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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反击姚文元的中学生

 

一个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位高权重,一个是上海的高中生,人微言轻,这两个互不相识,人生中很难有所交集的人,怎么纠结在一起,多年里,如影随形,甚至影响了一个男孩的人生?

一、姚文元好像犯了个常识性错误

19651110日,《文汇报》刊登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篇文章成了十年“文革”的导火线。而在当年,它使一位叫马以鑫的上海中学生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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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以鑫:看了以后有两个想法,两个疑惑。第一,海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海瑞是家喻户晓的清官,也是老百姓所爱戴的,但是姚文元的文章里,海瑞这个清官比贪官还要坏。那么,海瑞这个人到底怎么评价?我觉得姚文元的观点有问题,和我们历史上说的,和老百姓的所传所言背道而驰,这是一。第二,作为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底有它的反动性还是积极性?我觉得,在当时那个时代提倡海瑞精神,表现海瑞这样的清官,还是有它积极性的一面,不像姚文元文章里所说的,配合了翻案风、分田风、单干风等。

记者:还有平冤狱这些。

马以鑫:对,我觉得就不好理解。

这一年,马以鑫十七岁,是上海南市区敬业中学的高二学生。姚文元,时年三十四岁,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无论从年龄还是资历上,两者都无法相提并论。可是,马以鑫开始怀疑,姚文元的观点是否能站住脚。

记者:姚文元,你当时听说过这个人吗?

马以鑫:知道,名气大了。

记者:《在前进的道路上》已经是一本很火的书了,是吗?

马以鑫:不仅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包括《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我也看过,他的大大小小的评论一出来我就看。

记者:你之前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在看了这些文章后?

马以鑫:不好。

记者:之前就不好?

马以鑫:我觉得姚文元这个人就是骂字为主。

记者:当时就觉得他是一个骂字当头的人?

马以鑫:对,反正他基本都否定。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唯独对鲁迅,文化革命的巨人,是肯定的。我们中学也有几个喜欢文学的,平时蛮投机的,说起姚文元反正是有点反感的。

19651110日,姚文元文章发表的这天是星期三。四天后的星期天,马以鑫专门跑到上海图书馆,把《海瑞罢官》的剧本、有关评论、历史剧问题讨论集等借出,研读了一整天,得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两天后,利用一个晚上,马以鑫写下了《也谈〈海瑞罢官〉》一文。文章一气呵成,他觉得,姚文元这一次好像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

姚文元同志以为戏中有退田,我们也退田,戏中有平民冤我们也平民冤,总之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干啥我们也干啥。照这种荒谬绝顶的逻辑,我们读《铁道游击队》,就要学刘洪等人飞车搞机枪,读《红岩》,我们就要像许云峰到敌人魔窟再斗争,看《李双双》,我们的妇女同志,而且只有妇女同志,就要勇敢地与自己不进步的丈夫斗争,假如丈夫进步,那只好干瞪眼……

写下了这样四五千字后,马以鑫把自己的文章装进信封,上面写《文汇报》收。为了安全,他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马捷。

记者:为什么不写真名?

马以鑫:因为我觉得姚文元是个大人物,好像一般不会犯错,万一我错了,如果用我的真名,就会人人都知道。如果用笔名,可能就不会让别人知道。我当时就这么一个幼稚的想法。

记者:你是怕错还是害怕?

马以鑫:怕错,也有点害怕。

尽管马以鑫想到了用笔名来避免麻烦,但他同时又在文章后附录了一封“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高二学生,平时喜欢文学,这次读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感到有些疑惑,所以就写成了这样一篇《也谈〈海瑞罢官〉》。如果我的观点错的话,我愿意在学习中有所收获。

敬业中学高二(四)班学生 马以鑫     

二、“你的文章可能我们要用”

四五天以后的一个中午,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找到他,劈头一句话:“马以鑫,《文汇报》来电话,让你下午去一次。”

马以鑫注意到,班主任说话比较严肃。班级好多同学围了过来,纷纷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文汇报》这么大的报纸会找他。马以鑫吞吞吐吐地说自己写了篇文章,并把自己文章的意思归纳为“反驳姚文元的”。此时,有些同学,甚至担任班主任的数学老师,显出一些不屑的神色。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当天下午3点多钟,马以鑫没有上最后一节课,他来到了位于圆明园路的文汇报社,这是他第一次去,一路问着到了报社。

记忆中,电梯是老式的,外面有铁栅栏,一个秘书样子的男人带着马以鑫来到总编辑室。一个头发有点花白,有些老态的人接待了他。总编辑很客气,握握手,打量了他一番,坐下,直截了当地问:“你怎么会想起写这篇文章的?”

