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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弄堂鞋匠任微音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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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安慈在上海衡山路、乌鲁木齐路口使馆区一幢漂亮的公寓里,为她的父亲任微音举行纪录片的答谢家宴。到来的贵客,是编导、摄影师、灯光师、制片人……一群普普通通的人。尊尼获加的蓝牌威士忌芳香馥郁,醇厚的红酒焖牛肉二十四小时前就开始准备了,还有令人用之不舍的手绘餐布、秋风起后的大闸蟹、丝绒般的郁金香……然而,想着任安慈讲述的故事,没有人会是饕餮者,没有人会真正迷醉在此。

言语间,走向露台,遥望华灯初上的故乡夜景,不远处,就是任安慈再熟悉不过的淮海路。父亲任微音一生,都画淮海路的秋天、漕河泾的小桥流水、豫园的山墙、邻家的阳台,还有一张张人的脸。想起她在片中的一句话:“有评论家问,你的父亲为什么只画淮海路,不画名山大川?”

一、明天,是一个空的诺言

任安慈最早时候的记忆,不是故乡上海,不是淮海路上父亲的画室,是黑暗,没有人烟的旷野,就剩天和地。

1961年,任安慈三岁。甘肃玉门饮马农场,任微音和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这里。任微音是一名画家,在上海淮海路常熟路口的淮海大楼五楼,拥有五百平方米的画室。因为要举家搬迁,临行前,他销毁了自己的许多画作,但有一些,实在不舍,就用刀子,一刀一刀地从画架上割下来,卷起,足足有一百多斤。

从得知必须离开上海,到举家迁至玉门,只有四天的时间。春风不度玉门关。任微音在信中告诉妻子,我们可以到那里去,建设大西北。到大西北可以去搞创作,干部们对任微音这样说。

妻子觉得,事情来得太过突然。

1961年,任微音是东方画室的主人,有一百多个学生。这些学生大多家庭环境比较好,有学画的愿望。画室还邀请刘海粟这样的画坛大家来授课,门庭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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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甘肃,是一件突发的事。某一个周末的晚上,东方画室举行了舞会。画室足足有五百平方米,适合跳舞。灯光暗,还有探戈和圆舞曲响起。这样的舞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公安人员到来,带走了主人任微音。丈夫一去几天,任安慈的母亲天天站在窗户前等。

近代西方的“交际舞”首先传入的正是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舞厅业日渐萎缩,直至1954年歇业。但是,作为同志间交流感情、团结友好的一种群众性娱乐生活,交际舞也称为“交谊舞”,周末在机关、工厂也有举办。然而,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的趋紧,三年困难时期又接踵而至,作为一种公共娱乐生活的“交谊舞”消失了,“酷爱跳舞的人们只能拉起窗帘,在自己的私室里偶尔过过‘脚瘾’,但一不小心,有时还会被扣上开办‘黑灯舞会’的罪名”①。

任安慈无法复述关于这次舞会的更多内容。但一家人发现,就从这一夜起,全家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任微音,云南昆明人,生于1918年,此时已是不惑之年。他父亲早逝,从小随叔父长大。叔父是晚清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二十七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想聘请他做贸易部部长,叔父到全国各地考察了一番,回来后对任微音说,这个国家,现在当官的在跳舞,老百姓在挨饿,这不是做官的时候。

叔父的妻子、任微音的婶婶是一位美国女士,她发现了任微音的绘画天赋,为他请来了很好的老师,其中还有流亡到中国的俄国沙皇宫廷画师。初中毕业,任微音考取新华艺专。之后,他又进入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深造,并得潘天寿、黄宾虹、朱屺瞻等国画名家的指点。

任微音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讲究生活品质。任安慈记得,即便在后来最困苦的生活环境下,父亲也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头发一丝不乱,唯一的一条好裤子,压在枕头底下,以保持裤线的直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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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妻子得到丈夫任微音写自看守所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现在要去大西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希望你能理解。信的语气是满腔热情的,妻子虽然想不通,但为了一家人的团聚,她同意了。

任安慈的母亲出生于四川的一个乡绅之家,父母早丧、家道中落。抗战时,她因为不愿意遵从家中的包办婚姻而逃至重庆,与撤至大后方的任微音相遇。那时,任微音已经从军,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美术编辑、记者,也曾作为军中文职人员,受训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他创作的抗战宣传画,曾被挂在国民政府南昌行营的大门上,振奋着士气,并举办过作品展览会。著名画家张乐平和林风眠都是他的好友。

抗战胜利后,卸去军职的任微音带着妻子回到上海,通过叔父的关系,他在一家旅行杂志社做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杂志社被撤销,因为他的“历史问题”,不便涉猎文化工作,他被安排在一家百货公司做售货员。由于这个职业与自己的技能、追求相距甚远,任微音辞职后,便开设了东方画室,招收学生,授课谋生。十年间,他们的三个孩子陆续出生,最小的是任安慈。

