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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当代史
作者：范亦豪
第一章 学府记忆（三）
六、心灵的绿洲
十四岁，高中二年级时类风湿就找上了我，头三四年还能控制，这次的发作让我日夜剧痛，寸步难行。
暑假过后学校恢复上课，我还想坚持上教室，轻伤不下火线。樵每天用自行车推我到教学楼下，同学背我到四楼的教室，斜躺在几张椅子上听课。后来组织上也感觉这不是办法，劝我请一阶段病假集中治疗。
罗大夫是我家的老朋友，他家在东城北极阁三条协和医院的居住区。院里绿草如茵优雅静谧，一座座美式小楼住着的都是协和的医学专家。我母亲从天津来，她和樵把我接到罗大夫家住下，包下了一辆三轮车拉着我每天到医院检查、治疗、扎针。骨科医生告诉我，我的脊椎骨膜已经破坏得看不清，椎体势必粘连在一起。怪不得这么疼，疼得常常彻夜不能睡。这时，我只好开开灯一夜一夜地看书。为转移注意，也是为补偿过去失去的时间。
这些天我读了不少书，包括巴尔扎克的几部代表作和几部中国古典名著。虽然剧疼在不停地折腾我，但病也能锻炼人的意志。我庆幸自己有足够的坚强和乐观。而远离了让我心力俱疲的阶级斗争，专一去对付疾病，倒让我在精神上得到了休息和宁静。我并没有对自己进行反思，但能在忍耐着病痛的同时看书充实自己也是让人愉快的事。
罗大夫夫妇是我家的老朋友，原来两家住得很近，我和他家的孩子从小是玩伴又是同学。罗宗贤大夫是抗战前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医学博士，是协和医院的眼科专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协和医院被解散，医院成了日军司令部。协和的大夫大都自己在北平、天津开业继续行医，履行医生的天职。罗大夫在自己的四合院里建了一排病房，穷人来求医可以不收费，白治、白吃、白住，走时还资助路费。他的太太原来是协和的护士长，两个人经营这个诊所。罗伯母是虔诚的基督徒，罗大夫口头上从不谈宗教，没见过他们在家作祈祷。但他们用无声的行动，用他们的人生告诉我什么是基督精神，什么是真正的仁者。
到了五十年代，那时罗大夫身兼协和、同仁和北医三家医院的眼科主任。他曾经被请到中南海为毛泽东看眼睛，还一起吃饭，但这些事他自己从来不讲。医院曾经要给他配备专用汽车，但被他拒绝，他说住处离医院不远，不需要专车。他家的家具几十年来基本没变，还是用了三四十年的八仙桌和硬背的椅子。穿着也是几十年一贯制，极其朴素。我病在床上因为活动少大便秘结时，罗伯母亲手给我抠大便。他们对我的照顾周到得无微不至，却从来没有一丝施恩于人的得色。
我唯一能报答他的只有一次，是罗大夫来请我帮他写一份思想检查。肃反运动当中他的科室被整出一个坏分子，上级要求他检查为什么作为科室领导的他一直没有发觉。罗大夫会写医学著作和医学报告，可是不会写这种东西。我刚参加过肃反，写这个驾轻就熟，替他写了份深刻的检查，他很高兴，说是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我也高兴，总算帮他做了件事。
一九七六年文革刚结束，我曾到罗家看望二老。罗大夫得了皮肤癌，手术后刚刚出院。他坐在窗前的旧藤椅上，脸部刚做过手术说话困难，但手上还拿着外文的医学资料在阅读。原来是一家人住的小楼，“文革”中他们被赶到楼上，楼下挤进了两家。他们对这样的待遇似乎并不大介意，照样过他们的要求很低的日子，照样在学习和研究，照样为医院做着指导，照样关心着病人。
几年以后二位老人相继辞世。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一个纪念册，罗大夫用工整的毛笔字给我写了三句话：“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在他们身边生活过接触过，才懂得这也是他自己的人生准则。所以能践行孔子的这格言，其实也很自然，就是他们没有个人的欲求。
提到那个纪念册，我还想起那上边有我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臧老师写的话。她写道：《圣经》说 “凡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小孩子，意味着纯洁、善良。罗大夫夫妇信奉基督教，他们是有资格进天国的。在中国，他们属于另一种人，他们也有信仰，但那是另一种信仰。他们活得善良、干净。我呢？
所以我说这里是心灵的绿洲。
这绿洲中陪伴我的还有我的天使－－樵，她隔三五天就进城来看我。她推开房门，那一刻整个房间都亮了起来。
她把一束玉簪花插在花瓶里，让我在想象中亲近大自然的色彩和意境。她给我带来她誊写在我笔记本上的课堂的详细笔记。她带给我一摞一摞的书，让我在病中有精神的支撑和充实的营养。
