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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当代史
作者：范亦豪
第二章 乡野记忆（一）
十二、早春的凄冷中
一九五八年三月四号这天未必很冷，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是奇冷的一天，阴沉灰暗，还刮着风沙。
一辆兰白色的大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物理楼前，等着装运我们和行李。这辆车我不陌生，四年前它曾经载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团干部到清华园的礼堂去听陈毅的报告，两年前它曾送我们班到颐和园后边的村子里去野营。今天，它将把四十个右派学生和年轻教师拉到京西昌平县的西郊农场监督劳动，或曰“劳动考查”。
不会有人为我送行。所有的人都和我这个危险的政治麻风病人划清了界限，除了樵。樵在半年前毕业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助教，她那个班的党组织在她的问题上难得那么宽大，只给了她一个团内警告的处分，因为在所有人的眼中樵都是一个最单纯的女孩，她的问题全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樵几天前从沈阳赶回北京，约定到棉花胡同我三姨家见面。偏偏那天三姨同院那家来了亲戚，是师大北校的一个女学生，我们得避开她。在师大，我的知名度太高了，我们俩背着组织的联系一旦被发现反映上去，后果难以预料。
我这时才感到是活在一张弥天的大网当中。我们只能在护国寺后身僻静的小胡同里匆匆告别。风卷着一股股黄沙从胡同口吹进来，围着我们俩打旋儿，似乎也在趁机欺负我们。但这时的我们对这些尘土冷风已经全顾不上了，因为我们的心里更冷，更迷茫。
我几乎不忍心看樵的忧伤的眼睛。她最担心的是我这个严重的类风湿病人能不能禁得住农场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怕再一次把身体搞垮，而劳动这关过不去就没法儿证明你“赎罪”的真诚和努力。她还担心我不能打心里服罪，也就没法儿写检查，就永远没有摘掉帽子的一天。
对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我们谁也心里没数。这是个“新事物”，是领袖的发明，不知他有没有明确的打算。至于摘了帽子以后是不是就算赎清了罪可以平等做人了，我们当时是没有怀疑的，直到后来才以冷酷的事实让我们明白。摘帽子的时间我们只能瞎猜，估计也许一两年，最多五六年。
樵将等我到那一天。我们之间已无需山盟海誓，樵从来没有把我们作为“你”和“我”分开来考虑问题，过去和未来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都要共同面对。连续多少天对我的批判会她全都自始至终地坐在那里参加，但是没有揭发过一个字，甚至没说过一句话。组织上动员她揭发批判我，她回答说：“范亦豪的思想我都有，我是来接受教育的。”
此时，为我送行的樵虽然忧虑，但比我坚定、沉着。我觉得她的眼睛是无边暗夜中我能看到的唯一的明亮的星，希望的星，也是生命的星。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正理解我，信任我，爱我超过她自己。为了她，我也要活着，活到能够堂堂正正地回到她的身边。掂量一下自己，我还没有丧失坚强，尽管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以为这错误是右派向党进攻时我不但没有保卫党反而给党提意见，助长了右派的攻势，保护了右派。）我真的为此难过，悔恨，但我坚信我是个好人，即使向这个社会证明也许是不起作用的，我要向樵证明，向我的心证明。
不想给樵带去一个颓丧的印象而为我担心，我打起精神，尽量不显得悲伤。我多么想在离别的时候和樵紧紧地拥抱一下，可是在那个年代的街上，又是一个带着右派帽子的我，那可太冒险了！
汽车开动了，车上有四十个年轻人，都沉默着，茫然地不知这个命运之车要把我们拉到何方。我们这些人是属于第二类处理的右派，大部分是极右。按上边的规定，极右分子是：一、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二、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四、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这个规定，一看就知道掌握起来可以是很活的，并且不存在控制的比例。事实上，即使有主观制定的比例，架不住下边积极性太高，求功心切，是很容易超额完成的。
