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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谢声显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一)

一、看守所

上个世纪的20年代,川军将领杨森驻防万州时,曾在城北荒僻的山坡上建了座北山公园。后来因杨森败走,公园便逐渐荒废,有人就利用公园的部分地盘,修了一座小学。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大炼钢铁那一年,人民政府在紧邻小学的公园废址上,建了一座看守所。
  
如果站在城北的都历山上,随意向下一望,便能看到有一座好似“同”字形的灰黑色建筑依山就势地粘在市郊山腿上,只不过“同”字的外边两竖张开得象个“八”字。那就是万县市看守所。它外圈的“八”字形是架着铁丝网的灰色高墙,北边最上端的高墙内,有一座灯塔形状的了望塔,下面右边伙房外即是后门。“八”字内里的口字便是24间砖石结构的青瓦平房。万县市看守所每个仓的牢门都是朝室内开,除了门后那块约1.5平方米的水泥地外,室内都是离地80公分高清丝严缝的柏木仓板,人犯们吃喝拉撒都在上面。
  
我所在的16仓是个长方形,约18平方米。面临天井的那面墙上有一扇厚厚的牢门,门板中间有个约8寸见方,称为“风门”的了望孔。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还开有一个长约1.6米,高约0.4米,窗框内密密地装着姆指般粗细铁栅的透气窗,窗下靠墙放着土陶的马桶和夜壶。顺着稍长的两面墙,脚抵着脚地排列着两行铺位。由于看守所是依山就势地建在山腿上,不象在平地上的建筑,所以不那么规范整齐,天井北边就筑了两层台阶,有8个仓在两级台阶上。因此,房屋的面积也就难以统一,但全所除了两个单间外,其余的仓房也都在18-20平米之间,门窗仓板和马桶夜壶的安放完全一样。
  
修建这看守所时,当局者为了便于监管,曾特别要求设计者必需将所有牢房的木门和铁窗都一律朝向中间的水泥天井。这种设计确实方便了监管,里面的人们看不到背后的高墙和天空,就不容易胡思乱想。但由于空气无法对流,牢房里的气味常年便浑浊不堪。特别是夏天,由于不通风,关的人又太多,狭窄的牢房里就似蒸茏一样,闷得住在里面的人汗如雨下,经常有人中暑后被抬出去急救。文革时期,关在里面热得几乎晕倒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副市长就诚恳地感叹:“这监狱还是我当公安局长时主持修建的,当时我怎么就只考虑到要将人关得牢实,没想到住在里面会这么难受!”
  
监区最低处的南边也并非缺口,沉重的铁栅门外是一幢老旧的黑色楼房,三楼一底,百叶窗木楼板,还是修北山公园那个时代建成的万县市国立图书馆。“大跃进”后,就作了看守所的办公楼。万县市看守所的吊牌就挂在楼下的石门框旁。顺着坡儿下去10多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万县市中队的营房,市中队的主要任务便是警戒看守所。再下几十级石阶,便是公安局的后院了。前面抓,后面关,很方便。
  
虽然监狱和公园的性质相去甚远,但关在里面的和在里面关过的人却顽固地仍称此地为北山公园。进北山公园了;在北山公园里呆了多久。等等。
  
据说,各地看守所对牢房的称呼并不统一规范。或室或号或仓。各有各的叫法。
  
万县市看守所内称牢房为仓。
  
刘所长曾敞着制服双手撑在办公楼后墙的巡廊栏杆上,对排列在天井里的我们训斥:“老子就像个保管员,不问家伙们是什么案由进来的,也不管谁以后会被敲沙缶、谁要送去挖硫磺,还有哪些人会被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地接回去;那些事儿都不该我管,老子只管收和发,进出数儿不错,就算完成了任务……”
  
看守所的牢房称之为仓,想来最确切。
  
文革一开始,我家便被官办的“红卫兵”抄了。不是因为作过资本家的父亲,被抄的对象是我这个青年工人。我20岁了,连共青团都入不进去的人,却被戴上一顶写着“埋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的高帽被多次批斗。
  
我17岁到贵州修铁路,文革爆发时,才回到万县市不满1年,又常在不同的工地上干活儿,能找到我什么问题?加之前几天我一看到城里有人被抄家,立即联想到读初中时自己那本日记引起的麻烦,当晚便将家里所有的书信笔记和一切写过字的纸都烧得净光,连纸灰都扔进了长江的激流中。因此,他们十几个人翻天覆地地搞了许久,结果除了拿走一堆国家办的出版社正式出版并由新华书店卖出的小说,什么可以借题发挥的东西都没找到。
  
