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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春晚”的温暖回忆

 

有一首歌,在七八十年代交替之际的夜里,把中国人内心的情愫唤醒,但唱还是不唱,却成了一个曾经惊动中央高层的问题;

有一个电视节目,把中国人的过年习俗,从传统带入了现代,影响至今,但这个节目办还是不办,又怎么办,也曾是一个惊动高层的问题。

这首歌叫《乡恋》,这个电视节目叫《春节联欢晚会》,如今,在中国人的词汇中,它被简称为“春晚”。

一、1983,“春晚”元年

19791231日夜,许许多多中国人在大院里、弄堂里、机关会议室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度过1979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夜,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播放了电视人文风光片《三峡传说》。在那时还稀少的彩色电视机里,一袭大红色斗篷的王昭君流连在故乡秭归的山水间,即将踏上漫漫的和亲之路。多年后,王昭君的形象已经模糊,但伴随着昭君飘逸而去的歌声却依然清晰。正如歌词唱到的那样: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中国人好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歌词,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歌唱。这一夜,在这首令人迷醉的歌里,中国人走进了1980年。人们记住了《乡恋》和演唱者李谷一的名字。歌美、人美,在自由的倾听和歌唱中,80年代到来了。

1983年,受命导演这年除夕晚会的中央电视台编导黄一鹤也想到了李谷一。但他没有想到,李谷一和1983212日除夕之夜的晚会,将给中国的电视和文化环境带来怎样的震动。

不可能想象一个媒体,到除夕晚上,跟观众没有任何表示,没有任何交流,起码得拜拜年。

在《往事》专访中,黄一鹤一开口就这样说。

1958年,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电视台“北京电视台” (后来改称中央电视台),除夕之夜也就有了电视晚会。黄一鹤记得,节目很少,只有四个,芭蕾舞《四个小天鹅》、笛子独奏、二胡独奏、男高音独唱,演员则只有二十多个。

1983年的除夕晚会怎么搞?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王枫很着急,他把黄一鹤找去,给他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王枫说,要千方百计地把它搞得更红火一点,就是让观众不要“拨台①”,即不要换台,不要一会儿看中央台,一会儿看北京台,一会儿看华东六省一市的。那时候,连台长都还不知道“收视率”这个词,但想法就一个,怎么才能够吸引观众。

黄一鹤这一年四十九岁,他是部队文艺战线的一位老兵,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1960年从部队转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已经从事电视文艺二十多年。领导下达了任务,但没有任何条条框框,黄一鹤感到很兴奋,他自谓“憋了一肚子的愿望”要把这次的除夕晚会搞好。

二、点播?直播?

“怎么让观众不拨台?”

领导的说法直白,但要做到,说难也难。黄一鹤解释说:

以前的电视节目,电视人都是教育者,观众是被教育者。高高在上的,我们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告诉你热爱祖国,你就热爱祖国,我们告诉你不要随地吐痰,就不要随地吐痰,我们是教育你的。观众没有任何权力来指挥电视台的节目,说我们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这是不可以的,这样搞是无政府的,想看什么,是我们领导给你安排的,不是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刚刚踏入80年代的中国,新的思潮、旧的思想混合在一起,人们还心有余悸。对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电视人来说,电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办无产阶级的电视台这类话言犹在耳。然而,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打破这些禁锢,领导一句简单的话,不正点出了电视传播的规律?

黄一鹤想跨出一大步,哪怕有风险。

黄一鹤觉得,除了节目之外,必须要增加一些附加的东西,才能把观众稳定住。但这是什么呢?

