过?

王振忠:没有去想过。

记者:这是你一贯的研究作风吗?

王振忠:因为我们做这样的研究,基本上是跟古人打交道的。我只是把他看成历史人物,不会想到其他方面。

日记被发现五个月后,一个人和一件事,让王振忠改变了他的看法。这个人叫李玉祥,是一位职业摄影师和媒体策划人。

2001年的夏天,正在给凤凰卫视策划《寻找远去的家园》系列纪录片的李玉祥找到了老朋友王振忠。在这部反映中国乡土社会、区域文化源流与传承的纪录片中,徽州文化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年暑假,刚在广州开完学术会议的王振忠赶到婺源,加入李玉祥带队的摄制组,准备拍摄有关徽州文化的内容。

闲谈中,李玉祥问起王振忠正在干什么。此时,王振忠正在撰写有关詹庆良及其日记的文章,尚未完成。他简单地复述了詹庆良一事的由来,却出于学者的严谨,不肯给李玉祥看他未写完的文章。作为老友,李玉祥一再请求,终于第一个读到了,颇感震惊和喜出望外。他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历史中最鲜活的东西,那就是人和人的生活,而这恰恰是这部电视纪录片最需要的。

接下来,李玉祥提出了一个建议。

日记里有名有姓,我们当时又正好在婺源,就说,哎,找这个地方。翻一下地图找,知道它在婺源,但是没有想到在婺源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然而,李玉祥的想法却遭到王振忠的反对。王振忠觉得,去找一个流落在地摊上、五六十年前的一个无名之辈,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李玉祥则觉得,即便根本不可能找到,这个寻找的过程也可以记录下来,找不到,也是一种结果。在两人争论之中,一种设想非常“合理”地占据了上风,这一点,连坚持寻找的李玉祥也是认可的。

李玉祥: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凭这个小孩当时的才气,他肯定不会留在这个村里了,他写的是1949年的事,我估计那个时候,是不是给拉壮丁,可能给弄到台湾去了?是不是到海外去了?还有一个最起码的,凭他这种个性,他可能离开村子,到当时的屯溪,比较发达的景德镇这些地方去。

对王振忠而言,许多徽州文化中的过往案例,都支持着这个观点,就像俗话说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旧时徽州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读书为官、出门为商的传统,都支持着“走出去”的执着。考科举,或出门做生意,几乎是近代徽州年轻人不二的选择。

1949年,詹庆良正是“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年纪。

四、村里有没有叫“詹庆良”的?

一个带着“寻找过程也有意义”的自我安慰,另一个带着“看看这个历史文本记载的村庄”的念头,李玉祥和王振忠各怀心思开始踏上去水岚村的路。

山路越来越窄,两旁的茅草灌木不断地拍打着车窗。车外,是不敢多看一眼的深谷。几段急弯,完全开凿在悬崖边的岩石上,头顶就是高悬的石壁。路面上怪石嶙峋,一不小心,轮胎碾过,车上人便像筛子里的豆子一般颠起。长达四个多钟头的山路,其实不过二三十公里。

水岚村,一个位于安徽、江西交界处大山里的村庄,在婺源的最西北,被称为婺源的新疆。20017月,《詹庆良日记》的发现者王振忠和摄制组,起程来这里寻找日记的主人。

李玉祥:太有戏剧性了,像我们精心策划安排似的,像导演排练出来的一样。

王振忠:我当时跟主持人一起走进村子,当时,我们两个在谈,她问我觉得日记的主人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还活着,或者怎么着。当时随便聊一句。

记者:你当时怎么回答的?

王振忠:我当时还是拿胡适等人对于徽州人的人生轨迹的一种描述来解释,我说基本上有几种可能。刚刚讲到一半,对面正好走过来一个人,主持人就说,我们不问,好像不太礼貌。我们就问他,是一位老先生。他稍微停顿一下,说:“就是我。”

记者:你们都听见了“就是我”这三个字吗?

李玉祥:是的。

记者:他说“就是我”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王振忠:那我们想不可能。

记者:你呢?

李玉祥:不可能。我们觉得村子里面不止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记者:觉得是重名的?

李玉祥:对。但是王振忠心比较细,让老人把自己的名字用小纸头写下来,老人也很主动。老人写“詹庆良”,用的还是繁体字“慶”,而不是简体字。

记者:既然是这样,他有什么东西特别地与众不同吗?