我所在的班一共四十五个同学，严景煦是当作反革命抓的，另一个复员军人由静林怀石自沉昆明湖后是按极右的名号批判的。剩下的五个右派之中四个是极右。到了五八年初处理右派的时候，这五个人里只有一个留校察看，四个是二类处理，劳动考查。
我其实是有点儿庆幸被赐予二类的。仅凭我主持过几次论坛，写了批评人民日报“六·八”社论的大字报就足够达到一类标准劳动教养去了。何况还有“大量的反动言论”，如“宣扬独立思考，反对当乖孩子”；如“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也应该通过脑子想想对不对，再决定是否拥护”；如“党员应该比群众多吃苦多吃亏，这样私心重的人就不敢入党，可以保持党的纯洁”；如“三批材料不能说明胡风是反革命”；如“三大主义是否是制度问题应该探讨”等等，都被反复痛批，尤其是竟敢反毛主席，可见反党的疯狂程度！这些罪状都写在了结论里。
我是在最后关头态度“稍有转变”的。先前，既是迫于压力更是出于“为光明正大之事，做心迹坦荡之人”的信条，我已经痛快彻底地交代了所有的言论行动，包括内心的一切“不轨”的思想活动，写了有几百页的材料，但就是无法承认我主观上是反党的，因为我无法解释得通。我忍着病痛积极参加整风，坦诚进言，完全是希望党克服缺点更正确更健康地领导革命事业前进，我有的只是忠诚，哪有丝毫反叛之心呢！可是若判为“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两个“特别”，就必是开除劳教，那就连今后为人民工作的机会都要剥夺了。然而我又不能说假话。
幸好那时《师大教学》上刊登了团委书记周之良打成右派后的自我批判。他是按“修正主义影响”这个思路把思想根源和动机说圆的。樵劝我参照周的检查。那真是最难最苦的一段日子，可是一旦“想通”就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主观反党”这个科研课题顺利推理成功。只要把自己设作修正主义者，所有原来思想里的“革命”“忠诚”“帮助”等等词汇都可以翻译作革命派眼中的“修正”“背叛”“搞垮”……因为你理想的党是修正主义党，你的一切目的都是把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这个“主观”不就是“反”吗！－－真是一通百通！
于是刀下留情，虽然仍是两个“特别”，但结论中“最近才稍有转变”一句话救了我。不仅如此，我还被任命为这四十个右派的“联系人”。对我如此器重，我一直不知是为什么，是谁的主意。
汽车走的这一条路我再熟悉不过了，海淀、颐和园从小就是我周末、假日骑车旅游常常造访的去处。车过颐和园向北，路边有一个大场院，五五年的夏天我们班就是在那儿扎下帐篷野营的，樵和我给同学组织西红柿晚会，大家的歌声笑声好像还没散去。西北旺的山头上有个望儿台，爸爸说那是佘太君瞭望番邦想念杨四郎的地方。对这种古迹不能多想，它总含着一些伤感。……过了西北旺再往西是温泉，我曾经和朋友们去找过那废弃的温泉，然后登山远眺。……
记忆从车窗外向我招手，但那些都属于过去了，我又一次痛苦地意识到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永远弃我而去了，虽然现在我才是二十一岁。我要面对的将是现实的严峻和未来的渺茫。
过了挂甲屯有一条向北的大路直通西郊农场大牛坊分场。在场部前汽车把我们和行李抛下掉头远去。抬眼望四周，是难看到边际的灰黄的土地。西山看来不远，心理上似乎找到了一点儿依靠。
不料这时却听到一个同学感叹地说：“望山跑死马啊！”一下子使我觉得可亲近的山也在远去。我们像是一车垃圾被扔在荒原上。
十三、河泥与葱油饼
西郊农场大牛坊分场本是个农业单位，劳动者是农业工人。进入一九五七年成了下放干部轮番劳动的基地，而到这时又增加了一项附带的任务，就是监督改造右派学生和青年教师。
我们这四十个右派被分到下放干部的生产组里，每组大约分到两个。我和中文系的一个助教在一个组，和十来个干部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干部们来自北京市卫生局。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对敌人“决不施仁政”。我从高中二年级就患严重的类风湿性脊椎炎，一九五五年肃反当中劳累过度类风湿严重发作，开学后执意坚持上课，被认为是立场坚定学习努力的好团员，成为党的发展对象，组织对我的健康也关怀备至。既然成了敌人，当然不能考虑这个敌人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劳动去！赎罪去！
