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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当代史
作者：范亦豪
第三章、大山记忆（一）
二十三、大山的第一课
在一九六零年这个可怕的年份，又是发往贫困的大西北，大脑的屏幕上“饥饿”这两个字被放大了无数倍。
对此，我并没有思想准备。在学校的时候虽然已经在号召节约粮食，却还能吃饱。我和很多同学一样，在月末把节余的餐劵上缴给学校，饥饿并没有真的威胁到大学生。
第一次看到饥饿的形象解说是在兰州火车站转车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分到青海的同学正等着转车去西宁。饿了，就拿出各自从学校带来的干馒头吃起来。突然，有位女同学手里的馒头被身后飞来的一只手打落在地上。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扑倒地上抓起来那个馒头。
他并不想逃走，大概也没有力气逃走，反倒一翻身坐在了墙根，捧起馒头拼命往嘴里塞。在吃之前他使劲往馒头上吐了几口唾沫，这就告诉你，就是你把馒头抢回去也不能吃了。这个孩子勾着头缩在那里，破碎的衣裳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两只干瘦的手上满是垢痂。他在大口大口吞咽着已经发干的馒头，力争在挨揍之前把馒头吞进肚子里，至于皮肉受苦早已豁出去了。
惊定之后的同学们，谁都没有动手去打这个孩子，看着这可怜的“抢娃”，反倒沉默了。眼前这一幕似乎是给未来的日子掀开了警示的第一页。
从北京师大分到青海的这一批毕业生大约四十个人。我们年级毕业分配前慷慨激昂带头填报边疆的左派积极分子一个没有，他们这些人或留校，或留北京及条件好的地区和单位，让人觉得先前的填志愿有点儿像演戏。来青海的大都分在了西宁，少数几个分在州县，我一个人要去的地方是海北藏族自治州。我明白，按我的政治条件不可能有留在省会的福分，我应该受更艰苦的锻炼，这据说有利于我重新做人。
海北州州府在祁连山深处的门源，从西宁到门源只需一天的车程，可是客运站的班车票太难买了。客运站院子的地上每天夜里都睡满了等着买票的旅客，大部分是穿着光板皮袄的老乡。
十月的西宁已接近冬天，夜里更冷。我只穿一件薄棉袄冷得透骨，靠着墙根儿，坐在冰凉的地上等着天亮。熬过一整夜，早晨售票窗口刚有点儿动静，满地的人像听到发令枪，跳起来一拥而上，挤在那小小的窗洞前。可是只卖了几张票，就说卖光了，窗口“咣噹”一声关上。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切，谁也不去追问票都到哪里去了，也没有人抗议，一个个都习惯地默默回到原地，坐下或者躺倒，等着明天早晨的运气。好不容易又熬了一夜，早晨卖了两三张票，忽然来了几个当兵的，不用排队，把手伸进窗口。卖完了这几张拥军票之后，窗口又关上了。和我一起结伴排队去海北报到的还有华东师大毕业的老罗和青海师院的吴斌卿。谁也熬不起了，可谁也没办法。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有部苏联电影《我们好像见过面》里的一个情节。也是在一个偏远县城，多日买不到票，主人公情急之下摆出当官的架势打起官腔，立刻就拿到了票。实在逼得没了辙，我们何不也这么试试。我于是带头闯进客运站的后门。
看门的拦着问：“你们干什么的？”
我只斜睨了他一眼，仰着头：“站长呢？”
看门的再也不敢拦，反倒指给我们站长的房门。推门进去，站长一愣，我拿出教育部的派遣单在站长眼前亮了一下说：“部里派我们到海北有任务，给解决三张票。”
这种“钦差大臣”式的口吻，居然非常的灵，他们认这个。站长立刻让售票员给办了三张票，恭恭敬敬地把我们送出房门。
我又找补了一句：“过两天还有部里的同志来，别给耽误。”
站长点头答应：“放心，没问题。”