黄一鹤想到了剧场。在剧场里,观众是有发言权的。侯宝林的相声,观众爱听,就拼命地鼓掌,这就有沟通了。演出完下去以后,我们还欢迎你上来,台上台下产生这种信息的对流、愿望的碰撞,就形成了沟通。

黄一鹤得到这个启示,他想要把权力交给观众。几条思路在他和他的团队的头脑中渐渐成型,这包括:打破舞台上下的格局,设置演出区和观众茶座,中间不设间隔;穿插中国传统的有奖猜灯谜活动。最大的一个创举,是设置热线电话,让观众实时打电话点播节目。为此,中央电视台集全台之力,把当时有限的四部外线电话全部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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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鹤:当时就想了几条,一条让观众电话点播我们的节目。

记者:当时有这种点播的模式吗?

黄一鹤:没有,怎么可以。把这个权力交给观众,把人性化的观念交给观众,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领会,都同意的。

记者:当时大家有没有提出异议的,怕这样会乱套?比如说这个节目是不许播出的,但有人点了,那你怎么办?

正如记者所担心的那样,1983年的除夕晚会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而这,恰恰出现在黄一鹤力邀的李谷一身上。

三、都是点《乡恋》的

1983年除夕晚会的节目单上可以看出,李谷一是这场晚会最耀眼的明星。在正式表演中,她不仅第一个出来,以《拜年歌》暖场,而且,以此后春晚的歌唱演员无法企及的“特权”,在随后的节目中,一口气演唱了五首歌:《春之歌》《问声祖国好》《一根竹竿》《年轻的朋友》《知音》。

在预排的节目流程中,接下来,李谷一的魅力继续发酵,她应当和京剧名角袁世海合作,对唱电影《刘三姐》中的歌曲和京剧片段《牛皋招亲》。然而,就在李谷一开场露面之后,问题已经出来了,只是作为导演之一的黄一鹤并不知道。

观众点播热情高涨,四部热线电话“热得都冒了烟”。黄一鹤又忙碌又得意地指挥着晚会的进行。当红明星刘晓庆的主持,马季、姜昆的相声,王景愚的喜剧小品《吃鸡》,因歌曲《太阳岛上》和《牧羊曲》走红的郑绪岚都一一露面,待到李谷一要再次上场时,黄一鹤遇到了麻烦。工作人员端来了一个盘子,盘子里既不是吃的,也不是喝的。

黄一鹤:到李谷一演唱的时候呢,一托盘的条子过来了,工作人员说点播的,我说点播什么,她说你看看就知道了,我打开一看点播《乡恋》的。我说都是吗,她说大部分都是点《乡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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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离公众第一次听到《乡恋》,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乡恋》经历了从风靡全国,到被高层领导不点名批判的一落千丈。从19802月,也就是《乡恋》问世两个月后,各种批评就见诸报端了:

……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流行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①

……抒发的却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②

除了内容的批判,评论对演唱中使用气声、电吉他、定音鼓的运用同样加以抨击,认为这些与咖啡馆、酒吧间、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演唱者李谷一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三年中,李谷一和她的合作者多次向上申诉,甚至乘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之机,准备大胆地在最高领导人到场时演唱。但是,直到1983212日除夕晚会这一天,《乡恋》在电视台的播出还是一种禁忌。

然而,播是一种禁忌,不播也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随着观众点播《乡恋》的纸条被一盘一盘地端上来,正一点点地增长。

真正感到压力的,还不是现场的两位导演,而是在现场的最高指挥者。

黄一鹤:由于当年第一次电视台搞实况直播,他到现场,不放心到现场蹲点去看一眼,那时候的领导嘛,都摆个身份,身体也挺肥壮的,背个手,迈着八字步,转来转去。我就告诉那小服务员,去找我们领导。她说领导是谁啊?我说就那个老头。这个服务员就去了,我拿余光瞧着他们。

“我们领导”,指的不是台长,指的是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党组书记的吴冷西。黄一鹤眼见得服务员把条交给他以后,吴部长背着手,跟她说两句,摇摇头说不行,拿下巴也一指,旁边有个茶几,服务员就把这盘条子,都倒在这个茶几上了。

很清楚,吴冷西明白这里面怎么一回事。作为政府分管宣传领域的高级官员,他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关、把握宣传导向。这位延安时代就崭露头角的党内“秀才”,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还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党内的一根“笔杆子”,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识过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

1983年的春节,是吴冷西担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后的第一个春节。作为宣传主阵地的中央电视台要搞春节直播晚会,他的到来,体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也是以防万一。

这个万一,会不会到来呢?

