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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献国策”背后的二十一年

 

20115月,桃红色的三角梅盛开在一道陡坡上,记者再次走进了四川省自贡市委大院,这里俗称“北院”,李天德的家坐落在一角,普通的六层楼房是20世纪90年代初建的,灰色的水泥外墙没有任何装饰物,只有三角梅灿烂的桃红色,让人不舍。

记者十七岁之前,就在隔壁名叫红星碥的地方长大,仅与李天德家一墙之隔。由此一直往北,是自贡市最大的体育场,20世纪70年代,只是一圈空旷的八百米跑道,周围长满了蒿草。当年,这里是开运动会的地方,也是开公判大会的地方。反绑双手的罪犯们,被宣判后,即押赴刑场或执行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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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上大学离开自贡的时候,李天德还没有住在这里,1986年他才从雅安调到自贡市委政策研究室。那时,公判大会已经绝迹,李天德对这块地方并没有旧的记忆。但对记者来说,看到眼前的这位长者,想起那些公判大会场景,李天德,仿佛就是那公判大会上被五花大绑的犯人中的一位,那颗原本射向他心脏的子弹,是如何偏离了自己的弹道,消失在渺茫的虚空?

李天德的手有力而温暖,背对着昔日的公判现场,记者和他告别。记者相信,在另一个三角梅盛开的春天,他们还会相见。

一、风动寅初亭

应当让有无产阶级卓越政治远见的、胸怀大志的、有才干的年轻人,担负国家之重任,以便为国家制订出革命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引导人民为建设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为此,我建议:

中央应颁发求贤令,广招天下有志之士。

我愿自荐到国务院,为实现今日所献之十二条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献策人李笑天     

这是19758月,一个署名“李笑天”的人写给党中央的万言书的开头。

这里所说的“今日所献之十二条”,即万言书《献国策》。这位“愿自荐到国务院”的“斗胆”之“献策人”李笑天,正是李天德。

《献国策》包括了“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恢复高考,取消知青下乡”“纠正不良之风,否定文化大革命”等十二个方面。

字里行间,真知灼见,切中时弊,更力陈解决之道。

19758月,当这份万言书被李天德以非同寻常的方式递交的时候,读罢,愤之者拍案而起,诺之者,也拍案而起。

这份万言书,直接上书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没有公开档案显示,邓小平看到过这份万言书。但这份万言书的下落,十一年后有了公开的、明确的交代。

198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短讯:

四川省知识分子李天德写于十一年前的《献国策》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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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看来,此人就此“名留青史”。中国自古就有不怕死的人,他们面对君主,冒死直谏,有死者,也有幸存者,生死之间,全在于君主的好恶。

李天德,生也有幸,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途,以古代义士之风范,执现代民主与法制之信念,深陷囹圄二十载,成熟于炼狱之中,一朝终得“改正”,只唯潮流之浩荡。

1975年诞生的《献国策》,却要从1957年说起。李天德握笔陈书献国策,历经此后近二十年的酝酿。二十年,足以任高粱酿为美酒,采石铸铁为钢。

1956年秋天跨入重庆大学的那一天起,李天德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样的人,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伟大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在自己的校徽背面,刻上“向保尔学习”五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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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李天德依然牢记着保尔的誓言,沉吟之时,眼神闪亮。

李天德就读于冶金系,这是一个承载着国家梦想和发展蓝图的专业。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又红又专的工程师。虽然念的是工科,他却酷爱文学。他写过诗、排过戏,还担任了学生会宣传部的副部长。由于喜欢与人论辩,有思想见解,同学们都叫他“小百科全书”,说他是“言语的巨人”。

李天德有一副川南人的身板,个子不高,却结实有力,尤其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1940年,他生于四川荣县,是一个遗腹子,抗战时,父亲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被三姐抚养长大的李天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庆大学,这是一家人的荣耀。

1957521日下午3点,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在“寅初亭”(该亭是为彰显马寅初先生在国民政府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任教时敢于批评时弊,与国民政府争民主自由的斗士精神而建的)做动员报告,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到“大鸣大放”运动中来,大胆地、毫无保留地给党领导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郑书记做动员报告后,各系、年级、班级纷纷召开座谈会,人人表态。重庆大学经院系调整后,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所五年制重点工科大学,学生们的思维远不及文史科的同学活跃,“1+1=2”是不可动摇的。何况,一年前,周总理做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号召向科学进军,大学生更是埋头读书,准备将来当红色工程师或专家,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们也很难接触到党领导的错误缺点,甚至大学生连想都没有想过党领导会有什么错误缺点。因此,动员会后的几天,鸣放座谈会上发言者少,敢于写大字报的更少。