王振忠:就在这里(衬衫胸前的左口袋)插着一支笔,尽管他敞着怀,穿着白衬衫。……一看就是一个劳动者的感觉。跟我们后来猜想,是根本不吻合的。

记者:因为你刚才描述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形象,却插了一支笔在这个地方。

李玉祥:对。

记者:五十几年过去了,他的字体能够作为一种确定的标志吗?

王振忠:当时除了他写他的名字以外,我们还问他一些问题。

李玉祥:对,问他很多细节上的问题。

记者:你问他什么了?

王振忠:我说你是不是有一个兄弟叫詹淦良?

李玉祥:把那个老头问得吓蒙了,吓坏了。

记者:这是算命先生。

王振忠:“我的事你们怎么都知道?”他觉得这个人太神了。

记者: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来验证,就是“你写过日记吗?”

李玉祥:日记,他当时还比较(蒙),我当时提过一句,就是当时主持人提出,讲到王振忠有他的日记,我当时看他还是处于一种茫然状态。

王振忠:不是,他说他没有写过日记。

李玉祥:对,他否认的,一开始。因为王振忠,只是提他日记中很鲜活的东西,比如他的哥哥,还有他的父母。这都是通过他的日记中的内容而揭示出来的。

记者:谈到内容的时候,他认为是正确的,而且非常惊讶?

李玉详:非常惊讶。

记者:但是问到日记这回事的时候,他否认了?

李玉祥:是的。可能因为很突然。后来渐渐通过聊天认识到,日记可能是他当时的私塾先生给他布置的作业。

王振忠:他没有把它当成日记。因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日记是一种自己写下来,留给自己看的一种东西。作为小学生,他其实认为这是作业,不是一种日记。

李玉祥:还有,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长了,一下子忽然提出一个人的名字,过了五十多年的一个词,一下子忽然问到,我想,肯定比较难以接受。

记者:记忆上有恍惚的地方。

李玉祥:当时所有这一切,都被我们的电视摄像机,当时跟着王振忠,还有主持人,整个完全真实地记录下来了。

因缘际合,造化弄人。这位自称是詹庆良的老人,就这样在家门口,偶遇了一群来自远方,却对自己的身世、家世知根知底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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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惊愕之中,王振忠、李玉祥带着摄制组来到了老人家中。他们仍然需要再与老人确认,他就是日记的主人詹庆良。

老人的家,位于一条窄窄的小巷深处,房子是典型徽州风格、青瓦白墙的老屋。走进堂屋,中堂上贴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毛主席站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一轮红日高高升起。

落座后,王振忠凭借自己对日记的熟悉,向詹庆良详细地询问日记中的内容。几番问答之后,詹庆良还应摄制组的提议,取出纸和毛笔,把当天偶遇摄制组的一幕写了下来。

农历辛巳年六月初十日

今天在家嬉,出外去玩,我到车站去看看,来了好(多)人。当时卫(围)着问我呌(叫)什么名字。我呌(叫)詹庆良,带他回家问。

李玉祥对老人所写的“今日在家嬉”颇感兴趣,觉得“嬉”还是个文言词,看得出老人读过古书。王振忠却不这样看,他觉得“嬉”就是徽州的一个方言词,不一定说明他使用的是文言文,或证明他有读老书的底子。但大家一致的感觉,是老人所用的句法、叙述方式,跟日记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颇感遗憾的是,这天所写的短短一段文字中,不仅写字的水准退步了,里面还有好几个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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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夏天偶遇詹庆良后,詹庆良应摄制组之邀用毛笔写当天日记几乎没有什么再值得怀疑的了。眼前的老人,就是日记上的詹庆良,日记的主人。他貌似七十开外,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敞着怀,胸前插一支钢笔。

此时此刻,王振忠和李玉祥两人的心中,交织着复杂的情绪……

然而,由于打破了原定的计划,一个多小时之后,王振忠一行不得不离开。詹庆良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经历过什么坎坷?日记怎么突然就终止了?还有其他的日记吗?

