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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当代史
作者：范亦豪
第四章 重生记忆（一）
三十八、噩梦醒来日已偏
到底等来了可以申诉的一天，据说是打错了的给“改正”。
为什么叫“改正”，主语是什么，宾语是什么？我弄不懂。打错了，判错了，要纠正，一向叫“平反”，“文革”后平反了大量的冤案错案，为什么到我们这儿忽然变成“改正”了？有点儿微妙，是不好意思认错，还是有所保留？还是又设了一个圈套，再来个什么“谋”，考验你是不是真的服罪？
“可以申诉”，反右后期曾经动员过我，动员得很诚恳，说是“党一向实事求是”，我还是不敢申诉。又启发我“要相信党”。好，相信吧，讲了些实话。得，“翻案！”“反扑！”“不老实！”“不服罪！”又是一轮批判，前边的一切低头认罪，几百页的检查交代都白费了。六二年又一次说可以申诉，我聪明了，不信。好不容易摘了帽子，别再惹事了，我不上套儿。“帽子拿在人民手里”是当时用熟了的话，再给你戴上是手到擒来的事。那个书生气太多的邹树民不就是“二进宫”的吗！
但这次大势显然不同了。毛主席死了，“四人帮”抓了，“文革”叫停了，四十二岁的我也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我登上东去的列车。既然可以讲理，当然要说说，争取恢复历史真相，讨回公道。在火车上我写道：“我的头应该抬起来了。二十一年了，我仍然是那副骨头，那副性格。”我在给自己鼓劲。
在北京火车站，一下车就见程祥徽和王宁来接站。程是我的难友，北大王力教授的高足，分在青海民院，“文革”后跑到港澳，日后当了澳门大学文学院长。王宁是我北京师大的老同学，青海师大的老师，此时在北京师大给陆宗达老先生当助手，今天已是北京师大博士导师，著名的训诂专家。
老程对我的“改正”很有信心，说我的申诉应该是论辩式的。他知道我和林锡纯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人民日报》反右的第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而事实证明我们的意见完全是对的。王宁却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她说北师大中文系当年打了一百零九个右派，现在改正工作阻力还不小，跟他们吵了一通，才开始打破僵局。她担心错过了时机有可能收，大门一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开。这种情况以前不是没有过。她还怕因为我是极右，也许会作为反右斗争的“成果”保留下来。
王宁以她的侠义心肠跟办事的人据理力争，甚至手把手地教具体办我案子的人一条条地辨析。我大学时的团支书张恩和（后来的北京师大和中国社科院教授）与团小组长朱东兀（日后宁夏大学教授）也到我的住处来鼓励我，给我出主意。二十多年违反历史规律的惨痛教训给很多人带来了清醒，老同学们的殊途同归以及他们的良知和理解着实让我感动。
但阻力依然不小。在校园里，我遇见一个当年在西郊农场的难友，原来中文系的助教，摘帽后留在系里工作，问他申诉了吗，他摇头。问他为什么，他看了看周围，小心地苦笑了一下。
这笑里含着很多的不好意思，为了自己的胆怯。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心中一阵悲凉，很多难友，腰压弯了，灵魂的腰也压弯了。
这真怪不得他们。翻开当时《人民日报》关于“改正”工作的报道（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就能看到，“改正”要“以一九五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依据”，还说做好这个工作“既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又维护了反右斗争的成果”。大前提仍然是在肯定反右运动，标准还要遵循，成果还要维护。而参与这个工作的人员，拿中文系来说有不少就是当年的左派，是反右的受益者。他们多年来习惯于“一贯正确”的思维定势，要否定自己比较困难。有些人又没赶上反右，不了解情况，要让这些人转弯子需要一个过程。
系总支书记刘漠是后调入的，是个心地善良的同志，我和他谈了自己的情况，他很同情我们的遭遇。听说他在干部会上读了难友们寄来的申诉信，他们的冤屈和苦难经历让这位书记不禁落泪，也很有些人受到感动。经过“文革”，很多原来的左派也尝到过蒙冤的滋味。然而阻力并不容易排除。
我在焦躁不安当中等待。
前不久看到一篇回忆文字，是当年我那个班的党小组长孙一珍写的。我才实实在在意识到，这些老同学当时的担心真不是多余的，那完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孙一珍说她参与了原班右派“改正”工作，这个班的右派全部纠正过来了，但“校领导为了体现反右派不是全错，而是扩大化的政策界线，经过研究决定效仿人民大学留一个右派分子，那就是在中三（二）班的范亦豪”。经过再三据理力争，为我说了很多好话，学校领导终于接受了中文系的意见，范亦豪和全校数百名右派同学一起得到纠正。