马以鑫回想起来,总编辑手里就拿着他的稿子,绿线条的四眼活页纸,上面有很多铅笔画的杠杠。他一面说一面翻,马以鑫有点紧张,结结巴巴地说:“我是高二学生,平时很喜欢文学,读了姚文元的文章,有点不同想法,可能我是错的,所以我就写了文章来学习。”总编辑听后,又看了看稿子,说了一句让马以鑫大吃一惊的话。

“你的文章可能我们要用。”

马以鑫觉得奇怪,就指着他手里的文章:“就这个文章啊?”

总编辑马上加了一句:“我们还要让你稍微改一改。”

马以鑫觉得心里安稳了一些:“怎么改法?”

“你这个文章写得很分散,不够集中。”总编辑说着话,攥起拳头,表示要集中。

马以鑫对这个细节记忆深刻,因为他不大理解什么叫集中。但一听说能改了,他简直欣喜若狂,马上就说:“请你把这个稿子还给我。”

总编辑说:“可以啊。”

马以鑫拿着稿子就兴冲冲地走了,临出门回头问一句:“你贵姓?”

总编辑说:“我姓陈。”

他就是当时《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

除了“集中”,陈虞荪并没有给马以鑫文章的修改提更多具体的建议,马以鑫一路上琢磨着怎么样才叫“集中”。当晚,他首先压缩了篇幅,把附有不少注释和引用出处的论文改成了一篇“读者来信”,然后对文章中锋芒毕露的一些话做了修改。

在原稿中,他指出姚文元对吴晗剧本的引用是断章取义的,对某人观点的引用也是删头去尾。马以鑫在图书馆查资料时,很细心地找出姚文元的引用出处进行核对,然后得出了上述结论。最核心的,是马以鑫认为,姚文元是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来批判吴晗的。

然而,在与陈虞荪谈话后,马以鑫在修改稿中不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口吻柔和了很多,而且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中学生,第一句话便是:“我是高二学生。读了姚文元的文章,有所启发,但是有两个问题要请教。”

第二天一早,马以鑫把修改好的“读者来信”送到了《文汇报》。报社还没上班,他准备等上班后直接把稿子交给陈虞荪,于是在外面逛。

圆明园路靠近南京东路,离书店很近,他走到里面一看,吃了一惊,因为书店里摆了很多刚到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单行本,淡绿的封面。他心想,糟糕了,因为单行本都出了,看来这个文章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了。他庆幸自己把文章改成了读者来信。

但马以鑫最后没有等到陈虞荪,他不得不把修改过的文章交给了秘书。他满以为这封信一定会转到陈虞荪手里,便放心地回到学校。从昨天被陈总编辑召见,到今天早上再去报社,他已经缺了两节课。

同学们都知道他去了《文汇报》,都围上来问。马以鑫答道,稿子已经退了,已经不会用了,他甚至还把退回的这篇文章给同学们看了。有人问上面的红杠是谁画的,马以鑫说:他们给我就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感觉,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这时,是1965年的1124日前后,上海已经进入了冬季。

三、报上称呼我为“马捷同志”

海瑞是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朝廷重臣,以正直清廉著称,甚至干过买好棺材以死直谏的事,在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故事。1961年,历史学家吴晗为响应毛泽东宣传海瑞直言敢谏精神而创作了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新编京剧,吴晗前后修改七次,公演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各大报刊一片赞扬之声,还受到毛泽东的夸奖。

19651110日,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销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并没有引起社会上多少反响。二十天后,《文汇报》上才出现了第一篇回应的文章《也谈〈海瑞罢官〉》。

19651130日,第二节课后有比较长的休息时间,其他班的一个同学跑到教室里,找到了马以鑫。

马以鑫:他跑过来问,“马以鑫,《文汇报》登了一篇骂姚文元的文章,写的是马捷的名字,是你吗?”我大吃一惊,因为文章已经在我手里了,怎么会发表呢?我记得我的教室是在五楼,赶紧奔到三楼,一看《文汇报》,果然,通栏大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一》,左面一个编者按:“今天发表马捷同志的文章,引起教育界、学术界的注意……”

记者:叫同志,按说叫同学更合适。

马以鑫:同志。就变成一个成年人一样了。边上就是我的文章。我一看,就是我拿回来的那个稿子。

马以鑫弄不明白,自己明明把原稿拿回来了,怎么又会留在那里呢?但他顾不得想到底怎么回事,赶紧奔到校长办公室,“对不起!我借个电话。”

打电话到《文汇报》,直接找陈虞荪总编辑,结果还是秘书接的,就是那个接待过他的秘书。马以鑫说:“不是原来说好我的文章不要了吗?退给我了,我给你们写了读者来信,怎么登了原来的文章呢?”