可见经验确实是最好的教师。
  
虽然抄家的人很失望,但运动初期各地的“文革领导小组”都是这样选取运动对象的。既然被上面内定了,我还是在劫难逃。说来现在的青年可能难以置信,由于从我家抄走的“罪证”只有小说,每次批斗会上的主题便是追查我读过些什么“封、资、修”的作品。
  
当年,全中国要求“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步子”。据说爱看书的人思想就复杂,就不好统一。有人就提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理论,知识分子统统被打成了“臭老九”,各地工厂农村,凡是平时爱读点书的人,无不跟我一样遭了殃。
  
我就只得每天交待几部自己读过的古典、现代、还有俄罗斯的小说,并简述一遍内容。因为当时认定,凡古代的都是封建主义,文革前的都是资本主义,而俄罗斯就是苏联,苏联的一切便是修正主义。连著作等身的郭沫若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自己以前写的所有书籍全是资本主义毒草,要求有书的人都将其烧掉。我那些买来借来的小说自然也全是宣扬封、资、修的毒草了。
  
每当我交待过后,主持人就煞有介事地翻弄一个本子,然后大弧度挥着手厉声喝斥我没有交待彻底。下面就喊口号:“打倒不老实交待的谢声显!”“顽固不化死路一条……”。第二次批斗时,我只得又交待读过的三两部古典、现代、俄罗斯的小说,还是简述一些内容。主持人又煞有介事地翻那个本子,厉声喝斥我没有交待彻底。下面又喊口号:“打倒不老实交待的谢声显。”“顽固不化死路一条……”虽然批斗会开得轰轰烈烈,其实我心里并不慌。哪些所谓毒素是我在人民政府开的书店和图书馆里弄来的,即使到了“运动后期”要对我进行处理,又能给我这个买书借书的人定个什么罪?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斗了四、五次。我每次都有新内容交待,有些参加批斗的革命群众也听得津津有味,在我简述毒草内容时还吼:“说详细点!说详细点!”后来,好象主持人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对之处,就宣布“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谢声显基本交待完了。”我还假积极地说:“还有,我还有中过的毒没清理完,要交待出来请革命群众帮助我彻底地消毒。”但主持人却不让我再交待了,要我老老实实在劳动中改造思想,等待运动后期的处理。
  
天凉之后,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肩负伟大领袖的嘱咐,纷纷南下串连,当时叫“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
  
万县市座落于长江三峡之首,自古川江不夜航。任何人由重庆乘船东下,都必需在万县港停泊过夜。因此,我们这临江的小城就天天有北京红卫兵上岸来。他们钦差大臣一样,大声教训地方官员,四处散发传单,在人群聚集之地宣传中共中央的《十六条》和10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小地方的人们就知道了官办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整我们这样的运动对象是“反动路线转移大方向”,“应当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地方官员们便被“中央精神”打闷了,惊惶失措不知咋办。干柴一般的群众便被北京来的火星点燃,纷纷响应号召,起来成立造反组织。很多当初被整的人都踊跃地投身进去,名正言顺地狠整那些刚整过自己的“形左实右派”。我却考虑到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不敢去沾政治的边,就当了“逍遥派”,什么组织都没参加,一直老老实实地上班干活儿。后来在“牛棚”里,专案组内查外调地搞了几个月,竟惊奇地发现,我在文革中没正式参加过任何组织。
  
武斗开始后,由于我天天还在木材公司工场里拉大锯改料,就被当时人们俗称为“保皇派”的人诬作“造反派”的暗探,抓进他们据点里几乎被活活打死。我侥幸逃脱后,就被逼上梁山,只好跑进造反派的地盘。为了能免费治伤和吃饭,就在派报《前沿炮声》里当了一名记者。8月份大规模的武斗告一段落,军队的支左小组要求搞大联合,3个本地区最大的组织就共同办了一个《江城战报》,我也被联合了进去。铅印的周二刊, 邮局发行。
  
那时候真是运动不断,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我在文革中虽然自始至终目睹了所有武斗的经过,却从未拿起枪上过战场。我只写过一些通讯报导,后来又编过副刊。我虽然是一个身强体健的青工,在文革中却只搞过“文斗”而没有任何“打、砸、抢”的行为。但在1970年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却在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被人们俗称为“牛棚”的集中营里面关了近半年。我的罪行是私下说过那位“永远健康”的接班人林副统帅的尊容生得象奸臣。
  