知道这个内情，一位老朋友笑着对我说：“可惜啊，只差一步之遥老兄就是熊猫级人物了！”其实，可以理解，学校的原意是追随了某种中央精神的。但，万一当了大熊猫，我与林希翎作了伴儿，然而又是国内的唯一，我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我想像不出，或者说简直不敢细想。
也许就是多方的合力，经过若干周折和不愉快，我领到了那张改正的通知。没有留尾巴，而且格外好意地在给我临时所在单位西宁体校的信中强调“该同志当时在校学习成绩较好，业务能力较强，建议你校将该同志调到高等学校去工作，以发挥其业务专长”。对我很够意思了。
若是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对右派错案的否定是大势所趋，只是早晚的事。既然要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既然要从破坏中国转为建设中国，解放知识分子是非走不可的一步。而不肯彻底否定反右，坚持在原来的框架内模糊处理，还是因为不敢触及造成灾难的根本，但这种自相矛盾的尴尬也只能维持于一时，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如果此案不决心彻底清算，悲剧的重演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三十九、想起右字号的师长们
在赴京“改正”期间，我会见了一些当年的难友，并且在后来陆续得知很多遭难的师长和同学的情况，有的令人庆幸，有的令人感叹，有的令人唏嘘。
打成右派的同学大都发配边疆。病的病，伤的伤，死的死。有的劳教，有的劳改，有的被判死缓，有的到处流浪，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强奸，有的被游街陪法场，有的多年在深井挖煤，有的干各种杂活糊口，有的投河自尽（小女儿也随之赴水）……
都“改正”了，但无数惨状无穷摧残怎一个含糊其辞的“改正”可以了得？
我还特别为我那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感到惋惜和痛心。当年的北京师大中文系名家荟粹，为全国仰慕，中文系的人自豪地称这个专家群体为“十八罗汉”。反右以后，一举擒获八位教授，元气大伤。这八位是美学家、一级教授黄药眠，民间文学泰斗、一级教授钟敬文，古典文学专家、文艺批评家李长之，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诗人穆木天，俄苏文学专家彭慧，国学大家启功，中国现代文学教授陈秋帆，语言学家俞敏，这些都是“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民族精英、文化精英。当年的他们大都四五十岁，正处在学术的巅峰，却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竟然一点儿都不心疼，一点都不可惜！
想起“文革”后期我从青海回北京时去师大那次，在学生宿舍区枣树林，远远见到俞敏先生在前边踽踽而行，提着个布袋子，大概是买菜回来。我喊：“俞先生！”
先生抬眼看着我，半自语地说：“有年头儿没人管我叫俞先生了！”招呼我：“走，家里坐会儿。”
他知道我不会跟他划清界线。他的家（如果还可以称为“家”）在不远处新北楼学生宿舍一楼，阴面，一间小屋。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棉袄被褥、书本报章挤在一起。支着双层床，他和老伴住着。屋里冷，也为了做饭，生着一个煤球炉子。一个小桌上还有个围棋盘，上面有一部残棋。
俞先生曾是业余围棋健将，现在可能是在用研究棋局排遣忧烦。也可能是他超常的智力在专业上无用武之地，只能用研究棋艺发散一下。围棋可是好东西，它跟象棋不一样，怎么说也没有阶级性，俞先生玩儿这个应该最安全。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俞先生一向过于率直又从不掩饰，所以直到“文革”结束还没摘帽子，所以日子里还少不了劳动。这样一位通晓英、法、俄、日、梵、藏多种语言又极富学术独创精神的语言学大家，一个国宝级人物过的竟是这种日子，就这样，毁了他二十多年的学术生命。
我的李长之先生就更苦了。二年级他给我们上课时就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穿着洗旧了的黑色长衫的先生吃力地走进教室，吃力地登上讲台。当右派这些年真不知他是怎么过来的。李先生个子不高，戴一副老式的黑边眼镜，把中国文学讲得十分动情，尤其是讲到司马迁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文学史专著，是极有个性和感情色彩的论著，没有一点儿八股气。