任安慈最初的记忆,是已经到达西北以后。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天就是天,地就是地,父亲一早起来,跟着一群人去做工,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食物变得越来越紧张,慢慢地他得病了,水肿,袜子和裤子都脱不下来,先是剪袜子,剪到最后,连裤子都拉不下来了。

早晨,不到四岁的任安慈和哥哥两个人,分一个小小的馍馍,叫“代用品”,半块馍放在手掌里,正好盖满小手。很长时间,女儿一直问妈妈,什么时候自己能一个人吃一个?妈妈就说--明天。

直到现在,任安慈对“明天”这个字眼,还一直很敏感。从小的时候,这个“明天”,就是一个空的诺言。

饮马农场,这是任安慈最初的,也是记忆最深的地方。在那里,任微音属于管制对象,和劳改犯相比,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在任安慈姐姐的记忆中,父亲还给自己买过两本小人书。为了买书,需要来回走十几个小时,但这两本书,给家里带来无限的快乐。

二、寻找星期三下午的列车

母亲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她凭女人的一种直觉,认为如果再待下去,一家人可能就没命了。然而,她又不知道怎么才能够离开。一切关于这个话题的,都是只能想,不能问的。

于是,任安慈,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跟着妈妈去探路。妈妈的心思,是要知道怎样才能走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怎样才能够找到往东去的路。那时,三岁多的安慈当然不懂。

像很多跟不上妈妈脚步的孩子一样,记忆中,这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拖。天还没有亮就出门了,一路拖着、磕磕绊绊地走着,实在走不动了,听到妈妈的声音,“还有几步!还有几步!”这几步是那么遥不可及,前面茫茫一片,天还是天,地还是地。

迷茫中,一条铁轨出现了。没有车,更看不到人。但母亲本能地明白,这里有一个车站。

一个女人的声音,被风沙裹挟着传得很远:“有人吗?有人吗……”

也许是这女人的乡音,惊动了另一个故乡的人;也许是母亲报出的地名,勾起了另一个人内心的念想。

“你是四川人?哪里人?”

“我们是老乡。”

多年后,任安慈记得,说这个话的,是一个老伯伯。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

从他的口中,母亲得知,每个星期三的下午,有一班火车,是通往杭州的。这个人后来又说,这个是不能说的,他已经违反了纪律。只因为看着这么个女人,拖着孩子,又是同乡,才把这个话讲了出来。

接下来的十几天,是偷偷地做准备。然后,五个人分为两路,母亲带着姐姐和安慈,父亲带着比安慈大两岁的哥哥,分开走。即便出事的话,不会五个人出在一起,总归谁能离开这里,谁就好。

后来,就是小安慈挥之不去的那份记忆:黑暗中,分不清天和地,姐姐背着安慈往前走;能够不带的行李都不带,该丢的都丢了;父亲的那些画,也被丢弃在西北的荒野中。

任微音带着儿子广志走的是另一条路。他身上背了一把刀,因为常听人说,荒野里有狼出没。他就一个想法,要么我们被狼吃了,要么我把狼杀了,家里还可以吃顿肉。

黑暗中,任微音掉进了一条正在化冰的河中。他本能地用力把孩子往外一甩,自己则慢慢地,不动,探寻着底下稍微硬一点的地方,寻找平衡。黑暗中,行李被冲走,任微音则找到一个支撑点,爬了起来,拉起儿子广志继续向前走,从黑夜走到天明。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拥挤的人群,妈妈被划破滴血的手,行李和孩子被塞进窗户……

杭州!先往东方靠近就好!

橱窗里,一个奶油蛋糕出现了。“我们一家人的眼珠都要蹦出来了,然后大家都屏着呼吸不动,我都记得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蛋糕,简直是世界上最最可爱的一样东西。”--杭州到了,离家不远了。

为了孩子们,任微音买下了那只蛋糕,一只可能已经放了多日、不新鲜的蛋糕。在此之前,为了抵抗身体的浮肿,妻子从黑市上买来一小瓶生油,让他每天喝一小口。他是全家的支柱,不能倒。

浑身长满了虱子,拖着享受蛋糕后腹泻的绵软的身体,任微音和妻子带着孩子们回到了上海。没有居所。这次,又是母亲出面,站在派出所那些熟悉的人面前。她看到的,是一群惊呆的面孔。

他一定得回去,他们说。

母亲说,那里没法活下去,我们死也死在这里,随你怎么办吧。

第一天去了,第二天还去。

最后,一家人得到这样几句话:“好,现在可以给你们留下来,但是如果说,你们任何一个人,提起那里的一个情况的话,我马上把你们送回去。”

