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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

 

刘桂阳是湖南衡阳电力系统的一位退休女工,她有一个夙愿,就是看望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大姐。1998年是刘少奇诞生一百周年,这一年的夏天,她带着女儿终于来到了北京,这距离她第一次来北京已经三十八年了。从长安街往西,车行几里,路旁一幢外形普通的居民楼,走上一级级台阶,叩开一户人家的门,面容清癯的王光美迎上前来,紧紧地和刘桂阳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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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但刘桂阳这个名字,早已深深地印在了王光美的心里。

一、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了

1960年,刘桂阳二十一岁。三年前,十八岁的刘桂阳和退伍军人李培务结了婚,第二年从家乡衡阳农村来到鲤鱼江电厂当了一名运煤工。刘桂阳是高小毕业,在那时,算得上一名知识女青年。虽然运煤工工作辛苦,但两人相亲相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计划中,他们还想生第二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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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江电厂地处湖南南部资兴市鲤鱼江镇,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始建于50年代中期,是一个典型的“坑口电厂”,即毗邻煤矿的火力发电厂,是当时构建之中的华中电网的最南端节点。

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刘桂阳对自己的生活却很满足。电厂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1958年“大跃进”以来,虽然物资供应紧张,但待在厂里的感觉却不太明显,运煤工是重体力劳动,三十多斤的口粮还是有保证的。进入1960年,广播、报纸上又开始了新一轮你追我赶大跃进,“人民公社好”的宣传比比皆是。

19607月的一天,刘桂阳接到乡下家人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现在乡亲们普遍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叫水肿病,浑身浮肿,脸肿得发光,脚也肿,一按就是一个洞,好多青年人肚子也肿起来了,父亲、母亲也因此病倒了,最可怜的是爷爷,已经快病死了!家里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了……

读完信,刘桂阳的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想起两年前离开家乡出来工作时,村里家家户户还能吃饱穿暖,父亲母亲也身体健康,如今怎么会变成这样?第二天,她去厂里请了假,急匆匆地赶回家去。

对刘桂阳来说,家里的来信和自己实际的感受差别如此之大。她想弄个明白。

赶回家中,病榻上的母亲告诉她:现在大家吃公共食堂,全劳力一天吃半斤米,妇女和小孩子只有四两米。当时的四两米,是按照十六两为一斤来算的,按照后来的十两秤计算,还不到三两。饥饿、营养严重缺乏,是浮肿病的根源。

刘桂阳的姑妈那年才三十六岁,家里有五个孩子,为了让孩子吃饱饭,她向队里提出分一点自留地种庄稼,结果当天夜里就被开了批斗大会,不堪忍受耻辱的姑妈一气之下竟然跳塘自杀,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只能拆了块门板做了个盒子,将她草草埋了……

听了母亲说的这些事,刘桂阳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她去叔叔家,一进门便看见灶台下面堆满了野草,那些野草原来都是采来喂猪的,刘桂阳苦笑着对婶婶说:“看来你家情况还好,还养了猪呢!”谁料到这一说勾起婶婶的伤心事,她说:“你哪里知道,这全是给人吃的!昨天因为我野草煮少了,你弟弟放学回家大哭一场,他说他没吃饱,饿得难受,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多采了一些野草。”

刘桂阳的姑姑死了,她只不过要求把收归公社的自留地还一点给自己,自己种自己吃。然而,一个农家妇女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在当时却成为大逆不道,这发生在再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的背景下。

刘桂阳的家乡,位于湖南省衡阳县少白村。衡阳,因为地处衡山之南而得名,属于盆地地貌,土壤肥沃。在这样的土地上都会出现浮肿甚至饿死人的状况,刘桂阳心中郁结难平。

1960年,借助1959年下半年开始“反右倾”的势头,一度被遏制的“大跃进”之风,又有抬头之势,而且越刮越烈。在农村,1959年上半年曾经被整顿,有的地方甚至停办的公共食堂,此时已恢复,并且借“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之名,被大办特办在“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的精神指导下,有的地方甚至回收了1959年上半年交给社员的自留地,把口粮分配到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的公共食堂,粮食再多,又能支撑多久?

