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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31人说:我们的中国式人生 》1980 逃港者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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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香港喝咖啡去

1979年,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县正在酝酿与港贸易的开放政策,而大多数的群众无法想象这里将要发生的变化。他们仍然习惯于偷偷泅渡到对面的香港打工,一些无法返城的知青成为这一轮逃港潮的成员。

60年代开始,有很多人不断逃港,到这个时候,已成为一种潮流。但是,这种潮流并没有影响到蛇口公社的知青欧阳东。

1978年,欧阳东周围的朋友开始走了。这些朋友大多是在船上作业,这无形中为他们逃港提供了便利。他们开船出去,人就走了。有时候,他们出海作业,作业完了,晚上才回来,等回来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把船撑回来,其他的人都走掉了。也有人是在海上作业时,直接下水游走的。更多的是,回来的时候,一条机船拖了十几条空帆船,那些船上的人都已经走了。海对面,就是香港的流浮山,这一边是我们的后海湾,他们就住在后海湾边,这样一段距离,在他们回来的路上,就有人游水过去了。

1979年的时候,隔几天,就有朋友到香港了,周围的人坐在一起,一打听,谁谁谁又到香港喝咖啡去了,欧阳东感觉,身边的朋友要走空了。

虽然宝安县的人并不知道咖啡是什么滋味,大家还是充分想象着每个到了香港的人喝咖啡的幸福时刻。欧阳东也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喝上香港的咖啡。

这时,距离1965年欧阳东从广州来到宝安县,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

二、不逃港的欧阳东

1965年,欧阳东怀着对蓝天和大海的无限憧憬,从广州主动来到宝安县,成为养殖场的知青。

作为一名养殖场工人,欧阳东在船上的工作是养蚝,把石头、水泥板投到水里面,等蚝苗。5月份的时候,蚝苗就会粘在石头上面,然后他们就把它捞上来收割。工作辛苦,夏天,太阳把泥巴都晒干晒裂了,他们还在太阳底下晒。冬天,蚝是在水里面,到了收割蚝时,人要跳到水里面,只露头在水面上。冬天的海水,踩下去,刺骨地疼,开始以为是脚踩到蚝壳上了,事实是,冰冷的海水就像一根根针扎在大腿小腿上。然后还得用手把蚝丢到船上,再运回陆地。每次下水,他们都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给自己打气。

在水里采蚝时,欧阳东实实在在体会到文学作品里面形容的那种针扎般的寒冷。欧阳东来到宝安蛇口海水养殖场最初的五年,也是最苦的五年。在养殖场,因为要下海作业,工人都有下海工作证,那些老百姓去不了的禁区,正是他们工作的环境。因此,工人是很好走的,又是靠海,还经常在海上工作,个个水性又不错,要走对他们来说很容易。

初到养殖场,曾经有一段时间,深圳宝安县发大水,他们整个船队,开到深圳湾里面去。由于水流太急,想去抢救一些物资都进不去,欧阳东他们就都站在香港的那一边岸上来推船。

人已经踏在香港的土地上了,要是把船一扔,走也就走了。但是,那时候三百多个知青,没有一个人走。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走的人都是一些表现不好、思想不好、劳动不积极的。

当时的欧阳东,正在申请入团,向团组织靠拢,要做一个进步青年,他觉得自己是有一定政治觉悟的,而且对自己在养殖场的条件比较满意,唯一想的就是分到其他岗位,工作轻松一点就满足了,不一定非到香港去。

然而,现实的艰苦令很多知青都纷纷想办法回城或逃港了。到五年后的1970年,三百多名知青只剩下五十多个人。

欧阳东选择了继续留下,一直爱好文艺的他,会跳舞,有一定表演才华。他参加了当时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带领大家排演节目,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劝大家不要逃港。