类风湿被认为是不死的癌症，像我这样严重的情况，往后的结果恐怕就是个残疾人。把未来的命运和一个病号、残疾人捆在一起是可怕的，但是疏远和回避这些念头樵从没有过。病中的我更强烈地依恋她，她也以更热烈的爱回应我。这是她没有选择的选择。
这个绿洲也是我们爱的一个纪念地，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拥抱接吻。热恋了两年才有这个迟到的初吻，今天的年轻人该笑话我们了，可是你们理解这初吻不寻常的分量吗？
七、头脑的颠覆
类风湿的确难缠，不休学是不可能的了。尽管我已经有了积极分子的资格，组织会格外关照。但是不能总让一个学生躺着听课吧，而且不集中力量治病再恶化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舍不得学习舍不得樵，那也没办法。
一九五五年底，三年级的寒假回到天津。在家养病的一年除了上医院看病治疗，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还是那么过分的积极，我参加了街道的团支部，定期在家里给街道的团员们读报纸，讲时事。我躺在床上，大家在床边围成一圈。热心听讲的一屋子年轻人让我感到充实。
想利用这时间学学小提琴。父亲在信托商店给我买了一把，还请他的同事指导了一回。可是才拉了几天类风湿就窜上胳膊，只好放弃。
主要时间是看书，我想自学耽误的课程，尤其是读些平时来不及看的书。躺着读书时间过长，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就请人在天花板上系一根绳子，绳头栓上一个夹子，把书夹好悬在胸前，这就省力不少。我请来司马迁、吴敬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陪着我养病。
我的主要作业是给樵写信，我已经习惯躺着写，一天一封，基本上。樵也一样。那时京津的平信一天就到，常常是朝发夕至。比现在快多了，而且不丢。我们在信封的左上角都编了号，字很小，后来还是被她的同学发现了，在楼下的信架子前故意冲楼上喊：
“王世巧！有你的信，第32号！”
樵的脸又红了。以后我们只写个位数，不然就太扎眼了。
这一年，该写多少啊！比我们在一起时说的话还要多，是灵与灵的交流。不仅是情话，而且无所不包，谈读的书，想的事；说上的课，班级的趣闻；讲她的实习和辅导的学生；谈我的病情和心情；探讨我们对人和世界很多事情的思索。……甚至我还给她讲解男女在一起为什么会生孩子的生理知识，因为她一直幼稚地以为只要经常在一起，有感情，或接了吻，就会怀孕。
最震撼我的是樵和其他同学信中陆续地告诉了我学校肃反对象复查的结果，竟没有一个反革命！全校也没听说谁是真的反革命。上边对反革命估计的比例或“控制数字”是5%，实际上是很容易突破的，我们班就早已超过了5%。一个运动伤害了多少人啊！
这在我头脑中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参与了对许多无辜同学残酷的伤害。无论对群众还是对革命我都推不掉犯下的罪过。
我不能以“听了领导的话”为借口，那将违背自己的良心。从此，挥之不去的是那些同学当时惊恐的眼神和茫然无助的表情；耳中仿佛时时响着那位跳楼受伤同学的呻吟声；眼前抹不掉那些怀着一腔爱国之情回国却又失望去国的同学的背影。
我难道不革命？难道不忠诚？但是革命的、忠诚的我却害了那么多好人！对这种恣意迫害人的作法我难道没有过一点儿怀疑？不能说没有过，可是我崇拜领袖，崇拜这个党，在年轻的眼里甚至每个党员都是值得崇拜的，我无条件相信他们。那些指示，就是不理解也相信，党组织是不会错的。我作为一个战士，我的任务是执行，是服从命令，是冲锋。这就是共产党需要的信仰、忠诚，需要的那些“统一”，需要的“保持一致”，需要的“驯服”！
我的错就错在无条件地盲目地听从上级指示，完全没有自己从实际出发的独立判断和坚持真理不怕伤害个人利益的勇气。还有，我把入党当作我向往的最美好的人生目标，我要表现出对党的忠诚，越坚决越革命越好。我起初不认为这里有私心在，因为我的目的是投入革命队伍啊！然而党员头上的光环，那荣誉感、优越感在我内心深处不是很有吸引力吗？这里难道没有私心在起着潜在的作用？我真的那么纯洁？
如果仅仅停留在良心的自责上，我大概还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怀疑从而改变我思想和人生的道路。偏偏在这个时候苏共开了二十大，这是一付强力的清醒剂，它颠覆了我的盲目崇拜，复活了我作为独立个人的自我。从此我不再甘心驯服，虽然仍然是有限的。是的，在当时其实还是极其有限的。
在那个岁月，我们一般人不可能看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但那公开发表的政治报告，已经把躺在病床上仔细阅读的我像惊雷一样地震醒了。
从一九五二年我开始追求进步，现实中我最崇拜的伟大领袖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斯大林了。一九五三年三月五号斯大林逝世，我哭得如丧考妣。当时很多中国人也都真心地难过了一阵子。在过了许多天人们都不再为他佩带黑纱之后，我却有半年之久仍然不忍摘下。