这秘书只说了四个字:“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所无法明白的,直到许多年后,当历史的那一页翻了过去,在公开的史料之中他才找到了答案,明白了为什么他们需要。

这“我们需要”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幕后操纵的江青、张春桥一直希望有大的反响,最好有一些反对的文章,这样可以引蛇出洞,以挑起一场大的文化批判。结果迟迟没有回应文章出笼。

为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给了《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很大的压力,要求他收集反响,两天一报三天一报。眼看十来天过去了,有分量的投稿还没有出现。陈虞荪来到群工部,翻阅群众来信。马以鑫的文章就是这样被发现的。陈虞荪看后,认为这篇文章恰好符合上面的指示。

陈虞荪在找到马以鑫的稿件后,是否直接送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是否直接指示了对马以鑫文章的采用,尚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即陈虞荪第一次见到马以鑫,告知他“文章可能要用”时,这早已经不是“可能”,而是确定要采用,所有的关于修改,以及打听他的写作背景的问话,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因此,后来那封马以鑫一晚上改写的“读者来信”,最后是不是经过秘书的手到了陈虞荪手里,陈虞荪又如何处置了这封信,那就只有期待更多的史料来证明了。

也许,在这个时刻,对陈虞荪而言,这个十七岁中学生的文章,真的帮了他的大忙,也为他解了“燃眉之急”。

《文汇报》上的马捷,就是高二(四)班的马以鑫。全校师生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可是,校园之外,人们并不知道马捷同志的身份,由他的文章开篇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了次年的三四月间。

马以鑫:我记得好像是头几天,接连的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二、讨论三、讨论四,一路往下排,开始我还注意到有些类似于我的观点的,斥责姚文元、支持吴晗、支持《海瑞罢官》的,好像蛮多的。

记者:在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好像很不错是吧?

马以鑫:我的心情是,这次好像姚文元错了,这次大概还是我的观点有道理。

记者:而且因为自己还引发了这么一场争论。

马以鑫:但是讨论到十来次以后,支持姚文元的逐渐多了,正面斥责我的没有,但有文章带到了,类似于马捷同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19651129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的第十九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但四大报纸在转载的时候,分别加上了自己的按语。《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恩来亲自斟酌敲定的。为了淡化姚文元文章中杀气腾腾的政治色彩,他指示把文章刊发在第五版的《学术研究》专栏中,尽量把这场批判归入学术讨论的范围内。然而,《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却让马以鑫大吃一惊。

马以鑫:《解放军报》那是斩钉截铁。第一句话就是:“《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这部历史剧出现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为反动阶级说话。”我呆掉了,那个时候全国学解放军已经家喻户晓,《解放军报》这样出来说话好像问题已经严重了,我开始紧张了。周围的态度、同学的眼光逐渐变了,好像明显地觉得:这次你错了,姚文元是对的。

四、惴惴不安的十七岁

196512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此言为批《海瑞罢官》定下了调子。由姚文元文章挑起的批判运动,很快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多年里,马以鑫一直怀念敬业中学的副校长苏渔溪,在《海瑞罢官》事件发生后,不止一次找马以鑫个别谈,甚至到家里找他,安慰他,不管对错,你还是得到了一次学习机会,得到一些有益的教训,还叫班干部、其他人不要歧视他。马以鑫记得一个细节,在学校走廊里,当低年级同学远远地、偷偷地叫:“马捷!马捷!”副校长就跑过去制止他们:“不要这样叫。”

196511月之前,马以鑫还只是个爱好文学的高中生,到1965年的最后两个月,他迅速成长为“马捷同志”,而且还是一位犯了错误的同志。这让马以鑫倍感压力。苏校长和父母亲对他的理解和保护,也没有完全让他释然。

《文汇报》转载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自我批评后,马以鑫觉得,不用再多纠缠了,自己是彻底错了。他总觉得有点不服,但又不能不承认错。在压力下,他提笔给陈虞荪总编辑写了一封信。

信中,他向陈总编辑提出,自己是否应该再写一篇类似于吴晗自我批评的文章,再发表一次。马以鑫对《文汇报》的言行不一以及给自己捅出的娄子,并没有抱怨。他似乎相信“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古训,首先想到的还是向《文汇报》求助。