宣传队是在1967年的时候自发组织的,欧阳东是其中的主力,他从省歌舞团带回来一些节目,组织队员们在晒谷场上面排练。

比如他们编了个歌舞剧叫《收租院》,批判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排了以后,就到远海的一些部队去演出,到农村去演出,很受欢迎。他们唱卖儿卖女的那一段很悲,唱到地主抢人、逼债这些情节,台下群众哭,解放军也哭,就喊口号:“打倒刘文彩!”台上演的时候,演员也哭,有时候台后的听得入了戏,后台也哭,整场的气氛都是很悲伤的。

除了这个戏,还有一些宣传香港怎么样不好的。他们用快板形式说唱,都是些跳楼、卖儿卖女、抢劫这样的内容,并做些情景出来。一边跳,一边说,把那个情景摆出来。因为表现的都是一些悲惨的情景,真的让欧阳东相信香港是悲惨黑暗的。--香港那一边如此黑暗,还是祖国社会主义好。

因为文艺特长,欧阳东在海水养殖场养蚝五年后,如愿调到了宝安县蛇口公社,成为一名专职文艺宣传员。

火红的年代里,政治立场坚定的他博得了宣传队另一位女队员的好感。日后成为欧阳东妻子的陈笑莲,当年选择对象的条件之一就是--不逃港。1975年,欧阳东和妻子在蛇口安家了。两年之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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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夫妻俩,有七十多块钱的工资。在周围环境里,他们的条件已经很好了,算是“小康”水平。虽然他们的结婚家具,都是在船厂买些木头,自己来做,但柜子、床之类的基本家具都有,还有一些小电器,电视机、录音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

欧阳东已经是宝安县小有名气的“名人”,因为辅导人们跳舞,有些人就会送点礼物什么的,在1978年的时候,就有人送他电视机了,十四英寸的。

三、一瓶“益力多”改变了决心

这么好的家庭条件,欧阳东怎么会有了逃港的念头呢?

1978年的时候,从香港回来的人多了。在去广州的火车上,欧阳东也经常碰到一些香港过来的人。他们通常带一些东西回来,有的打扮还可以,有的也像农民一样,但都是挑着好多东西,大多是吃的。

当时内地--包括广州,物资还是很紧张,计划经济时代,油要油票,粮要粮票,肉要肉票,布要布票,糖要糖票,什么东西都要票,饼干也要票。但是从香港回来的那些人呢,物资很多,什么东西都有。他们经常带回来一些饼干、粮食、油,都是这儿没见过的好吃的东西。

就这样,宝安县人看在眼中,吃在嘴里,记在心头,也知道了一些香港的情况。

其实,因为靠近香港,宝安县人的生活条件已远远好于内地,他们可以买到香港人淘汰下来的家用电器,可以吃到内地人无从想象的食品。可正因为这种接近,使得香港和宝安县的差距凸显得如此具体,那些计划经济下紧缺的东西,宝安县人看得到,却得不到。

在欧阳东看来,钱,可以慢慢存,也可以慢点赚到。但是物资,就不一定了。有很多东西在这边买不到。比如,赶个时髦的话,想有一个折叠伞,夏天打着伞,遮遮太阳,下雨带个伞也方便,小巧玲珑的,放到包里就行了。但在宝安这边就买不到,就没有这种产品。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如面包啊,饼干啊--尤其小孩爱喝的“益力多”饮料,这些东西都没有。

这时候,一件小事深深触动了欧阳东。

一些香港渔民到码头卖鱼时,会带一些香港食品过来。这一天,欧阳东的儿子在码头上玩,一些渔民随手给了孩子一瓶“益力多”,像豆奶一样的小瓶饮料,孩子迫不及待打开,喝完以后,还对那个瓶子用力吸,意犹未尽,好像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的那个味道,连空气都吸光。这让欧阳东看着好心酸。

他说:“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能力,这些东西如果可以买得到,我也可以买,但是没有啊。”

内地没有而香港有的东西,还多着呢。比如,想学习英语,要个录音机,可以反复听,但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物资就是这么缺乏,什么东西都要证,什么东西都没有,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儿子吸空瓶子的画面一直在欧阳东的脑子里,给欧阳东刺激也很大。“我觉得我帮不了他,只有别人能够这样带过来,又没有亲戚说帮我买回来,会带回来。”欧阳东觉得,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别人帮助自己可以,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一次半次可以,但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欧阳东知道,要靠自己改变家庭状况。要给儿子提供他爱喝的“益力多”,要给孩子提供丰富的食品,就得到香港去打工,要赚到足够消费的钱也必须到香港去,他下定决心,也要偷渡了。

