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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gif ——我的个人当代史

 

作者:范亦豪


第三章、大山记忆(三)

 

二十七、可怕的见面礼

结束了五年的等待、思念,我们再也不想继续过山长水远相隔两地的日子。可是那时谁都知道党有个政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能调入八大城市。沈阳是八大城市之一,调进沈阳,想都别想。大城市、大学、俄苏文学专业,又离北京不远,哪一样都值得留恋,樵毅然决定放弃:“多远、多高、多冷、地方多落后,改教中学,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和咱们的家,只要在一起,就是一切。未来,让我们一块儿面对。”辽大也知道不可能把樵留住。

她以超常规的速度办了调动手续。同样让我感动一生的是樵的父母兄弟,对樵放弃辽大,调到偏远的祁连山,而且可能是一辈子,尽管十万个舍不得,但谁都没说一句劝阻的话。这种大情大义,无论在过去和今天的社会都是极为难得的,为此,我一生感念。

六月,我搭上开往西宁的一辆卡车,翻过达坂山去接樵。从北京上车,到西安中转,在硬席坐了两天两夜的樵,虽然有些倦容却比任何时候都明丽动人。看着她光洁细腻的皮肤,我忽然担心高原的风雪将会加给她多少摧残。但兴奋还是掩盖了那隐隐的忧虑,我们开始找车去门源。那年头找车又没有“关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客运站的车是不定期的,也是卡车,而且票很难买到。

碰了多少钉子之后找到海北粮食局的一辆要回门源的车,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还不算挤。这些乘客几乎都是门源的老乡,他们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袱,有个妇女小心翼翼地抱着个一尺多见方的镜子。我们放下行李,坐在上面。樵这时已经怀孕四个月,我们紧紧靠在一起,我的手时时把她托着一些,尽量减轻颠簸。

门源距西宁有二百六十多公里山路,要翻过海拔四千多公尺的达坂山,路况又很差,如果不出问题的话,汽车也要走一整天。这辆卡车偏偏老出毛病,边走边修,走得很慢。山路已经不仅是九曲十八弯了。沿着盘山公路翻过一架大山又是一架大山,汽车吃力地一步步攀升,像一头老牛,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

夏秋季节的达坂山景色是很美的,多种色彩的植被,用有层次的图案勾画出垂直气候带的轮廓。从下往上看,绿、黄、红,最上是白雪的顶端,再上面就是极干净的蓝天。清冽的溪水几乎一路陪伴在公路旁,哗哗地流着跳着。

但是进了大山,山势越来越陡,樵也无心向我问这问那了。车一直在刀劈斧砍的陡壁和深涧之间行进,司机稍一不慎或撞上突然掉落的巨石,车就有掉下百米深谷的可能。尤其是翻过最高处的垭豁之后,到了山的阴面,下山的路几乎终年堆着积雪,路面常常结着光溜溜的冰,而山势更陡,路又更加曲折。到了这里往谷底望去,常常能看到失事汽车的残骸,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天很快地黑下来,更冷了。看着无尽无休的路,樵不由得感慨道:“好像快到天边了!”

终于开到了山下,门源滩一马平川,大家都松了口气。司机放心了,这段最后的平路交给了徒弟开,自己也休息一下。汽车跑得飞快,远远地看到了门源县城的灯光。

我告诉樵:“你看,快到了!”正说着,汽车突然“嘭”地一声猛然跳到半空,重心失衡,把整车的人扔了出去。

这一瞬间,我的后脑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就失去知觉,抛到两丈多远的路上。樵临危没乱,头脑清醒,只记着保护肚子里的孩子,急忙把刚才司机好心借给我们的皮大衣抱在怀里,人跟着就飞了出去。

落地时皮大衣垫在下边有了缓冲,只是前额擦破一些。她睁开眼看,我趴在不远处一动不动,赶快爬到我身边。

一摸我的头,一手血,吓得不轻。我昏迷了一会儿醒了过来。回头一看,大卡车翻了一半,侧立在公路上。想一想,大概是屁股旁边的工具箱飞起来把我打昏的,好像问题还不大,樵这才放了点儿心。

十几个乘客摔得有重有轻,东西散落一地。那个一直抱在怀里的镜子摔得粉碎,把公路点缀得星光闪闪。几个妇女哭天抢地地喊。樵的皮箱也摔裂了,好在人还安全,东西就不在意了。