四九年前李先生和吴组缃、林庚人称为“清华三剑客”。我在“文革”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翻阅三四十年代报刊才知道他是位十分了得的批评家，有人称他是“伟大的批评家”。他的文章极多，涉及广泛，反应敏锐，分析透辟，文采飞扬。据说他一天可轻松写得一万五千字的论文，是乃奇才。
早在一九三五年李先生才刚二十五岁就写出了鲁迅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著《鲁迅批判》。它的出版得到了鲁迅先生热情的关心，为他看过付印前的稿样，订正过其中的著作时日，连封面上的鲁迅像也是先生自己提供的。可惜在大陆多年见不到这本书，直到一九九五年我在日本教学时才在图书馆借到，是它的初版本。读了这本书，你可以知道什么是独立的批评家的品格。他对鲁迅十分崇敬，但对鲁迅及作品的评论是凭自己的艺术感觉和理性分析，有褒有贬百无禁忌，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难以超越的经典。但他主要就是因为二十年前对鲁迅的“批判”（其实就是评论）打成右派的，并且迟迟不给摘帽。
据说病中的李先生曾要求派助教帮他完成中国文学史后续几卷的编写，始终不被允准，而在一九七八年过早辞世，留下了他终身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我那两位老师穆木天、彭慧夫妇则在“文革”中双双被迫害致死。在外国文学课的讲台上，穆先生，胖墩墩地，圆圆的脸上一副超深度近视镜，没想到他曾经是象征派诗歌的大将，不但是理论的奠基人，更写出大量迷人的新诗。我是多年后才读到他这些诗的，而且立刻就让它迷住了。
他说“诗是要暗示的”。但不是让你猜谜，他用光感、色彩、音乐的美和律动，让你掉进他用细腻的语言营造的意境里。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么美的诗和印象中这位胖胖的老先生联在一起。但他的直率却跟他敦实的形象十分匹配。
他精通法文，翻译了许多法国名著。学生们都记得他曾告诉我们：“读巴尔札克的小说，不能看傅雷翻译的，要看我的。”多年之后我才懂得可能是傅雷的文字太雅，失去了原作的俗，而穆先生的译文保留了土气，也许更接近原作的味道。穆先生说话可真够直的，这就是个性吧。可这份直、倔，加上知识分子让人恼火的民主意识和天真，让他不为这个时代所容，早早走了。穆先生是南开中学一九一八年毕业生，比我早三十五年，也算校友吧。这让我对先生多了份感情。
误的误了，走的走了，留下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这些“剩下头尾的鱼”，还要活下去。那么以后的日子，我的后半生，该怎么活呢？
我冷静地知道，今后的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做点儿有限的事情，而前提是悟。
四十、好一顶帽子
成了“改正右派”，尽管离“平反”也许还有一大截子路要走，但也算恢复了我的清白，在二十二年之后。此时我已经没有了激动，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可弥补不可挽回的太多了。
背着冤案熬过八千个日夜，多难啊！有人把这叫做“噩梦”，我真希望它是梦呢，可惜不是。
我多少次，早上醒来，在朦朦胧胧之中紧闭着眼，在心里对自已说：“也许那些都不是真的，也许是魇住了，是手压在胸口上弄成的噩梦？”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睁开眼睛，期望着原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是梦。
可是偏偏都是真的，实实在在，我还是那个“右派”。一天天的盼望，一天天的破灭，二十岁的我直熬到四十三岁！八千个日夜啊！这是什么滋味！
想想这个过程的漫长、艰难和荒唐，你脑子里会跳出“残酷”二字，然而，这一切哪里是“残酷”这个词能承载得了的！
但我毕竟是活着等到了“重新作人”的一天，我感到幸运。而能坚持到幸运来临的这一天，我最要感激的是樵。我和樵在王府井的北京照相馆照了张相作为纪念。在相片的背面我题了四个字：“炼狱之后”。相片上相濡以沫半生的我们已是一对憔悴的中年人。
在日记里我说：“樵，我吻着你每一条美丽的皱纹，每一丝纯洁的白发——这都是我的啊！”
回到青海，我突然感到极度的疲倦，好像是长途地只是在意志的支撑下走完了艰难的路，太累了。我的心注满了苦酒，心被它浸透了，即使把苦酒倒了出来，留下的仍然是苦味。在受难的日子里我很少流泪，现在我反倒常常伏在桌子上呆呆地任眼泪去流淌。二十二年的创伤，露着鲜红的肉色，今天要缝合它，不免要触得更疼的。
这就是“痛定思痛”吧？我控制不住地常想，既然事实证明不是恶意进攻，而是善意进言，为什么会费尽心机地陷我于不义？为什么用“右派分子”这块巨石压在我头上，一压就耗尽了我整个的青春？
经过很久很久地苦思，我开始了悟，我告诉自己：不是你犯了错误，而是“犯了正确”；不是对方误解了你，是你“误解”了对方。你错把对方理想化了。你以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公民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说自己的话。错！领袖的思想、领袖的语言是你唯一的选择！这是维护专政的需要。你犯了大忌，怎能不整？
