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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瑰宝汤飞凡(2)


----作者:京虎子

五、生命的绿洲

新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回到长沙,带来了卫生署的命令,政府财政困难,没有搬迁费。要求一切自筹,员工除北平旧人外一律就地遣散,仪器装备就地处理以节省运输费。

汤飞凡觉得,到昆明再从头贻d始,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生产。他心里隐隐约约感到,尽快恢复防疫处的日常工作至关重要。宣布了卫生署的决定后,他声明不照办。愿意去昆明共赴国难的一道去,必需设备装车运往昆明。

汤飞凡是个说干就干的急脾气,一改政府机关的拖拉作风,雷厉风行地在短短几天内卖掉了从北平带来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筹集了两千大洋,除了几件一时运不走的大件设备留在长沙外,其余设备装车出发。中国这支小得可伶的国家防疫队伍,押运着那为数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设备,跋涉到了昆明。

汤飞凡的急脾气挽救了中国防疫事业。防疫处离开长沙两星期后,日军逼近长沙,国军焦土抗战,是为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长沙成了鬼域,防疫处的房舍全毁,所留仪器也只剩了一个旧锅炉。殿后的两名职工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这台锅炉运到昆明。就是这台劫后余生的锅炉,日后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昆明成了大后方,许多机构迁到昆明,防疫处不过是个小衙门,汤飞凡怀里的三百银元,就是防疫处的全部资产。可是汤飞凡怀里还有几件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岳父何键知道他此去困难重重,特意写给云南政要的几封信。正是这千金难买的几封信,使防疫处在昆明借到了房舍,从银行贷到了款,于1939年初开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几种简单的菌苗疫苗和诊断试剂,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

但汤飞凡决不就此满足,他下一个任务是尽快建立防疫处的新址。日军的轰炸使他下定决心火速在郊区兴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块地方,不料被地方恶霸把持,先是不给,后来在高官的协调之下松了口,以为读书人好欺负,狮子大开口高出市价十倍。汤飞凡牛劲上来,搬动了云南王龙云,硬是以市价的五分之一要下了这块地。

地有了,可是没钱,汤飞凡三上重庆,卫生署还是无钱可拨。就在汤飞凡无计可施之际,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倒空卖空,就是迄今仍被人广泛用来盗窃国有资产的手法。他以所谓防疫处全部资产做抵押,从惠滇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借现金贷款,拆东墙补西墙加上透支。汤飞凡冒着随时被关进监狱的风险,于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处新址。

新址虽然没有日寇的轰炸,可是远离市区,防疫处首先要做的是安排好职工生活。处里设医疗室,从汤飞凡起,所有医学院毕业生轮流值班,小的内外科均能自己动手,而且还能接生,汤飞凡的独子就出生在这里。所内还办子弟小学。

随着昆明人口的日益增加,物价飞涨,职工的日子越发艰难。所幸汤飞凡所选新址有的是地,防疫处借本钱给职工,在汤夫人的带领下,养猪养鸡、种菜种花,除了自己用,每周日防疫处安排一条小船,满载自力更生的产品,到昆明市场销售。职工们在战乱中能安居,防疫处的业务得以恢复。

在汤飞凡之前,防疫处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疫苗和血清,汤飞凡貌7b为,防疫处不能只生产不研究,而且在抗战时,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机构进行微生物研究,防疫处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出于这个目的,汤飞凡广泛罗织人才。到1942年,防疫处发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学毕业生十五人,这批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经过汤飞凡的调教,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骨干。

绿洲建好了,汤飞凡开始实现他早在长沙时为防疫处绘画的蓝图。汤飞凡心中的防疫处,应该象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New York State health Laboratories),着眼于控制传染病,他貌7b为中国应该有同样的中央机构。然而在中国,疫苗、血清的供应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除防疫处外,许多私人办的实验室也在生产。由于利润高制造容易,大家蜂拥而上,大多数产品质量很差,事故频繁而无人过问。即便是中央防疫处本身的水平也不高。

汤飞凡完全改造旧的结构,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参考国外,汤飞凡建立了技术管理制度。在产品上,停止生产无效或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增加当时防疫需要的新产品,改进了各种菌种。经过一段时间,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正是因为这次整顿,为日后支持盟军滇湎作战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业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于昆明西山。