出事的原因是老乡浇地在公路上临时开了个水沟,车开得快,天黑,徒弟又没经验,车让水沟弹了起来就控制不住了。还算万幸,如果卡车不是横着立在路上而是把我们扣在车下,后果就很难估计了。

过了一会儿,司机叫来了一辆车,把全车的人都拉到州医院,检查,包扎,幸而都是轻伤。樵的前额贴了张纱布,我的头缠上了绷带。因为后脑撞伤晕了好多天。

祁连山中学的几位老师接到医院的电话,赶来接我们。谁也想不到是在医院迎接樵的到来,但也都为我们的平安而庆幸。等我们这一队人马走回学校的时候,已经过十二点了。

在我们家里,几个学生早已生上炉子等了大半天,屋子暖暖的。看到新来的王老师,同学们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兴奋。他们的笑容就是对我们的祝福。他们当然喜爱王老师。

没想到祁连山给樵的见面礼竟然是一场车祸,青海给她个下马威。

但樵微笑着说,“我就能让你逢凶化吉,我是你的吉祥物。”

真的,几十年来这话一次次应验了。可是你保护了自己吗?

二十八、樵如是说

樵后来这样回忆说:

在那些压抑灰暗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进入幻境,甚至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我恨不得变成一个什么东西,能一个跟头翻到那个远在天边的高原小镇,和他一起再跨出一步进入蛮荒,去做真正的世外人,过彻底的自由生活。但是我们毕竟没有修炼成什么神或什么鬼,可以不食人间烟火。我们是普通人,是要吃饭的。丢了工作就没有工资,脱离户口就没有粮票。要摆脱一切桎梏得到自由,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我不得不回到现实,立即给他写信,帮助他分析“堕落”成右派的思想根源,敦促他努力改造,尽快回到人民队伍。这似乎是唯一出路。

从五七年到六一年,整整五年,我们在等待一个约定的时刻。终于,在六一年底,临近寒假时,电报来了,他摘帽了。顷刻之间,天蓝了,心宽了,自由的罡风冲开了多年的监视、戒备、欺瞒、压抑。我高高扬起电报,向人们公开我们的恋爱关系。我立刻奔向学校的办公大楼向有关部门提出我要结婚,并顺利取得介绍信。

寒假,我们回到京津。在天津家里举行了没有仪式的结婚典礼。

一九六二年初,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极端困难局面初步得到缓解,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供应之外的高价食品,例如糖果点心。供应内的平价糖块是用古巴糖制作的黑色糖块,七八毛一斤,而高价糖却是包装比较精美的牛奶糖或水果糖,最便宜的五元一斤。我们大方地买了许多高价糖,来往于京津拜亲访友,发送喜糖,让大家分享我们甜蜜的喜悦。

六二年的春节期间瑞雪纷飞,雪后的天空格外晴朗。我们俩来到景山公园,上到山顶。这里那时还是北京市区的最高点,目所能及的景物在白雪的映衬下似乎都在眼前,让我们感觉到已从黑暗走向光明,希望已来到面前。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发现天是那样高远,地是那样洁白,天地是如此开阔,我们的心是如此宁静舒畅。我们在山顶拍了一张眺望远方的合影。我把照片上的头部剪成了一个心形,镶嵌在婆婆送我的项链的心形小盒中。

要开学了,我们必须再次分别,这次是真正的“新婚别”。但因为这次团聚是这些年来最长的也是最愉快的团聚,也确信这将是最后一次告别。所以告别不太悲惨,心情也不很悲伤。

回到沈阳,我面临又一次的选择。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许多选择。无论选择什么一定有得有失,所以在关键时刻人们常常会举棋不定徘徊犹豫。但也有人坚定果断,义无反顾。

我当时的处境可谓优越。高校教职,喜爱的专业,离家很近的大城市。但我放弃了阳关道,选择了独木桥。我选择了团聚、家和自由,也就是边疆、山区、中教和艰苦,而且毫不犹豫,轻松愉快。

幸运的是我家的宽容和理解,对我的擅自决定和一意孤行,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没有一句责备和劝阻,只是默默地为我准备着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这让我深感愧疚的心得到很大安慰,放下了最大的一个心理负担。

