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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当代史
作者：范亦豪
第二章 乡野记忆（四）
十九、幽会的滋味
自从发到西郊农场，通信就更不方便了。说好樵的信寄到棉花胡同三姨家，我给她的信先寄到天津的家，我的母亲把它换个信皮，转寄给樵。
在农场虽是监督劳动，十天可休假一天，还是比较人道的。而且休假可以攒起来集中用。这样，我就可以隔些天进城一趟去取信。
农场在颐和园西北大约二十公里的上庄，进城时先要走5.5公里的一条南北大路，到永丰屯上郊区长途车，至颐和园转公交车，在新街口下。三姨家有樵的信在等着我，一路丝毫不觉远，更不觉累。那里有我熟悉的字，有樵的气息，樵的声音，樵的吻，抚摸着信，我清晰地看到樵在那里等着我。
二战期间在苏联有一首西蒙诺夫的诗《等待着我吧，我会回来的》曾经激动过无数的人，在这时期我的脑子里常常跳出他的诗句，觉得很有相似处。那结尾的四句尤其让我难忘：“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只有你和我两人明白。只因为同别人不一样，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更幸运的也是更大胆的越轨，是幽会，像干地下工作那样，偷偷地，但不是避开敌人，而是避开组织和革命群众。时间是在樵的寒暑假。我没有寒暑假，但有攒的假和以进城看病为借口。我的类风湿是大家都知道的，经过大强度的劳动，体力强了，但病还是常常发作。
等来了樵的暑假。
接头地点本来可以在樵的家，那是在崇文门内宣德楼的一个西式小院。那个温馨亲切的家，我曾经去过多次。但那是“犯错误”之前的事了。现在还行吗？
我被定为右派后的一天，樵的大哥到学生宿舍来找我。他四九年前入齐鲁大学上学，抗美援朝参的军，这时已是总参的干部。这次谈话的时间不短，我坦诚地讲了我前阶段的思想和犯的“错误”，他耐心地听着，并没有显出我常见到的歧视和冷峻。临走前，他劝我认真对待好好接受改造，态度虽然严肃，却让我感到其中的诚恳。
要知道，他干的是总参二处的情报工作，有我这层社会关系他不能不当回事。然而从此以后樵的家对我们的关系却始终是听其自然不加干涉，完全尊重樵的意志。这种仁厚和通情达理的态度与当局造成的风气绝然不同，我多年来常常为此庆幸和感动。（樵的大哥一直在总参工作，退休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武官。）
但是如今樵的家已不能再去，这是一次痛心的经历告诉我的。反右之后樵所在的那个五七届毕业班的同学，除了送去劳改和准备送去农场监督劳动的都分配了工作。樵分到辽宁。走之前我到樵的家与她一别。
樵把我带到二楼她的房间。这时突然有人敲大门，樵跑下去开门。过了一会儿又跑了上来，神情有些紧张地告诉我是同班那几个同学来了，他们在楼下的那个大房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虽然他们都曾是我同班十分相熟的同学，但如果知道我此时还与樵继续密切交往会给樵带来麻烦。
樵下去与同学周旋了一会儿又返回来，她匆忙地说：“还不知他们待多久，我找了个理由把大屋的窗帘拉上了，你现在走出大门他们看不见。”
紧紧拥抱了一下，我就赶忙从大门逃了出去。到胡同口，我难过得不知怎样走，要了辆三轮儿，走东交民巷，到了御河桥，我要车停下。
下了车，坐在御河桥路边的树林里。这时，陪伴我的只有眼泪，止不住的泪。
不知道在那里我坐了多久，什么时候和怎么回到学校的。这个痛，像刀刻的，永远忘不了。
如今，樵放假回北京，北京的同学要是知道，会不会去她家呢？所以只能在三姨家会面。
但三姨老两口仅有一间屋子，我们俩在那里见了面，天色渐晚，避免妨碍二老，我们就走到户外。此时路上转暗，棉花胡同离北海不远，我们约定去北海。一前一后，拉开一段距离，先后进了北海公园后门。