四、突破禁忌的一种力量

第一个服务员走后没过几分钟,又一个服务员来找黄一鹤。这一次,他主动问,是不是又是点播?点播什么?服务员回答说:《乡恋》。

服务员又被吩咐:去找吴部长。

黄一鹤:这吴部长,就有点不太高兴了,说这不行,很不耐烦地摇摇头,又拿下巴一指,这盘条又倒这儿了,就这样一盘一盘,最后发展到第五盘的条子。前四盘的条,我发现他已经有点坐立不安,汗就下来了,到第五盘条之前,戴眼镜这个人,汗--戴眼镜的人都知道,一出汗,就好像把镜片弄湿了--他把眼镜拿下来,把这个手绢拿出来擦眼镜。最后移动的速度,步伐也快了,不迈着八字步了,小碎步。

记者:思想斗争很激烈。

节目很精彩,电视观众们很久没有这样被牢牢地锁定在电视机前。“不要让观众拨台”,台长质朴而单纯的愿望,正在眼前实现。然而,在晚会现场的老部长吴冷西,却在这不长的十几分钟里,为了一首歌,出了一身的汗。

吴冷西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许多年后还是人们揣测和议论的中心。

一边是批判《乡恋》的言论言犹在耳,主流舆论实际上下了封杀令;另一边,则是老百姓不断地打来电话要求演唱。暂且不论孰是孰非,谁对谁错,单凭这五盘点播的条子,今晚电视台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啊?

到最后,脸也红了,看着很紧张很紧张。后来我记得也挺清楚,他好像实在没办法,一跺脚,很快就冲我过来了,他说:“黄一鹤,播!”

多年后,黄一鹤坦言,这是人性的胜利:

当时我心里一听特别高兴。……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啊,很关注人们的思想的丰富性、人性化。为什么人的感情,全方面的感情不能流露?你想我们样板戏里面,没有任何爱情的描写,样板戏里所有的女人,都是光棍一个人,都没有丈夫。只有那阿庆嫂有个丈夫叫阿庆,还没出场,所以胡传魁问阿庆哪儿去了,说跑单帮去了,其他人都没有丈夫的,这样就把人搞成一个非常冷漠的相互关系了,一点人性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当时特别感到,觉得应该是可以唱的。

对李谷一来说,这一天来得有些突然,她曾经做过许多的努力都没能实现,而现在,因为背后一种无形的力量,这道堵着的门被突然推开了。

这件事的后续,至今谈起来,还令黄一鹤激动,“观众们写来了非常非常感动人的信”,他连用了两个“非常”:

黄一鹤:每次讲到这儿,我都非常激动。汉语本来是非常丰富的语言,但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的语汇被搞得太贫乏了,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就剩“人民”自己了,关于人民,就是最高的奖赏,比方说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周恩来是“人民的总理”,但是谁也没有讲电视台是“人民的电视台”。

突然,观众来信写道:没想到春节晚会上,给我们演唱了我们多日没有听过的《乡恋》,我们感觉到心里很激动,所以你们真是人民的好电视台!

