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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装模特重回上海滩

他们是工人,也是时装模特,但那时候,还不敢这么叫,他们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时装表演演员。从上海的眉州路仓库到北京的中南海,他们踏的,不是T型台的猫步,而是改革开放的大跨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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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歌,叫《白天不懂夜的黑》。旗袍丝绒高跟鞋的上海,如何能懂得蓝白制服与假领子的上海。下面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却似乎最不应该发生在上海。
一、皮尔·卡丹带来震撼
那一夜,法国人的衣服晃了徐文渊的眼。
她还记得,那场时装模特表演,要得到票子,得有三个条件:专业对口、实名登记、不得转让。票子共有一千张,徐文渊的这一张,她珍藏了三十年。
这是1979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造访上海,这是他穿梭式的中国之行的第二站。在北京,皮尔·卡丹和模特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已经被西方媒体广为传布,有的用了这样的标题:
打开中国之门的现代马可·波罗
徐文渊作为上海市服装公司负责新品开发的设计师,观摩了这个法国老头带来的时装模特表演。
一个模特,披着披风远远走来,走近眼前,披风慢慢滑落,露出袒胸露背的超短裙。会场鸦雀无声,空气凝固。男人们,个个低着头,想看不敢看,女人们脸红着偷偷地看。大家屏住气,心跳得厉害。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一个上海政府代表团出访欧洲,团里的女同志因为剪着短发、穿着与男人一样的灰色大衣,差点被赶出女厕所。回来后,受到刺激的女领导下决心改变上海妇女的形象。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比皮尔·卡丹早来几年,在他的镜头中,铁路道口,蚁群一样涌动的人流只有蓝、白、灰三种颜色。人们表情木然,大裤管和没有腰身的灰蓝制服,包裹在东方女人瘦削的身形外,随风鼓荡。
1979年,皮尔·卡丹来的时候,街上已经有了亮色,能看见卷发和连衣裙了。
看过演出,徐文渊心情同样久久不能平复。作为一名服装专业人员,皮尔·卡丹带来的面料绚丽夺目,款式新颖别致,穿在模特身上形成很大的视觉冲击力。
接二连三,日本的时装表演来了,美国的时装表演也来了,徐文渊利用职务之便,一场场地去看,她心里不禁暗暗想,为什么自己所在的服装公司不成立一支模特队呢?
二、“模特”改称“时装表演演员”
上海市服装公司经理张成林与徐文渊有一样的想法。一次,观摩结束,从会场出来的路上,他对徐文渊说,时装模特展示衣服效果真不错,很立体、很形象,效果特别好。张成林提出公司也要搞一支服装队,徐文渊怀疑地看着他,她想:如果你有这么大的胆量的话,我大力配合你。
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封闭了整整三十年,徐文渊怎么也想不到张成林经理敢下决心搞服装队。直到张成林再次郑重其事地将徐文渊找去谈话,她才确定公司是真的要搞服装队了。张成林将徐文渊调出设计部负责此项工作。徐文渊很高兴,回家后马上就写了一个成立方案。
这是一件大事,意味着全国第一支服装表演队悄悄地诞生了。服装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来批准这样的新生事物,徐文渊的报告被送到局里,隔了两三天,分管服装公司的刘局长,把张成林经理、陆平经理和徐文渊,一块儿叫到局里。
刘局长说:“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感觉很好。但是这个模特吧,好像这三个字不大适合我们的国情。”
当时刘局长刚刚从法国访问回来,思想比较开放。他建议服装公司将“模特”改称为“时装表演演员”,在场的其他人都拍手称好,名称的问题解决了,项目就算是批下来了。徐文渊他们得赶快行动,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找演员。
根据刘局长的意见,时装表演队先不要搞成专业的,要先搞成业余的,成员就在服装行业当中挑选。
当时的情况,不允许向社会公开招聘,“文革”虽然结束,但计划经济模式依然坚固,工厂内部还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就连在纺织厂内部招聘模特这类事,都要非常保密。
服装公司的陆平经理带着徐文渊一块儿分头跑工厂。服装公司下属的纺织厂有八十余家,有布服装行业、成衫行业、童装行业,还有中装行业等。上海纺织行业是女工最为集中的行业,但即便有了一定选演员的人数基础,还有选择的标准问题。
标准应该怎么制定呢?