在防疫处各项工作进入正轨时,汤飞凡的下一个目标是生产国产青霉素。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自弗莱明发现后,1941年研究出了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以临床应用。虽然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于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知道,可是前方的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后方的民众因为疾病流行而丧生。在汤飞凡心中,有些事终归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著。终于有一天,技正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三十株,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

一只普普通通的旧皮鞋,穿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脚上,做着不普通的事业。

六、中国不亡

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进行生产工艺的研制。一个步骤是一段艰辛的故事,一个步骤是一段奋斗的历程,终于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国人因为它度过难关。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科学(Nature) 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霉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

多少年后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实际上是抗战时期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写照。这些勇于担当责任的中国防疫勇士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中发现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种过牛痘苗但未发痘,因此怀疑是牛痘苗失效。当时盟军所用疫苗均运自英美,唯独牛痘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对中国用的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于是用印度苗与中国苗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中国苗比印度苗毒力稳定,而且发痘率高。

盟军因此注意到远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派专人考察,给予防疫处很高的评价。防疫处不仅产品质量获得国际好评,而且实验室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承认。防疫处检定室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改由防疫处供应。

中央防疫处的任务和责任骤然加重,不仅要生产高质量的疫苗和血清,供给在滇湎泰作战的盟军,还要及时发现诊断该地区的传染病,并且尽快制备防疫用品,事关盟军的战斗力。此外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还要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甚至支援陕甘宁边区。

正是由于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以狂犬疫苗为例,国外的疫苗接种后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现严重反应,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处用中国天坛株制备的狂犬疫苗的盟军,没有发生一起意外。

云南一向流行斑疹伤寒,对在缅甸和泰国边境的盟军也是一种威胁。中央防疫处于1943年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并用于盟军免疫。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发生了一种“不明热”的流行,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专家为主的斑疹伤寒考察团对此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于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细菌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每一个举措都事关重大。汤飞凡率领着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谋。试验室如战场,疫情就是命令。有人前线流血,有人后方抗敌,安静的滇池关系着连天的烽火,昆明西郊那一百多人足顶十万甲兵。

1945年8月15日,汤飞凡拿起电话,对方驻昆明的美军军医。他们提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个想要通知的,是他们心目中一位真正的中国人。

胜利的消息在西山传开,胜利的喜悦和笑容在每一个防疫人脸上。汤飞凡宣布放假,当晚在家中小客厅举行酒会。大家尽情地狂欢。

小客厅装不下几百人,大家索性在湖边狂欢。而汤飞凡却离开人群,回到书房,默默的背诵起少年时记下的、令每一个湖南人读罢怒发冲冠、热血沸腾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七、再一次选择

抗战胜利了,防疫处要再一次搬迁。卫生署让汤飞凡在三个城市中选择:上海、南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汤飞凡不喜好官场气息,而且昆明这几年的经验让他体会到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上海的繁华和纷乱让他却步,而北平的文化气氛和悠然的生活节奏使他下决心搬回北平防疫处原址。而且他知道,经过日本人的经营,天坛旧址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有极其完备的疫苗和血清制造设施,相当大的实验动物室,完全可以用于大规模的科研和生产。

此时的汤飞凡野心勃勃,憧憬着创建全国性防疫和生物制品系统,因此除昆明设分处外,在上海也设立了分处。可是等汤飞凡赶到北平天坛,大吃一惊。

在中国接收人员到达以前,日方在一周内破坏了全部设备,将器材用坦克压碎,菌种血清销毁,动物杀死后深埋地下,留给汤飞凡的是破烂不堪的、空荡荡四面漏风的几栋建筑物。抗战结束了,可汤飞凡心中的中日交锋还没有结束,怒火中烧的汤飞凡决定在这里建设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产基地。

几年后,日本人所作所为的真正原因开始大白于天下。1949年初,汤飞凡的学生钟品仁来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库,在满地的垃圾之中,发现了六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经过培养实验后,发现前五个试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试管的毒性已经消失。这些由于日本人的疏忽而没有来得及毁灭的证据,证明日军在此进行长达七年的细菌战的研究,

汤飞凡这时才知道他的对手、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大本营原来就在中央防疫处旧址。日本人在这里研究策划细菌战的时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央防疫处这个令他们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汤飞凡这个令他们恨之入骨的中国人。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到北京天坛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根据这些最新线索,花了两年时间收集采访,使日寇细菌战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俘虏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外,他们还发现1943年北平的大规模霍乱流行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他们用全北平人作他们的细菌实验对象,夺去了两千条人命。