六月中旬,妊娠反应稍许缓解后,我开始了回自己家团聚的长途旅行。火车一天一夜到西安,再转车一天一夜到西宁。翻越达坂山还需要一整天的汽车行程。

在“之”字形的盘山公路上,汽车缓慢地爬上一重又一重山峰,越过一个又一个险隘,让我充分领略 千山万壑重山峻嶺的风光和天涯海角的意境。汽车到达最高峰时,太阳已经下山。冷风袭来寒气逼人。我们加上秋装还是难抵寒冷。幸亏司机看我们衣着单薄,扔上来一件老羊皮大衣,我们俩人裹在里面感到十分温暖。汽车下山时沿着山路快速冲到山脚,驶上比较平坦的公路。

高原的夏天,天黑得很晚,下了山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天刚擦黑。就在已经看到县城的灯光即将到家时,车翻了。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种了。在这个即将梦想成真的瞬间,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差点逆转成一场悲剧。

苍天保佑,我们总算安然无恙,平安回家了。

在六、七十年代运动不断,阶级斗争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环境中,我们期盼的平安、自由、正常的生活还是遥遥无期。

二十九、有了一个家

樵来了,我给她的只是一间用土坯墙围成的小小宿舍。

多年的改造使我已经容忍和适应了土烘烘的环境,土烘烘的日子。樵的到来,我那小窝猶如白雪公主降临,立刻变得光鲜、整洁,加上她带来的小花瓶、小相框、小雕塑点缀着家的情趣。

离学校不远处有一座旧庙,民主改革后成了一个制作木桶的作坊。我们在那里订做了一个洗衣的木盆,取货的时候才看到那是一只极其粗糙的傢伙,盆底竟是不规则的椭园。用这只木盆,樵洗净了我里里外外的衣服和被褥。

她打开我的箱子,几年的劳动我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破的糟的。樵说,这些东西尿布都当不成了。我回答她的只有苦笑。以后十几年樵不但把全家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学着自己做衣服,做大人的和后来的孩子的。

门源是多风沙的地方,有时沙尘暴(当地叫烟炮)刮起来天昏地暗,白天可以变成黑夜,上课时竟至看不见第一排的学生。门窗是漏风的,但樵永远可以让家保持得一尘不染。她为自己的酷爱整洁找理由:让文明的习惯回到原始,这个“改造”是倒退,是荒谬。

她的这个理论提出的实际上是应当由谁改造谁,由什么改造什么。当时这是不敢深入和展开的论题,樵也到此为止,只是独自坚持着她的习惯,并改造着已经被“改造”了的我。

我们十来平米的小屋里奇迹似地摆放着一台星海牌钢琴。那是全州唯一的一台,因为我教语文、历史的同时兼着初一初二的音乐课,谁让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呢。樵和我都没学过弹钢琴,但樵出自天性,很快地自己摸索着开始弹出简单而优美的曲子。

樵坐在钢琴前,美丽、端庄、典雅,悦耳的琴声从她手下流出。我常常痴痴地看着她,心里被幸福的温暖充满着。但是没过几个月,州上把这台钢琴调拨到州文工队去了,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分配给樵的课是高中一个班的语文和初中的世界地理。樵讲课的声音从来不大不高,但课堂十分安静。她从不训斥学生,可是即使最调皮的孩子不敢也不愿跟她捣乱,我想那大概是因为她的庄重、美和对学生的尊重。

樵十分认真地准备每一节课,从没觉得当过大学老师又深受大学生欢迎的老师改教中学是小菜一碟。她能把学生的求知欲调动起来,让学生在上课中感到充实的快乐。世界地理完全不是她的专业,可是经她一教,学生们忽然对世界地图和外国的事儿热心起来。

晚上,在宿舍里,我们各自在办公桌前备课,批改作文,即使不是讨论问题,也时不时地抬起头来互相看看心爱的那一半儿。九年前大学图书馆的情景在这山中的小屋重演了,梦想成了真真的。开始那些日子,我常常会恍惚地疑惑是在梦中。

可是物质生活当时极为低下,门源县这座古城只有一条半有零星商铺的街道。三年大饥荒刚刚过去,那全城唯一的副食店里空荡荡的,一年到头只卖着人们挑剩下的萝卜和干海带。樵怀着孩子,我们却只能吃食堂那一人一份儿的青稞馍和土豆片。在樵到来之前我在校园里分到半分地。课余背上背斗到校外城墙根拾了一堆粪干儿,每棵土豆都施了底肥,秋后大丰收。这半麻袋洋芋就是樵唯一的营养加餐。