但董时光的大鸣大放“示范报告”改变了沉闷的气氛,激发了大学生们的鸣放热情。

董时光,留美农业问题专家,因反对美国出兵朝鲜而被驱逐回国,是从海外归来的资深学者,时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鸣放伊始,他被邀请给校党委提意见,在座谈会上,他针对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外行领导内行”及学校个别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毫不客气地说了个痛快。《重庆日报》将他的鸣放意见经加工后登载。董时光指责报纸对他的意见断章取义,掐头去尾,蓄意歪曲,令他不能容忍,并声称:要是在美国,他一定要将《重庆日报》起诉到法院。《重庆日报》又将他的信全文登在报纸上,双方打起了“笔墨官司”,把一个山城闹得沸沸扬扬。董时光也因此声名大振。

多年后,李天德还清晰地记得董时光在演讲时的慷慨陈词,那是集思想、语言和个人魅力于一体的一刻。大学生们的鸣放热情熊熊燃起。

此时的李天德依然是克制的,他更多的是听着、观察着、辨析着。在19576月鸣放最盛时,李天德在班里的鸣放会上提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向苏联老大哥提出请求,大量地支援我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让我们自己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农业实行机械化,多产粮食……”

李天德不是自甘落后之人,但他觉得,要提就要提得有价值,要经过深思熟虑再写。从521日到6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出笼,刚好半个月。就在他还深思熟虑之际,大鸣大放过去了。

随着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反右运动开始了。历史学家的判断和亲历者的直觉有着差异。李天德看罢社论,感觉社论中说的“鸣放中提出的批评或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这和他自己的判断正好一致。

李天德准备站出来。身边反右积极分子的各色表现,不公道,不讲正义,他尤其不满他们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恣意歪曲别人鸣放言论的做法,认为这完全违背了党中央提出的讲道理、摆事实、与人为善、以理服人的精神。

于是,在反右斗争已经进入白炽化阶段的7月中旬,他用学校提供的纸和笔,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正义公道呀……》,呼吁同学们正确对待鸣放大字报和所提意见,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讲正义,不要以势压人、扣大帽子,要允许别人申述、辩护……

贴在学校食堂的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不下一百张的围攻他的大字报。第二天他又写了《请党中央做出公正裁判》,指责反右积极分子。这样一来,围攻他的人就更多了。李天德又贴出了反击的第三张大字报……

反右越来越升级。转眼到了1957年秋的新学期。李天德发现,自己的助学金被停发了。不仅如此,在他向总支书记讨个说法时,第一次从书记的口中,知道了什么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知道了什么是“阳谋”。他不禁目瞪口呆。

19582月,李天德被重庆大学划为右派骨干分子,受到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处分。

二、问苍茫大地

在没有遭受“自然灾害”以前的五八年、五九年,全国粮食、钢铁的谎报数字是多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九千亿斤粮食吧!)实际又是多少?所谓“自然灾害年”又是怎么个灾害法?气象局有何科学证据全国都遭了天灾?中央难道不明白?既明白,那又怎能说明三面红旗是举对了的?明明是错的,却偏偏要说是对的,这除了愚昧人民、搅乱人们的正常神经外,就是为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误开脱罪责。现在又把刘少奇、陈伯达抓来做替死鬼、赎罪羊了。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献国策》(1975年)     

这是李天德亲眼所见,一位干部对亩产五十万斤的推论过程:

一颗麦种发10根芽,长大后就是10根麦秆。一根麦秆长两个麦穗,每个麦穗上结50颗麦子。这样,一颗麦种就能结1×10×2×50=1000颗麦子。下5斤种子,就产5000斤;下50斤就产5万斤;下100斤就产10万斤。这是“大跃进”专家早就算好了。依此类推,想产20万斤就下200斤种子。只要下500斤种子,有啥子不可以亩产50万斤!