更为严重的是,粮食紧缺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危机。1959年是一个大旱之年,部分地区大旱之后又是内涝,粮食大幅度减产。相反,由于“大跃进”以来大量增加的基本建设项目,城镇人口急剧增加,过去种田的人变成了吃饭的嘴,减产与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开始还以南北调拨、调剂的方式来对付,后来发展到动用库存粮。

但对农村来说,最大的伤害来自于不断下达的征购指标。“大跃进”以来的高估产,换来的后果是“高征购”,有的地方为了完成征购指标,甚至收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

姑姑死了,父母、爷爷和老乡们都患上了浮肿病,回乡路上,刘桂阳还看到出门讨饭的老人。对这一切,刘桂阳想帮也帮不上。

然而,即便她离开家乡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家乡看到的一切还是历历在目。

刘桂阳:我就想起了乡亲们,这不是一家一户,中国农村里面的生活都那么困难,我想我能想一个什么办法,把当时农村的那个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去。我家里存了一百元钱在银行,我就把银行那一百元钱取出来。

记者:你想干吗?

刘桂阳:取出来一百元钱,我在街上买了一支毛笔,买了一瓶墨汁,还买了几张红纸。我那天晚上就在家里写标语。写“毛主席、共产党、中央各位首长,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农民吃野草、吃树叶、吃糠,他们得了水肿病,肿脚、肿脸、肿肚子,他们的痛苦生活是建立在人民公社上的”。我是这么写的。

记者:你自己写的?

刘桂阳:我自己写的,还有就是:“打倒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就写了刚刚说的这么一段。大概一张纸上面写个一句两句,总共就写了六张,写好以后,我把它整理整理,拿一个小袋子,装上牙膏、牙刷、毛巾,还有夏天换洗的两套衣服一起带上。我留下四十元钱--我不是取了一百块钱嘛--留下四十元钱,放家里给我丈夫老李回来用。

记者:你跟你爱人说你准备去哪里了吗?留个条了吗?

刘桂阳:留了。我留下一个留言条,是这么写的:“李培务同志,我于今日远离家乡,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的生活献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万一如此,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

纸条下压着四十元钱,这是刘桂阳留给家里的所有积蓄。背起行囊,刘桂阳出发了。1960726日,刘桂阳来到了北京。

二、“你站在这里不许动!”

刘桂阳要去的地方是中南海。她的想法很单纯,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到了中南海,就有可能见到中央领导人。找到他们,让他们知道农村发生的真实情况,家乡的父老乡亲就有救了。

但怎么做才能让党中央知道?刘桂阳很冷静,自己下面要做的,有没有风险,她自己明白。

刘桂阳先辗转来到了中南海北门,她向传达室一位中年干部讲述了她的意图。干部解释说,国家领导人都很忙,劝她回去,何况她拿不出介绍信。刘桂阳知道自己要见领导人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了。这是19607月末的一个下午,太阳偏西了。

二十一岁的女工刘桂阳没有离去。后来,她找了一块离中南海不远的墙,开始张贴她一路带来的标语,一共有六张。

贴完标语已近黄昏,刘桂阳并没有走,反而做出了一个非常的举动。她跑到附近站岗的卫兵那里,告诉了他。

记者:你干吗要去告诉那个卫兵啊?

刘桂阳:我就是要他把这个事情知道了。

记者:你就想让这个卫兵传个信,是吧?

刘桂阳:就是这么个意思。后来他就出来看,这是谁贴的啊?吓了他一跳,心里好惊讶的,我讲是我贴的,你把它撕下来再说吧!然后他就把它一张一张地,很快撕下来了。“你站在这里不许动!”我讲我不会走,后来他把那个标语撕下来了之后,不是那个大门之内还有那个小房子嘛,那小房子也就是一个传达室,后来收进去大概有十来分钟,就出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我进到那个小房子里面去了,那个人就来问我姓名、住址、籍贯,就问到这些事情,我都真实地告诉他。在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没有很大的阳光了(天色暗了),就开出来一部车子,叫我上车。

后来,刘桂阳才知道,她被带到了北京市西城公安局看守所。

记者:你没有问问为什么把你给抓起来?

