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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亲历“总理遗言”疑案

 

一、被抄家

19761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一份感人肺腑的“总理遗言”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人们似信似疑,争相传抄。而后,杭州的袁敏一家却为此接连遭遇劫难。

这个灾难的到来没有一点征兆和预感,感觉到要出事,是那个与众不同的抄家。

袁敏的家在杭州菩提寺路,197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家里来了一群穿警服、戴红领章和大盖帽的公安人员,很正规地出示了介绍信,这让一家人开始恐慌。袁敏对他们的到来和随后的抄家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抄家的都是些造反派,根本不跟你商量的,进来嘁里喀喳就开始抄。但,这次的抄家显然太专业了。抄的重点都是书橱、抽屉、书、笔记本、纸片和信封。细致到一本书,都会坐在那儿从头翻到尾。阳台上养着的花,把土从花盆里全部倒出来,然后把土都要细细捏碎了。这是个漫长的抄家过程,从下午到晚上灯火通明。

而在抄家之前,家里已经来了两个人把袁敏的爸爸带走了,说是组织部找他谈话。带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老袁,你再带一件外衣吧。”当时天气很热,老人就穿了件老头汗衫,听说再带一件外衣,袁敏的妈妈在旁边感觉到有些不正常,她马上对女儿说:“小妹,要出事。”

“组织部找他谈话会出什么事啊?”

“那么热的天,为什么要叫他带一件外衣?”

新中国成立前,袁敏的妈妈一直搞地下工作。当时被袁敏认为的神经过敏很快成了现实,母女俩拉手走到阳台,见楼下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袁敏的父亲回头望了一下,在和她们告别,走近吉普车的时候,袁敏相信父亲也意识到,情况是有些不正常。

袁敏的爸爸妈妈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文革”中靠边站了,已经长期赋闲的父亲每天除了看报养花就是去菜市场买买菜,基本和外界是隔绝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百思不得其解的母女最后只能把问题落脚在已经离家两个月的袁敏的哥哥瓜子身上。时间正是天安门事件前后,他会不会去了天安门?在北京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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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父亲被抓走,袁敏家的楼下出现了便衣,凡是来看过她们的人,马上就被传讯,为了保护朋友,袁敏的妈妈把家里的电话掐断,不让有人打电话进来,也不要有人来探望。

抄家,父亲被带走,哥哥在外地情况不明,在杭州织锦厂当工人的袁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的心悬在那儿,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相反,母亲却很镇定,她让女儿继续上班。

晚上11点多,袁敏下了中班,刚回宿舍躺下,就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和零乱的脚步声,接着就是砰砰的敲门声。

打开门,原来是杭州市公安局的,袁敏知道肯定和下午的事情有关系。但是她不知道他们要把她带到哪里去,上了车以后,才知道她的姐姐也被抓了,是姐姐提出让袁敏回家陪母亲的。

原来出事后,姐姐怕妈妈难受,就陪着妈妈,让妈妈教她绣花以分散注意力,这个时候又来了两个人,说找姐姐谈话,妈妈起身拦住,“一个女孩子晚上不能让她出去,不方便。”姐姐却很镇定地主动站起来,“我跟他们去一下,谈完就回来。”

这样,姐姐当天晚上就被带到杭州市公安局,宣布对她进行保护性审查。姐姐当时说:“那你们必须把我妹妹接回来照顾我母亲,否则,我就是一头撞死,也不会跟你们走的。”

家里人接连被带走,让不知底细的袁敏陷入了恐慌,到底闯了怎样的大祸?

专案组对袁敏的每次讯问,都是在问总理逝世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在哪里,谁可以证明,有没有参加游行,有没有做花圈,有没有戴黑纱。

直到有一天问, “社会上在流传一份‘总理遗言’,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遗言是伪造的,现在中央要追查遗言制造者。”

袁敏这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和自己的哥哥有关,哥哥因为总理遗言案也被抓了。以后的日子,惴惴不安的家人只能凭借着公安不断地跟他们要粮票,来判断自己的亲人还活着。

二、“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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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敏的哥哥瓜子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怎么会和政治扯上关系?瓜子从小就热衷于政治,他关心祖国的命运,关心人类的命运,袁敏觉得哥哥的血液中有一种政治情结,这让她从小就对哥哥充满崇拜。