这一切依然还是一个谜。

2002年春天,王振忠和李玉祥重访水岚村。这个仍然存留着明清徽州文化原初形态的村落依山而建,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七百多口人。詹庆良的家,坐落在村落的半山腰上,两边马头墙高高耸立,形成一个夹道。从家门口再往上,走到山坳处,环顾四周,是由群山环绕的一方天空,寂寥空落。

王振忠再访水岚村拍摄的影像中,詹庆良腰别弯刀,行走在窄窄的石板路上,还能下田做一些轻的农活。

在他们临走之前,詹庆良出人意外地取出了自己的另一本日记,上面记载着1949年正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二十一日的经历。两本日记的封面、字体、纸张几乎完全一样,詹庆良1949年的经历,到此完整地呈现。

20056月,王振忠著、李玉祥摄影的《水岚村纪事1949年》出版。五、学堂有太阳晒进去

20058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的口述纪录片《寻找失落的日记》播出。片中首次完整地呈现了王振忠、李玉祥两次追访詹庆良的过程及《詹庆良本日记》的内容。

然而,对詹庆良命运的追索并没有终止。这位除了间或下田,便是静静地坐在自家屋外的乡间老人,似乎依然被一种神秘的气息所包裹。去破解这种神秘性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它已经超出了对詹庆良本人个体经历的好奇心,而被他背后的某种力量所吸引。

答案有吗?答案又在哪里?为此,必须从王振忠和李玉祥终止提问的地方,再次出发。

2006年,《寻找失落的日记》编导两次奔赴水岚村,追访詹庆良。

记者:您是哪年出生的?

詹庆良: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时辰是辰时,不好。(卯时好)辰戌相冲。三干平等就好。我的生活一直不太好。年轻时候挑石灰去安徽卖,很辛苦。1943年至1944年生活还可以。日本人没有来过……一直比较困难。20011121日,在女婿家吃饭,突然觉得不好。侄孙子把我背回来的。现在生活比以前更加困难。向政府要也没有得到帮助。

我爸爸读书读到十九岁。他比较聪明。我爸爸以前是做先生的,到安徽,在右龙做先生。离这里四十华里。他去那里教书。我妈妈早就去世了。他回来采茶叶,我妈妈的魂魄就跟着他去了。

他快去世的时候,嘱咐我伯父,要供我读书。我的伯父是造烧纸的(祭祀用的纸),大伯父是种田的。

记者:你伯父收养你?

詹庆良:伯父、伯母说,我父亲已经去世了,要把我抚养长大。希望我学一点知识,继承家业。爸爸对伯父讲,我的另一个孩子有点不务正业(指詹庆良的胞兄詹淦良),不争气,希望把这个小的好好抚养长大,成家立业。

我伯父对我说,要用功读书,不能拉下,要天天上课。我想,是的,读书是应该用心的,是应该认真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我算是大的。(读书一年)要一石多(米)呢。现在的秤,要二百多斤呢。米给了老师,(家里不够吃),又要出去买。又要去赚钱(才能买),又要去交给老师,以前叫先生。是这样子的。

记者:你的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詹庆良:我的先生是安徽省休宁县右龙村的人,姓张。石城的人请先生过来。我伯父有一个女儿在石城(石城是离水岚村几华里的一个村子),伯父就把我的生活费给我姐姐(堂姐),我在那边读书,在姐姐家搭伙。(在去石城读书前)我以前在家里读的书都忘掉了。小的时候,我的心很野的,这个做什么我也去看,那个做什么我也去看。是这样的。再看呢,这些书以前都学过的,我忘掉了。那些同学帮助我将近一个星期,复习了七天。没有读过的,先生教我。

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农事》《天文》,第二年读《学而》《新政》。到冬天,就放假了。学《大学》《中庸》……

我以前读这个古书,能从里面一段一段想来的(背下来)。(古书)对我的生活,现在是没有用了。

记者:你的学校什么样子?

詹庆良:学堂外面有一个养鱼的池塘,有一个天井,坐的是长凳,两个人一座。学堂有太阳晒进去的,热得很。先生坐在那里。学校叫“敬建业招”。先生对我们说,放学不能逃,见了老人要恭敬……

詹庆良在石城读书的学堂,今天还在。

记者:1949年,你十五岁时是什么样子?

詹庆良:我穿着青干机(布料名)做的衣服,穿长衫,这里插了一支笔。我的字体不算好,也不算坏。一天要写三四个钟头。抄书写字。我还要教几个小的孩子写字……

我到石城那边读书的时候,听到有兵来了。人家逃,我也跟着别人逃。

记者:什么兵?

詹庆良:国民党兵。

记者:解放军什么时候来的?

詹庆良:不知道。我在学校里,不知道……

记者:1949年的正月,你开始写日记。

詹庆良:那是要交给先生的作业。每天写的。我小时候喜欢记账,今天伯父做了什么事,写下来。伯母在做饭,在菜园里除草,哥哥在田里……我都把它记下来。白天读三课书,回家吃饭,背书……

记者:读书为了什么呢?