母亲说,好,这你放心。

任微音一家分配到了一个九平方米的房子,地点在延庆路,离原来淮海大楼的画室一街之隔。

此时,距离一家人离开上海西行,将近九个月。

三、修鞋和我的艺术目标是一致的

任安慈在延庆路的小屋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少年时代,直到长大,成为一个美丽的姑娘。不管是起初的九平方米,还是1978年后扩大到十一平方米,任安慈说,整个家的精神,就是把家里弄得好一点。

任微音以前的学生送来了一个棕绷的床架,用砖头支起来,坐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大家也不以为意。两把竹椅子挪来挪去,可以挡住砖头,显得美观一点。

刚回来的时候,因为没有工作,只能靠亲人接济。任微音通过在香港的远亲,联系上了远在美国的叔父,但无法直接联络。靠着香港的亲戚,还能有一点猪油、奶粉、面粉寄来,熬过最初四处无着的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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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一次次带着三个孩子去到派出所,不是申请救济,是要求有一份工作。她为自己求得了一份在里弄小组敲核桃的工作。因为她学问好,很会讲故事,小组里的人宁愿帮她敲核桃,换她讲故事。

一年后,核桃组散了,改糊纸盒、画塑料娃娃脸、印花布。她血压高到血压计快到顶,也一直坚持着,因为收入算高,一天一块两毛五,除了四天的休息日,她可以拿三十块钱。

任微音申请到了一个在里弄中修鞋的工作,一天一块钱,一个月休息四天,月收入二十六元钱。

任微音工作的地方叫常熟服务站,任安慈记得很清楚,里面有补袜子、修套鞋、补伞、剃头、弹棉花、收水电费的,一共有十二三个人。父亲修鞋子是在屋子里面,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不便对外接活计,是由另外的人接了活再交给他做。

开初的时候,望着不远处自己昔日的画室,未免有些心酸和不堪,但久而久之,习惯了坐在修鞋桌前,任微音开始适应了新的身份--鞋匠。

夏天里,修得多的是塑料凉鞋,不透气的塑料鞋发出难闻的气味。任微音平心静气,根据不同的鞋样,做出一些模具,还把不同颜色的塑料进行搭配,尽量把鞋修得结实、平整,色彩配搭美观。他修鞋修得好,出了名,人家打大老远来找他修,叫他一声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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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微音戴一副眼镜,宽宽的脸盘充满善意。平日上班,总穿戴整齐坐在修鞋桌前,连脚上的鞋子也干干净净。

多年后,在自传中,任微音这样写道:

鞋子是人类的恩赐之物,它保护人类越过崎岖,可是鞋子和修鞋的人,却往往被鄙视。我开始时,不免在修鞋时感觉羞答答,不敢把头抬,后来,日子久了,脸皮渐老,修多了,生意也来了。

对于自己的这份“新职业”,他有些感激,也有些自嘲。

一坐在修鞋桌旁,我就是“守法的人”了。于是我用一把电烙铁把各种塑料原料加以整理应用,不想到自己在修鞋而是在搞雕塑。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十七年间,任微音是一名里弄鞋匠。

1961年,当任微音举家迁往甘肃玉门时,他把无法带走的教学画具,留在了刘海粟先生的家里,放在那里,他放心。刘海粟先生是画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比任微音年长二十二岁,属忘年之交。这样的友人,还有林风眠。

从西北回来之后,任微音曾经领着小安慈,到林风眠家去拜访。告别时,林风眠给了小安慈两颗糖,小娃娃望着父亲,等着他的允许,心里却非常想要这糖果,爸爸点头,她拿了,只听老伯伯对娃娃说:“你爸爸是个好人。”

娃娃那时候小,半懂不懂地记下了这句话。长大后,她琢磨着,这话,林风眠先生也是说给爸爸听的。

“文革”开始了,任微音的老友刘海粟、林风眠、张乐平,一个个被冲击、打倒,而任微音只不过是弄堂里的一个修鞋匠,反倒在不经意间,避开了迎面而来的风浪。而他,把自己也塑造成了一个雕像,一幅十几年间不变的画:

一位中年人,尽管衣衫已经褪色,头发却一丝不乱,每天在修鞋桌前,笔直地端坐着,眼、手,集中于他的作品--鞋之上,他用烙铁做笔,用割刀做铲,阳光透过窗户,投射在他的周围,如伦勃朗之光,塑造出惊人的轮廓……

任微音说:

我终于在修鞋工作上找到了与我专业相平衡的因素。修鞋能帮助他人,这和我的艺术目标是一致的,我得到了安慰,我获得了成千次的由衷的感谢。于是,我不再埋怨自己除了修鞋外,可以作画的时间太少,因为在此期内我同样能感到阳光的明媚,我画出了许多这以前和这之后都画不出的作品。