第二天晚上，我们总算到了门源，坐在卡车上十多个小时的惊险、颠簸、尘土我们都不在意了，到了就是胜利。已是深夜时分我们才住进州政府的招待所，次日一早我们三人到州人事处报到。这时我发现人事处还没接到我的档案，我的介绍信上也没有说明我是右派，这点我必须先主动交代，否则日后说不定就有“隐瞒身份”的麻烦。于是我赶紧主动坦白，表现出我的老老实实。
当天，他们两个就分到了单位，而我仍然挂在招待所，大概要等档案到来才能分配。
可是现实的麻烦立刻就来了。在招待所不知还等多少天，而我的粮票只剩一斤了。这是因为我的太不慎重。在西宁的时候，有个被分到海西的同学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他的粮票全丢了，而去海西还得有三天路程。我心想海北只需一天就到，到了新单位自会有饭吃，就只留了两斤粮票，其余都给了他。（很久以后从老同学那里才知道此人品德不好，丢粮票恐怕不是事实。）那么，现在怎么办，分配不知要等到何时，我感到面临兰州车站那抢娃的处境。
我用仅有的一斤粮票买了招待所食堂的十两饭票，每顿饭只能要一两稀饭。吃了一天，打饭的大师傅也感到奇怪了：“你怎么一顿饭才吃一两？够吗？”
我只好告诉他粮票快没了。大师傅同情我，每次多给我捞点儿稠的，他的权限只能如此了。过了两天他还好心地让我参加过一次招待所员工的收土豆的劳动，因为劳动到中午可以吃一碗不要粮票的糊糊。
为了节省体力（加上高原缺氧，我也已经没有多余的体力）我只能在屋里坐等。但我精神上享受着极大的充实，因为分在民族师范的老罗来看我时带来他珍藏的一本书，毛泽东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对我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宝贝。打开这部著作，领袖太伟大了！他论列了物质、运动、时空、意识、反映等等哲学问题，深奥而又简明，这里的学问真不得了。领袖简直是无所不晓、无所不精，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忘了饿，带着几近神圣的崇敬心情，把全部注意都投入在抄写这部宝书的工作之中。一天又一天，我从早到晚伏在桌前用最工整的字体抄录这三万字的经典。整整用了五天，我抄完全书，分配的通知也到了。
这本书近年听说其实并不是毛泽东写的，只是他用这提纲讲过课，也就成了他的著作发表出来。但我还是感谢这部“宝书”，它在那几天至少帮我减轻甚至忘记了饥肠辘辘的痛苦，完成了一次精神对物质的胜利。
一斤粮票，我吃了五天。
二十四、饥饿的学校
我最终被分配到了门源县城北面一所州属中学。学校不大，只有三百多学生，但有个很气派的名字－－祁连山中学。
其他的先不说，到了祁连山中学迎面而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饿。当时干部（包括教职员）的粮食定量本来是每月二十八斤，在没有多少副食的情况下吃饱已很勉强，却忽然，州委决定扣掉一半，每天不到五两，据说是为了备荒。
于是每顿都成了稀糊糊，在青海叫“拌汤”。教师们多半没什么路子，都在忍着饥饿上课，好容易盼到开饭，几口就喝完了。只有一位姓乌的老师有点福气。他有胃痉挛的病，吃进去就反胃，东西重又呕出来。每到这个关键时刻，他就紧闭住嘴，把涌到嘴里的东西重新细嚼一遍，享受着又一次吞咽的“快感”。一起吃饭而早已舔干净饭碗的同事，都静静地看着，掩饰不住心中的羡慕。
课上得越来越困难了，马校长召集全体教师开会，宣布停课，老师带学生出去找吃的。第一组到地里挖老鼠洞。第二组进山在溪水边找地朊，这是一种苔藓，可以吃的。第三组到农村秋收后的菜地，捡残留在地里的菜叶子。
我跟着第三组到十里之外的西滩公社。饥饿的队伍浩浩荡荡发往西滩。学生里有西滩的子弟，不难找到菜地。却只有少得可怜的黄叶子贴在地皮上，那也是宝贝啊！师生纷纷扩大搜索范围，小心地把发现到的菜叶子抠起来，揭下来，装进书包。谁知惊动了老乡和队干部，他们扑了过来，不但不许我们捡，还要扣下书包。
师生们四散逃窜，上演了一场追逃闹剧。最后，这支狼狈的队伍垂头丧气地收兵回校。几乎没有什么收获而且斯文扫地。那年月斯文本不值钱，可是丢了斯文也没换来什么，太不值得。另外那两组战果也可怜得很，只有几个人挖到了老鼠洞，总算给大家一点点安慰。