刘桂阳:后来我当然知道了。你这个贴标语,你不该反对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好,这句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反对人民公社,你就是反对毛主席!是这么说。

在看守所里,刘桂阳被反复审问。她被问及贴标语的动机、“幕后指使者”,刘桂阳重复着自己所看到的,自己想做的。六天后,鲤鱼江电厂保卫处和所在的郴州专区公安局派人来,把刘桂阳押回了湖南。

1960927日,郴州专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五年。

三、北戴河正在召开会议

刘桂阳并不知道,19607月末的炎炎夏日,中央主要领导正聚集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问题,尤其是迫在眉睫的中苏关系。就在刘桂阳726日赴京的前一天,中国政府再次接到苏联政府的通知,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将在728日到91日之间全部撤走。这对已经陷入困境的国民经济建设雪上加霜。

刘桂阳此时已经深陷囹圄,她给丈夫留下的字条里的话,无奈中应验了。“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的生活献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她在狱中已经度过了四个月难熬的日子。

1961年年初,刘桂阳突然“因怀孕保外就医”。刘桂阳起初并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放她出来,副县长王朋义给她传达的内容是:“你这个行为是敌我矛盾,但是根据你写的这些东西还是属实,所以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以后生了小孩子,假期满了你还是照常到厂里去上班。”刘桂阳听后感动不已,不久她生了孩子,王县长和厂长、书记还亲自到她家看望她。

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让刘桂阳不明就里。然而,这突如其来的结果毕竟令人高兴。法院撤销了对她的判决,她被安排仍然回厂里上班。

直到五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临,造反派再次把她揪了出来,从大字报中,刘桂阳才知道了自己被突然释放的原委。

原来,在刘桂阳入狱后,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从一份《公安工作简报》中注意到了刘桂阳案件,刘少奇找到了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对他们说:“她还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领导下去看看嘛!这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反革命为目的吗?”

刘少奇把此事批转给湖南省委,要省里复查。不久,湖南省公安厅送来了复查报告,认为对刘桂阳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撤销原判决,仍留原单位工作,不要歧视她,但要对她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

王光美回忆:“少奇同志同意这个处理意见,写了一段批语:‘我同意湖南公安厅对刘桂阳案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后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果真在1961726日,也就是刘桂阳进京一周年之际,来到鲤鱼江电厂看望了刘桂阳。

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更为困难的局面。这一年的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上,为了确切掌握全国,尤其是农村经济的真实情况,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搞成“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刘少奇在夫人王光美的陪同下,开始着手准备前往基层调研。他选择的调研第一站就是湖南宁乡,自己的家乡。196141日,六十三岁的刘少奇乘着吉普车开始了历时四十四天的湖南农村调查。

刘少奇的这次访问当时被拍成了纪录片,他在农舍里与村民交谈,走进农民的厨房看看吃些什么,他用竹棍拨弄地上的粪便,分辨人畜的食物构成,他还来到医院慰问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

在经过剪辑的纪录片里,刘少奇更多的是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和他同去的保健医生许佩珉回忆说,刘少奇原本计划直接回到宁乡,但在半途因为道路泥泞,不得不下车步行。在途中路过一个“万头猪场”,发现里面仅有两头精瘦的母猪,皮毛脱落。刘少奇临时决定就住在猪场里,并就地开始调研。在这个叫王家湾的地方,走访中,刘少奇不禁眼泪盈眶。

在王家湾调研的六天六夜,对刘少奇触动非常大。这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湖南的普遍状况,一时间很难轻易得出结论,于是刘少奇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提出,他决定暂时先不回老家了,希望就在湖南农村选取一个好的典型看看。张平化向刘少奇推荐了一个全省著名的先进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在天华大队,刘少奇几次调整调研策略,才了解到当地真实的状况。许佩珉回忆了一个细节,刘少奇脱下帽子,向社员们鞠躬,希望他们能讲出食堂、住房、生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还细心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替来参加调研的社员搞劳动,补上他们的劳动工分。

在长达半个月的调研后,刘少奇会同湖南省委,决定就地解散天华大队的公共食堂,根据自愿退出的原则,做好给社员的退赔工作。此后,天华大队的公共食堂陆陆续续停办。

这是1961年连绵阴雨的4月,刘少奇看到了刘桂阳反映的一切,他想起了这个不曾谋面的女工,此时的她怎样了呢?

