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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当代史
第四章 重生记忆（二）
四十一、邂逅癌症（上）
日子已经由阴转晴了，命运又来开玩笑。这么一个人生小插曲，给我增加了一点可贵的体验，也挺有意思，虽然在当时不免紧张和感伤了一阵子。
一九七八年我们俩调离了工作了十八年的海北州门源县。青海师院的沧石是个一向珍惜知识分子的老院长，由于王宁的全力推荐，他决心把我和樵调到师院去。他亲自跑了多次，把我从暂时工作的西宁体校调到师院中文系，樵也从海北调了过来。
青海师院（不久改为“青海师大”）多年来是北京师大对口支援的学校，这里有不少是我们的同学和校友，老校长对我们又细致入微地照顾，让我们完全没有生疏之感。“文革”刚过去，学校的一切开始走上正轨，整个校园很有生气。我们俩新的人生从此开始了。
偏偏就在这时候，出了事。是一次去医院体检，发现腰部皮下曾经割过两次的肿块又长大了。医生建议手术。手术就手术吧，这有什么！以前做过病理检验，是纤维瘤，良性的。这次虽然面积大了点儿，住院不过一周就会没事了。手术后，躺了几天，觉得已经差不多，过了这个周末就可以办出院手续，于是提前回到在学校的家。
刚刚走进家门，还没坐稳，医院的电话就追到了系办公室和院办公室，到处找我，说是检验结果出来了：恶性！要我次日一早就回医院检查。其实在樵接我出院时，路过护士办公室已经看到了病理报告，那上边写着“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但我们没有在意，因为不懂。大夫说：“你们不知道肉瘤的厉害！”翻开一本医学手册，才知道病理报告那一行字的分量就在那“肉”字上。“肉瘤”就是癌。
一想起癌就和死挂勾，我也未能免俗。
对死我在过去那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反复地琢磨过，寻求真正的参悟。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生是短暂的，死是永恒的。我们每天都朝着那必然的终点奔去，作为人生的运动员在长途跋涉之后，迎来冲线的时刻，即使没有胜利的喜悦也不必有死的恐惧。你将进入的是没有忧愁，没有恐惧，没有劳累也没有欲求的世界。那是佛家的“得大自在”的境界，是鲁迅所谓“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的所在。对这个所有人无一例外的归宿，实在没有什么可恐惧的。
但是我不会没有遗憾。我的还原成为人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我还没干什么事呢，就这样草草结束我不甘心。
最不忍看到的是樵的眼泪。为了我樵默默地流了多少泪！我如果独自走了，怎么对得起她，她又怎么能活下去？
为了我担忧半生的爸妈，刚刚松了口气，儿子如果先他们而去，怎么受得了？
还有我亲爱的孩子，我怎么能没有你们，你们怎么能没有我？
早晨，又像二十三年前类风湿发作时一样，我骑在自行车上，樵推着我。我觉得我们又在艰辛地合走着一条漫长的路。
“又是你推着我。”我回过头看樵，她惨然一笑。樵是坚强的，她在忍。一路上我多次转身看，樵的眼睛抚爱地又带着忧伤地看着我，眼睛里没有刺痛我的泪。
田野绿了，路旁的柳丝轻揺。我觉得我的身体仍然和这春天一样充满生机。是的，我还从没感到过自己的衰老呢，我仍然有着青年的心情、愿望和对生活的热情。
我还想和樵在办公桌的两边面对面地工作，不时抬起头，互相看上一眼，再微笑地埋下头去。我还想和樵一起去登泰山极顶，去泛舟西湖，去造访托尔斯泰的故乡，去欣赏大海的波涛，去重游初恋时徘徊过的每一个引起美丽记忆的地方……
我还想带着孩子去游园，看着他们在我们面前奔跑，我或许还高兴地追上去和他们比赛谁最先登上白塔。我还想怀着热情与冷静倾听祖国前进的脚步声－－我和你有一样的遭遇，我也期盼亲见你和我一样新生。
我有活着的力量，我有信念。生活，你背叛我，但是，你降服不了我！
以上的话是从日记中抄录的，写于八零年五月五日回到医院的当晚。
后来，我看见樵同一天在日记本上写的话：
命运的打击太无情了！在我的豪刚刚吐出了郁结二十二年的一口冤气时。
命运这个敌人，它太残忍，太歹毒，我诅咒它！
我们生活得这么本分，这么艰难，这么老实，我们没有任何分外的企求，我们还常常警告自己，不要得意忘形，以免乐极生悲。但恶运不肯退去，这次来的竟这么凶猛！
面对命运的挑战，我曾勇敢地应战。
多少次我违反命运的安排，听从良心的召唤，我战胜了命运。我是一个从不呐喊但却坚韧的强者。
但命运必欲置人于绝望！
不，我不屈服，我不相信！我还要起来应战。
我们必须白头偕老，我们一定白头偕老！
可是，我多么脆弱，我难过极了。
在人前，我控制了一天的眼泪，当我一个人时，不停地流淌。……
前边我抄录的是两人同一天在不同地点（病房和家中）写的日记，我们还是那样“不谋而合”，这就是“力能断金”的精神，“癌”那个三只眼的怪物是会退避三舍的。
被召回医院之后，大夫们找出一九七二年第一次手术的切片，仔细一看，那时切下的就已经是恶性的肉瘤。但做过一系列检查，证实还没有转移。这下我倒乐了，八年都没转移，我怕什么？但是大夫和医书都警告说，它转移的几率是百分之二十五，而复发次数越多转移的几率越大。我已经手术了三次，转移的危险显然增加了。