195712月,重庆大学在万盛区的丛林乡办起一个“劳动基地”,李天德作为右派骨干分子,和一百多名教师员工一起,到这里进行“劳动考察”,历时一年多。

当地人叫他“李大学”,说是在古代,这相当于进士,是难得的国家栋梁。新侨社社长王二爷是李天德的老乡,抗战时候来到这里当长工留下来,对李天德很照应,连他想看报的想法,王二爷也设法满足,工余,李天德被分派给大家读报。

19586月,报纸上三天两头报高产。对河南麦子亩产两千多斤的消息,王二爷开始弄不明白,他操着地道的川东方言大发感慨:“龟儿的,不晓得他们是啷个子整的。我们这地方,一亩最多才产三百斤。”既然报纸上这样说,对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李天德也有些迷糊了。随着“放卫星”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19586月以后,李天德连读报都感觉困难,照本宣科也有遭遇尴尬的时候。

71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省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右派同学毛贯一落户的那家主人蔡大哥根本不信。四川人有乐天与幽默的禀性,每当不同意对方的观点、对某事有疑惑,或对对方有意见时,从他说话的用词或语调上就能感觉出来。

此时,在李天德读报“放卫星”时,蔡大哥发问,拉起了“长腔”--“李……大学,你……说的,龟儿的,是不是整的假哦,小麦产四百斤就不得了,他们河南麦子还整得出七千多斤?”(资料来源:《李天德回忆录(草稿)》)

面对社员的质疑,“李大学”没法解释。

丛林乡办起了“万盛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社员们吃上了最高级的“九大碗”。王二爷是社长,他听来的传达,是让大家敞开肚皮吃,现在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粮食、物资不够随时可以各地调拨,互通有无。有了这个保证,大家吃起来也没了后顾之忧。

然而,库存粮食很快告急,上面关于调拨的承诺落了空,理由是“公社牌子上又不长庄稼”。社里自己想办法,各家各户征集粮食。夜里上人家屋里拿走别人的口粮,这是个得罪人的苦差事,本地人都往后缩。李天德是外来人,又是“老右”,被派了还不能拒绝。他搜也搜了,拿也拿了,但不忘记给老乡们留一点。正是这一“留”,让老乡们认准了,这个“李大学”,有良心。

李天德生于1940年,到1958年才十八周岁。在乡亲们眼里,这个大学生可怜巴巴的,生了病,身边连个亲人都没得(四川土话)。在丛林乡“劳考调查”时,李天德等五个右派被扣上了“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和“反革命”搭上边,性质就起了变化,会变成敌我矛盾,这怎么了得。这样日思夜想,心急上火外加日夜劳累,李天德病倒了,王二爷用架子车把他拖到公社医院。

回到丛林乡,乡亲们摸黑来看望,莫二爷和莫二娘半夜里端来一瓦罐姜糖茶,说是喝过发身汗就会好的,还有两个荷包蛋。公社化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律归公,家家户户不准生火,哪家屋里冒烟,民兵就会上门,煮这罐姜茶荷包蛋,该要冒怎样的风险!

拖着长腔发问的蔡大哥,半夜里拿着几个梨子来看他,说是梨子败心火。这梨子得来也不易,这是蔡大哥来回跑了三十里路,从万盛场的梨园里偷来的。蔡大哥劝他:

你是有学问的大学生,啥子事想不开哟!那么些比你学问大得多的人,不都打成右派反革命嘛!如今就是这么个世道!你觉得冤,那让好人受冤枉的是啥子人嘛?讲真话要是犯王法,那王法就狗屁不值了。万事都要想开些,坐牢又能怎么样?现在当社员的哪个又不比坐牢还遭罪?几亿农民还不活了?想一想,人还不就是那么回事,你把老子砍了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资料来源:《李天德回忆录(草稿)》)

蔡大哥还说,自从抄家搜粮后,就看明白李大学是个有仁义心的好人,今天才说这些话的。心病没药医,靠话医。仔细想一想,人把骨头硬起来,世上还有啥子可怕的嘛?