八点已过，游人稀少了，但还是要小心，在树荫掩护下我们沿着北海东墙的山坡小路来到濠濮涧。濠濮涧是个很幽雅的处所，相传是乾隆游江南后让人仿照江南园林的格局建造的，极其精巧。这里因为偏僻，平时游人就不多。我们对它的感情还因为在大学一年级我们俩一起当班级文娱干事的时候，曾经组织全班在那儿玩军事游戏，还能记得当时大家的叫喊声、欢呼声。同学们玩得兴高采烈，引得很多游人停下脚步开心地观赏这些大孩子们的游戏，这是对我们俩的努力的褒奖。
可是现在我们都尽量避免再提起已经永远逝去的快乐。在濠濮涧北面最僻静处的长椅上，我们心情忐忑地坐着，压低着声音倾诉着别后的一切和灼热的思念。
看着远处北海夜色中闪动的波光，我感叹地说：“也许有那么一天，咱们俩还能在这儿划划船？”
“我信，带着咱们的孩子，一块儿。”樵比我自信得多。
月光下的北海是美丽的，但此刻你所有的美对我们毫无意义，你的价值只是可以在这里找到躲避监视的幽暗，让我们互相舔着心上的伤口，像两只受伤的野兽。
“清园喽！……”晚九点可恨的公园工作人员喊起来，撵着已经很少的滞留的游客。
我们还在东躲西藏，不忍这么匆忙地结束这凄凉而珍贵的约会。
上世纪中期现代派作家徐訏有一篇著名的小说《鬼恋》，我高中时读过的。回三姨家的路上，头脑里忽然跳出这个书名，赶也赶不走。
二十、亿万人民，拥抱起来
五九年暑假，樵从沈阳回到北京。那时中央乐团首演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乐。
我们始终没有赶浪头的习惯，这次不同，他是贝多芬。我们都爱贝多芬的音乐，尤其亲近和崇拜贝多芬这个人。读过罗曼罗兰的深邃而奔腾着激情的《贝多芬传》，在心里我们常常与贝多芬对话。
“扼住命运的咽喉”，从五七之难开始不停地在脑海中响着这让心震撼的声音，同时又感觉那“命运的叩门声”始终没有停歇。李斯特曾经说过：“贝多芬是由于他的天才而坚强得像一个战士，由于自己颠沛无靠而悲伤，但却像天使一样光辉灿烂。”是的，难中的人们谁都需要贝多芬。
“咱们去听‘贝九’吧，你最喜欢的，难得赶上呢！”樵提议，她去买票。那时候这种顶尖音乐会的票并不难买，而且普通人也买得起。和普通人不同的是我们商量好，只能买一张楼上一张楼下的票。
新修建的首都剧场，典雅庄重，严良堃激情地指挥着这支全国最棒的乐团。辉煌的音乐撞击着每个人的心，伟大的贝多芬向大家走来，和大家一起面对人生的严峻、苦难、抗争、探索、沉思、梦想。
到了第四乐章，壮丽的合唱开始了，“通过苦难达到欢乐”，音乐中激越着贝多芬的思想。最高潮来了，“亿万人民拥抱起来，亲吻献给全世界”，那是伟大的思想，是神圣的爱，是自由，是平等，是人道。让隔阂、歧视、猜忌、阴谋、残暴、专横、悲伤统统滚开！全世界都是兄弟姐妹，让我们一起走入欢乐的圣殿！
整个大厅的四壁似乎都在感动地轰响，我激动地从楼上张望坐在下面的樵。她也在仰头看着我。
一对深爱的情侣，在这种神圣的际会，分坐在楼上楼下，远远地眺望。而“亿万人民拥抱起来”的无比美好的声音还在大厅中回荡。
二十一、那纯洁的时刻
五九年十月我被减轻处分从西郊农场回到学校，处分改为“学习考察”。
这就有了寒假回家的可能。樵从沈阳回北京的路上有同事同行，为保密计在天津站她违背一贯诚实的本性编了个谎，说下车去看望在天津工作的大嫂。（对同学说了瞎话，她一直觉得对不起人。）大嫂是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的，确实分在了天津。但樵没去看她，直接来到马场道我的家，这是事先商量好了的。
我在天津的家现在只有父母两个人。哥哥比我大两岁，一九五一年考入清华大学，院系调整后划入石油学院，五五年毕业时满怀热情支援祖国石油事业，奔赴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反右运动当中在新疆石油学院被打成右派，从此苦难连连。母亲是房管局干部，整风时批评人事处长任人唯亲，又因为她擅长写毛笔字，帮同事抄写过几张大字报，不幸戴了右派帽子，受降四级处分。后来被下放农村，文革中被抄家、批斗，以满头白发多病之身在维修队当小工，直到“文革”结束才摘掉帽子。长达二十二年没摘帽的原因不是表现不好，而是局人事处把她所在的基层房管站决定为她摘帽的报告忘在了抽屉里。父亲因为五一年在市政协征求提案时批评领导干部用公车接送孩子之后遭到报复，提前有了觉悟，从此绝口不提意见，这次才得免一难。
一家四口，三个右派，在清算我时这曾是醒目的一条。
这个时候父亲母亲还没下放，每天早出晚归去上班，家就是我俩的天下了。
