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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当代史
作者：范亦豪
第四章 重生记忆（三）
四十三、我想起了《过客》
在清点我生命的这一段经历时，我时时想起和我同样遭难的一位长者。他那总是匆忙赶路的背影常在我的前方出现。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完全达到他那样的境界，尤其不可能达到他的学术成就的高度，但他为我树立了人格的高标。他是一面镜子，让我在镜前常常感到惭愧，而逼迫我一次再次地追问自己，一个人该怎么活？
我和这位范泉先生是一九七九年“改正”之后调入青海师院从而共事和相识的。能在这儿和他聚在一起并不偶然。几十年来，青海是个深藏各种人才的宝库。一九五五年反胡风之后，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就发到西宁，在青海师院图书馆干活。诗人、翻译家罗洛被弄到西宁的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发到青海的就更多了。如：漫画家王复羊，音乐家金梧桐、萧扬，演员李丁，还有日后成为美术家的朱乃正，诗人昌耀，作家余易木等等，可谓星汉灿烂，但这些星都埋在土里。他们有的劳改，有的劳教，有的分到各单位各州县，主要任务是改造。
四十年代就蜚声文坛的编辑家、出版家又是作家、翻译家的范泉被发配到湟中县的山沟里，与塔尔寺的喇嘛同在一个破烂的屋檐下，管仓库，搞基建，刻钢板，用油漆在一面面乡间的大墙上画领袖像，忍饥受冻二十多年。“文革”后，是程祥徽把他这位老难友发掘出土，经王宁推荐给了青海师院。师院的老院长沧石知道先生的分量，在教授楼里分给范泉先生一套住房，一个人住四大间，窗外是一片宽阔的广场和成排的白杨树。冬天，在所有教师宿舍中，当时只有这一座供应难得的暖气。
一年多以后评职称时，听说最初由基层上报的他是副教授，这是比量着范泉先生曾当过复旦大学文学院的讲师来的。然而到了省委常委讨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由这一级来审批），否定了“副教授”，直接评为教授。当时省委还真是开明了一回。在全国一九四九年以后职称评定的历史上，这大概也是少有的例外了。
在一九七九年，尘封土埋二十余年重新出土的范泉先生，这时已是六十三岁年纪了。按今天的标准，早已到了光荣退休安享晚年的岁数。何况二十多年蒙冤，受了太多的委屈，照常理完全可以从从容容过好日子，犯不着过于劳累，苦了自己。
我们许多过去因冤案而受了苦的人，遇在一起免不了把那些恶梦拉出来诉说诉说，或作为笑谈，或出出恶气。我对范泉先生除了把他视为资深的文化人、学者而敬重之外，还有因“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来的亲切感。我起初是很以为先生要对我倾诉一番的。
然而先生却很少有这样的人情味儿。他急不可待的是工作、工作。他完全不理会需要为生活的改善而作些设计，不知道要享用得到的待遇，也几乎没有谈起他的冤案。他仅仅因为在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批评“肃反运动不应该先审查后调查”就被戴上帽子发配青海，几乎两次命丧鲁沙尔的山沟里，这些还是我近年从他的回忆录里知道的。
我的年龄小于先生整整二十岁，但大概因受过挫折的缘故，对于干事业常常不免从悲观处想得多。范泉先生年纪比我长，受的挫折并不比我少，却总是不停地乐观地理想着，确定了一个目标，抬腿就往前走，立马就去实干。
先生刚到青海师大不久就主动请缨要办一个刊物《中小学语文教学》，来帮助中小学教师提高业务水平。我当时以为，在青海办这种刊物缺乏必要的沃土，青海的教育太落后，办刊物的前提就不够。可是先生毫不犹豫，大包大揽地承担下来，开始时就是一个人办一个刊物，全活。没想到刊物居然办得有声有色，并且还向全国发行，影响及于省内外。
刊物能有这等成绩，其原因首先是先生具有谁也比不了的组稿的本事。全国一大批著名作家、教授都是他的老朋友，范泉先生索稿，自当响应。这主要还是他们不能不为先生至诚至切之心感动。于是多位名家的第一手文章源源登场。刊物的水平当然不同寻常。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刊物发表了叶圣老的来信。叶老指出，要培养学生独立应用的能力，教师的教，最终是为了不教。我后来受命负责中文系的工作，这也成为我改革教学的一个指导思想。
同时，先生还以不疲倦的精神组织了省内外教育界的写作队伍。这就不仅解决了稿源问题，也潜移默化地促进着中小学改进教学的思索。
永不停顿是先生的性格。他又要招研究生了，虽然别人并没这么要求他。他对我说：过去靠搞运动和组织分配，可以从内地给青海送来大批人才。以后这么搞不行了，现在是“孔雀东南飞”。我们如果自己招研究生，从全省从全国选尖子，毕业后至少能留下来工作几年。这正是我十分期望而自己又没有条件做到的。