詹庆良:读书对自己有好处。不求人。自己的事情能自己做。到时候,别人有事还会来求你。读书用得着的,别人来请你,不是请伯父。送礼是送给你嘛,不是送给伯父。以前,分家以后,我会请伯父伯母过来吃好的,比如吃肉。

我伯父讲,在这个村子里什么东西都要知道。看日子呀、人家请你做什么事,你都要知道。男人结婚,以前都是写文言体,写婚姻帖,都要知道怎么写。……如果男人把婚姻帖撕开,把一半还给女人,女人才可以去另外嫁人。男人如果笔头不下去(指不写休书),女人是不能另外嫁人的。

六、詹六真人的法力

据詹庆良自己讲,他从小,十岁左右,就去看村里的道士做法事。道士作揖,他也作揖,道士拜一下,他也拜一下。而今这些法事,这个村子里,只有他会做了。他说:“以后我一死,没有人搞得清楚了。”

记者:你的日记里说到“春醮”“秋醮”,怎么做的?

詹庆良:春醮是一年里为了人口平安。秋醮是为了禾苗好,要丰收。祈愿山上的猴子、野猪不要下来搞乱庄稼,是这样的。有好多人在祠堂里做。春醮人少一点,秋醮很多人,有二十几个。吃了晚饭,东南西北中,把五猖(野兽)送出去--用一个叉子,把它们送出去。

我以前是不懂的。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做这个东西,我就懂了。我以前在村子里的祠堂里做过的。做这种事情还要写一个簿子,什么名字、男的、女的都要写上去(詹庆良保存着这样的簿子,上面有自己家族全体人员的名字)。

做秋醮的时候,吃的东西是一家一户带过去的。每个人半斤米。春醮两天两夜,秋醮三天三夜。念经。道士要到每户人家里去,从大门进,后门出。

记者:为什么詹六真人(万六公)对你们的生活很重要?

詹庆良:万六公是我们詹家搬到村里来后第六代出生的。他的哥哥娶了老婆,他学了法术,成了仙。后来为他建了一个庙,是每年的六月初六去朝拜他。这一天要打鼓、唱曲子(做动作)。

詹六真人是水岚村人的神明。信奉的人,不仅有老人,还有村里的年轻人。

詹庆良讲到一点大家都尊奉詹六真人的实际理由:他有药书,做过小儿科医生。人们有什么病,还有叫魂,都要去问一下他。

为此,詹庆良拿出万六公的药方,称为一百签,内科、外科药方,让记者看一看,仿佛做了证明。

而水岚村人人都知道詹六真人求雨的故事。

万六公(即詹六真人)到安徽宿州府,挑着扁担,去卖烧纸。他看到那里的人在求雨。他就说别人,这样是求不了雨的。别人讲,我求不到雨,你求得到雨?

他在旅馆里洗过澡,对老板娘说,帮帮他拿一下鞋子。老板娘不愿意,说什么破鞋子,我才不要拿。他说,你不拿就算了,我让它自己过来。他用手这样拍一拍(詹庆良做拍手的动作),鞋子就自己过来了。老板娘说,真是有这样的奇事!

他洗好澡,又去看人求雨。他又说,你这样求不到雨的。有的人就发脾气了,说我求不到雨你求得到,那你求呀?

他就去求雨,雨下得很大。结果,那个人和他争执起来。那人说,你说雨是你求来的,你有什么证据?万六公说,我这个雨落下来,屋顶上就长了雨水草。那人不信他,说也能让草生长。他们继续比,比六月下雪,但苗不能冻死。万六公说,我能让天只冻城里,城外不冻。城外天气还很热,太阳大得很,城里要穿棉袄,还要吹西北风。

后来,宿州府送了一副对联给万六公:“徽郡显神通飞雪花于夏季;蚺城招法力活雨泽于苍生。”以前,这副对联上是有官印的,“文革”的时候搞掉了。

这副对联现在恢复在水岚村祭祀万六公的法官庙里。

詹庆良说:我还有一本经典。

他说的这本经典指《祈雨坛》。詹庆良在六十岁时把一本传下来的破旧不堪的《祈雨坛》工工整整地抄录了下来。在抄录之前,他沐浴更衣,并选择了在六十大寿的时候做了这件事,以显示他的慎重。

这本民间文献,被徽州学者王振忠认为“这是目前所见此类文书中最为详尽的一份”。因其详尽,在昔日显然有着可操作性,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记者:你在多大的时候,觉得四季、天时对你的生活有影响了?