我记得我的伙伴们看了,大家眼泪都流下来了。非常非常激动。

记者:这是最高的奖赏了。

黄一鹤:因为它确实反映了人民的意愿。

记者:您现在说起来,这不是一首歌的解禁。它像打开了一扇窗户。

黄一鹤:对,是一种风气。

记者:让你感觉到春天来了。

如果说,《乡恋》事件让人感觉,一道被堵着的大门被突然推开,那么,1983年除夕晚会的另一个细节,却让黄一鹤感到,在艺术家和观众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人为的墙。

1983年,农历壬戌年的钟声已经敲响,但曲终人未散。黄一鹤张罗着,让参加演出的演职员集中起来,准备去吃消夜。台长让黄一鹤关照一下演员是否来齐。他一看,缺少一个胖子,胖子马季。

他跑回演播室,看到马季正在接电话,接的正是现场的热线电话。黄一鹤叫了一声,马季却用手向黄一鹤示意,意思是不要说话。他还在继续说,在按他的语言逻辑说,听得出,这是在说相声,单口相声。

黄一鹤回忆道:

我说你怎么回事?马季说,我卸完妆之后这电话响,顺手就拿起来了,一说“喂”,对方就听出来了,他说,你是马季吗?马季说,我是马季啊。对方说,可找着你了,他说,我是首钢的工人,刚才你说相声的时候,我们在高炉上值班,没办法听你的相声,没听着,今天晚会,可能你们也演完了,但是我把你找着了,你必须得给我说一段。

面对如此质朴的观众,马季感动了。

待黄一鹤看见并来叫他的时候,马季已经说了有十多分钟。这位中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就对一名普通观众,在电话里,把这个段子说完。

相声大师马季于2006年离世。在黄一鹤心中,1983年新年的这一幕情景,比《乡恋》的解禁更加动人,永远镌刻在他的脑海中。

在采访中,黄一鹤讲到这里,流下了眼泪。

那一年的除夕晚会,是电视对观众的一次致敬,从此,老百姓们过年多了一个内容,除了包饺子、放鞭炮、贴对联之外,还加上了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春晚”这个词,从此走进中国人的词汇。

五、1984年,用毛主席语录证明

春晚是娱乐的,但又不全是娱乐的。它那巨大的传播力量,震撼了观众,也震撼了中央电视台的领导。1983年的春天刚刚到来,黄一鹤受命再次导演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4月份光景,他就又开始张罗成立剧组了。

如何突破,成了最大的难题。

从电视节目的模式上说,1983年春晚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搞了一个茶座式,打破了观众和舞台的界线,观众一步就上台,主持人、演员一步就下台,在哪儿说话都在观众圈里面,像和亲朋好友在一起,其乐融融。然而,如果仅仅复制这个茶座式,把观众鸿沟打破,光靠这点花样肯定不行,所以,必须内容上有新的突破。

然而,文艺的表现方式就那么些,演员也就那么多。黄一鹤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苦闷当中,突然有一天,他受到了《光明日报》上一个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消息的启发。从1982年开始的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正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按照既定的安排,1984年的某个时候,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将会再次会晤,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最高层的磋商。

黄一鹤: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毛主席著作学得比较多,毛主席语录背得比较多,就联想到香港要回归,国家的宣传,把海外游子都说成是自己的孩子,他们久久漂泊在海外,没有感受到母亲的温暖。香港要回到母亲的怀抱里面来了,尽管1997年离得很远,但是毕竟是可以期盼的前景,是国家的大事。于是,我想,可不可以想个办法,出个主意,请海外游子回到北京来,到母亲的怀抱里来一起过春节。

这个点子非常特别,智囊团也都拍桌子叫好,赶紧找台领导汇报,他们也高兴得直拍大腿,说这个点子太聪明了,就这么干。但是,这样大的议题,还得写报告,由台里往上转送,一级一级批,最后可能会有结果。

为了准备这份报告和设计方案,大家没少费脑筋。现在看来,最绝的,是把《毛泽东选集》四卷都打开来,查找毛选中对左、中、右派的论述,抄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好的,都是爱国的”,类似这样的语录,分门别类地摘抄,抄了好几十页,一大本子,归根结底一个意图,用毛主席语录证明,请港台演员是可以、是可行的,这个方案就交上去了。

没想到,报告交上去之后便没了回音。

1983年,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而言,是思想领域不寻常的一年。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异化”成为这一年引人注目的思潮。这一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整顿党风的问题,同时指出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会上指出,虽然这只是少数人的错误言行,但若不采取必要的制止措施,它会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