我有了答案，尽管还不是终极答案。
从此，我豁然开朗。
回顾此生，如果我在当年不是因虔诚和轻信走了这条路，我将有怎样的人生？
我可能委委琐琐谨小慎微地过一辈子，有了平安，但失去了灵魂。我或者留着心眼儿而成了左派，因此还可能走上仕途，那我将会在无尽无休的斗争当中干下多少昧着良心的事，伤害多少人，欠下多少良心债！……
不，我不愿意这样活着。我选择了一顶好帽子！我为自己当了一个正直的右派而自豪！
这并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右派这副重枷我戴了二十多个年头，当然使我失去了很多，可是我却因此得到很多宝贵的东西。
－－人生一世贵在体验，包括外在的内在的。因帽子而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砥砺我自珍，也迫使我自律。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有益。因此我远离可恨的腐败，值得庆幸。
－－磨练了意志和胆量，开阔了胸怀。“曾经沧海难为水”，小漩涡乃至七八级风浪，已经不以为意。有时竟可达到轻生死的境界。
－－不再有攀升的幻想，安心于在“卑微”的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
－－逃避了可以伤害人的位置。在翻来覆云的残酷斗争中只有挨整的份儿，不大能也不愿伤害别人，因此内心是坦然的，我没有欠良心债。
－－阅尽了鲁迅所说的“世人的真面目”，也深切感受着人间的真情。在无价的真情面前，歧视和冷酷都失去了分量。
－－因为自己饱受误解和委屈，所以不愿轻易误解别人。多了些对别人的宽容，也多了些同情心。
－－知道了生活的复杂，也有助于理解生活中的各种人。这对教学生，对理解文艺作品，对学术研究也大有帮助。
－－由于深受其害，因此尤其憎恶大小骗子和各色打手，对种种为非作歹怀着近于嫉恶如仇的痛恨。
－－正是多年在最底层过活，使我从不轻慢和歧视无权无势无钱的百姓，有一种强烈的平民情怀和平民的自尊，我深爱自己的布衣感。
－－因为弄了个不明不白的罪，就不能不让我常常关注真相，常常刨根问底。
－－使我始终从平民的视角看取这个世道，从而静观大舞台上的表演，难再轻信谎言，而坚信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绝对必要，因而一步一步地明白了。
……
这些无一不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我选择了这么一顶好帽子，不后悔。
然而，这桩冤案毕竟是我的悲剧。
这个悲剧最深刻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被迫害，而是被愚弄，长期的被愚弄，并且是和全国人民一起。
当年我自以为崇尚独立思考，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真的走出愚昧，在我被反右以及此后很多年，我主要还是当了个愚忠的角色。在领袖思想威力的作用下，在批判和压力下，我确曾以为自己是犯了罪。我虽然曾经说过“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也应该通过自己的脑子，想想对不对，再决定是否拥护”，而被视为大逆不道严厉批判，其实我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依照惯性无条件接受的，很少真正独立作出判断。我强迫自己想通、接受领袖的一切决策，包括“三面红旗”“文化革命”甚至“红海洋”“忠字化”，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才因震惊而清醒，开始从迷信中挣脱出来。
可是从另一角度看，在监督改造期间假如我没有用这份愚昧扭曲自己，不用说不能减轻处分摘掉帽子，很可能还会被送到哪家大墙里去。这么说，我的为上边所需要的愚昧还保护了落难中的我，这不是更可悲吗！
巴金曾经自责说，“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无条件地重复，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在我们的中国有几个人不是如此呢！愚昧在中国传统迷信和现代迷信的深厚土壤中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这已是非常牢固的集体意识。
五四的先驱们号召“冲破思想的牢笼”从而达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精神前进了多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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