詹庆良:1953195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慢慢懂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跟着好多人去右龙接这个水,后来就下了大雨。那个时候求雨很热闹,锣鼓敲得很热闹。我的未婚妻想来看,却不好意思来。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有一个外乡的乡长到水岚来,想把万六公的牌位搞掉,村里人不准他进村,他只好走了。

记者:对村里人,这些东西同样重要吗?

詹庆良:石门的人心不够诚,所以雨下不到那里。干旱就要求雨。

七、连米糠也一起吃掉

记者问道:“1949年春天,你担忧过什么?”对这个问题,詹庆良开始无法回答。他拿出自己当时的日记,读了几段。

詹庆良:那个时候,我想,天要晴几天再下雨,人们的生活就好过。每天每天下雨,就没有办法过下去。我心里感到,这样,人们生活就吃苦头了。

过去讲的嘛,“不怕六月荒,只怕二月做乌江”。天天下雨,事不能去做,钱也没有办法去赚。

记者:下雨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詹庆良:人们生活这样,心情很焦急。“旱灾一半,水灾全无。”

记者:最差的年份……

詹庆良:我这个村子里,三年,妇女都没有生育。吃野菜,吃野草、水芹,没有生育。一个老人家,七十多岁了,没得吃,讨饭,后来自尽了。

记者:你日记里有多个地方写到“凶岁荒年”,怎么理解这个词?

詹庆良:人家讲,凶岁荒年,怕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战事起来的时候,连米都买不到。那些当兵的也要吃,不可能为了你啰。我听到的是这样子的。大的大,小的小,老的老,都要吃的。这么个样子,没有办法,人人忧愁。

我从这里挑石灰到安徽去卖,一担石灰卖四块钱。两担石灰卖八块钱。我自己挑去,一个工是两块,(石灰)钱是两块。到浮梁去买米。以前,没有公路,要用肩挑。这里去屯溪有一百九十华里,要走四天。路上住三天,到屯溪,还要回来。

一亩地收成,好的三四百斤。不好的,两百多斤。生活苦,过不下去。年成做得好一点,人们生活就好一点。天天下雨不好;六月天干旱也不好。生活苦。

记者:你还不止一次说“缺盐,苦啊”,为什么?

詹庆良:缺盐,安徽那边比较好一点。江西这里差,人人只能吃淡。没有盐吃。过去,那个妇人家,腌咸鸡蛋,蛋吃完了,盐水还要存起来。盐是根据户口来分的。一户就一斤,两户就两斤,叫作户口盐。盐要到浙江开化去挑。国民党县政府分配,一户只有一斤,乡政府还要扣一点。分到每一户,都没有一斤了。半斤、六两。苦啊,没有盐。

安徽那边好一点。一担石灰换一斤盐。

没有盐,菜可以吃。没有盐,肉不能吃(指很难下咽)。

记者:1949年这一年,春涝、秋旱,收成不好,对你的影响很大?

詹庆良:那一年,要到……(地点)去买米都买不到。要到西南边的赋春(又作“赋村”)……那个地方去买。买也不是买稻子(不是买米),是连米糠一起吃掉。因为没有吃的,也没有钱买。去买一趟,要四五个工(四五天)。收成不好,玉米干死的干死。不缺水的收成有一半,缺水的连五十斤一亩都不一定。

1949年,我们家的收成没有一半。吃什么东西呢?不做工的时候就吃稀的,杂粮、糠谷。做工的时候才吃点饭。没有办法的,天不下雨。天好点,人们的生活就好一点。天不好,人们的生活苦。

(当时)我的伯父每天吃了饭,早上下田去看水。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回家休息一下,吃过饭又下田去看水。他很勤快,所以田里的禾苗没有干死。如果不勤快,田里禾苗就干死了。……

米价仍在上涨。

1950年农历正月二十八开始,连绵不停的阴雨笼罩着水岚村。下面这则日记,写于这场连续半月阴雨的最后一天。

1950年农历二月十三,天雨。昨晚听见有人说,这番天气,西乡的大麦大大地受损失呀。我想今年的粮食非常地艰贵。如果大麦一好,也可以接接荒的。谁知又遇这番雨水,大麦是不能结实的。这一来,人民定有饿殍之叹呀!