当时,欧阳东的工资收入是每月三十八块,他认真地算了一笔账:

我想,我们夫妻俩,七八十块钱的工资,在当地来说,我们算是很好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想要更好一点的话,要更上一层楼,那是不可能了。

我还算了一下,只要有五万块钱放银行,存一个月,利息就有三十八块钱。我的梦想,就是赚够五万块,就可以一辈子靠这个钱了。有了利息,自己还有钱可以做其他事。

1978年时有过一个调查数据,香港和宝安两地的农民收入差距比例是三十比一,差距是非常大的。

香港一天的最低工资是三十元港币,打工一天可以赚三十元港币,三天就有一百元港币了。按当时牌价,一百元港币折合人民币三十多块钱,黑市价还更高一点。通过银行汇过来是三十来块钱,其实是三天的工作赚到的,等于大陆这边一个月的工资。这诱惑对很多人都是很大的。

欧阳东设想着,自己还可以加班,别人工作八小时,自己可以工作十六小时,这样工资就翻了倍,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赚够钱,然后再回来。当然,年轻的他没有想到,会有不断的通货膨胀,工资也会不断地涨。

四、第一次成功偷渡

深、港两地间物资的差异,令欧阳东有了逃港的念头。然而,当欧阳东去意已决时,他的爱人并不想让他走。

“你游水,游泳去,要是淹死了怎么办?我们班有一个青蛙王子,那个‘蛙式’ 游得特好,长得又帅,个个都叫他青蛙王子。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都在家里,有一天晚上,他也偷渡了,结果就死掉啦,一直到现在都没回来。你看,青蛙王子都死掉啦,你又不是青蛙王子。”

“有这样的死亡率,不是还有很多人会逃?”

“天冷了嘛,到冬天你下去游泳的话,在半夜就会在海里面冻死。”

妻子又说又哭,怪可怜的,欧阳东也觉得丢下老婆孩子好残忍,想想也就算了,决定不走了。本来夫妻俩的关系很好,他也不想让妻子太难过。

事实上,偷渡的过程,的确是很令人害怕的。有不少逃港者都冻死了。女的不会游泳,男女就用绳子绑着,绑到我手上,绑到你手上,这样一起走。但由于生理结构的原因,女的皮下脂肪比男的多,好多时候,女的还没冻死,男的就冻死了。也有些女的水性不好,体力不好,也随之淹死。淹死了以后,给打捞回来,把尸体带到沙滩上。

那时候死者不断,还滋生出一个行业,叫“拉尸行”,就是专门来收尸的,二十块钱埋一个尸体,就地挖一个坑把尸体推下去埋了。然后在上面插几个仙人掌,代替做墓碑。因为带刺,可以防止一些动物,狗啊什么的,把尸体刨出来。

偷渡的危险和妻子的反对令欧阳东放弃了逃港的念头。

然而,197911月,妻子带着儿子回广州探亲后,机会再次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朋友找到欧阳东。“反正,不一定什么时候你还是会走,走就走吧,反正你老婆她不在。”

朋友又说:“那个女的水性不怎么好,你可不可以帮帮忙?你在后面,我们在前面游。”

欧阳东说:“可以,没关系。”

没人再拦他了,于是,欧阳东跟着这两个朋友走了。

19791116日,欧阳东背着回广州探亲的妻子和儿子,开始他的逃港泅渡。这天傍晚,欧阳东和两个朋友来到了位于蛇口公社的大冲。从这里横渡到香港大概十几公里,他们游过去需要七八个小时。

下水的时候,天刚刚黑,已经接近冬天了,但海水还不太冷。他们各携带了一个吹气枕头。偷渡都会带些救生用品,比如救生圈什么的,因为海上距离很远,而且,不能像在游泳池里那样游,只能保持头在外面,轻轻划。