清早，我们还没起床，父母已经走了，很久了，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的降临。我来到樵睡觉的那间小屋。樵也醒了，脸色绯红，痴痴地看着我。
我张开被劳动锻炼得有力的双臂，把樵抱到大屋的大床上。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暖融融的空气使心跳更加急切。
这时刻可以无需担心别人窥探、监视和闯入，世界是我们的。我们年轻，我们健康，我们都不是性冷淡。我们深情地相爱，狂热地相聚，几百个日夜压抑的渴念此时迸发出来，燃烧着我们全身。我们此时的激情可以失去控制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但是，我们停止在最后那一步的前面。
我们都不想越过。是不是我们过于传统，是不是顾虑到万一可能发生的后果，当时我们确实都没有想过。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当然不排除生理的欲求，但我们珍惜这“第一次”，我们要让这纯洁美好的“第一次”在没有压抑的光明正大的心境中到来，仅此而已。此时掌握住自己虽然要有超乎寻常的意志力，但我们并不觉得这关键时刻的克制有太大的痛苦。
我们是我们，我们有自己的爱，我们用最虔诚的心尊重这苦难中纯洁的（甚至是圣洁的）爱。
今天，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两个老古板儿而难于理解。其实在当年就有人猜想樵所以一心一意等待我是因为我们已经“那个”了。我们听到后，只微微一笑。这无需计较，不能也不需要以什么方式表白。世界本来是多样的，人是多样的，人们对人生的理解，对生命形式（包括两性关系）的选择千差万别，只要都在基本的道德底线之上，不必用高尚与否来评断。
在大街上以至高校校园里都不难看到安全套售卖机和小时租房广告的今天，我说的这些自己的往事是不是太过遥远了，观念是不是太陈旧了？
但我坚信，不仅在传统中而且在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坚守这种选择。我相信不论这世界今后会有多少变化，我们这一代人爱情的优美和纯净永远值得珍惜。
二十二、淘粪在鼓楼近旁
当管理右派的两位先生在会上宣布我和另外三个右派减轻处分回学校的时候，我的心情还真难说清楚。当然，让我回去继续学习应该是离摘帽子近了一步，这也意味着我和樵重聚的希望增大了一些。何况我这一年十个月的劳动始终是带病咬牙坚持下来的，很难说我还能坚持多久，一旦身体垮了,我在这儿是没法儿继续赎罪的。
但是，我担心回到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圈儿里对我的精神压力一定会大得多，日子会更难过。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往往更厉害，更细致。我在以前甚至萌生过一个想法：如果给我就地摘了帽子，我简直想在这条温榆河旁定居下来……当然，我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樵还在等着我，而且我的命运都只能由组织决定，去留怎么能由我自主呢！
一九五九年国庆过后，我和同一批回校的彭浩荡分到中文系四年级。这个年级比我们原来低两级，是五六年入学的，反右时他们是一年级，右派自然比高年级少。当时他们打了几个右派，有的送去劳教，有的还在农场劳动，四个小班只有留校考查的两个一般右派。
我们俩来得正好，填补了两个没有右派的小班的空白，给他们每班配备了一个反面教员。即使我没有进行任何“现行活动”，至少可以因我的存在而使班上阶级斗争的弦紧紧地绷起来，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贡献。果如所料，重回学校这段日子在精神上比农场生活的后期难受得多。我离开了那些把我当作“人”来平等对待的师傅们、老乡们是那么的不习惯、不适应。