没想到陈总编辑给他亲笔来了封信,到现在他还记得是直接寄到学校的。《文汇报》的信封,打开一看,一张信纸,文汇报社的便笺,上头红色的“文汇报”三个字,底下一条红线。陈虞荪总编辑写字很有特色,用毛笔蘸着墨水写,但是横行的。

“以鑫同志:你现在的处境和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你属于认识问题,从这件事,如果你能吸取教训,改弦易辙,对你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下面用了比较小的字:“此信可以交你们校领导一阅。陈虞荪。”

马以鑫:我就读了一遍,班主任就在边上,我说:“给你吧,你去给校领导。”所以我就看了一次,后来就不知去向了。但是这封信对我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后来理解,他定性了:认识的问题,无非就是对和错,不是一个立场问题,也不是一个其他问题。第二,他也可以从宏观上讲:不管怎么说,要吸取教训。这个吸取教训我后来把它放大了,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太不懂事了,太不懂得政治里面的险恶了,哪里知道这里面这么大的一场风波呢?下面那句话很重要,这封信是有意让我给校领导看的,他不方便给校领导说些什么,让我给你们领导,让领导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定性,所以压力就减轻了一点。

记者:让你知道政治的险恶,同时也让你知道人情冷暖是吗?

马以鑫:这些事以后,真正地懂得一点人生了。

马以鑫马上给陈虞荪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感谢,同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再谈〈海瑞罢官〉》,针对自己的两个观点,表示自己错了。第一,海瑞虽然是个清官,但是在历史上也有他的消极作用,毕竟是当官的,官和民本来不是一家,不会真正站在老百姓立场上为老百姓做事;第二,吴晗同志都承认这部戏起了消极的作用。今天来看,可能是无意中和当时彭德怀的问题,和单干风、翻案风应和了。投稿后没有几天,报社理论组的两个人就找马以鑫谈了一次。

马以鑫惴惴不安地度过了自己的十七岁。

然而,形势的急剧变化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9665月,开始大批“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紧接着,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在这前后,学校里面已乱成一团,课也不上了,马以鑫和同学们下乡劳动。

等到回校,一看不得了,当时南市区最高的教学楼敬业中学教学楼,大字报从一层贴到了五层,其中赫然写着“马以鑫是个修正主义苗子”“是个反动学生”。

但不久,中央颁布了一个决定,其中第十六条有这么一句话:“学生中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马以鑫觉得,这句话好像是给他定性的。即便像他这样“犯过错误”的,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现在运动才刚刚开始。

或许是这个“十六条”真起了作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找马以鑫的麻烦。马以鑫也天天混在人群中,到处看全上海高校和文化单位的大字报。一天,他溜达到了文汇报社附近。他对《文汇报》有种很复杂的情感,尽管自己认错的这篇《再谈〈海瑞罢官〉》已经没有了声息,他还是想走进去,看看里面怎么样了。随后,下面的一幕像电影画面一样,定格在了马以鑫的记忆中。

马以鑫:有个镜头让我终生难忘。我正在往楼上走,大概到第二、第三层楼,楼梯拐角的地方是个厕所,陈虞荪拿着一个扫帚拖把在那个门口,我印象很深的。

记者:站在那里?

马以鑫:大概正要进去打扫什么,戴着个袖套。

记者:你没跟他打招呼?

马以鑫:没说话,他看见我了,我也看见他了,两个人眼光对视了一下,我赶紧转过身往下走了。他戴了一个开普帽,扁扁的,没说话,但是我在这里看到打成小样的大字报,像杂志那么大,贴那里,有几个就牵涉到我了,说马捷的《也谈<海瑞罢官>》是陈虞荪授意的,发表之前找他密谈,授意他怎么改,改得更反动、恶劣点,甚至马捷这个名字也是陈虞荪起的,为了想保护他。当时我一个觉得好笑,完全和事实不符,第二也有点内疚,陈虞荪还为了我受到了一些牵连。

曾经给予自己保护的陈总编辑如今自身不保,马以鑫迷茫了,而就在此时,学校轰轰烈烈的运动正在向马以鑫袭来。

五、当事人竟然在看白戏

19668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也形成了红五类、黑五类和中间派,马以鑫哪一派都不属于。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找上门来。

一天傍晚,天已经黑了,可班级里还有四十几个人没走。正想离开的马以鑫突然听到一个红卫兵大声叫:“马以鑫,你不能走!你今天一定要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马以鑫愣了。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便和那个红卫兵顶撞起来。

马以鑫:就看到有人站起来,手里拿着两张纸,往我面前一摔。

记者:什么纸啊?