我们的小天使降临了,那是在六二年十月底,祁连山里已是冬天。夜里,突然临产,我急忙借了辆架子车,从城北急速拉到城南的医院,一路坑坑洼洼,幸而没颠出事儿。

生产很顺利,也因樵的不娇气,直到分娩的那天她还在上课、干活儿。几天后,阳光灿烂的中午,还是那辆架子车,最哥儿们的同事老吴、老谢帮我把樵和孩子拉了回来。

天气已经很冷,生一个小花盆炉子在屋里还会冻手,一夜过后桶里的水会结厚厚的一层冰。没有任何育儿经验的我们恪守书上的规定,每天还要给孩子洗澡。办法是我跪在床上弯着腰披着棉被,撑起一个“帐篷”,樵在“帐篷”里操作。

樵给孩子起的小名叫“小真”,纪念着因为真而遭到的一切,和因为真而得到的一切。小真非常可爱也非常乖,同事们纷纷来帮忙,你抱一会儿,他抱一会儿,这成了他们的乐事。

产妇和孩子的营养是难题,按当地的标准,生孩子只批给二斤红糖,五斤羊肉,别无特殊照顾。五十六天产假结束就上课,奶水很快就没有了。幸亏大家帮助换了些细粮,远在广州的老同学谢孟禄还寄来国外亲戚送给她的奶粉,勉强应付一阵。

后来市场上开始卖一种极粗的大饼干,有点儿甜味儿。我们就把饼干泡在奶瓶里,奶嘴剪个方方的口子,给小真当奶喝。小真从不挑食,大口大口吃着这种代乳品,居然也长得还算健康。

远在天津的奶奶极其喜欢女孩子,多次来信要我们把小真送到天津抚养,这使我们很纠结了多日。眼下的生活条件,让我们不能不担心长此下去孩子自幼缺乏营养会影响一生的健康。送到天津吃得会好得多,而且能受更好的教育。可是我们实在舍不得小真。她是我们爱的结晶。

我常想她也许是在樵的身体里苦苦等了好几年,所以刚一结婚就急不可待地受孕降生了,而且是那么可爱,怎能忍心送走呢?我们更知道亲自抚养长大,这种亲情是极为珍贵的。

最后,为了孩子的健康,也为了慰藉因两个儿子都远在边疆而甚感孤寂的父母,决定暂时把小真送回去,待到长大些再说。于是在次年暑假,孩子八个月就把她送到了天津,于是,此后每两年哪怕借债也要回内地一趟,是去看望双方父母,也是因为太想念这个孩子,想和她尽量多相处些时日。

此后几年我们一直不想再生个孩子,到了“文革”,母亲遭到批斗,我们在青海还比较安全,很想把小真接来。可是奶奶在信中说每次被批斗之后常想自杀,而回到家看到可怜的孩子在眼巴巴等着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孩子让她有了忍辱活下去的力量。看到此情景,我们怎能把小真从她身边接走呢?

小真在天津渐渐长大,因为家庭的关系,越来越感到精神的压力。爸爸是摘帽右派,奶奶右派帽子迟迟没人给她摘。一九六六年,四岁时的小真亲见家里被野蛮查抄的过程,知道白发苍苍的奶奶在单位被批斗,每天干的是苦力活。在恐惧和歧视中长大的孩子早就懂得必须谨慎地活着。上了小学,别的同学都是红小兵,小真没资格,成了异类。后来我们从革委会开了证明,证明她父母在“文革”中无问题,这才让小真戴上红领巾。

第二个孩子--一个儿子,是与姐姐相隔八年后降生的。那是在“文革”中期绝望的阴影有所减弱之后,才决定再要一个的,否则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总觉得不像个完整的家。樵给他取了个小名叫毛毛。因为他那么轻,那么小。

我赞成这个名字,我调侃地对人说,谁也不敢在这两个字上打×或者倒过来写。“文革”毕竟是太长了,他整个幼年几乎都是在“文革”的喧闹混乱中度过的。那时节最隆重的集体行动就是隔几天就到来的欢呼伟大领袖最新指示的发布,指示偏偏常在晚上甚至深夜降临。每到这神圣的时刻,每个革命群众都要自愿地被紧急集合,上街去欢呼,然后各路人马浩浩荡荡到州革委会去报喜。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到领导机关去报喜,难道他们从不听中央台的广播?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不论是什么指示都要“欢呼”。譬如,最高指示“订计划要留有余地”之类都要把锣鼓敲起来,红旗打起来,花炮放起来,上街走一圈。我们最怕夜晚的欢呼行动,孩子太小,刚上幼儿园,而我们俩都必须参加。只好嘱咐毛毛在家里不要出来,可是往往行进到半路,毛毛会在游行人群的腿底下钻出来,睁着兴奋的眼睛串来串去,真让人担心。

幸亏那时候还没有拐卖孩子的,否则怎么得了!