瓜子小学就开始看《资本论》,看不懂磕磕绊绊地看,他觉得“十年动乱”已经把国家逼到了末路,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国家就完了。如果真的是“四人帮”上台,他就要效仿父母上山去打游击。

 1976年清明期间,人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多种形式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被称为“天安门事件” 。在此之前,在发电厂工作的瓜子去北京出差,他去过天安门,但并没有卷入“天安门事件”。

瓜子从北京回到上海,就住在姨妈家,他想搞一个社会调查,希望了解在这次政治旋涡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老干部又在想什么?

瓜子的姨妈和姨父都是老干部,包括自己爸爸妈妈的一些老战友都在上海,他每天早出晚归,找爸爸妈妈的这些老战友,他觉得 “四人帮”当时的目的,就是要把老一辈革命者都给弄下去。他走访了很多老干部,把他们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记在了日记本上。

这一天,已经被打倒了的姨父正在工厂劳动,军宣队的人突然找他谈话,说是代表市委领导找他的。谈话内容就是通知他,他的外甥犯事了,今天要在他们家里进行抓捕,组织上有三条要求:第一,绝对不能流露出任何要抓他的信号,要绝对保密;第二,不能让上海的老同志知道这个事情;第三,外甥在上海的所有行动,都要写出详细汇报。然后就明确告诉他,今天晚上在他家里实施抓捕。至于这个外甥犯的什么事却不讲。

袁敏的姨父回到家里很着急,和姨妈商量怎么办。这个外甥和他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喜欢他,当然不愿意外甥在自己家里被抓。姨妈希望能给外甥一点暗示,姨父说,“这是不行的,再三交代绝对不能给他暗示,如果抓捕行动失败的话,谁来承担责任?我们都是老共产党员,绝对得对组织忠诚。”

但是,姨父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外甥在自己家里被抓走,那天晚上他破天荒8点钟就上床蒙头大睡。

姨父还是违背了组织纪律,他叫自己的儿子去给一个叫米秋的--另外一个老同志的儿子说,小弟(瓜子的小名)出事了,让他通知上海的老同志。因为他知道这些天,瓜子都在走访这些老同志。

袁敏的表哥报信回来以后,也蒙头大睡。

淮海中路的公寓,楼梯特别宽。瓜子四处奔波后,晚上回到了姨妈家。走到楼梯拐弯口的时候,看到有几个戴着鸭舌帽,抽着烟,低着脑袋的小流氓,他疑惑了一下,怎么来这么多小流氓啊?但没多想,继续上楼。

姨妈没有睡觉,在等他,瓜子一进门,姨妈就给他盛饭、倒水,显得特别忙乱。然后郑重地跟瓜子说:“小弟,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瓜子说:“跟我说这话干吗?相信群众相信党什么意思?”姨妈没有解释。

从外面回来的他很累,饭还没吃完,外面就传来激烈的敲门声。他马上冲到厕所里。

瓜子的身上有一封杭州朋友的来信,上面都是谈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对当前局势的一些议论。他想把它撕了,然后倒到抽水马桶里冲掉。然而,掏出来还没来得及撕,就听到外面人已经进客厅了。他知道来不及了,如果这个时候抽水马桶响的话,肯定会暴露的。于是,赶紧把这封信塞到厕所镜子后面,用雪花膏瓶子压住,走出来了。公安人员看到放在客厅桌子上来不及处理的包问姨妈:“这个包是你外甥的吗?”姨妈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正是这个包装了那个最重要的笔记本,也因为这个笔记本,牵连了好多人。

楼下停放着两辆车,瓜子被反铐着带走了,当即押回杭州。

押到杭州市公安局的瓜子,连续被审四十多个小时,不许睡觉。只问他一个问题,知不知道“总理遗言”?瓜子说:“跟我有啥关系,我就是抄了抄,不知道是谁写的,我没有写过。”四十多个小时,瓜子的脑子都麻木了,也没有承认自己制造了“总理遗言”。

就这样,瓜子被关到小车桥--杭州很著名的一个监狱里。关在一起的是一个刑事犯,抢劫罪,凶神恶煞的样子,瓜子一进去,就遭了一顿打,身上的东西全部被他收走,毛票钢镚全都刮得一干二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跟这些人关在一起,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

袁敏的父亲和姐姐26日被抓,27日押往北京,同时押去的还有瓜子,蛐蛐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父亲,一共七个人。

三、“遗言”

轰动了全国的“总理遗言”究竟和他们有什么联系?这份遗言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又是怎么流传开的呢?