有一些人,李天德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不是整他的那些反右积极分子,也不是反右时整人、“文革”时又被人整的学校领导。这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人微言轻,却是最懂得道理的人。下一颗种子长一棵苗,做事的道理、做人的道理,并不高深莫测。李天德记得他们的形象、他们说的话和细节,更不会忘记与他们相遇时,中国大地上刮起的一次次风暴。

19593月,令李天德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罪名是:

在送往南桐万盛场人民公社劳动考察期间,抗拒改造,纠合右派分子散布反党言论、积极主张逃跑、偷越国境、投靠帝国主义,并企图编写小说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等罪恶活动。

1966年“文革”后,刚刚恢复自由不久的李天德,又因“编写反动剧本”被判刑六年。197210月,刑满留场就业。

三、忧国于群山之间

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的提出,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中央里的少数人,甚至主席一人提出来的?全国人民事先对这些运动没有进行必要的讨论、参加意见,人民心中无数不理解、不明确。所以当这些东西从天上突然掉下来时,像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那样,造成方向极不明确、极度的混乱,以致破坏大于建设,坏处多于好处。中央里有气迫(魄)的人似乎是太少了点,对明明是唯心的、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怕丢官。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情,又因虑及阻力大,怕事情弄不好反而坏了“名声”、得罪了“天下人”。这些人也是徒有其共产党员名矣!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好处。

--《献国策》(1975年)     

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养成和人格培养来说,青年时代所受到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人活在自己身处的环境之中,尤其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李天德十八周岁即被强大的外力推出了大学培养体系的正途,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他辗转于四川省的劳改农场,在服刑期满后,再次留场劳动,成为所谓的“劳改释放犯”,直到1975年倾力写下《献国策》,再次行走在生与死的边缘。

然而,无论是60年代初,在劳改系统的中型企业新建机器厂劳改,还是70年代在石棉县新康石棉矿留场劳动,李天德一直没有脱离过生产实践。冶金专业的他,是一个熟练的打铁匠、碗工、采茶工,车、钳、铆、钻、锻,这些知识和技能,他样样拿手。他的手臂,锻炼出了强健的肌肉,他的脚,稳稳地扎根在巴蜀空旷寂寥的大地上。

万盛场的老乡们让他领悟了,要懂得这片土地,还得回归大地,问这土地上耕作的人;更让他懂得了,说真话,是人类善良本性的一部分,并不关乎读多少书,做多大官。

当他来到新建机器厂、新康石棉矿,他更多地接触到的是那些同样被非正常的政治生活推挤到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朝夕相处,不仅让李天德分享了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学到了更多的劳动技能,而且使这个年轻人开始真正地思考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思考关于信仰的问题。

在新建机器厂,繁重的劳动之余,李天德总是捧起书本,在黑夜里苦读。他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启蒙运动对中世纪专制制度的否定,到民主体制与近代大工业的关系……在他的身边,有从延安走来的老干部王克、重庆地下学生运动的参与者田教授、“具有镇静剂一般的感染力”的基督徒穆永清,这些在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又升格为“老反”的知识分子,在高墙之内,从没有停止过思想,他们身上所拥有的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气质,无形之间感染着李天德这个小兄弟。

1960年,蔓延全国的饥饿也渗透进了高墙之内。高强度的劳动和极度的营养缺乏,李天德饱尝了饥饿下死里逃生的滋味。然而,在学习会上,干部们口里依然吹嘘“形势一片大好”“粮食和钢铁连年翻番”,这令年轻气盛、秉性耿直的李天德无法随声附和。多年后,李天德依然记得自己当年的发言:

经过两年“大跃进”,干部说了,国家是越来越富强了,各种物资丰富得不得了。连毛主席都说,粮食多得国家都不要了。粮食多了怎么办?喂猪造酒!既然国家这么富裕,物资这样多,与其喂猪造酒,为啥子不给劳改犯人多一点粮食,多供应一点肉吃呢?硬是让人饿得死的死,病的病?这可不是攻击和污蔑,我自己就死里逃生!这好像与大好形势不相符,没有体现国家的富裕,更没有体现党和人民政府对犯人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资料来源:《李天德回忆录(草稿)》)

19588月,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和安国时说:现在粮食大丰收,粮食多了是好事,多了国家不要,社员们留着自己吃嘛,一天吃五顿,吃不完就酿酒喂猪。

毛泽东在具体环境、具体情况下有所指向的话,在两年后的饥饿状态下被重新提起,由于情景的变化,这句话的意义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极大地放大了人对和平年代遭遇饥饿的反感。人的尊严感在这个语境下被彻底戳伤!不难想象,当这一切在李天德年轻而倔强的心中碰撞的时候,该会是怎样的一种震撼!