然而目前并没有什么有效治法。我的对策越来越明确：一、不惊；二、不怕；三、不管。为什么不管？没法儿管，管也没用。既然白白伤神费力，索性该怎么活就怎么活，而且让活的质量更高些，趁活在世上的日子多干点儿有用的事。这对治病未必消极，它能增强机体的生命力。
听到我得癌症的消息，很多同学、同事来看我，外地的友人纷纷来信慰问和打听病情。“好不容易改正了，又得了癌，怎么好人就这么倒霉！”他们的关心让我心热，给了我不小的力量，我反过来安慰他们，让他们相信我可以平安过关。有的朋友说，这个病是不是很多年憋着这口窝囊气有关系？我想，这很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癌常常是右派帽子的副产品， 不少与我有相似遭际的朋友压抑多年，癌这个家伙就找上门来。如果是这个原因，我就更不能服软，不是吗？
此后，我继续着在医院病床上就开始的备课。我的课必是自己的东西，我想。
四十二、夙愿的放弃
近年来，朋友们闲谈时常常不约而同地向往八十年代的日子，这很有意思。细想起来，那时生活条件和现在比显然差得很远，但在享有着今天优于昨天的物质生活条件时，却又时时感到缺失了当年的一些宝贵的东西，我想大概缘于那是希望大于失望的年代。
拿我当时所在青海师范大学来说，这所高校和全国一样是“文革”的重灾区，此时，“文革”刚刚过去，恶梦醒来，荒废了十年，谁都想好好干些事，为国家，为社会，也为自己，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至于我，要追回的就不仅是十年，而是二十二年。
我和樵是同时调入这里的，她大学毕业后曾经在辽宁大学教过几年外国文学，有些基础和积累，我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从零开始。我常常觉得好像跑马拉松，人家已经跑过了半程，我才起跑，要赶上队伍太难了。算一算，如果六十岁退休，大学毕业后只能工作三十八年，而二十二年已经过去，我作为“人”正常工作的年限只剩了十六年，这笔账算起来真够可怕的。
且忘掉这真实而又让人寒心的数字吧，否则你就会在自暴自弃中打发掉这余下的日子，而这只能证明你的自私、无能、没出息。面对现实，唯有格外地拼命，虽然未必能合格，可是这一关非过不可，谁让你到高等学校了呢！
这种心情督促我加班加点地追回时间，追赶时代。北京师大我的老师杨占陞先生和老同学张恩和急我所急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回到北京去听唐弢、王瑶、李何林等前辈和樊骏、朱正、严家炎等多位专家的课。大冬天，我还多次起早冒寒风到北大去听孙玉石老师的新诗研究。古道热肠的孙玉石很够意思，他把我当作朋友，不用按学校规定办任何手续，免费旁听他给研究生开的整个专题。我一有时间就到图书馆翻阅过期期刊和最新研究成果。渐渐地有了一点儿入门的感觉。
回校后我的课受到学生的欢迎和鼓励，给全校开的公共选修课，各系同学也十分踊跃，人太多，只好在最大的阶梯教室开讲。我写的关于戏剧、诗歌、鲁迅、老舍的研究论文开始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受到好评。
然而，没有料到学校领导突然找我谈话，要我当中文系主任。我当然死活不干，拿定主意只愿教自己的课，过平静的日子。更换系主任我知道势所必然，因为原来德高望众的老主任聂文郁已经退休，接替他的一个是学物理的，一个是行政干部，当年新四军的小鬼。为人虽都不错，但毕竟对语言文学是外行。为什么相中了我，大概是看我业务上有些能力，更因为看我适于与大家相处。
中文系在“文革”中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派性的遗害还没有消除，我则以为无论什么派都是被“文革”发动者愚弄的受害者，我不问旧账，一视同仁，至于派性斗争当中表现的人品如何，我心中有数就是了。我是外来户，过去的恩怨与我并不相干，能够与大家和平相处，这可能是让我当系主任的重要考虑。
我细一想，这个系主任可不是轻松的差事，因为要当就要当好，不是做甩手掌柜的，不是当维持会长。他既要管老师又要管学生，既要管教学又要管思想管生活，特别是必须要有新的有价值又切实可行的思路和理念，并且和大家一起去实现它。这就得把整个儿人都投进去，那就打乱甚至打断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设计，而做行政工作免不了和上级打交道和政治打交道，这绝不是我的兴趣。
就在我坚持拒绝的时候，我的同事也是友人毛微昭的话起了不小作用。他说，要把这个系办好，总得牺牲一个人吧。这话把我潜在心中的老毛病勾起来了，既然是牺牲，自己不肯担当往别人头上推，有点儿不够意思。而且我要老实承认这里还有点儿私心。我自知没有作专家的大才，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当了系主任，忙，学术成果少，就有了托辞。
这个“一闪念”我没好意思跟任何人讲。另一个私心就是觉得这也可能是一个机会，把多年来我因之受难又不愿放弃的独立思考精神，以合法的途径扩散给更多的人，再由这些未来的教师影响更多的孩子，这不是很有意义吗！如果谁说我这是“贼心不死”我也承认。