马以鑫:就是我做的两张卡片,《毛主席语录》的。

记者:那卡片上不是抄着《毛主席语录》吗?

马以鑫:我到现在还记得,就这么一扔。第一,我有点恶作剧,做了很夸张的动作,弯下腰,伸出两只手,把两张卡片捡起来,然后朝那个人瞪了一眼,意思是:这上面有毛主席像的,《毛主席语录》,你扔了,我没扔,而且我是这么弯下腰恭恭敬敬两个手举起来。我再仔细看,我其实很小心的。因为那时候到处很流行的,写错一个字啊抄错一个字啊,我反复核对的,我说:“没有,什么反动,一个没错。”他说:“你还不老实交代?”我说:“真的没有,哪里写错了?是不是有反动?没有啊!”然后他说:“你们看,你毛主席头像是怎么剪的?”我看看,左上角头像也没剪坏,也没剪到头发或者帽子,一点没有。

记者:就是剪了个圆圈下来。

马以鑫:有人说,“你看看,你是怎么剪的圆?”我再看看,不太圆,我的工艺水平太糟糕了,就是不是很圆润的。

记者:不是半径直径一样的。

马以鑫:可能有些毛糙,也不是明显的缺,但是手工操作水平太低,我说:“这个怎么是反动呢?”他就叫起来:“你到现在还不承认啊?”正在这个时候,两个女同学突然站起来:“你们在瞎搞!”我一下子眼泪要掉出来,我真的眼泪要掉出来,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们在瞎搞,这怎么是反毛主席?”我真的是充满感情地望着她(们)。一下子,变成红卫兵围着她(们)了,“你打什么横炮……”同她(们)争起来了。

一群红卫兵的目标都对着这个女同学,结果有一个发现当事人竟然在看白戏了,于是喊道:“马以鑫,滚!”

马以鑫就这么走了,不知道他走后,班里面又发生了什么。这件事就像没发生过,像一阵风吹过了一样。

然而,没过几天,发生了一件大事,极大地刺激了马以鑫,苏校长自杀了。传闻说,从教育局搞出来的档案,证明他“历史上有问题”,这件事情公布没有几天,他就在学校的自行车棚里上吊而死。

在此之前,马以鑫还见过苏校长,他明显地消瘦了很多,见了面也不敢说话。但对马以鑫打击最大的,是苏校长死得这么惨。在他心中,苏校长是保护他的人,如今,这个人突然间消失了!他曾把苏校长视为靠山,在他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是苏校长站出来护着他,告诉那些人“不要这样”。在马以鑫心里,惊恐混合着对苏校长的感激。

苏校长就这么死了。那份惹祸的文章原稿,虽然陈虞荪早就还给了马以鑫,但最后,这份原稿的下落也颇为蹊跷。

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已是惊弓之鸟的马以鑫连对方姓什么、什么单位的都不知道,就把原稿给他了。尽管马以鑫怀疑来人是《文汇报》的,也怀疑来要稿子和整陈虞荪有关,因为他早就看到报社有关于陈虞荪授意马以鑫写了这篇文章的大字报。但这些也仅仅是推测。最终结果就是,这篇给他带来诸多麻烦的文章,从此离他而去。

祸害脱手,反击姚文元文章一事,对时年17岁的马以鑫来说,会不会就此打住呢?

六、“听说这两天要揪斗你了”

1966年的秋天,金色的季节下是红色的海洋,红卫兵串联的规模越来越大,敬业中学的红卫兵在出发前留给马以鑫五个字:“你不能串联。”可是,马以鑫还是悄悄地来到了北京。

连串联资格都没有的马以鑫,最初是和各班“都有些问题”的学生一起去金山劳动了三个星期。回来后发现学校空无一人,马以鑫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正在这时,他表哥的儿子从贵阳连车票都没买就到了上海,他对马以鑫兄弟俩说,三个人组成一个串联小组去北京。

混乱中扒着火车,马以鑫三人到了北京,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哨子吹着,每个人发个面包,在黑夜中走到了某个机场,接近中午,听到前面的队伍开始欢呼。大概离他们有三五十米,毛主席站在吉普车上,穿着军大衣,挥着手,从众人面前走过。毛主席真的是红光满面,手招着,所有的人那时候都很激动,马以鑫更甚,他想:“没想到我这样的人也能够到北京见到毛主席。”

后面几天,解放军的一个班长带着他们游颐和园、故宫,到红卫兵接待站免费吃喝,煞是快乐。这一天,马以鑫他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准备拍照留念。

马以鑫:那时候大概几毛钱,很长的队伍,地上画一个圆圈,往前一站,“啪”地一张,两毛钱三毛钱。没想到红卫兵看到我了。

记者:就是不准你去串联的那个红卫兵?