显然，在我们到来之前班里作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空前的孤立。反右之后这个班阶级的等级非常分明，谁是左派谁是中派几乎一下子就能分辨得差不多。只用耳朵听声音就大致不错：左派较之中派一般音量大，频率高，底气足。从对我的态度也能准确地感知出来：左派严峻，中派回避。中间派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为表现立场鲜明在公开场合对我格外严厉，而有些被视为白专因而受压抑的同学私下里一对一的时候对我倒比较和蔼，但谁也不敢多说两句。
党组织指派了一个立场坚定的同学专门监督教育我，于是我可以经常聆听他的批判和训斥。他按支部指示要求我每天写一份思想汇报，必须写出新的反动思想活动。这是最难完成的作业。我如果真的写出可以分析为“反动”的思想，岂不是不断地罪上加罪，那还有摘帽之日吗！如果没写反动的思想活动，就是“不老实”，而“不老实”就是态度恶劣 ，就是坚持反动立场，那还能有好儿吗！因此写思想汇报的过程是一种艰难的创造过程，其中分寸的掌握是最重要也是最费斟酌的。（有了写思想检查的大量训练，有了每天在思维的严谨、表达的准确上下过的苦功夫，在日后写科研论文时觉得轻松多了。）
每天我都要编出一至几条可以称得上“反动”然而又不太严重的思想活动来应付。后来实在没有可写的，还即兴写些感想，譬如赞美一番学校建设工地热火朝天的场面，随即对比和自责一通。但立刻遭到批评，说我用“写散文”掩盖反动思想。实在无法,我偶尔品评一下身边的左派干部，暴露自己的思想活动，因为这里就会提到他们的缺点，总可算是我的“反动思想”吧？谁知这下惹恼了他们，大会小会批判，我才觉悟到自己的不明智。
我应该知道即使我犯再大的罪也不会比这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于是我的态度被上升到“不认罪”。对右派来说，最有杀伤力的打击莫过判定他“不认罪”，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改造之后，落个“不认罪”，这不是等于退回到起跑线重新来吗？幸而我比较理智，知道他们无非是在我的身上比“左”，锻炼拳脚，决定随它去。
我照样挺直腰杆儿走路，嘴里还时不时地唱两嗓子来舒解精神的压抑。彭浩荡比我还苦，他是诗人的性格，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天天处于这样的逼迫折磨之中，终于精神失常。
此时已经基本不上课了。一批资深的教授如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彭慧、启功、俞敏等都成了右派，一批打成右派的年轻助教有的被劳教，有的送劳动考查，和我同去农场的就有四位。右派当然不能上讲台，其他教师除个别的左派，大部分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被赶下只能由无产阶级占领的讲台。学生搞科研，学生编教材，成了教学时间的主要内容。我们四个右派学生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一到这时间我们就被分派去劳动。
四个右派在一起劳动，精神上倒是得到暂时的放松，虽然除了有关眼前劳动的事别的话谁也不敢多说，怕万一哪句话犯了禁被谁汇报上去。我和浩荡毕竟是长期共过患难的朋友，可以互相安慰几句。劳动的内容大半是淘粪积肥。不知是不是与上等人蔑视厕所、淘粪的传统观念有关，多年来让牛鬼蛇神淘粪扫厕所已成惯例。粪桶和粪车是由一个右派助教看管的，取出来后我们在校内各个下水道的化粪池里淘粪。
我最感兴趣的是拉上粪车走出校门到城里去淘粪。天热的时候穿着背心裤衩，拉上架子车，上面装着用汽油桶改制成的两个大粪桶，招摇过市。进了豁口，向东不远就是鼓楼西大街，那年月旧式的四合院大都还是用传统的旱厕，需要经常淘。提着粪桶，拿着粪勺，挨家挨户去干全国劳模时传祥干的活儿，我心里是坦然的，何况房东们对这些学生模样的淘粪工人还常常道几声谢谢呢。车上的大粪桶装得太满，碰到路面不平的时候，一晃荡免不了把粪水溅出来洒在身上，我们谁也不在乎。