三十、杜甫给我招了祸

整天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渐渐悟出来,这个穷乡僻壤确实需要我们这些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来开发,这贫瘠干旱的土地确实需要文化来灌溉和滋养。

不管那些发配者的主观的政治意图是什么,但我们在这里无疑是有价值的。祁连山中学的骨干教师几乎都是内地重点大学毕业的,有南开大学的,四川大学的,北京师院的,上海师院的……从北京师范大学来的包括我们俩就有三个。从青海师范学院毕业分来的也有相当出色的老师。我们在一起辛勤地耕作,使这所学校成了一块文化绿洲。这里的状况在当年大概还不能算是特例。

樵和我在这里很安心。我们在生活和待遇上没有奢求,简直没有动心思去计较。我们只想躲开那永远不明白的政治,躲开那些阴谋阳谋,躲得远远的。我们只想安安静静地教学生,让他们有修养,有知识,有独立的头脑,有比他们的前辈好得多的前途。樵和我的努力得到了师生和家长,以至社会的认可。

但是,依据最初级的社会经验,我们也懂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忌妒,这个人性中的毒虫,只要有人群就有它的存活和为害的土壤。可是我们也为难,总不能为了避免忌妒的危险,就不好好工作或故意埋汰自己吧。

和所有善良友好的同事相比较,我们不难感到那位自诩贫农出身的语文组长刘某和他背后那位党支部副书记王某对我们异样的态度。他们那两双眼睛在皮笑肉不笑的脸上透出难以捉摸的东西。世界是复杂的,什么都会有,我们明白,我们不喜欢他们在一起时一天到晚说的就是哪个乡党(陕西话“同乡”的意思)当什么官儿了,哪个乡党是几级干部了那套官场经,于是敬而远之。我们不可能去附和他们巴结他们,但绝不想惹他们。

还是怪我太书生气,怪我不接受教训。

那是一次刘某的观摩教学之后的评议会,他给初三班讲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以愈是十足自信愈要显得谦逊的态度征求我的意见。我本想什么意见都不提,但他似乎十分诚恳,我明明有意见不说岂不是对他的诚恳的怀疑。我真是太没记性,忘了虚心听取意见中藏着的险。

另一个原因是我以为他把错的东西讲给学生而不知纠正,对学生也是不好的。我还是拗不过我说真话的本性。

我在把他肯定了一个够之后说:“有一句诗的解释还可以再斟酌。你把‘雨脚如麻未断绝’解释作:因为床上被雨淋湿了不能睡,所以在床下转来转去,雨地上踩出了密密麻麻的脚印。这好像不大准确。我以为雨脚是雨的末端。整个意思是漏到屋里的雨丝像连绵不断的麻一样,形容漏得厉害。从构词讲‘雨脚’和‘日脚’‘山脚’类似,是‘雨的脚’,而不是雨地上的脚印。”我一再小心地声明,自己的理解也许不对,只是提供又一个解释,仅供参考。

我说得很客气,但刘组长的脸已经黑了下来。他无法捍卫他的解释,但表示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会议不欢而散,从此那皮笑肉不笑也不见了。

期末,全体教师的总结会上,刘组长突然站起来,厉声地抛出了他对我和樵揭发的二十一条,语惊四座。

这二十一条包括各方面,如:戴右派帽子时的老实和朴素是装的,摘了帽子骄傲了,结了婚皮鞋都蹬上了;下雨天一男一女竟合着打一把雨伞;学生们羡慕这两口子,把他们当成理想,当做学习的榜样;范当食堂管理员时刮学生吃过的拌汤盆子,丑化社会主义……

此后,每到年终总结会就要给我一个厉害,而且步步升级。我三次被加封为反党集团头子。成员都是教师,最大的一次反党集团多达十二个人,当然每次都有樵在内。此时铁校长已经调到河南去当县长,接替他的是原《祁连山报》的总编辑很有才气的仇校长。他曾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蒙冤,弄到祁连县的八宝农场劳教,平反后调到祁连山中学。