苏共二十大给我的震撼，首先是让我吃惊地知道原来伟大英明如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也会犯错误，而且由于他的专断杀害了许多革命领导人和无辜群众，尤其是肃反的扩大化成为苏联的一大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个人迷信的条件下进行的。盲目的崇拜使他的错误不可能受到抵制和纠正，反而无限制地泛滥。所有推波助澜的追随者、执行者却以为是在忠于伟大领袖忠于革命，而被残酷消灭和迫害的真诚的革命同志却背上反革命、叛徒、间谍的罪名，不得翻身和申冤。
这件事使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不能盲从和迷信，尤其是不能盲目相信某个个人。
一个人，一个领导人即使很伟大也不可能事事正确，难免有失误的时候，唯一应该相信的是事实，是真理。领导者的指示和主张符合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服从，否则就不能盲从。因此，必须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固然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未必就正确，但它是通向真理的必经之路，在这路途中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不断用事实验证认识，改正偏颇。尽管独立思考可能发生很多误差，那也比迷信强一万倍，因为每个误差的纠正都使自己更接近真理，而迷信，从它的起点上就是错误的。
我头脑里折着跟头反省，思考，并且逐渐整理着思路，这些其实是当时大背景的折光。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的问题提出来，在个人迷信的一统天下中扔了颗重磅炸弹。一声巨响之后，人们逐渐清醒。接着中共中央提出了双百方针，无数的人挣脱了教条主义的绳索，开始大胆思索。过去不敢想的，开始想了；不敢怀疑的，开始怀疑了；不敢说的，开始说出来了。
给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的头脑影响特别巨大的是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苏联小说《拖拉机手和总农艺师》介绍到了中国，成了年轻人的必读书，没有谁不知道娜斯嘉。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一篇比一篇轰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大学里恐怕已达到无人不读的普及率，主人公林震成了大学生最知心的朋友，干预生活成了许多同学的人生信条。它们把我的“社会责任感”具体化现实化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后来有人誇张地说这些作品简直成了制造右派的机器。
一九九九年意中友协在罗马举办了一次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请了三个中国专家参加，这三个人一个是王蒙，一个是四川作家朱炳宣，一个是我，三个偏偏都是右派。在一次招待宴会上闲谈时，我对身旁的王蒙说：“我也是你的受害者呢，当年林震那可是我的偶像啊！”
当然，此时说起这些往事，只不过是略带点儿苦味的笑话了。
八、入党辩论会
思想这东西很怪，只要你少给它一点儿限制，它就像决了堤的水一样，蹦着跳着冲出来向四面八方奔涌，并且把豁口越冲越大。
这时候我的脑子出奇地活跃，拦都拦不住地冒出一串串不轨的想法，说着一套套疯话。休学已满一年，病没全好，但我不愿退学，就回到了学校，这让我憋在心里的疯话，有了发表的机会。在新的班级我遇到了林锡纯。
林为人忠厚诚恳，才气十分了得，记忆力极佳，几乎过目不忘。他又勤于思索事事关心，重要的是他和我有共同的心路历程，于是一拍即合十分投契。我们俩把一个笔记本命名为“随感录”，你一页我一页把不轨的想法写下来。在班级的墙报上也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文章。
受到肃反教训的启发，我对当时盛行当乖孩子当驯服工具的主张十分反感。我认为应该有自己的头脑，独立的思考，如果让怎么想就怎么想，让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简直不能算是人，只是120斤加教条。
我主张无论什么事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思考来判断是不是对，不能盲从。就是毛主席的话，也得先想想对不对再去执行。这在当时就太出格了。