下放干部群里忽然来了敌人，来了需要群众监督的危险人物，对那些同住一室的干部们的立场和阶级感情也是个考验。
这是早春时节，地里刚刚化冻，主要农活是挖河泥，然后把河泥运到地里，准备晾干后施肥用。下放干部的蒋组长派一个最壮实的大汉老陈与我结对儿抬河泥。最大号的抬筐，黑色的湿泥，每次都装到不能再高。这已经不像窝头，而象个粗壮的塔，分量早已超过了我的体重。
老陈执意在后边，这样就可以把手放在杠子上走得稳当些，省劲儿些。他还把绳子尽量往我这边推，让我承担大部分，给我更多赎罪的机会。对于我这个没有劳动过，瘦弱的类风湿患者，这无疑是很好的锻炼。我尽量努力争口气，让身子不要摇晃，可是身不由己，脚下没根，在泥泞的河滩上一个劲儿打滑。于是后面就传来老陈饱含无产阶级义愤的申斥。
每天，我居然还能坚持到日落西山后收工的时刻。但一声收工令我就骤然失去支持的力气。脊椎和双腿的剧痛使我长久地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望着在暮色中渐渐远去的人们的背影，一步也挪不动了。
在生产组的下放干部当中生活，自然是绝对被孤立的。在集体的场合除了指派我向东向西干什么活儿，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与我交谈。可是在和我一对一的情况下，有的干部却格外和气，甚至主动说一两句关心的话，似乎有意地让我觉得他并没有把我当敌人。这时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走过来，先前这位往往马上转过脸去收回笑容或者赶快借故走开。
有个三十来岁的小干部小王，大概算不得积极分子，整日对人堆着笑脸，和我从没说过话。一次在西瓜地用芦苇栽风障，我们俩一组，离开大家远些，他的话就多了，问长问短，没想到被发现，第二天会上就受到组长和积极分子的批评，从此不让他跟我一起干活儿。
刚来农场这些日子吃饭也很有意思。吃饭的地方是座高大的屋子，原来大概是拖拉机的车库，下放干部和右派学生一来改作了食堂。这里有些相当高明的厨师，其中有个大胖厨师据说曾经跟周总理去过日内瓦。名厨们多半是犯了什么错误下放到这儿来的。加上这个国营农场鸡鸭鱼肉蛋奶粮油要什么有什么，到了名厨手下，这个食堂一开饭老远就能闻见扑鼻的菜香。
但对我们这些右派学生来说这却是难忍的折磨。我们虽然与下放干部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打饭却是在另一个窗口。干部们打出来的是香喷喷的红烧肉、炸鸡、炸鱼、肉包子、白馒头，我们却是窝头、咸萝卜，加上一碗没有油星儿的汤，上边漂着几片菜叶子，天天如此，顿顿如此。
最难受的是打得饭来，和干部都站在同一张八仙桌前吃，各吃各的。美味佳肴能看能闻却只见它们送进别人的口中大嚼，而自己吃进去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平时大家干的一样的活儿，或抬着同一副筐。
这时是五八年上半年，还是能吃饱的，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通过生动的对比给我们的刺激相当强烈。毕竟我们都是大学生，过去在生活待遇上没有遭到过歧视，现在不但在政治上成了异类，在生理上也让你在每顿用饭中体验异类应该受到的歧视。这种惩罚在当年对我们这些未经世事的学子来说也是挺厉害的。
对年长一点儿的干部来说，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孩子差不多，日久天长有的人就不免产生怜悯之心，而忘了阶级界限。睡在我邻铺的老马，是个四十多岁的小职员，脸色红润，被太阳晒得脱着皮，眼神透着和善，平时很少说话，只是低眉顺眼地干活儿。
一个晚上，已经熄了灯，屋里黑黑的，我还没入睡，忽然老马捅了捅我，嗖地一下把一包东西塞进我的被子。我睁眼看他，他已转身朝另一边睡了。摸摸这报纸包的东西，我已经闻出来，是一张葱油饼。我知道，这是他刚从家里带来的。他们干部的伙食那么好，完全没有必要带吃的来。
于是我明白了，眼泪也下来了。蒙着被子，就着泪水，吃下了这张不寻常的葱油饼，然后，很久，睁着眼躺在床上，不知什么时候才睡着。而第二天老马与我并没说一句话，当着别人，他的眼光也尽量避开我，似乎他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我想起史书的“道路以目”。事实上有的年代是连“以目”也要回避的。