由于这一次的言论,李天德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并被责令写下《反省书》。《反省书》中有这样的文字:

……对于我个人的言行,勿需反省,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我坚持我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各国共产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反“右”运动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这是违背“八大”路线的;(三)总路线的提法含有极左因素,反映了一部分群众中的冒进情绪,违背了我国现阶段的客观条件。“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斗争是这条路线“左”倾因素的产物。(资料来源:《李天德回忆录(草稿)》)

从《反省书》到《献国策》,历经十余年的蹉跎岁月。李天德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步入而立,走向不惑。大渡河的水一如既往地湍急,我们的国家何时才能跨越一个个险滩,步入人民安居乐业的正途?多年后,记者问及李天德书写《献国策》的动因。

李天德:……因为我想到很多右派死掉了,想到三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死了很多人,想到“文化大革命”当中武斗死了很多人,都是一些善良的人,或者都是一些无知的人,或者都是被别人挑拨愚弄的人,他们这些都是牺牲的。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就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一些方针政策错了,中国这个乱局再不解决,再不拨乱反正,我们中国就没有救了。

记者:你觉得缺一个敢说的人,缺一个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呼声?

李天德:我们这些劳改犯,大概就是应该让我来参加这个事情,何况即使死又怎么样?文天祥不是说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四、握笔献策望江亭

十一,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A)中央主席,不得连任廿年,既(即)使无错,自己也得主动免选。至于在任职期犯错者,随时罢免(体面的,不戴任何份(分)子帽子的退职)(B)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这样做,既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献国策》(1975年)     

位于成都锦江畔的望江亭,是历代文人墨客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地方。这里曾有“薛涛井”,传说中,薛涛曾用这里清澈甘洌的泉水制纸,俗称“薛涛笺”,此笺纸质上乘,是鸿雁传书、抒发胸臆的佳品。

望江亭边,是百年名校四川大学。岷峨挺秀,锦水含章。巍巍学府,德渥群芳。这里是为新中国英勇献身的烈士江竹筠的母校,也是抗战大后方抵御外辱、培育英才的沃土。

19756月,李天德终于获得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独自来到望江亭边,他并不知道,就在比邻的四川大学,当年,也有几乎与他同龄的热血青年,目睹三年困难时期成渝线的饥荒惨景,分别上书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以《新人口论》秉笔直言的马寅初先生,为此也深陷囹圄。

19751月,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抱病与会的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打倒多年的邓小平经周恩来推荐、毛泽东首肯,在本届会议中被选举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

邓小平复出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报纸上经常能看到一些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或知名人士出来亮相或工作,身在大渡河畔石棉矿区的李天德也关注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对自己的前途又产生了信心。

多年前,历经大跃进和饥饿之灾的身边狱友,曾嘱咐这位重大才子:“你要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秉笔直书,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

李天德说,从此以后,这个信念和由此而生的使命感,就一直支撑着他!“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是非黑白颠倒,他曾因感觉永无出头之日而脊背发凉、魂飞魄散!是天要亡我,还是将降大任于斯人?

多年后,当李天德微笑着,给笔者看他手臂上、脚踝上清晰可见的铁镣嵌印,恍惚之间,真有所谓庄周梦蝶,时空倒转之感。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75年到来了,李天德觉得,与其等待某一天去记录历史,不如此时参与创造历史,此一时机已经成熟。他下定决心,要写一份万言书,呈递党中央。

他以超乎寻常的好表现,获得了管教负责人的同情,一句“我看你造孽,一二十年没有见过妈老汉(四川土语,父母亲)”,让他获得了请假回家的机会。然而,李天德并没有直奔川南的老家荣县,而是来到了成都,此举是为了实现他酝酿已久的“献国策”计划。

望江亭旁,锦江静静地流淌,铺开准备好的稿纸,李天德屏息握笔,用他工整的楷书,开始撰写他酝酿已久的十二条《献国策》。

在治安联防队员的盘查和小偷的光顾下,《献国策》的写作比预想的艰难。从1975年初到8月,李天德边写万言书,边打临时工,以挣回被小偷偷去的生活费和路费。他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北京,他要将这么重要的文字,亲手交到党中央负责人的手里,而最合适的人,是邓小平。

历经近两个月,《献国策》甫定。内容分为十二个方面:

一、控制人口、节制生育

二、缩小工农、城乡差别

三、为农业人口提供福利

四、教育革命问题

五、知青下放问题

六、医疗卫生工作问题

七、干部问题

八、纠正歪风邪气

九、刑法定罪、治安问题

十、各项政治运动、方针政策的现实意义和群众基础

十一、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

十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探讨

这一年,李天德三十五岁。

当时,持地级以上证明或介绍信才能买到去北京的车票。于是,李天德只买了去保定的车票。为了达到进京的目的,李天德不得不使出一些小伎俩。火车上,他结识了一位四川籍解放军战士,以反映家乡遭遇自然灾害需要救助为由,他得到了战士的帮助,还设法补上了从保定到北京的车票,813日抵达北京。

根据那位战士提供的线索,李天德去了位于太平街甲八号的国务院接待站,没想到接待他的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

李天德于心不甘,于是用家乡遭灾、农民生活困难等话,反过来敷衍接待他的人。《献国策》岂是能轻易示人的?李天德觉得,起码要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或者邓小平的秘书才行!

于是他想到效仿古人拦轿喊冤。他打听到“进出新华门的有红旗车,红旗车是中央一级首长才能坐的”,于是认为周总理、邓小平他们会进出新华门。“我想,如果我看到红旗车一出来,我就上前拦车,只要拦上红旗车,起码他是中央一级首长,这样可以惊动他们,哪怕他把我当成坏人抓起来都好,只要惊动到他们就好办,我就把这《献国策》拿出来给你们看,今天我要交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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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李天德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也不由感叹:“我实在太天真了!”

带着些许无知,更带着一种无畏,李天德怀揣着《献国策》来到了新华门。在此之前,他还特意留了一手。在珠市口邮电所,他分别给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各寄出了一份手抄的《献国策》。一个质朴的想法是,即使不能得到接见,三位他所景仰的领导人“也会认真地看一看”。

新华门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行人不允许逗留,也没有看到红旗车。8月的天,很热,整个下午,他都只能远远地望着那边,直到夕阳西下。

夜宿永定门火车站。

自古有滚钉板的冤屈者,用血和肉换取一身清白,那是为己。依照这一逻辑,当后来有人问李天德,你去找邓小平,是想让他给你翻案吗?对这个问题,李天德却不感兴趣;在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没有截然分野,而孰轻孰重,自不待言。

到公元1975年,人民的共和国,该走向何方?《献国策》,是一位普通公民意志的表达。(那时,他甚至被剥夺了公民权。)他是用这样非常的方式呈现的:

“我来自邓小平同志的故乡,有一份重要材料要交给小平同志!”

新华门前,他高声叫道,高举着双手,手里紧紧地攥着他的万言书。

这一天是1975819日。

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本院认为李犯天德经我政府两次判刑教育改造,仍不悔改,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在刑满就业后,又书写反革命文章《献国策》公然流窜到首都北京,明目张胆地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屡教不改、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本应依法从严惩办。但鉴于李犯在被捕入狱后尚能坦白认罪,故根据我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特依法从宽判处李犯天德有期徒刑贰拾年。

--芦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75]字第67  

第一个完整地读到《献国策》的人,愤之不已,拍案而起。这是国务院接待站的一个矮个子、操四川口音的中年女人。

次年,即1976年,在四川雅安,另一个人同样完整地读到了《献国策》,感奋不已。他叫杨正全,是四川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中年女人,是李天德因《献国策》而再陷囹圄的开始;杨正全庭长,则是李天德此后命运中不能不提及的人物。

《献国策》让李天德再次失去自由。通宵达旦的审讯,除了让他承认自己的“反革命”意图,目的是要挖出他后面的“指使者”。李天德被戴上了只有重刑犯才戴的脚镣,重达三十多斤,就这样关了十多天。一天,有人让他在“罪证”上按指纹。李天德无奈地按下了十个指头的黑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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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德后来得知,他的案子不仅由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亲自抓,而且已经惊动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由于李天德是四川人,他的关押看管被移交给了四川省公安部门。1975930日早上,列车到达成都。一群公安干警荷枪实弹,到车站“接站”。一辆囚车拉响警笛,李天德就这样被押解回了成都。国庆节后,李天德被转押到芦山县公安局看守所。

“李天德反革命案”由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定案,在有关报告中,特别强调了王洪文办公室的意见:定“现行反革命”案,“要重判、快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四川省公安厅长赵苍璧向省委书记汇报了李天德的案情和北京方面的处理意见。

李天德在芦山县,并没有等来频繁的提审。这个案子是一个通天大案,而且已成定局。

1976年元旦很快来到了。天寒地冻。1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成为这一年冬春之交最突出的政治词汇,连牢房里的犯人都清楚,这是矛头指向邓小平的又一次政治运动。4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传递到远在巴蜀的高墙之内,自然又是另一番严峻。

