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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gif ——我的个人当代史

 

作者:范亦豪

 

第四章  重生记忆(四)

 

四十五、邂逅癌症(下)

一九八六年,上次肿瘤手术的六年之后,这个老朋友又来光顾,腰部不声不响地长出了肿块,比以前大,比以前疼。前三次手术都是在青海作的,不彻底,这次我决定回天津,希望彻底解决。否则,如果再复发,离转移就不远了。

进了天津肿瘤医院,肢体科主任张大夫是我师兄张冀恩的同窗,同一代人,有共同语言。那年头,还不兴“红包”,关系单纯。

我要求大夫大面积切除,周围的好肉多切多少我也没意见。手术很利落,刀口就有腰围的三分之一,切下多大块没让我看,可能怕我紧张,其实这担心有点儿多余。

肿瘤医院,很多人会以为是地狱的入口,那些在入口大门前排队的人们哭着,紧张着,挣扎着。我却感受着另一种景象,是很多人还在笑着,坦然着。

这里是早先的马大夫医院,历史悠久。我这间大病房,玻璃窗高大,阳光灿烂,俯视窗外大马路上车流人流一刻不停,让人感觉着生活的奔流,屋里整日笑声也没断过。

田师傅,比我大一岁的天津人,保全工,一肚子的笑话,那语气,那表情,那节奏的掌握,那记忆力真了不起,尤其是天生的幽默感。他让我坚信天津是出相声演员的地方。他不爱在床上躺着,就好在病床之间转悠。他转到哪儿笑声就跟到哪儿,肺癌一点儿没改变他的性格。

杨大爷,七十三岁的小老头,织了一辈子的地毯。每天的念想就是儿子送来的一串糖葫芦(天津叫“糖堆儿”)。“吃进去就是自己的。”他笑咪咪地告诉我。虽然他心里很清楚,这糖堆儿他可能吃不了多少根儿了,可是多吃一根是一根,吃糖堆儿证明他还活着。

小赵,睡在我旁边的病床上,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儿。四天前还有两条腿,现在剩一条右腿了,可是他还在喊左脚疼。他盯着被子底下空荡荡的左半边,似乎还有点儿不信手术后的现实。小赵是从农村来的,本来父亲决定不让他治了,骨癌,治不治都是个死,不如留个囫囵尸首。这也是他的想法,当然也是为省钱。大夫让我们这些病友也帮助劝他手术,争取活下去。

我劝他别绝望,既然大夫意见是截肢,就是现在没转移,那就有救。“一条腿怎么啦,还可以活的好好的,凭你,娶媳妇没问题。”小赵哭过,可是几天后学着用双拐,迈开第一步,他笑了。

靳,一个体育教员。仗着极好的身体,得病前每天两包烟,一顿饭一斤半酒,谁信那个什么抽烟得肺癌!可是今天,小细胞肺癌,据说是肺癌里最厉害的一种,整夜整夜咳嗽,脸苍白。说起昔日的豪抽豪饮,似乎在摆光荣历史。“我这是提前消费,不用后悔。”

吕,汽车司机,年轻,聪明,文化不高,专爱求异思维,你说东,他偏说西,抬杠。脚上生了“实心癌”,恐怕将来还是得截肢。这个结果他知道,病归病,抬杠归抬杠。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这些病友估计大都不在了,可是病房里那热闹劲儿,那些天的气氛,让人忘不了。

十八天的病房生活毫不寂寞。出院时我把三百块钱买的做化疗的药留给张大夫,在当时这不算小数。我说:“替我送给缺钱的病号吧,放疗化疗我不做。我的药是--不在乎。”大夫并不怎么反对,只因为这一套是治疗的常规,他不能不安排。

出院后我在父母的家里休养。第三天的下午,突然房门被猛烈撞开,邻居的那个初中女孩儿跳着脚哭喊着:“我妈!我妈!……”我来不及问,冲进她家,眼前的一幕太吓人了。女孩儿的妈妈,满头满脸是血,倒在沙发上,一个年轻人还在举着匕首朝她头上扎去。