从一九八三年开始，范泉先生连续招收了两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我在本科生教学的同时协助范泉先生工作，也在工作中历练自己。
先生非常珍惜和爱护他的学生，然而，在有些事上先生并不很宽容。他的一个颇有点儿才气的研究生与外县一个已订婚的女青年在旅途中萍水相逢，旋即发生了两性关系，并且由此引起斗殴。先生知道后亲自到外县调查核实，严厉批评教育了这个学生，并且建议学校坚决处理，令其退学。他说：“没有好品德，日后何以为师呢！”
在协助他培养研究生工作中，我的课是“作家研究”，而绝大部分繁重的教学是先生一个人承担下来的。不仅这样，他又不断地给自己添事儿。他决定要带领第一批这两个研究生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这是个很大的工程，难度大，工作量大，而且研究生同时还要写硕士论文，我担心难以完成。但看先生满有信心的样子，不便泼冷水，只好尽力支持。
范泉先生与他的研究生李怀亮、刘为民这仅仅三个人的科研组走访十几个省市，查阅大量资料，采集、编写，同时动员、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有关作家、研究者和知情人参加撰稿或提供帮助，居然用两年的功夫就完成了初稿。有近百名老作家、学者积极参与和支持了这项工作，这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为了培养弟子，他带领研究生们遍访名师，登门求教。被访问的老作家老学者就有臧克家、萧乾、端木蕻良、骆宾基、周而复、欧阳山、楼适夷、艾芜、柯灵、王西彦、许杰、施蛰存、贾植芳、林焕平、蹇先艾、李何林、叶圣陶、任钧、陈伯吹、蒋锡金、陈鸣树、王永生、钱谷融等，其中十多位专家给这些学生讲了专题课。我想恐怕再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打破这个记录。研究生回校后，先生还敦促他们总结整理，并选择一些题目(如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等)，让研究生给中文系师生作报告。
长时间“周游列国”，日程紧张，工作繁重，生活不安定，自然是很辛苦的，何况先生已近七十。为了节省经费，他完全撇开国家给他定的标准，不乘软卧，不住单间，宁愿和弟子一起乘硬卧，住大统间，有时是合睡上下铺。每次先生带学生回西宁，我都到车站去接，经过长途跋涉劳顿的先生总是谈笑风生，似乎并无倦意。然而仔细观察，本来几近全黑的头发中已渐渐爬出了白丝，而且一次比一次明显多了起来。
先生太累了。可是他自己却似乎全然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停地给自己定下未来的目标。在闲谈当中，他有时流露过，等有了时间要改写《西游记》，要写小说，要写回忆录，……他太想干事儿了，很多老九都有这种“虫”，他的“虫”尤其厉害。工作就是幸福，除此之外他似乎无暇顾及。
我是“改正”之后才开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这个领域的，一切几乎从头学起。这时有幸遇到先生，他既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老师。在知识方面，对文学的理解方面，研究方法方面，工作方法方面，中文系的改革方面，先生对我的帮助和启发难以历数。我当了系主任以后，他不停地给我出点子，每个重要的新做法都有他的全力支持。有时是他直接上阵做起来，像纪念鲁迅和介绍新方法论的报告会都是他主动承担的。
我以为尤其重要的是在做人方面，先生给我树了一个高标。他从不爱讲什么大道理，但“其身正，不令而行”。在他的身边，我和他的研究生一样，时时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我对工作不敢过于怠惰，尽管我未能根本改变天性的疏懒。
一九八六年先生调回上海。一个已经古稀的老人，以正式调动的方式回上海，并委以上海书店（出版社）主编之职，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有眼光，有气魄。果然，刚一到任这位老先生就大干起来，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书。最令人惊叹的是他以衰老之躯慨然承担了编辑三十卷两千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主纂。这是一项巨大工程，他敦聘了几十位著名学者为分部主编和总编委，动员各方力量，历时十载，大功告成。
这部大系补上了文学革命发生前一大段曾经被忽视的空白，展现了文化传承由旧到新的历史进程，抢救了正在被时间漫漶几近失传的宝贵文化，这是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先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超重的工作量难以想象。仅从一个数字就可以想见他工作的全景，十年间，为这项工程他亲笔写了一万两千封信！在中国，这个主纂怕也只有范泉先生能担得起了，我想。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九九七年获得国家图书荣誉奖。得到出版界的这个最高奖毫不令人意外，如果评奖是公道的话，自然会实至名归。