在游到半路的时候,海面中间出来个巡逻艇,他们分不清是中国的边防巡逻艇,还是香港的巡逻艇,只看到那个探照灯一晃一晃。

他们把自己的衣服、鞋还有通信地址,全部用胶袋封好,带在身边,这些物品不会沉水,都浮在水面。他们看见探照灯晃过来,就放开东西,人潜到水下去。等没光了,就浮起来,就找到气枕。他们看见船,就绕远点再游。他们只认准一个方向,就是香港流浮山--那边灯火比较亮。

距离对岸五六米的时候,他们可以踩到陆地了。欧阳东的两个同伴先上岸,他们整理身上的东西,准备换衣服。两个人又是拿东西,又是说话,声响太大,那边岗亭里有人跑出来,朝他们开始喊话。

香港边境的警察发现他们了。此时,香港对偷渡者实行递补递解政策,只有到达九龙市区才能获得留在香港的合法身份,那些在边境被逮到的偷渡者仍将被遣返原籍。

还在水里的欧阳东不知道如何好了。但有一点,他不能回去,马上上岸也不行,游过去正好碰到查岗的。他决定往回游一段,但能游多远呢?还是会被发现抓到。于是,他决定放弃所有东西,屏了一口气,沉到水底。

当欧阳东再冒出头来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没人了,警察往前面追去。他回头看,后面也没有人,正好往山上走。他加快游了几步,就冲到沙滩上,穿过沙滩五六米,就是一个山坡,欧阳东一口气爬到斜坡上。

事后,欧阳东还奇怪,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爬上去的。以前他们在海上作业的时候,帆船走“之”字形,小伙子们就跳下水,自己游回去,等游到岸边,一个个都累得撑不起来,一离开水就倒在沙滩上。但此刻,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一下子就冲到半山腰去了,而且还特别有劲,真是逃命啊。

欧阳东抓住树根和草根,怕把沙踩下去,小心翼翼躲到松树后面,看下面有没有人。刚刚爬上这座光秃秃的山,他便看到之前追赶另外两个同伴的巡警又回到了海边,用电筒不断在海面、山坡上扫描、照射。

巡警从海上打捞着他们丢下的那些东西,借着电筒还有月光,欧阳东发现和他一起来的两个朋友都不在沙滩上。英国军警还不时用电筒朝山上扫来扫去,欧阳东意识到在半山坡上自己还是很危险,如果对方在山顶上一封山,他就走不了了。

于是,他抓住树,像打仗匍匐前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山很陡,树也不多,他艰难地爬到山顶。然后,欧阳东开始喊他的同伴,没有人回应,光秃秃的山上也没有人走,他担心又把巡警引过来,于是决定自己一个人下山。

后来,欧阳东有机会重新到过这里,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当初是怎么爬上这山的。

当他在山顶喊同伴的时候,边喊边看,发现香港那边灯火通亮通亮的,非常繁华,整个天空都是红色。而回头看大陆这边,黑麻麻的一片,只有几颗星星似的灯火。他心里生出一些感慨,终于到香港了,终于到另外一个世界了,终于看到香港的灯火了。他的人生梦想是否会实现?

后来,欧阳东讲述这第一次偷渡的经历时,这样表述着自己的心情:

欧阳东:后来我就下山。看见下面有条公路,我就躲到公路边看看,没有人,还有一些汽车来往,等汽车没有的时候,我就翻过公路,翻过公路以后,就到了那个树林里面。当时我爬到山顶上的时候,一边喊他们,一边就看到香港那边的灯火通亮通亮的。当时的想法,我终于到了香港了。

记者:到了这另外一个世界。

欧阳东:终于到了这里。当时也有一些感慨,就是说也高兴,终于看到了一点香港的灯火,到了香港的这一边。以后是什么样,还不知道。就是以后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家庭怎么样,都不知道。