就这么，硬着头皮，打起精神，又揣着私心，把事情接了过来，时间几乎都搭进去。而且，即使是为了给大家做个样子，教学科研还要说得过去。于是家里的事，教育孩子的事，都扔给了樵。
随之而来的要求我就没有这么听话了。那是刚接过系主任这个活儿没有几天，党组织带话儿来了，希望我写入党申请，说只要我表个态就批。
入党，本是我的宿愿。我始终清晰地记得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那天，在南开中学我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时那种神圣的心情。那是在听过党课之后，离我入团才一个半月，这时我才十六岁。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面对这敞开的大门，我却分外地冷静起来。此时，党员在我心中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光环，虽然还没有太多的反感。
我没有考虑再三就婉言拒绝了这份好意。因为我觉得党员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政治实在太可怕了，尤其是它的变数太多，不可知的隐情太多，我已经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此后必须躲它远点儿，不能往上凑。其次，当了党员必须听话，我可不能担保什么话都听。再有，党员要服从组织对他的工作安排，我是不想当官的，入了党将来想辞都辞不了。
特别是听到有人好意地开导我说，入党是提干的阶梯，这更促使我下了决心。入党就能得到好处，这是我最憎恶的。
我已经不再那么傻，不至于把心想的都摆出来。我向党组织表示的是，我现在私心杂念太多，党里边包袱够多了，不想给党再增加个包袱，还是让我先创造条件吧。领导上说，“你不入党会影响一批人”。此时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正在发展组织，和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业务骨干。
我表示，选择入什么组织是他们个人的事，反正我什么民主党派也不参加。后来，九三、民盟、民建都有人动员我参加，我一个也不入。
不入党给了我较大的自由，不想当官又不怕丢官让我少了很多顾忌，从此，我认为党委正确的指示就照办，错的就大胆提出质疑、商榷或抵制。我有了独立作出判断的自由，我成了最敢于直言的系主任之一。一次党委副书记在干部、教师大会上要求各系摆事实、梳辫子，开展“反自由化”运动，我不但在中文系拒不执行，还在教代会大会上联合一些老师坚持选举的民主程序，以致这位副书记最终没有如愿进入教代会的领导班子。
又一次，省上准备在青海师大基础上组建综合性青海大学，校党委书记未经民主讨论独自做主一口回绝，我在系主任会上当面坦率地批评他的失策和独断。一次管文教的副省长下令让我们中文系办个什么班，我系老师均认为不当，我当即公然拒绝执行。我说只要我还当系主任这事就不能办。结果抵制成功。
我是一个不听话的系主任，正因为“不听话”，中文系明显增添了生气和新意。
在准备接手系主任的那些日子里，我走访了每位教师，与大家探讨改革的思路。得出的共识是我们教学的核心目的不再是灌输知识，而是培养能力——更新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善于表达的能力。这其中，独立思考是我内心尤其在意的。经全系师生上下一心地努力，中文系的改革风生水起，很见成效。
我的运气不错，和我搭挡的系党总支书记张金亮与我相处极好，配合十分的默契，我几乎想不起任何一件事我们有分歧。虽然他动员我入党被我拒绝，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我的尊重。我也不见外，有时系主任会后校党委布置各系党组织下阶段工作安排，系主任里只有我是非党，我只好留下来作记录，回来给党总支传达。党组织在教师里发展党员，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某人品德不好不宜发展，就直率提出，他们也很尊重我的意见。
八十年代我所在的这所大学，民主空气是比较正常的。我和校党委书记虽然工作上常有分歧，有时不客气地顶撞他，但平时关系很融洽。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樵带儿子回了天津，书记也一个人在学校住。我和书记在职工食堂吃饭，常常二人一起伙着吃，我点个水煮牛肉，他就点个木须肉，边吃边聊，说话很随便。
我口无遮拦，爱开玩笑，有点儿没大没小，他反倒爱和我“拼吃”。大概因为我没有把他当做官，毫不拘束，他觉得轻松。这位书记是藏族，没有架子，挺有个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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