老马同志，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你，清清楚楚。
我知道，那个报纸包着的不仅仅是葱油饼，它包着的是许许多多老马代表的老百姓质朴的感情。
十四、进城，以“敌人”的身份
在同学的眼中，我交了次好运。到农场两个月后的一天，管教的先生通知我次日和他们一起进城去听报告，同去的还有从团委书记变成右派的周之良。谁作报告，不告诉我，大概是保密的要求。
宣武门外白纸坊这个地方，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人也是陌生的。我被带进这里的一个礼堂。礼堂只有一层，很一般，但比较大，可以容一千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会，也不敢东张西望。
主讲人出来了，一个大个子，五十来岁，一眼就认出是彭真。彭真显然比以前发福了，肚子凸起，白衬衫外挂着两条背带。他嗓音洪亮，底气十足，嘴里喷吐着胜利者的豪情。讲到得意处，不禁仰天大笑，尤其是在讲到布下“阳谋”把我们这些右派诱入圈套一网打尽的时候。讲话开始时他宣布“这是个左中右大会”，还点了几个知名人士的名字。
他特别提到“六教授”是不是来了。我转头扫了一眼也没看清那些头面人物坐在哪儿。我是觉得章罗、六教授据说都是我的领导，我这个小卒似乎应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但我终于不敢多看一眼，因为管教的先生就在身旁坐着。我低下头急忙在笔记本上记录，以便把这些珍贵的训诫、生动的讥讽、深刻的批判带回去，给同学们传达。
散会之后，出乎意料地，先生告知我和周之良：“你们在城里有家，可以休假两天。”我们在农场按规定十天可以休息一天，但此前只在农场内休息，洗洗衣服，睡睡懒觉，从来没敢妄想进城。我这次真有特赦的感觉。在北京，家就是三姨的家了，在护国寺。我一个人从宣武门一路往北走，解放的喜悦立刻转化成贪婪的食欲。
这条大街饭馆、食品店极多，我是见什么吃什么，馅饼、元宵、包子、奶酪……这个肚子真能装，走一路吃一路，没饱儿。到了三姨家居然还能吃三大碗。
三姨和三姨父邱老先生是绝好的人。（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老先生从前开过一个小药房，被定为资本家。但他们没有什么政治见解，他们做人的信条很简单－－凭良心，仅此一条。对我这个闯了祸的外甥二位老人全无一点儿忌讳，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而我这个罪人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回报。
这是一个小院，三姨住北房，南房是邱家的亲戚，一位耳聋的老太太。在这里我觉得很自在，精神上也可以放松一下。
有两天的功夫，我可以到街上走走。一年来没有人叫我“同志”，在街上，在商店里，人们管我叫“同志”，听来很震动，觉得挺亲，又觉得有愧。我是不是在欺骗？我应该坦白告诉每个人“我是右派”，但我张不开口。
在理发店，镜子里的我是一付紫黑的脸膛。和旁边的顾客在镜中的脸一比，显得太怪了。我这两个月竟没有意识到有这么大改变。后来才知道刚开始下乡都会晒得过分紫黑，然后慢慢再变得浅一些。理发员也奇怪地问我：“您怎么晒这么黑呀？”他当然是无心地问：“您是学生吧？”
我非常矛盾，支吾了一句：“我下乡劳动晒的。”事后好久我还在恨自己为什么不敢对人说真话，这是不是不诚实？我想过要说老实话，但害怕对方知道面前来了个“敌人”时突然变脸，让我失去难得看到的亲切。
在那个年月普遍的习惯是相信党的话，而任何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出于对党的无条件信任，谁如果被上边定为敌人，很少有人不信。所以那时的右派真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个右派，在陌生的环境里，身份一亮，就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憎恨、蔑视和戒备，至少在精神上是一种可怕的酷刑，足以让你心寒心悸很久。
因此在不是必须的时候回避谈到自己的政治身份，应该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吧？今天看来，当时的自责真是傻得过头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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