“文革”末期,周恩来总理去世以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瓜子和他的那些热血朋友,充满了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忧,他们经常一起聚会,每次聚会就要议论,如果“四人帮”上台怎么办?邓小平又被打倒了,国家怎么办?

这些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工人,高中毕业,阿斗在兵团,大耳朵在农村插队,瓜子和蛐蛐在工厂。尽管他们在各地工作,过年都会回杭州相聚。

197625日,一帮同学聚集在大耳朵的家里,围着火炉烹狗肉,这次大耳朵做东道主。原来大耳朵从乡下回来,带回一块狗肉,这块狗肉还是因为大耳朵要回城,他的房东杀了一条狗送他的,他把这块狗肉拿了回来,来了个狗肉聚会。就是这次聚会,被公安部定性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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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的他们谈天说地,从邓小平落实主席的“三项指示”,到对整顿成果的赞誉,从对张春桥他们还得猖狂一段时间的忧虑,到推测总理逝世的时候会不会有遗言。如果有遗言的话,按照总理这样在中央所处的位置和境遇,他会说一些什么。评论,分析,揣测,无所不谈。而在分析总理会留什么样的遗言时,他们分析总理给人的感觉不偏不倚,比较公正,比较平和,也有斗争策略。那么按照总理的性格他可能会说一些张春桥、王洪文不错的话,但是主要一点,他要把邓小平推出来,让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在这些年轻人的认识里,张春桥是和民心相背的,广大老百姓不满意他,他们要为小平同志多造一点舆论,为替“右倾翻案”的邓小平说话。因为总理一旦逝世,中国向何处去,国务院总理是最要紧的掌舵人,他肯定希望邓小平上台。所以总理为了遮掩这个真实的目的,前面会说一些“四人帮”的好话。大家这么议论着,揣测着。这些议论,让有心的蛐蛐全部装进了脑子里。

在那个年代,杭州这些热血青年的议论显然在冒天下之大不韪。

在这拨儿人里,蛐蛐是真正的青年才俊,他长得风流倜傥,一米八几的个儿,头发有点微卷,浑厚的男中音,普通话非常标准,小学的时候就获得过杭州市少年儿童普通话比赛第一名。英俊、有才气的蛐蛐是很多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聊天以后,蛐蛐动了脑子,把这些东西过滤、融合,然后经过自己的裁剪,于是 “总理遗言”出台了。

几天后,同学们来到了蛐蛐家的小阁楼,朋友们又聚会了。蛐蛐把凝聚了他独创性思维的两张纸片拿出来给大家看,“我这儿有一份‘总理遗言’”,大家一看,“哎哟,跟我们议论的还挺像,说的一切,都符合我们的思想”。他们马上就开始抄,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这是从哪里来的,也没有人追问它是真是假。

这份“遗言”,除了内容像总理思想之外,语气也很像。这就是蛐蛐的聪明之处,他研究了周恩来总理发表的胡志明悼词,研究了总理在任弼时追悼会上的悼词,看了很多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又看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琢磨他的语气。

瓜子没有丝毫去怀疑这个遗言的真实性,他觉得,这些思想和他们很接近,完全符合他们心中的一种期盼。

当蛐蛐看到,连瓜子这么有政治头脑的人,也不问“遗言”从哪里来的,埋头就是抄,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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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滚雪球

1976年早春,当人们为周总理逝世悲痛不已的时候,一份感人肺腑的“总理遗言”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

“总理遗言”里肯定了邓小平1975年的工作。这极大地迎合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人们期待邓小平出来、希望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他们迫切地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看了的人再抄,再扩散。

促使“遗言”快速蔓延还有一个原因,“总理遗言”里,他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向大海。人们想到总理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连自己最后的血肉也都要化成一把灰,撒向大海。那总理在世界上真的没留下什么,人们反而更期待总理留下些什么。