1976224日,芦山县人民法院遵照案卷上北京定下的死刑指示,上报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刑,立即执行”。

然而,直到炎热的夏季来临,李天德才等到了决定他命运的那一天。

1976618日,公判大会举行。这种当时盛行的大会,不是在法庭上,往往是在一个城市、县镇最大的公共场地如体育场、广场举行,参加人数少则数百上千,多则上万,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那一天,二十几个犯人被悉数押上宣判台,被反绑着双手。有的犯人背上插着一个细长的牌子,那是死刑犯的标签。李天德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背后并没有标签。他有些不敢相信,还以为是公安人员的疏忽,或者自己只是暂时不被枪毙,只是被宣判死刑,待临刑前才会被插上标签,游街后枪决。

当听见法院对他的宣判为“二十年有期徒刑”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忍不住询问宣判人员:“是不是把宣判书念错了,念到了别人身上?”

宣判人员回答他:“没有念错,确实是。”

他这才相信。回到监狱后,拿判决书。送判决书的人看到他反革命罪只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不住惊叹他的“侥幸逃脱”。李天德当即高呼:

“感谢人民政府宽大,感谢人民政府!”

那么,这几个月中发生了什么?李天德的性命是怎样被保住的?

李天德被从北京押回四川后不久,芦山县人民法院将死刑判决书报到了上一级中级人民法院--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由刑事庭负责处理。刑事庭庭长杨正全看过报上来的材料后,见他被判死刑,就认真又带着几分好奇地翻看了万言“罪证”--《献国策》。

20056月,李天德到雅安中院查询有关资料时,当年参与保李天德性命的几个当事人聚在一起。杨正全在饭桌上聊起此事,仍然慷慨激昂:“你那《献国策》,确实了不起,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当时我想,这样的人如果都不保,那还保谁?!我这个刑事庭庭长的意见,还是很关键的。很多案子,只要我拿出意见,审判委员会几乎百分之百地同意。那就正好利用手中权力,为国家做点保护志士的好事吧!”

杨正全主动找法院院长孟庆和汇报,陈述了可以“不杀”的三条理由。第一,李天德虽然“罪大恶极”,但写《献国策》的动机是好的,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其次,从案情来看,李天德是到北京上书,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自己的想法,虽说有罪,但没有公开散布,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罪不至死。第三,当前全国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是把他的案子拖一下,等到运动过了以后再说?

孟庆和院长曾是贺龙的老部下,一位师级干部,从部队转业后任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听了杨正全的汇报,也激起了他对《献国策》的兴趣,提出要看原文。但此时的杨正全,揣摩不透孟院长的心思,担心他看过《献国策》,万一有不同判断,一怒之下,还不真把李天德给杀了?于是他拖着不送案卷。

几天后,孟庆和又问他要《献国策》,杨正全只得把案卷给了他。孟院长看过案卷后叫来杨正全,问:“芦山法院报上来的判决书都有哪些人知道?”杨正全告诉他:“刑事庭的人都看了,不过大家的意见都差不多,认为现在不忙批,等‘反击右倾翻案风’过了再说。”孟庆和听后指示说:“那就先压下来,不要让其他几个副院长知道!”

案子拖到19766月,雅安地区法院决定趁全党注意力集中在“打击天安门广场反革命分子”之际,把李天德案乘机上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议判处李犯天德二十年有期徒刑”,并陈述“从轻”的理由:

……本应依法从严惩办,但鉴于李犯在被捕入狱后尚能坦白认罪……依法从宽判处李犯天德有期徒刑二十年。

李天德上书案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是清楚的。此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省委主要负责人也正受到压力,被扣上“还乡团”“邓小平黑线上的忠实执行者”的帽子。即便在这个时候,四川省委还是顶住压力,用“拖”的办法,把李天德案拖过了1976年的冬春,并最终做出了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这样在当时从轻量刑的结果。

在李天德案结案后,杨正全和孟院长也受到了来自地委领导的压力。李天德得以死里逃生,实在是台前幕后集体智慧和缜密运筹的结果。

六、满眼青山人未老

申请人李天德于一九六七年石棉县人民法院[67]法刑第12号以反革命罪判刑六年,一九七六年芦山县人民法院芦法刑[75]字第57号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经本院复查审理以法刑[79]申字第11号裁定撤销石棉县、芦山县人民法院的判决。宣告李天德无罪。

--四川省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84]法刑申字第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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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判决书,李天德的刑期是从1975819日开始,止于1995818日。从1976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春天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离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越近,李天德对形势越有自己的判断。

1978年底,劳改队里开座谈会,干部让劳改犯们谈谈如何早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当李天德被问到如何去争取前途时,他坚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光明前途!我一定要去争取!明年我就要走出这个劳改队去重新做人,当新人了!”