通过多次批斗式的帮助,我充分认识到那句话的严重性,一旦落实,后果不堪设想。但我也知道,这句话除了一个检举人外,专案组没找到任何旁证。当时我国虽然既无《诉讼法》也无《刑法》。但即使在那无法可依以言定罪的时代,仅一个人检举谁说了什么,而没有另一个人作旁证,除非被检举人自己承认,还是不能定案的。否则,人人乱咬一通,真要天下大乱了。因为没有旁证,为了逃避制裁,我就不管大会批小会斗,咬紧牙关抵死不认帐。还坚持说,我听那位检举人说过这句反动话。
  
在牛棚里的300多名“学员”中,我年纪虽轻,却是经历过几次风雨的“老运动员”了,以前几次又都被我侥幸滑脱。就自以为这次没被揪住尾巴,产生了骄慢之心,自然便有满不在乎的言语流露出来,就成了态度十分不好的一个。由于经常跟专案组唇枪舌箭,很多“学员”都暗中对我竖大姆指。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不料此时上面又制定了一个司法原则叫“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也就是说,你不管犯了多大的事,只要掌权者说你认罪态度好,便可免于处罚。反之,不管你有无问题,只要得到一句态度不好的结论,就会受到从严处理。
  
1970年6月26日,在东方红广场举行的号称全市10万人参加的“宽严大会”上,我作为“从严”的典型,在一片森林般举起的手臂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突然被推上台去反铐着双手,胸前还挂了一块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另有几个证据确凿的贪污、盗窃,武斗时杀过人的家伙,却因所谓态度好,被当场宣布“从宽”免于刑事处分。
  
“宽严大会”结束后,我和当天同台“从严”的18个人一起,被推上了驾驶台顶上支着机关枪的几辆大卡车,在刺刀雪亮子弹上膛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陪伴下,巡游了全城的主要街道。就直接被送进了北山公园的看守所,关进了第16仓。
  
我当时24岁,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
  
不知是由于当时抓人太多,办案人员忙不过来?或是因为我在牛棚里一直拒不认帐,认为我这案子还需补充证据?所以当我被抓进去后,就一直没人来提过审。我就象被遗忘了。
  
我进监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副统帅突然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民公敌。我的罪行就自然不成立了。
  
那些年,北山公园内经常关有约200名人犯。除了那些流氓、强奸、盗窃、赌搏之类的刑事犯罪分子是随时在抓随时在判,判后即送往劳改的硫磺厂外,还有150多名“文革犯”被泡在里面。这常挂在办案人员和在押人犯口中的“泡”字真确切极了!泡菜坛里不是有10年20年的酸萝卜么?我进北山公园时,同仓有个朱必成,就已经被泡了3年多,他的卷宗内还是个拘留待审。
  
当时有句俗话说中国的监狱:“风就吹得进去,雷都打不出来。”我就在北山公园里被泡了两年零10个月,直到1974年4月25日,才被无罪释放。
  
“文革”开后始,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冲击,然后就一直处于瘫痪。公、检、法机关自然也不例外,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合一,由一个名叫“公检法军管会”的机构取代了。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一切执法和司法的依据就是上面的文件和领导的讲话。说白一点,根本无法可依。
  
在无法可依的形势下,当年的司法界就有一句流行语:拘留无限期。
  
由于尚未定罪,看守所内的在押人员的正式名称现在是“犯罪嫌疑人”,我们当年被称为“人犯”,而不叫犯人。拘留待审,就是说你还在等待审理。为了不妨碍侦查,你就不能享受劳改埸所的犯人拥有的劳动、通信、家属探视等权利。你得长年累月地被隔离在幽暗的囚室内,以免你与同案的家伙们串供。如果当时看守所内允许送进“红宝书”之外的书籍,那些什么都缺乏唯独时间富裕得难以打发的人犯中,很可能要出一些学问家。
  
在那特定的环境里,就因为无所事事的时间太多,就发生过许多特别的故事。
  
这里我讲一个我所在的16仓发生的故事,用一些草民的经历,来证明中共中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政策之英明。

(待续)

感谢作者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一)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二)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三)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四)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五)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六)
第二章 新叶经霜(一)
第二章 新叶经霜(二)
第二章 新叶经霜(三)
第二章 新叶经霜(四)
第二章 新叶经霜(五)
第二章 新叶经霜(六)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一)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二)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三)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四)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五)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一)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二)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三)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四)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五)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六)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一)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二)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三)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四)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五)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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