汤飞凡决定重建天坛总所,可是依然没有经费。吉人天相,汤飞凡这次有了别的办法,他在昆明结识的美国人谢拉曼此时担任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拨给汤飞凡几批救济面粉。当时市场粮价爆涨。汤飞凡用面粉支付了施工和设备费用,于1947年元旦建成了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这几批面粉后来却给汤飞凡带来了大麻烦。

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于1948年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汤飞凡认为,除青霉素外,将来还要开发生产其他抗生素,所以命名为抗生素室。这个室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当时中国没有实验动物业,汤飞凡在北京西郊建立实验动物饲养场,能够饲养繁殖实验动物,并且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实验动物人才。在新址修建过程中,防疫处于1946年春已经开始恢复生物制剂的生产。

一天,马海德带来一位客人,是军事调解处军事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苏井观,请求汤飞凡紧急支援十万支牛痘苗,以扑灭张家口一带暴发流行的天花。汤飞凡领人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订货,为扑灭天花流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超越党派的科学态度给共产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汤飞凡虽是国民党高官贵婿,政府官员,可是他从骨子里是个学者,对政治毫无兴趣。抱负远大的中共开始注意汤飞凡这位知名学者。

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里,防疫处除了旧有产品外,还生产了用于预防结核的卡介苗,和用于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按汤飞凡的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是内战使该计划成为泡影。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北平党政机关或撤走或瘫痪,卫生署电令汤飞凡于广州设分处以备南迁。

一封电报后再无其他指示,汤飞凡屡次催问,皆石沉大海。他只能亲赴南京,于11月中旬离开北京。到南京后一无所成,心灰意冷的汤飞凡来到上海租界,决定接受哈佛的聘请,举家移居美国。

时间已经是1949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横渡长江,汤家的大件行李已经运往香港,几个小时后全家飞往纽约。夜不能寐的汤飞凡最后一次巡视各个房间,走到书房时,汤飞凡突然改变了注意。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他不甘心。

这一次是汤飞凡自己选择了人生最后的道路。

汤飞凡在上海等待北平的消息,北平也在等他。北平解放后,已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长的苏井观来到防疫处,命令保护汤飞凡住宅,一切保持原状。上海解放后,北平立即要求上海军管会打听汤飞凡的消息,得知人仍在上海,军委卫生部正式去函,欢迎汤飞凡回来主持防疫处工作。7月平沪线修复通车,上海军管会安排汤飞凡乘第一班火车回到北平。

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从上到下真心实意充满信心地建设新中国。这种前所未有的热潮也感染了汤飞凡。1950年防疫处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1951年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传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努力下1951年产量比1949年增加七倍,月952年又比上年增加十三倍。

建国后,根据汤飞凡等专家的建议,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痘,生物制品检定所承担了牛痘苗的生产任务,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十六年。

1954年,汤飞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不住的冲动,他要做一件中断了将近二十年的事情,他的毕生之役。

八、两个人的轨迹

在各项工作进入正轨以后,汤飞凡申请卸去日常事务,回到实验室重新进行中止近二十年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卫生部批准了这一申请。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何为沙眼了,可是在1954年,沙眼流行极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在中国沙眼发病率55%,致盲率5%,边远农村患病率达80%-90%,所谓十眼九沙。研究沙眼病原体,从而找到预防治疗的方法,在当时的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但汤飞凡研究沙眼病原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国家嬴弱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把日本当做奋斗的目标。特别是英美派的汤飞凡,一直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从心里暗暗下定赶超日本人的决心。正因为这样,他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成果也比别人多了一些怀疑和保留。

战前的日本人在微生物领域除了北里柴三郎这位大师外,还有一位翘楚,而这个人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日本被人为的遗忘了。

日本名作家渡边淳一年轻时就读于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日本战前除了北里柴三郎外,还有一位国际知名的细菌学家野口英世。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在血清学、小儿麻痹、狂犬病,防治梅毒等方面都取得过显著的成绩。1928年赴非洲研究黄热病,不幸感染此病身亡,成为第三个因为研究此病而献身的科学家。但在日本的细菌学教材中却没有他的名字,如此知名的人物肯定不会漏掉,而是因为某种原因被删除了。难道是因为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的缘故?