仇校长当然明白这些攻击的来由和荒唐,但是对极左你是拦不住的,否则你就是右。于是听任他去放砲,校长始终不表态。而在平时,仇继续一直使劲地用我,让我写剧本,写材料,编节目,办墙报,组织和指挥合唱队,主持纪念屈原和其他活动,观摩我的课堂教学等等,这些对刘某和王某无异火上浇油。

在又一次总结会上,刘又开列了我的多项罪状。他还把我推荐到墙报上发表的学生习作《小草》当作我反党的罪证。这篇作文歌颂了小草不怕狂风暴雨的顽强的生命力。作者是一个家庭出身为富农的学生。富农--右派--不怕狂风暴雨--即不怕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都联系了起来。

对恶行一味忍让等于纵恶。这次在逼迫我检查时我决定反击。我说:“我常常想不通的是,如果说我是反革命,我还算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反革命,而刘××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反革命,他两次参加三青团,一次被共青团开除,他有什么优越的呢?”

说到这儿,只见刘脸憋得紫红,大吼一声,跳了起来,要跟我拼命,被大家拉住。“你造谣!你诬蔑!”他喊道。我冷静地说:“这个,校长应该清楚。”大家都转过头去看仇校长,他却不说话,很明显,没有为他辟谣就证实我的话是真的,刘泄了气,大家也出了气。从此他没再张狂,直到文革开始。

我早就从铁校长那里知道刘的历史,但揭人家历史上的短处本是我不愿做的,然而一次再次没完没了地欺人太甚,混淆了视听,让老实人不能正常地做人做事,以牙还牙是必要的选择,这应该是道德的。“勿以恶抗恶”,鲁迅说得对,它“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

但是,让我痛心的是樵又因我而吃苦了,会散了,转年开学时,聪明的校长宣布刘××和王世樵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半年。很清楚,这是在搞平衡。

附带说一下,那位《小草》的作者是他们班最优秀的学生,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门门拔尖,在六四年高考中这个班升学率高达74%,可是他没有被录取,因为他的班主任是那位党支部副书记王××,学生的政治鉴定都是王××填写的。

这个学生回乡后当了木匠,大概到四十岁就去世了。教过他的老师无不惋惜,因为在这些“小草”身上有大家的心血和期望,然而对他们的命运我们都无能为力。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 小引 第一章 学府记忆(一)一、被梦想牵引 二、天堂的日子
第一章 学府记忆(二)三、爱的挑战 四、误涉政治 五、肃反风暴
第一章 学府记忆(三)六、心灵的绿洲 七、头脑的颠覆 八、入党辩论会
第一章 学府记忆(四)九、整风第一波--何穆事件 十、肃反论坛和主帅 十一、对反右说“不”
第二章 乡野记忆(一)十二、早春的凄冷中 十三、河泥与葱油饼 十四、进城,以“敌人”的身份
第二章 乡野记忆(二)十五、难友们
第二章 乡野记忆(三)十六、“三面红旗万岁” 十七、大地 十八、爱,转入地下
第二章 乡野记忆(四)十九、幽会的滋味 二十、“亿万人民,拥抱起来” 二十一、那纯洁的时刻 二十二、掏粪在鼓楼近旁
第三章、大山记忆(一)二十三、大山的第一课 二十四、饥饿的学校
第三章、大山记忆(二)二十五、大山、牦牛、老鼠 二十六、最洁白的婚纱
第三章、大山记忆(三)二十七、可怕的见面礼 二十八、樵如是说 二十九、我有了一个家 三十、杜甫给我招了祸
第三章、大山记忆(四)三十一、你承担了太多 三十二、桑麻来 三十三、造反团 三十四、“无寿无疆”
第三章、大山记忆(五)三十五、会扎针的主任 三十六、山中右派的命运种种 三十七、告别大山
第四章 重生记忆(一)三十八、噩梦醒来日已偏 三十九、想起右字号的师长们 四十、好一顶帽子
第四章 重生记忆(二)四十一、邂逅癌症(上) 四十二、夙愿的放弃
第四章 重生记忆(三)四十三、我想起了《过客》 四十四、放心吧,我不会走
第四章 重生记忆(四)四十五、邂逅癌症(下) 四十六、又一次与大难擦肩
第四章 重生记忆(五)四十七、我与老舍的缘 四十八、幸运之最 终篇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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