林锡纯也冒犯了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说人人都会犯错误，所以毛主席也会犯错误，要是不承认毛主席会有错误，那么至少毛主席说的这句话就是错的。从逻辑上看这话一点儿毛病没有。
当时我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和介绍人的谈话常常促使我思考入党动机问题。我想起现实中的一些情景。五十年代初天津市劳动局第一任局长姓陈，与我家有较多来往。这是个入城干部，进城以后就在天津最高档的住宅区五大道弄了一个独体别墅，并与一个远比他年轻的女干部同居。这位女干部是母亲的同事，我叫她小张阿姨。我曾经到他的别墅去玩，在大花园里他让人修了一个游泳池，小张阿姨穿着泳装在碧波中游来游去。陈局长笑眯眯地沉醉在他独家享用的出水芙蓉里。他是有家室的人，我见过他的儿子，有七八岁。小张阿姨在这儿的名分我不知道。但他是劳动局长，这样的人能真心地为劳动者办事吗？
我还想起解放初期天津市长黄敬的事。他经常在解放路的交际处举办舞会，用小汽车到圣功女中接一些有姿色的女学生去伴舞，很晚才送回学校。这些回忆使我不能不担忧，如果党内这样的人过多而且占据了领导岗位，岂不危险！
我建议建立一个制度，规定入了党的人应该比党外的人更吃苦更吃亏，待遇要比非党低，享受要比非党差，只有这样，功名利禄之徒才不想往党里钻，这样，吸收入了党的才会是真诚纯正的革命同志，从而保证党的纯洁性。这些也许是过于天真的理想，但我是认真的，说这话时我正在努力争取入党呢。
我还建议关注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我说，丰富了文化生活，还有利于少生孩子，解决人口过快增长问题。
我又异想天开地要给毛主席写信，建议他带头戒烟。列宁同志不是说戒就戒了吗！戒烟，对主席健康有利，对人民的健康有利，全民戒烟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干些对社会有好处的事业。樵一再制止我的冲动，认为太不现实，这信才没有写。
对现行的灌输式教条式的课堂教学方式我十分反感，主张开展自由的生动活泼的阅读、讨论、研究，鼓励培养自学能力和发表独立见解，否则是浪费时间消磨青春，只能培养庸才。
那时候我写过一篇杂文《论片面》，反对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官话套话。认为尖锐地指出缺点不等于否定成绩，也不等于片面性，否则人人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写的都是不痛不痒的八股文章，不利于批评的正常开展。我以为应该鼓励人民大胆讲真话。
就在这个时候，年级党支部委员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准备提交支部大会讨论。
这个支部会选择的地点有点儿大，是一间大阶梯教室，坐了能有一百多人，是个扩大会。会上介绍人和几个发言人对我的政治表现、工作和学习都相当肯定，认为已经符合入党条件。但是有的人在肯定了优点的同时还提出我近来在反对乖孩子主张独立思考方面过于偏激，应当注意改正。
在这种性质的会上，一般地说对批评意见应该表示虚心接受，或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保持沉默，通过入党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我固执地以为在这样的会上，我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必须说心里话，于是站了起来表示：一个自觉的共产党员，独立思考是绝对必要的，当乖孩子对党的事业没好处。
这个违反常规的反批评让会场炸了锅，一些本来委婉地批评我的同学也忽然旗帜鲜明地激烈地和我辩论起来，而林锡纯等一些同学起来支持我的观点，会场上马上形成了两派。驯服工具派认为太强调独立思考会模糊甚至脱离党的领导，而且当驯服工具是积极的，说“我们是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独立思考派则认为主张独立思考并不否认和脱离党的领导，但是不盲从，而当驯服工具的大前提就是驯服，所以不可能奋发，更谈不到有为。
会场乱了，你一言我一语争得不可开交，主持人没了办法，也没有表决，宣布休会。
这场入党支部大会变成了异乎寻常的也许是没有先例的辩论会，时至今日有些老同学还记忆犹新。有的同学说，你那时只要表示虚心接受或不言语，也就通过了，到现在你已经有五十年的党龄了。
我说这不大可能，如果靠说假话入党，我是什么东西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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