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一把扭住他持刀的手腕,夺下刀,顺手把刀递给跟进来的儿子,让他拿走。这个凶犯不再挣扎,他说:“我不跑。”看样子他不过十七八岁,这时似乎已不再冲动。女孩儿的妈妈四十多岁,是位大夫,头上和后背被扎了好多处,手也受了伤,人已昏迷,必须急救。

我刚作过手术,身体虚弱,背她下三楼恐怕不行。同时我又怕行凶者会趁机逃跑,就命令他把受伤的大夫背下楼,我在旁边扶着。院子里已经聚了一群邻居。找了辆车,我送伤者去医院。同时让我那读初中的儿子押送那个小子到派出所。

到了医院急诊室,起先他们还不收,说不知是不是因为打架斗殴,需要派出所证明。真荒唐!我把他们臭骂了一顿才收下,开始抢救。没人帮我,一个人跑前跑后。要拍胸片,确定肺是不是刺透。我已经没有力气把她拖到台子上,是跪着推上去的。

抢救到接近午夜,头上十二处刀伤,后背三处,都止住了血,作了缝合,命保住了。

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乏极了,手术的伤口隐隐作痛,但想着刚才干的这件事,感到整个灵魂洗了一个澡,洁净的感觉真好,真美。满天的星斗都格外透亮灿烂。

第二天我才知道那行凶的年轻人是邻居初中女生的男朋友,她妈妈发现女儿早恋而且怀了孕,非常气愤,约那男孩谈话。她的打算是如果男孩答应将来和女儿结婚,她就容忍了,让女儿作人流,往后二人继续正常交往。如不同意,就要找男孩儿的父母理论。

没想到那男孩非但不同意,而且动了杀心,准备杀了这母女然后“自尽”。我要是没及时制止了这个惨局,三个人的生命都将不保。

这个事件对我的心灵也是个突如其来的测试,唯其突然,其测试的结果才更能反映本色的真实。我有点儿暗暗地为自己高兴,因为它证明我还没有被多年的压抑迫害而扭曲,我还没有被改造成一个猥琐、怯懦、自私的小人,我还能自信灵魂的健康和干净,我还是我,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

但我的心又并不轻松,当静下来细想一下造成凶案的原因,不能不为日益严重的道德滑坡,特别是它对年轻一代的毒害感到忧虑和沉重。

对我来说事件已经过去了,我期望的是安静休养几天,早日回到樵身边,早日恢复上课。但是,过了一天,一批来访者就来干扰我的生活。派出所、区、市公安局的干部和媒体记者纷纷登门。他们说,局长讲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这样见义勇为,刀下救人,抓了歹徒,干得这么漂亮,以前还没见过,一定要好好报道大力宣传。

这让我很恼火,本来这种事对我来讲简单不过,赶上了,能见死不救吗?干了就干了,一宣传就会涂脂抹粉锦上添花,就会走样,就掺杂了名和利,把我这件干净的事弄得不干净了。而且,一宣传人家就会刨根问底,让大夫家不好作人。

我很反常地一次再次拒绝采访,他们还不死心。后来我干脆不客气地说:“别宣传我。这年头,把谁宣传多了,都得臭。”这招儿灵,家里安静下来。

回到西宁,那位大夫的单位给青海师大寄来了感谢信,我没拦住,上了《青海日报》。好在由于我拒绝采访,所以只能发了条消息。不久后母亲来信告诉我,天津市开了一次公判大会,电视转播。那个行凶的年轻人判了十五年。他该谢我呢,还是恨我呢?