在社会上,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处理社会风俗和文化生活习惯的风气又有回潮。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曲在公开场合不许听了,从派出所民警到街道居委会大妈都来制止。男孩子留小胡子被视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极端的,甚至出现强行剃掉,或剪去小腿裤的不正常现象。

文艺,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也触及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然而,在这一切还不明朗,还没有完全到来的时候,黄一鹤和他的同事已经南下广州,去联络香港演员。去之前,台领导的一席话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台领导嘱咐,别管那个没有音信的报告了,赶快去了解香港那边怎么一回事。

六、寻找那颗“中国心”

80年代初期的香港演艺界,与内地几乎没有交流,只有一些左翼的香港电影被引进到内地,其中多数是四五十年代从内地去香港的老一代电影演员。对80年代香港本土的歌星、影星,黄一鹤一行知之甚少,于是,他们先到广州,就教于一些文艺界、电视台的老关系,希望在这个“离香港近一点”的地方,能找到线索。结果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广州的朋友操着广东话说,我不知道啊。一种可能,他真不知道,哪怕在广州,也一样没有信息渠道,但另一种可能却也是有的,黄一鹤他们猜测,谁要是承认有香港的熟人或朋友,就是有海外关系,交代不清楚的话,政治上很吃亏的,哪怕知道也不敢告诉你。

老朋友也有难处,于是有人建议,干脆,广州不行,你们再离香港近一点,到深圳去。1980826日,深圳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进特区,需要批准。拿着中央台的介绍信办了去深圳的边境证,一行人到达了深圳。

没想到,在深圳,和在广州一样。深圳隔着一条河就是香港,大家对海外关系也格外敏感。眼看快一个礼拜了,一点消息都没有,黄一鹤心里也特别焦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转机来了。

一天,黄一鹤在一个中巴车上听到一首歌曲,这对搞音乐的人来说,一听就明白,这个和内地唱歌的表现方法不一样。唱这种歌,一般都是铆足了劲,宽门大嗓,像把房顶都要揭起来。

而这个人唱歌,是留有很多余地的,他本来有十分劲,却用了七八分,留了两三分,留着回旋余地,让你自个儿去琢磨,这种感觉,很有弹性、很含蓄,不像大多数人唱歌那样直白。

有意思的是,和广东当地流行用粤语演唱不同,这个人还是用普通话演唱的。

这个歌的歌词,开始听不清,后来听到有“长江、黄河”,黄一鹤觉得有些纳闷,这个不是内地的歌曲,怎么会有这词儿,当听到“我的中国心……”他的脑袋就“呼”地一下,就想,这个演唱者太符合我们大陆的口径了,这么爱国。

于是,他马上就跑到司机那儿打听,司机跟黄一鹤说广东话,他也听不懂,后来索性把磁带盒给他,让他自个儿看。黄一鹤一看,《我的中国心》,演唱者:张明敏。黄一鹤问,这个带子哪儿能买得到?司机说,不知道啊。黄一鹤又问,深圳哪里有音像出版社?他说哪儿都没有。黄一鹤不死心,又问,那怎么办?

司机想了想说,只好去沙头角。那时候,去一趟沙头角很难。黄一鹤又办了一个去沙头角的特殊证件。到了沙头角,看到中英街,这一半是属于大陆方面管辖,另一半属于香港管辖。在我方商店里,所有商店都没有《我的中国心》,没有张明敏的歌。好在售货员支了一招,指指对面说,香港那边有。黄一鹤乘边防部队的卫兵不注意,就偷偷地跑过去,进了音像店,找到了,赶紧掏钱。《我的中国心》买到了,上面还有张明敏的照片,再仔仔细细地看这歌词,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那么,下一步,就是找到这个演唱者--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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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张明敏需要接受政审