然而，次年底我从先生来信中得知他患癌症和手术的消息。天道竟这样地不公，让这么一位善良的老人又一次受难！我阵阵心痛。仅仅过了一个月，先生又有来信。这封因手颤而字体变形的信中，关于病，一笔带过，似乎不过是次要的小事，他告诉我他的《朱生豪追思》将要发表，开始在写《我编<星岛日报文艺副刊>始末》……
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时时牵挂的文化事业，他燃尽了经过大灾大难余生的全部，他要把自己烧得一点儿也不剩。他眼睛总是盯着前方他自己设定的那条路，远处永远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他全然不顾精神的伤痛和长年的劳顿，万不肯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哪怕是一小会儿。我想起了鲁迅的《过客》。
看着范泉先生那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形象，我在心里总是替他抱屈。我的那些“不驯”、“出格”，在他身上一丁点都没有。他并不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但他的锋芒不大外露。程祥徽说的对，他永远不会闹事，永远不会闯祸，永远翻不了天，只知道埋头干活。那么，非要把这样的人打成右派，到底为什么呢？
我想，如果不是挟私报复，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震慑。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知道，连老实到这个份儿上的人都会打成右派，你该把自己的老实提到什么程度！
范泉先生凭着他的坚韧没有命丧鲁沙尔，他是在生命最辉煌的高峰时刻辞世的，从这点上说我们也可以感到欣慰。他的贡献和人格足以昭示先生的人生价值。然而我又忍不住想：如果先生没有被摧残、禁锢、压抑那么多年，而剥夺了他太长的宝贵年华，他该发挥多大的能量，做出多大的贡献啊！
可是，历史的这笔大账，何时能说得清呢?
四十四、放心吧，我不会走
这年头，世事的变迁、观念的转变实在是太快了。现今，出国开会、学习，出境旅游，甚至移民或弄个绿卡已经成了太寻常的事情，提起这些连个新鲜感都没有了。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香港开个会，简直成了稀罕事，而有关部门过分
的操心现在看来更显得有些滑稽可笑。
一九八六年三月中旬，我正在北京参加老舍第三次研讨会，会议中途作为东道主的中国老舍研究会收到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邀请函，说是四月下旬要在香港召开中港澳日四方老舍研究者参加的老舍专题讨论会，与此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将应邀在港演出《茶馆》，两个活动互相配合。这是个规模不小的文化交流活动，主办方实际是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新华分社。
那时节在大陆不够社会名流又不是官员的知识分子出境参加学术会议还是个新鲜事物，而且时间紧迫，手续又十分复杂，要一层一层地审，一层一层地批。我们几个准备与会的书生在这方面都是外行，跑得四脚朝天。幸而有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主，大力支持，就在我们几个觉得几乎不可能赶上会期而考虑是否退机票的时候，签证下来了。总算没白忙活。
就在紧张跑手续的日子里，我们几个还得忙着置装。刚改革开放那几年，对即将出国出境开会或访问的人士，政府都发给“置装费”，让我们添上两件像样的服装，以免在外边让人看着太寒酸，影响国家形象。好在那时即使在北京，卖体面一点服装特别是洋装的商店很少，而且样式大体差不多。所以只需在王府井或西单转两趟也就无需再多跑了。
王行之后来写了篇小小说描述的是几个要出去开会的老九，分头去买外衣，等到出发前在机场会合时，都笑了，几位一律是米色风衣，连牌子都一样。他说的就是我们的实情。对低工资的我们来说，置装费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巨款，不赶着花出去，把自己装扮起来，那是对不起国家的。
好在我们几个大部分的论文是拿得出手的，发言的质量还比较高，整个研讨会是成功的。香港的《大公报》《晚报》等七八家媒体每天跟踪报道，评价不错。我的论文力图证明老舍不但批判国民性，而且始终着力发掘国民精神中正面的东西。港报上以大字标题“范亦豪表示老舍作品有民性美”突出着我的观点。我觉得同是炎黄子孙，在这方面是很有必要也很有基础达成共识的。报纸对会议的关心也反映了民众的关心和看法。不仅因为老舍的成就，也因为这位大作家不幸屈死引发人们的同情和愤慨。《晚报》的综合报道以“笔不放松天难夺”为题，正反映了这种心情。