记者:都是未知数……

欧阳东:能不能够找到他们,其实也很彷徨。也有一点点喜悦,就是说我总算是到了,但是一想,后面还不知道会不会给抓回去。

记者:所以当时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又害怕,又喜悦,然后又对未来茫然。

欧阳东:茫然。

五、香港是一杯苦咖啡

但是,激动很快被现实的问题打住,喜悦,害怕,对未来的茫然,欧阳东的心情很是复杂。

灯火通明中的香港,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在欧阳东的心里,茫然中夹杂着不安。随身携带的衣物、联系电话都在慌乱中留在了大海里,去哪里落脚呢?如果这个时候被巡警抓住,他仍然会被送进收容所并遣返原地。

在香港这边,以后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能不能够找到自己的同伴?在宝安那边,家庭怎么样,老婆孩子发现他不见了会怎么样?一切都是未知数。他不知道会不会被抓回去。

但既然到了,就只有往前走了。黑夜里,他向着灯光一步步走去。翻过公路以后,大概是一些橘子树,还有秸麻那些东西,欧阳东没穿衣服,只穿条短裤,身上给那些树枝划得都是血渍,一条条的血渍。

他继续往前走,听到了狗叫,就想:“有人了,会不会是那些边防军、英军巡逻的来了?”后来一看,对方穿的是睡衣睡裤,才知道是老百姓。

欧阳东请求对方收留自己,于是,对方就把他带到自己住的房子的楼下。过后知道,这是个花农,种花的。

欧阳东一看那个房子,离地面一米多,大概也就是四平方米左右,不大,全部是木头钉的,中间都隔着很宽一条缝,住得很简陋。床上的蚊帐好像还有个大洞,被子上也有个大洞,柜子、五斗柜、抽屉也推不动,电视机都开不开,录音机还没有录音功能,只能收音。

欧阳东想不到,香港怎么会有这么穷的人。

其实,这是个广州人,和欧阳东一样的偷渡客。不过,这花农刚结婚,老婆在广州,他急着要回广州。于是,欧阳东给老婆写了封信,叫他帮带回去。这个人把欧阳东留在房子里面,然后通知他先前收留的一些偷渡的广州知青,叫他们过来,把他带到社区去。

但来的两个广州知青,其实是蛇头,他们一面给偷渡者介绍工作,一面找偷渡者家属收取介绍费。欧阳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蛇头以两千港币的介绍费,把欧阳东带到了九龙市区。

70年代的香港,加工业正在迅猛发展,欧阳东很快有了第一份工作。蛇头把欧阳东送到柴湾工业区的一个制衣厂。到厂的第一晚,老板给了欧阳东一百块钱。第二天,他就去喝咖啡。

偷渡之前,欧阳东听到过,每个人到了香港以后,都会说自己喝上了咖啡,都讲咖啡怎么怎么样。于是,他就去了餐厅,也要了一杯咖啡,很得意地拿起来就喝,喝到嘴里,发现好苦。

他有点搞不懂,本来闻起来很香,应该是好、很美的东西,怎么会这么苦?第一次喝咖啡的欧阳东不知道,没有放糖的咖啡,味道就是苦。

香港的生活就从这一杯苦苦的咖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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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妻子收到了欧阳东的信,陈笑莲不敢相信欧阳东会偷渡,她跟他们单位的领导说起,单位的领导还说:“不可能啦,个个偷渡, 欧阳东都不会偷渡啦。他的思想那么正派,你们两个那么恩爱,怎么会撇下你就走了?”

政治立场这样坚定的一个人,怎么会走?大家都不相信,在大家眼里,欧阳东是很老实的,而且思想也要求进步。再说,家里有这样一个偷渡的人,会连累到家庭。

但欧阳东到香港半个多月后,始终不见他来上班的蛇口公社,终于相信了陈笑莲的话,欧阳东的确逃港了。作为逃港者的家属,陈笑莲也受到牵连。夫妻俩各自开始经受了一番生活的磨砺。

大陆这边家里,陈笑莲带着两个孩子,很是辛苦--

欧阳东:我们原来是双职工,我逃亡以后,那个房子给没收了,就(把妻子和孩子)赶到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小房子里面,十来平方的房子里面,洗手间没有,厨房什么东西都没有,都在那个房间里面,条件很差。后来就说,这样我们干脆到农村去,当时南水村,可以买一块地,买一块地我们自己建房子。后来她又回单位上班。

记者:买一块地要多少钱?