八天之后,詹庆良写下了至今存留下来的最后一篇日记。他预计,清明以后,功课会更多,除了温书,双日还要学写书信。完全没有结束的预感。

记者:为什么1950年春节过后就辍学了?

詹庆良:伯父想让我再读几年书,伯母说,算了,让他少读一点,娶一个女人,成一个家庭,家里负担也要轻一点。伯父伯母在家里讲的时候,我在那里听。当时的房子就在那边,现在被火烧掉了,没有房子了。(按:被烧掉的房子框架依然伫立在村里)。我没有什么反应,但心里想,还是读书好。这个书读得多一点呢,肚子里痛快一点(更合自己的心意)。伯母说,算了吧,读这么多书也可以了,用得着了,也出得众了,没有问题的。

记者:这件事,你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吗?

詹庆良:不能怪他们。我父母死了,伯父伯母还是好的。如果不好的话,那让你天天干活,也没有办法。碰到这样子的伯父伯母,心里还是舒服的(很幸运了)。读了这些书,老人老了(老人去世),男人结婚,都用得着了。红白喜事看日子,也看得来了。人家还要担东西送礼给你,以前是鸡蛋呀,现在是香烟啊,送来给你的都不是次的,肚子里是很高兴的。不帮你读书也没有办法。

八、深暗中透出一些微明

2006年春节前,第一次去拜访詹庆良,在离水岚村最近的清华镇上,记者割了二十斤肉,提着去见老人。詹庆良把肉挂在堂屋的中央,高高地悬在那里,过了一天再取下来,拿进厨房。

那块挂肉的地方,也是他收藏第一本日记的地方,离地面足足有三米高的篮子,用一根长绳系着,挂在房梁上。据说,这样可以防老鼠、虫子和发霉。的确,第一本日记保存得干净而整洁,几乎没有虫蛀的痕迹。

记者:伯父让你读书,想要你超过你爸爸。

詹庆良:是这样子的。

记者:你恨过伯母吗?

詹庆良:对伯父伯母我是非常对不起的(意为很感激的)。父亲不好了(不在了,去世了),伯父伯母,我是无恩可报的(意为没有办法报答他们的恩情)。

记者:伯父教你怎么做人?

詹庆良:教我不要和别人吵架。我父亲从前历史不清(白)的,做过保长,不能和别人吵架。

采访间歇,詹庆良提起了一个从来没有说过的细节。

在石城读了一年回家了。我伯父又让我在家里读了一年。到8月的时候,有一个亲戚来村里教书,又在这里学了半年。后来,小土改,把先生拉出去批,就停掉了。先生成分是地主,没有家了。我这一下就没有读了。

詹庆良1950年春节后从石门回到村里。过了几个月,村里来了一位叫文彬(音译)的先生,来自莒莙村,詹庆良又跟他读了半年。但不久,因为这位先生在小土改中被划为地主,被赶走了,詹庆良从此再也没有跟着先生读书。后来,这位先生被放逐到新疆、内蒙古一带,从此没有消息,更没有见过。在这半年里,詹庆良仍然学习写日记,但这些日记没有能够留下来。当年读书的地方,就在村口小店的位置。

记者:你家的成分是什么?

詹庆良:土改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我哥哥和我本人。我的伯父一家是(佃)中农,我们是贫农。共产党来了,不征粮。吃是要吃的,在村里找负责人,借一点粮食,打一个条子,新中国成立后用来抵公粮。好比一百斤,借了一百斤,就不用你交(公粮)了,就抵掉了。

我家里有四亩地,我的父亲不在了,(父亲)家里有五六个人。房子是我父亲买的。(村里)有一个人,抽红药、赌博,他有三四十亩地,都卖掉了。他不卖掉就是地主。我住的这个房子就是他卖的。那边那个房子也是他卖的。他一年有七十石干谷,但是到过年的时候都没有米。他吃红药,赌钱,身体不好,把这个谷卖掉。

记者:哥哥淦良……

詹庆良:懒惰,不做事,打牌。生活搞不下去。种田也不放水。谷子也没有收。……他给姑父、姑孃(姑姑)做长年(长工),好多年做长年。姑父做生意。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新四军(解放军)一打,他就参军了。1949年。他做火头军的(指做炊事员),眼睛不好,人有这么高。他写信来叫我去,同姐夫一道去。……我们不像兄弟,我不能像哥哥,差别大。我不是很喜欢他。不喜欢。我的小孩要读书,不能做坏事。