马以鑫:就是他告诉我不许去的,他见到我非常奇怪,从很远的地方冲到我面前:“你怎么来了?”我像做贼一样地:“我和家里面弟弟表哥一起来的。”我当时生怕他叫起来。

记者:叫起来会怎么样呢?

马以鑫:叫起来还得了?反对姚文元的,反动的人都会来了。结果,没想到他一转身:“早点回去。”我好像松了口气,当时我是这么一种白色恐怖。

1967年很快到来了,大串联的高潮渐渐退去,学校里开始揪“反动学生”。马以鑫的《海瑞罢官》事件属于“死老虎”,再揪出来也没有多少油水。因此有人开始拿年前那次“毛泽东头像事件”说事。

马以鑫是六七届高中生,本来应该当年毕业,但运动一来,只能滞留学校。有人要揪“毛泽东头像事件”,斗他的消息被好朋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马以鑫紧张了。苏校长已经死了,学校里没有人能够帮他,陈虞荪也给打倒了,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讲,还有谁能够保护他呢?想来想去,还得去《文汇报》。

马以鑫到了报社群工部接待室,那时候《文汇报》威望很高的,很多人、各种事情都会找他们。接待室有个女同志,名叫范嘉静,马以鑫开始排在后面,轮到他谈话的时候,他战战兢兢说了当年的事。范同志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反正我和我们头头会说的。”意思就是叫他等一等,看到底能有怎么个说法。

过了三天,他又去了。还是范嘉静接待,她说:“我们头头说了,如果你们学校抓住‘海罢’(他们报社把《海瑞罢官》都叫‘海罢’),让他们先找我们。当然,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我们不管的。”

马以鑫以为这个很清楚了,除了《海瑞罢官》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其他问题。回去后,他和其他要好的同学讲了,他们也很高兴。可后来没几天又紧张了,要好的同学提醒他:“听说这两天要揪斗你了。”他请学校里自己这一派的头头将《文汇报》的话转告给学校红卫兵,但说了也没有用。

马以鑫再次结结巴巴打电话给《文汇报》找范嘉静,这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男的。他复述了学校要抓住《海瑞罢官》文章揪斗自己的事,对方的回答,让马以鑫几十年后都还难以忘记:

他就是那句话:“如果你们学校为了《海瑞罢官》的事情要揪斗你,让他们找《文汇报》,找我们。”

他还又问我那句话:“你有其他什么事情吗?”

我说:“肯定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很有可能学校里面有人不讲理,就要揪斗我。”

“如果真的这样,你到我们报社来。”

我真是感动啊!“如果真是这样,你到我们报社来。”我很激动,我说:“你贵姓?”

“我叫邵传烈。”

没想到,一直到90年代上海作协开大会,我见到他,他是吴兴人。我说:“你是我的恩人啊!”

他早已经忘记了这事,我说:“你当时真是救了我!”

七、“马以鑫,你反对过姚文元?”

1968年到来了,昔日的红卫兵,大批成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一年12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兴起。

马以鑫还在等着悬在自己头上的那把“剑”何时会掉落下来,这就是“文革”开始时讲到的那句话:“到运动后期再处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敬业中学第一批赴安徽农村插队落户的名单中,他赫然在列。

马以鑫:我当时说,我根本没报过名。结果工宣队就说:“你只好到那边去。”看来是带有惩罚性的,这个惩罚奇怪吗?我这个所谓运动后期处理的人,现在作为光荣一员,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

无巧不成书,这件铁板钉钉的事,却在第二天的医院检查报告出来后,给吹了。X光透视后,医生发现“严重问题”——马以鑫不仅心脏扩大,心脏左移,而且发现“病变”。医生认为他根本不适合去插队落户,把坚持让他去的学校带队老师给顶了回去。结果,马以鑫得到班主任的通知:“因为身体原因,待分配。”

马以鑫却对自己的病没有一点感觉。他揣测,莫非自己一岁或两岁的时候,得过一次胸膜炎,大概在左面留下了一线疤痕?