祁连山没有夏天，冬天来得更早，肚里空荡荡，教室冷冰冰手都拿不出来，课没法儿上下去了。学校又决定停课，全体出动，去南山的瓜拉煤矿背煤，有了煤才好上课啊！学生们又清空了书包，有的弄来了小背斗，教师找来了大些的背斗，兵发南山。这是离县城最近的小煤矿，但在山路上也走了四个小时。煤矿领导照顾，每人都装了一些煤。但是又饿又累再加上煤的重量，越走越难了。
山里天黑得很快，深一脚、浅一脚，队伍像败兵一样拉得很长。出了山口，平坦的地方本来是青稞地，青稞已经收割了，地里的捆子还没拉走，有些学生故意靠在青稞排子上休息，顺手偷偷地搓下一些青稞粒放在嘴里。
我们几个当老师的也忍不住搓几颗穗头吃。这时不知谁忽然醒悟，大声说：“不能吃吧，这可是公社的。”
那个年月的师生真够自觉，知道错了，马上停手，继续赶路。已经没有力气说笑，都在闷声不语地往前挪。
因为淌过溪水，晚上气温降了下来，这时裤脚和鞋带上都坠着冰凌，走起来叮咚作响。
漆黑的夜，沉默的孩子和老师，那伴着我们走路的或清脆或沉重的冰凌声，这情景，好像还在眼前。
这些煤显然不够烧几天的，教室、学生和老师的宿舍都需要。这里是海拔三千公尺的山区，再过些天到了冬季温度会降到零下二十多度，没有煤会冻死人的。马校长派我到几十里外的铁迈煤矿拉煤。那是个大矿，可能会多批一点儿。所以派我去也是因为我不算教师，不能上课。
校长的原则性很强，我只能在教导处干校工的活儿。固定的工作首先是敲钟，每天几十次爬梯子去敲那口民主改革时从寺院抄没的大铁钟。其次是晚自习前给各教室点煤气灯，如果有煤得给教室生火。
再有就是收发教室日志，统计出勤。这些活儿不像上课，暂时可让别人替代。而且也因为我毕竟属于干部，能和矿上的党委书记说上话。
既然上煤矿，如能批下来，就别空手回来，校长核计，派一辆马车，让一个藏族工人还俗的喇嘛万尖参赶上，我呢，赶上个架子车，也拉上点儿。路远，来回要走三天，天又冷，一个青海的同事小祁借给我一件老羊皮的光板皮袄，一条长长的紫色腰带，还借我一顶兔皮帽子。这一穿，还真像个老乡，就是这身行头太重了。
“别嫌这大皮袄沉”小祁说，“你不知道山里有多冷！”多亏小祁的好心，不然真会冻僵的。
老万赶的是一辆青海的大轱辘马车，走在前头。我的架子车套着的是一匹瘦得出棱的老马，走起来晃晃悠悠地。我不忍老坐在车上，也因为太冷一多半时间是牵着缰绳在车下走，也是摇摇摆摆地。心里想起了“古道西风瘦马”的诗句，但我相信马东篱的瘦马绝没有我的这匹瘦。而我走的这条路却可以追溯到汉代，是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当是名副其实的“古道”。
走进铁迈沟口，天已经黑了，我们投宿在一个老乡家。带着的两个馍已经在路上吃完，只好喝一肚子茯茶把肠胃撑起来，不然，饥肠辘辘是睡不着觉的。
也许是这一大壶放了盐的茯茶的作用，第二天早晨我已患了多日的浮肿更厉害了。眼睛肿得只剩了一条缝，再使劲也睁不开，脚肿得鞋穿不进。老乡虽然慷慨但粮食也困难，只给了我们俩人一小碟青稞麻米（炒青稞）泡在开水里充饥。任务在身，休息了半日，坚持上山。
我拿着介绍信走进矿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觉得是进了别一天地。宽敞的房间温暖如春，开水壶在炉子上冒着热气，两个孩子在大沙发上玩耍，健康活泼，爬上爬下。我向苗书记诉说了学校这个冬天取暖的困难和孩子们可怜的处境，说上课冷得伸不出手，夜里冻得睡不成觉。为了照顾这些孩子们，为了学校不致停课，请书记批些煤。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不时停在书记的两个孩子身上，希望能打动他“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善心。
这位苗书记真不错，立刻批了几吨煤，还让我和老万在职工食堂吃了一顿饭。我总算完成了使命，学校可以陆续派车来拉煤。于是打起精神先装一大车和一小车煤返回。可是我这匹瘦马走到沟口就站不住了，一歪倒在路上。只好把架子车和马存在老乡家，准备以后再派人来取。等到老万再次去铁迈回来，我才知道那匹老马早已死了。