野口英世这个名字一直留在渡边淳一心中,成名后,渡边淳一历时八年之久收集材料,于1979年完成的长篇巨著《遥远的落日》,荣获日本第十四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这篇巨著使野口英世在日本被重新发现,并受到了极高的尊重,许多日本人,特别是青少年将其作为学习的楷模。

渡边淳一并没有如实地写出为什么日本细菌学教材删除了野口英世,使他难以启口的故事涉及一个中国人,一个让日本人不得不从心里佩服的中国人。这位叫汤飞凡的人生轨迹与比他大二十岁的野口英世的人生轨迹在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上会合在一起。

沙眼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的纸草书中就有记载。更有人认为根据“黄帝内经”,公元前2600年中国便有此病,但世人还是将埃及称做沙眼的故乡。正因为沙眼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危害巨大,自现代微生物学创立始,沙眼病原便极受重视,七十年间始终没有定论,成为微生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科学家所争议的是沙眼病原为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1887年,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寇霍从埃及沙眼病人中分离出一株杆菌,称为寇-魏氏杆菌,宣布发现了沙眼的病原,开始了沙眼细菌病原说。但该杆菌很快被证明是引起埃及流行的另外一种病:眼结膜炎的罪魁祸首。按照这个思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三十多种细菌曾被冠以沙眼病原,又被一一否决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说开始抬头,从二十世纪初在沙眼病人眼里发现包涵体,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证明沙眼材料滤掉细菌仍有感染性,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似乎站了上风。

就在这时,野口英世的一篇论文引起了轰动。1928年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离到沙眼病原菌,并能在猕猴眼结膜上引起类似人类沙眼的颗粒性病变,故称为颗粒杆菌。

微生物界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包括当时人在美国的汤飞凡。一直从事实验技术创新的汤飞凡认为野口并没有用与传统方法有多少不同的分离方法,就解决了微生物学三十多年的难题,轻而易举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一些细菌学家用野口英世的方法并没能重复结果,

野口英世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但也有他本身的缺点,如由残疾而引发的自卑心理、好大言等等。沙眼病原体的发现不被肯定,野口英世受到的打击很大,他迫切希望在黄热病研究中作出成绩。到非洲后不久,野口从一个病人血中分离出钩端螺旋体,在未能重复的情况下断然宣布是黄热病的病原。

野口英世再一次失误了,很快查明,给他提供病理材料的医生误诊,野口英世拿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出血性黄疸的样品。此后不久,野口英世死于黄热病。盛传是因为连续的两次失误使野口英世羞愧万分,自卑心理占了上风,故意使自己感染上黄热而自杀。

1929年春,刚回到上海的汤飞凡在实验室草创,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开展研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重复野口的实验。一个中国人出于怀疑的动机,重复一个以身殉职的日本巨人的工作,汤飞凡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

上海的沙眼病人有的是,他和著名眼科医生周诚浒合作,选出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严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经过七个月的实验,分离出各种常见细菌中只有一次是野口所说的颗粒杆菌。用这株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没有产生沙眼症状。

汤飞凡的结果发表后,激怒了以野口英世而自豪的日本人,恰巧这时一些细菌学家包括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专家发表文章,相继证实了野口关于沙眼病原的工作,汤飞凡一下子置身风口浪尖,他所要捍卫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人的尊严。

科学本应是超乎世俗的,但往往被世俗所累。科学家本应超乎民族国界的,但每每要背负祖国的责任。真正的科学家是敢于担当这种责任的,汤飞凡正是这种人。

从1932年到1935年三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比较了各种菌种包括野口的原始株,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终于证明该杆菌无致病性。汤飞凡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汤飞凡的结果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日本人无话可说,野口英世就这样从日本细菌学教材中消失了。

1937年初从英国进修回来后,汤飞凡打算继续研究,寻找沙眼的真正病原。他不愿做一个批判家和验证人,日本人没有办到的事,中国人要办到。可是恰恰是日本人使汤飞凡不得不中断沙眼研究,从抗战开始,到汤飞凡重新研究沙眼病原体,一晃就是将近二十年。1954年,经过抗战磨炼的汤飞凡,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他要结束心中的中日战争,了结二十多年前的恩怨,让日本人心服口服。

1954年,汤飞凡57岁。野口英世着手分离沙眼病原体时也是57岁。两人生命的轨迹在此碰撞,一个因此堕入深渊,一个因此步入了辉煌。

(待续)


转自《江湖烟雨夜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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