这份“总理遗言”像滚雪球一样传遍大江南北。在那个连打长途都费劲的时代,这样快的传播速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传抄过程中,开始出现不同版本,最明显的,就是把说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好话给去掉了。人们觉得总理不可能说他们好,就经常用省略号,或者一个括弧,“此处原件不清”给省略了,这反而更增加了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这是当年流传的“总理遗言”的两段摘录,这两段话里,记忆里的描写和谈话,细节“历历在目”,完全是一个亲历者的深情回忆,仿佛非当事人不能说出一般。

蛐蛐制造了“总理遗言”,当然希望这个“遗言”能流传出去;而其流传的范围那么广,影响那么大,当时世界上一百三十多家电台都曾轮番播出,这又是他没有预想到的。他觉得自己干了件大事,这个大事是顺应民心的。但他也有一种恐慌,心里发虚,毕竟这是伪造,而且伪造的是堂堂国家总理的遗言,事情闹大了,就会发生变化。蛐蛐的这个事真的是闹得太大了。

手稿还在全国蔓延时,有关部门发出紧急电话通知:“总理遗言”是伪造的,要在全国范围里进行彻底的追查。很快,公安部门找到了突破口,发现“总理遗言”许多份传抄件,源头都在杭州汽轮机厂,到汽轮机厂,最后锁定了蛐蛐。短短一个星期,“遗言”的制造者蛐蛐被抓。全国这么大,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查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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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子后来分析:“蛐蛐还是太幼稚了,这事情如果我知道的话,你哪怕就是在外头贴在墙上,或者在地上一扔,人家捡到,也不知道是谁的呀。”的确如此,同一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在广场上出现了许多仿古的诗,事后追查了很久,直到今天,都查不出是谁作的,也就不了了之。而蛐蛐的幼稚,就是把这个做好以后,传给了自己身边最亲近的朋友,然后最亲近的朋友又传给朋友、亲人。人传人,像一条链锁,很快,一个星期就水落石出了。

在这种情况下被抓进去,面对各种轮番的审讯,蛐蛐没有顶住,他把朋友们全供了出来。他不知道,被他供出来的朋友们却都在死保他。

事后,朋友们分析,即便蛐蛐不招,他身边的这些朋友也是脱不了干系的,一是他们平日关系太密切,二是对这件事,公安部已经是定了性,“狗肉宴”就是“总理遗言”炮制的预谋会议。

一个叫王旭峰的朋友,也对袁敏说过: “我要进去我肯定也当叛徒,我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朋友们对蛐蛐受不了这种压力,都很理解和体谅,现在想来,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都会受不了。袁敏的哥哥说:“他一招出来,我进去,晨光进去,阿斗进去,一串。”

聚会过的那么多朋友,蛐蛐说出来的第一个名字是瓜子。半个月当中,专案组轮番审问被抓的,同时继续往里头抓人,狗肉聚会过的那一拨人,隔几天抓一个。瓜子是这拨朋友当中的核心人物,在政治上比较成熟老练,他说的话大家都愿意听。公安局因此定论,总理遗言的出台是“瓜子的脑袋,蛐蛐的笔”。

袁敏的哥哥瓜子没有写过一个字,却被当作蛐蛐的智囊抓了起来。这也有一个原因,蛐蛐的身份背景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英国留学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出生在这样家庭的孩子,不太可能对中央高层的政见那么了解,所以,不可能这么深地卷进政治旋涡里。所以,他们认定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干部阶层,瓜子的身份显然符合了他们的想象。

五、挖后台

52日,居住地派出所户籍警曾来找过袁敏,问有没有抄过“总理遗言”,那时大家都在清查,袁敏承认自己抄过,也曾给她插队的地方寄过两份。但那时候她并不知道,她传抄的文字会和自己的家庭有这样大的关系。