徐文渊:当时我们公司搞的一个服装号型标准,人的体态、身高、肩宽、胸围、腰围、臀围,都有很具体的要求。
记者:你能够记着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要求,比如身高是多少?
徐文渊:因为国外当时的时装模特,女的平均高度是一米七四,男的好像是一米八○。时装模特首先要一个高度,没有高度的话,你在台上这个服装展示就不充分。
一米七四我们当然不可能了,我们当时定的标准就是到一米六五以上,我们根据国情,一米六五以上,选这样的高度。胸围啊,因为我们搞服装的嘛,对这个体形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时装演员,体形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要求胸围是八十四公分,腰围是六十公分,等于一尺八的腰围。臀围是九十公分,肩宽是越宽越好,时装模特肩宽越宽越好,这个下身比上身要长八公分,这样子比较标准,走路没什么毛病,这是最基本的体形。基本上五官端正,但是时装模特忌讳圆脸,脸大是比较大的忌讳。
徐文渊进厂,首先对厂长秘密地讲,她们来的目的是挑选时装演员,对外不要公布。挑选时,厂长陪着到车间去看,看了有适合的,就把她请到厂长室来,徐文渊再给她测量体形,胸围、腰围、臀围、肩宽。符合条件的女工再做思想工作。
徐文渊与陆平经理就这样到工厂的车间挨个去参观,但是女工们都坐着干活,怎样才能分辨她是否长得高呢?
陆平经理是学过美术专业的,他让徐文渊观察女工的手,手指长且比较灵活的,一般来说个子就比较高。
女工史凤梅就是这样被服装公司挑选上的。史凤梅被叫到厂长办公室后,徐文渊对她解释,公司准备成立一个时装表演队,想调她到公司去参加这项工作。史凤梅感到很惊奇,对时装表演不仅完全没有概念,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史凤梅:徐队长当时跟陆经理来的时候,就说公司里面要你们,说去拍一些照,当时是去拍一些照,参加一些活动,愿不愿意?你的身材各方面能达到标准,愿不愿意到公司去?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公司去,总归比待在工厂里面好啊。
就这样,史凤梅和厂里的其他几个小姐妹一起到了服装公司。然而,就在时装表演队眼看快成立的时候,这些年轻的队员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史凤梅的家里就极力反对她去做“模特”。一提到“模特”,思想传统的上海人家就会想到30年代为人体绘画做模特的工作,一般认为这样的职业是非常低级、不上台面的。为了说服史凤梅的家人,徐文渊专门上门做思想工作,总算得到了史凤梅母亲的支持。这样的反对不仅只有史凤梅家,也并不是每家都能被说服。
徐文渊还记得,有一个十八岁的男青年,长得一表人才,身高一米八○,体型体态都非常标准,他们都非常中意这个小伙子,结果他的父母亲坚决反对,对徐文渊坚决地说:“我们孩子不干这一行。”徐文渊不甘心,又跑去男青年父亲的单位,试图说服他父亲,最终还是没成功。
此外,也有看中了却因为从事技术工作,被厂里以“岗位重要”而拒绝的。有的工厂领导总认为,年轻人跑去公司,一天到晚蹦蹦跳跳,学“坏”了就难管理了。
终于,徐文渊费尽口舌,召集了九男十二女,1980年11月19日,这支业余时装表演队成立了。
三、慢慢地大家才把衣服脱掉
表演队的训练形式是半脱产式的,一个星期从厂里出来几天安排训练。教课的老师,有的是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帮着上形体课。大家比较大胆,训练按照国际标准,观摩美国的时装表演,反复看,学习怎么走猫步。
训练场地借在工人文化宫,一个训练舞蹈的房间,四面有镜子。开完动员大会后就开始训练。
上课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任课的任小年老师,请队员们把外面的衣服脱掉,没想到队员们一个都不肯脱。大家觉得有伤风化,穿紧身的毛衣像什么样子。用史凤梅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的感觉,像穿内衣一样,很可怕的。”
徐萍当时只有十八岁,思想也比较活跃。徐文渊就做小徐的工作:“小徐,你是不是把外面衣服脱掉,你穿着那个两用衫,你叫形体老师怎么给你训练嘛。”
后来徐萍就把外面的衣服脱了,摆在后面的钢琴旁边。大家看见徐萍脱了以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慢慢地才把衣服脱掉。
有勇气,也有内心的挣扎。第一次训练,就是这样开始的。
公司要求,三个月就要出训练成果,并且要为外贸出口服装交易会举行一次内部表演。但是训练中困难重重,这些时装表演演员心里既兴奋又承受着压力。