从此以后,每年天津肿瘤医院都给我发信随访,我都报个平安。这么多年,我不但没有做过放疗化疗,所有据说是抗癌的药都没吃过。但忧心如焚的父母给我买来的几箱芦笋罐头我不能不吃,因为他们听说芦笋治癌有效。

在樵的督促下,我吃完了这几箱罐头,虽然我并不确信它有什么疗效,重要的是为了安慰二位老人的心,让他们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爱真的在帮助儿子活了下来。

到现在,术后已经存活了二十七年,看来还会活下去。能如此,大概主要还是因为不把可怕的事在心里怕起来。

四十六、又一次与大难擦肩

一九八七年我调回天津,结束了二十七年青海高原的生活。父母已是古稀之年,身边无一子女,若把他们运到青海去住,除非是存心让他们早早归西。而且,只有调走也才能让我摆脱系主任的工作,尽管我干得相当投入。总算感动了青海师大的领导,同意放行。

但是有高级职称的教师调出,必须通过主管文教的副省长批准,而得到他的批准几乎是不可能的。恰好我在祁连山中学教过的一个学生,这时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他出了个点子,说系主任算处级干部,可以绕过教育厅,通过省委组织部调天津市委组织部。就这样暗渡陈仓调到了天津,副省长即使发现为时已晚。这是我受益于学生的又一件事,也是我当了几年系主任个人得到的唯一好处。

到天津,最先是落脚在天津外贸学院,一干就是七年多。到外贸学院教书,主要是因为学院刚刚成立,能分到住房。本来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想让我去,南开大学人事处也表示欢迎,都因没住房而作罢。天津外贸学院直属经贸部,当时是热门专业,录取分数高,学生素质不错。学校是培养涉外人员的地方,思想比较开放宽松。我教公共课的现代文学和古文,负担不重,还能抽空写点儿东西。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都顺心。我教课很认真,学生也认真,虽然不是他们的主课,却都当一回事,兴趣盎然。我与学生,与同事,与领导的关系都很融洽。学校起先还想让我当中文教研室主任,我说:“老刘干得好好的,干什么让我当?我好好上课就是了。”后来又曾打算让我当教务处长,我更不干了。我说我对经贸绝对是外行,这个工作我太不合适。我好不容易摆脱了系主任,再背上行政职务,不是没病找病吗!

我想着重说说在这期间一件没有想到的事

那是一个难忘的夏季,一天在教学楼的门厅出现了一张匿名的大字报,题目是《评现政府的本质》。我路过时看过一眼,是对政府和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还拿段祺瑞和“三一八”来说事儿,比较尖锐。对这大字报我并没太在意,虽然暗暗地被作者的勇气感动着,同时也为他揪着心。保卫处的嗅觉比较灵,把它当作件大事报告给了公安局。市局水平就更高了,把它定为大案要案,下令全力破案。随即公安局派专案组进驻学校,公安人员在学校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内查外调,下足了功夫。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和群众正式打招呼是在进驻学校一个月终于锁定目标之后。在全体教职工的大会上由党委副书记宣布:“经过科学的侦察,写反动大字报的人就在你们中间,应该明白党的政策主动坦白。你不为自己出路着想也要为家人想想啊!”我这时才知道“疑犯”不在学生中而是教师里边。哪位老兄要倒霉了,我想。

最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的早晨,樵突然被请到院党委副书记办公室谈话,巧得很,儿子也被他刚考取的财经学院叫去“帮忙”,我则被叫到办公楼谈话,家里空无一人。

接待我的是两个穿便衣的公安局干部,一老一少。他们拿出两张相片,相当客气地说:“这是那张反动大字报的照片,请你帮我们分析分析会是谁写的。”两个人一边给我相片,一边盯着我的脸,大概是在看我的脸色有什么变化。

看了这困惑了他们多日的大字报,同时感觉着他们急切的眼神,我笑了。我说,“早就听说这大字报文字水平高,字也写得好。今天一见,原来并不太高明。”我给他们指出四个错字。我说这种低级错误稍有水平的人不会犯。而且毛笔字也写得不内行。毛笔字讲究的是中锋行笔,这大字报的字大多是偏锋,显然是写钢笔字的习惯。

而且,大字报引了裴多菲的那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其实没弄明白这句的意思,结果用反了。大字报的作者想要说不要放弃希望,可是这句话如果由匈牙利语直译是说绝望和希望一样,都是骗人的。它否定了绝望,也否定了希望,用在这儿不是自相矛盾吗!