随后,公安部审查的人,也这样问袁敏:“你跟他关系这么密切,你好好回忆,李君旭(即蛐蛐)有哪些后台?”后台,这个中国政治特有的词汇,将一个不一般的言论事件升级了。

“总理遗言”案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张春桥针对这个案子讲话了:“司机背后有首长,儿子背后有老子。”正是有了这样的指示,专案组认为这些小年轻做不出这样的事来,“总理遗言”肯定有老家伙在背后指挥。三个父亲全部被抓,袁敏的姨父被特别嘱咐“不能让上海的老同志知道这个事情”,症结都在这里。而这个范围为此不断放大。

袁敏的姐姐一开始并不惹人注意,但是,专案组看到她和她恋人的通信,发现她恋人的父亲是省委领导,一根敏感的神经即被触动。他们抓住这条线索,希望挖出更多的人。在这种“挖后台”思想的指导下,更多的人被抓了,阿斗的妈妈,蛐蛐前女友的爸爸都被抓起来。

参加过狗肉聚会的这些人,连同他们的父辈,七个人押到北京后,被送进北京白云路附近中央政法干校--现在叫中国公安大学,曾经关过瓜子他们的那两排平房还在--事实上履行的是一所临时监狱的职能。他们全部编了号,每人一个单间,互相隔离,不许串通交流,放风时也不许见面;每个房间门上都装了一块玻璃,玻璃用牛皮纸糊了,隔绝了与外界的接触。只是在牛皮纸上挖一个孔,便于监视,觉得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全部没收,二十四小时,他们的活动只能在这个方寸之间。

19767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强烈的地震波也震撼到了北京。所有人都很恐慌,大家要求生,牢门全部打开。那些被关押的和关押他们的战士融成了一片,他们也因此有了放风的时间。在第一次放风的时候,瓜子在院子里的一面砖墙上看到了“小弟,对不起”一行字。这是蛐蛐写的。瓜子看不到蛐蛐,但他却从这面墙上体会到了蛐蛐的歉意。

1939年,周恩来在浙北联络和布置抗日统一战线时,曾经下榻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留椿屋也因此出名。三十七年后,这个景点变成了“总理遗言”案的另一个临时监房。“总理遗言”疑案的核心人物关在北京,而第二层次人物关在这里,称为 “临安组”。该案的一些牵连者,里面有青年,也有老干部。他们被关进来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说:“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你们在这里受点委屈。”但他们这一住,就是二百五十八天。

在这些人当中,唯一一个跟他们身份不同的就是大耳朵,他的父母是最普通、最没有问题的工人,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后来袁敏问过大耳朵:“一个平民的孩子,跟这些干部子弟搅在一起,落了这样的灾难,有没有后悔?”大耳朵的回答是,不后悔,他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很充实。

在临安组里,发生了一个悬案: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前,黎明就要到了,大耳朵却选择了自杀。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对大耳朵他们的审问也加剧了,大耳朵敏感地感到,审问变得如此频繁,一定是外面要发生什么事了。他突然想到,在他插队落户的地方,有一个人因为给《人民日报》写信,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被打成反革命,最后被枪毙。枪毙后,公安局的人还到他家里,向他的家属收子弹费。这个事情给大耳朵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觉得如果自己也这样被枪毙,他们再到家里去收子弹费,妹妹和妈妈都会受不了。为了省去子弹费,他决定自杀。

大耳朵的自杀工具就是他的一面小圆镜子,平时放在枕头底下,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被没收。大耳朵把小镜子一掰两半,用破口割自己的动脉。但庆幸的是,他在鬼门关里转了一圈后,被救了回来。

这是大耳朵不能触摸的痛。后来,他老婆曾问他那手腕上贯通的一道疤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能说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割麦子不小心割的。

在杭州,袁敏和妈妈被软禁在家,她照顾着肝硬化腹水,又有心脏病的妈妈,担忧着不知道被关到哪里的父亲、哥哥和姐姐,户口也险些迁到富阳农村。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突然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在她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蛐蛐的口供时,对蛐蛐的埋怨,也只是那么一闪念。

六、拖尾巴

在大耳朵自杀未遂几天后,高音喇叭开始广播,“四人帮”被粉碎了,关在天目山的年轻人和被牵连的家长,也陆续释放。大耳朵绝处逢生,峰回路转,他感叹道:“幸亏我没死,如果不粉碎‘四人帮’,我们这拨人都活不下来。”