四、一毛四分与六毛一分

对于任微音来说,每个月的四个星期天,是最为珍贵的,因为只有这四天,是属于自己的。

他往往早晨就出门,有时候带着安慈,或者是安慈的姐姐。他们去到复兴公园、漕河泾、豫园这样不远,又有自然风光的地方,坐在一座小桥或某面山墙的一角,安静地作画。

车费要七分钱,回来要一毛四,若口袋里没有一毛四,那么就走回来。爸爸拖着画箱,安慈抱着凳子,一点一点走回来。

只有一道困难的坎很难跨过去,这就是画油画,除了一名画家必备的耐用工具外,还需要随时购置不少耗材:画布、颜料、松节油、调色油……牙膏状的油画颜料,普通的要三毛钱一管,好一些的要八毛钱,类似银珠红一类比较特别的颜料,更贵不少。调色油,六毛一分钱一瓶,一小瓶,很快就用完了。一小管一小管的颜料,一小瓶一小瓶的油,是全家人从嘴里省着、硬抠出来的。每次作画时,遇到颜料用尽,他总是拼命地挤,挤出最后一点。

任微音的画作,有俄罗斯画派、印象派和中国画多种风格的融合,这得益于他早年所受到的西方绘画传统的熏陶,得益于他身处中华大地,祖国文化的长期濡染。在任微音身上,技艺的历练,在极度匮乏、极其逼仄的创作环境下,竟然如在炼狱一般,于绝处逢生。

任微音发现,没有大量颜料铺、填、砌的条件,采取用稀薄油彩的画法,用极薄的油画颜料掺和更多比例的油,像中国画的作画风格那样,一气呵成,反而更能够显示景物的灵动气息。尤其是表现“江南水乡”这样的题材,把西方油画传统构图与中国画式的潇洒结合起来,画面反而充满了气韵生动的魅力。

油画需要画布。画布买不起的,那就用纸。当纸也买不起的时候,怎么办?偶然发现的“好材料”,竟然让他画出了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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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一位在工厂里当工人的学生带着自己的画作来请任微音指点,他用厂里印废的、做盒子的纸板夹着自己的作品。人走后,硬纸板留在了家里,任微音拿过纸板,试着在上面画,发现很有感觉,便问学生,那种做盒子的纸板还有没有,结果这个学生就一刀一刀地给老师送了过来。

修鞋的间歇,任微音会不会仰望不远处,那本来属于他的东方画室?

那是一个惨痛之地,也是一个幸福之地,因为,在多年里,还有那么多的老学生记得他,给他送来温暖的慰藉,还有老学生介绍的新学生,因为仰慕他,追随而来。尽管家里来人也要向居委会汇报,尽管常常受到某些管理者的呵斥,然而,那种只能在暗处、悄悄地指点,让艺术流传,让暖意在心。

某一日,一位白发的老人走进了弄堂,来到任微音修鞋的服务站。这时,一位女子正因为一双修补得不好的鞋,和另一位师傅大吵大闹。任微音走过去,打着圆场,规劝女子,承诺帮她再次修补,明天保证弄好。

白发老者站在一旁观察着,似乎在等。待任微音回头来,才注意到他,老先生走上去说:“没事,没事,我就来看看你。”

他握着任微音的手,拍着他一个肩膀,说道:“坚强一点,坚强一点!”

安慈看着父亲和老人的背影,听父亲说道:“谢谢你,谢谢你!”

这位老者,是任微音的老朋友、“三毛之父”,著名漫画家张乐平。

后来,正是张乐平联合了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为任微音恢复名誉做出了关键性的努力。

“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美”,任安慈娓娓道来时,眼里充盈着泪水。

1994年,任微音病逝于上海。在身后,他被称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被严重忽略的艺术家”。美术评论家水天中说:“观览任微音的绘画,一派潇洒的点划,充溢着清雅与淡泊,绝无丝毫悲愤与哀怨。”

《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第245页,马军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8月第一版。

注:本文照片、图片由任安慈提供。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序 记录抵抗遗忘、1949-2010 寻找六十年前的“潜伏者”
1950 活着就是幸福:英雄张国富传奇
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6 《一双绣花鞋》的悲喜剧
1970 《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1972 《针刺麻醉》诞生记
1976 亲历“总理遗言”疑案
1978 “握手”之后的生死营救
1979 穿越台湾海峡的封锁
1980 逃港者自述
1983 “春晚”的温暖回忆
1985 闯入者:苏联劫机事件揭秘
1957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83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61 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
1966 反击姚文元的中学生
1970 羊倌魏老汉的名门媳妇
1975 “献国策”背后的二十一年
1976 弄堂鞋匠任微音纪事
1983 时装模特重回上海滩
1991 长途台最后的接线员
1949-2010寻找失落的日记
跋 平凡地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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