找张明敏,惊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

此时,大陆与香港之间唯一官方联系的通道就是新华社香港分社。黄一鹤与新华社也没联系,辗转找到艺术处的林先生,黄一鹤管他叫小林,请他给帮忙找找叫张明敏的这个人。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人还没有找到,黄一鹤先把张明敏这首歌曲的材料上报了,领导看了之后说,歌没有问题,但人有没有问题?你们政审了没有?黄一鹤说,香港人,我们怎么政审啊?领导说,你们想办法呀,政审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他有没有慰问过国民党部队,有没有去唱过歌。比如说邓丽君绝对不能来,她给国民党部队演出过。张明敏演出过没有?赶紧搞清楚。

黄一鹤又找到小林,让他打听张明敏先生有没有给国民党部队演出过等一些情况。调查的结果是,根本就没有过,因为当年张明敏是香港一家手表厂的工人,他在业余歌唱比赛中得了冠军,他不是一个专业歌手,所以他不应该有问题。

春晚千头万绪,香港歌手的事有了眉目,大家松了一口气。延续着“海外游子回归祖国”的主题思路,还要谱写一首压得住的主题歌。

以往的晚会,处处都能看到一些“左”的痕迹。比如一开始一定是歌唱大好形势的一首大歌,进行曲风格。最后一首歌,也应该是一种很宏伟的歌,赞美未来,歌唱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还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压迫。

黄一鹤想,我们的晚会,不能用那种进行曲似的歌了,应该有着浓浓的骨肉之情,调子要柔和,应该像古人写的《送别》《阳关三叠》一样,绕梁三日,让人挥之不去,很缠绵,很委婉,心里老忘不掉它,应该用这样的显示文采的东西来打动人。但是,找谁写呢?想了半天,把所有的作词家都过了一遍,找了一个人最合适,就是乔羽,乔老爷。

乔老爷后来回忆说,黄一鹤基本上是逼着自己写出来的。黄一鹤笑谈,他有他的版本,我有我的版本,反正都挺好笑的。

黄一鹤到了乔羽家里,请乔羽写一个告别曲,要越快越好。这越快越好的意思,就是立等可取。乔羽说,根本写不了那么快,你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乔老爷交了卷,这就是《难忘今宵》,后来春晚固定的结束曲。

正当春晚节目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时,那个打上去的报告终于有回音了,晚会邀请港台演员的创意受到质疑。腊月二十七,离除夕还有三天,这港台演员能不能上场,还没同意。

部长的秘书传来了一句话,春节晚会的探索一小步,成了黄一鹤人生的一道大坎。黄一鹤做好了准备,扛着行李回家,咱也搞不了了。

八、“喂,你是黄一鹤吗?”

1984年元旦那天,在天坛体育宾馆里的剧组,突然电话响了,黄一鹤拿起电话一听,对方很不客气。黄一鹤在剧组里是导演,别人都叫“黄导演”,年纪大的可能叫“老黄”,没有人说:“你是黄一鹤?”这一天,这人很不客气,拿起电话,喂,你是黄一鹤吗?

黄一鹤一想,这个人够厉害,回答道:“对,我是黄一鹤。”对方说:“部长有精神要我传达给你。部长说了,你是不是准备按照部长的意见修改你的晚会,如果你按部长的意见改,那你就赶紧改,没时间了。如果你要是不改的话,改不了的话,部长也说了,部长要开除你,就不让你做总导演了。”

这一番话,对黄一鹤是一种震撼。多年后,不论是上业务课,还是给学生讲课,黄一鹤都谈到,这一刻,对自己是很大的考验。

黄一鹤很珍惜自己的事业,他曾说,如果事业上垮掉了,那活着还不如死掉。领导一句话,要是让你回家,你就是再有艺术想法,你也没舞台了。领导也不是说开玩笑,开除个导演是很容易的事,这个不能不考虑。