至于大字报是谁写的,我说“不知道,我帮不了你们”。

我这样谈了一通,两个公安能不能完全听懂很难说,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明白这大字报不可能是我写的。

这两位对我的试探无果而终,大失所望,离开了办公室。

等到我回到家才发现叫我出来谈话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们进行了另一套行动。

家门打开,樵已经回来了,头一句就问我:“你回来过吗?”“没有啊。”我说。“那窗帘谁给拉上了?”樵有点儿吃惊。她说:“有人进来了,没偷东西也是私闯民宅,报警吧!”我一看,早上起来已经拉开的窗帘真的被拉上了。

我立刻明白了究竟,告诉樵:“搜查了!”

窗帘拉上肯定是为了拍照和搜查时不让对面楼里的人发现。进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搜集我的笔迹去和大字报比对。再看桌上我写过的东西,果然。台面上有一摞稿纸,是我为《中国文学大辞典》写的辞条《老舍》,已经定稿,用曲别针别好,正准备寄出。翻开这已经整理好的稿纸,发现里边竟有两张是反着的,真够粗心的,秘密搜查拍照竟忘了复原。

秘密搜查的同时很可能安放了窃听器,这是我合理的猜测。我们把能想到的地方找了一遍,没发现,大概是放得很专业。也许应了《红灯记》里的那句话,“一个共产党员藏的东西,是一万个人也找不到的”。不管有没有窃听器,我们对这种非法搜查的行径高声痛斥,要是有人窃听,更好。

接着我径直到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提出抗议,我告诉他证据是窗帘和稿纸都没有复原。这位书记听了忍不住自己嘟囔了一句:“这些年轻人!”这就更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我向他抗议非法搜查,我呼吁不能再制造冤假错案,我要求找专家鉴定笔迹,还我的清白。

同事们听到这件事都愤愤不平。有一个老师是市人大代表,他建议我向法院起诉。我说:“你老兄不是孩子吧,跟公安局打官司还能赢吗?”我从图书馆借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无搜查证肆意搜查和私闯民宅当然是犯法的,依法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我还是没有诉诸法律的不合时宜的幼稚的冲动。

一是我懂得中国的国情,而更主要是我相信如果不是彻底胡来,经过笔迹专家的科学的鉴定,必能还我一个公道。俗话说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和这大字报毫无关系并且毫不知情,我又没有仇家,无论如何不会把我抓去交差。“文革”早已结束,总不至再无法无天了吧。

过了四天,有了结果,够快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到家里来,说“问题已经弄清,排除了你的嫌疑。搜查很不应该,我代表党委向你道歉,希望你能谅解。”说得很诚恳。他才从高级党校学习回来,应该与此事无关,但还是表示承担责任。他刚走,公安局的一个科长也来道歉,还说笔迹鉴定是一门科学,不会弄错的,让我放心。附带的他请我帮他解释一下裴多菲这句话的意思。

看他挺虚心,我拿出《裴多菲传》指出话的出处,给他讲解了一番。他还想把书借去看看,不知道干什么,借就借吧。

两天以后专案组撤出了。走之前还是那两个公安找到我,向我征求意见。我只提了两点,希望以后,一、注意依法办案;二、好好学文化。

办案无果而终,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错把重点放在我身上,拖了这么久,等到发现目标不对可能已经错过了破案的最佳时机。所以直到今天它仍是个悬案,那位大字报的作者估计一直平安无事,如果不再闯祸的话。这么想来,虽然被冤枉了一些日子,却在无意中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后来我才渐渐知道,查我的问题,公安部门真花了很大力气。为了查我的原始笔迹,他们不但查过我在学校写过的很多东西,还让校办请我“顺便”帮他们用毛笔抄个通知,还到过我女儿的单位,到过曾发表过我文章的编辑部,甚至到过青海师大。这么一来,弄得这些地方的熟人、朋友都以为我“出事儿了”。

北师大的老同学张恩和专程到天津看我,他是从《文学评论》的朋友那里知道公安人员来调查我的问题。恩和刚坐定我就拉他到外边去说话,因为我拿不准窃听器还有没有。老同学知我有难顶风前来慰问我,吾不孤也。