他的话引得犯人们一阵哗然。王干事不屑地骂道:“二十年徒刑,才坐两年,就想出去了?你不要做梦!你不要看到‘四人帮’倒台,你就会翻天。你搞错了,你跟‘四人帮’是一伙的!”

他还警告李天德不要乱说乱动,不然二十年的徒刑,恐怕三十年都出不去。李天德没有反驳。

就在他说完这些话的四十天后,19792月,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来人找李天德谈话。他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正在开机床,指导员找他时的态度非常和蔼。他来到指导员办公室,见到了杨正全等人。刚进门,就有人招呼他坐,这样的待遇,二十多年来,他从未享受过。杨正全问了他一些情况后,给他宣读了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

这张裁定书,取消了1967年和1976年李天德两度获刑的判决,宣布李天德无罪。这张裁定书中,还对涉及李天德个人的结论做出了纠正:

“李天德为反革命分子,剥夺了政治权利,私投剧本,违反监规”和“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曲解,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不当,应予纠正。特此裁定。

与裁定书先后送达李天德的,还有重庆大学《学生中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审批表》,经李天德签字生效。

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被诬陷为“反革命”入狱,到1979年初被裁定无罪、错划右派被改正,李天德生命中宝贵的二十一年过去了。

此后,李天德担任了雅安技工学校教师,教授理论力学、机械制图、钳工工艺学,兼任体育教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搞经济建设的热潮中,组织上曾准备安排他到一家大型企业任副厂长,但他最后选择了回到家乡自贡市,担任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退休后的李天德,依然为维护公民权益而奔走呼吁。在引起中央媒体关注的自贡失地农民安置补偿事件中,就有李天德的努力。

如今,年逾七旬的李天德,依然笔耕不辍,他关注的焦点,是对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反思。

李天德的家,坐落在自贡市委党校的山坡上。放眼眺望,青山之间,釜溪河蜿蜒流淌,近处,桃红色的三角梅爬上了山墙。家里,雪白的墙壁,淡色的门楣,浅色简单的家具,让这个家清爽而整洁。李天德在厨房里忙着,妻子黄忆慈则陪着客人说话。她皮肤白皙、笑意盈盈,身材在四川女性中属于高挑的。夜幕降临,李天德送客出门,他让妻子留步,因为她的眼睛不好。两人有一个女儿,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是一名钢琴教师。眼看孩子已经长大成才,从生死边缘走过的李天德,内心该是怎样的欣慰!

那一年,在雅安,年过不惑的李天德经人介绍认识了姑娘黄忆慈。介绍人说,姑娘能歌善舞,年轻心善。年龄大,经历复杂,是李天德婚姻大事的难关,要跨越这道关本身就不容易,何况李天德还在乎对方对自己的性格、理想的包容和理解,这就更难了。但这一切,都在黄忆慈感染人的笑容面前化解了。

1981年国庆节,四十一岁的李天德与黄忆慈结婚。一年多后,生了可爱的女儿,李天德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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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照片、参考资料由李天德提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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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序 记录抵抗遗忘、1949-2010 寻找六十年前的“潜伏者”
1950 活着就是幸福:英雄张国富传奇
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6 《一双绣花鞋》的悲喜剧
1970 《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1972 《针刺麻醉》诞生记
1976 亲历“总理遗言”疑案
1978 “握手”之后的生死营救
1979 穿越台湾海峡的封锁
1980 逃港者自述
1983 “春晚”的温暖回忆
1985 闯入者:苏联劫机事件揭秘
1957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83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61 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
1966 反击姚文元的中学生
1970 羊倌魏老汉的名门媳妇
1975 “献国策”背后的二十一年
1976 弄堂鞋匠任微音纪事
1983 时装模特重回上海滩
1991 长途台最后的接线员
1949-2010寻找失落的日记
跋 平凡地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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