“临安组”被牵连的人是最早放出来的,第二批放出来的是关在北京的袁敏的父亲和姐姐、阿斗的父亲,蛐蛐的父亲。只剩下瓜子和蛐蛐两个人,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瓜子和蛐蛐心情很兴奋,但等了几天,也没有释放他们的征兆,他们开始变得更恐惧了。他们整整被关了一年半,算第三批被释放的。由于是事件的制造者,直到最后,他们依然被认定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当知道自己被释放还将拖着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时,瓜子就拒绝出来,他决定上诉。

办案组的公安人员给他讲:“你们的档案已经交政治局讨论了,张春桥画了圈,定了都是要枪毙的,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就没有你们了。能活着,你们已经很幸运了,就不要计较了。”

这个公安人员还给瓜子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儿子陪他去北京,送杭州这边整理的“总理遗言”案的审查材料,儿子的女朋友在唐山,他的儿子就在天津下了车,转车去了唐山,到唐山这天晚上,发生了大地震,他的儿子再没有了消息。唐山大地震一共造成了二十多万罹难者,他的儿子很可能成了其中的一个,那个人说:“如果儿子在的话,我也应该抱孙子了。”

瓜子说,这样鲜活的生命突然就消失了,比起来,他还活着已是幸运。他的心态好像一下就平衡了很多,于是他同意出来了。但在最后结论上签字的时候,他写了一行字:“我保留向华主席申诉的权利。”

与此同时,在杭州的袁敏的妈妈却因为公安没有按月来取粮票,变得坐立不安,她觉得要有什么事了。大概过了两三天,袁敏的一个小学同学匆匆忙忙跑来告诉袁妈妈:“出大事情了,‘四人帮’被打倒了。”袁妈妈大吃一惊,说:“这种话不好乱讲的。”那同学说:“不是乱讲的,是肯定的,肯定是真的。”

袁敏的父亲他们被释放后,先是被安排住在公安部的招待所里,随后还有人带他们游览了八达岭,最后还请他们去吃了北京烤鸭。

得知爸爸和姐姐被释放的袁敏,在家里开始和妈妈一起准备吃的,她们买了啤酒,炖了蹄髈。那时候没冰箱,就把食物吊在水井里。袁敏的爸爸回杭州后,很快恢复了工作,担任市委常委和市革委会副主任,负责全市的经贸工作。

让袁敏记忆深刻的是哥哥回家。在黑暗的房子里,看不清楚哥哥的面目,他一进门就伸手和她握手。袁敏和哥哥只相差一岁,小时候,因为哥哥上学了没有人带她,妈妈就让袁敏和哥哥一起去上学;后来他们两人都得了肝炎,有半年的时间,家里就她和哥哥整天待在一起。从小很亲密的他们,这回家的第一个动作,一个握手,让袁敏觉得自己和哥哥的距离突然变得很远。

回到家的哥哥话很少,经常一个人坐在那儿出神。因为考大学差三分,哥哥回到了工厂,原来做电工,算是核心技术人员,现在也不让干了,说是犯过严重政治错误,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他被分配到煤场当了搬运工。从此家里人和哥哥说话都变得小心起来,就怕哪儿又伤着他。

同时改变的,还有本来很亲近的蛐蛐。袁敏家跟蛐蛐家很近,从她家后面的晒台就可以看到蛐蛐家的阁楼,小时候,袁敏的家就像是蛐蛐的厨房,饿了过来坐下就吃。释放回来后,蛐蛐开始绕开他们家了。事情发生前的那种亲密,再没有了。

七、蛐蛐

回到杭州汽轮机厂的蛐蛐,带着同样的政治尾巴,但他的待遇与瓜子截然不同。粉碎“四人帮”以后,蛐蛐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反“四人帮”的英雄,党委书记对蛐蛐没有一点歧视,还推荐他当了团委书记。

既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又是文学才俊,英俊倜傥的蛐蛐春风得意,才华横溢,不断升迁,事业与爱情处处生辉。他先从工厂调到浙江日报社,成了评论员,文章经常上头版;然后又被任命为文艺部副主任,再后来又转到东方青年杂志社当主编。他的前途一片辉煌灿烂。