三天的会紧凑、活跃，我们这些讲者轮流主持。我和日本资深的老舍研究专家伊藤敬—合作主持一个时段，并从此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伊藤是日共老党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是原日中友协的理事长，因不赞成中国的“文革”，这个日中友协长时间被中国当局排斥。很巧的是十三年之后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老舍百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又是我俩结对主持。
我在青海的哥们儿程祥徽，来港已是第八个年头，此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已成为文化界的活跃人物，他其实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他在会上从语言风格学的角度阐释老舍，很有独到之处。
影响达到震撼程度的还是《茶馆》的演出。那天香港的街上像过节一样，到处悬着《茶馆》的海报，隔不远就挂着用“茶馆”二字做成的灯笼，来到演艺剧场的观众都穿着正装。北京人艺这是头一次来港，纯粹的京腔，原汁原味的风格，本来还有点儿担心习惯粤语的香港观众能不能懂，能不能接受。导演夏淳在剧场前厅迎接观众时，我也问过他这个，他似乎也不是很有把握。可是大幕一拉开，你就甭担心了，台上台下的交流简直达到完美的境界。每个细微的出彩处台下都有呼应。
第三幕常四爷喊出那句著名的台词：“我是爱咱们国的，可是谁爱我呢！”整个观众席爆发的掌声之强烈不可抑止几乎使演出中断。这其中的感情是复杂的。舒乙是有心人，他数了，全场观众一起鼓掌竟达五十多次。于是之、黄宗洛、郑榕、蓝天野等所有演员和我们住在一家酒店，一块儿吃饭。演完后听他们纷纷喊：“过瘾，过瘾！”
会开完了，戏演完了，在华润大厦顶层的大厅，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宴请《茶馆》剧组和老舍专题讨论会的大陆专家，为大家庆功，一共摆了六七桌。许家屯高兴地祝酒说：“华润是咱们的，今天在这儿关上门都是自己人。”这话里带着亲切的自豪感。在场的人都很兴奋，尤其是人艺的朋友们。
由东道主安排的全部活动完毕之后，我才发现我比同来的几位多着三天的餐券，原来是祥徽特意让会上多给我订了三天的客房，留我和他聚一聚。谁知我们五人中那位不知有什么背景以领队自居的女士站了出来，拉下一张政治脸，坚决不让我单独留下，非要我跟大家一起回去不可。在她眼里，似乎是面对着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范某人，早有前科，今有接应，蓄意外逃，背叛祖国。
祥徽说不用管这位“团长”，因为这次研讨会对所有参会的学者都是个别邀请的，从没有“组团”一说，何况我留港的时间也是通过新华分社安排的。
因为这个悬念和争论，一时间我们这几个同伴的头上突然笼罩上了不安的阴云。“团长”之外的三位与我过从甚好的朋友开始为我担心起来，他们虽都是读书人，对现实并不缺少了解。我于是决定不再较劲，放弃三天的留连，以免让朋友们不安。只可惜浪费了祥徽的一片心，没有让我们这次香港的欢聚得以尽兴。
返回的途中，车过罗湖，这位“团长”突然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感叹：“一块来，一块回，一个没少，放心了！”她已无需掩饰地透露她完成了特殊任务，回去可以交差了。我无意中帮她立了一功。
然而，若干年后得知那位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由于特殊原因忽然跑到美国不再回来，而那位把我从“悬崖”边“挽救”回来的“团长”竟长期滞留在了日本，永远不打算和大家再次见面。而我却始终留在大陆，虽然又曾多次出国出境，不是没有机会，却从没有动过“叛逃”或弄个外国绿卡的念头。别人想到外国去过活，除了贪官外逃，我并不反对，他们都有各自的原因和理由，而且这种选择应是人的权利。
我所以不想走，这并非缘自我的爱国主义信念，或坚信中国道路，或用“母亲打孩子“的高论自欺，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执拗。我总觉得既然命中注定生为中国人，就只好和中国的老百姓同甘共苦，外国如果好，那是他们干出来的，我去坐享其成，不好意思。就好比，自家这个院子又脏又乱，邻家清洁整齐，于是就硬搬到邻家去住，这么干我总觉不大理直气壮。我自知没有大扫除的能耐，但好歹搬掉一块烂砖，栽上两棵小草，心里会稍觉过得去一点儿。
过去曾看过遭到禁演的《苦恋》，很感动，但始终不知道白桦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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