当时的工人,八小时在厂里工作,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时装队的年轻人至少在接受新东西,每次都能感受到变化。
然而,新事物也不是样样都能学的。那时,开始流行交际舞,陆经理就反对,跳什么交际舞啊,让孩子们学坏了怎么办,不让跳。偶尔队员们聚在一起跳一跳,必须派一个人在外面望风,盯着陆经理来没来,来了以后赶快通风报信,让大家停下来。
实际上,学会交际舞,对服装模特的形体训练是很有好处的。但当时公司很害怕,担心队员们学的东西超过了服装展示的范围,引起社会上的风言风语,公司会很尴尬,很难担负这样的责任。
徐文渊知道这一点,权宜之计,就对队员们说,学一些交际舞的基本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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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训练了三个月后,时装表演队就要表演了,但不敢做任何宣传。1981年2月,时装表演队在友谊剧场进行了首场演出,这场演出不对外,只对内,相当于汇报演出。出席的对象基本上都是行业内部的人,除了相关部门领导、外贸有关人员和各个厂的技术人员,几乎没有行业外的人。这一点,几乎和两年前观看皮尔·卡丹是一样的待遇。
第一次演出,徐文渊很慎重,选用哪些服装,用什么配乐,走台采用什么形式,都一一推敲,总体上要求庄重大方。即便这样,演出之前还是发生了一起意外。
演出一共一百八十六套服装,其中有一件衣服设计成礼服式样,有一只胳膊露在外面,配上一根长长的飘带,飘出去,很漂亮。结果,在临近演出时,徐萍的母亲找到后台来了。她听说女儿今天要穿这件礼服,露一只胳膊,就是不同意。她说:“我们孩子不能穿这个衣服,她才十八岁,你让她这一步走错了路,今后的话我们怎么管呀,她今后在社会上怎么做人啊,我们坚决不能穿,坚决反对。”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音乐也已经编排好了,徐萍母亲的强烈反对让徐文渊感到非常头疼。如果不尊重家长的意见,可能在演出开始前就会失去这个队员,她还担心传到社会上去,更会有不好的影响。
徐文渊还记得当时的紧迫情形:
徐文渊:比如说一个系列,出来有多长时间,哪怕一分钟两分钟,有多少时间表演,音乐都卡死的,如果她这个时候再取消,我们这个音乐节奏不对了,所以不敢动。后来怎么办呢?我跟任小年老师商量,出场的时候,把那个飘带缠在手上,缠在这个手上出去,但出去以后,设计师的作品意义反映不出来。
记者:现在成了遮胳膊的。
徐文渊:对,遮胳膊。最后,我让徐萍进场以后,松开飘带,把这支飘带抛出去,然后拖着飘带转身进去,这样子的话,既照顾了徐萍妈妈的意见,设计师的作品也能够比较完整地表现。……最后一个瞬间进去的时候,是拖着进去的。你就可想而知,当时思想的保守封闭到了什么程度。
整个演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台下鸦雀无声,没有T型台也没有好的化妆品,队员们甚至用画油画的油彩简单上妆,这样的“化妆品”既不好用也不好擦,队员们回家后,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脸上的妆卸干净。
虽然条件如此简陋,但其意义非凡,这是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第一次演出。
演出效果不错,但是这些从各个厂抽调的工人模特并没有取得厂里进一步的支持,他们频繁地被抽调,离开工作岗位,让工厂的管理陷入了麻烦。
史凤梅在工厂里原本是这道工序的熟练工,还是个技术能手。她离开以后,别人顶上去,工厂就怕影响产品质量。史凤梅还是工厂里的培养对象,她这样频繁地请假,厂里感觉不好管理。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史凤梅需要面对的,还有比难于管理更难处理的问题,这就是别人的看法。当时的社会风气相对保守,赶时髦就意味着要学坏,要漂亮就是流氓阿飞的德行,这种观点还屡有市场。比起同辈的小姐妹们,虽然史凤梅已经见识了更多的新鲜事物,但是她只能尽量维持生活的低调。
史凤梅:我觉得在舞台上能够穿漂亮的衣服就可以了,就是能够给大家看,但生活当中还是老样子。那个时候,厂里面风言风语,传这些小姑娘出去肯定会变坏,回来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做人的准则可能是这样,你越是这样讲,我们越是要给你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变坏,所以回去还是这个样子。