当省委宣传部把他列为副部长的后备人选时,蛐蛐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击倒了。

病的起因还是来自那十八个月的监禁生活,审讯的高压,导致蛐蛐严重失眠。当时,看管他的是一位会拉小提琴,梳着两条辫子,很漂亮的女兵,她出于好感和同情,借洗漱的机会,偷偷塞给他两颗安眠药,蛐蛐因此睡了一个好觉。但从此,他开始依赖安眠药,药量不断增大,多的时候一次需要吃六颗,最后成瘾。他的妻子是一位医生,考虑到会对孩子不好,两次怀孕都被迫堕胎。

更要命的是,蛐蛐经常处于幻觉当中。他常常摔跤,导致脑血管破裂,自己也不知道。因此脑神经被压迫,处于幻觉中的他会做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糊涂事。

袁敏碰到过蛐蛐在他们家的走廊上走来走去,有一次还跑到袁敏家的厨房里,把家里的剩菜一下子全吃完。第二天,她们问他,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还有一次在报社里,他从天窗翻进去,第二天上班看到地上留着一个大脚印,就去报案。勘察后才知道,这脚印就是他本人的。打开水突然发晕,啪地摔倒,两个暖壶全打碎了……出生在医生世家的他,对这些反常的情况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有一天,他真正倒下。

蛐蛐的父亲是医生,他哥哥是邵逸夫医院的副院长,都是医学专家,蛐蛐因脑颅内血管出血住院,要动手术。本来手术应该很成功,给他开刀的人倍感压力,为了让创面尽可能的小,开颅手术只开了一个小洞,积血是喷出来了,喷出来以后,人也清醒了。但由于创口太小,血没有放干净,第二天蛐蛐又昏迷了。再次昏迷的他,在准备进手术室之前,他哥哥在旁边问:“小旭,你看我是谁?”蛐蛐看他以后说“大哥哥”,蛐蛐的哥哥以为他清醒了,就重新推回病房,没有进手术室。

由此,陷入混沌之中的蛐蛐,在病榻上一躺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醒来的蛐蛐,询问探望他的大耳朵:“大耳朵,我在床上躺了多久?”

大耳朵说:“二十年。”

“我爸爸呢?”

“你爸爸早走了。”

一个人的二十年就这样躺着过去了,世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他已经却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是当年的反“四人帮”英雄,也是他供出了他的朋友,牵连了许多人,这些同学、朋友因为“总理遗言”案件受了不少磨难。但是,他们现在还关心和照顾着蛐蛐。受他牵连最深的瓜子,却始终没有一点怨恨:

“我一点也不怨恨他,如果他不是跟我走得那么近的话,他不会那么深地介入政治,他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那可能他今天就不会这样惨了,所以这只能说是命运吧。”

当事人一个一个离开这个世界,活着的也在慢慢老去,这段历史的痕迹在日渐淡化。这些“总理遗言”案的亲历者,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低调地生活着,他们拒绝媒体采访,一心希望过平凡人平常人的生活。在今天,他们觉得,共和国“文革”末期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应该被淹没。出于责任,他们再次走了出来。

回首往事,当年狗肉聚会的这些同学,真切地感受到,轰轰烈烈之后,平凡地活着是最好的。

附录:1976年的“总理遗言”

伪造的“总理遗言”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第二部分是给中央的——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注:本文照片由袁敏提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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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序 记录抵抗遗忘、1949-2010 寻找六十年前的“潜伏者”
1950 活着就是幸福:英雄张国富传奇
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6 《一双绣花鞋》的悲喜剧
1970 《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1972 《针刺麻醉》诞生记
1976 亲历“总理遗言”疑案
1978 “握手”之后的生死营救
1979 穿越台湾海峡的封锁
1980 逃港者自述
1983 “春晚”的温暖回忆
1985 闯入者:苏联劫机事件揭秘
1957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83 徐洪慈:越狱与越狱之后
1961 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
1966 反击姚文元的中学生
1970 羊倌魏老汉的名门媳妇
1975 “献国策”背后的二十一年
1976 弄堂鞋匠任微音纪事
1983 时装模特重回上海滩
1991 长途台最后的接线员
1949-2010寻找失落的日记
跋 平凡地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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