欧阳东:五百块。

记者:那当时是蛮大一笔数字。

欧阳东:很大一笔数字,后来她把电视机这些东西全部卖了,全部卖了,一些电器的东西,电视机卖了,她买这块地皮,后来我就回去了,1980年的时候,回去的时候,跟她商量了一下,所谓要建这个地,要多少钱,先问别人借一点,然后我再寄回来,赚了钱再寄回来,再还给别人。

记者:您当时陆续就给家里面寄钱吗?

欧阳东:有啊。但是通过银行的很少,基本上通过别人,渔民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就换成人民币,再买材料,老婆就在这里,一边买材料,一边自己建,一边上班,还要带小孩,还要送小孩上学。

妻子想念着欧阳东,每天都流泪,哭了一个月。陈笑莲说:“每天晚上睡觉都哭。很想他,都很不习惯了,这个生活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天天晚上睡觉都哭。”

香港那边,为了能给家里寄钱造房子,欧阳东拼命打工。一开始,他所在的这个制衣厂是做一些布娃娃服装的,比如布公仔那类娃娃,都是些很小的服装。厂房里有裁床,他们就在上面拉布、裁剪,一般用电剪。白天八小时,晚上下了班以后他们继续工作到夜里12点。

第一天工作,欧阳东就加班到晚上9点,第二天到11点,第三天就到凌晨1点。一天工资三十块钱,加班可以一个小时五块钱,这样,他和一些同伴晚上就拼命做,甚至把第二天的活干完,然后,等老板安排其他工作。

老板也很希望他们加班,可以帮他看厂房。对欧阳东他们来说,可以不用租房子,这样可以省点钱。写字楼里有一些管理人员和老板,中午有个阿姨给他们煮饭,欧阳东就叫阿姨不要倒掉剩饭,留给他们晚上吃,第二天,他们把晚上剩下的再混在一起煮泡饭吃,这样,又可节省一笔饭费。

睡觉盖的是工厂的布匹,垫的、穿的是别人送的衣服、鞋子,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的。有些衣服是别人穿过的,但都还很好;也有送他们新衣服的。欧阳东他们不剪头,太长了就自己用剪刀稍微剪一下,个个长头发。他们的花销就是买一张寄信的邮票--身在异乡的孤独和艰苦,让欧阳东倍加想念妻儿,这种思念通过每天一封家信来相互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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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多挣钱,欧阳东又找了三份工,一份在造船厂,一份在电镀厂,还有一份在护卫公司。他白天在制衣厂做,6点钟下班后,就去造船厂,造船厂晚上做,一百块钱一天,有时候会干到天亮。比起白天一天三十块的工钱,欧阳东对造船厂的工作更满意。有时候,他6点下班,就去电镀厂,做到凌晨1点收工,再去护卫公司做保安,做到早上8点多钟。就这么连轴转,做工赚钱。

他的休息时间很少。厂子里,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他们吃了饭就睡一会儿;晚上,等船干的时候,有两个小时可以休息。其他时间就都在干活。这样,一天睡眠时间不到三个小时,还得见缝插针。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就白天请假--因为白天工资低,躲到裁床下睡觉,工人们在上面照常工作。等晚上再去船厂上班。下班以后,就在公园的凳子上面休息一下,然后9点钟再到工厂去。

为了建房子、还债,欧阳东这样艰苦了两三年。他们的房子,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块钱,欧阳东说:“到1982年、1983年,我就已经完成任务了,就把那钱还掉了。”

六、现在就没人逃了

在两地分居的日子里,欧阳东用在香港打工的钱帮家里的妻子造起了楼房。而此时,特区深圳已在大兴土木,虽然,深圳的楼还远没香港那么多,街道还远没香港那么繁华,欧阳东还是选择了回来。

这已经是1986年。欧阳东在香港打工六年多,前后换了六家工厂,自觉主动地学习制衣技术,甚至服装设计,他从一个拉布学徒工,成长为一个熟练技术工,一个服装设计绘图师。他的工资已从最初的三十块一天,涨到了三千二百元一个月,他对香港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记者:当时就是说您在香港,对香港是什么印象呢?