四、中南海每户人家只发五张票
虽然初创时,时装公司给了时装表演队以鼎力支持,但在操作过程中,许多人还是感到要争取正式的名分阻碍很大。有的厂里负责人不支持,参加时装队的队员奖金被全部扣掉,本来每个月他们还有几块钱的奖金,现在奖金被扣,极大地挫伤了队员们的积极性。类似的阻力会不时地冒出来。
徐文渊为了鼓励这些年轻人,为他们争取到每场演出一块五毛钱的补贴。起初公司财务部门还对此很有意见,时装表演队还搞什么演出补贴,认为这完全是搞特殊化。但是徐文渊顶住了压力,坚持要发放演出补贴。
徐文渊:因为我觉得他们很辛苦,有时候冬天要穿夏天的衣服,夏天要穿冬天的衣服,舞台上也没什么冷暖气设备,有的人感冒了还坚持在那里演出,很辛苦。所以就给他们一点点补贴。
有一次我就看见他们都感冒了,怎么办,我就拿钱叫了一个队员,我说你去买一点麦乳精,我们烧开以后,在后台给他们喝,否则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冻坏了怎么办。
史凤梅:我们冬天都穿连衣裙,那个时候没暖气的,后面靠几个电炉取暖。
徐文渊:(财务)对我还很多意见,还报销什么麦乳精,后来这个队员说还不能报销,我想不报算了,我自己负担吧,就这样子。
经费上的问题由徐文渊帮着解决了,还有训练场地的问题。时装队三年当中搬了九次家,经过几上几下这么折腾,有些演员已经不安心,提出要退出。眼看着时装队刚刚走出了第一步,如果队员纷纷退出的话,整个队就完了。
为了稳定他们的情绪,为了时装表演事业能够生存下去,徐文渊决定,向领导打一个成立专业时装表演队的报告。报告打上去以后,公司领导很快同意了,于是又给局里打了一个报告,结果整整四个月都没有下文。
在这个过程中,时装队也没有演出任务,连训练场地都没有,有一次实在没有地方了,租借了一个眉州服装厂的眉州路仓库。徐文渊还记得初到仓库的情形:
这个仓库在杨浦区,门一打开,我们进去一看,整个堆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杂物,都不敢进去。所以那些男演员,他们就冲进去,把窗户打开,透透气,然后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堆起来,腾出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地方。
在这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小仓库里,时装队什么都干不了,为了不让这些年轻人的时间荒废,徐文渊组织他们学习服装技术,他们本来就是服装工人,不能因为出来做模特就耽误了练就手艺。
徐文渊请来了服装公司的裁缝师傅,教他们要更好地懂得裁剪、打样,就这样,这群年轻人开始学起了服装设计。
徐文渊真心地为这群队员着想,让他们很感动。
史凤梅:徐队长为我们确实是费了很多心思,她人看上去又矮小,为我们讲话,然后那边受委屈,我们有什么问题就找她,徐队长在厂里或者外面压力都很大,有的时候她争取不到,问题得不到解决,有时她会哭鼻子,我们也为她很委屈的。
正式成立专业时装表演队的报告一直得不到批示,徐文渊有些着急,通过陆经理,她得知局里看法不一致,他们认为时装表演就是奇装异服加美女。陆经理让她把借的东西还了算了,把这个队撤掉。
徐文渊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为什么要回头呢?要撤掉很容易,再要组建就难了。徐文渊拒绝了陆经理的建议,这个时装队一定要搞下去。她直接找到胡铁生局长,询问报告批准的情况。胡局长正好生病,科技处的同志告诉她,正好这是个机会,你到他家去吧。
徐文渊很矛盾也很紧张,内心里斗争了又斗争,万一胡局长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队不就完了吗?但想一想,演员们待在眉州路仓库,连吃饭问题都没法解决,没有食堂,更没有训练的地方,队员们都在叫没法坚持下去了。再不努把力,真要散伙了。
徐文渊横下一条心,两手空空地闯进了胡局长的家。
胡铁生局长既是一位老革命,又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相当的艺术造诣。他曾任上海市商业局局长、二轻局长,长期分管上海的商业,很有商业头脑。现在上海还有不少的商业铭牌出自他的手笔。
徐文渊把表演队的处境、困难都对胡局长说了,胡局长一听,对徐文渊说:“四个月没批,我没听说过这个情况。这样吧,我上班以后就抓你们的问题,但是你们时装表演队,不能满足于舞台上的表演,你们应该是既表演又宣传,把我们仓库里头积压的一些冷僻商品推销出去,这样的话,才能起到时装表演促进销售的作用。”
胡局长的一席话让徐文渊茅塞顿开,也明白了时装表演队今后的方向。三天之后,时装表演队获得了批准正式成立,大家铆足了劲要大干一场。