那个窃听器还真不是我的猜想。办公楼里的同事曾经劝我提防,但我没有找出来。又过了几天,趁我和儿子都不在家,家里来了一群自称是派出所的人,说核对户口。他们把樵堵在书房说事,又一些人在卧室那边转悠。他们走后我们问邻居们,都说他们那里没人去查户口。

几年后我认识一个搞刑侦的老公安,闲聊中我说起当年这个案子和怀疑他们后来查户口的事。他肯定地说,那是去起窃听器。我问可能安在什么地方,他说一般会放在床下边,在床上说的悄悄话往往是真话。我们真是太没经验了。可是已经得到的这个经验希望永远不再用上。

又过了好久有同事告诉我,一次几个老同事喝酒,我当年的邻居喝多了以后大哭,说:“我对不起范教授,那次搜查是从我家阳台让他们爬过去开门的。”这位邻居是善良的,只有善良的人才会有这种负罪感。

又是几年后,一位当时的院领导跟我说:“只差两个字就可以定案了。”多险啊,我离那个监狱的大门只差两字之遥!在我气愤于那些人无视法律侵犯人权的同时又庆幸他们终于尊重了科学和事实没有让我再次蒙冤。可是为什么会把怀疑的焦点集中在了我的身上呢?也许有各种因素,而我当过右派的“前科”恐怕也是其中重要一条吧?

经过多年的历练,我已经习惯于对人的理解和宽容,何况这次在最后关头还了我一个清白,我该念佛了。事过之后大家对我受到的侵害和冤屈虽然同情和气愤,但对我“得理也让人”的大度都很赞赏。不仅群众,领导对我似乎也更加和气更加尊重,那位党委副书记格外热情。

不久,澳门来函,澳门语言发展路向研讨会,邀请我去参加。刚发生侵权事件后我的这次出境,领导审批时有没有犹豫我不知道,但在开会回校后给了我一些感觉。

回校第二天在院子里碰见外办主任,他那是真的高兴,说:“你回来啦,这下我放心了!”让我忆起八零年从香港返回时那位“团长”的话。还是对我有些不放心,我笑了笑。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 小引 第一章 学府记忆(一)一、被梦想牵引 二、天堂的日子
第一章 学府记忆(二)三、爱的挑战 四、误涉政治 五、肃反风暴
第一章 学府记忆(三)六、心灵的绿洲 七、头脑的颠覆 八、入党辩论会
第一章 学府记忆(四)九、整风第一波--何穆事件 十、肃反论坛和主帅 十一、对反右说“不”
第二章 乡野记忆(一)十二、早春的凄冷中 十三、河泥与葱油饼 十四、进城,以“敌人”的身份
第二章 乡野记忆(二)十五、难友们
第二章 乡野记忆(三)十六、“三面红旗万岁” 十七、大地 十八、爱,转入地下
第二章 乡野记忆(四)十九、幽会的滋味 二十、“亿万人民,拥抱起来” 二十一、那纯洁的时刻 二十二、掏粪在鼓楼近旁
第三章、大山记忆(一)二十三、大山的第一课 二十四、饥饿的学校
第三章、大山记忆(二)二十五、大山、牦牛、老鼠 二十六、最洁白的婚纱
第三章、大山记忆(三)二十七、可怕的见面礼 二十八、樵如是说 二十九、我有了一个家 三十、杜甫给我招了祸
第三章、大山记忆(四)三十一、你承担了太多 三十二、桑麻来 三十三、造反团 三十四、“无寿无疆”
第三章、大山记忆(五)三十五、会扎针的主任 三十六、山中右派的命运种种 三十七、告别大山
第四章 重生记忆(一)三十八、噩梦醒来日已偏 三十九、想起右字号的师长们 四十、好一顶帽子
第四章 重生记忆(二)四十一、邂逅癌症(上) 四十二、夙愿的放弃
第四章 重生记忆(三)四十三、我想起了《过客》 四十四、放心吧,我不会走
第四章 重生记忆(四)四十五、邂逅癌症(下) 四十六、又一次与大难擦肩
第四章 重生记忆(五)四十七、我与老舍的缘 四十八、幸运之最 终篇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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