王光美回忆,在行车途中,刘少奇转头问陪同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询问刘桂阳案的最后处理情况。李强告诉刘少奇和王光美,刘桂阳已经返回原单位安心工作。刘少奇听后很欣慰,他说:“绝不可把敌我矛盾扩大,不能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没有危险的,倒是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敌我矛盾。”

刘桂阳不知道这一切,她只知道,这是一个让人热泪盈盈的春天。自己生命中的跌宕,似乎就此打住。这一年,她生下了自己的大女儿,儿女双全的她,日子越来越好起来。

四、“刘主席是不是你的什么亲戚?”

凡是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的中国人,都不难想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桂阳将会再次遭遇怎样的劫难。

196810月,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一年后,刘少奇孤独地病死于开封。

因为曾经得到刘少奇的关注,刘桂阳成了“刘少奇的黑线人物”,屡屡遭受批斗迫害,1961年被无罪释放的结论也被否定。19693月,刘桂阳被重新拘押,改判十年有期徒刑。

丈夫老李是她的最大安慰,他鼓励她,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要相信自己,相信刘主席!尽管丈夫也因为她而受到牵连,被从电厂的保卫工作转岗为起重工,但这个六口之家没有散,孩子们相信,他们一定能等到母亲归来的那一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郴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1969年对刘桂阳的判决,但退回到1960年的原判,刘桂阳离开了关押地,被遣回农村劳动改造。197941日,刘桂阳终于被宣告无罪,她重新上岗,成为衡阳市电力系统的一名普通工人。

19805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妄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刘少奇平反这天,厂里在会议室召开了追悼会,刘桂阳再也忍不住了,她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自那以后,她开始密切关注着报纸上所有有关刘少奇的消息,19881124日是刘少奇九十岁诞辰,刘桂阳听说要为刘少奇建一个纪念馆,于是她决定选在这天去祭拜他。

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她觉得送花圈、写挽联这种方式都不合适,想了半天,她还是决定用最传统的方式,买上香烛和纸钱,这是祭拜家中亲人的方式。刘桂阳说,刘主席比亲人的恩情还要大。

那天在纪念馆,来了很多人,刘桂阳只能在远处默默地看着,一直到黄昏时,人渐渐散去后,她才和丈夫悄悄来到铜像面前,当她正准备跪下去的时候,突然走过来一个中年人,停下问她:“刘主席是不是你的什么亲戚?”

刘桂阳说:“他不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大恩人!”

中年人感慨地回答道:“他不但是你的恩人,也是全国人民的恩人!”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在艰难岁月中留给世间最后的告白。残阳下,刘桂阳含着泪点燃了香烛和纸钱,面向刘少奇的铜像深深地拜了下去。

参考资料:本文有关刘少奇同志湖南调查的内容,选自《往事》栏目《刘少奇:我要听真话》节目,由刘少奇同志的保健医生许佩珉讲述。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序 记录抵抗遗忘、1949-2010 寻找六十年前的“潜伏者”
1950 活着就是幸福:英雄张国富传奇
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6 《一双绣花鞋》的悲喜剧
1970 《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1972 《针刺麻醉》诞生记
1976 亲历“总理遗言”疑案
1978 “握手”之后的生死营救
1979 穿越台湾海峡的封锁
1980 逃港者自述
1983 “春晚”的温暖回忆
1985 闯入者:苏联劫机事件揭秘
1957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83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61 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
1966 反击姚文元的中学生
1970 羊倌魏老汉的名门媳妇
1975 “献国策”背后的二十一年
1976 弄堂鞋匠任微音纪事
1983 时装模特重回上海滩
1991 长途台最后的接线员
1949-2010寻找失落的日记
跋 平凡地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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