徐文渊没有忘记胡局长的嘱咐。她带着队员整理仓库里积压的格子的、条子的各色面料,发现足足价值六十多万元。80年代初的六十多万元可是一笔惊人的数额。拿到面料后,徐文渊发动整个表演队和服装研究所的专业人员一起搞设计,专业跟业余相结合,每个人交十张时装画稿,选其中的一部分进行制作。
就这样,由时装表演队组织了一次时装表演,分为格纹、条纹的专场,请供销经理部邀请各路经销商来观看。最后,仓库的六十余万元存货全部抽空,时装表演队带来了看得见的经济效益。
随着80年代中苏关系的好转,苏联贸易代表团来到中国,带来了大宗的服装贸易机会。然而,这个重要的贸易代表团到了北京、天津,却没有下任何订单。
眼看他们即将到达访问的第三站上海,服装公司周副经理得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徐文渊,希望她带领时装表演队搞一场演出,要争取将苏联贸易代表团带来的三千万美金订单“吃下来”。
回来之后,徐队长马上发动大家,把苏联人喜欢的布拉吉、长毛绒大衣等款式进行了编排。演出那天,由负责外贸的人员陪同苏联贸易团,专门为他们进行了一场小范围的表演。
苏联人看了表演后很满意,适合苏联人的款式加上模特表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最后在上海成交了一千四百万美元的订货。
时装表演队挣钱了,而且挣了大钱。
上海时装表演队的新闻飞出了上海滩,登上了各大报社的头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消息。
1983年4月,时装表演队来到了北京,为上级直属部委--轻工业部做汇报表演。表演带来了喜出望外的消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领导也观看了演出,他们邀请时装表演队5月13日晚上到中南海演出。
潮湿的地下室旅馆里沸腾了。那一夜,大家都激动得没有睡好。
中南海小礼堂里,那一天座无虚席,十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像皮尔·卡丹带来的演出那样,这一次的演出也是要票的,队员们记得,每一户人家只发五张票。他们不知道中南海里究竟有多少人,但那一天,有近一千人观看了演出,万里、谷牧、邓颖超都来了,这在中南海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第二天,外国记者这样写道:“这是一场美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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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照片由徐文渊提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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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序 记录抵抗遗忘、1949-2010 寻找六十年前的“潜伏者”
1950 活着就是幸福:英雄张国富传奇
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6 《一双绣花鞋》的悲喜剧
1970 《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1972 《针刺麻醉》诞生记
1976 亲历“总理遗言”疑案
1978 “握手”之后的生死营救
1979 穿越台湾海峡的封锁
1980 逃港者自述
1983 “春晚”的温暖回忆
1985 闯入者:苏联劫机事件揭秘
1957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83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61 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
1966 反击姚文元的中学生
1970 羊倌魏老汉的名门媳妇
1975 “献国策”背后的二十一年
1976 弄堂鞋匠任微音纪事
1983 时装模特重回上海滩
1991 长途台最后的接线员
1949-2010寻找失落的日记
跋 平凡地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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