浮肿从此跟定了我，两条腿一按一个坑，上身极瘦，脸却圆如满月。常常不知不觉昏倒，苏醒后才知道是躺在地上。听人说浮肿如果发展到肚子就离死不远了。死我并不太害怕，饿死至少不能算“自绝于人民”。但戴着这顶不明不白的帽子走总不甘心，而且让樵伤心让父母伤心是我不敢想象的。
樵只知道这里冷，费了不少心思买了双军用大头鞋和加厚的围巾寄来，在风雪的祁连山我感受着她的佑护。但我始终不愿把缺粮的情况告诉樵和父母，向他们求援，我怕他们担心。我知道，这次的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他们一定也吃不饱。樵如果知道了我的情况，会饿着自己给我寄粮票，我不忍心。还是那个老主意：报喜不报忧吧。
晚上，躺在床上，很难入睡。学校没给我分宿舍，让我住在教导处的办公室里，理由是敲钟方便。同时，教导处也是老师们课间休息的地方，我住在这儿可以负责收拾房间和管好炉子。这对我来说真不错，至少可以让我不太挨冻。睡不着是因为晚饭喝的那碗拌汤早已消化完了，肚里空空地，难熬。在床上翻腾很久，索性睁开眼点亮油灯，打算用看书转移注意。
可是精神食粮终究代替不了物质食粮，而且没有肚子里的物质基础，书也看不进去的。我忽然想起前两天州上为照顾学校分给学校一些冻白菜，就堆放在教导处背后的北墙根儿。冻在那里，雪盖着，每天食堂取几棵下在拌汤里。我鼓起勇气悄悄走出房门，绕道房后。房后是一冬都不会化的雪，走在上面“枯枯”作响。我有点紧张，抬头看看周围，全校没有一盏灯在亮。急走两步，拿了一颗白菜跑回教导处。捅开炉子，煮了一脸盆的白菜，一口气喝了下去。
肚子是撑起来了，心里却不能安静下来。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偷东西，而且偷的是学生和老师的白菜，是大难中救灾用的。我突然意识到，无论多少客观原因造成的困窘，偷总是不道德的。我更不能入睡了。道德的拷问让我的心无处躲藏。
依据自己的经历，我思量：在我们这个国家，政治判断常常会不由自主，因为它决定于很多难以明白的因素，而道德判断则可以有较大的自主权。我政治上已然不明不白，道德上则一定要守住自己一生的干净。
十几年后有人在会上批判我和樵时说：“不要看他们的个人道德，那是小节，他们的大节有问题。”我听此言，暗自高兴。这些挖空心思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人也没能在道德上找出我们的毛病，这无异于是对我们的褒奖。这么说，我倒真应该感谢那棵冻白菜了。
学校的西邻隔着一条小溪是一个农场。它从不挂牌，但大家都知道叫“金台农场”。里边是犯人，却不是一般的犯人，它收容的是从附近那著名的浩门劳改农场送来的病号。金台农场里估计有上百人。从农场旁走过，可以看见一些瘦弱不堪的人，有的躺在草垛下边晒太阳，如果有太阳的话，有的仗着还能活动，在马厩旁边筛马粪里没有消化的青稞粒、豆粒，然后在溪水里草草洗一洗塞进嘴里。
他们的动作极其缓慢，像用慢镜头播放的人物，有时觉得简直是静态的画面。他们的存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过了几个月这个农场在不经意中悄悄地消失了。据说金台农场消失的原因是那些犯人全都饿死了。尽管我们谁也不关心这个相邻的农场，但它的存在和消失还是给被饥饿折磨的我们留下了难以摆脱的阴影。
学校还没有停课，教学大体还在进行。这所学校有干部职工的孩子，也有农民的子女。一到下课，饥饿的学生们大都无力地坐在墙根儿晒太阳，羡慕地看着三个出奇健壮的同学打球、角力。这三个撒欢儿的学生有两个是州委组织部长的公子，另一个是州委书记的少爷。
后来我才知道州上有一个泉湾农场，专供“高干”肉菜蛋奶。这几个年轻人给校园带来了难得的生气，倒也不坏。至于“特供”这个词，我是多年后才知道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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