记者:说说你的爱人。

詹庆良:(笑)以前不好叫的。她姓吴,莒莙人。离这里十华里。(孩子的)外婆外公叫我去看戏。他(指自己的孩子)的外婆喜欢我得很,觉得这个人长得干净,好看,疼爱我。……她的爸爸喜欢我,认为我身体好,人长得也漂亮。男人里我是好看一点的。

我属狗,她属兔,可以配。伯母说,不管他。

我喜欢热闹。我从前唱过戏曲,打过锣鼓。“文革”时不允许了,就不搞了。

我唱过mu tɑng fuqie dɑ pɑ (此处为方言,戏曲名称无法核实),《打荆记》《五家坝》《黄鹤楼》,唱得不好。《五家坝》是这样子的。(唱《五家坝》一小段,用的是京剧唱腔)。我喜欢唱戏的。这里没有戏班,是唱戏的师傅来教。教戏的、唱曲的,来村里教。

记者:看你讲起来挺幸福的。

詹庆良:她也年纪大了,我也年纪大了。我实际上时间不长了。1952年结的婚。伯父用了六石半米。她是背来的。结婚就在这里。

詹庆良住的老屋,据他自己说,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份了。他的婚房,只有不足十平方米,如今他还住着,就在进大门的左手一侧。屋里除了一张架着帐子的床,只有一台小电视机、一个五斗橱和一张小桌。墙上挂着一本万年历。窗户开在很高的位置,光线斜射下来,有些耀眼。

詹庆良就坐在自己婚房的门槛旁,与记者交谈。从大门和窗户投射的光线,落在詹庆良轮廓分明的脸上,柔和而富有层次,而他身后的背景,则是深暗中透出一些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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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庆良:1954年生第一个小孩,是个女的,四月出生的。生下来没有哭。

记者:第一个孩子没有了,伤心吗?

詹庆良:不伤心,年纪轻嘛。

记者:她伤心吗?

詹庆良:她不伤心。我也年纪轻,她也年纪轻。没有问题的。1955年生大儿子。(笑)1959年生大女儿。又去世一个。生活就困难。1958年吃大食堂,吃大锅饭,粮食分了以后,又全部收到食堂里去。早上,一个人一桶粥,中午一斤半饭,像稀饭一样。晚上一斤半饭,吃得不够哎,那时候紧张哎。不去就没有吃。妇女分等级的。三等是四百八十斤谷一年。

这里没有饿死的,离这里二十华里有饿死的。

记者:是天灾吗?

詹庆良:外面有战争。那时候要帮助越南打仗。毛主席要把粮食借到外面去。粮食减少下来。……肚子又饿,做一下就要歇下来,吃不消。

那个时候虚报产量。五百斤报一千斤。上面不知道,下面变卦(撒谎)。

现象和现象背后的原因,在詹庆良的讲述中混杂在一起。他想去解释它,又有些力所不能。

记者:相守到老是幸福的……

詹庆良:两个人没有同时去(死)的,都有先后的。衣服也要穿先后。先也是死,后也是死。以前做皇帝的,生活好得很,也要死。皇帝是一统天下、国泰民安,他也要死,何况人民呢?也是要死的,没什么要紧。

记者:如果你的家人在你前面去世,你会怎样?

詹庆良:她死在我的前面,她是有福气的。我死在她的前面,我是没有福气的。那是天命。我死在她的前面,她要吃点苦。

记者:人最终要归到泥土里去,有什么想不开。

詹庆良:我想得开。男人就是天,女人就是地嘛。风调雨顺,人和天是结合的。我从小就写这个。

新中国成立后,詹庆良担任过大队会计。但对他而言,他更愿意提及的,是自己对地方传统知识和习俗的系统继承和整理。他熟悉当地民间的类书、通书,五十多岁时抄录了詹六真人的药方、签方,六十岁完整手抄《祈雨坛》,这种仪式已经失传,詹庆良抄录的这部书,完整记录了徽州民间祈雨仪式的全过程,非常具有操作性和史料价值。

詹庆良中年和老年抄录的这些民间文献,都用娟秀的小楷写成,但更显出笔力的成熟,与他早年的日记形成有趣的呼应。

记者:你的日记里“上海是个大码头”,“增加维他命”补充营养,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知识的?

詹庆良:村里有一个人嫁到障山那边,她的老公是做生意的,到了上海。后来,把他老婆带到上海那边去了。那个女人的弟媳妇去世的时候,她还回家来看过。来的这个姑爷讲,上海是个大码头。

记者:你想过去上海吗?