就这样,待分配的马以鑫混到了1969年的四五月份。眼看他的病也没有什么大的动静,根据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的原则,他弟弟也留在了上海工矿。两个儿子都留在身边,作为街道革委会委员的母亲受到了压力。最终,马以鑫被分配到黑龙江嫩江农场三分场。

但就在临行前,因为要填写《毕业生情况登记表》,一个问题令他和家人犹豫不决。

马以鑫:我和父亲、母亲反复谈、反复商量,生怕学校里面放其他东西,比如说关于《海瑞罢官》文章,或者说留点什么东西,这个人运动后期一定要处理等这类事情。我呢,就写了一个经过,我生怕他们放其他材料。到了黑龙江嫩江农场三分场,我很小心,不要出什么事情,做梦还没想到,我的事情还是传开了。

一位和马以鑫同时去黑龙江的敬业中学高一女同学对人家说:“这个马以鑫反对过姚文元。”结果没过多少日子,连分场里的哈尔滨知青都知道了,很神秘地来问:“马以鑫,你反对过姚文元?”

马以鑫吓坏了,问他怎么知道?回答说:“你档案里有你的检查。”

实际上,马以鑫的档案就摆在他自己办公室办公桌后面的柜子里。因为管理混乱,并不上锁。此时的马以鑫在农场里表现出色,还被选进了基干民兵连。尽管此前,他自己从没有动过念头要看看自己的档案,但明显,已经有人偷偷看过。

马以鑫害怕了,大家都看到了档案,甚至公开地看。他在办公室里亲眼看到档案被拿进拿出,于是想,“我一定要看看我的档案。”一天晚上,他像做贼一样,拿个手电筒,打开不上锁的柜子,找出自己的档案袋,打开一看,就惊呆了:里面就是一份登记表和他自己写的东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马以鑫后悔不迭。假如自己不写这个东西,可能这件事情就没人知道,现在麻烦了,这个事情跟着,自己到哪里档案就到哪里。当时,马以鑫动过把它撕掉的念头,但不敢。因为已经有人看过了,若以后没有了,那肯定会怀疑到本人,又罪加一等,他没有这个胆量。

从“海罢事件”到“毛主席像事件”再到“档案风波”,尽管困扰马以鑫的问题不少,但自从来到黑龙江,在北大荒的广阔天地中,马以鑫却自感来了个“三级跳”。先是场部不计前嫌让他进了基干民兵连,在这个昔日的劳改营看门、站岗,这是一级跳。一个月不到,又宣布他担任基干民兵连的文书,不用站岗放哨,改为抄抄写写搞黑板报负责宣传,这是第二跳。1970年二、三月间,进农场不到一年,马以鑫上升为农场“一打三反”核心组成员,全国正在搞“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投机倒把。

马以鑫在崇明插队的老同学来信讲,这一时期,上海搞得非常紧张,“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点什么问题的人遭到揪斗,在崇明农场的几个同学也因为马以鑫的“海罢事件”而受牵连。而事件的主人公远在东北边陲,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人,甚至进入了革命队伍的主要位置。这是马以鑫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

因为舞文弄墨的才华,马以鑫的散文登上了《黑河日报》,被场部看重,调他到场部搞文艺创作。那里集中了各个分场有文艺专长的知青,每天早上练嗓子的、练体形的、练乐器的,就像到了一个文艺团体,马以鑫自己也会拉小提琴,但感觉不如他们,也就不敢显摆了。但他写独幕话剧、小歌剧、舞蹈的本事却高人一筹,所以得了个外号“小节目”,在他的知青战友圈子里,这个外号一直叫到现在。

马以鑫说,这段日子真叫幸福,不仅得到重用,同伴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作品在会演中还得了奖,他觉得这是自己多年来“很舒展、很梦寐以求的这种日子”。

1973年,马以鑫快二十五岁了,在这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入团问题。场部宣传队指导很关心,说:“你没几个月了,二十五周岁就不行了,赶紧入团。”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打入团报告,却一直在共青团的大门外徘徊,马上就要过入团的年纪,机会却找上门来,马以鑫既感慨又高兴。但他又有了隐隐的担忧,这个担忧还是和他的档案有关。

场部要发展马以鑫入团,入团志愿书也填了,材料送到团委遇到了麻烦。办公室的熟人对他讲:“你麻烦了,你档案找不到了。”

马以鑫的档案到底是怎么失踪的?他自己回想起来,可能和在三分场时的两场武斗有关。由于哈尔滨知青与上海知青之间的不和,引来流血冲突,马以鑫没有参加武斗,但作为上海知青中的笔杆子,写过大字报,也带着人到分场个别领导家门前去抗议过,因此也被调查。档案是不是在调查期间被弄丢的,不得而知。在入团问题受阻后,马以鑫回忆,在他从分场被调到场部、转户口关系的时候,民警曾经告诉过他:“你的档案找不到了。”

马以鑫老实地问:“要紧吗?”