但是,马上第二想法又来了。他想,如果选择了接受部长的意见,已经腊月二十七了,还要改主题,改海峡两岸的主题,还能怎么改?为了这个主题,专门写了主题曲《难忘今宵》,陈佩斯的《吃面条》也都拍好了,请香港演员的事情也在落实中,一切都好了,若要改动主题,就等于把晚会的魂魄拿走了。

黄一鹤感觉,如果这样,这主心骨没有了,脊梁骨没有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垮了,瘫了,那摆在黄一鹤面前的,就是死路一条。与其这样,黄一鹤感觉,还不如顶一顶,撞撞运气,就来了底气,他于是问:部长定了没有?对方说,部长还在考虑,还没决定,看你态度。黄一鹤说:请你汇报部长,现在、今天是腊月二十七,我改什么都来不及了,我只能这么办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黄一鹤“啪”把电话就摔了。

这一下,连台长都坐不住了,他提议开个紧急会议,台长、副台长、黄一鹤,还有一两个智囊团的人凑在一起想办法,商量下来,还得再跟部长汇报。但怎么汇报,也有个技巧。部长是广播电视部的第一把手,如果台长跟部长直接通话,万一有卡壳,就没有回旋余地了。但部长下面还有副部长,而这个副部长,思想比较解放,是原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于是,黄一鹤他们使出了战略战术,决定由副台长跟副部长打。打完之后,副部长找正部长汇报去,由他来负责沟通。

然而,真实施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从8点多钟,一直打到12点,估计二十多分钟、半个小时就打一次电话,有七八次电话都打完了,每次回来都是不同意。黄一鹤完全失望了,他横下一条心,不同意就不同意,准备扛着行李回家。

但大家没有放弃,说最后再拼一次,最后再打一次电话,电话中表示,请领导一定放心,黄一鹤跟香港演员都做好一切工作了,他们绝对不会出岔子的。电话中还说,相信他们会处理好关系,“他们也都是人,他们不会故意谋害我们的,他们也不会违反整个宣传政策和口径”。就这样连恳求带讲道理。最后,副台长跟副部长的电话,大概打了四五十分钟,道理讲通了。副部长被说动,去向上级汇报。

再过了一会儿,黄一鹤突然发现,这副台长眼睛一亮,不知哪来的弹跳力,一下蹦得很高,蹦着跑来,指着他说,黄一鹤,就这么办!此时的黄一鹤心花怒放,类似感谢领导这些话都没有了,就一个念头,回去跟大家传递好消息。

按照常规,像春节晚会这种大型项目都要开一个动员会。然而,1984年那次春晚,根本用不着动员,本来准备4点钟集合到台里去,大概3点半不到,全体演员,都夹着大包小包,都奔着客车去了,那情形,就像山洪暴发一样,涌向了电视台。

1984年春晚,由香港歌手张明敏唱的一曲《我的中国心》深深地打动了亿万中国人。正是这一年岁末,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会晤,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定下了香港回归祖国的议程。

注:

①拨台: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机,电子遥控板尚未普及,改换频道是通过电视机上的机械转盘来实现的。

春晚导演黄一鹤

1980 210日《北京音乐报》,莫沙:《毫无价值的模仿》。

1980225日《北京音乐报》,《不成功的尝试》。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序 记录抵抗遗忘、1949-2010 寻找六十年前的“潜伏者”
1950 活着就是幸福:英雄张国富传奇
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6 《一双绣花鞋》的悲喜剧
1970 《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1972 《针刺麻醉》诞生记
1976 亲历“总理遗言”疑案
1978 “握手”之后的生死营救
1979 穿越台湾海峡的封锁
1980 逃港者自述
1983 “春晚”的温暖回忆
1985 闯入者:苏联劫机事件揭秘
1957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83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61 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
1966 反击姚文元的中学生
1970 羊倌魏老汉的名门媳妇
1975 “献国策”背后的二十一年
1976 弄堂鞋匠任微音纪事
1983 时装模特重回上海滩
1991 长途台最后的接线员
1949-2010寻找失落的日记
跋 平凡地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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