詹庆良:我不想。

九、又一个甲子的轮回

现在,詹庆良的大部分时间是坐在他家门外的一块空地上,晚上,则看看电视。不足十平米的卧室里,唯一的现代化用品是一台电视机。然而,很难揣测,到底有多少现代的信息能真正进入他的内心。

一位乡村老农的知识和信仰,在十四岁的日记里游移不定,直到他四十岁的光景,做出了一次自觉的选择。

当我醒悟到这一点时,发现自己在发问之时往往语塞。

在包括发现詹庆良的教授在内的外来人眼里,詹庆良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一种惊异:1949年,在穷乡僻壤的水岚村,竟然有一位少年,在惴惴于旱与涝、收成几许之外,还谈论着国共两党的“划江而治”,关注着“人民国币”的购买力和维他命的营养。这大大出乎外来者的意料,于是产生了一种距离下的美感。

然而,五十多年后,耄耋之年的詹庆良已经无法应对外来者关于1949年的诸多问题。1949年,以及这一年日记里记载的所有外来信息,大部分都已遗忘。

记忆是如此脆弱。

然而,就在同一本日记里,流露出的些许信息,最终构成了成年詹庆良知识与信仰的基础。它曾经以祈语的形式抄写在《詹庆良本日记》下册的首页上:

甘霖甘澍,丰年乐岁;

枯苗复生,四序平安;

虔诚斋戒,云行雨施;

延佛求雨,作云下雨;

天地人和,风调雨顺。

“天地人和”,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就是在这样的企盼中延续着的。他们的身家性命、喜怒哀乐皆寄托于此。在这一点上,詹庆良和他的祖先没有什么不同。

时光流转。公元2006年的夏季,当七十二岁的詹庆良只能拄着拐杖,勉强行走在祖先行走过的青石板路上时,他心中升起的是一些感慨和无奈。

詹庆良拥有的传统知识正越来越无人能识,甚至无人愿识。三个儿子里,只有二儿子对此尚存敬畏。他在外来者访问父亲时充当翻译的角色,但在土语与普通话、祭祀术语与科学概念的转换间,时时显得力不从心。

村里人对这位老人的态度,从下面的细节亦可见一斑。招待专程为他而来的访问者,詹庆良竟然不在被邀请之列。餐桌上,谈论的是如何改造那条令水岚人痛心疾首的公路,如何为当地特产茶叶和茶油打开销路;陪坐的,则是村里曾经到过上海或周边大城市打工的见多识广者。他们真诚地讲述着自己的打工经历以及特产贱卖的忧伤。

今非昔比。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带领村里人修复宗祠的壮年人,今天注定被边缘化。詹庆良在闲谈中透露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一判断的大大脚注。

当问及对村里修路的看法时,詹庆良笑着说:“路修通了没什么好。修通了,人就要拉出去烧掉。”

说这番话时,老人是真诚的。真诚地,对一名三十来岁,带着摄像机的外来女子袒露。而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打好了自己的棺木,就停放在离家不远的宗祠里。

詹庆良于20101227日逝世,家人遵循了国家的丧葬政策,老人内心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当写下这行文字的时候,老人,请原谅我的不敬。请原谅我对这种真诚的冒犯。我忘不了你平静而微笑的眼神。

这一年,是农历庚寅年。他辍学和终止写日记的1950年,也是庚寅年,其间,正好一个甲子。

注:文中偶遇詹庆良系列视频截图,源自凤凰卫视《寻找远去的家园》系列片,由李玉祥提供。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序 记录抵抗遗忘、1949-2010 寻找六十年前的“潜伏者”
1950 活着就是幸福:英雄张国富传奇
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6 《一双绣花鞋》的悲喜剧
1970 《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1972 《针刺麻醉》诞生记
1976 亲历“总理遗言”疑案
1978 “握手”之后的生死营救
1979 穿越台湾海峡的封锁
1980 逃港者自述
1983 “春晚”的温暖回忆
1985 闯入者:苏联劫机事件揭秘
1957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83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61 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
1966 反击姚文元的中学生
1970 羊倌魏老汉的名门媳妇
1975 “献国策”背后的二十一年
1976 弄堂鞋匠任微音纪事
1983 时装模特重回上海滩
1991 长途台最后的接线员
1949-2010寻找失落的日记
跋 平凡地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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