民警回答说:“你们小年轻要什么档案!”一句话就带过了。

推测起来,对自己档案的丢失,马以鑫的感受是复杂的,他对民警的反应全盘接受,也就不足为奇。没想到,到发展入团的好事将近,丢失档案算真相大白,此时,领导会如何处理呢?

结果团委书记给出了一句话:“重新做一个吧。”

很简单,往马以鑫父亲、母亲在上海的单位发两个外调函,很快就反馈回来了,上面也没有提及什么特别的经历和事件,这就算马以鑫的新档案了。这样,在25周岁之际,马以鑫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八、“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1971年,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知青们获知了一个消息,部分高校开始恢复招生,本着“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十六字方针,招收工农兵学员。马以鑫所在的嫩江农场,从1971年到1972年,已经有两批知青被录取。到1973年,第三批工农兵学员开始招生。

马以鑫觉得,这事自己肯定没份儿。第一,不想;第二,不敢想。为什么?一是自己刚调到场部宣传队才一年不到,正式关系才上调半年,已经是“三级跳”了。另外,回上海读大学,这和自己,也和广大知青目前的处境差异太大了。“小节目”刚刚拥有的那种幸福感,突然间,在现实面前又受到冲击。长期被压抑的心境,在这一刻又被放大。

好在这个困扰没有多久。首先,等了多年,“运动后期再处理”时时不来,可能也不会来了。更好的消息,是场部宣传队队长亲自找到他,问他:“你考虑过上大学吗?你可以考虑啊。”

有了这句话,马以鑫终于鼓起了勇气,过五关斩六将,甚至在“群众推荐”这一关上,动用了拉票战术,他不负众望,以第一名的名次,被集体推荐参加考试。

考试顺利通过,上大学看来有希望了。这时候,上海来的招生老师要召见马以鑫。

马以鑫:他劈头第一句:听说你“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写过批姚文元的文章?五雷轰顶。

记者:那个时候的姚文元是政治局委员。

马以鑫:政治局委员。整个十年,随着他地位上一级我就吓一跳,他地位上一级我就吓一跳。他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完了。当时五雷轰顶,肯定脸色煞白。我说:是的。那你说说怎么回事。我就结结巴巴、战战兢兢讲了过程,当然里面夹杂了不断的忏悔。大概二十分钟,当时感觉是在冰窟里往下掉,而且我注意到这位罗老师一点没表情,很严肃。

记者:虽然你说的过程中还夹杂忏悔。

马以鑫:甚至夹杂了眼泪,我恨自己,这个事情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怎么也甩不掉,而且有时候到关键时刻它就冒出来了。当时第一,感觉我是完了;第二,我的脑子一遍遍说:我以后在农场里怎么活?因为已经到了最后一关,政治审查不合格,意味着我政治上问题很严重。

记者:所以你这一次流眼泪了。

马以鑫:我真的流眼泪了,完了,真完了。而且他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一个字,最后手甩甩:你走好了。我简直走不出去,两腿千斤重,迈不开步子,不知怎么办。

就在马以鑫绝望的时候,他收到了来自上海的入学通知书。时隔多年,他才敢探听当时这位名叫罗中得的招生老师的想法。老师只是说:“不要因为17岁写的一篇文章影响他一辈子。”

1976106日,姚文元作为“四人帮”的主要成员被抓捕,后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如今的马以鑫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蓝天浮云》。

小说出版后,他特意向罗中得老师送上了自己的书。

注:本文照片由马以鑫提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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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序 记录抵抗遗忘、1949-2010 寻找六十年前的“潜伏者”
1950 活着就是幸福:英雄张国富传奇
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6 《一双绣花鞋》的悲喜剧
1970 《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1972 《针刺麻醉》诞生记
1976 亲历“总理遗言”疑案
1978 “握手”之后的生死营救
1979 穿越台湾海峡的封锁
1980 逃港者自述
1983 “春晚”的温暖回忆
1985 闯入者:苏联劫机事件揭秘
1957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83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61 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
1966 反击姚文元的中学生
1970 羊倌魏老汉的名门媳妇
1975 “献国策”背后的二十一年
1976 弄堂鞋匠任微音纪事
1983 时装模特重回上海滩
1991 长途台最后的接线员
1949-2010寻找失落的日记
跋 平凡地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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