我们是右派，目前虽是学习考查，却不许有读书的奢望。我曾经不知深浅地对党支部管右派的干部表示我要求“改造学习并重”，受到严厉训斥，这让我清醒地明白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我悲哀地感到生命被可怕地浪费着，然而再看看那些搞“科研”和大批判的同学何尝不是也在浪费吗，当然，我们这些异类浪费就更彻底更残酷些。
不过我还是有过一度的幸运，那就是曾经让我为科研小组跑腿儿找资料。那个期间批判修正主义成了思想界文艺界的中心任务，中文系大学生责无旁贷，而且要走在前列。要批判就不能光批法国的《红与黑》、苏联的《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这些外国的东西，更要找中国的靶子。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郭小川的《望星空》和其它一些作家的所谓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在报刊上批得越来越热。巴金批判也打响了，上海的巴金批判小组很出了风头。
此时，我所在的年级可能是根据上面的授意组织了个老舍批判小组，开始磨刀霍霍。让我干的是到北京各大图书馆把老舍的作品借全，说“这就是子弹”。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从小喜欢老舍，现在却让我给老舍批判运弹药，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不能不遵命。我到师大、北大、北图借来了几大摞老舍的书，我趁机快速翻看，更喜欢更佩服了老舍，又愈加替他担起心来。幸而过了些日子不知又是什么战略部署老舍并没有公开批判，我才松了口气，也避免了我的一笔良心债。
没想到这次的“运弹药”给了我与老舍作品比较全面的接触机会，成了我日后从事老舍研究的一个缘由，这是那些指派的人不可能料到的。但这种幸运的机会在那时毕竟是太少了。
四年级毕业的考试当然是取消了，但过场要走一走，说是写毕业论文。创新的做法是可以几个人合写一篇，这确实是从实际出发的好办法。于是笔杆子吃香了，三四个人依附一个能写的，开始了毕业论文的合作。我没有参加互助组，一方面我估计自己没有资格享受这种优待，我不愿承受被拒绝的尴尬，一方面我以为这种近于自欺欺人的作法无法准确反映每个人的实际水平。我要自己写，也只能自己写。为保险起见，我选了当时评价甚高的柳青的《创业史》，用被大力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所谓“二革”）的理论分析这部小说，写了一万字。
毕业论文要经同学的小组共同评议，按五分制打出分来。别人的都评完了，我的论文大家也看了。因为我很小心地用当时最正统的方法，说的是最正统的语言，没让大家挑出毛病，可是及格还是不及格，多少分，谁也不表态。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哪怕仅仅给个及格也不合适，右派还能及格？不及格吧，论文在那儿摆着。于是矛盾只好上交了。估计后来业务课的老师还是通过了，给了个公道。临近毕业，学校也给我办了毕业证书。
但证书发到班上，党支部书记发了话：“范亦豪的毕业证书不能发，他政治上没毕业！”直到一九七八年“文革”之后,这个原装的证书才寄到我手里，它一共走了十八年。这十八年里我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大学肄业生。
分配前右派需要再接受一次评审，然后决定再一次的处分，最高的处分是工作考查三年。经过几轮声色俱厉的批判过后，给我的结论仍旧是“并没真认罪，其反动立场还是很顽固的”，被定为工作考查两年半。
彭浩荡是三年，比我还厉害。也有轻的，另一班有个一般右派，整日大气不出低眉顺眼极其听话，他的处理大概是一年。
我并不后悔，这个严厉的惩罚是我维护那点起码的人的尊严的代价。
但我感到惶惑：我还要赎罪到几时呢，谁能告诉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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