欧阳东:我觉得香港,还是很好。

记者:怎么好法?

欧阳东:不像我们当时宣传的那样(笑),就是受压迫,受剥削,不是这样。其实香港呢,我觉得香港很文明,最少是不乱丢垃圾。当时我们也被感染了,果皮都抓在手上,看见垃圾桶才丢进去。我们也不随地吐痰。在巴士站,我们不会一窝蜂地上去。

记者:要排队。

欧阳东:都是排队的,就是一百多人,都要排队的。

记者:您觉得那里的素质很好。

欧阳东:素质很好,很有礼貌。而且我们这边呢,是讲为了社会主义工作,为了共产主义,我们有理想的。但是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裁床、拉布的工作,那些人动作很快。

记者:工作的效率比大陆强,对吗?

欧阳东:强,其实我们的工资是固定的,五十块钱一个小时。

记者:也不是计件的。

欧阳东:不是计件的,是固定的,他有些是固定,有些厂是计件,我们当时都是固定的工资,一天多少钱。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快,动作很快,跑步的,跑来跑去,在裁床那里,跑过来跑过去。

记者:没有人磨洋工吗?

欧阳东:有,很少很少。磨洋工,比如说拿了报纸到洗手间坐在那里看报纸,看了半个小时才出来的,我只发现有一个人。大部分的人,都很快……我就问,我们在家,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共产主义,所以要积极工作。他们都是给资本家干活,要那么快干什么?人家说我现在不快,等到我计件的时候,我就快不了了,所以我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

夫妻感情很好的欧阳东,不愿意和妻子分居两地。此时,深圳特区建立,香港的服装老板也到深圳来办厂,他随厂子回到深圳工作。这样他每天可以回家了。就这样一边帮老板开服装厂,一边照顾家人。

后来,欧阳东把家里的围墙拆掉了,在前面搭了个铁皮房,利用自己学的服装设计技术,自己做时装;也从香港的服装厂进货,开时装店,销售服装。很快,他们家那一条街,家家都把围墙拆掉,也都开起店来,都在做时装生意,一条街就变成了时装街。

回来后的欧阳东和妻子陈笑莲一道做着服装生意。他们继续造房子--把自家的房屋不断地拆建,加建,越扩越大,越建越高,从两层变成三层,三层这边要加到四层,到2001年的时候,又把它拆掉,重新建到了七层。他们充分分享到了特区带来的经济富足。

2000年,欧阳东退休了,除在广东一些地方做一做服装技术顾问、质量总监之外,他又拾起自己年轻时的爱好--搞文艺活动了。

今天,回顾自己的这一段逃港生涯,欧阳东说了两段感触颇深的话:

香港真的是很漂亮,全部是高楼,马路上也很漂亮,那些人也穿得很好。但是再好也不是我们能够待的地方,我想我还是一定要回来。

当时没想到,如果想到现在改革开放这个样,我看没人逃了嘛。现在就没人逃了。

注:本文照片由欧阳东提供。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序 记录抵抗遗忘、1949-2010 寻找六十年前的“潜伏者”
1950 活着就是幸福:英雄张国富传奇
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6 《一双绣花鞋》的悲喜剧
1970 《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1972 《针刺麻醉》诞生记
1976 亲历“总理遗言”疑案
1978 “握手”之后的生死营救
1979 穿越台湾海峡的封锁
1980 逃港者自述
1983 “春晚”的温暖回忆
1985 闯入者:苏联劫机事件揭秘
1957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83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61 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
1966 反击姚文元的中学生
1970 羊倌魏老汉的名门媳妇
1975 “献国策”背后的二十一年
1976 弄堂鞋匠任微音纪事
1983 时装模特重回上海滩
1991 长途台最后的接线员
1949-2010寻找失落的日记
跋 平凡地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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